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19年重要事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又说：“儒教之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君、臣、民的关系以及君主和国家的产生。他尖锐驳斥了韩愈关于“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的谬论，认为君主乃是远古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推举出来的。因为“君主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由此，严复得出结论：第一，君、臣、刑、兵都是因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天生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第二，“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严复首次提出。他认为“民贵君轻”乃是“古今之通义”。第三，君和臣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的论述虽然是唯心史观，他却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因此《辟韩》一文受到维新派的热烈赞扬，而封建保守势力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张之洞特命人作《辟韩驳议》进行反扑。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 “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

　　章太炎传略

　　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

是的。

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一生致力于讲学，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很多，都是当时的一流文人墨客。

章太炎之所以被称为“章疯子”，是因为行为不拘小节，我行我素不受烦文缛礼的约束，其实并不是真疯。小编就为大家聊聊”章疯子”的疯言疯事。

章太炎是看不起康有为借“维新变法”而沽名钓誉。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混小丑，不辨菽麦。”章太炎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

也因此，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命令刑部抓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与革命知己邹容一道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由此而起。

扩展资料：

章太炎，1869年生人。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思想家、散文家、学者。在章太炎的青年时期，他不仅做学问，而且还非常关心时事，遂成为了一名学者兼革命家。1906年章太炎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晚清政府通缉，遂东渡日本避难。

在日本的章太炎并没有闲着，他创办了《民报》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彼时鲁迅刚刚来到日本留学，经常去章太炎的报馆听课。章太炎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令鲁迅折服，而他的革命精神更令鲁迅钦佩不已。

鲁迅先生自己都曾说他的诸多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上海滩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能让鲁迅在去世前十天还要专门写文章鸣不平的章太炎到底有多了不起呢？在这里又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故事的主角则变成了章太炎和袁世凯。

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这句话可谓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了章太炎和袁世凯的身上。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于1911年11月从日本回国。

起初，袁世凯对章太炎还算“礼遇”。但后来，章太炎敏锐地察觉到袁世凯包藏称帝祸心，便在文章中予以“提醒”。后来袁果然想称帝，又生怕章太炎写文章反对，于是在1915年将其诱至北平囚禁在龙泉寺中。

章太炎被软禁期间，被袁世凯逼迫写“劝进书”。章太炎也不含糊，提笔便写道：“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看到章太炎的“劝进书”后气得鼻孔冒烟，恶狠狠地说：“彼一疯子，真是顽固不化！”但是事情的结局却并不是悲剧，原因是袁世凯虽有称帝野心，但他对文人还不敢下黑手。1916年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被释放。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