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范文正公神道碑铭

原文

皇佑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297]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公讳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际，世家苏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其地，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298]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

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299]于仁义。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300]，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及公既贵，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考讳墉为太师，妣谢氏为吴国夫人。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301]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302]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303]哉！”

天圣中，晏丞相荐[304]公文学，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记其忠，召拜右司谏。当太后临朝听政时，以至日[305]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寿。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其事遂已。又上书请还政，天子不报。及太后崩，言事者希[306]旨，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为太后。公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代立者。”由是罢其册命。

是岁，大旱蝗，奉使安抚东南。使还，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307]苏州。岁余，即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益论时政阙失，而大臣权幸[308]多忌恶之。

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开封素[309]号难治，公治有声。事日益简，暇则益取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又为《百官图》以献，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职修，尧、舜之治不过此也。”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为公，可以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310]吕丞相怒，至交论上前，公求对[311]，辨语切，坐落职，知饶州。

明年，吕公亦罢。公徙润州，又徙越州。而赵元昊反河西，上复召相吕公。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迁龙图阁直学士。是时，新[312]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鄜延扞贼，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公以谓无事请和，难信，且书有僭号，不可以闻，乃自为书，告以逆顺成败之说，甚辩[313]。坐擅复书，夺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庆州。既而四路置帅，以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累迁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归业者数万户。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城细腰、胡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自边制久隳，至兵与将常不相识。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公之所在，贼不敢犯。

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至其城大顺也，一旦[314]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既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315]，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

初，西人籍其乡兵者十数万，既而黥[316]以为军，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罢，独得复为民。其于两路，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栗免之劳。其所设施，去而人德之，与守其法不敢变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317]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

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五让不许，乃就道。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公叹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318]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其诏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减任子[319]之数而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侥幸之人皆不便，因相与腾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为之佐佑[320]。

会边奏有警，公即请行，乃以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至则上书愿复守边，即拜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其知政事，才一岁而罢，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赖上察其忠，不听。

是时，夏人已称臣，公因以疾请邓州。守邓三岁，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颍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赐药存问。既薨，辍朝一日，以其遗表无所请，使就问其家所欲，赠以兵部尚书，所以哀恤之甚厚。

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321]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谱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论着，着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欤！

铭曰：“范于吴越，世实陪臣。俶纳山川，及其士民。范始来北，中间几息？公奋自躬，与时偕逢。事有罪功，言有违从。岂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艰其劳，一其初终。夏童跳边，乘吏怠安。帝命公往，问彼骄顽。有不听顺，锄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儿怜兽扰，卒俾来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议。帝趣公来，以就予治。公拜稽首，兹惟难哉！初匪其难，在其终之。群言营营，卒坏于成。匪恶其成，惟公是倾。不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显荣，没有赠谥。藏其子孙，宠及后世。惟百有位，可劝无怠。”

注释

[297]薨（hōng）：周代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后泛用于称有封爵的高官去世。

[298]适：改嫁，再嫁。

[299]本：依照；依据。

[300]乙科：古代考试科目的名称。汉时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补郎中，乙科补太子舍人。

[301]慨：慷慨。

[302]择：选择。

[303]苟：随便；马虎。

[304]荐：推荐；举荐。

[305]以至日：有一天，某天。

[306]希：迎合。

[307]徙：变化；改变。表示一般的调职。

[308]权幸：指有权势而得到帝王宠爱的奸佞之人。

[309]素：平素；一向。

[310]由是：因此。

[311]对：回答。多用于下对上的回答或对话。

[312]新：刚；才。

[313]辩：动听；精辟。

[314]一旦：有一天。

[315]恩信大洽：与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

[316]黥（qíng）：古代一种刑法，用刀刺刻犯人的面额，再涂上墨，也叫“墨刑”。

[317]多：陈赞；赞美。

[318]疏：给皇帝的奏议。

[319]任子：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

[320]佐佑：辅助；支持。

[321]非：无；没有。

译文

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五月甲子日，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人文正公在徐州逝世，同年十二月壬申日，安葬在河南尹樊里的万安山下。文正公名讳叫做范仲淹，字希文。五代的时候，祖上居住在苏州，在吴越地区做官。宋太宗时，吴越献地归服，范仲淹的父亲跟随吴越王钱俶到京城朝拜皇帝，后来担任武宁军掌书记，死在任上。先生2岁时就成了孤儿，他的母亲贫困没有依靠，就又改嫁到长山（约为今山东淄博长山）的朱家。先生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哭着离开长山到了南都（在今河南商丘，即当时的南都学舍，后来称应天书院）。来到学堂，打扫了一间房子，日夜读书，他的起居饮食，别人都受不了，但是他自己更加刻苦。

过了5年，他精通了六经的主旨，写文章、谈问题一定遵循仁义根本。真宗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被礼部选拔为第一，于是考中了乙科，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才回到长山接来并奉养老母亲。先生富贵以后，皇上追赠他的曾祖父苏州粮料判官范梦龄为太保，祖父秘书监范赞时为太傅，父亲范墉为太师，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

先生年轻的时候具有高尚的节操，在富贵、贫贱、毁誉、欢戚方面，没有哪一项会让他动心的，却有慷慨激昂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志向，经常诵着这样的警句来勉励自己：“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待人接物，都是根据原则，不因为选择有利害关系而有所不同。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竭尽其力。他说：“自我努力就应该要这样。事情成功与否，有的决定权并不在我这。即使是古代圣贤，也不能说必定成功，我哪里敢马虎啊？”

仁宗天圣年间，丞相晏殊向皇帝推荐范仲淹的文学才华，皇上就让他以大理寺丞的身份担任秘阁校理的职务。因为说某事触怒了章献太后，被贬为通判河中府。过了很长时间，皇上念起他的忠诚，就征召授予他右司谏的官职。当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某天在前殿大会众臣，皇上将要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祝寿，有关官员已经作好了准备，先生呈上奏章，称天子没有面向北方的道理，何况还要形成后代看轻皇上仰重皇后的风气，那事情就停止了。又上奏章请求太后把政权还给天子，没有答复，等到太后去世时，奏事的人迎合皇上的心意，把太后当朝时的很多事情都拿出来追究，想要狠狠地惩罚她。先生却认为太后受先皇的委托，保佑天子，十多年来，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应该忽视小的失误，来保全她的高尚品德。起初，太后有遗命，要册立杨太妃代替自己为太后。先生劝谏说：“太后，这是皇帝母亲的名号，自古都没有人能代替太后的。”于是就取消了对杨太妃的册命。

这一年，发生来了大的旱灾和蝗灾，先生接受朝廷命令去安抚东南灾民。回来时，正赶上郭皇后被废，他率领谏官、御史跪在殿里谏诤反对，没有取得成功，被贬到睦州担任知州，又改任到苏州。一年多后，朝廷又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把他召回京城，先生更加积极议论时政的得失，大臣权贵大多都忌恨讨厌他。

过了几个月，任命先生为开封府尹。开封一向号称难治，先生治理的非常有声望。每天的政事越来越简单，有空的时候就取来古今的治乱安危的情况向皇上讲解，又作了《百官图》献给皇上，说：“任命人员要各尽其材，那么百官都能称职，尧、舜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并针对官员的升迁快慢和顺序说：“这样可以为公，也可以谋私，也不能不详察。”因此惹怒了丞相吕夷简，以至于在皇上面前争论，先生请求辩解，话语非常恳切，因此被贬职，到饶州作知州。

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了。先生被调任润州，又调到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皇上又重新任命吕夷简担任宰相。任命先生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授予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这时候，刚损失了大将，延州危急。先生请求亲自镇守鄜州、延州防御敌人，于是改任为延州刺史。赵元昊派人送信求和，先生认为无事请和，难以相信，而且信中有不被朝廷承认的伪号，不能给皇上看，于是自己写信，告诉赵元昊逆顺成败的道理，非常精辟。因为擅自回信，被降一级，贬为耀州刺史。不到一个月，又调为庆州刺史。不久四路兵马都设置将帅，任命先生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多次升任为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先生作为将帅，主要讲究持重，不追求小的功利。在延州筑起了青涧城，开垦营田，修复了承平、永平的废弃营寨，熟羌回到家乡操持旧业的好几万户。在庆州大顺城把持要害地区，抢夺敌人的土地来耕种。又建成了细腰城、胡芦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的少数民族，都离开敌人来为大宋效力。因为边境的制度废弃了很久，以至于士兵和将领经常互不相识。先生于是把延州的士卒分给六个将领，训练齐整，各路兵马都采用了先生的方法。先生所在的地方，敌人不敢侵犯。

有人疑惑先生碰到敌人如何应变？比如在大顺城驻扎，一天早晨带兵出城，各将领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到了柔远，才发号令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去筑城。至于筑城的工具，大小都具备，而军中起初都不知道。敌人以三万骑兵来争战，先生告诫诸将：作战后敌人撤走，不要过河追击。不久敌人果然退走，追击敌人的部队没有过河，而河那边果然有埋伏。敌人失算，于是撤走了。于是各将领都佩服先生，认为比不上他。先生对待将吏，一定要让他们畏惧法律，爱戴自己。他所得的赏赐，都根据皇上的意思分发给各将领，让他们自己去感谢皇上。各国作为人质的世子，任由他们出入，没有一个逃跑的。外国的头领来拜见，就把他们召到卧室内，隔开别人，撤掉卫士，和他们交谈，从不怀疑他们会对自己不利。先生在这里过了三年，战士勇敢，边境实力强大，和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于是决定谋取横山，收复灵武，而赵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和，皇上也把先生召了回去。

起初，西部人被征为士兵的有十多万，后来都在脸上刻墨作为标记，只有先生的部队，只在手上作了记号，先生离去后，部队遣散，只有这一部人得以重新为民。先生在这两路，既取得了熟羌的效力，使他们来守卫边境，又把军队迁到内地，减轻了西夏人运输粮食的劳苦。他所实行的办法，离开后人们依然感激，坚持先生的办法而不敢更改的，到现在还很多。后来因吕夷简的事情牵连而被贬，那些士大夫们就为范、吕两先生的谁是谁非而争个不停，吕先生担心这事，凡是说范先生是正确的人都被指责为结党营私，有的官员因为这被贬黜放逐。一直到吕先生恢复宰相的职务，而范先生也幸亏被再次起用，于是两位先生欣然来往，齐心协力讨平叛贼。全国的读书人都因为这事很是佩服两位先生。但关于结党营私的话题，从此以后就不断提起再也不能制止。皇上已经认为范先生有贤才可以重用，所以最终力排众议而任用他。

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天，朝廷召先生担任枢密副使，他五次推辞都被朝廷拒绝，于是才上任。到任几个月，又任命他为为参知政事，每次进宫拜见皇上，皇上都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先生叹息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做事要有先后，况且在长治久安的情况下改革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就行的。”后来皇上又赐给他手诏，让他赶快列举要办的国家大事，又建起天章阁，召见他并赐给他座位，给他纸笔，让他在自己面前写奏章。先生惶恐不安的退出坐席，回去后条列了当时应该先办理的十多件事献给皇上。他主张在天下兴办学校，选拔士人首先根据德行而不单纯根据文辞，磨练考核来区分他们的能力，减少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的数量来减少过量的官职。采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情，正要施行，但是有关磨练、任子的制度，心存侥幸的人都很忌恨，因此争相诽谤，而妒嫉先生的也因为这些诽谤感到高兴，喜欢让这些人担任助手。

恰逢边境报告有警情，先生于是请求前去，于是任命先生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先生到任后就上书说自己愿意镇守边境，于是就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邠州刺史，兼任陕西四路安抚使。他担任参知政事的官职，才一年就结束了，有关部门都上奏请求停止先生先前实行的新法，恢复原来的旧法。怂恿此事的人危言耸听的向皇上进言，幸亏皇上了解先生的忠心，没有听从别人的话语。

这时候，西夏已经称臣，先生因为有病请求担任邓州刺史。在邓州任职三年，又请求担任杭州刺史，又调到青州。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又请求担任颍州刺史，用小轿把他抬到徐州，于是一病不起，享年64岁。先生得病的时候，皇上赏赐药物并慰问病情。先生死后，皇上停止上朝一天，因为先生的遗书没有任何请求，于是皇上派人到先生家问他的家人有什么要求，追赠先生为兵部尚书，用来哀恤先生的物品非常丰厚。

先生为人，外表和气，实质很讲原则，喜爱善良的人，关心爱护百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家里还很穷，所以他终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吃饭也不用多少荤腥，但他对财产却还很乐意施舍，一点也不吝啬。等到他离职回家，大家看他的家财，妻子儿女仅仅温饱而已。他处理政事，所到过的地方百姓大多都给他立祠并画像。他的行事，从山林处士、街巷田野之人，到外族夷狄，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而且乐于谈论他的人非常多。至于他的世代家谱、官爵，在墓碑上的志、在家里的族谱、在有关部门收藏的文章，这里都不论述了，只歌颂他心系天下国家，也是先生的志向！碑铭的内容是：

“范氏在吴越地区，世代担任陪臣。钱俶献给朝廷吴越的土地，以及当地的百姓。范氏才来到北方，这中间有几代人？先生自己勤奋努力，和机运相逢。事情有罪有功，言论有逆有顺。难道是先生全都行吗？皇上任命了他。其中的艰苦辛劳，先生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西夏的小儿在边境闹事，趁着国家平安管理松懈。皇上命先生前往，讨伐他的骄横。有不服从的，就铲除他们的根本。先生在这里三年，懦夫都成了勇士，毁弃的制度也完善了。怜悯孤儿，抚养幼兽，最终使西夏人来称臣。西夏人来到朝廷，商议称臣的事情。皇上命令先生快回来，来协助治理天下。先生叩头推辞，这实在是很难啊！起初并不难，难在是否能坚持到底。小人们诽谤的声音源源不断，最终要破坏了已经施行的大事。皇上没有听信小人的话，只相信先生。不偏信，不听信危言，这是皇上圣明。先生活着时享受显贵尊荣，死后又追赠谥号。荫护了自己的子孙，使后世都得到好处。百年才有这样像先生一样的人，他的事迹可以激励人们不要懒惰，努力进取。”

解析

皇佑四年（1052）五月，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范文正公薨于徐州。同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伊川万安山下。其墓庄严肃穆，但不显崇伟；墓周苍松翠柏环植，享堂却不很恢宏。但其神道碑铭，却是欧阳修守丧期间含泪书就的。

全文二千四百余字，详细描述了范公的生平业绩，特别对范仲淹“诏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减任子之数，而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评价尤高，称他为“系天下国家之大者”。通篇人情练达，文字简美，体现了欧阳修“明道致用”的文风和他对范公深切的怀念之情。

此碑原由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王洙书，立于洛阳伊川万安范仲淹墓享堂。明成化十二年（1476）冬十月，苏州知府刘禹重立于天平山。此碑由邑人吴概重书，陈俊镌刻，是天平山的重要史料碑刻。

一、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

二、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宗法制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三、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

四、义田

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五、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

六、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

七、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

八、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九、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九、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

十一、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

十二、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

十三、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冠用家乘的不太多。

图 | 视觉中国

从“乌台诗案”到“车盖亭诗案”，再到“同文馆狱案”，北宋的政治恶斗、朋党倾轧愈演愈烈。吴处厚不惜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构陷蔡确，借此来报“二十年深仇”，试图拔掉“眼中钉”“肉中刺”。吴处厚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批评他爹“此非人所为”。后来，吴处厚“疽发于脑，自嚼其舌断而死”。满朝大员都在弹劾蔡确，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站出来说：“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真不负其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高太皇太后下令：“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乃岭南瘴疠之地，贬黜此地的人几乎都是有去无回。臣子们求情，太皇太后声色俱厉起来：“山可移，州不可移也！”蔡确的老母亲拦住太皇太后的銮驾求情，太皇太后更是铁了心：不仅要贬，而且永不得放回。当然，为蔡确说话的范纯仁也受到牵连，被贬知颍昌府。

元祐八年（1093）正月初六，蔡确客死新州，享年五十六岁。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高太皇太后驾崩，死前交代大臣们“早求退位”，以方便“官家”（哲宗）另用一批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五年后，弹劾蔡确甚为凶猛的刘挚，也客死新州这个流放之地，且在同一寺庙同一间房，史称一室死“二相”。

哲宗终于从高太皇太后的“臀背”后坐到龙椅上，开始独立执政。他继承的是父亲神宗的政治理想，走的是“熙丰”之路。作为“元祐党人”的苏轼苏辙兄弟自然不受待见了。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全靠着惊人的毅力和悟性（苏轼曾得高僧指点），才得以活着离开瘴疠之地，但在回程的路上仍没能逃过死神之手，命丧常州。而苏辙被罢贬，理由是他“引喻失当”——把先帝神宗比喻成汉武帝。此时，为苏辙说公道话的还是范纯仁。“史称武帝雄才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以比先帝，非谤也。”范纯仁不仅为被皇帝怒斥的苏辙辩白，而且还劝谏盛怒的年轻帝王，“陛下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

陈歆耕老师《蔡京沉浮》一书，具有叙事的张力、语言的质感，富有严谨的史实、独立的见解。他跳出曲折隐蔽的 历史 语境，告诉你蔡京蔡卞(王安石女婿)兄弟是否“奸臣”；他跳脱人们对巨公英雄的崇拜，思考苏轼苏辙兄弟是否“君子”。他坚持从“圆形人物”入手进行文学研究，考察福建蔡氏家族的“官场人格”；他秉持对“心灵科学”的浓厚兴趣，考量范氏父子的“人格高标”。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歆耕老师直抒胸臆，给予范氏父子这样的评价：“虽然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从政理念不尽相同，一个着力于变革，一个趋向于逐步改良，但做人的品格是处在一个巅峰上的。类似范仲淹、范纯仁这样的不唯上、持正、尊道的能臣和良臣，在中国 历史 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浪花，也淘尽奸雄。所以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历史 记录有时同样“暧昧不明”，难怪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时间空间的缝隙中毕竟留下了士人良知和文人风骨，“语言文字之间”也深藏着隐约真相和不灭公道。

北宋的范纯仁，让我想到清代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也曾为不相干甚至“不相中”的人说过公道话。说到曹寅，必然要提到江苏的“城”“事”，诸如苏州生祠、江宁织造和扬州书局。

在苏州织造任上两年零八个月后，曹寅调任江宁织造，接替父亲生前的职位。苏州百姓感念他的“治吴之道”，在虎丘为他立了一座生祠。江南鸿儒尤侗与曹寅往来密切，作了《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

尤侗写下曹寅在苏州的官声民意，袁枚《随园诗话》则记载了曹寅在南京的为人处世：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

由此可见，曹寅光明正大，不记私仇，不摆架子，对百姓和同僚都很好。虽然与地方官不和，但对获罪的人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向康熙“密疏”推荐。这里，袁子才有个失误，“撰《红楼梦》一部”的，不是“其子”，而是“其孙”。

曹雪芹写《红楼梦》，泽被后代，为中国矗立起一座文学高峰。曹寅编写传奇，撰写碑文，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曹寅是内务府“包衣”、皇帝在江南的“耳目”，也是荣耀和危机集于一身的“家奴”、勤谨和忠诚代代相传的“宠臣”，得到过皇帝赐冰、赐樱桃、赐药品的殊荣。他奉旨创办扬州诗局和扬州书局，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以江宁织造身份先后接驾四次。康熙第五次南巡，曹寅不远千里去迎接，直至鲁南大运河畔的鱼台县；皇帝回銮，曹寅不辞辛苦去护送，直送到运河古镇扬州宝应。

人物，不论丹青留名还是遗臭万年，不管籍籍无名还是如雷贯耳，都与时空黏合着，与时代分不开，与地理相关联。《红楼梦》的轨迹，就和曹寅的行迹很像，先从东南姑苏甄士隐一家的“小荣枯”开始，紧接着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大荣枯”在京城拉开帷幕。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寅五六岁到达江宁，曹雪芹十二三岁离开南京。一来一去，有沉有浮，南来北往，接驾送行，唱的是“好了歌”——好即是了、了即是好，写的是“好事终”——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曹寅之孙曹雪芹“奋扫如椽笔”，在困顿中写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把“傲骨”和“嶙峋”写进小说里，如同刻在石头上的“奇传”。范纯仁之父范仲淹以“仁人之心”写出《岳阳楼记》，虽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萧瑟悲凉，却始终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唐代诗人白居易“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的诗句，正适合我沉浸、延伸——“感红楼梦”“感北宋史”，寄“曹雪芹”“寄范纯仁”。

凡家庭，无论新旧大小贫富，都应有一种精神传承。古人曰：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今人云：好家风是传家宝。曹寅和曹雪芹，范仲淹和范纯仁，传承的是公道正派和善良美好，当然还有诗辞歌章。祖孙之间、父子之间互相印证、彼此成就，长辈何其幸哉！后辈又何其幸哉！

关于作者

周淑娟，女，江苏徐州人，1992年毕业于华中 科技 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