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心 舒可心 曾经的大学教师，朝阳园业委会主任，现在的业主维权专家，中国社区服务工作委员会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工作委员会主任。

我的10年：误入地产圈

“我的地产十年，没这么久吧？”拿到采访提纲，舒可心有些吃惊，“其实细说起来我是1999年买了朝阳园之后才正式和房地产沾上边的。” 之前舒可心曾在大学当老师，教的是计算机，当时他在中关村的名气可比现在还要响亮。后来又自己开公司，因为买了一套朝阳园的房子，才逐渐“玩”成了地产专家。

舒可心告诉记者，最开始做维权，是为了解决家里地板问题。1999年买了朝阳园的房子，收了房才发现木地板上有多条裂缝。去找开发商理论，但人家一直拖着。舒可心说自己当时正好也没什么事，就开始研究这里面的道道。“这要是搁在别人身上，肯定就急了，我和别人还不一样，因为从小家里环境不错，对钱不太上心，找开发商就是觉着好玩，因为以前还从没有人研究过这些，不然为着一万块的地板我不至于花这么多心思。”正是这种“玩”的心态让舒可心一直走到了现在。

在玩的过程中，舒可心发现业主的公共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包括房屋面积缩水、施工扰民、社区公共管理差等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解决的，于是他开始组织维权小组，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干业主委员会以后就要关心公共利益了，不能说自己的事儿。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是相关的，其实是保证更大的个人利益。”

由于开发商一直对朝阳园业主的要求不予理睬，怎样制造声势、引起广泛关注成了业主委员会的首要问题。想来想去，闹展会成了最后选择。于是2001年9月秋展，朝阳园业主大闹展会成了当时各媒体的头条。“当时我们想的特别细，包括印文化衫、打横幅，另外我们还请了律师向媒体解释我们的行动。此外我们还特别注意控制大家的情绪，因为业主们一激动就很可能出意外的状况。没想到这一来还成了范本，以后业主维权都走我们这样的路子。”

在展会上的这一闹，让舒可心一不小心成了名人。随后各媒体开始采访他，让他在展会上谈置业经验；其他小区的业主也开始联系他，请他帮着成立业委会；舒可心也从公司老板“玩”成了维权专家。而社会上的各种评价也如潮水般涌过来，有人说他“就是想成名”，也有人称他是“老师”是“业主的领头人”。舒可心对这些并不在意，他认为在当时全北京还没几个社区成立了业委会，更多还是居委会，大家都还是在找领导解决问题；如今7年过去了，现在北京已经有近400个小区成立了业委会，大家开始自己解决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民主进程迈出的一步。自己能在这一过程里发挥些作用，“很好玩”。

10年回眸：不是叛徒是谈判专家

在大闹展会后，舒可心发现把开发商逼得太狠并不能解决问题，怎么把维权坚持下去？舒可心发现有时候双方坐下来谈，反而对解决问题更有帮助。于是开始对开发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诉之以法”，开始谈判和妥协。就在这时，一些业主不干了，认为他舒可心是“骗子”是“叛徒”，要求罢免他这个业委会主任。

有人质疑舒可心当业委会主任的动机，“我的动机比较自私，说实在的，我没有一个特别伟大的动机，我的动机就是我买了房子受了开发商的欺负了，我觉得物业管理做得不好，应该改善，因为我感受到不好了，那么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纯粹是为了我自己，但是后来我做着做着发现我的利益如果不和大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就没法真正维护自己的利益。”舒可心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没有“妥协”的，只有“成王败寇”，但要实现民主，达成开发商和业主的共赢，必须懂得妥协，西方两千年的民主历程说明这一点。这是舒可心最难熬的日子，但是他坚持了下来，现在的朝阳园也证明他的这种坚持是对的。

舒可心说，维权斗争的每一步都需要坚强的斗争意志和高超的政治智慧。而且，恐怕最需要的还是要有种把麻烦事当“乐子”的精神，否则，一直感觉那么苦，自己是根本不可能走到现在的。

10年寄语：法律比拳头有用

舒可心说，看业主维权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家伙一条心和开发商斗，和物业斗；第二阶段就是业主跟业主自己斗，现在的美丽园就是这种状况。当然在2007年更多的还是斗开发商、斗物业的第一阶段。业主们在斗的时候要更加讲究理性、组织性、专业性和技巧性。所谓专业性，就是要学会使用法律，而不是靠情感好恶，美丽园的官司就是靠律师打赢的，而不是用拳头和大字报打出来的。

1目前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房子？

邻居要好，140平方米左右的平层。

2你最看中房子的什么特点？

舒服、环保、节能，一般来说不环保、节能的房子也很难舒服。

3你觉得现在买房，时机合适吗？

要住的时候就买吧，如果投资的话不如投到股市或者基金里去。

4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楼市十年。

好玩。

5如果可以从头再来，你会选择哪个行当？

还是搞维权吧，维权的过程是社会公平逐步彰显的过程，是社会民主意识被唤醒的过程，能够处在这个过程里，实在很有意思。

也许很多不熟悉舒可心的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玩世不恭或是不求上进的人。有些时候他说的话确实会给人这样的误解。其实这是他目前的心态和对生活的态度。他追求的是内心的满足感。

舒可心大学主修的是计算机，尤其在中文系统方面曾经“下过一番苦工”。毕业之后在一所大学当助教，曾经在中关村到处讲课。当时“舒老师”在中关村的名气比现在在房地产圈还要响亮。他从1987年就开始上网，在网上尝试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别人眼中，这可能很无聊，但他认为，这是了解社会，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他现在还经常上网聊天。可是QQ（网上的一种聊天软件）上的资料却完全是真实的，无论是年龄、姓名还是身份。

舒可心在大学当老师时，就买了一辆摩托车，一年之后换成一辆小菲亚特。换车之后，舒可心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摩托车一年的养路费才是30多元钱。而汽车一个月的养路费就是70多元。而那时在大学任教的舒可心月工资才46元。怎么办？对舒可心来说似乎并不困难，每天晚上到外面拉两个小时的“黑车”，无论是养路费还是油钱就全出来了。

之后，舒可心离开他教书的岗位，进入国营公司负责进出口和技术培训工作，接着又自己开公司，最后开始“玩”房产。一不小心玩成了“专家”。

或许是从小家里环境就比较好，用舒可心的话说是“从来没有缺过钱，我父母的工资在六十年代加起来就有170元以上”，但因为家教甚严，反而使得他对于金钱似乎从不刻意追求。这从他的衣着也可以看出来，一双6元钱的圆口黑布鞋，运动休闲裤，T恤，全身加起来也就一百多元。

舒可心觉得，人做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是他故意要做的，很多时候是随波逐流，缘分、机遇等东西在主宰着一个人命运。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不能对自己太认真。所以舒可心并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他成功。他所看重的是自己内心的成功。小时候他家里养小鸡。一天他发现一只小鸡的腿断了，于是他就用火柴棍把小鸡的腿接上了。几天之后，他发现小鸡又能走路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特别开心，很满足，有一种成就感。”

“我有点钱，但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有钱。目前我很喜欢房地产，很喜欢物业管理中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才做这么多公益工作。但也许有一天我没有兴趣了，我就立刻会从房地产圈里消失。”舒可心说。

老舍的人是北平的，满族八旗后代，土生土长北京人。

老舍的书是北平的，差不多所有书中的故事，都发生在皇城根。

老舍的语言是北平的，《茶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让世界人知道了什么是京味儿。

老舍是北平的，

但北平不是老舍的。

1、首先介绍“我”小时候的身体和性格特点 ，说明了“我”的母亲是慈母兼任严父 。

2、描写对“我”的管教，主要写了学习上的督促和做人上的训导。 下面则是重点写了“我”因说了一句轻薄的话而受到的重重责罚。 

3、详细描述母亲如何与家人相处 ：母亲如何在除夕之夜对付败家子大哥的债主，这件事表现了母亲宽容的度量和善良的品性。

4、写母亲如何与“我”的大嫂、二嫂相处和如何对待她们妯娌之间的矛盾，这件事表现了母亲容忍、温和的性格。

5、写母亲受了人格上的侮辱非常生气，直到叫那个说了不负责任的话的五叔当面认错赔罪才罢休，这件事表现了母亲“刚气”的一面。 最后则是怀念母亲，母亲给“我”的影响很深。

扩展资料：

风格：

这篇文章的风格是纯朴而清新的。语言随情而发，自然朴素，字字句句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深之语；结构任性而为，平实流畅。结尾处，一声沉痛的叹息，明白如话，却是意悲而远，感人至深。

写作手法：

文章通过记叙母亲一生的身世、经历、性格及遭遇，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母亲的无限敬爱和无以报答母亲恩情的愧疚之情，也塑造了一位有着典型东方女性性格特征的平凡而伟岸的母亲形象。首先，这篇文章多处运用了刻画人物的写法，使母亲的形象活灵活现。

本文采用口语与书面语相结合的形式，既流畅朴素生动，又凝练含蓄隽永，抒发了对母亲的敬仰感念追怀和永世不忘的深情。叙述语言流畅、朴素、亲切，极富表现力。这也是老舍文学语言的基本特点。

参考资料：

她是一位出身农家的普通妇女。

她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在自己并不广阔的天里默默而顽强地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她的家乡很穷，由于养不起牲口，农忙时节，妇女也要下田劳作。这样的农家生活，给了她一副能经受生活磨难的结实的体格。她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却只有一女二男。丈夫早逝，她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肩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她用自己的辛劳，给女儿换得稍好些的生活和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力；她更用自己的言行，给儿女们以生命的教育，成为他们真正的老师，使他们与她一样，勤俭、诚实、坚毅，不怕吃苦、乐于助人。

她，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母亲马氏，一位慈爱、坚韧、勤劳能干的满族妇女。

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

这是一座狭长的小院，坐落于北平（今北京）小羊圈（今小杨家）胡同。院中，有两株枣树、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每至夏季，便杂花满树，给破旧的小院落增添了无限生机。

已以40多岁的马氏，整日在这座小院子里操劳。她的丈夫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作战中负伤阵亡。当时，老舍才一岁半。丈夫死后，马氏靠替人家缝洗衣物和做杂工的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拉扯着三个未成的孩子，还要照顾一位性格古怪的大姑子。

白天，是两大绿瓦盆的衣服；晚上，是油灯下没完没了的缝补。为了一家人的衣食，为了让儿女们有稍好些的生活。她总是夜半方睡，黎明即起，终年没有休息。在老舍幼年朦胧的记忆里，母亲的双手总是鲜红微肿的。就是这双手，把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才一岁半的一女二男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就是这双手，把一个因丈夫早逝而愈加困顿的家，操持得井然有序。贫穷破旧，却清清爽爽，永远弥漫着“家”所特有的安定与温馨。

在马氏的影响下，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劳动、谋生，养成了勤劳、爱清洁的生活习惯，也继承了母亲热情好客、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

十来岁的大男孩，已经开始学徒、做小买卖；稍大些的女孩，更早已成了妈妈的得力帮手，洗衣、缝补、裁剪，母女俩一起操劳；就连刚刚学会走路的最小的孩子老舍，也很早就知道跟在大人们后帮忙。大人们浇花木，他忙着取水；大人们扫地，他帮着撮土……儿时的艰辛生活，母亲的言传身教，给老舍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成年以后直到晚年，老舍始终保持着儿时的生活习惯，他总是自己动手收拾屋子，自己取水浇花，像母亲在时一样，房间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他穿衣不讲究，却很整洁，就连他的手稿，也总是那么清楚、规规矩矩。马氏是一位宽怀大度、倾已所有帮助别人的热心人。家庭生活的窘困，并不能改变她淳朴好客的天性。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多么困难，马氏总要设法弄一点东西来款待客人；遇上亲原邻居家中有红白喜事，马氏一定前去贺吊。家中清苦，一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但她却一定要换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褂，诚心诚意地前去表达贺吊之情。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中有呈，马氏听说，总是第一个前去帮忙。她会给婴儿洗澡，会刮痧，会给孩子们剃头，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

母亲好客、热诚、乐于助人的品德，使老舍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与老舍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那对待朋友的热情、诚恳所感动。以诚待友，为朋友不惜倾已所有，这在老舍是天性使然。这种天性，正来自幼时母亲的身教。老舍曾说：“到如今，我的好客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马氏乐于助人，爽直大方，她给予别人的很多，却不知道计较，她从不与人斗气，宁可自己吃亏。

当时与马氏母子同住的，还有一位脾气很坏的大姑子。她嗜好吸鸦片，喜欢摸纸牌，还常常无理取闹发脾发，鸡蛋里挑骨头。但是，无论在丈夫生前还是丈夫过世后，马氏总是尽心竭力地照顾这位大姑子，即使有时她闹得很凶，马氏也总是默默地承受着，把委屈深埋在心底。

人要活得硬朗

马氏吃苦耐劳，以德报怨，但她的性格中却并不缺乏坚强。

丈夫死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联军进入京城，挨家挨户搜刮新丧，儿女幼小，一家人生活无着。这接踵而至的打击没有把马氏压倒，她不慌乱，不哭洋，不怨天尤人，她横下一条心，泪水往肚子里流。她要把儿女养育成人，她要在绝境中坚强地活下去。她终于做到了：给大儿子娶了媳妇，把第三个女儿嫁了出去，送小儿子去念书。为了儿女们的前途，她自己咬着牙去给有钱人家当女仆，又到第四女子小学当工友。

年关到了，马氏和女儿更加紧干活，穷人也想在年节里吃上一顿有肉的饺子，虽然是菜多肉少。

每当不太懂事的小儿子老舍向母亲报告某家宰了两口大肥猪，某家请了两座供佛的“蜜供”，像小塔那么高时，马氏总会摸着幼子的头说：“咱们家的饺肉少菜多，但最好吃！”是啊，这饺子是他们自己劳动挣来的，是自己亲手煮的，怎能不好吃呢？

到了年底，把手里的活计交了出去，家里也该收拾过年了。扫房子，给灶王龛上面换副新的对联，每至此时，马氏总要把平时不知藏在哪儿的一张“王羲之爱鹅”图找来挂上，还要把破桌子、破柜门上的早已不齐全的铜佛件再擦上几遍。马氏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女儿：咱们穷，可要活得硬郎！她更要女儿知道：只要手脚不闲着，人就不会走绝路，而且会走得“噔噔”响。

老舍毕生实践着母亲的人生教诲。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写作，从不投机取巧。为了专心写作，他甚至不惜辞去报酬甚丰的大学教职，靠稿酬维持很不宽裕的生活，他坚持认为作家应该靠社会养活而不是由大学养活。晚年，为了维护自己心中的净土，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他更是宁折不弯，用最决然的方式，向丑恶宣战，向愚昧抗争！他铭记着母亲的话：人要活得硬朗。

在亲友的帮助下，老舍终于读完了小学。

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他能够读完小学，已经是十分难得了，小学毕业，孩子应该去学手艺、谋生了。

老舍心里十分明白，他知道母亲的难处，但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坐卧不安。终于，他偷偷地报考了师范学校。因为在那里，制服、饮食、书籍、住宿都由学校供给。但当他被学校录取后，他还是踌躇了，因为，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十元的保证金，对于这个为贫穷所困扰的家庭，简直是一笔巨款！但母亲知道孩子的心愿，面对儿子这唯一的请求，她又怎能拒绝呢？不能因为家里穷，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马氏答应了孩子，开始筹措这笔“巨款”。

半个月以后，费尽心思筹到的十元钱交到爱子手中，母亲含泪把儿子送去学校，没有更多的言语。但老舍何尝不知道这十元钱对母亲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宁可自己一人多操劳，只要儿子有出息。

五年过去，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任命为京师公立么十七高等小学校校长。那一夜，母子二人一夜不曾合眼。儿子望着因操劳而显得疲惫、苍老的母亲，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以后，您可以歇歇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串串无声的眼泪。

母亲的寂寞

长大的儿女陆续离开了母亲独立生活。终于，家中只剩下马氏一人。她理解儿女，仍然每日劳作、忙碌，默默地承受着寂寞。

有一年快过年了，儿女们还没回来，马氏仍在为过年而准备着。除夕，在读师范的小儿子老舍回来了。马氏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时，国民政府提倡用公历，不准过旧历春节，老舍是为了安慰母亲特地请了两小时假回来的。看到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泛着幸福交彩，老舍实在不忍心立即告诉母亲真相。

但是，学校有规定，时间到了，老舍不得不告诉母亲自己还要回学校去，马氏愣住了，笑容僵在脸上，半晌，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她默默地把儿子送到街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那是她专为儿子准备的年夜吃的杂拌儿，装进儿子的衣袋：“去吧，小子1”街上，正是热闹的除夕之夜，马氏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在院门前，目送着爱子走出街巷，消失在黑暗里。寒冷的夜风吹来，她只是呆呆地立着，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到。

这一场景，后来屡次在老舍的回忆中出现。这只是马氏度过的无数孤寂的夜晚中的一个。清炉冷灶，苍颜孤灯，马氏永远没有抱怨，她只是在默默地思念着不能回到自己身边的儿女，默默地咀嚼着孤独。

马氏也有伤心的时候。儿女的生活轨迹并不全是按照母亲的意愿前进的，尽管母亲能够理解，却总免不了失望、流泪。

老舍23岁时，马氏希望儿子能够成家。老人钟爱自己的幼子，希望他就此安顿下来，好好地过日子。但儿子有自己的主见，没有答应，请来姐姐为自己说情。马氏十分失望，难过了很久，终于含着眼泪，点作罢。

后来，老舍离开了母亲，远涉重洋，去英国留学，这在马氏，也是难以理解的，但她仍然没有怪罪，只是日夜思念身边在他乡的游子，不能释怀。在老人70大寿的那一天，身边的儿女都来祝寿，但老只喝了两口酒，便早早地独自睡了，因为还有一个孩子不能来，她牵挂着他。

抗战期间，为免遭沦陷之辱，老舍撤退到重庆，远离家人，远离母亲。1942年，马氏去世，流亡在外的老舍一年后才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之情，难以抑，几乎无法工儿。怀念之余，老舍决意写自己的母亲，写出母亲的音容笑貌，写出她的慈悲爱、坚毅，但只写了二三千字，泪水就遮住了双眼，几乎无法往下写。这篇文章就是感人至深的《我的母亲》。老舍在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老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北京的舒家原本是个大家庭，可惜家庭内哄，导致老舍父亲舒永寿这一支分出来单过。亲人彼此绝了情，从此不再来往，连坟地都是分开的。分裂的顶峰是发生在一次出殡仪式上。一个很有派场的临时殡葬大棚被一把莫名的大火烧得一光二尽。显然是内哄到了反目成仇的不可调和的地步。从此，舒永寿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护军”，自己在小羊圈胡同买了一所不成规格的小院，养了九个孩子，活下来五个，老舍是他的幺儿子。

　　舒永寿一九00年八月战死在与八国联军巷战的炮火中。他失踪于西华门外南恒裕粮店附近。后来，家人把他的“生辰八字牌”和一付他的裤脚带和一双布袜子埋葬在“蓟门烟树”南边明光村的新买的一小块私人坟地里，没有归到“蓟门烟树”黄亭子附近舒氏家族的老坟地里。后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能找到标有“舒”字的坟地界桩。

　　老舍先生在他著名小说《月牙儿》里描写的母亲拉着年幼的“我”去西直门外去给父亲上坟的场景，实际取材于自己早年和母亲去明光村给自己亡父上坟的记忆。1942年老舍母亲病逝于沦陷的北平，也埋葬于此地。1949年老舍先生由美国回到故乡后，曾来到这里给自己的父亲、母亲上坟。他找到姓侯的看坟人，拜托他们多多照应，给了钱，还到看坟人的小院里坐了坐，谈话时难过地落了泪。看坟人侯长山的父亲曾被老舍先生当作模特儿写进《四世同堂》，是一位笔墨不多但很重要的乡下人，在书里叫“常二爷”。三十年前，老舍父母的坟头已被平掉，改了菜地。这块坟地紧挨着去八达岭的铁路，在食品冷冻库附近，如今已成了堆货的场地和居民区。

　　因为舒永寿牺牲时，老舍刚一岁，母亲在老舍的人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老舍先生在悼念母亲的文章《我的母亲》中是这么写的：“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这位母亲也是穷人，自然也是没有家谱的。如今，给她续一个粗线条家谱，或许，并非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老舍是不是老子的后代？

应该不是。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于楚苦县厉乡曲du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曾任周王朝的图书馆长，亦为周王朝的国家档案馆馆长，管理国家的图书档案。关于老子后来的事，则说法不一。未见老子有子孙记录。

     老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名舒庆春，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我的母亲

　　作者：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