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才。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母亲是鲁瑞，父亲是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100多篇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

一百多年后，史学家研究松陵女子潘小璜，不无惊讶的发现，有关这名女子的历史资料，除了她的年龄没有错之外，其它的资料都靠不住。

松陵女子潘小璜闯入人们的记忆中那一年，她确实只有十七岁。

只不过，这名美貌的女才子是个男人，并非是女性。

这个男人姓柳，名柳慰高，字安如。

16岁那一年，柳慰高因为读法国大思想家卢棱的书读得如醉如痴，从此祟尚人权，干脆改名叫柳人权，字亚卢。

次年，柳人权嫌自己的新名字跟朋友陈去病的名字不配套，第三次改名，叫柳弃疾。从此柳弃疾，陈去病二人驰名文坛，知之者众。

此后柳弃疾专心写作，以期唤醒民众，每次署名为亚卢。但因为这个卢的繁体字“卢”笔划太多，写起来太耽误时间，于是他就干脆署名为“亚子”。

从此以后，大家都称他为柳亚子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与柳亚子和过一首浣溪沙：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于是柳亚子的大名，终于每个中国人都非常耳熟，却没有人想到，这位诗人少年时代，每天收到的男人情书都接近千封。

松陵女子潘小璜，是柳亚子在1904年时使用过的一个笔名。

之所以使用女性的笔名，是因为年轻貌美的少女远比任何一个大思想家更有号招力……总之，当时中国的男人睡得比较死，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东北的枪炮声都吵不动他们，只能换个年轻貌美的少女来试一试。

说到唤醒民众，名气最大的应该是周豫才其人，他在中国甲午之战惨败之后，毅然决然的奔赴日本留学，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承于藤野先生，当时俄国人出动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沙皇尼古拉二世声称，要在中国的东北建立“黄俄罗斯帝国”，并进一步向清廷提出了领土要求，此事发生之后，在日本的留学生于东京召开了全体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军，许多留学生纷纷签名，参入拒俄义勇军，要奔赴前线与俄国人殊死一战。

周豫才的好友许寿裳报名参加了拒俄义勇军，曾被编入乙区二分队，于是周豫才慷慨赠诗，为朋友壮行，诗曰：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为了进一步鼓舞中国的青年学子们“掷笔而起”，周豫才拿起笔来，意译并改写了一部《斯巴达之魂》，文中说：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略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森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

总之，周豫才的目的，与松棱女子柳亚子是相同的，目的都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意译并创改这部《斯巴达之魂》的时候，周豫才嫌自己的名字不够大气，遂改名为树人，此年周树人刚刚二十一岁，到了他使用鲁迅这个笔名的时候，他隐然已成一代宗师了。

　　鲁迅名字的由来：

　　鲁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诞生于浙江绍兴，小名阿张。为什么叫“阿张”呢？据说，鲁迅出生那天，正好张之洞来访，于是祖父周介孚便用张之洞的姓为其孙取名“阿张”。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只能说明鲁迅的祖父追求功名，图慕吉利。事实上，鲁迅的小名“阿张”同他的生日有关，同当时浙江一带的民风民俗有关。原来，民间传说，灶王爷“姓张名单字子郭”，也诞生于八月初三，“乃一家司命之主”。为表示对灶王爷的敬重以及祈求灶王爷能保佑鲁迅平安成长，故取小名“阿张”。“阿”字，在江浙一带，是称呼人的流行语。用在排行、小名或姓的前面，为前缀词，表示亲昵或敬重。由此可见，“阿张”这个小名，具有浓厚的地区色彩、民俗色彩，当然也倾尽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不久，鲁迅的祖父又以同音异义的字为鲁迅取大名“樟寿”，“樟”与“张”谐音，属化引，仍有敬重灶王、祈求降福佑护之意。“樟”为常绿乔木，香气浓郁，质地上乘。周家世代诗书，取此显然是为了暗喻鲁迅天资不凡，将来必成大器。“寿”，则是按家谱中排列的顺序而定。鲁迅属“寿”字辈，故曰“樟寿”。樟木树龄长，终年常绿，与“寿”搭配，有长命百岁之兆。“豫”与“樟”有内在联系。据古书记载，豫指樟树。“豫”即“樟”，“樟”即“豫”。从意义上分析，这两者都含有祝愿周家子孙兴旺、人才辈出、光宗耀祖之意。鲁迅7岁进私塾，跟随叔祖玉田读书。老师嫌其字“豫山”同“雨伞”谐音，有伤大雅，加之同学也常以“雨伞”取笑他，鲁迅很不喜欢，便请祖父为他改名。祖父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取“具有优异才能”之意。

　　鲁迅17岁时，因家道中落，经济拮据，遂去南京投考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当时，鲁迅寄居在叔祖周椒生家。周椒生时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即轮机科）监督，他深受封建观念影响，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侄孙鲁迅报考水兵有辱门庭，不宜将家谱里表示辈分顺序的名字记入兵册，于是将“樟寿”改为“树人”，取“百年树人”之意。这样便有了“周树人”这个名字。为表示不忘祖辈之期望，鲁迅此后一直用“周树人”作正名，直到逝世。

　　“鲁迅”作为笔名首见于《狂人日记》。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从此，默默无闻的周树人成了赫赫有名的“鲁迅”。鲁迅在《自传》中曾说：“一九一八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对于“鲁迅”这个笔名的含义，许寿棠先生曾向鲁迅做过询问，鲁迅的回答是：“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一是母亲姓鲁，二是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不是山东的。鲁迅（1881到1936年），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位文学巨匠与山东，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幼时读圣人文章到关注山东矿产，从收集汉画像石到关注青岛乃至山东半岛的命运，从全过程关注《子见南子》戏剧风波，到与在山东的作家交往，再到大量作品被山东的进步师生广为阅读、传播，鲁迅先生与山东的交集可谓深广。先生一直关注山东，甚至有数次擦肩而过的经历。

根据您的语义，您咨询的可能是鲁迅的名句“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该名句出自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以下是 整理的《鲁迅祖父周福清为何谎报年龄》，希望大家喜欢！

鲁迅祖父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同治丁卯（1867）并补甲子科举人，辛未（1871）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四川荣昌县、江西金溪县知县，钦加同知升衔，光绪丙子科江西同考官。周福清的翰林院庶吉士头衔，俗称“半个翰林”。按当时制度，庶吉士是要散馆考试的，能留下的授职为编修、检讨，才是真正的翰林官。不能留馆的，称为“散坏馆”，分配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周福清就是散馆后改任外地知县的。

翰林院庶吉士这个头衔曾给周家带来荣光，绍兴鲁迅纪念馆还藏有周福清的一块翰林匾。周福清生平没有做过什么阔官，晚年遭遇也很不好，最为人所知的是曾因科场贿赂案系狱多年。这次家变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高阳先生写过一篇《鲁迅心头的烙痕》，即描述这次家难对鲁迅的影响。学界对鲁迅祖父的研究多集中在科场贿赂案上，而对于其早年生平，有些问题尚待考证说明。周福清的生年问题就是一例。

周福清的官年与生年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说“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六十八岁”，由此推论，周福清生年应是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最早发现周福清生年存在误差问题的，是美国的房兆楹先生。他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台湾《大陆杂志》第15卷12期）一文中举出《同治辛未会试年齿录》，这种齿录是会试同年编梓印行的，所以里面的履历可能是周福清自己填写的，齿录中云：“（周福清）谱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行八又行一。道光甲辰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方略馆誊录。”道光甲辰为1844年，按此可知比周作人所述生年，整整小了七岁。房兆楹指出了周福清年龄中的官年问题，即按当时官场习惯，读书人通籍多报年龄是为了多保持几年官位。

我当时读到这段材料，觉着房氏还有考察未尽的地方。例如，关于周福清的生年，除了周作人一书和会试年齿录，还有其他档案如乡试朱卷和家谱可以查。我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官方网站上，发现该馆藏有周福清乡试朱卷。周福清中式浙江乡试同治丁卯并补甲子科第八十六名举人，按照清代科举习俗，新中式的举人和进士，需要把自己的试卷刻印分赠给亲朋好友，称之为朱卷。这份《浙江乡试朱卷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载：“（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一字介福，号梅仙，行八，道光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道光辛丑年为1841年，周福清乡试朱卷自述履历与上述两种生年资料所记年龄均异。如果按周作人所述的生年，那么周福清考举人时年龄少报了四岁，考进士时少报了七岁。

周福清乡试朱卷

对于这一问题，在《越城周氏支谱》中可以找到答案（《清代民国名人年谱选刊》，第25册）。《越城周氏支谱》由周以均（系周福清族伯）撰，周锡嘉编订，据谱前序云，此书在乾隆癸丑始有草谱，“厥后历经族之耆旧考订修明”，在道光己亥庚子间曾经族人“详加纂辑”。直到同治丁卯（1867）才由周以均与其弟以增“积三年之久，粗成大略”，而未及刻印，周以均就作古了。光绪三年才由其子周锡嘉编竣刻印。

此书修于鲁迅出生之前，故谱中仅及鲁迅之父周凤仪。其中“周福清”谱下为：“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行八，同治丁卯并补甲子科举人，辛未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四川荣昌县、江西金溪县知县，钦加同知升衔，光绪丙子科江西同考官，生道光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午时。”家谱修订于周福清去世之前，谱中周福清生年和周作人所云生年相同，均是丁酉年。此书由周福清族人修订，里面的生年没必要造假，资料可信，所以大致可以认定周福清的生年为道光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

越城周氏支谱“周福清”条

瞒报年龄，自然在日后的履历中有一定的延续性。周福清中进士后当了三年的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原选四川荣昌县知县，据孔祥吉先生《鲁迅祖父周福清出任金溪知县考》（《光明日报》2009年3月31日）考证，周福清以“亲老”为由不去上任，改选江西金溪县县令。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这样一条档案：“臣周福清，浙江绍兴府会稽县进士，年三十一，由庶吉士散馆即用知县，原四川荣昌县知县。亲老题明，改选近省，分签掣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1874年三十一岁，其生年正好是会试填报的1844年。

周福清会试填报的生年一直延续到其内阁中书时期，据秦国经《内阁中书周福清——新发现的关于鲁迅祖父的档案材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月）一文，周福清在光绪十四年（1888）应戊子科乡试考试试差人员时，上报材料为：“未经考过试差同知衔内阁中书周福清，现年四十五岁。”秦氏所举出的其他档案材料，亦可推出周福清所报为会试生年。

生日未造假带来的误解

有意思的是，周福清虽然虚报年龄，但是生日没有造假，均填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的村田俊裕先生在《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回绕着所谓科场贿赂事件（上）》一文中（《野草》杂志第24号，1979年10月1日），闹了个误会，认为周福清年龄造假，月日也是假的，原因是周福清会试填报生日与其异年及第的同乡李慈铭竟然是一样的。其实考察下李慈铭的乡会试朱卷可以发现，李慈铭和周福清生日相同只是巧合而已。

按《清代朱卷集成》载李慈铭浙江乡试同治庚午科朱卷：“（李慈铭）字爱伯，号越缦，又号霞川，小字莼客，行一，道光乙未年（1835）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生。”（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57册）其光绪庚辰科会试朱卷云：“（李慈铭）字爱伯，号越缦，又号霞川，小字莼客，行一，道光己丑年（1829）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生。”（《清代朱卷集成》，第48册）而在《越缦堂日记》第一册前附有李慈铭亲撰《大事记》，类似简略年谱：“宣宗成皇帝九年（1829），岁在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余生。”可见李慈铭真实出生年龄是道光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其乡试少报年龄六岁，会试没瞒报年龄。其生辰和周福清月日相同纯属巧合，并不是村田所云年龄造假。

为何要瞒报年龄

类似周福清这种“官年”现象由来已久，与科举选拔考试制度有关，可以远溯至汉魏，宋代亦复常见，于科举定型之明清为极盛。如康熙年间王士祯《池北偶谈》云：“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可见，在清初科场瞒报年龄已经是士人普遍行为。近来学者对《清代朱卷集成》进行分析，发现清代初中晚三期士子朱卷履历中均存在着大量年龄造假行为。

总的来说，延长为官和追求“早达”的虚荣心理是改动年龄的两个重要因素。科举时代士人登籍年龄较晚，例如前述的李慈铭“七次乡试落第，四次会试落第”。反复落第，内心的紧迫感也随之增加，改小年龄在考试荐卷和选拔官员中都有优势，故成科场陋习。如《清朝文献通考》所云，“自唐以后务浮华而少本实，魏晋专重阀阅故家，弊俗相沿，贵少贱老，轻寒门而重世族，是以登科录中亦复习于作伪。”

“贵少贱老，轻寒门而重士族”可谓士人改动年龄的心理原因，例如周福清，幼年家贫好学却无力延师，鲁迅堂叔观鱼（周冠五）《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文云，周福清幼年经常去门族家塾里旁听塾师讲课，他天分高，易于领会，所得最多，族人誉之为“收晾晒”（趁便得利的意思）。就是这样苦学，周福清三十岁才中举。

周福清参加的浙江乡试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是一个两科合并的乡试。同治甲子（1864）浙江刚从太平军手里夺回来，处于军事时期，故此乡试延期三年，和丁卯科合并在杭州举行。两科的人才挤一块了，所以中式难度增加。如果乡试落解，“秋风又报三年息”。周福清年龄少报四年，故为此计。周福清中举之后没有联捷，在方略馆当了三年誊录才于同治辛未年（1871）考中进士。通观周福清科举生涯，不能说是一帆风顺。周福清乡会试改动生年，主要还是借此延长官场生涯，有更多的仕途机会。

科场陋习：乡试会试均有人造假

周福清的乡试同年朱彭年、陶方琦，会试同年瞿鸿禨朱卷上也有类似的“官年”问题。朱彭年是浙江乡试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的解元，他的乡试朱卷自述履历为：“（朱彭年）字莘潜，行二，道光己亥年（1839）三月二十三日生。”（《清代朱卷集成》，第253册）而其手订的《春渚草堂居士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述及生年时却云：“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三月二十三日居士生。”年谱为朱氏手订，生年自不会记错，可知其参加乡试瞒报了两岁。

周福清另一位乡试同年陶方琦，乡试会试均存在年龄造假。陶氏乡试朱卷自述履历云：“（陶方琦）字仲珣，号子珍，行六，道光丁未年（1847）十月二十八日吉时生。”（《清代朱卷集成》，第254册）其中式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会试朱卷自述履历：“（陶方琦）字汉肯，号子缜。行六，道光己酉（1849）年十月二十八日吉时生。”（《清代朱卷集成》，第40册）陶氏死后，好友谭献（也是陶方琦、周福清乡榜同年）为之作传（谭献《陶编修家传》，见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81），云：“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卒于京邸，年甫四十。”谭献为陶方琦至交，对陶氏生年不太可能弄错，可以推出陶方琦的真实生年为1844年，可知其乡试少填报三岁，会试少填报了五岁。

此外，周福清会试同年瞿鸿禨，日后位至军机大臣，是清季政坛赫赫有名的“止庵相国”（瞿鸿禨号止庵），而其会试朱卷也存在造假问题。其会试朱卷云：“（瞿鸿禨）字子玖，行三大行九，年十九岁，癸丑六月十五日生。”（《清代朱卷集成》，第35册），可推算所填生年为1853年。而其手订的《止庵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1册）则云：“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六月十五日丑时生于长沙东城吉庆街寓宅。”道光三十年为1850年，可见其会试年龄瞒报了三岁。瞿鸿禨二十二岁中进士，不可不谓早达，之所以虚报年龄，只能说是“薄俗”移人，科举风习如此。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周福清的乡试、会试同榜均存在年龄造假，可见瞒报年龄问题在晚清科举考试中之常见。士人存在官年生年现象，这对于我们考证古人生卒年有指导作用。现在不少资料对古人的年龄记载不一，其实多是搞混了古人的官年和生年。通过对家谱、年谱、碑传、乡试会试朱卷及履历档案等资料的核对考证，可以补正古人生平事略，推算出其真实生卒年，周福清的生年问题即是一例。

中国的脊梁是指脚踏实地地为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他们是使中国挺立起来的“脊梁”，他们往往来自下层或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

鲁迅被称为中国脊梁，因为鲁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那些文字，虽然不乏机趣，却是旨在担当。

他以如椽巨笔激励着中华儿女的思想崛起。

在他逝世的时候，体重已只剩下七十来斤了，人们在他身上上覆盖了一面大旗，上有三字：“民族魂”。这是对其一生行状，当然包括对其作品的定论。所以，他被称做中国人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

扩展资料：

鲁迅先生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题名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鲁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中弥漫着“民族的自信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的类似论调。

在文章中，鲁迅先生认为，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因为“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短短的几十个字，鲁迅先生从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之中，发现了中国的脊梁。虽然仅是举例的性质，却将中国脊梁的核心与特质抽出来了。今不惧辞费，不避画蛇添足，尝试赘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