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佛仙湖景区东南福天宫后院，有一幅高2米，工笔细腻，栩栩如生之“地仙”何野云油画像。令人叫绝称奇的是：不论观者站在任何角度。画中人的眼睛、嘴巴、足尖乃至执在手中的书本“周易”二字，都朝向着你，民间俗称为“活画”。传说此画系画师偶发灵感所作，以后再无法画出第二幅。据说有华侨愿出重金请其再画一幅同样的画像，均不得而归，凡到仙湖风暴区的游客，都以一睹“活画”为快。

以上两图分别在画像的左边和右边照的，可以看到脚尖都是朝着照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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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仙者，俗称虱母仙，化名何野云（公元1325 1393年）。公元1360年，何野云事助陈友谅，揭西金和镇仙坡村杨氏二世祖仕崇公跟何野云一样同在陈友谅的陈汉政权为官。这就是何野云与杨仕崇公同朝为官的来历。后来1363年鄱阳湖一战陈友谅败亡。陈友谅儿子陈理摔残部投降朱元璋，杨仕崇公随陈理投降朱元璋。后仕崇公跟随朱元璋转战江浙与元军作战，屡立战功。后在一次战役中，仕崇公与元军作战力竭而死，后白马驼回其尸体。公去世后，马绝食而死。战马葬于公墓右侧，称义马坟。现墓仍完好。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封诸将，杨仕崇公被追封为兵部侍郎。（揭西仙坡村杨氏族谱有载，后人可证明）。

而当时陈理投降朱元璋时，何野云一臣不事二主，不愿投降朱元璋，所以他隐姓埋名流落潮汕。何野云不事二主的品格，后来在潮阳五皈寺效法文天祥登沙丘望故主，并且在华古岩效法文天祥题字，再一次得到了体现。甚至到了何野云临终时，也嘱咐养女赵氏和凤岗主人卢宽公，墓碑打“元”字，即元朝人，认“元”不认“明”。寓意不向政敌朱元璋的明朝屈服之意。这是何野云一臣不事二主品格的又一次表现。

后来何野云云游到揭西仙坡村，在杨家逗留了三个月，感念旧时与杨二世祖同朝为官之谊，指点杨氏后人建了寨门和祠堂，留存至今。仙坡乡乡民因虱母仙帮助开创仙坡乡大寨门有功，于大寨之东建“三山永峙”庙供祀虱母仙，庙中左边祀陇尾老爷。

何野云在“五皈寺”附近为高氏建祠堂，步至寺游玩，“五皈寺”碑刻证明，洪武一年（1368年）何野云已经在潮汕，此时何野云43岁，正值中年。

详情可参考关于“五皈寺”的文章

陈氏始祖墓可以证明洪武六年 （公元1373年） ，何野云在潮汕。潮阳明朝陈氏始祖墓碑碣留有：“ 洪武六年国师何野云 ”，此时何野云应该是48岁左右，正值中年。由此可知，其事助陈友谅是其40岁左右的中年时期。他曾为陈友谅军师，故碑碣为国师何野云。

再有，据清《凤港卢氏族谱》载：“明四世祖，讳宽，字似鹄，号居士。宽公为凤港四世祖。生于元朝至正癸未，卒于明朝洪武廿七年甲戍，即公元（1343年一1394年），公葬南山马脚埔内观音岭（现两英镇新寮门村后，座坤向艮），一名飞凤地，此墓相传何讳野云先生献图。 先师常住我四世祖家中，后化身，骸骨埋凤颈下手砂 ”。依据《凤港卢氏族谱》可知，卢宽公终于1394年，而何野云早一年仙逝于1393年（卢氏安葬何仙骸骨于凤港 凤颈下手砂 ，即现在的何仙陵），而卢宽公墓是何野云先生献图而造，不是何仙亲做。

五皈寺记载，1368年，何野云到沙陇为高氏建祠堂，在五皈寺效法文天祥登沙丘望帝，怀念故主陈友谅。1367年在华古岩隐居期间，亦效法文天祥，题字抒怀，留下了“奇峰突兀名华古，胜迹永留南山上”的对联，刻在柱石上。1368年，何野云建陈店山门村寨门，1369年，何野云建陈店草尾村寨门。1373年，何野云建潮阳陈氏始祖墓。种种这些事迹，从时间上证明，明朝刚建立的时候，1368年，何野云已经在潮汕了，这个证明自古以来传言的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从时间上来看是吻合的。

整理的部分有时间记载的虱母仙何野云在潮事迹

详情可以网络搜索相关的事迹

虱母仙何野云在潮作品很多，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何野云在潮的事迹都没有时间记录，或记录不详，上面表格整理了部分有时间记载的何仙在潮事迹，欢迎有相关资料的朋友补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被尘封的何野云事迹和记录不断被揭开神秘的面纱，展现在人们面前。朋友们一起探讨，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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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的身份，两本官方书籍 《贵屿古今人物辞典》和《潮阳县贵屿镇志》都有记载 ，下面是内容

何野云临终时情况，有详细的说明记载。何野云留有遗诗一首，说明了他的来历：

《贵屿古今人物辞典》和《潮阳县贵屿镇志》都有记载

我本汉室一丈夫，

鏖战异族驱北胡，

鄱阳一战失首领，

埋名匿姓来于斯。

这首遗诗，何野云自称汉室一丈夫，而汉室就是陈友谅的大汉政权。鄱阳湖一战失去首领陈友谅后，隐姓埋名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何野云就是来自陈友谅的部属。

其二：虱母仙墓碑： “元”字， 寓意何野云不向政敌朱元璋的明朝屈服之意 。

清《凤港卢氏族谱》记载，何野云化身后，骸骨埋凤颈下手砂。

《贵屿古今人物辞典》： 何野云墓，是根据何野云临终前的嘱咐安葬的。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何野云授意的。现在的何仙陵里，何野云墓的墓碑，是古时流存下来的。墓碑上刻的是：“元地仙虱母山先生墓”。让人奇怪的是，何野云在潮做风水师，是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3年），并且终老于洪武25年，都是明朝时代。为什么墓碑上刻的是“元”朝呢？《凤港卢氏族谱》对此也有记载：““元”字， 寓意何野云不向政敌朱元璋的明朝屈服之意 。”，一般潮汕的墓碑，不会打“元”朝的，因为“元”是外族，元朝时潮汕墓碑是打“宋”朝。 墓碑宁愿打“元”朝而不打“明”朝，这是何野云一臣不事二主的再次体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墓碑为文物保护单位，不是现代杜撰的新墓碑，即照片中间发黄的那块为古碑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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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照常理，墓碑应该写的是姓名，仙师墓碑没有写姓名：何野云，而是写虱母山先生，是因为“何野云”是化名、易名之故，不是虱母仙的真正姓名。何野云兵败后来到潮汕，何野云对于他当初择错主人极度后悔，希望彻彻底底的跟旧时往事告别，不愿再提及伤心往事。所以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姓名出现在潮汕，重新做人，所以化名何野云。就算到去世的时候，也不愿将原来自己的本名打在墓碑上，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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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贵屿的官方和非官方的书籍文献有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的记载，胪岗镇港头《张氏族谱》也有类似的记载，何野云曾经去拜谒参观港头二世祖墓。所以张氏族谱记载了何野云这个事迹，并且记载了何野云的生卒、生平简介，还有何野云墓。

西陇村 历史 悠久，始创于宋，何野云的到来，让西陇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真正的 历史 ，西陇是有记载的。西陇村也记载，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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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何野云在潮活动的时间证明，还有何野云的遗诗，还有何野云墓碑上题的字，还有《凤港卢氏族谱》，《贵屿古今人物辞典》，《潮阳县贵屿镇志》和《港头张氏族谱》，这么多证据，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同时证明了，何野云是陈友谅的大汉政权的人物。这跟自古以来的传言，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的身份，是一致的。

所以，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是毋容置疑的。质疑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利益驱使，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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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港四世祖嫲纯一赵氏相传是虱母仙何野云的养女。赵氏生于1347年，而何野云生于1325年，养父与养女相差22岁，古时结婚早，这是符合常理的。这也证明了，《凤港卢氏族谱》是实事求是的记载的。虱母仙何野云没有子女，而只有卢家媳妇这个唯一的养女，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现在的凤港卢家子孙，就是虱母仙何野云先师"无血缘"的后裔。

据清《凤港卢氏族谱》载：“明四世祖，讳宽，字似鹄，号居士。宽公为凤港四世祖。生于元朝至正癸未，卒于明朝洪武廿七年甲戍，即公元（1343年一1394年），公葬南山马脚埔内观音岭（现两英镇新寮门村后，座坤向艮），一名飞凤地，此墓相传何讳野云先生献图。”。依据《凤港卢氏族谱》可知，卢宽公终于1394年，而何野云早一年仙逝于1393年（卢氏安葬何仙骸骨于凤港 凤颈下手砂 ，即现在的何仙陵），而卢宽公墓是何野云先生献图而造，不是何仙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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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世祖嫲和祖公的生卒年的记载，还有葬地的记载，可以看出《凤港卢氏族谱》是实事求是的记载的。所以对于何野云的记载，也必然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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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野云墓原来葬于江边凤颈下手砂，后来，由于练江河道淤积，水位抬高了，原来坟墓位置被淹了。族谱记载，直到1963年特大干旱，练江干涸。虱母仙坟墓露现，当时贵屿公社书记张瑞江嘱咐当地干部作为文物予以保存虱母仙墓，移到岸边。传说当年迁坟时，里面还存一副道袍，一支尘拂，和少量遗骸, 因 历史 久远，大部分骸骨化掉了。至“文化大革命”时贵屿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蔡名池暗示村干部把墓碑埋入地下，逃过了一次“砸烂”之厄。后来虱母仙墓被迁到现在的位置。

道袍和尘拂证明何野云是一位道人。

从一些传说，比如“凿仙泉救难”、“坑水变酒嫌无糟”等，也可知虱母仙何野云当时是以道人的形象行走在潮汕大地的。

虱母仙何野云其遗作《何野云潮州名地钳记序》中言道：“谁识仙风道骨”，进一步证明虱母仙何野云是一位道人，这个事实是有多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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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的化名的意思，“何”即暗含有“自己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或者说“不愿告诉世人自己是从何而来”的意思；似在暗示自己“改名换姓后隐居山林”之意;“野云”就更好理解，意思是“从此不问政治，不卷入俗世纷争，不贪俗世凡尘的荣华富贵，甘心寄情山水，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乐得安逸超脱。”这样理解则完全与 何野云其遗作《何野云潮州名地钳记序》 记载及民间传说相吻合。

虱母仙何野云其遗作《何野云潮州名地钳记序》结尾处有诗曰：

何人晓得是神仙

野鹤孤飞年又年

云开露出牛眠地

留与人间种福缘

此诗是一首藏头诗，每一行第一个字连起来，即“何野云留”，表明是何野云留的诗句，亦表明仙师在潮汕地区的作品，是留给潮汕地区的一笔文化遗产财富。第二句“野鹤孤飞年又年”，表明何野云自从陈友谅兵败后，多年孤身一人的落寞心情。第三句的“牛眠地”，比喻风水宝地，何仙帮潮汕各村各寨做的各项工程建筑，都是其高超技艺的结晶。最后一句，表明何仙与潮汕人民的缘分，暗含劝世人为善结善缘。

明初洪武年间，何野云来到潮汕后，便开始隐逸于荔枝岩，风门古径，径脚仙寮，邹堂山麓“隐仙洞”（曾赞“山前好面堂，邹堂好后壁”），桑浦山金鸡把后门，大南山东麓华古岩（曾题写“山势突兀名华古，胜迹永留南山上”的诗句），凤港村，仙门城等地。何仙行踪飘忽莫测。到了后来，便经常居住在凤港卢氏四世祖卢宽家中。并以擅长造祠堂庙宇、名胜亭阁、围筑乡里、造桥通津、掘井泉、修筑渠道以利航运著称乡里。何仙还以善占卦、择风水称誉乡众。何仙又被称为地仙，其足迹广布潮汕各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何仙逝世，享年68岁。卢氏主人，遵其嘱咐，在凤港乡外凤颈处，为他修筑了一处墓穴，并镌其铭曰：何仙陵。

何野云技艺高超，无所不通，为潮汕先民做了很多好事，但因其形骸如“济公”放荡不羁，性格乖僻，常常弄得衣食不保。他身披道袍，四处游荡，形象脏乱，袍服上“跳蚤”成群，但却能矢口成谶，言吉凶屡屡皆验， 故而潮汕先民便称他为：虱母仙 、邋遢道士。他精通地理术数，不计报酬帮助民众择吉厝宅及墓葬风水、同时指点建筑布局。传说有一次，潮阳某村在初建村时，大户员外请来虱母仙指导建造一座“镇宅保村居风水”的宫庙，庙宇建成员外请他为其庙命名，虱母仙建议称为“龙尾爷宫”，此后“何野云、虱母仙”又被人们演化成为“龙尾爷”。

明朝隆庆《潮阳县志》和光绪十三年（1884）《潮阳县志》都有关于虱母仙的记载，原文：“明初有虱母仙者，精于青乌之术、至潮阳为人择地，而多不扦穴，听人自得之，矢口成谶，后吉凶皆如券，每遇其蹲坐处，则多吉地，故人往往阴识之以为验。或曰：即何野云也，从陈友谅而败，佯狂来此，然终不得而详，居止无定，多在凤港卢家，其乡外有冢累然，传为所葬处。”

一代枭雄陈友谅军师，易名何野云，民间称虱母仙，成为潮汕地区一方保护神，乃是潮汕一大独特的民俗。虱母仙何野云因为功德卓著，深得潮汕百姓人心，升仙后潮汕各地都有庙以纪念仙师，四时香火旺盛。潮汕人为纪念何野云，建庙供奉。主要有：潮阳贵屿何仙陵、仙湖福天宫、仙城安乐三仙宫、揭东风门古径三仙庙、博罗普济寺、普宁树脚村云昌殿、潮南峡山龙尾庙、揭西黄山王公庙、潮州鳌头龙尾庙、汕头岐山古庙、金港龙尾庙、南畔寮龙尾庙、高埕古庙、佳和善社、东墩龙尾庙、两英鹤丰紫云观三仙庙、揭西仙坡乡三山永峙庙、洪阳虱母仙庙以及澄海港口龙爷庙等。现潮汕祭何野云（龙尾圣王）的庙宇达60余座，义社（父母会）龙尾圣王神坛更是无法统计，仅汕头龙湖区下蓬镇各义社（父母会）会所供奉龙尾圣王就多达近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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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史实来推测，为什么朱元璋不会追杀失踪了的陈友谅军师。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死后，陈理率众退入武昌据守，众将拥友谅儿子陈理为帝，不久，明兵破武昌，陈理降，元末第一猛将张定边遁入佛门（在福建泉州晋江灵源山上隐居，采药救人，当地有很多他的传说。后来活到99岁，明朝已经换了三个皇帝。作为曾经跟张定边共事过的陈友谅军师，到潮汕而为地仙，他们两人算是各有所归了），后朱元璋封陈理为归德侯，礼送陈理出境入朝鲜，后终老于朝鲜。朱元璋对陈友谅的老父老母也予以善待，陈友谅的哥哥陈友才得到父母侄儿安全的消息后，也率部投降。

《楞严经》中有言：“无一众生而不具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两句经文的方便说法。在佛家看来，众生皆有佛性，即便是过去作恶多端的“坏人”，若能改换心性，弃恶从善，也可成就菩提佛果。譬如《法华经》当中，佛陀就为“出佛身血”的提婆达多授记，未来当得做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就这样成了劝导恶人停止作恶，一心向善的经典之语。

《左传·宣公二年》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近年来各种"傍名人"现象见诸于报道，网络搜索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名人故里争夺之风愈演愈烈，从神话传说、三皇五帝，到先秦诸子、三国群英，甚至佳丽、反派。风起云涌的“故里争夺战”，女娲、炎帝、牛郎织女等传说人物，老子、西施、曹操等众多 历史 名人都未能幸免。

因为虱母仙何野云在潮汕家喻户晓，但是其真实身世又没有官方说明。利益驱使，虱母仙无可幸免地，被"傍名人"了。有的人牵强附会，说虱母仙故里是他们某某地方的，他们会杜撰一些理由及文献佐证他们的观点 （ 真实性存疑，在电脑排版非常方便的今天，编辑打印几本文献非常方便） ，但其实是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有的人把虱母仙在潮汕为民谋福的故事，杜撰安插到他们的祖先身上；有的人否认虱母仙何野云曾为陈友谅军师，理由是他们的祖先何野云其实是个大官（这样只能说明他们的祖先何野云，跟潮汕虱母仙何野云是不同的两个人，同名同姓古来有之）；有的人说他们的祖先寿命跟潮阳凤港何仙陵记载的寿命不同（同样只能说明潮汕虱母仙何野云跟他们的祖先是不同的两个人）。

他们2021年新建了一个墓，宣称是明朝何野云为自己亲点的墓， 在2021年新建的一个墓，会是600多年前虱母仙的墓吗？ 如果是，漫山遍野的无主坟都可以宣称是虱母仙的墓了！

而不同的是，潮汕很多遗迹都是文物保护单位。 清《凤港卢氏族谱》记载何野云“先师常住我四世祖家中，后化身，骸骨埋凤颈下手砂”，即现在的潮阳贵屿凤港何仙陵。 何仙陵面朝练江支流，逆水朝堂，位于凤港村凤地的凤颈处，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而且 潮阳何仙陵有古时的墓碑存记，还是文物保护单位。

明 洪武一年 何野云在“五皈寺”附近为高氏建祠堂，步至寺游玩，“ 五皈寺”碑刻证明洪武一年（1368年）何野云已经在潮汕，此时何野云43岁，正值中年。而冒认祖宗攀附名人者，此时14岁。

详情可参考关于“五皈寺”的文章

1369年，明洪武二年，何野云在陈店为指点草尾乡建寨门，此时何野云44岁。而冒认祖宗攀附名人者，此时15岁。

而虱母仙帮潮阳陈氏始祖建墓在 洪武6年（1373），有碑碣为证：“洪武六年国师何野云”，虱母仙此时应该是48岁左右。而 虱母仙建郑南山夫妇合葬墓于 明洪武九年（1376），虱母仙此时应该是51岁。此两墓都有碑碣为证。而冒认祖宗攀附名人者，此时19岁。

何野云 （1325 1393年） 到潮时候的年龄，是一位风水师适宜的从业年龄，因为做风水师，一需要经验，中年以后风水技术和经验才逐渐丰富，太年轻无经验和阅历；二需要体力，寻龙点穴需要满山跑，寻龙有时需要一天走几十里，没有体力支撑根本无法完成，何野云到潮时间正是其作为风水师的良好从业的年龄。 一些"傍名人"假冒虱母仙者说其祖先80到100岁也还在为人造风水，我是不相信的。明朝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没有现代长，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个年代上70岁的老人家走路都蹒跚，更不要说80岁，100岁的老人，如何能够 在没路的荒野上 爬山涉水寻龙？

而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他们号称何野云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的祖先生于1354年。 在洪武一年（1368年）真正的虱母仙何野云在“五皈寺”附近为高氏建祠堂，此时冒认祖宗的祖先才14岁；在洪武二年（1369年）真正的虱母仙何野云为在陈店草尾乡建寨门，此时冒认祖宗的祖先才15岁；在洪武6年（1373年）建陈氏始祖墓的时候，此时他们的祖先才19岁。 14岁就来到潮汕做风水先生帮人建造宗祠和坟墓？这不合常理，哪位主家会请未成年的儿童来做风水师吗？由此可知，他们宣称的何野云是他们的祖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完全是蹭名人热度。

如此种种，是希望通过“傍名人”吸引人去投资发展 旅游 业？他们的"傍名人"并不会被潮汕人民所认同。 制作一些所谓的证明文献很容易，因为现在电脑排版方便，一天可以制作几个书籍文献。 只用几本不知来源的书籍，没有古文物，想颠覆潮汕人民自古以来对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的事实认知，是对仙师何野云的不公，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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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曾论，"家之有谱犹国有史也，史以记事实，谱以昭穆，昭穆能明，则家派无可不显哉。"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直言，"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他将家谱与州志，甚至国史相提并论，更显出家谱的意义重大。

网络上关于“乱认祖宗，乱编族谱”的文章很多，古来有之，有些人攀附成风，有些家谱更是肆意认祖，甚至按照推演，这种 攀附风气受到了乾隆的高度关注 ，严令整顿家谱编纂的号令便就此铺设下去，要求各地督抚严查家谱中的僭越情况，更就此限制了各地普遍进行的修谱情况。上谕下来，纠察行动轰轰烈烈。

网络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家族乱认祖宗，自认名人之后的情况，在全国都有例子，江西比较严重。在宗族不清的情况下自封血脉，实际上也是对宗族体系的一种蔑视。但另一些，古时本想趁此改族却也因此招致祸患的也不在少数。福建的胡学成兄弟刊修家谱案，就是一个典型又带着悲剧色彩的例子。----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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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野云（1325 1393年）的真实姓名，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他原姓廖，一说他原名雪樵，一说他乃邹普胜。其籍贯也莫衷一是，有言是湖北麻城人，有道是山西棘县人，有说是江西人，至今难有定论。他的师承也很复杂，有说他师从袁州彭莹玉， 也有说他乃赣南四大堪舆祖师之一廖金精的后裔，仰山风水遗札又记载他师从仰宗铎长老，而道教却言其师从青元道人，众说不一，更添神秘。

在任何一个时代，各方豪雄基本会有顾问团，幕僚，智库等，各位豪雄在行事时会咨询幕僚的意见和建议。而陈友谅也必然有一批幕僚智库，除了少数几位前端的有文字记载的，大部分幕僚智库只是在后台出谋划策，而没被文献记载。 相信虱母仙何野云可能是没被记载的陈友谅幕僚智库之一，属于军师的范畴。英雄不问出处，“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

“虱母仙”何野云是陈友谅军师，得 到明朝隆庆《潮阳县志》和光绪十三年（1884）《潮阳县志》，还有《贵屿古今人物辞典》和《潮阳县贵屿镇志》的记载，都是官方文件 。 清《凤港卢氏族谱》、港头《张氏族谱》，还有自古以来无数的民间传言 ，并且何仙陵重修碑记也是如此记载。并且何野云早期到潮阳的时间，在五皈寺和华古岩都有记载，详情可以搜索 参考文章----“陈友谅军师何野云“虱母仙”是什么时间到潮汕的？”

虱母仙“何野云”确有其人，但并非真实姓名，只是化名。就像现代的艺人，有的会起个艺名，人们往往记住了他们的艺名，真实名字不一定知道，比如“成龙”。

古往今来，有无数高人奇人没被 历史 文献所记载，所以曾经的陈友谅军师“何野云”的真实姓名，根本就没必要再去考证，现在根本不可能去考证距今600多年前的具体细节（一些文献只能参考），肯定没有确定的答案，就让其作为一个美丽的谜，一个神奇的传说在人们心中千古流传。潮汕就是虱母仙何野云的第二故乡，而且何野云的骸骨也长眠在潮汕。我们可以说：“何野云的故乡在潮汕！”

流光逝水，梦花幻浪，他的真实身份早已湮没在 历史 的尘烟之中， 他就是一只野鹤，一朵清云，曾经逍遥在这片山水之间 ，给这方土地留下美丽的传奇。记师尊“ 何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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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时间脉络，可以点击参考下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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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9297427454956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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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093369711312126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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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