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克，读音作kè(ㄎㄜ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周夷王之臣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克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西周时期，克接受周夷王姬燮命令，圆满地完成了派他到各地巡察的任务，因而周夷王赐给克氏一套青铜器皿，有“镈”、“鼎”、“盉”、“罍”等，并命名其中的青铜乐器“镈”为“克镈”。

鼎，既是烹煮荤馐的用具，亦用以体现贵族身份，周礼所制：王九鼎，公七鼎，侯五鼎，伯三鼎，君一鼎；盉，用来温酒和调和酒的浓淡；罍，是盛酒的容器，也可用来做盥洗用具。

“克镈”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扶风法门寺任村，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收藏家张翼购于北京琉璃厂。以后，“克鼎”、“克盉”、“克罍”等陆续出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克镈”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是研究周王朝政治制度、经济特色和铸冶技术的重要史料，目前被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克镈”是当今存世最古老的铜镈，其形呈椭圆形，是大型单个打击乐器。西周王朝的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常将它同编钟、编磬相配合使用。其特点是环钮、平口、器身为椭圆形或合瓦形。镈顶有钮，两旁的扉棱用镂空的夔纹装饰，下连镈侧。镈身饰头部向下夔形龙纹饰，绊带上间以方形乳钉，镈身下部铭有金文十六行七十九字，记述了克的功绩和这口镈的来源。

克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克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古女真族克氏部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族克音氏、克尔德氏、克叶勒氏、喀尔沁氏、克伊克勒氏、康锡理氏、孔尼喇氏、喀尔库氏、喀克锡理氏、喀喇氏、喀尔拉哈氏、克勒氏、喀尔佳氏、扣恳氏、克尔德氏、克勒德氏、克理特氏、克穆齐特氏、喀尔努克氏、克穆楚特氏、克穆楚氏等氏族部落中，均有取原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克”为姓氏者，称克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古蒙古族克什克腾氏部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克什克腾氏，以地为氏，世居巴岳特(今嫩江流域北部)等地，后满族中亦有引以为姓氏者。

蒙古族、满族克什克腾氏中，后有取原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克”为姓氏者，称克氏。

二迁徙分布：

河北省阜城县王盘庄，全村有一半人都姓克，有春字辈、庆字辈、俊字辈、亚字辈、新字辈等。王盘庄大部分人都姓克，可在该村之外极少有人姓克，几乎遇不到。因此，王盘庄的克氏人感到很孤独和寂寞。历史不详，据传也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

甘肃省民乐县有一克家庄，全村王氏居多，但都是由克氏改的。民乐县洪水乡也有几百克氏人家集居。居考证是由克家庄搬迁至此的仅存的克氏人家，据传也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有大小两个家谱，但都是后来修订内容不全。现知的有国字辈(民国时期，克辅国、克国、克定国，这是小家谱里的最早的一辈)、成字辈、禄字辈、延字辈等，汉族。

河南省荥阳市刘河乡分水岭克家台全是克氏，有几十户人家，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唐山知县克复礼因政见不和，隐居于此，现发展到十九世，多分布在河南荥阳、宝丰、项城。少数分布在郑州、乃至山东、黑龙江、上海等。其家谱是1993年在文革前老家谱基础上经后人努力修订成的。

三郡望：

荥阳郡：秦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原阳市。西汉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部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三年壬戌(公元242年)分河南郡置郡，改治所至河南省荥阳县，其时辖地今河南省黄河南部、荥阳县至朱仙镇一带，包括今开封市、郑州市在内的八县。北魏时期移治到今荥阳县。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改为成皋郡。隋、唐两朝均为郑州荥阳郡。

张掖郡：1954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在张掖市山丹县城南六公里发现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四坝滩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1984年和1987年，在张掖“黑水国”遗址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彩陶；1987年7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张掖市民乐县六坝乡东北三公里的东灰山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磨制石器、陶器、炭化粮食籽粒及猪、牛、羊、鹿的齿骨等考古资料，由此证明，距今五千多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先民已在这里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能用石球、石纺轮纺织、做衣服，制造彩色陶器，并开始使用青铜器。从《尚书·禹贡》的记载看，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时，张掖属雍州。汉朝以前，月氏国称雄于敦煌祁连间，张掖为其属地；西周时期，戎、狄两族在这里居住；春秋战国时，乌孙与月氏共居河西。其后，月氏逐乌孙而独居。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击败并赶走了月氏人，河西遂为匈奴右贤王的领地。黑河东、西分别由休屠王、浑邪王分领。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战败匈奴，浑邪、休屠二王率众归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此后，开始大规模徙民垦殖，戍兵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和繁荣。“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张掖遂为丝绸之路的重镇。西汉末年(公元前206～公元8年)，窦融任张掖属国督尉时，注重发展农牧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荒者，归之不绝。”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国，都建康(今高台县骆驼城)，他采取发展农业，大兴儒学，扩大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继承发扬汉文化，推广佛教，翻译佛经，开凿石窟，并以当地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创造新的音乐《秦汉伎》等措施，使张掖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北方中国佛教的中心，同时也使张掖成为中国内地与西域通使和商贸的中介。北魏时期(公元386～535年)，《秦汉伎》传入中原，称《西凉乐》，成为北朝宫廷的“国伎”；张掖的佛教音乐传入中原，称《西凉州呗》，成为北朝佛寺的法乐。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因境内之甘泉而改张掖为甘州。隋朝时期(公元581～618年)，张掖(甘州)商业发达，商贾云集，张掖郡治所在地的张掖城已成为国际商业大都市。炀帝派西域校尉裴矩掌交市。裴矩著《西域图记》献炀帝。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时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农历6月至张掖，登焉支山会见二十七国国王及使者，盛况空前。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张掖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昌盛。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取经，途径张掖。诗人陈子昂奉旨视察张掖，写有《上谏武后》。王维、高适、岑参、马云奇等驻足甘州时均留下著名诗篇。甘州音乐《波罗门佛曲》传入宫廷后，唐玄宗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甘州边塞曲流入中原后，成为教坊大曲，以《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等命名的词牌、曲牌流传甚广。唐末，张掖与中原、西域关系密切，通互市，发展贸易；僧侣往返，佛教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建立西夏。继承汉文化传统继续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办教育，推崇佛教、道教，建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大佛寺。元朝时期(公元1279～1368年)，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元世祖忽必烈亲诏郎中董文用垦甘州之土为水田，仿宁夏之法种水稻。城内建甘肃最大的粮仓－扎浑仓，供应各路军粮。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茶叶外贸的转口城市，商路四通八达，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以及宗教寺庙的宏伟。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张掖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明王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建设了一批学校、书院，使甘州自此进士、举人、秀才辈出。从内地大量移民屯垦，大兴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在甘州大兴土木，修筑长城等一大批军事设施以巩固边防，形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甘州仍然是西北军事补给基地，河西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商业持续繁荣，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市场，晋商及陕西、山东、京师商人集团云集甘州，建立会馆。明政府利用山西、陕西商人运粮、茶至甘州，充实边储和开展茶马交易。清朝时期(公元1644～1911年)，张掖为甘州府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节制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清王朝在西部的历次军事行动，均以甘州为军事提调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商人云集张掖(甘州)，建立商帮会馆，如山西会馆、陕西会馆、直东(河北、山东)会馆、凉州会馆、镇蕃(民勤)会馆，两湖会馆、河南会馆。各大商团贸易活动辐射新疆、蒙古等西北广大地区，甘州成为河西商业中心和日用杂品的中转批发市场。清朝时期时，文化教育更加兴盛。城乡普设义学、社学、私塾；民间武学林立，百姓习武成风，在一百多年间出现了二十多名武进士和一百多名武举人。清朝末年，张掖人王之佐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乡后宣传革命主张，他的《致马安良书》，公开支持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废除帝制，一时之间风靡甘肃全省。

四家乘谱牒：

荥阳克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末期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荥阳市刘河乡分水岭克家台村。

金郡克氏家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甘肃省民乐县克家庄。

五字辈排行：

河北阜城克氏字辈：“……春庆俊亚新……”。

甘肃民乐克氏字辈：“……国成禄延……”。

六历史人：

克　莹：(公元1930～今)，女，山东平度人。著名戏剧教育家。

1949年毕业于辽宁白山艺术学校。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老舍研究会会员，曾历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理事。

主要论文有《老舍的戏剧创作道路》、《人民艺术家老舍》、《老舍戏剧创作留给我们的启迪》、《老舍话剧的现实主义成就》、《在友朋与孩子们心目中老舍与胡青》等。

重要名人采访录有《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阳翰笙谈老舍》、《马彦祥谈老舍》、《防癌抗癌一线的灿烂星光徐光炜、宋琳琳教授》等。

主要著作有《老舍的话剧艺术》、《老舍话剧艺术世界》、《患难情缘老舍和胡青》；长篇《芳草斜阳》；影视文学创作四集电视连续剧《风雨白鸽》、十二集电视连续剧《一二九风云》，**文学剧本《八方风雨》，另有《老舍文学词典》等。

克　勤：(公元1935～今)，四川省邛崃市镇渔箭村人。著名根雕艺术家。

从事根雕艺术的研究、创作十余年。现为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根艺美术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根雕奇石协会会员；四川省农民诗书画艺协会创作研究员；成才市民间文艺这协会会员。

1995年5月在成都民间艺术“三绝”展演比赛会上，首次对外参展作品，获得“绝艺”奖，其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被淬为精品之作，《成者晚报》、《成都商报》、省、市电视台、《四川美术家通讯》、《苡苑求索》和《巴蜀风》等传媒相继报道。部分作品还被“四川音像出版社”选为专题录像，传播到国内外。

1997年7月应邀赴北京参加第六届中国根艺美术作品展，获“刘开渫”根艺铜奖。同年11月在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艺术节获银奖，文化部原副部长王济夫看了展品后，欣然命笔题词“巧夺天工”四个大字赠我，还受到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的新切接见。他赞扬说“真是个也不起的农民根艺家”。在展期中，成都电视台对其作了人物专访专题报道。

1998年7月，在成都举办的1998年西部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大展，再次获得银奖。

克令诰：(公元1944～今)，河南荥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1969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现在河南财经大学经贸职业学院任职。

克　成：（公元1995～今)，浙江杭州人。平凡小学生。

2000年进入杭州市文一街小学，现在正在上小学六年级 班级为六（1）班

家庭现任状况：

父亲于2008年5月13日赶赴四川灾区救灾，负责房屋检查工作

母亲因病去世

这4万余件文物若立体地展示出来，就能复原一个鲜活的晋商时代。

复原晋式金融

走进北京晋商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票号浮雕。票号是晋商的伟大发明，此后的百年间，晋商以票号为枢机，主导了中国金融业，直到清末民初。

有一件“镇馆之宝”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一块祝贺乔全义（字采芹）中举的牌匾，由白松木浅浮雕刻“青云得路”四个大字。乔全义即电视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的叔叔，一代晋商翘楚。

馆内藏品约有4万6000余件，这些藏品倾注了赵家两兄弟和博物馆馆长薛岩近30年的心血与财力。作为晋商博物馆投资人的赵家两兄弟，是山西阳泉市民营企业远鑫集团董事长赵远长和总经理赵笑长。这两个农民企业家是以生产铁合金起家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们在北京投资4亿多元打造一个晋商博物馆的“非商业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收藏晋商文物几乎是父辈自觉的举动，我记忆中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摆了很多老的照片、文书、牌匾等，被告知不能乱动。”赵国彦说，他是赵氏企业的第二代，1983年12月出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收集整理，现在的北京晋商博物馆几乎囊括了现存可移动晋商遗物中的绝大部分珍品，其中包括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票版、广告、包装、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神佛礼器、日用器具等众多门类。“说的自负些，目前晋商文物凡是能找到的真品几乎都在我们这里。”赵国彦说。博物馆里有1800多封晋商的往来信函，传递着他们的运营规则、立身之本、伦理、文化等全方位的信息。

晋商历史数百年，要系统收集谈何容易？晋商博物馆如何在没有现成教科书引导下完成整合？馆长薛岩解释说，这是收藏者跳出书斋用实证的办法另辟蹊径，他们发现可以按照晋商当初的商业路线图和家谱中的后人进行搜集、整理并还原当时的金融商业活动，“比如说一个票号的旧照片，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时期、不同掌门人的合影，这样串起来就很有价值，还有账簿，对应的就会有清单、汇函和图章。我们根据这样的思路去找寻。”薛岩说，“一个商号叫德顺号，我们收集到它两块印钱的版，牛角版和9枚图章，9枚图章就像咱们现在企业全套的营业图章。为了收齐这9枚图章，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辗转打听这些图章的下落。好不容易打听到其中有一枚押款章，因为收藏的原因，已经流落到了香港，我们又马上赶往香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收藏家，可是起初人家死活不卖。我们费尽口舌，苦口婆心做工作，最终人家被我们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在没有加价的情况下，以市场价3万元将这枚押款章转让给了我们。”

打造晋商文化产业链

上世纪80年代是收藏市场的蓝海，“市场上的古玩玉器十有八九为真品”，现在的很多私人博物馆馆主均是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包括著名的马未都。

在这种情况下，能耐住寂寞去收藏一些零散的照片、书信，并不惜代价和成本地去系统整理、研究的人并不多。是什么让晋商博物馆的收藏者们这么执著地坚持下来呢？赵国彦说，有时候看老晋商照片和书信，很多是家信，看着看着就会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走进百年前晋商们的生活中去，被那种氛围和情感深深打动。博物馆里收有一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太谷县永义长当铺在沈阳的分店给总店的一封信函和几份清单，信中提到，在掌柜和东家因战乱失去联系的3年中，分店仍能兢兢业业地料理号事。“这要是放到现代社会，不说3年，就是集团公司总部3个月不联系分公司，就可能出现问题。”赵国彦感慨。

“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是晋商精神的精髓和魅力所在。通过收藏研究晋商文物，让晋商博物馆的收藏者们彻底颠覆了市井所言“无奸不商”的观点。“以义为利”，是山西商人经商的至上法则，然德能兼备，才是不败的根本。

虽然为了修复晋商文化可以不惜成本，但勤勉精明的现代晋商是不会把辛苦搜集的数万件文物当做仅供展览的“摆设”的。随着对晋商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打造晋商文化产业链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赵国彦说，我们确定博物馆要走社会化道路，把晋商博物馆品牌做起来，形成一个文化产业的平台，打造一条包括影视、出版、商务在内的晋商文化产业链。再将经营收入投入博物馆建设当中，吸引一些收藏理念与之相吻合的其他收藏者在这里建博物馆，形成集群，目前已经有佛像博物馆入驻。

“关于博物馆的商业模式，我们在建馆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我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研究了国内外比较优秀的、经营得比较好的、商业价值比较高的像美国大都会这样的博物馆。除了商业模式外，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国际惯例，比如说国外博物馆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捐赠，我们现在也在组建基金会，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面列了一个晋商专项基金，用基金的方式把博物馆永远留在社会。”赵国彦透露，目前正与执导《铁道游击队》的王新民合作，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现金投资1600万元，拍摄以旅蒙山西商人为素材的长篇连续剧《大盛魁》，整个电视剧的篇幅长达120集，分上中下三部，“相当于一部晋商通史，除了现金，我们还利用博物馆提供了很多晋商文物和资料的支持。”

作为中国第一大商帮，晋商成功的背后，是精神和文化的支撑。晋商文物中，特别是他们为规范其经营活动制定的各类规章、规程，对今天的中国商人应该有所启示和借鉴。晋商博物馆负责人说，他们的建馆宗旨就是弘扬晋商文化和精神。

尚茶的人喜欢武夷山的大红袍，尚茶的人也喜欢下梅，因为下梅与茶的缘份更像一个传奇——兴旺与衰落皆因为茶。因茶留下的文明遗存与今天的生活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下梅独特的魅力。　谁能想得到，一部《乔家大院》的热播，让这个古村落再一次喧嚣起来，而这一切皆因为茶。

其实，下梅只产少数的茶，而且在整个武夷山岩茶体系中，这里的茶叶属于被忽视的品种，但这个古村数百年来与茶产生了纠缠不绝的情愫——明末清初开始，这里就成了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也因此，下梅为后世留下了富甲一方的建筑印记——这里原先有典型特色的清代深宅大院古民居70余幢，至今尚存30余幢。 据介绍，在清朝，下梅处在一条非常重要的商路的起点上，这就是“晋商万里茶路”。据记载，最早来到武夷山贩茶的，是山西省榆次市车辋镇的常氏。晋商常氏武夷山贩茶的第一站便是下梅村。

晋商常氏与闽北隔万水千山，商业嗅觉却异常敏感。早在150多年前，以常氏为主的山西商帮看中了武夷茶的生意资源，把经商触角探往武夷山下梅的茶坊街市。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

1666年（康熙五年），武夷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收购，欧人皆以武夷岩茶为中国茶之总称。此时武夷山岩茶在下梅集运转销，乾隆年间，下梅遂形成崇安最大的茶市。

雍正五年(1727年)，下梅茶商开始大发。咸丰年间，太平军出没武夷山，晋商与下梅邹氏经营茶叶生意受阻。五口通商后，晋商在武夷山收购岩茶业务由下梅邹氏、潮州、广州三帮联合采办，转运于福州、汕头、澳门及南洋各岛。下梅，这偏于武夷山东隅的茶庄集市小镇，连接起一条通往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茶贸易之路。常氏与商团盟友开创了中俄贸易的漫漫长路，成为在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一支劲旅。

晋商：涉足下梅茶市

常氏经营的主要商品就是茶叶，而这些茶叶，又都是从闽北武夷山采购所得，常氏采购集团的千里足履，纷纷涉足清代武夷山茶市下梅村。他们的到来，也给下梅茶叶经营带来了商机和贸易信息。除邹氏外，还有孙氏等随晋商奔赴西部经营茶叶。邹氏在山西榆次，还教当地常氏开辟山地种茶叶，所育茶苗之法，全部是从武夷山下的崇安带去的。但由于气候因素，未能形成规模。新茶尚未上市，邹氏就利用现银，趸足茶叶运往山西，在货缺时抛售，大赚一把。邹氏在与山西人交易中，学到了晋商的经商之道，由单一的茶叶交易到贩各类货物，生意日隆，交易多元化，资产遂增，邹氏投入重金购骆驼，用驼队运货到恰克图交换皮货、药材，换洋铁、洋油、洋火等。如今，下梅邹氏还留有从恰克图带回的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箱及邹氏茶庄号“景隆号”、“集春号”及验押茶货的“素兰号”木印模等，这些都是下梅邹氏当年与晋商进行武夷岩茶贸易时使用的实物遗存。

据当地人讲，清代中期，武夷山四大巨富之一的万氏，凭着雄赀与邹氏争夺茶叶生意。初来乍到的晋商常氏，看到邹氏在茶叶交易中更注忠诚信用，遂与下梅邹氏“景隆号”茶庄结为盟友。邹氏腾出景隆号的仓库和厢房，给常氏储存趸下的茶叶，还为他们一路风尘远道而来的10余峰骆驼搭建喂料棚，那时，景隆号的人们第一次见到庞然大物骆驼，觉得很稀奇。晋商对外发货时，满载茶叶的竹筏就从芦下巷口河埠下水，进入梅溪水路。 下梅邹氏与晋商精诚合作100多年，邹氏以经营茶叶发家致富，诚信经营是基础。晋商强烈的外贸意识、敢与洋人做生意的胆识，极大地鼓舞了邹氏。下梅邹氏恪守的是“诚信经营，致富履义”的商德。据《邹氏家谱》载：“邹茂章偕壮游闽北、闽固产茶多区，而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与伯兄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品核精详，无二值，无欺隐，且不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洋人售公售制获异珍所至，辄信偿其利，由是家日饶裕，为闽巨室……”

只是，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清政府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武夷岩茶只要顺闽江而下就可出口。于是，武夷山地区的茶市中心从下梅转移到赤石。盛极一时的下梅慢慢走向衰落。

如今，穿行在当溪两旁的骑楼边，当年的商店门楣还在，当年修建的9码头旧址还在，然而物是人非，原来整日舟楫往来的繁忙的当溪，到后来只有在5天一次的赶墟日时，才会变得热闹一些。只是修建在骑楼边的美人靠至今风韵犹存，成为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年下梅男人大多出去经营茶叶，家里媳妇就在斜阳残照之际，望着往来不熄的船只，等待男人的归来……

来自山西的“麻雀” “万里茶路”全长达5150公里，随着茶叶生意向境外扩张，茶路不断延长，武夷山下梅邹氏与晋商常氏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之后，其过境从武夷山下梅至中俄边境的贸易城恰克图，约4500公里。邹氏借福州、广州口岸开放之机，租用洋艘，将武夷茶贩运到东南亚各地，有的还销往欧洲，其南下贩茶的路程也有1000多公里。

据载，每年茶期，在下梅收购精制后的茶叶通过梅溪水路汇运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用当地工匠达千余人，用车马运至江西河口（现在的沿山县）。由船帮改为水运至汉口，达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而后用马帮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仑、恰克图。从武夷山的下梅茶市起步，到中俄贸易城恰克图，漫漫商路上，邹氏购置了数百峰骆驼做运力，足见茶叶经营规模之大。

翻译：天和地之间降生了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有他应该完成的任务；人生存在世界上，活着一天就应该努力、勤劳的过一天。

理解：生存在世上的每个人，都有应拥有如下3个观念：

一、人生应有敬业观念。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执事敬”“事思敬”“修已以敬”（《论语·子路·季氏·宪问》）。北宋程颐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柳林《杨氏家谱》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观念，认为“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功不妄练，贵专本业”，充分体现了时人的敬业观念。

二、有着平等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是其束缚人的精神枷锁，“士农工商”是其对待人的等级制度。但是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帮的兴起与发展，旧的封建礼教与等级制度在山西受到了严重冲击。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这种观念与风气一直到清末民初有增无减，清末太原举人刘大鹏说：“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甚重，才华秀美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著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柳林《杨氏家谱》认为，“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也就是说，《杨氏家谱》认为，“士农工商”之间是平等的，它们只是职业不同，无尊贵等级之别，只要“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这种平等思想与观念，与上述山西经商风气有关。而且，明末清初山西学者傅山的反专制、反封建礼教与启蒙意义的政治思想，其社会基础也与上述山西经商社会风气有关。可见，《杨氏家谱》平等观念与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

三、应有自强与勤奋精神。《杨氏家谱》认为自强、不偷安、贫者可富。天上掉不下馅饼，自强、勤奋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钥匙。明清晋商称雄商界500余年，有一种精神，就是自强与勤奋。他们继承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的中华优秀传统，开辟了一条在清代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茶叶商路。清后期，适应货币经济的发展又首创山西票号，并东渡日本，开创了我国第一家海外银行等等。可见，《杨氏家谱》所述，正是明清晋商精神及山西社会风气的反映。

出处：

话剧《立秋》是一台反映民国初年，山西丰德票号马洪翰家族在时局动荡之际，面临着票号改革与否的生死存亡的故事。看过这台剧的观众，多为这台剧的思想性、艺术性所震撼与感动，还有的专家赞誉《立秋》是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引人注意的是，这台话剧从开幕到落幕，剧中人物多次倡言着这么一句台词：“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并把这句台词作为剧中布景的一副楹联悬挂。观众感到，上述台词在整个剧目中一直起着一种鼓舞、激励、振奋人心的作用。据《立秋》编剧姚宝碹先生讲，此句台词摘录自张正明先生《晋商兴衰史》，而《晋商兴衰史》这段文字，源自清代山西省柳林县《杨氏家谱》。

原文如下：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有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