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渊源

  源于秦晋韩原之战，普氏族人原为晋国前锋将领。秦晋一次战役中,晋国战败，将军带领前锋将士举旗沿着黄河龙门大峡谷向上游撤离，高原途中遇一庙宇避难，寺院中仁慈方丈和尚提笔在"晋"国战旗上添了两点，巧妙地将"晋"国战旗挥毫变为"普"族旗帜，将领们才得以成功脱险和避难。从此，将领们以"普"为姓。黄河中游的龙门,镇上居住有"普"姓氏家族村落。普族村落1995年曾发现战国时期青铜古币"晋半斤"。

第七个渊源

  源于鲜卑族，出自古代鲜卑族首领拓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普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鲜卑族姓氏，在西晋末十六国时期就已经有普氏族人生息繁衍，著名的宋朝姓氏学大家王应麟就在《姓氏急就篇》中记载：“普氏，后汉十姓有之。”王应麟所指的“后汉”，并非是东汉王朝，而是指十六国中的汉赵国，即西晋末期匈奴北单于刘渊于晋惠帝司马衷永安元年(汉赵高祖元熙元年，公元304年)自称后汉王之后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其时，汉赵国中即有鲜卑族普氏族人生息繁衍，而且还是其国中著名的十大姓氏之一，源出当时鲜卑族索头部的首领拓跋·普根。拓跋·普根，公元？～316年待考，西晋末期鲜卑索头部首领、代王，他在公元305～316年开始统治索头部中部领土，至公元316年成功统治索头部全境，是后来南北朝时期北魏皇族的先祖之一。拓跋·普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为拓跋·猗㐌，拓跋·贺傉、拓跋·纥那皆为其兄弟。

晋惠帝司马衷永安元年(汉赵高祖刘渊元熙二年，公元305年)，拓跋·猗㐌在发动击败汉赵高祖刘渊之战后病逝，拓跋·普根继其位，统有索头部三部之一的中部。西晋愍帝司马邺建兴四年(汉赵烈宗帝刘聪建元二年，公元316年)，当时的鲜卑索头部大首领即代王拓跋·猗卢(北魏桓帝)与西晋关系很好，曾出兵协助西晋王朝数次击败匈奴北单于刘渊于西河郡、上党郡。不久，拓跋·猗卢被与刘渊勾结密切的其子拓跋·六修所弑。拓跋·普根闻讯后，迅速率索头部回军，杀了拓跋·六修平乱，因而继代王位，并受晋愍帝赐封承袭大单于位，金印紫绶。可惜，拓跋·普根仅数月后即去世了。其部被强大一时的汉赵烈宗帝刘聪乘机击败，御下的鲜卑索头部一度至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四年(汉赵末帝刘曜光初十二年，公元329年)归附汉赵国政权，子孙后裔以先王名字为姓氏，即称普氏，是汉赵国贵族进行领土扩张的主力之一，因此与汉赵国中的贵族刘氏、以及匈奴屠各五部诸姓氏共称十大著姓之一。到了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一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北朝纪年正式开始，北魏道武帝将先祖之一的拓跋·普根追谥为“文平皇帝”。

该支鲜卑族普氏早于后世北魏王朝时期出现的普氏足有一个多世纪，同宗但不同源。

第八个渊源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藏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普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普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得姓始祖 

   拓跋·普根、拓跋·普乃、普乃·摇(周摇、车非·摇)、普颜不花。

三、迁徙分布

  普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五百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四百三十六位，多以河南、太原、溧阳、通海为郡望。

河南统计：河南省沈丘、平舆、鹿邑三县及新乡市普姓达一万多人人，其中沈丘普姓数千人。求采纳

吴姓的渊源由四大支组成：姜姓、吴回氏族、姚姓和姬姓。其中姜姓吴氏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第五支出自外族的改姓。当代吴姓的人口2400多万，为全国第十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93%。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广东、福建、广西、贵州、江苏五省，大约占吴姓总人口的34%，其次分布于安徽、浙江、湖南、四川、湖北、山东、江西、河南八省，又集中了41%。吴姓重要的郡望有浦海、延陵、渤海、濮阳、陈留、汝南、长沙、武昌、吴兴等八个吴姓的堂号除用以上郡望外，重要的还有三让、让德、种德、世德、仁德、至德、秀聚、忠义等。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亶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亶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亶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亶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亶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中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亶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必阝）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必阝）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 (今河南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战乱中，阖闾之弟夫概乘机回国自立为王，阖闾闻讯，立即领兵回国击败了夫概，夫概率残余逃到了楚国，楚昭王封夫概于棠溪(今河南遂平县一带)，其后裔以棠溪为氏，这是姬吴的又一分支。

吴亡后，大批的吴姓宗室被流放到偏远荒凉之地。其中夫差的新立太子吴鸿被流放到江西婺源，这支吴氏尊吴王诸樊为始祖，后世繁衍成江西历史上最悠久的吴姓宗族。

鄱阳吴氏、浮梁吴氏、余干吴氏、乐平吴氏、进贤吴氏等支都是吴鸿后裔。夫差家室的另一部分逃难到了安徽歙县，其后裔发展成安徽吴姓的重要一支——歙州吴氏，他们也以诸樊为始祖，其后分衍出江西南昌吴氏、江西德兴建节吴氏等支，其中以南昌吴氏最为兴旺，成为望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吴姓，以苗族最多，最突出。苗族吴姓主要分布在湖南和贵州苗族地区，他们大部分是由苗民改用、借用汉字姓，而成为吴姓的，也有一部分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同化于苗族中而形成的苗民吴氏。

苗族吴氏，至迟在元代即已存在，如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一1368年)湖南靖州苗民起义首领，就是吴姓族人，名叫吴天保。明代苗族吴姓中还孕育出了著名的理学大师、王阳明的得意门生吴鹤。

苗族原本无姓氏，受汉文化的影响许多苗民借用汉族姓“吴”氏。清前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又有大批苗民借用汉字姓“吴”氏来作为自身姓氏，进行苗籍户口登记。在今日湘西苗族中，有“吴、龙、廖、石、麻”五大姓，而吴姓最多，排在首位。

在贵州苗族地区，吴姓也是七大姓之一。黔西北苗族汉字姓吴氏，是由苗族“孟恩路”家族中的一部分借用汉字姓而形成。只如贵州台江县方召“各务收”(即务收公)家族，在清朝末年领导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强迫户口登记，将“务收”家族的“务”译成“吴”，其后裔于是变成了苗族吴氏。这些苗族吴氏，与汉族姬姓吴氏无任何血缘联系，就是苗族中不同地方的吴，有的也同姓不同宗，互相之间无内在的血缘关系。

在纯粹的蒙古族七大姓中，吴姓居其一。相传远古时代蒙古有七大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酋长名叫吴兰苏和，他的后裔就以他的汉译名“吴兰苏和”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这就形成了今日蒙古族中的“吴姓”，它与姬姓吴氏无关。蒙古人又有改为汉姓吴氏的。《续通志·氏族略》记载：明王朝政府曾赐给许多蒙古人吴姓，如赐“巴图特穆尔曰吴允诚，子额特特穆尔曰吴克思，玛噜曰吴成谔，勒哲特穆尔日吴良布，敦日吴守义，济兰曰吴克诚，多罗曰吴存敬，玛噜曰吴管”。

据《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一书记载，哈尼族中有吴氏，自明初洪武年间(14世纪下半期)吴蚌颇而宗族始盛。吴蚌颇居云南临安府左能山下，因率哈尼族众开辟左能山有功，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左能寨长官司土副长官之职，世领其所垦土地，准其世袭。从此，哈尼族吴氏蚌颇一支，就世袭为左能寨土司副长官。吴蚌颇传猎豆，猎豆传龙胜，龙胜传安，安传上登，数世皆杰骜不听道府铃束，后除职。清朝初年平定云南，吴蚌颇的第11代孙吴应科率本宗族投诚，清王朝因授给他土舍之官。吴应科传顺，顺传世臣，世臣传弟世标，世标传子吴义，义传廷辅，廷辅之子吴俟，嘉庆三年袭职。至民国时，左能土司仍为哈尼族吴蚌颇家族后人吴忠臣世袭。

此外，其他少数民族如侗族、壮族、白族等，都有吴姓。又据《皇朝通志·氏族略》记载，在满州旗分内的高丽人中有吴姓。民国《奉天通志》也记载有吴那海，是高丽吴氏，归旗，居海州地方。朝鲜族吴姓许多是汉族姬姓吴氏融合到高丽族后形成的。

明清时期，吴姓的分布更为广泛，自上古保持世系传承不乱，代有显贵的世家大族几乎绝迹。这时期吴姓望族大都由唐宋时期的单家发展而来，并从地区分布上呈同姓异宗交叉分布，吴姓的迁徙多是由于战乱、灾荒、析居、任官、政府组织移民等诸多原因引起的。例如，明清时期的江西南昌吴氏虽号称诸樊、夫差后裔，但其先祖却是来自安徽歙县的流民，定居南昌后，繁衍成当地大族。江西德兴建节的吴氏则是唐末为避黄巢兵乱而迁来的。江西戈阳吴氏在五代战乱时，从金陵(今南京)迁来的。湖南益吴氏主要有三支，九都冲吴氏其先祖吴世春、吴永鉴叔侄二人自江西清江来湖南益阳经商，从而定居益阳，后裔繁衍成益阳九都冲吴氏。泉峰吴氏，其先祖在元初游学湖南，而定居益阳，后世繁衍成益阳泉峰吴氏。夹流溪吴氏则是明初从江苏、江阴县迁居湖南益阳夹流溪，据其家谱记载，到清乾隆时，这支吴氏已传了13代。

吴隐之，字处默，祖籍濮阳鄄城，是吴质六世孙。吴隐之还有一个胞兄吴坦之。吴隐之家境贫寒，其父母早逝，兄弟俩相依为命。

吴隐之年轻的时候，博览群书，以孝著称于世。相传，他和哥哥吴坦之为去世的父母哭丧时，其悲声惨切，不但令行人为之流泪，而且出现了双鹤哀鸣、群雁不飞的情景。

后来，吴隐之兄弟因孝名远扬，被朝廷征召做了官。吴隐之兄弟间感情真挚，东晋大司马桓温专权时，袁真对其不满，起兵反叛，最后失败了。吴坦之因支持袁真受牵连而被桓温逮捕，即将被除死。吴隐之听说后，急忙赶去面见大司马桓温，情愿替兄赴死。使桓温被感化了，从而赦免了吴坦之，吴隐之也因此受到大司马桓温的赏识。吴隐之官职屡次升迁，后来出任为晋陵郡(今江苏镇江)太守。在太守任上，他勤于政事，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平时穿布衣，出门不坐车子，他的妻子虽贵为太守夫人，也是亲自纺纱织布，就连到集市上买的劈柴都自己背回家。相传吴隐之的女儿出嫁时，他的朋友谢玄不知道他家拮据，派有名的厨师前去帮忙操办婚事。厨师到他家后发现他家几乎穷得一无所有，家人正牵着一条狗准备去卖钱，换取嫁女的费用。后来吴隐之升为秘书监，生活依然清苦。所得俸禄大都接济了贫穷的亲戚朋友，冬天到了甚至连棉被都没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贫苦。

吴隐之到任后，严格要求自己，生活非常简朴。起初，人们认为刺史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罢了。可是一年过去了，吴隐之仍一如既往，时常以贪泉的事来警诫自己。一天，随从送来一包剔骨的鲜鱼，他立刻警觉起来，拒绝接收这份礼物，并严厉警告说：“一定要以身作则，不吃请，不受贿。如再发生此类的事，必定要严加惩罚。”在吴隐之的感召下，广州地区风气为之一变，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民风也淳正了。

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的行为，不但受到东晋皇帝的嘉奖，也备受后人称赞。唐代名臣魏征编修《晋书》时，为清官吴隐之写下了“晋代良能，此焉为最”的评语。如今广州越秀博物馆内，仍竖有一块刻着“贪泉”两个大字的石碑，这是广州老百姓为纪念清官吴隐之的趣闻佳话而立的。

耳[耳，读音作ěr(ㄦ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道家学派创始人老阳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老阳子，亦称聃季、李聃、老子、老聃、老君、老莱子、老彭、彭祖、太史儋等。

老阳子，公元前630～前470年，字来，学称阳子，爵称伯阳，师称老子(子学家)，官称老聃或老君，聃国彭地(今河南开封)，后随王子朝携典籍奔楚国曲仁里时字称老莱子。因封地在聃国彭地，后人又称他老彭或彭祖。

在传说中，老阳子一生下来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相传，

老阳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学说后被庄周所发展。中国之国教的道教历代传人，皆尊老阳子为宗师，并将其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据史书记载，孔子曾求学于老子。

老阳子曾任周景王姬贵执政时期的司空，是王族。在史籍《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因此，老阳子家族世袭周王朝司空之职至春秋末期。在《史记·管蔡世家》中也记载：“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冉即聃，因此季载又君称聃季，即聃国的君主，老阳子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又官称老君。“单氏取周”之后，老阳子离周去秦国问祖归宗，死于秦国。

传说老阳子长寿，到一百六十余岁仙逝。其后邻里皆来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念老子顺民之性、随民之情、与世无争、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皆悲不自胜。然而老阳子的至交好友秦佚来吊唁，来到老子灵旁，不跪不拜，拱手致意，哭号三声即止。

待秦佚欲转身回去时，大家纷纷拦住问道：“你到底是不是老子的好友？”

秦佚答道；“当然。”

大家又问：“既为老子好友，你为何如此薄情少礼？”

秦佚反问：“有何不可？”

众人闻言，皆愤怒而大声责问道：“其理何在？”

秦佚笑道：“吾友老聃有言，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汝可闻乎？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聚气而成，顺时而来，合自然之理，有何喜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散气而灭，顺时而去，合自然之理也。有何悲哉？生而喜者，是以为不当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为不当悲而悲也，放生时贵生，死时怕死，皆是以己之意愿而强求生来、强求死去也，皆背自然之理而任己之情也。如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而背自然、违天理，合于道乎？不合于道，可为老聃好友乎？老聃好友者，遵其言而动、顺于道而行者也。吾既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

众人闻之，似有所悟，又问：“那么你既不悲，何以哭号三声？”

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非因悲也，是与老聃辞别也。一号，言其生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二号，言其死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三号，言其在世传自然无为之道，合自然之理也。老聃举足而应时，动止而合道，吾有何悲哉？”

众人听到这里，皆说：“这位秦佚乃是老聃的真友也！”故而推举其为主葬之人。合土之时，秦佚颂悼文道：“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后世称此为老阳子的“盖棺之论”。

老阳子撰著有千古流传的《老子》，即后世所称的《道德经》。

人们现在所见到的《道德经》，在战国时期韩非子称之为《周书》，在秦朝时期的吕不韦所著《吕氏春秋》中称为《上至经》，在汉朝初期则直呼为《老子》。

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期，以黄子、老子义礼改“子”为“经”，直到司马迁撰著《史记》时，始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因而后世称《老子》为《道德经》。杨雄在《汉志·蜀王本纪》中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在史籍《边让老子铭》中记载：“见迫，遗言道德之经。”

历史上，对《老子》一书最早的称谓，是韩非子的《周书》。周王朝时期，晋国师旷称此举为“修《义经》”，周太子晋说是“立义治律”。最近，在安徽涡阳县郑店村的考古中，发掘出老子在楚国时期的居地，有“关尹墓”、“圣母墓”及“圣人老子石像”，还有春秋时期陶制井壁及“敕撰”、“混元降诞”等残片。

《老子》即《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无为”，老阳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在老阳子著作《老子》一书中，包含有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阳子的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哲理博大精深，主张辨而不辩、知无创有、公乃王，目的是完善社会精神和机遇建设，是古今少有的社会辨证逻辑大师。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汉武帝刘彻执政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大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年，汉武帝采纳了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其时，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之道的汉武帝祖母窦太后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但到了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在设置五经博士时，儒家经学反而更加齐备。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逝世，汉武帝立即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丞相。田蚡上台后，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们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以后，汉王朝的官吏皆出自儒生，儒家迅速发展，成为此后二千余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泽十分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汉武帝完全颠覆了前历黄老的“无为之治”之道，为此，他将老阳子当世热称之“聃季”两字各去一半，贬而反称其为“李耳”。

在汉武帝之前，史无“李耳”之称。

据称：在李耳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耳氏。

本书按：

李耳为耳氏之祖一说，大悖姓氏源起之例。“李耳”之称为汉武帝的贬斥之戏，有汉一朝当无人敢以其为氏。汉亡，亦或有人以之为氏，却无详实记载，因此，此源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如耳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苑》中记载：“耳姓，魏国如耳之后。”

如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夫，有名的贤士。

周郝王姬延十九年(魏哀王魏政八年，公元前296年)，魏成陵君魏庄辛偕同大将翟章率魏军征伐卫国，连克二城。卫国君主卫嗣君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整天会同大臣考虑退敌之策。属臣中有人建议请如耳为卫国说情。

如耳是魏国的大夫，但他反对无限制的战争，因此欣然接受了卫嗣君的请求，并十分自信地对卫嗣君说：“大王不要担心，我不仅可以让魏军撤走，并且还要罢免魏成陵君的职位。”

卫嗣君听了之后喜上眉梢，如释负重，高兴地对他说：“先生果真能够做到的话，我愿意世世代代用国家来侍奉您。”

其后，如耳开始实施他的策略。他先是去会见成陵君，对他侃侃而谈：“从前，魏国讨伐赵国，切断了羊肠扳道，攻占了瘀与，诸侯们约定割裂赵国。而赵国并没有因此灭亡，这是由于魏国是诸侯的盟主，它存有宽善之心。现在，卫国遭受魏国打击，濒临灭亡，将要向西请求臣属于秦国，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危难。我看与其由秦国来宽释卫国，不如由魏国来宽释卫国。这样的话，卫国一定会永远感激魏国，您认为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魏成陵君听了之后仔细考虑了一番，认为如耳的话有理，便满口答应下来。

接着，如耳又会见魏哀王，对他说：“大王，在下曾经去朝见过卫君。卫君原本是周王室的分支，它虽然是个小国，但是国内有很多宝器，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现在，卫国虽然迫于危难，但仍然不肯献出那些宝器，因为他们心里认为进攻卫国或者宽释卫国，都不由您说了算。因此，它纵然献出宝器，那也一定不会落到君王您的手里。在下私下里认为，那些首先向您建议宽释卫君的人，必定是接受了卫国的贿赂。”

魏哀王认为如耳之言十分有理，并警惕国内那些主张宽释卫国的人。

如耳离开后不久，魏成陵君回国，按照如耳的话来游说魏王，让他放弃攻打卫国。

魏哀王听完魏成陵君的话，便停止了对卫国的用兵，但同时也认为魏成陵君肯定是接受了卫国的贿赂，就罢免了魏成陵君的职务，并令魏成陵君终身不得觐见。

卫国因此得到了保全。

在如耳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魏姓氏者，称耳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末期楚国官吏耳目史，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耳目史，亦称耳目官，是春秋末期楚国新设置的一个官位，实际上就是一种监察史官，即后世的监察御史。

周敬王姬丐五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熊弃疾病逝，其十岁的儿子芈壬(熊轸)即位，是为楚昭王。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春季，吴王僚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开始发动伐楚的系列战争。

当时，吴国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吴国军队主力与楚国军队相持于潜邑(今安徽霍山)，随后吴国军队的退路被楚国军队切断，进退两难。随即，遇吴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吴王僚被公子阖闾以鱼肠剑刺杀，之后即位，二公子本与阖闾不合，因此公子掩余弃军奔徐国，公子烛庸则奔钟吾国(今江苏宿迁)。

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要求徐国引渡公子掩余，要求仲吾国引渡公子烛庸。二公子无奈，便转向楚国请求避难。楚昭王为了分化打击吴国，当即令监马尹大公迎接二公子，把他们安置在养邑(今河南沈丘)，并为二公子筑城，还割以城父和胡邑(皆今安徽亳州)之田来扩大两个吴国公子的封邑。

而吴王阖庐因徐国和钟吾国纵令二公子奔楚国，大怒下一举攻灭了这两国。接着以伍子胥为行人，讨问伐楚之术。伍子胥建议：“三分吴军，轮流骚扰楚国。”不久，伍子胥就受命执政，位同上卿。之后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伯嚭举奇兵突袭养邑，俘虏了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并杀之。当时，吴王阖闾问大家是否可以挥军直捣楚国的郢都，军师孙武认为：“吴国经几次战争，民众疲罢，不宜远征，尚须假以时日方能深入楚国之境。”吴王阖闾听从了孙武的主张，遂退兵。

周敬王九年(公元前511年)，吴国按伍子胥的战略，开始实施军事上袭扰楚国边境的策略，都是攻掠楚国边境城邑，待楚国军队主力一到就撤退，这就是伍子胥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著名战术。而这时的楚国并没有意识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向他们逼近，当时惯于外线作战、灭人之国、夺人之地的楚国君臣们，很难想到吴国会打进楚国的腹地甚至郢都来。

而身为吴国执掌军政的大夫伍子胥和孙武，急切地盼望从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中找到盟友。因为吴国到楚国路途遥远，吴国军队最大的困难在于后勤补给。吴国虽有良将劲卒，但兵员总数比楚国少得多，欲攻打楚国，非得采取突出奇兵、攻其不备的战略。如果中途没有盟国支援，粮草仅靠吴国自己输送，势必失败。

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509年)，贪婪的楚国令尹囊瓦因为得到了蔡昭侯姬申那华贵的裘袍和精巧的玉佩、以及唐成公姬如梦的两匹骏马，放走了在郢都被关押三年的蔡侯、唐侯回国。蔡、唐二侯离楚国后发誓：“天下诸侯，无论其为谁，如能伐楚，甘充前例。”并请求晋国伐楚国。

到了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春季，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苔、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十八国在召陵会盟，商议伐楚。但由于晋国大夫苟演像囊瓦一样贪婪，使得会盟毫无结果。于是，蔡昭侯认为只有吴国才真正具有伐楚之能，便派一位公子到吴国做人质，请求吴国讨伐楚国，伍子胥和孙武因此大喜。于是，经蔡昭侯牵线，吴、蔡、唐三国组织了一个以吴国为主的反楚同盟，而吴国军队的补给，便由蔡国和唐国分担。兵贵神速，吴国不宣而战。吴国军队以当时所能动用的最大兵力和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在楚国人浑浑噩噩之际，突然攻入了楚国的腹地，慌乱的楚国军队节节败退。到农历11月，两军决战于柏举(今湖北安陆)，楚国军队主力大败，退到雍澨(今湖北京山)，被吴国军队追上，楚国军队随即溃散。吴国军队进逼郢都。

“柏举决战”后的第九天，楚昭王一家连同其妹携随从弃都城外逃避难。第十天，吴国军队攻破郢都。自吴王而下，按尊卑顺序，分别住进楚昭王的宫室和令尹、司马等官员的府第。而伍子胥则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灭家之仇。

后来越王允常见吴军主力久出不归，乘隙袭扰吴国。秦国军队以及散而复聚的楚国军队联合起来，败吴国军队于军祥(今湖北随州)。秦军纵横于方城内外，楚军出没于汉水南北，楚国人则纷纷支援秦军和楚军而阻扰吴军，吴军穷于应付。是年秋，楚、秦合兵击灭为虎作伥的唐国。吴王阖闾见前方大势已去，后方大患日亟，当即命全军撤回吴国。

吴国军队退走之后，楚昭王回到郢都，时为农历10月，历时十月有余的吴楚大战终于结束了。

在这场大战中，受祸最惨的是郢都的楚国人，郢都经吴国军队的残暴蹂躏，已经是残破不堪。于是，楚昭王决定迁都，但仍称之为郢，以示不忘其旧。从楚昭王十一年冬季起，作为新首都的郢，称为“载郢”，其地与楚国第四任君主熊渠所封句禀王治所相近，早就有楚国人聚居，到战国中晚期被称为“江陵”，载郢的遗址在东汉晚期已被称为“纪南城”。载郢成为楚国新都城以后，原来的郢都就改称“鄢郢”了。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楚昭王病重，临终之际要子西继为王，子西坚辞不受；又要子期为王，子期的态度一如子西；没办法，楚昭王又要子闾(熊启)继为王，子闾也坚持不受，后楚昭王连说了五次，子闾便连辞了五次。子闻见事态如此，为了安慰楚昭王，假意受命，楚昭王遂放心而逝。其后，子闾与子西、子期等商议断决，立即 ，阻绝路口，秘密派精干的使者回郢都，迎楚昭王之子熊章到城父即位，是为楚惠王，其母为越国女子。

周敬王三十二年(公元前488年)，楚惠王即立。痛定思痛，楚惠王摈弃了以往历代楚王即位后即穷兵黩武大力外扩的做法，收缩自保，楚国军队全部收缩国内，并竭力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为此，楚惠王特“设耳目史，以督自王而士”的朝堂所有士大夫的行为，以子闾任之，并开始作严格的行为记录(后子闾在“白公之乱”中拒绝当楚王而被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杀死)。

从此，楚国逐渐从濒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国力开始渐充，威名益著，而且让其他诸侯国没有感觉像以往争霸主的那种气焰灼人之态，在国内使民众得到了安宁，并在诸侯国面前树立了一个并不招惹反感的形象。

到了九年后的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楚国恢复了元气，楚惠王霸气初涌，乘吴国被越国打败之机，亲率楚军攻吴。第二年的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楚惠王霸气再现，一举灭了陈国。到了周贞定王姬介二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国势力再次达到鼎盛时期，楚惠王一举灭了蔡国，两年后再灭了杞国。接着，又命公输般制造云梯，如果不是为墨子所止，即会向宋国进攻了。

从此，耳目史之官位为各诸侯国所看重，在整个战国时期，成为国君的特权侍从史官。

到秦朝时期，秦始皇将耳目史改称“御史大夫”，并赋予超然的监察之责，“掌监诸郡”，因此又称“监察御史”，成为天子的重要耳目，并且规定：“耳目官自当独立，其行不受阶级所限。”

自秦朝开始，御史大夫不论品级，总是“立于朝堂正位之左末位”，即最东边第一排第末列之首，随时出告奉谕所察，甚至直言指责天子而无讳。由于御史大夫原是耳目史，职掌监察之职，又在上朝时站居文职站班的最东边，因此又称其为“耳东官”、“闻东史”等。

在耳目史、耳东官、闻东史、御史大夫、监察御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耳目氏、耳东氏、闻东氏等，后统称耳东氏，亦有省文简化位单姓耳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春秋时期陈国，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陈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国君世为妫姓。建国君主陈胡公是舜帝后裔，本名妫满，据胙土命氏的之惯，称陈公满、陈满，字少汤。

在史籍《史记·陈杞世家》中记载：“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陈国建立后，建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国境辖地为今河南东部和安徽的一部分。

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惠王熊章十年，陈湣公妫越二十三年，公元前479年)，楚惠王灭了陈国，杀陈湣公，其地设为楚国陈县。由于陈地所处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此成了楚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到了周郝王姬延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干脆就徙都于陈城，史称“陈郢”。

楚灭陈后，陈涽公的长子陈衍避居于阳武户牖乡(今河南兰考)，次子陈温避祸于晋国，其他陈国公族子弟多纷逃外邦。为避楚人追杀，就有拆“陈”字改为复姓阜东氏、东阜氏者，后以字形近而称耳东氏、东耳氏，亦有简称为耳氏、阜氏者。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末三国时期官吏珥笔，属于以官职称号为氏。

珥笔，指插在帽冠一侧以备记事之笔，后有人将其夹放在上耳轮。

东汉末期至三国、魏、晋时期，人们将史官、谏官别称为“珥笔”，是因为这一类侍从之臣通常将笔插于冠侧。

在史籍《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就记载：“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在《晋书·杜预传》中也记载：“若珥笔丹墀，端方极言，必有谔谔匪躬之节。”

在史官、谏官等御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号为姓氏者，称珥笔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珥氏、笔氏。后珥氏简笔为耳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汉朝时期南夷儋耳眞番，属于以民族称谓为氏。

儋耳，是汉朝时期对南越国中古僬侥民族的称谓，也是其居地名儋耳眞番郡之称。国学大师郭沫若考证说：“儋耳之名初见《吕氏春秋》。”

在史籍《前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罢儋耳眞番郡。师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眞番，本朝鲜地，皆武帝所置也。”在史籍《后汉书·明帝纪》中也记载：“西南哀牢，儋耳，僬侥诸种，前后贡献。”

杨浮在《异物志》中记载：“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枝，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

实际上，“儋耳”是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百越民族的一种称谓，其时没有行政建制，散落而居。郭沫若在《说儋耳》一文中说：“儋耳可省言为儋，则耳殆助语，有音无义，故儋耳并非垂大之耳。”

在汉武帝派楼船将军与伏波将军路博德一举击灭了南越国之后，在其故地设置了儋耳郡，其地在今云南省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哀牢山地区。

在百越民族归化汉王朝后，其百越民族中有指本民族之汉称或郡制之名为姓氏者，汉化称儋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儋氏、耳氏，主要分布在今云南少数民族彝族、瑶族中。

二分布：

今浙江省的温州市，山西省的临汾洪洞县辛村镇登临村，北京市的通州区、昌平区，河北省的邢台市、保定市，天津市的宝坻县，云南省的哀牢山地区等地，均有耳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耳元明：(生卒年待考)，山东即墨人。著名明朝地方官吏。

耳元明在明洪熙年间(公元1425～1426年)任抚州卫(今江西抚州)断事官知事，官位从八品，相当于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