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馆记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注〕

江宁：府名，今南京市。龙蟠：地名，今南京市清凉山下的龙蟠里即其地。

邓尉：山名，在今苏州市西南吴县光福，前临太湖。相传因纪念东汉太尉邓禹而得名。

西溪：地名，在今杭州市灵隐山西北。

欹(qī)：歪斜。

固：必，毫无疑义。“固也”，紧承上文，并且直贯下面三个带“也”字的判断长句。

“此文”句：意谓这是文人画士心照不宣，不便公开告谕，大肆号令，用以束缚天下自然多姿之梅的良苦用心。绳，木匠用来取直的墨绳，这里用作动词衡量之义，引申为约束。

“又不”句：意谓文人画士又不可能让天下所有之人尽从其意，以摧残自然之梅为业来谋利。斫(zhuó 浊)，砍。夭，幼而残亡。这里是趁幼摧残之意。

“梅之”句：意谓那些无知蠢人虽有贪财求钱之欲，可惜又不具备按照文人画士的意图整治梅枝的智力。

孤癖之隐：奇特癖好的隐衷。

鬻：卖。

棕缚：捆绑的棕绳。

诟(gòu 够)：辱骂。厉：发怒。

这是一篇富有深刻意义的寓言短文，又题《疗梅说》，当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作者辞官南归杭州之后。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一位改良思想家。他认为“国家甚赖有士”(《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国家的盛衰兴亡“皆观其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把政治改革的理想寄托在人才解放上，并且认识到人才解放取决于个性解放。因此，人才问题成了他心目中最敏感的问题，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会触发他这方面的感慨，使他写出许多径陈其事、直抒胸臆之作。如《明良论三》揭露了“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指出“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明良论四》提出了防止百官“擅威福”以扼制人才和“救今日束缚之病”的问题；《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暴露了衰败之世有用人才被“督”、被“缚”，以至于被“戮”的悲惨情景；《杭大宗逸事状》甚至揭露了乾隆皇帝草菅仁人志士性命，一手制造的悲剧，等等。而且，自然界的许多景物也随时会激发作者的联想，使他写出许多触景生情、咏物寄意之作。如《秋心》三首之一：“斗大明星烂无数，长空一月坠林梢。”慨叹庸才纷纷得势，英才惨遭沦落。《夜坐》：“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写英才遭妒嫉排挤而沦落，造成死气沉沉的局面。《己亥杂诗》：“谁肯栽培木一章？黄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借道旁所见以稚嫩松软之才作梁的泥亭茅屋，讽刺不图宏远，不重栋梁，扼杀人才的用人举措，等等。本文则比触景生情、咏物寄意更进一步，作者有感于病梅而创作了一则完美的寓言，表现有关人才的主题。

通篇有一个中心比喻形象，这就是梅。以“病梅”比喻被束缚、被摧残的御用人才，以自然之梅比喻个性解放的俊杰之材。无独有偶，作者《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一诗亦有云：“官梅只作野梅看。”所谓“官梅”即指为官方、正统所欣赏的被矫揉整饬过的“病梅”，比喻被束缚、被扭曲的官场庸材；所谓“野梅”即指自然朴素、保持本性的梅，比喻个性解放而沦落民间的仁人志士。这句诗值得玩味。“只作”犹云“权作”，是说身居官场，满目“官梅”，想望“野梅”，权且把“官梅”当作“野梅”来看。作者欣赏的是“野梅”，鄙弃的是“官梅”，因此才产生了这种移花接木的想像。此中委曲，非深味不易得。

本文围绕着梅表现了三种主要人物形象，即文人画士、鬻梅者和作者自我。

文人画士与鬻梅者同为戕害梅花的凶犯，而又有所不同。文人画士指使策划，可谓元凶；鬻梅者虽充作杀手，但毕竟是帮凶。作者量恶有别，因此慨叹“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作者刻画文人画士，没有脸谱化、简单化、表面化，而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首先，揭露他们颠倒是非，制造舆论，文中“或曰”云云，颇有欺骗性。其次，揭露他们躲躲闪闪的伪君子、两面派作风，如“心知其意”而又“未可明诏大号”。复次，揭露他们以利相诱，借刀杀人的阴险伎俩。他们的如意算盘本是利诱“天下之民”，但“天下之民”决不肯“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因此在绝大多数正直之人中难以售其奸，落得“失道寡助”的下场。“蠢蠢求钱之民”可以利诱，但又非其智力所能为，文人画士的愿望又一次落空。最后靠既贪财又有歪才的“鬻梅者”达到了不可公开的目的，致使无辜之梅遍遭大祸。作者选择文人画士这样一种形象用来揭露人才被束缚、被扼杀的问题，不仅因为他们赏梅、咏梅、画梅，与本文的中心比喻形象有关，而且有更深层的含义。首先，世俗文人画士的通病是附庸风雅，矫揉造作，他们的审美习尚往往代表着陈腐的观念、僵化的形式，违背自然清新的艺术创作规律。因此，通过揭露他们的“孤癖之隐”，可以有力抨击选拔人才的官方模式和传统观念，触及当时存在的人才、人性问题上的“束缚之病”，以宣扬作者本人的“人才如其面”，“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与人笺五》)的人才、人性解放的理想。其次，世俗文人画士往往为人所豢养，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他们代表统治者的意志，从不敢违抗。于此本文已有所暗示，如“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言外之意文人画士怕受诟厉，只能对当权者随声附和，阿谀奉承，助纣为虐。复次，世俗文人画士是舞文弄墨的，他们不仅善于攻心，用软刀子杀人，而且擅长制造舆论，借刀杀人。本文揭露“文人画士之祸之烈”，正是从这一角度着手的。又《乙丙之际箸议》所揭露的对人才的“戮之”之术，也可以与这一点互相印证，如云：“当彼其世(指衰世)也，而才士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腰)领，彼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至于作者自我，则是以疗梅者的形象出现的。他满怀深情痛惜梅之被害，与病梅者的摧残之术针锋相对，“疗之，纵之，顺之”，决心复其本性，乃至“甘受诟厉”而无所顾惜。感情之炽烈，态度之坚决，令人钦佩。而在行动上却不无难处，结尾处一个“呜呼”，一个“安得”，透露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充其量“疗梅”也只是一种愿望和理想而已。尽管如此，本文仍不失它的战斗性。可以说，这是一篇讨伐扼杀人才者的檄文，呼唤个性解放的宣言，挽救受害人才的誓词。情真，意切，理正，词严，形象鲜明，发人深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中国廖氏族谱廖氏家族中国 廖氏 族谱 武威（花公世系）共分五卷，16开本；共4181页，于二oo五年元月发行。全谱详细介绍了廖氏花公的后裔瓜瓞绵绵，成为福建（上）杭、永（定）开基始祖。如今花公后裔遍布八闽，及粤、赣、苏、浙、湘、桂、滇、川、琼、台诸省，以及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现谱收录达九省八十多个县市，一百多万裔孙。屈指算来历时一千多年，已传四十五代。基本信息中文名中国廖氏族谱开本16天字辈廖天祥来历廖（Liào 飂）姓古老多支，源出有六：1、出自己姓，为上古时期廖叔安之后裔，以国名为氏。据《左传·昭公二九年》及《风俗通》等资料所载，相传帝颛顼有个后裔叫叔安，夏时，因封于飂国（又作蓼国，今河南省唐河县南），故称飂（古廖字）叔安，其后代以国名飂为氏，称廖氏，是为河南廖姓。2、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子伯廖之后裔，以封邑名为氏。据《广韵》、《姓氏考略》等资料所载，周文王有个儿子叫伯廖，因受封于廖邑，其后裔也有以邑名廖为氏称廖氏。这支廖氏，望出巨鹿。3、出自偃姓，尧、舜的贤臣皋陶的后裔，以国名为氏。据《潜夫论》云：“皋陶庭坚之后，封于蓼（今河南固始县），子孙以国为氏。”尧、舜的贤臣皋陶的后裔夏时受封于蓼，春秋时英、立等小国，即皋陶后人所建。楚穆王四年灭英、立二国，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即为廖氏。4、出自躲避殷纣暴政，为缪、颜二姓所改。据《小溪廖姓祖祠房谱廖姓考源》所载，缪、颜二姓皆皇帝所赐，商末，殷纣王执政时，残酷无道，缪、颜二姓有隐居于黄河西北（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黄河段），改姓为廖。5、出自张姓，入赘廖家而改姓。据《廖氏大宗谱》所载，明代福建人张元入赘廖家，改姓廖，其子孙遂为廖姓。6、出自赐姓或其他小数民族有廖姓。清乾隆二十三年赐台湾土著七姓，其一为廖；仫佬、瑶、水、苗等族均有廖姓。始祖得姓始祖：廖（飂）叔安。帝颛顼相传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东南），为南方楚国的先祖，其后裔叔安夏朝时受封于飂（古廖字）国，故称飂（廖）叔安。春秋时，廖国被楚所灭，国人以国名飂为氏，称为廖姓，廖叔安作为始封国君，被尊为廖姓始祖派别1叔安至68子璋世系：1世叔安——2世明公——3世闺公——4世晖公——5世信公——6世渊公——7世光公——8世颖公——9世玦公——10世诚公——11世重公——12世蛰公——1

　　逸事状，传记散文的一种，相当于外传、别传。

　逸事状为文体名，亦单称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传记常被人们当史料看待。

　代表作品：

　《段太尉逸事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传记文。全文叙事严谨，写人生动，不着一句议论，纯用冷静从容的写实手法，在客观的叙述中隐含着深沉的歌颂之情。《杭大宗逸事状》，此文章剪裁杭世骏的几件逸事，不能说每一件

《中华族谱集成》，由张海瀛、武新立、林万青主编，16开双栏影印精装、外加锦盒函套包装，首批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开篇收录了明代凌迪知的《万姓通谱》。《中华族谱集成》是一部列为国家古籍规划项目的填补空白的大型史籍，由巴蜀书社于1995年限量印制、编号发行。其中收录张姓族谱21种，编为20册。兹将各册所收录的张氏族谱，介绍如下：第一册，收录明嘉靖《张氏统宗世谱》21卷，张宪、张阳辉主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原装10册。该谱以汉留侯张良为一世祖，上溯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张挥，下迄明中叶播迁各地之衍派117支。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江西和南直隶。其中江西44支，南直隶52支。而江西又集中于饶州府，计有43支；南直隶又集中于徽州府，计有40支。这种状况同修谱者的籍贯是分不开的。该谱主修张宪、张阳辉都是徽州府人；同修共有32人，其中徽州府21人，饶州府10人。可见该谱就是以徽州府和饶州府为主编修的。谱谱对117支衍派的渊源作了具体记载，追根溯源，太原尹城为始祖张挥受封之地，明嘉靖年间修谱时，太原仍有庙存焉。该谱还绘有《张氏古今迁居地理图》，前有序文，称“统谱今以自尹城、自鲁国、自曲沃、自陈留，而再襄国、再吴郡、再金华之迁派，参考《方舆胜览》、《禹贡九州》、《皇明大一统志》诸图书，列于图而志之。譬之江河之行地，脉络贯通。俾观谱者，知某邑古今属某部，某人古今迁某处。因地以著姓，缘族以笃亲，未必不由是图而启其统宗之恩也欤”！该图还在山西部分太原县境绘有“台骀公庙”，即张氏之祖庙。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二册至第六册前部第二册，收录清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上中下三卷，上卷又分之一、之二；中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卷又分之一、之二、之三、之四。张庆彬等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永思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对张氏起源、播迁及衍派，记载甚详。该谱以大卿公为一世祖，取名《旌阳张氏通修宗谱》，旨在联络散居于各地的大卿公之后裔。该谱上卷之一为谱序、凡例、家规、得姓郡望、统宗古今迁居地舆图、嘉会派源流、本源宗支（共121派），上卷之二为本源纪；中卷之一至四为嘉会、塘冲、进坊各房以及各支之世系；下卷之一、之二为列传；下卷之三为墓图、墓志铭、祭田以及通修宗谱跋等。第三、四、五、及第六册的前半部，收录民国《锡山张氏通谱》四十二卷，张轶欧、张鉴等修，民国十二年（1923）锡山宗祠寿康堂铅印本，共七十四册。该谱是北宋哲学家关中学派创立者张载之族谱。张载（1020——1077），字子厚。汉留侯张良之后裔，唐太宗时员外郎闻斯公之十四世孙。张载的先世世居大梁，其祖父名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其父名迪，宋仁宗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今四川涪陵）事，后做官陕西，徙居凤翔眉县（陕西眉县）横渠镇。张载，嘉佑进士，官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后以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午夜取烛以书。在自然科学方面亦有很高造诣，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洛学并行的关中学派，因世居横渠，人称横渠先生。其子名因，字文益，官员外郎；其孙名京，字正之，官兵部郎中；其三世孙名楷，字楚昭，官乐平令，随宋室南渡，徙居江南，因与主和宰相不合，弃官家居，占籍歙县。至横渠公八世孙德庆公，始由歙县徙居锡山，故该谱以德庆公为锡山张氏之一世祖。该谱卷一为谱序、凡例、家规等；卷二为列传、行状、墓志铭等；卷三为像赞；卷四为诰敕；卷五为皇帝赐诗及皇子皇孙和文属公之诗；卷六为严泰公和文恪公之诗集；卷七至卷八为各支序传、墓志铭、坟茔图等；卷九至卷四十二，为各支世系。该谱以德庆公为始祖，旨在联络由锡山徙居姑苏、徐州、宜兴、荆襄、虞山、昆陵等地之张氏后裔。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六册后部第六册的后半部，收录清光绪《张氏通谱》八卷，清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光绪《张氏通谱》八卷，张而昌修，张铣寿校订，清光绪二年（1876）岭东使署刻本，分装八册。该谱以张栻为一世祖。栻公（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宋高宗时宰相张浚之长子，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裔孙。浚公力主抗金，因收复中原壮志未酬，无颜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乃嘱咐死后葬于潭州宁乡（今属湖南），栻公遵嘱而行，并定居于此，死后亦附葬于此，故曰栻公生于蜀而长于湘，称得上是湖南人。他幼承家学，秉承父志，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年30时以荫补官，协助其父主持抗金北伐之事，历任直秘阁、吏部郎兼起居郎侍讲、秘阁修撰等职，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前后居地方官十余年。每到一地，都能“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弊政，提倡兴学，多有政绩，受到民众的拥护。淳熙八年（1180），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8岁。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却很大，至今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中还有专门祭祀他和朱熹的祠堂。绍兴三十二年（1162），栻公28岁，遵父命至衡山文定公书堂正式拜胡宏为师，攻读理学。因学习勤奋，见解非凡，深受师长器重。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学成，在潭州（今长沙）城南建城南书院以传师说。乾道初（1165——1173），他应湖南安抚使刘珙之邀，主讲于岳麓书院。其时胡宏师已谢世，胡宏的门下弟子求学于岳麓书院者络绎不绝。当时就有“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的时谚。岳麓书院遂成为影响最大的学术中心。就连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亦闻名而从福建不远千里来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未发已发”等心性问题。两人抵足夜谈相与论辩，颇为相得。学术史上称曰：“朱张会讲”。后来朱熹在回顾这次会讲时说：“敬夫所见，造诣卓然，非所可及”。又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可见朱熹受张栻的影响之大，且得益不少。张栻死后，其诗文由朱熹编定，名曰《南轩文集》刊行于世。张栻以湘学派大师，名垂青史。该谱卷一为序，计有旧序、纪源、公派语、魏公本传、魏公行略：卷二、卷三为世系；卷四为墓图、祠图、祠田、公牍等；卷五为优免公牍、旌典；卷六为碑文；卷七为列传、节孝、像赞；卷八为艺文、寿文、祠堂总录、跋。该谱以一世祖和二世祖合立为总表，即将浚公长子栻与次子杓并列，称曰大宗合表。杓公，字定叟，历官广西经略、江西安抚使，进端明殿大学士，随宋室南渡，定居钱塘。余姚、杭州、鄞县张氏，多为其后裔。栻公有二子：长曰焯，次曰炳。该谱从三世起，均为焯、炳二公之后裔。焯公居宁乡龙塘，被尊为龙塘开基祖。其后裔有世居龙塘者，亦有居官湖北、江西，入籍当地，若干年后又复迁回湖南者。炳公曾东迁浙江，其后裔又迁回湖南。今湖南宁乡、益阳、安化、新化、湘潭、长沙、沅陵、辰州、泸溪、永顺、龙山、衡阳、邵阳、祁阳、永州等地，均有焯房与炳房之后裔。从三世至十二世，分立房谱。溯其源，共祖其祖；分其支，各亲其亲。此为该谱之一大特色。道光《定阳张氏族谱》四卷，张云逵等修，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原装四册。定阳张氏出自陇西，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张颐由陇西徙居山西汾州府介休县西关。该谱以张颐为一世祖，其子名进禄，字锡爵。又由西关迁居城中，生齿日繁，至清代，为一盛族。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七册第七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民国《清河世系》及《清河张氏支谱》三种。光绪《清河张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张廷辉主修，光绪四年（1878）余庆堂刻本，分装十四册。该谱以成业公为一世祖。张成业，名绍祖，唐朝宰相张柬之的后裔，宪宗朝元和进士，官拜江东提刑，居婺州即金华府，后因唐亡弃官迁居衢州府开化县之音铿，是为音铿张氏始祖。今浙江钱塘武林张氏、处州丽水张氏、衢州西安张氏、婺州金华张氏，大都是唐相柬之公之后裔。该谱即浙江衢州开化县音铿张氏宗谱，只是唐相柬之公后裔中的一支。但在这一支中，因人才辈出，显赫青史，遂为天下望族。该谱取名《清河张氏宗谱》，旨在说明音铿张氏乃是清河张氏始祖岱公之后裔。该谱对张氏起源、衍派播迁，记载甚详。该谱卷之首为新序、目录；卷一为凡例、圣谕、祠规、家训、旧谱序等；卷二为诰敕、谢表、列祖遗像、像赞、里居图等；卷三为历代仕宦录、历代宰相录、忠义录、孝友录、文学录、武备录、贞节录、隐逸录、道术录、古今通派考、历代源流考；卷四至卷十为各派世系图；卷十一为各派堂记、寿序、寿诗、艺文杂著；卷十二为各派坟图、墓志铭、祀产；卷十三为各派支传、行实、名贤录、跋。前引《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舆图考》（以行省为单位记载张氏播迁各地的230个衍派）即出自该谱。据该谱记载，尹城派始祖挥公，封国太原府太原县，此为天下张氏通派之祖。从张氏开宗立姓始祖挥公算起，至成业公，共历118世；至清光绪三年（1877）止，共历161世。民国《清河世系》不分卷，张晋昭修，民国八年（1919）刻本，原装一册。该世系以张润为一世祖。张润，字清源，生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世居吴江。该世系即世居吴江的张润后裔世系。民国《清河张氏支谱》不分卷，民国铅印本，原装二册。该谱为吴郡张氏支谱。吴郡张氏本出张嵩第四子张睦。张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裔孙张显，齐庐江太守，生绍。张绍，官梁零陵郡太守，其孙名后胤，字嗣宗，国子祭酒，新野康公，以名儒为王者师。五传至张镒，字季权，为唐德宗时宰相。自新野康公后胤，吴郡张氏始扬名天下。自张镒相德宗，吴郡张氏遂与始兴、河东齐名。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八册第八册，收录清光绪《清河家乘》、乾隆《清河张氏宗谱》两种。光绪《清河家乘》不分卷，张景云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世美堂刻本，原装四册。该家乘以张宝为一世祖。张宝，字维善，其先世为清河人。自宋南渡，徙居杭州。元末，张宝徙居钱塘南壁里，以孝行举贤良方正。明万历三年（1575），七世祖始修清河家乘。万历四十三年，九世祖重修。入清以后，又五次重修，光绪时刻印。乾隆《清河张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张日佐等修，乾隆十七年（1752）崇本堂刻本。该谱尊舟十一公为一世祖。舟十一公名保望，字周臣，号舟十一，官奉议大夫、秀州通判，世居杭州。唐末战乱，徙居浮邑洞壶。保望公、即舟十一，乃是唐高宗时名相张文瓘的七世孙。文瓘子名洽，官魏州刺史；孙名宥，官扬州长史；三世孙，名衮，官虢州刺史；四世孙，名载华，官御史中丞；五世孙，名正则；六世孙，名知实，字冠仁；七世孙，名保望，即被该谱尊为一世祖的舟十一公。舟十一公有子四：长名雄，字君宇，官承奉大夫，迁居休宁杭溪，为杭州张氏始迁祖；次子名伟，字君度，依父居洞壶黄竹洞梅岭；三子名彻，字君胜，又字克明，迁星源甲路，是为甲路（即甲道）张氏之始迁祖；四子名英，字君沮，迁居黄墩，是为黄墩张氏始迁祖。杭旻、洞壶、婺源、黄墩，均为舟十一公子之孙。当然也是名相文瓘公之后裔。由于文瓘公和舟十一公，均出自清河东武城张氏，故该谱名曰《清河张氏宗谱》，意为不忘其所出。该谱上接唐相文瓘公，历经宋元明，下迄清乾隆十七年，历时一千多年。该谱卷首为旧序、谱说、谱诫、姓氏说、张字说、世原、基图、遗像，卷一为世表类，有源流世表、始迁世表，卷二至卷十二为各支世表，卷十三为帝制类（诰、诏）、世训类（家训、家规、家礼）和艺文类，卷十四为懿行类（传、述略、赞）、祝庆类（寿文、诗、词）和哀挽类（祭章、挽诗、挽歌、行述），卷十五为墓图、墓志、墓铭、墓表，卷十六为祀祖类（祀序、会序）和公据类（禁示、给照、议约、合刊族议、刊谱捐银名数、领谱号），最后是“清河张氏宗谱跋文”。整部宗谱体例完备，条理分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研究江浙和安徽一带的张氏家族史和地方史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张氏族谱简介之第九册至第十一册前部第九册、第十册以及第十一册的前半部，收录清乾隆《甲道张氏宗谱》四十二卷续二卷，张图南、张元泮等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该谱以舟十一公之第三子彻公为一世祖。张彻，字君胜，又字克明，号大三，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随父徙居歙之黄墩、广明，其后彻公又徙居星源甲道（即甲路），是为甲道张氏始迁祖。彻公有三子十孙二十二玄孙，有五世孙七十六人。五世孙为“延”字辈，所以该谱卷一绘有“张氏七十六延迁派旧图”，这个迁派旧图是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绘制的。从明正统到清乾隆三百多年间，七十六个支派，瓜瓞绵绵，辗转迁徙，丁口和衍派遍及东南各地，成为江南望族。仅进士就多达104个。其中宋代76名，元代7名，明代11名，清代10名。从五世祖延丕公起，开始编修本宗世谱。延丕，字彦直，官宋代户部郎中。其后，十世祖珏公和琮公，二次编修。珏公，官宋代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琮公官宋代中奉大夫、南阳县开国男。历宋、元、明及清乾隆，多次编修。加以人才辈出，收录广泛，记述翔实，所以该谱规模宏伟，部头号甚大，原装达四十四册之多。该谱第一卷有凡例、修谱新序、七十六延分迁旧图；第二卷是八支源流序、簪缨录等；第三卷至第三十六卷，为世系图表；第三十七卷为文翰录、谱纪、传；第三十八卷为墓志铭、行状等；第三十九卷为续传、像赞、祭文等；第四十卷为寿文、记、杂序；第四十一卷为诗、杂著、书扎等；第四十二卷为墓图、领谱号、谱跋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一册后部第十一册的后半部，收录清道光《京江张氏家乘》十六卷，张九征初修，张永清、张永泓续修，清道光五年（1825）敬思堂刻本，共十二册。该谱以四一公为一世祖。四一公乃清河派岱公后裔，原籍中州，元末由中州徙居丹徒。有子一，名善甫。善甫公生有三子：长曰仲实，次曰仲敬，三曰仲升。仲升公七传至九征，九征公乃清初名臣张玉书之父。该谱乃是张玉书之家乘。玉书（1642——1711），字京江，号素存，顺治丁酉科举人、辛丑科进士，授庶吉士，历官内翰林院秘书院编修、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丙午科浙江正主考、辛未科会试大总裁等。三十五年（1696），随康熙帝亲征葛尔丹叛乱，参预帷幄，颇得信任。次年，任《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曾奉命数次监治黄河，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康熙四十九年（1710），受命与陈廷敬主持编修《康熙字典》，次年病故，谥号文贞。该谱由张九征初修。九征（1592——1655），字公选，号湘晓，顺治丁亥进士，历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司主事、文选司郎中、河南提学道佥事等。曾纂修有《京江张氏家乘原稿》，其后由四世孙张永清、张永泓续修定稿，所以该谱完整地搜集了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有关资料，对研究清初的历史，很有价值。该谱卷首为谱序、凡例、目录、修谱子孙名次；卷一至卷三为皇帝任命张九征张玉书父子官职的诰敕以及张九征张玉书父子的谢恩疏等；卷四至卷九为各房世系图表；卷十至卷十二为传略和行述；卷十三至卷十六为载籍、艺文、祠墓仪制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二册至第十四册第十二册，收录清宣统《韦庄张氏宗谱》十八卷首二卷，张坤照主修，宣统三年（1911）承德堂刻本，原装二十四册。该谱以张孝先为始迁祖。张孝先，字怀祖。仕元，时值江淮多警，乃卜居常州韦庄。张孝先有二子：长明之，元至正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提举，赠奉直大夫；次新之，迁居上张，即老二房世系。明正德五年（1400），张孝先五世孙张仲玉，首次修谱，明崇祯时续修。入清后，又先后七次续修。所以该谱亦称《韦庄张氏九修宗谱》。该谱保存了许多元代资料。第十三册和第十四册的前半部分，收录民国《横峰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宗铎等修，民国四年（1915）笃亲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八册。横峰张氏是明清时期桐城望族之一，原本姓胡，元明鼎革之际，胡长乙于明洪武二年（1369）由饶州徙居桐西横峰，编户受田时，寄籍清河张氏户下，更姓为张。该谱以长乙公为一世祖，长乙原名太，字长乙，号校圃。在追溯其渊源时，仍以胡姓为本，记述其先人业迹。清雍正二年（1724），长乙公十世孙立选，首次修谱。该谱以长乙的五世孙八人，分作八大房，各房之下又分若干支。其后又先后五次重修，民国时刻印。该谱旨在联络长乙公更胡姓为张姓后，徙居各地之后裔，故名《横峰张氏宗谱》。第十四册后半部分，收录清光绪《姚江历山张氏宗谱》八卷十二集，张谦、张震祥等修，光绪十年（1884）敦伦堂刻本，分装十二册。该谱系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之后裔。九皋公十二传至浚公。张浚（1097——1164），字德远，宋汉州绵竹人。北宋政和进士。南宋建炎三年（1129），以传檄勤王有功，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五年（1135），拜为宰相，部署沿江、两淮诸路军马大举北伐，自任总督兵马大元帅。绍兴七年，因郦琼兵叛，引咎辞职。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近20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完颜亮南下攻宋，重新被起用。孝宗即位，授少傅，封魏国公。孝宗隆兴元年（1163），再次拜相，督师抗金。次年，为主和派排挤，被罢相。居家期间，搜集整理修谱资料，理出了其先世世系。因抗金复国大志未酬，无颜见祖宗于地下，遂遗命死后葬湖南宁乡。赠太师，谥号忠献。著有《中兴备览》。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兵部尚书张宏，在浚公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纂修成族谱，并奏请理宗皇帝，赐玉玺印于该谱之首，此即该谱首页玉玺之由来。浚公五世孙，宋谏议大夫元瑜公，官工部尚书，晚年致仕，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八卢城庙后桥为第一支；历山三墙为第二支，西堑为第三支，逊马桥为第四支，化龙堰东堑为第五支。该五支都分别编修有房谱。清光绪十年（1884），张谦、张震祥等在各房房谱的基础上，修成宗谱取名为《姚江历山张氏宗谱》。该谱第一集为凡例、祠规、目录、各房藏谱目录、总序、各房谱序、世系总图、历代诰敕、像赞、祭田等，第二集为历代先祖传，第三集为魏国忠献公行状，第四集为艺文志，第五至第十五集为各房世系并附补遗及卷外，第十二集为家乘一览记、备考等。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第十五册至第十六册之前部，收录民国《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二十八卷，张振鹭等修，民国五年（1916）树德堂铅印本，分装二十八册。该谱乃是《姚江历山张氏宗谱》的一个支谱，是宋谏议大夫、工部尚书元瑜公后裔中的第二支。元瑜公迁居姚江云柯里，其后裔分为五支，历山三墙门为第二支。历山始迁祖斌二公，乃三墙门始迁祖斌六公之兄。斌二公，仕元授山东济南府正提举，入赘历山邹副使家，定居历山。斌六公授广东广州府副提举，不忍与兄斌二公远离，遂定居芦城之西。在两家相距适中之地，建一桥，曰树德桥，俗呼张家桥，此即三墙门取名树德堂之由来。元明以来，人丁兴旺，支派繁多，遂购地建祠，名曰三墙门张氏树德堂祠。本堂神主自元瑜公为一世祖至其后裔分为五房，奉祀中堂。春祭定为二月四日，冬祭定为冬至前后十日。该谱卷一为谱序、祠图、树德堂楹联、祠堂记、墓图、诰敕、像赞、跋等，卷二为史传，卷三为宗献公行状，卷四宗贤列传，卷五为艺文志，卷六为杂记，卷七至卷二十七为世系图，卷二十八为补遗。该谱收罗宏富，记载翔实，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第十六册之后部，收录民国《鹤颈漕张氏宗谱》十六卷，张道生等修，民国五年（1916）追远堂铅印本，原装十二册。该谱以张荣为始迁祖。张荣，宋武功大夫，高宗绍兴间，因抗金有奇功，做官泰州。晚年致仕隐居于四明之鄞县，居县南鹤颈漕。四传而人丁兴旺，遂析为四宅：板桥、楼下、樟江、普塘。其后各宅又析为若干支，明末达六百余支。清乾隆时，裔孙张汉州，搜集资料，编修四宅谱稿。咸丰时，合族议定编修族谱，光绪时修成《壬辰新修宗谱》。民国初，张道生等重修，取名《鹤颈漕张氏宗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七册至第十八册第十七册，收录清光绪《张氏六修族谱》二十一卷，张秉铨、张谷南等修，光绪二十三（1897）冠英堂刻本，分装二十一册。该谱以栻公的八世孙仁秀公为一世祖。仁秀公（1346——1408），字廷光，官朝议大夫，有二子：长曰敏，次曰时杰。敏公（1973——1448）有三子：长曰纲、次曰维、三曰纬。该谱乃是维公后裔之谱。维公（1396——？），字均荣，有四子：长曰琦、次曰珂、三曰圭、四曰呈。该谱卷一为发源系图，发源系图以唐相张九龄之弟九皋公为一世祖，十二传至浚公，浚公九传至仁秀公。该谱为仁秀公次孙维公之世系；卷二至卷十二，为维裔圭房世系；卷十三至卷十四，为维裔珂房世系；卷十五为维裔琦房世系；卷十六为维裔呈房世系。卷十七为像图、祠图、墓图；卷十八祠墓祭田碑记；卷十九为祠礼仪注服制图、优免荫恤节孝案稿；卷二十为列传、行略、家传；卷二十一为宗范、祠规、艺文、跋。第十八册，收录清同治《张氏宗谱》和民国《续修张氏族谱》两种。同治《张氏宗谱》十八卷。该谱以张德一为始迁祖。宋元鼎革之际，张德一携弟国四，由江西饶州徙居楚黄州黄陂县南乡盘龙城，其后，张国四又徙居陂北朱家坡。清雍正年间，其裔孙张元泰等始修宗谱。同治年间，张祥麟等又编修支谱。刻版时，将雍正宗谱与同治支谱合而为一。遂成《张氏宗谱》十八卷，亦称同治《张氏宗谱》。民国《续修张氏族谱》六册，张家骐等修，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该谱是唐初名将张士贵后裔之族谱。清康熙十七年（1678），张藐山首修世居盂县之张士贵后裔族谱。这次修谱以元代的张秀为始迁祖，对其五世三大股、七世二十八小股，均以序登录，纪事分明。但对张秀的先世，则记载甚略，故称《张氏近系族谱》。其后，张义生又据旧谱、墓碑以及采集资料，理出了张秀的先世谱系。张秀，乃是隋末唐初张士贵之后裔。隋末，张士贵从唐高祖李渊起兵，屡立战功，进封虢国公。太宗时，再立新功，迁左领军大将军，谢世后陪葬昭陵。其后，子孙袭爵，累世从戎。至宋明时期，子孙多以文才扬名，为盂县巨族。张秀之前的先世谱系，称为《张氏远系族谱》。乾隆五十七年（1794），张宗泗将《近系族谱》和《远系族谱》合而为一，并增补唐宋以来列祖列宗名人传略四十五篇，光绪元年（1875）刻印成册。民国初，张家骐等，以乾隆刻本为底本进行续修并付印，此即《续修张氏族谱》。张氏族谱简介之第十九册至第二十册第十九册，收录民国《中湘十亩丘张氏五修支谱》二十四卷末一卷，张万遂等修，民国二年（1913）大忍堂刻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明为一世祖。张明，字导文，生于明正统五年（1440），世居临淮。张明由临淮徙居湖广长沙张公岭。张明生有八子，其第七子名张教，又由张公岭徙居中湘十亩丘，是为十亩丘张氏支祖。张教五传至张子秀，张子秀于明清鼎革之际，徙居湘潭。该谱主要是张子秀后裔的族谱。第二十册，收录民国《花桥张氏四修族谱》二十卷，张效良等修，民国十七年（1928）孝友堂铅印本，原装二十册。该谱以张汉诚为始迁祖。张汉诚，字梦麟，原居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元至正末年，徙居湘乡花桥。汉诚生有四子：嗣湖、嗣江、嗣源、嗣洪。后来，嗣江和嗣源之裔孙，遍及湘乡、湘潭、巴陵、永宁以及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丁口兴旺，人才辈出。有以武功报国者，有以文才蜚声者，有以勤俭起家成为当地豪富者。该谱所载主要是嗣江和嗣源两房世系及业绩,实为此两房谱。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九州”、“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万马齐喑究可哀”一句，深刻地表现了龚自珍对清朝末年死气沉沉的社会局面的不满，因此他热情地呼唤社会变革，而且认为这种变革越大越好，大得该像惊天动地的春雷一样。他又认为实行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所以他热情地呼唤：天公啊！请你抖擞精神，把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赐给我们吧。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诗的特点

1，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2，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4，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龚文的表现方法

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盦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盦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盦文录叙》），无刻本。后有《定盦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盦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盦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盦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盦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盦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盦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盦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盦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盦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诤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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