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的核心是态度，所以说，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其实还是一个人做事做事的态度。

命运虽然无常，但抛开主观上不可控的因素，我们还是可以用改变态度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在历史上一些大人物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是我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合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这四人之中，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尤为特殊。

有人说，李鸿章身上有曾国藩的影子，他完全接受了曾的衣钵。从事业上来讲，二人确有传承关系，但就为人处世的态度来讲，二人差别很大。

曾国藩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读书人，十分注重个人修养，在他身上，既有谦谦君子的一面，也有虚伪做作的一面。

李鸿章不重品性修养，他讲求实用主义，不肯下“笨功夫”，更加热衷于取巧。用曾国藩的话说，李鸿章一直在“拼命做官”。

这种人生态度，既让李鸿章在晚清乱局中翻云覆雨、辗转腾挪，却也让他年轻时代吃了不少亏，以致年近40岁还一事无成。如果没有遇到曾国藩，青年李鸿章估计已经泯然众人。

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小村庄，家族虽世代务农，却一直有读书的传统。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一代，李家终于时来运转：李文安考取了功名，与他同年进士及第的还有一个湖南小伙子，名叫曾国藩。

李鸿章家中排名第二，他少年得志，17岁考取秀才，后进京拜在曾国藩门下，24岁时又高中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从此鲤鱼跳龙门，一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然而，决定人生走向的往往是一个人的态度，而绝不仅仅是智商与才华。

对翰林院编修这个“金饭碗”，李鸿章根本瞧不上眼。在他看来，读书只是为了发迹，学问也只是敲门砖。他要的是封侯晋爵，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靠读书。

当时，太平天国兴起，大清的正规军屡战屡败，反倒是湘军这种自筹自建的土民兵越战越勇，其***曾国藩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于是乎，自己的老师就成为了李鸿章的效仿对象。但此时的李鸿章只想走捷径，却不知曾国藩背后下过多少“笨功夫”。

曾国藩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晚清做出一番大事，与他倔强刚毅、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有很大关系。

在曾国藩看来，人生要成就大事，就要有倔强进取的精气神，要立志“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

而要做大人物，不是靠取巧、靠取悦别人，而是要靠自己。这就是他所说的“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他从不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而是认为只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有人帮助自己。只有自强，才能真正成功。

曾国藩认为，要成功，就要下“笨功夫”，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他把这种看似笨拙的专心比作是“挖井”：但凡是挖井，就不能求数量，而要坚持挖一口井，一直挖到它出水为止。如果挖不出水来就轻易放弃，再挖第二口、第三口，这样终究挖不出水来。

他还把这种持之以恒的“笨功夫”比喻成“种树”，所谓“十年树木”，需要的就是恒心与耐心：播下种子，施肥浇水，静待花开。

对于艰苦努力后的失败，曾国藩同样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成功就是从这些艰苦的磨练之中生长出来的。

曾国藩带兵，数次遭遇惨败，他本人也曾身临绝境，一度灰心丧气，甚至要投水自我了断。

但他从来没有被敌人彻底打败，而是在失败中完成了人生蜕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人在身处逆境之时，拼的不只是智慧和才学，更需要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只有咬紧牙关，“打脱牙齿和血吞”，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可是，青年时代的李鸿章，他逢迎取巧，喜用手段，幻想着可以用走捷径的办法获得成功。

然而这个世界的真理往往是：成功的人下笨功夫，自作聪明才会取巧。

1853年，太平军大举东征，从武昌沿江而下，一路攻占安徽首府安庆，目标直指南京。消息传到翰林院，众皆哗然，唯独李鸿章惊喜万状，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资格，李鸿章怂恿老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而且奏折都给他拟好了。

动动嘴就能表忠心的轻巧活，吕贤基当然也是来者不拒。

可是没想到，咸丰帝这回却玩真的了：爱卿不是建议立即组织兵马收复安庆吗？既然有这份孝心，朕那就命你到安徽组织团练，征讨贼军。

吕贤基肠子都悔青了，现在连正规军都打不过太平军，更何况是民兵团练，搞不好还要掉脑袋的。

于是，又气又悔的他找到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吕贤基把当时给自己出馊主意的李鸿章也给拉下了水。

结果，这对难兄难弟回到安徽还不到三年，吕贤基因兵败而投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顶不住压力郁郁而终。

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弹劾也纷至沓来，李鸿章被削夺兵权，赋闲在家，人生第一次被打回了原形。

只有自己足够优秀，肯为成功下苦功夫，才会有人帮你。否则，任何的取巧与逢迎，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弄巧成拙。这一点在李鸿章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作为普罗大众，唯有拼尽全力，才能走向成功。但在成功的道路上，无论你多么聪明，都无法逾越下“笨功夫”这3个字，即便强如李鸿章，也别想动动嘴就能万事大吉。

现在很多人羡慕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总认为有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殊不知，总想一步到位、一夜暴富，人不但会变得焦虑，反而会丧失目标，误入歧途。

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就要像当年的曾国藩一样，放弃“加速”、“超车”、“取巧”的幻想，以“拙诚”的精神对待和事业。“笨功夫”看似很慢，其实却是最快的。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朝宣告灭亡，被称为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出现了不少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其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4人，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中，谁的官职最大，爵位最高，谥号最尊？

一、官职

曾国藩做过的最高官职是武英殿大学士，李鸿章做过的最高官职是文华殿大学士，左宗棠做过的最高官职是东阁大学士，张之洞做过的最高官职是体仁阁大学士。

清朝时期，所有的大学士都属于正一品。官员当上了大学士，就等于“位极人臣”了。这样一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官职为同一个级别。

不过，就算是同一个级别的大学士，也有排名先后。清朝大学士分为“三殿三阁”，即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如果四大中兴名臣同时上朝，他们在站位一定是李鸿章第一、曾国藩第二、左宗棠第三、张之洞第四。

二、爵位

1864年7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结束了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廷随即将曾国藩封为一等毅勇侯。

1864年，左宗棠率部收复了浙江全境后，被清廷封为二等恪靖伯。1876年，左宗棠挥师西征，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为中国圈回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创造了晚清领土失而复得的奇迹。清廷为了嘉奖左宗棠的功劳，封为二等恪靖侯。

1864年，李鸿章率部收复了江苏全境后，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1901年，李鸿章奉命签订《辛丑条约》后没多久，就“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因病去世，被清廷追封为一等肃毅侯。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中唯一没有立过战功的人，因此终生没有获得爵位。

如果以生前实际获得的爵位而言，曾国藩最高，左宗棠其次，李鸿章第三，张之洞最低（没有爵位）。如果算上死后追加爵位，那么曾国藩依然最高，李鸿章第二，左宗棠第三，张之洞最低（没有爵位）。

三、谥号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62岁。清廷辍朝三日，并追赠谥号“文正”。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时，病逝于福建福州，享年74岁。清廷闻讯，追赠谥号“文襄”。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享年79岁。清廷追赠谥号“文忠”。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于北京白米斜街寓所，享年73岁，清廷追赠谥号“文襄”。张之洞的谥号与左宗棠一样。

“文正”“文襄”“文忠”这3种谥号，哪个最尊呢？

按照清朝礼仪制度，“文正”谥号最高，排名第一。有清一代，近300年里总共只追赠了8个“文正”谥号，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在“文正”之后，“文忠”排名第四，“文襄”排名第二十三。

所以，曾国藩的谥号最尊，李鸿章其次，左宗棠和张之洞最低。

其实，在官职、爵位、谥号之外，还有一种东西，也能体现官员的身份、地位和待遇。那就是花翎。

花翎是官员头顶上的一种冠饰，又叫顶戴花翎。花翎分为三眼花翎、双眼花翎、单眼花翎三种。三眼花翎最尊贵，双眼花翎次之，单眼花翎最低。

清朝立国近300年间，获得三眼花翎的大臣屈指可数，总共只有7人，李鸿章名列其间。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都只获得过双眼花翎。

晚清虽然腐朽，但仍有几位能影响国运走向的能干权臣，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李鸿章三人。这三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彼此牵连极深，但又经常磕磕绊绊，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走完了一生。 那么，他们3个人，谁的官职最大，爵位最高，权力最重呢？ 一论官职 1867年6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被朝廷补授为体仁阁大学士，一年后又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清朝沿用明朝制度，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一职。所以，虽然曾国藩公务繁忙，没有就职，但仍然算是拜相了。 1874年8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补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久又补为东阁大学士。清朝大学士分为「 ”三殿三阁”，即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与武英殿大学士级别一样，都是正一品。不过，如果曾国藩和左宗棠同时上朝，曾国藩的排序在左宗棠之前。 1868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被朝廷补授为协办大学士。1895年，李鸿章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利，被朝廷问责，革除了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职务，只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官衔。文华殿大学士排名还在武英殿大学士之前。 假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同时上朝，他们的站位是李鸿章第一、曾国藩第二、左宗棠第三。 二论爵位 1864年7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克了天京（今南京市），宣告了太平天国的灭亡。清廷以曾国藩功劳最大，将封爵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据称，当年咸丰皇帝在临死前，遗命谁攻克天京，就封谁为郡王。然而曾国藩攻克天京后，清廷食言而肥，只封了一个一等毅勇侯。 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后，清廷对湘军、楚军、淮军进行嘉奖，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伯。1876年，左宗棠挥师西征，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为中国圈回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清廷为了嘉奖他的功劳，封爵为二等恪靖侯，比曾国藩低了一个级别。 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后，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时候，李鸿章的爵位比左宗棠高。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晋封为二等恪靖侯，又超过了李鸿章。1901年，李鸿章奉命签订《辛丑条约》后没多久，就因病去世，朝廷追封为一等肃毅侯，又超过了左宗棠。 总体而言，曾国藩爵位最高，李鸿章其次，左宗棠最低。 三论权力 曾国藩创建了威名显赫的湘军，历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是首屈一指的地方实权派。他的门生和弟子更是满天下，遍地督抚都是出自湘军这棵大树。不过，曾国藩唯一的遗憾应该是没有做过军机大臣。 左宗棠以举人的身份走上仕途，又创建了能打硬仗的楚军，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也是不容小觑的实权人物。晚年时，左宗棠又两次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这就意味着，他既有宰相之名（东阁大学士），又有宰相之实（军机大臣）。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创建了淮军。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匆忙裁撤了湘军，而李鸿章坚决不撤。正因为此，李鸿章在曾国藩和左宗棠死后，还能在「 ”权力的游戏”里占有一席之地，为朝廷所倚重。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建立了北洋水师，几乎控制了清朝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手中权力之重，不是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所能相提并论。 因此，在北洋水师建立之前，曾国藩权力最重；北洋水师建立之后，李鸿章权力最重；左宗棠没有自己的人马，且不善于建立关系网，在这3人之中权力最低。

要了解他们谁的官职高，那要先了解清朝的官职等级，我们来看看这四位大臣曾担任的最高官职。

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候。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候。左宗棠官至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封二等恪靖候。张之洞官至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没有封爵位。

他们四个人都是总督，但是清代总督一般是正二品，加授兵部尚书、督察员右都御史为从二品，另兼大学士衔者为正一品。总督统管一省或两三省的军事、行政大权。清朝的总督按照地理位置等因素，东三省总督是众总督之首，下面依次是直隶，两江，两广，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云贵。

再来是大学士，清朝大学士便以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东阁这三殿三阁的官职名称定下来的。大学士都是正一品，但是实际权力还是有差别的，通常以三殿三阁的高低顺序来体现大学士的职位大小。因此保和殿的大学士地位最高，东阁大学士的地位是最低的。

如果按照官职大小来看的话，他们的排序就是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而按照爵位排名的话，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这四人作为中兴名臣，都在尽自己的力量来振兴国力，拉近与列强的差距，但是晚清没落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加上保守派的阻挠，最终也没能改变落后晚清落后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