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氏宗谱深藏86年后于滨湖区胡埭西溪现身。西溪位于胡埭西南角，是锡西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地。在这块土地上聚居着数百户秦姓村民，他们都是秦观的后裔。在惠山二茅峰下，至今还留有一个“秦龙图墓”，并竖有“秦观墓”的牌坊，两侧写有“东南准海、国士无双”的楹联，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明朝两京五部尚史秦金也是秦观后代，秦金墓现位于该镇林场，也是省级文保单位。

宗谱收藏者秦瑞云说，这册完好的秦氏宗谱是经几代人精心呵护才得以留存至今。据介绍，这册首次亮相的西溪秦氏宗谱，曾于民国11年续修过。昨天新续编的秦氏宗谱，是在一批热心地方文化人士的倡议下，在该谱基础上收集整理而成。新续编的秦氏宗谱共600页，分装成厚厚的6卷，定名为《无锡西溪秦氏宗谱》，由正规古籍出版社出版。记者看到，该谱图文并茂、装帧考究，还有祠堂记、家规、家训等与和谐社会相匹配的内容。该宗谱为欧式编排，女子也上了谱。负责印刷的扬州古籍印刷厂厂长韦女士说，这套家谱是他们厂近几年来印刷得最为完整和讲究的家谱，完全可以参加评奖。

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

2006-12-26 13:53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诞生在17世纪初。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1〕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最早是1822年的《蜜蜂华报》；若以国人办报，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更早的1858年的《中外新报》。〔2〕但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这一点，在国内早有学者指出，著名学人唐振常曾说：“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祖先，即使晚近……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称作‘报’……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3〕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4〕

那么，为什么一个最早发明印刷术，有长期的邸报体系，很早就具备“处士横议”（舆论监督）传统的国度，一个崇拜文字几乎到巫术地步的国度，一个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多到用不完的文明大邦，却在新闻事业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

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新闻教科书和相关论文，遗憾的是，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用“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开花结果”，或者“封建王朝对新闻自由的专制扼杀”两条理由轻轻带过。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好象做广播操一样的落入套路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试图从出版技术、社会风气、海外贸易及朝廷管制几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给出尽可能有些新意的结论。

一、雕版印刷术的窒障

明清两代刻书之盛，历来为学者称道。明代福建的建阳地区，更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民间出版集团，商业性书坊达数百家，持续四五千百年，世代经营，品种多样，初步具备了“文化产业”的模样。

在明代出版业极发达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疑似杂志”的出版物，如《朱翼》、《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郑振铎将之称为“通俗类书”。内容以戏文、小说为主，也刊登一些时事杂文，新潮言论，比如《朱翼》，甚至介绍过利玛窦的新学说。遗憾的是，“疑似杂志”没有定期出版，只是用一个书名，不断“增补”，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杂志。〔5〕

在“疑似杂志”出现的同期，1580年，一份名为《急救报》的“疑似报纸”出现了，它也是现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原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急救报》同样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共6页，正文主要是刊出当时“吏部急选官员”的大名单。从装帧、版式和内容看，没有脱出传统邸报的范围。〔2〕

而在整个清代，“疑似报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科的官报“科抄”、提塘报房的“小报”，民间报房的“京报”，地方出版的“辕门抄”等等，各有一定的读者群。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疑似报纸”从内容到形式，仍然只是“邸报”的格调，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6〕

仅从技术角度看，雕版印刷术是最大的瓶颈。

自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全套金属活字印刷系统以来，西方出版界就广泛应用此种技术，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7〕它的特点是成本低廉，印刷迅捷，完全符合现代报刊的出版要求。而在中国，一直到晚清，活字印刷却始终没能进入主流，精美但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始终占据强势地位。

要用雕版技术来印刷现代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雕版费时，在明清时代，一名刻工雕一部12万字的书籍，需要500个工作日！在明人郑济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

“……以字计之，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8〕

其次，雕版印刷物价格昂贵，比如有记载的一部明代大众读物《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1000多页，就要纹银一两，而当时一两银子可买白米4石（240公斤）！〔9〕 按此比例，一份数十页的“雕版印刷日报”，价格至少接近1钱银子，也可以买24公斤白米了，普通市民阶层，肯定是不太乐意购买的。而在欧洲报纸的萌芽阶段，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份报纸，定价不过1个铜板左右。18世纪前后诞生的，在大众传播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廉价报纸”，有些定价仅为1分钱。报纸只有依靠低廉的定价，才可能吸引广大市民，成为大众媒体，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读物。就此点而言，雕版印刷可谓输在起跑线上。

另外还值得指出雕版印刷的两个毛病：一是雕版印刷物的文字容量狭小。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每页不过一百多字，比如四库全书，每页仅为182字〔10〕。对于追求信息含量，讲究内容厚实的近现代报纸而言，若用雕版印刷出版报纸，那简直如同派小脚女人参加奥运会100米赛跑。二是雕版印刷对于新闻刊物存在“过期作废”的问题。一般来说，书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个底板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补、递修底板的方法重复印刷，但对于时效即生命的新闻报刊来说，雕刻的底板显然无法重复使用。

只有以金属活字技术为基础的近现代印刷技术才能支持近代报刊。我们当然还记得，一直以来不少教科书都喜欢鼓吹，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布衣毕升。但是，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审美情结及活字技术改良实践的匮乏，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到19世纪近代活字印刷术从西方再度传入中国的八九百年中，在中国，活字印刷的书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

应当承认，活字印刷偶尔也有一两个突破，荡漾些波澜，但旋即便成死水。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首次大规模应用铜活字印刷，可若干年后大量铜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变卖了。到了乾隆年间，金简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他死后，25万个木活字也大半给宫廷人拿去烤火用了。而在民间，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却是乡下人印家谱。〔11〕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只有等到19世纪之后，西方的近代铅印、石印、照相印刷等技术及相关设备的陆续输入，才能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事业。

二、“反新闻”的社会习气

初一看，明代的社会土壤似乎将要孕育近代新闻报刊。自明代中叶以降，商业化速度加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催生了数量不小的有闲暇的市民阶层。一部地方志曾记载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12〕 在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娱乐、休闲的记载。而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与呼喊，似乎也暗合着明代消费社会的内在脉搏，那就是打开枷锁，尽情去享受思想与肉身上的自由。

在不少学者的眼里，明代的市民社会是“纵欲”的，“放肆”的，虽然有点缺乏自我约束，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时代”。〔13〕

但这“自由”，只是对有足够权力和购买力的阶层而言，走向极端即制造出西门庆之流的“两足兽”。西门庆的“自由观”可在其对吴月娘的一番话中尽显：“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富贵！”〔14〕

这种以金钱权力为基础的“自由观”，与西方同期以“人性解放”为基础的自由观，显然是悖反的，与新闻的本质也是格格不入的。

即使不走极端，这种“自由”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闲娱乐中麻木不仁的“群氓”。于是，各种或许称得上是“新闻替代品”的娱乐方式风行天下：小说、讲史、评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说书人和戏子成为了最佳的“信息传播者”，普通市民的大多数历史常识、时事消息，都来自说书场和刊行的戏文小说里面。〔15〕

清初藏书家钱曾在笔记中曾提到：“……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这是明代民间时事传播途径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如看戏听说书等等的一个有力证据。〔16〕

然而，小说、弹词和戏文的“子虚亡是”，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因此，一个热衷于戏文、小说、弹词的社会，一个依靠“子虚亡是”的手段来进行时事传播的社会，也就不能不说是“反新闻”的。

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反新闻”的另一个特征。在明代，刊行的长篇章回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口头流传的说书（如说岳、说五代、说三分等等），大都取材于历史题材（《金瓶梅》是一大例外），当时的大多数市民，即使不算“厚古薄今”，但至少也是“好古忘今”。这种好思高古而冷漠现实的社会习气，是新闻的又一大敌人。

到了清代，由于清初文字狱盛行，四库全书的“诱奸”，乾嘉学派的出现，朴学经学盛行，“复古”的习气被放大到极致。用2万字来为一句经书上的话做注解，甚至被认为是值得的和应当推许的。十几部古老得长白胡子的书垄断了无数读书人的大脑，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则让相当数量的精英从此耽溺于烦琐的校注，而不再注目书斋外的现世。在这种时候，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梁启超对此有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综观（清）二百余年之学史，……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得解放……今清学固衰落矣……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17〕

清代学术的“解放”，只是对过去部分陋见与故纸的“解放”，更多的仍然还是“复古”。而“复古”，是新闻的绝对敌人。在19世纪以前，书斋学者为主流的中国智识阶层，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创办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

三、“非自由”的贸易传统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反观中国，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但几乎整个明代，海外贸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谕令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有来无往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到明代中叶，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朝贡贸易”，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抽什么税？大国不贪小利，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隆庆、万历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非自由”贸易。〔18〕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实行“迁海”，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年，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坚壁清野”，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19〕。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

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1684年，康熙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等地，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 〔19〕。

好景不长，“十全老人”乾隆认为：“国家绥远通商……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0〕 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1〕。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到只剩了一条缝，这一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

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也决非自由贸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就是官位。结果，由于收买官位，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所谓‘官商合一’，宁为必然”。贾先生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别住一处，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他没落之后，豪宅因为太值钱，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将这批富豪，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归结为“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神的光荣”——背道而驰。〔22〕

“反自由”的贸易倾向，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产出有“自由”、“平等”、“节制”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劳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

四、严虐的新闻出版管制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厉，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为虐。

在明初，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别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为那和“秃头”的意思一样，“则”字也用不得，因为那是“贼”的谐音。将“圣”“光”“则”三字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他惹祸的那句话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笺之祸”，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总的说来，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剪灯新话》、《水浒传》几种。）〔23〕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明会典》中规定“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斩首示众”。《明史·王应熊》传中也说“非奉旨，邸报不得传抄”。而天启以后，由于边患日甚，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2〕

同期而言，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查禁手抄报纸，严惩新闻记者。1587年，又一名记者被断手、拔舌后吊死。〔1〕

问题在于，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从而引发了围绕“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持续论争，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直到今天，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24〕 而随后的一二百年间，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诽谤法、出版检查制度等等，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

但在中国，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满清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谁还能去发表《论出版自由》一类自寻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评述。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而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25〕

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对国外来华者的印书禁令，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这一切，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

结 语

在明清的四五百年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反自由的贸易传统，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于欧洲两百年之久。

从新政到民初，国家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城乡工商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建筑是时代的年鉴，塘坝现存较好的有粮库西原赵晓炎宅院（赵钲权祖宅）、村支部原赵秀东家大院、原塘南大队部赵红本宅院东西门堂以及转弯裁去墙角、屋后打着菱形铁锔的老房子，从鸱尾山尖、滴水猫头、门楹石鼓等细节特征大致可辨认为这一时期建筑，静默中见证着往昔繁荣。伴随近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传统的农业却停滞不前，急遽破产，人们背井离乡。民国宁沪一带逃难谋生而来的以苏北人居多，大多无一技之长，只能生活在城市最底层。旧上海社会局对人力车夫生活状况曾有一份报告调查，抽样的304人中藉贯为苏北人竟占957%，以盐城、东台居多。以此类推，在货物搬运、清洁服务等男性其他经济低微行业中地缘构成的大致比例。就像多数苏北年轻女性来沪上从事纺织包身工一样，这类脏累苦“猪猡”般的工作自然被蔑视，也铸造了当地人对苏北人群的整体错觉。但上海、苏州作为近现代工商业富庶繁华地，谋生所得远大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耕作。如鲁德山老人所说：“一了塘坝四周大多是沤田、荒田、草田。西北边全长的芦苇没有人住。除了塘东的外来户，入冬前种点田，别的平时就靠六尺长的刀管二尺长的刀口斫草，春上斫嫩草卖给耕牛吃，冬天草老了斫装外去卖，有芦苇、茅草、红柴草。”“好田都被大地主占去了，赵咸甫家几千亩的田从罗磨堍向南一直顶到江边上，庄上的也有村民跟他们租地种，田一年一熟，又旱涝频繁，收成不高，弄的点粮交把地主剩下的不够吃，剩下的时间要么就薅草装船撑往各地贩，要么把家门一封外去罱泥讨饭，而灵活的早就到苏南上海投亲靠友找活计赚钱去了。”尽管倍受鄙夷也丝毫未能阻止大家留寓江南，甚至是戈公振这样的有志青年当时也认为：“我要到上海工作去，将来即使在上海马路上帮修路工人敲石头，也不回来了。”包括赵钲镗胞弟赵钲焕，其作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生留沪，也只是在造船厂找到份了普通差事。但即便成了文化人，若干年后在地域偏见根深蒂固的当地人群中亦遭漠视。赵蓝天先生（1893～1963）为我国早期寥寥无几的美术界专职设计人员。1913年上海神州法政专科学校肄业后，曾短暂回乡，在大兴围市第四初等小学莫庄福兴庵执教，同时坚持自学绘画临摹，初宗陈洪绶、华岩与海派钱慧安，人物仕女花鸟画融会诸家之长。其笔法简练柔劲，清雅秀润，深受高野候、丁辅之等人欣赏。1920年经戈公振引荐以赵蔚之名，在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专事书籍插画，1922年旧年底应中华书局图画部主任郑午昌聘请，以字行于中华书局从事《小朋友》等儿童杂志、书籍的装帧与插图工作，前后达30多年。其在书局资历可以从1951年“纪念劳保条例的实施向光荣退职养老的金子墩先生致敬”书局编辑部同仁毛笔签名单上略见一二，名单上有：葛绥城、曹公威、吕伯攸、卢文进、孙荦人等等密密麻麻五十几人，先生的名字写在最上端抢眼处，足以说明同事们的尊重。时年先生五十八岁，已接近退职养老年龄，签名中唯原书局董事“一代辞海编纂大师”舒新城与之相仿。事实上，52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从《小朋友》半月刊和少儿科教书籍看，先生并没有及时得到退职养老，因为编辑部绘画缺少新人，他被少儿社挽留继续工作，这一时期，除去《小朋友》日常事务，经先生创作的文教科普图书，笔者统计有三十余本之多，如《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国古代大科学家》、《中国古代寓言》、《水的故事》、《灵巧的双手》、《小杜鹃》中等等散发着童心趣味的经典插画，一直为广大读者记忆，直至58年六十五岁高龄才完全退休，已知先生最后一本新书绘图为1957年12月《云牌舞》。可见先生晚年工作之繁重，为了新中国少儿美术事业不辞劳苦，尽心竭力。有幸在华夏拍品上读到一段先生写在老照片上的小楷题跋，似乎更像一份自我总结，尤为珍贵。全文如下：“中华民国二十年中华书局创立二十周年纪念摄影(193211)。左边因屋漏蚀去剪余留此。一九五五年秋因病在家休养，检阅行箧得之逐一审视。感慨过去同人散者逝者升者富者老者贫者，见其形不知其名，遇其人不记其姓。廿余年来，几度沧桑，流离忘祖，揽镜观容，已非旧我。一九五三年中华经理人派来少年儿童出版社服务，愧对虚名，无多供献，能力退化，可畏后生，新陈代谢万物之常制。我胸怀延年益寿远景于将来，祝社会其永固。十月蓝天观后记”。寥寥百言，细品之，让人感慨万千。从屋漏、病患、忘祖到谦卑、赞美、祝福，无意中记录了先生在沪生活的若干细节，几经战争颠簸，又因为土改成分划定难以归乡省亲，多年漂泊在外，居家困蹇，老虎天窗的屋顶年久失修，但对新生少儿事业依然抱着一腔热情，虚怀若谷，时刻激励新人。病患中不忘担当，期待早日康复重回岗位。憧憬未来，对新中国强盛寄以厚望！坦坦荡荡，人格魅力何其强大！在狂飙突进的变革面前，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胸怀大志，工作兢兢业业，禅精竭虑，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完美地展现出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这样履职尽职的道德追求早在三十年前的《小朋友》（1925年第151期）编辑人故事诗“裁缝师傅”中先生就有所浪漫自喻：“我愿意用我的尺，去把我这小弟弟（国家）的身体，量他一个仔细；再用我的针线，去把四万万人的热腾腾的心，一颗颗的缝合拢来，做成一件伟大而坚实的大衣，替我这小弟弟往身上一披，使向来很欢喜他的，更加更敬他爱他，使向来想陷害他的，再也不敢来相逼相欺。”时值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日本帝国主义出动军舰示威，逼迫北洋政府出面干涉工运局面。只是我在阅读中华书局历史文献时，又遇一吊诡，在书局众多非沪藉人员回顾《小朋友》周刊杂志时都无一例外地提起先生，其画艺与品质为大家赞赏，如福建藉黄衣青、广东藉任溶溶、浙江藉陈载耘、任大星等等文中所述。出乎意外的是，杂志第三任主编、著名儿童作家陈汝埙，宝山县人，年轻时就对此画刊惊艳不已，亦经常投稿，47年-54年与赵蓝天同在杂志编辑所、少儿出版社共事七年之久，却在书局七十年纪念《我和中华书局》一文中缄默不语，或曰沪地人陈年积习，大略又出于文革中被冲击心有余悸，对地主身份传言同仁的某种避讳。饶有兴趣的是陈在书中谈到编辑所另一名专职画师沈子丞，嘉兴人。相对赵蓝天在图画部专注儿童画设计，沈更多司职美术通俗普及读物，及后期电化教育动画、幻灯片撰绘。其字画古朴雅致，上世纪70代初应我县跃进工艺厂邀请，参与抢救濒临失传的青丝绣工艺，县上老一辈应有印象，记得家中有一件未裱的字联，似乎是沈字，拆迁中这手迹混在旧书堆里连同一幅鲍牡丹被我当着废纸处理，想起来怪为可惜，才疏学浅果然应了台城人那句老话：“曹家富看报，不了不了”无识之笑谈。絮聒不平是懊恼这位主编回忆没有让我得到所需的东西。从不确定性的敏感臆度历史风情，结果未免尴尬。有如伪命题“苏北人通敌”在淞沪战争后被沪地舆论人当着替罪羊彻底污名化之牵强，歧视更像是因国家战败的罪责，归咎于某种人的需要，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加剧了对***人的绞杀，从而激发起更多的热血青年对其恐怖统治的抗争。

《中共交通大学党史大事记》有这样一条记事：“1932年11月6日王镇钰、陈延庆、赵春官参加法南区委“砸柴拉报馆”行动，遭捕收押。年底无罪释放。”柴拉报为俄国人流落沪地所办的侨报，因报纸污蔑中国学生抗日运动(实际上是法南区委为了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布置的一次联合行动)，报馆即遭到学生用啤酒瓶捣毁玻璃。王镇钰辽宁复县人，时任中共交大支部书记。陈延庆盐城人，组织干事，后来易名为王翰，是胡乔木妹婿，解放后在监察部工作。赵春官则为32年底新发展党员，遗憾地是在交大以外公开性资料里，同为事件的主要执行者赵同学却似乎被历史埋没。笔者在《交通大学年谱》1932年土木工程学院三年级学员名单上查到赵春官的名字，藉贯为“浙江东台”,很是蹊跷。陈延庆为其同班同学。“砸柴拉报馆”行动本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切实际的幼稚产物，比如在“武装保护苏联”等口号下频繁发起城市斗争，使一次次刚刚建立的党组织又脆弱地暴露在对手面前，失败是自然而然的收场。对于叙事性文献中无具名叛变内奸之说，似乎倒也成了这类政策上的甩锅，而此次捣毁理由更像是因为该报“以反对该国政府为事”或“拥护白俄”，从鲁莽的行动中，也大体看出当时党组发展模式和苏北青年英勇个性以及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事件后经律师沈钧儒、史良、潘震亚等人义务辩护，年底三人被判无罪释放。总之经历了这番挫折，学校党支部遭重创，赵春官被迫从中共组织退出，得以完成学业，藉贯“浙江东台”的尴尬看上去也是某种情原下避慊的结果。其与钱学森同届，1934年3月为“拟往美密歇根大学留学”人员，6月底毕业未能成行，奉交通部分发各铁路工务段服务，先后派赴粤汉、京赣、黔贵路担任桥梁设计及监造。抗战胜利后与交大同学费徐人寿、费骅、宋家治、朱榕坚等人去台主持交通水利建设，为台湾土木水利界主要人物。赴台后，赵春官先后历任基隆港务局工务组长、总工程师职务达二十年，主管基隆港工程、台湾造船公司10万吨级油轮船坞等等海港工程建设，其对港湾工程的评估、规划、设计及施工督导经验丰富。藉以防波堤和水坝导流堤设计与施工上的研究见解，著有《防波堤概论》(1960年)。据基隆港务局“为拟请派赵春官为本局正工程司”内部人事任用调迁封发时间为1947年1月15日。基隆港务局“工务组组长赵春官请派任”案卷时间则为1947年3月25日等等，推测其应徐人寿(194511-19632任基隆港管理局局长)邀请去台建设，确切时间不低于1946年,有资料表明基隆港援台技术干部到位时间为当年3月。1966年、1969年又分别经李国鼎、费骅荐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技术顾问和台湾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司协理、港湾工程部经理等职务，参与台湾科技对外交流，负责台中苏澳两港规划建设。七十年代应赵耀东(1915-2008，淮阴人)邀请担任台湾“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全部土木工程，悉心策画，戮力操持，使得钢厂土建工程及基础设施规划按期达成。检索台“中钢”人事参考，其任副总经理工程事业部负责人的时间为1974年7月-1977年6月。1974年奉命筹建台“中钢结构公司”，并出任董事长至1988年退休。1995年11月离世。综合以上信息及对台海洋工程学会、交大友声等记事索引补遗：赵春官，字伯卿，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塘坝镇，父振甫公为文史名家。1925年小学完业后就读省立扬州中学，1930年毕业一发即中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实为平时劬学所致，又若干年后与昔日扬中弟子徐忠猷的沉箱拖放割头之赌云云，也回应了笔者的孜孜以求、年鉴中藉贯歧义以及孳蔓其人生的漪澜与爽朗。塘坝赵氏家谱世系图上为：“赵钲铎，子赵春官、赵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