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是作家诗人、文人墨客摇笔杆时题署的别名、化名。现代文坛曾大兴笔名之风，几乎每位作家都有笔名，有的多达十几个、上百个（如鲁迅），因而研究现代作家的笔名，已成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现代作家的逐渐远行，笔名的破译也越来越难。幸亏上世纪有一些有心人爬梳勾稽、通信调研，发掘了大量现代文坛的笔名资料，得以使我们还能从中获悉珍贵的笔名信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当数徐乃、钦鸿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出有一本朱宝梁编著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　　笔名数量之多、笔名艺术之丰富多彩，已成为镶嵌在现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笔者近因兴趣所至，在编写当代文坛笔名与原名对照表的过程中，深感笔名艺术似乎已离当代文坛而去。当然，当今文坛也有一些响当当的笔名，如莫言（原名管谟业）、苏童（童忠贯）、贾平凹（贾平娃）、刘恒（刘冠军）、二月河（凌解放）、方方（汪芳）、残雪（邓小华）、梁晓声（梁绍生）等，但极大多数作家都是以原名刊文行世，如王蒙、铁凝、陈建功、高洪波、陈忠实、王安忆、叶辛、李存葆、张贤亮、蒋子龙、韩少功、曹文轩、秦文君、叶永烈等等，至于70后、80后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饶雪漫等，更是不再以笔名行世了。为何当代文坛的笔名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拙以为主要是与当今社会奉行的“实名制”有关。　　所谓实名制，即每位公民只能拥有一个登录在户口薄、身份证上的姓名，无论是银行存取款、邮局取汇款、购房按揭办房贷房产证、乘飞机办机票以及工作证、驾驶证、工资卡、公证书、医疗证等，都只认身份证上的那个姓名，其他一律免谈。这就是现代化社会的“一名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许觉民从抗战时期开始一直使用笔名“洁泯”，但在实行实名制的当下，却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在《我的笔名由来》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这多年来，邮局实行真实姓名汇款之规定，写作的人总有稿费寄来，寄发的报刊单位总用发表者的笔名的名字作收款人。这样，领款证件上的真名与收款人的笔名对不上，就领不到钱。我多次因收款人用笔名问题，出示了身份证和作家协会发给的会员证，会员证上有我的笔名。回答说不相干，只认定身份证为准。我于是将汇款单寄还报刊社，请求改正真名后寄来，有的拖延几个月后重新办理，有的不予理睬。至此，我省悟到笔名已不可用，原想要文雅一些，但已雅不起来，只好以粗俗的本名署名写文，从此还俗了。”（董宁文编《我的笔名》第205页，岳麓书社2007年版）类似许觉民因使用笔名致使日常生活造成麻烦的现象，在当今作家中时有发生，因而很多作家已经放弃了笔名。这就不免使人发问：现如今笔名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为何从前文化人的种种雅兴如今越来越少了呢？　　现代化讲快，讲效率，讲速度，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财富，自然容不得你在那里慢悠悠地显摆什么笔名、斋名、字、号了。现代化社会讲的是高铁、动车、手机、电脑，什么都要快，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因而不但字、号早已弃之不用，笔名斋名也久已生疏，而且眼看连姓名符号也要被一连串数字代码“数字化”了。什么身份证号、工作证号、驾驶证号、银行卡号、牡丹卡号、信用卡号……什么都是代码，什么都是数字。在快节奏的数字化时代，“一名主义”无疑是最适合时代需要的姓名制度了。　　笔者曾与友人谈及，与农业社会的文化人相比，今天的文化人丢失了什么？拙以为至少有三件东西已经丢失了：一是表明个性的字、号，二是用来寻根的家谱，三是交流性情的诗词唱和。过去的文化人对于名、字、号十分重视，十分讲究，不但人人既有名又有字还有号，而且如何使用名、字、号直接关联着一个人的素质与品性。上世纪前半叶出生的那一代文化人，还保留着浓重的字号传统，称人、自称亦必依礼而行。国学大师、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启功先生（1912―2005）晚年曾遇到过一件使他十分不快的事：安徽某出版社筹划出版《陈垣全集》，有编辑找到北师大，诚请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启功先生十分为难，因为陈垣先生（字援庵，斋名励耘）是他的恩师，哪有弟子可以直呼师名的道理？启功先生推辞再三，而那位编辑不懂个中原委，则是坚执再三。启功先生最后只好提出，《陈垣全集》的书名他无论如何不能写，如果一定要写，他就在扉页另书：“陈援庵先生全集受业启功敬署。”这就是那一代文化人的素养与作风，只可惜这些文化传统己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不为世人道了。在快节奏的浮华年代，如果现在还有人在使用字、号，讲究笔名、斋号，那简直就成“出土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