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清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方志介绍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方志遗韵

方志是介绍地方情况的志书。编修方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编修方志，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有史，即二十四史，为我国的国史，它是中国历代史官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家有谱，即家谱，又称谱牒，为家族宗祖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所以我国民间一直延续着修家谱的传统。日本学者田仲一撰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戏曲》，其中大部分资料取自于中国谱牒。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姓安的名人（国内的）从古到今的有多少？ 历代名人

安期生：琅琊人，相传曾跟从河上丈人学仙术，常在海上卖药，当时人称他为“千岁翁”。秦始皇东巡时，方士李少君曾对武帝说：仙人安期生吃巨枣，大如瓜。武帝曾派人到海上寻找他而不得。

安 清：字世高。安息国太子。原来他已经继承弗王位，但为了能回到中原来，就将王位让给他的叔叔，出家为憎，信奉佛教。 精通梵语，念经修行。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到中国河南洛阳来宣传佛教。定居下来后，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又工读汉语，通晓汉语，译梵本为汉语，译《修行道地经》等30余部，皆属小乘。

安同：曹魏时辽东人，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时人赞其有济世之才。

安金藏：唐代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为太常寺乐工。时太子李旦被人诬告谋反，武后下令查处此事，金藏为洗脱太子罪名，当众引佩刀自剖其胸，肠出，并言“愿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武后感动，不疑李旦。

安禄山：(703―757)，营州柳城(在今辽宁朝阳)人，原名轧荦山，本姓康。母为突厥人，后因其母嫁与胡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他懂蕃语，身体魁伟，骁勇善战，被幽州节度使张守养以为子，后升任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等职。742年升为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天宝三年兼范阳(治所在今北京)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年又兼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他身兼三镇节度使，私下培植胡将，蓄养战马，笼络汉族失意文人，最后拥有精兵15万，号称20万。他深知唐朝统治者的腐败，又为和杨国忠争权，于755年冬在范阳起兵反唐，举兵南下，攻下重镇洛阳。756年，于洛阳称大燕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后举兵西进，破潼关下长安，大肆杀戮。757年，因欲立安庆思为太子，被其长子安庆绪杀死。

安重荣：五代时朔州（今属山西省）人，初任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后石敬瑭降契丹，自称儿皇帝，重荣以此为辱，遂起兵声讨石敬瑭，次年因战败而身亡。其子安德裕从小被其部下秦习所收养，喜好读书，博贯文史，精《礼》、《传》，后于宋开宝初年中进士，官至睦州知州，有文集四十卷。

安 民：宋代陕西长安（今西安一带）人，著名石匠，当时著名的石碑，皆出其手。其品格高尚、不畏权贵，时颁蔡京所书《元党籍碑》于各州县，安民刻碑毕才知蔡京乃当朝奸臣，遂拒刻“安民刻石”四字，拒收百两酬金，为人称颂。

安俊：宋代名将，字智周，太原人。官至陵川防御史，人称长髯太保。久在边地，羌人识之。知环州，种世衡得俘虏，问：“尔畏谁？”答：“畏安太保。”种指安，说：“此长髯将军正是。”

安 熙：元代藁城（今属河北省）人，性淡雅，喜垂钓，著有《默庵集》五卷。

安 伸：淄川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著有《柱史草》等。

安 盘：明代嘉定州(今属上海市)人，官至兵科给事中，嘉靖初，以争大礼廷杖除名。著有《颐山诗话》二卷。

安大嵬：明代云梦（今属湖北省）人，性雅，不慕功名，博学好古，精纬候。安传：明代淄川（今山东淄博）人，万历年间中举，累迁刑部郎中，出知卫辉府。著《蛩音集》。安希范：江苏无锡人，明万历年间进士，授礼部主事，著《天全堂集》。

安维峻：甘肃省秦安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编修。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上疏痛斥李鸿章挟外洋以自重，投降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因言冒慈椿而被革职。后隐居柏崖，闭门著书。安维峻直言敢谏，曾被慈禧革职，后又启用，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清光绪十九年(1893)，一份满纸义愤、铁骨铮诤的奏疏，从东南沿海的福建直抵大清王朝的金銮大殿，如同万钧雷当空炸裂，顿时朝野震惊，因为这份奏疏的刀锋，直逼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大臣李鸿章和恩威并重实握皇家大>>

历史上姓安的名人有哪些 安姓，是中华民族姓氏中一支大姓。遍布全国各地。对安姓来源，多种史籍、各地家谱记载不一，说法种种：一说安姓，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复入中国以安为姓（见《唐书、宰相世系表》）；二说“太祖禹，乃太昊黄帝轩辕之玄孙。赐子启姓安。”（见《五侯昌后图书》）；三说贵州水西夷族，[明]英宗赐姓安。（见《贵州省大定县志》）；四说“后魏安迟氏，北代姓，后改为安氏”（见《魏书，官氏志》）；五说“招武九姓之一的安国，以国名为自己姓氏”（见《百家姓探源》）；六说安期琅牙（山东胶南诸城一带）人，有安期氏。（见《英贤传》）；七说“汉悼惠王子志封为安都侯，其后裔为安都氏。”（《中国人名大辞　典》附录，姓氏考略）；八说晋厉公大夫安是叔施，其安是氏原之始耶？（见《郑通志，氏族略》收载，其注《姓氏英贤传》）；九说以邑得姓，“战国时楚王嬖臣缠封于安陵（河北吴桥县西北），其后代子孙以此为姓氏焉”（见《战国策》）；十说“战国时齐将田单破燕复齐，受封于安平（山东临淄县东）称安平君，因氏焉。”（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资治通鉴》，周Y王三六年“燕人攻安平”注）；十一说以谥号为姓氏，源于侯姓，汉侯公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曰安国君，后子孙以安为氏。（见《姓氏寻源》）；十二说为清代鹤灏驳率纤改。（见刘庆华《鹤逍帐下肌罚；十三说，明赐元人孟格改安汝格，达色改安汝坚，牟尼沙克改安思谦，其后代姓安；十四说藏族有“安温”氏。以部落为姓，省易为“安”。（见《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十五说裕固族有姓安，为安帐文所改。帐文乃氏族名，取其首音“安”而为单姓；十六说为达翰尔族，“阿尔丹”去氏所改，“阿尔丹”氏族名，取其首音“安”而为姓；十七说为康姓所改，[唐]安禄山本姓康改为安姓，后代子孙皆姓安，等十八种。

尽管安生由来说法纷纭，何为切当？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变化，械横观中华各民族兴衰融合史实，安姓由来统分两大支：一是属中原安姓；二是少数民族安姓。现分述如下：

一、中原安姓分两支

1、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约在公元前2515年左右）居西方，自号安息国，复入中国以安为姓。安息国人入中国，最早的是安息国王太子安清，他不继王位而出家为僧，遍历西域（今新疆），在东汉桓帝建各二年（148）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传教而留汉。相继有信仰佛教的商人安玄在汉灵帝末年（189）来洛阳；后有安吐根的曾祖入魏，家居酒泉（甘肃酒泉），又有安法贤、安法钦、安慧则，俗巫安开在东晋时定居；安F汗在贞观元年（627）率部五干入朝，诏置维州（四川理县）刺史。这证实原籍为安息国人，已复入中原定居。其宗属中原一支安姓。

2、据《五侯昌后图书本传卷一》载：“太祖禹，乃太昊黄帝之玄孙，姒氏也。娶妻涂山氏之女。德顺元年二月既望、迁都安邑。将子姬宣，名启、赐姓安。”在西南的重庆市、四川、贵州、云南和中南的广西、湖南、湖北恩施地区均有谱牒记载；在贵州德江县梨子坪、重庆市南川县安氏祠堂碑文亦有记载，皆属中原一支安姓。

安姓在历史长河中，遭受世俗变迁，改朝换代，年年战争，服役屯兵屯田，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大量内迁外人移民，渗混融化，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一迁再迁，寻求其生息繁衍。如夏时武观与太康争位失败而北遁。夏杰失国而南逃巢湖，后裔国方逃散，有的成为越南先民。秦皇无道，安子璋归隐。王莽篡汉位，安龙、安姣回朝明铠骂殿而逃奔西北。西晋安屈随先世避乱逃至辽东。河北赞皇进士史部勋司主事安佑祖先是从山西迁居。历代安姓人因天灾人祸避乱求生，从山西、山东、逐迁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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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安的有哪些名人？ 最有名埂是安禄山，唐朝的乱臣贼子。

安浦修。彭元帅的夫人，文革中和彭老总划清了划线。

哎呀，不好意思，哥记得的，都不是那种传递正能量的名人，不是故意损你哦。

姓安的现在位的官员名人 安迪光：1929年生，江苏兴化人。笔名旭初、晓笛、若素、江海涛等。诗人，楹联家。1944年参加革命，从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建国后历任省商业厅、外贸局、农产品采购厅、服务厅、输油管道建设指挥部、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科长、处长。1983年任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江苏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并担任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顾问》，自幼爱好诗词、楹联、书法，业余创作了大量诗词、楹 联、文章，以饱满的革命 ，反映伟大时代生活，讴歌雄伟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著有《建设诗草》、《怡神集》、《搏浪集》、《问渠集》、《春泥集》、《春晖集》、《寸草吟》、《楹苑小筑》等诗词、楹联集。作品清新流畅，富有时代气息，在海内外80余种报刊发表诗词、楹联、书法和随笔、游记、评论等达千首（副、篇），颇得诗词、楹联、文艺界好评。1994年离休后更着重于诗词、楹联创作研究和评论。现为中国 诗词研究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理事，中国建设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学术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省 诗词研究会、江苏省诗词协会、江苏省楹联研究会、江南诗词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南社暨柳亚子研究会顾问。安汝俭：1931年生，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高级调究员兼高调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同会艺术委员，紫云名土碑林特聘顾问。作品在全国及国际大赛 中获奖50多次。1991年中国书画篆刻作品大展获二等奖，1992年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七十周年大展荣获二等奖。1995年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七十周年大展荣获特等奖。作品前往前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外及海外展出。作品入编〈国际硬笔书法家大辞典〉、〈世界华人书画作品选集〉、〈国际当代书法篆刻大观〉、〈世界美术家传（华人卷）〉等多部辞书。国际华人书画艺术家协会评为94年度百人国际华人艺术家，世界硬笔书法协会等16个协会联合颁发世界硬笔书法家名人证书，中日韩新书画家好联盟等21个协会颁发当代艺术家名人证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4个会颁发“跨世纪97艺术人才”证书等。安欧：1932年4月生，辽宁辽阳人，满族。研究员，兼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研究员、美国传记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继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地质所进修研究X射线物理学、晶体范性学和光性矿物学。历任地质部地质力学所物理室负责人、所务委员，国家地震局学术评议小组、技术职称评委会和学术委员会地震地质组成员，地壳应力所高级职称评委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导师、室主任，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会地震学评审组成员、中国地震学会理事，三个科学刊物编委，香港专利交易所高级技术顾问，英国剑桥 国际传记中心副理事长、美国传记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传记协会终身理事。主要研究地壳动力学，包括地应力测量、岩石力学、岩石热学、岩石磁学、岩石蠕变、构造力学、天文地质、成矿规律、光弹性、超声波、X射线等实验和构造应力场理论及其在矿产勘查、岩体工程和地震预测中的应用。主持完成了5项国家级和11项部级课题。1959年发现了地壳残余应力和岩石及其烧结面受残余和现今应力共同作用的综合强度，并在华北和西南50万平方公里深达7千余米范围内做了测量，结果已用于地震预测、岩体工程和油气勘探。出版系统专著《构造应力场》（地震出版社，1992）、《潜山油藏》（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编译《复杂构造带和多期变形区油气勘探》（石油工业出版社，1997），发表论文105篇。组织指导构造应力场、岩石力学>>

全国大约有多少人姓 安 ？ 历史上都有哪些姓 安 的伟人？ 206万，最有名的安禄山

姓安的历史名人和姓赵的历史名人 九江啊，九江古代历史文化名人 灌婴 庾亮 慧远 陶侃 陶渊明 周敦颐 李渤 朱熹 黄庭坚岳飞 江万里 狄仁杰 白居易 九江近当代历史文化名人 陈三立 陈寅恪 陈衡恪 虚云 李烈钧 蒋彝 许德珩 杜宣蔡若虹 杨叔子 殷有为 陈邦柱 袁隆平陶渊明 九江这方水土，是注定要产生巨人和吸纳巨人的地方。 因为它太美好了，太神奇了。一山一江一湖，如此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它们孕育下，怎不钟灵毓秀，怎不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而那一代代巨人正是他们含英咀华，采天地之精华，摄万物之灵气的结果。 千余年来，九江的山水不仅哺育出了陶渊明、黄庭坚、江万里、陈三立、李烈钧、许德衍、袁隆平等一代代成就卓著的本土历史文化名人，而且也吸引了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朱熹、康有为等诗文巨擘，同时陶冶了释慧远、陆修静、吕洞宾、虚云法师等高士名僧，还培育了许多有才干的军事家和科学家。 正像明嘉靖《九江府志》所称道的:九江“自陶(渊明)、谢(灵运)以来，儒风绵绵，相续不绝;高人闲士，蝉联不绝”。

百家姓有姓安的吗 有啊 ，安禄山啊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 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该书前几个 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赵是指赵宋，既然是 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 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国王钱m的 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他判断《百家 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编辑本段][1]百家姓历史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姓氏，并且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得延续。百家姓中有七成姓来源于洛阳偃师。

“姓氏”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但是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着明显的区别。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姬，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

《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f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一个姓姜，鸡个姓姬，而他们又分别拥有表示自己父权家长制首领的氏称列山，轩辕。姓和氏有严格区别又同时使用的的局面表明，母权制已让位于父权制，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存在，这种影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消亡。

《百家姓》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十世纪北宋朝代起在中国广为流传。

是谁创造了《百家姓》？它何时初具规模？又何时出版？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个迷。根据明清朝代有文字记载的学者的研究，《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存在。在宋朝初期由一位地处吴、越地区(现今浙江省杭州市)不知名的儒家学者将其编辑、装订成册。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公元1125-1210年)最早在他的诗《秋日小雨》中提到百家姓。诗人在注释中指明他的灵感源自两本书，一本是《扎子》，另一本就是《百家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开始流传了。

宋朝的皇氏姓‘赵’，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王姓‘钱’，宋朝的一位学者相信‘孙’是宋朝皇族妻妾的姓氏，‘李’是南唐的统治者--李后主的姓氏。这就是《百家姓》的开场白--“赵钱孙李”次序的由来。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体《百家姓》是在元朝(公元十四世纪初)出版的，它根据汉字和蒙古字的语音、笔画对应而成。但是元朝的版本并不完整，流传已久的《百家姓》直到明朝才算收录完整。它总共记录了438个姓氏，其中408个是单姓，有102行组成，38个是复姓，编成15行。最后一行是百家姓终，即百家姓完结篇，由118行构成，共有472个字。

清朝后期又出现了另外一本有关百家姓的书--《增广百家姓》，书中记录了444个单姓，60个复姓，结束语为“百家姓序”。

现存的清朝版本的百家姓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每页上方除了记录历史名人的名字和其所属家族外，旁边还有他的图像；每页下半部是由四个字或姓氏组成的短句，读起来很像古时的四句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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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姓安的皇室 楼下两位正解，就一个安禄山，还是个反派，仅仅当了几天皇帝，（我斗胆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姓安？）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1]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基于此，多年来我国大陆史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多侧重于他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而对他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般地给予了简单的否定，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正确地评价康有为，本文拟就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请史学界的同志们指正。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为了拯救“四万万生民”，继续变法维新事业，铸造出一个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2]，康有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3]，希求日、英帝国主义出面迫使西太后归政光绪帝。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接着乘义和团运动之机，策划了两湖与两广的武装“勤王”。此后，他在相继寓居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度的大吉岭期间，一方面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完成了《礼运注》、《中庸注》、《春利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以及《大同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保皇”的旗号下，既同封建顽固派展开斗争，又极力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君宪救国”的理论及其实现的途径。

（一）抨击专制，颂扬民主

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大同书》，在构筑未来大同社会的图景时，首先对现存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展开了猛烈地抨击。《大同书》共分十部，其中一部的题目是“入世界观众苦”。该部列举了“乱世”的种种“苦道”，什么“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计有38种之多，实则把现存世界描绘成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为在探讨这一系列苦难产生的根源时，其矛头则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权。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隶子弟”，完全违背了人道。历代帝王，在夺取帝位时，“其残杀生民不可胜数”，名为皇帝，实为“民贼屠伯”；夺取帝位后，为维护其统治，则对臣民采取种种残酷已极的压制：“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压迫，诧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且大兴文字狱，“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在专制统治下，“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务令其身体拘屈，廉耻凋丧，志气扫荡，神明幽郁，若巫来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后已。”他痛斥这种专制统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实现大同的最大障碍，“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专制的同时，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与《礼运》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学说结合起业，具体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为兄弟也。”[5]据此，他认为：第一，人与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那就应“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诸我，我谓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隶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权。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气质、欲求，那就人人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力。“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8]依据上述民主原则，康有为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并设计了未来理想国家的蓝图。他认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人一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一起的众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从事公共事业，因此要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所公举，即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为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役，故民贵而君轻。” [10]既然“君”是人们推选出为众小办事的公仆，因此，“君主专制”的存在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唯一正义而合理的国家政体，只能是民主的政体。康有为设想，未来“大同”世界的“政府”，名为“公政府”，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而非强制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公政府的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行政官员由议院议员举，这些官员“其职号有上下，但于职事中行之，若在职事之外，则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11]很明显，这完全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构想。

（二）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14]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5]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

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文名中国维新会；此后，他即以“保皇”作为团结组织群众进行各项活动的一面旗帜。那么，康有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反对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康有为说：中国积弱，“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16]而且“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17]戊戌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被囚禁，那拉氏、荣禄等顽固派执掌大权，他们对内镇压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外投降卖国，因此以归政皇上为旗号，反对那拉氏的反动统治，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二，为了继续依靠皇帝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说：“观从古变法之举，皆出于大有为之君。……未见无英武神圣之君，而能成变法立治之规模者”[18]。“试观各国开议院之难，英、法皆君民相争，杀人如麻，百年而后定，俄国则争数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开之，绝无位之心，但以救秘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19]第三，挽救中国的危亡。康有为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确规定：“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20]“若使皇上复位，新党辅改，中国才可保全，人民必可乐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总之，康有为的“保皇”即与旧时的“尊君”不同，也与单纯地维护“清朝”有别，他是要通过“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专制政政制变为君主立宪政制，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一方面宣称“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创造新自立国”，一方面又力主“请光绪帝复辟”[23]；这个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实则正是体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光绪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称为“清朝”，也可以称为“中华”，但无论怎样称呼，它都与原来的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发生了质的区别。当然，康有为把实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那只能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同时，他以“保皇”来对抗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更是错误的。

否定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是康有为始终不变的思想。戊戌时期，他即以变法作为抵制群众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绝了孙中山关于联合起来共同开展革命斗争的建议。当民主革命运蓬勃兴起之际，他于1902年迫不急待地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以种种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前一封信中，康有为集中反对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张，说什么“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国各省如果摆脱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则必具印度之后而亡国。在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第一，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第三，以起自边地、无新式枪械、缺乏训练的革命军，与合全国之力、有新式枪械、训练有素的官军相杭，革命“必败灭，必无成”。况“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第四，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25]当时，在清王朝已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严重障碍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反清革命斗争，无疑是正义的，进步的，康有为站长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坚决反对革命，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反对革命的观点，则暴露了他无视群众、害怕暴力、害怕大动荡、害怕帝国主义的极端软弱性。

二

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保皇派内部分化加剧，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产的前夕，为了抵制革命，推动正在兴起的立宪动动，1904年，康有为开始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间，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历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26]，以“遍尝百草”的神农自许，对各国的文明果实，“左捋右撷，大嚼横吞”，“考其性制色味，别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希图用此“神方大药”，医治祖国的“沉疴”[27]。通过考察，他在经济上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和《金主币救国论》，中心在使中国工业化和解决财政困难；在政治上通过所撰各游记，进一步阐述了君主立宪的理论。

（一）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

康有为早年，从书本上得到了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曾经热情讴歌西方文明，真诚希望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经过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并不比中国优越。他说，早在1899年初至美、欧，已感到“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这次游历后，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在意大利，康有为即见其到处存在着盆困、欺诈和盗劫现象，而这种“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在其他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未游欧洲者，想见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神仙、才贤，岂知其污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时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进步之速，“古无可比”[29]，并远远超过了中国。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则是兴民权，立宪政的结果。康有为虽然以地理环境的不同，作为议院制度产生于西方而未发生于中国的根据[30]，是错误的，但他明确指出：“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激于法，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强盛几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为第一等国矣。”如果中国将此先进制度移植过来，其发展必将反过来超过欧美[31]。

在考察中，康有为对欧美各国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奥地利与德国相比：奥地利与德国本同种同俗，奥领土面积比德大。可是只几十年的时间，德国加强武备，奖励工商，迅速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其接邻的奥地利却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奥地利内部不统一，民权甚盛，奥王无专制之威，“民难听从”，故发展受到限制[32]。德国则不同，它“以宪法之民为体，而以英伦之君权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权，政府内外诸大臣及守令皆听其指挥，其行政权“无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权绝不能出法范围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故利无不兴，弊无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强而成霸者，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内部仅有三政党，进步、保守二党相攻，“而以小党弥缝之”，故政得其平；及其一党当政，其党魁专制之权无异君主，因此英国亦能在法律范围内举其政而致强[35]。美国独处北美大陆，没有其他国家与之争，“民得雍容，以收立宪民主之效”[36]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法国，“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当时全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之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已。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惨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无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国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国独立后均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军人为争总统而造成的内乱从未停止过。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国家混乱中当选总统后，“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38]，统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国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进步；而爹士于1911年被武力驱逐以后，墨则又回到以前为争总统而起的反复变乱状态。1908年7月，康有为游土耳其，适值土青年党掌权，颁新政，召国会，以欧美为榜样，“举旧制之法律道揆尽弃之，一朝而易二百余条空文宪法，然则青黄不接之时，欧美之时效非突人所能骤受，于是国人不知措手足，惟乱舞搓搓而已。”[39]通过上述比较，康有为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于宪政中，君民共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宪，“当国争之时，实为适宜之法，今德为大进第一骤兴之国，可为证矣。”第二，在宪政体制中，“政党愈少者，政愈举而国愈强；政党愈多者，政愈不举而国愈弱”[40]。第三，“各国立宪不过以法治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荡无纲纪，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纪纲法度虽有积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渐行之。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不乱耳。”[41]总之，只能在渐进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共和。

（二）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

作为一个爱国者，康有为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立宪政体。为此，他与清政府顽固派的假维新、假立宪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早在1903年，他就批评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权为国”这一根本，无以救中国[42]。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康有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发现，清政府在立宪招牌下所进行的改革，并非宪政，而是一般的国政，实则是“借立宪之名，以拒真立宪者之请”，肆意欺蒙，阻挠立宪。康有为指出，专制与立宪是有根本区别的。“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专制之政举国决于数人，一君总裁于上，数相奔走于下耳。立宪之政，则全国人民公议而公任之。”全国人民公议、公任国事的体现就要召开国会，保证立法公于庶民[43]。他说：“议院者，合一国之民心，举一国之贤才，而议定一国之政，诚官制之第一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居今而谋救国之方，待强敌之策，安边防之道，舍国会无他术也。”[45]

康有为认为，要实行真正的宪政，必须改革现有的官僚机构并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为国本。不论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国家，民众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政府优劣的标准，自应以服务民众的能力来判断。同时，处在一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亦惟有强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康有为说：“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认为，未召开国会之前，首先应实行地方自治，由每一地区民众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乡、县、府、省级的议会；并由推举出的人员，处理本地区的诸如户口调查、道路、公共卫生、学校、灌溉等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将给平民提供问政的机会，提高国民的资格，从而为在全国实行宪政打下稳固的基础[47]。

（三）以虚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为在为争取建立宪政,与清朝封建统治斗争的同时,继续在同革命派进行斗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考察,他进一步得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结论。但是，革命并没有因康有为的阻止而停滞，却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并终于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爆发。面对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康有为已感到“革命大势，若卷潮倒河”[48]，势不可挡。但他仍企图力阻共和国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体，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有鉴于此，欧美不不少国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薰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宗之为君。”[49]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证明，共和政体不宜采用，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国则应吸取两种体制的优点，创造一种新体制，即“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两种体制相比较，“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其唯一不同，是虚君共和政体在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无权无为“土木偶”神式的虚君，它的好处则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总统而不断发生的政争与动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50]康有为认为，虽然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有才能，但虚君又是“神”，固须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国内无一人可比，“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51]。据此条件，环顾宇内，只有清朝宣统皇帝和孔子后裔衍圣公能荣任此位。很明显，康有为虽然煞费苦心，自认创造了一种新政体，但从其内容中不难看出，虚君共和不过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别称而已。他企图以此阻止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遗憾的是，康有为并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民国建立后，在政治上，他虽然对袁世凯的卖国、专制、独裁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他仍顽固坚持要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导演了宣统复辟的丑剧，结果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总体来看，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此形势下，康有为倡导保皇，坚持君主立宪，始终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时化的后面，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应予否定的。但是，康有为又是一位具有高强国富民的道路。他反对共和，并非要维护专制；反对革命，并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指导，坚持通过渐进的和平方式，以逐渐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从而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康有为的悲剧在于，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始终以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自居，轻视群众，害怕动乱，害怕帝国主义，因而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时，不可能以科学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确的判断，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传统中去寻找“医方”，因而走上了回头路。所有这些，都应予以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龙姓源流]

　　在中华民族的各种传说中以龙的传说历史最悠久，龙的形象在中华民族的心中根植最深。早在6000年前，龙的形象已经诞生，这从河南濮阳发现的6000年前用蚌壳摆塑的龙图案可以证实。龙在远古受到华夏先民的尊崇，中华民族以炎黄为始祖是五千年历史的共识，他们的氏族就以龙为图腾。作为姓氏的龙姓同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据统计龙姓在当今中国100大姓中名列第85位。龙姓的起源大致有如下几处：

　　（1）黄帝大臣龙行的后裔。据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及《竹书纪年》中记载：“黄帝臣有龙行。”据各种史籍记载，黄帝居住在有熊，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新郑市，作为皇帝重要大臣之一的龙性行自然也应居住在有熊，因此这一支龙姓出自河南省新郑市。

　　（2）舜时纳言龙的后裔。据《通志氏族略》、《广韵》和《元和姓纂》等书记载，舜有个大臣叫龙，任纳言（《书·尧典》中说纳言是负责宣达帝命的官员，相当于后世的尚书令）之职，《书经》《舜典》中说：“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指的就是龙任纳言之事。他的后裔就以龙为姓氏，舜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在晋南地区，因此这一支支龙姓应出自今天的山西省境内。

　　（3）出自己姓，豢龙氏的后裔。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通志氏族略》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董父曾经为帝舜驯养龙，因此被赐姓董，任为豢龙氏。他的后代中有有一支就以龙为氏。董父是黄帝的后裔，黄帝为己姓，所以说皇帝出自己姓。相传今天河南省临颖县境内的豢龙城就是董父的封邑，另一种说法是董父的封邑位于今天山东定陶县西北。

　　（4）御龙氏的后裔。《姓氏考略》引《姓氏急就篇》所载，龙姓出自御龙氏，望出武陵、天水。尧帝的后裔刘累曾经跟豢龙氏学过驯养龙的技术，因此被夏朝第13代后孔甲赐为御龙氏，负责驯化孔甲的几条龙，此事见于《史记·夏本纪》。刘累的后裔中的一支以龙为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中的记载：“刘累故城在洛州缑氏县南五十五里。” 洛州缑氏县位于今天河南省偃师县南，因此这一支龙姓也出自河南。

　　（5）西汉时爿羊 柯大姓。据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中记载，爿羊 柯大姓中有龙氏。爿羊 柯郡，西汉时设置，治所今天贵州省凯里县西北。

　　（6）西域古国且弥（今天新疆鄯善县）、焉耆（今天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王族的后裔。据唐朝李延寿所著的《北史》中记载：“且弥王、焉耆国王均龙姓。”焉耆西汉时西域的一个王国，龙会为其王时，国势甚胜，在葱岭以东地区声名远播。后来，他的儿子龙熙继位，自龙熙之后，这支龙姓渐渐融入中原文化圈中，成为龙姓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7）宋元时期位于今天贵州省惠水一带少数民族中的龙番的酋长都姓龙，明清时期其后裔融入汉、布依、水、苗等民族。

　　（8）彝族卢丝普氏族汉化而来的龙姓，卢丝普的汉语意思为龙氏族，后来该氏族的人就以龙为姓。此外，龙姓还是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姓氏。

　　从龙姓的起源可知，龙姓最早的活动地区应在河南、山西一带，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龙姓人开始不断的向外迁徒，约在夏代，有一支龙氏向东迁移到今天山东省钜野县西南的龙涸集。春秋时期，在今天泰安市西南曾存在过一个叫龙邑的小诸侯国。汉代之前，龙姓人已开始迁入蜀中，之后由蜀中南迁至贵州。到了汉代，很多地方已经有龙姓人活动了，这一时期龙姓人主要活动在今天的甘肃、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区。魏晋南北朝时，历史的变迁使龙氏家族吸纳入了许多新的支派，一些少数民族加入了龙姓大家庭，龙姓人的活动区域更加广泛。与此同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龙姓为避战乱而大举南迁，南方龙姓人数有了急剧增长。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原籍福建莆田的龙海清奉命授封为琼州总镇，率兵数千入驻海南，他们在在文昌县会文镇冠南墟附近的下洋登陆，龙海清的后代便落籍文昌，龙海清成为龙姓进入海南的始祖。之后江西永新的一支龙姓迁至湖南茶陵东山。明洪武初年又从自东山迁至攸县。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原籍江西吉水县的龙秀三，带领兄弟迁到湖南。清朝康熙年间太湖洞庭山的龙又宏迁至松江。19世纪末期，许多龙姓人为寻找生计，乘船到南洋，分别驻足于新加坡、马来亚、印尼及菲律宾等地，新加坡的龙姓先祖南来后在寻找生计之馀，于1903年在狮城成立了一个“龙氏祠”，以便让来到南洋的老乡们能聚集在一起共同祭祀祖先并促进各龙姓者之间的感情和互助精神。“龙氏祠”后来发展为“琼崖龙氏公会”之后又发展为“新加坡龙氏公会”，从从龙姓第21世开始，新加坡龙姓的派序排列如下：武陵发其源，莆田仕籍登，官声著南粤，英杰垂继承。据此排序来看，新加坡龙姓很有可能是北宋时迁入海南的龙海清或其所率官兵中龙姓人的后裔。

　　龙姓在家族在历史上出过很多杰出人物，龙氏历史上出过许多有作为的人物，如《孟子》中提到的龙子，《列子》中提到的龙叔，魏国大将龙贾，项羽的大将龙旦。东汉时的龙述曾任零陵太守。北宋有著名诗人龙太初。明朝的龙华民精通天文历法，万历年间与徐光启等人在北京同撰《新法算术》。清朝有著名传奇作家龙燮，他所著的《琼华梦》、《英蓉城》等，为时人所称颂；龙汝言曾任内阁中书，著有《赐砚斋集》……，这些龙姓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龙

　　一、姓氏源流

　　龙（Lóng 龙）姓的来源因多涉及神话，故不可详考，源出有七：

　　1、出自黄帝之臣龙行。据《姓氏录源》及《竹书纪年》所载，黄帝臣有龙行，黄帝居有熊（今河南省新郑）。是为河南龙氏。

　　2、出自舜时纳言龙之后，以官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龙氏，舜臣也，龙也纳言（所谓纳言，是当时一种专司出纳，帝命的官职。）子孙以官职名龙为氏。因舜的活动地域在晋南地区，故此支龙氏出自今山西省境。是为山西龙氏。传两千多年至汉代,有龙勉,因仕从河北钜鹿诏迁扶风京兆,传四代有龙述,字伯高,龙伯高初任山都县令,汉光武帝时升零陵太守,官于楚,家武陵为武陵始祖

　　3、出自古代神话传说，御龙氏之后。据《姓氏考略》所载，龙姓出自御龙氏，望出天水。如夏朝御龙氏刘累（尧之后，因有驯化龙的本领，深得夏帝孔甲的赏识，被封赐为“御龙氏”）的后裔中，就有以龙为氏的。刘累的故城在今河南偃师县南，是为河南龙氏。

　　4、出自古代神话传说，豢龙氏之后。据《通志·氏族略》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等资料所载，相传董父，已姓，精于饲龙，以畜养龙而被舜赐姓“豢龙氏”。其后代有以龙为氏的，是为湖北龙氏。

　　5、出自西汉牂牁地区有龙姓。据《华阳国志》所载，西汉时的牂牁大姓中有龙氏。牂牁郡，治今贵州省凯里县西北。

　　6、出自地名，以采食地为氏。春秋时楚大夫食采于龙（今山东省泰安西南之龙乡），其子孙有以龙为氏者。

　　7、出自其他源流和小数民族有龙姓：

　　① 据《北史》所载，焉耆国（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西南）、西域且弥（今新疆昌吉、玛纳斯二县），其君王皆为龙氏。

　　② 小数民族中有龙姓。在我国苗、普米、哈尼、彝、侗、瑶、水等民族均有龙姓。

　　二、迁徙分布

　　传说时代的龙姓发源地为河南、山西、湖北。由于龙姓支派较多，故而分布较广，这一特点使得龙姓迅速地向四周地域扩展繁衍开来。约在汉代，甘肃和湖北、湖南省境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间地已是龙姓繁衍的三大中心。此期，蜀中（今属四川）有龙姓迁入者，后又南迁至贵州，形成四大姓氏（龙、傅、尹、董）之一。魏晋南北朝时，中原龙姓为避战乱而南迁，促使了南方龙姓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次迁徙也为后来江南龙姓发展势头盛于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北史》所载：“且弥王、焉耆国王皆龙姓。”焉耆国为西域小国，龙会当政时，曾击败龟兹王，一时葱岭以东，皆率服，其子龙熙在位时，投降后凉，遣子入侍，渐与汉族相融。唐宋时期，八番中的龙番，酋长皆龙姓，后分为大龙番、小龙番安抚司，养龙坑、谷龙、上龙长官司，安龙土千户。宋元时期，龙姓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促使南方龙姓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明清时期，上述“龙番”各分支发展成为“龙家”，渐与汉、布依、水、苗各族相融。从龙姓历史演进过程来看，这一过程，即体现着北方龙姓与南方各族相融，又体现着少数民族龙姓与汉及其他各族相融。就在这一步步的相融中，龙姓完成了遍布华夏的历史旅程。今日龙姓尤以湖南、四川、广东、江西等省为多，最近调查表明,四省龙姓均属武陵郡江西龙庚支派,约占全国汉族龙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他们迁徙原因是宦游,与五胡乱华无关,龙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八十五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四。

　　三、历史名人

　　龙 子：最早见于史籍的龙姓名人，据说，这位贤人又被称为龙叔，由于主张“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而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因而青史垂名。

　　龙 且：秦末名将，官拜先锋，后封大司马。

　　龙 勉：生于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祖藉河北钜鹿，汉时官于秦，子孙定居扶风京兆。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任程邑学长。

　　龙 述：字伯高，扶风京兆人，生西 汉元寿（公元前1年）2月15日 ，东汉时，初任山 都长，建武（公元49年）为零陵太守，家武陵，龙氏因以武陵郡名。

　　龙 庚：字西仲，生唐元和（807年），开成（838年）举人，自道州出任江西庐陵吉水丞，时芝巢义举，道梗难归，父子孙曾避居永新莲塘，为永新肇基一世祖。

　　龙 况：字景荀，生咸通（860年），龙纪元年（889年）任大理事十五评事。卒天佑13年（916年），葬盐堆岭，有诗云：“富贵千百世，居分亿万家，子孙流出外，永远有声华”。生5子，皆显贵。

　　龙 琰：字太初，北宋元符（1099年）举人，任安远尉。宋代诗人。

　　龙近天: 字飞,生于(1135年),终于(1223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进士,初任福建莆田知县,后升南雄路剌史,为官清廉,为民办实事,政绩彪炳,为世所颂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亲领南雄珠玑巷九十七家居民迁徙粤中

　　龙 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

　　龙 燮：清代著名戏剧家，望江（今属安徽省）人。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颇称于时。

　　龙 云：云南昭通人，原在军阀唐继尧部下任军长，后归附国民党，1949年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等职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禹官：字相丞，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被封为南昌节度使。又封为湖南安抚招讨使，平定楚苗之乱。病故营中，追封为南平侯，谥忠武，并赐“湖湘世家”称号。

　　龙仁夫：吉安（今属江西省）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龙汝言：字锦珊，安徽桐城人。嘉庆年间中一甲一名（状元），历官修撰，继任内阁中书。著有《赐砚斋集》。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汝元：字春舫（-1859）：清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均属北京市）人。行伍出身，曾从河南巡抚英桂镇压太平军，历任游击、参将。咸丰八年（1858年）升大沽协副将，助僧格林沁加强天津海防。次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大沽之战，他坚守北岸前炮台，手燃巨炮，重创敌舰，卒中炮阵亡。

　　龙启瑞：字辑五，号翰臣（1814-1858）：清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道光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籍开办团练。后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经德堂诗文集》、《小学高注补正》等。

　　龙泽厚：清末广西临桂人，字积之，光绪优贡。以知县引见，在广州从康有为学，为万木草堂学长。曾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上海不缠足会、上海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为参加 《苏报》工作,被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曾主持旧金山《文兴报》。后为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编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省荣县人。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武陵郡：汉高帝时置郡，治所在义陵（今湖南省溆浦南）。相当于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省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元（今湖南省常德市西）。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西北），西晋时移窒上邽（今天水市），北魏时相当于今天水、秦安、甘谷等市县地。

　　武阳郡：隋代将魏州改为武阳郡，治所在贵乡（今河北省大名东北），唐代又改为魏州。相当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馆陶、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及山东冠县一带等县地。

　　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四年（公元前246年）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北魏时相当于今阳曲、交城、平遥、和顺间的晋中地区。

　　武昌郡：公元221年孙权分江夏、豫章、庐陵三郡置郡，治所在武昌。西晋时有今湖北省长江以南，嘉鱼、咸宁、通山等县以东和江西九江、瑞县等市县地。

　　南阳郡：战国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置。治所在今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汉辖境相当今河南省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间和湖北省大洪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