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志第十九。地理四》记载

吉安府元吉安路，属江西行省。太祖壬寅年为府。领县九。东北距布政司五百九十里。

泰和府南少西。元太和州。洪武二年正月改为泰和县。东有王山，亦名匡山。赣江在城南，自万安县流入，经县西之牛吼石，而东北入庐陵县界。又南有云亭江，一名缯水，源出兴国县，北流至珠林口注於赣江。西有旱禾市、东北有花石潭、东南有三顾山三巡检司。

吉水府东北。元吉水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东有东山。北有王岭。又东北有吉文水，赣水之支流。北有白沙巡检司，迁县西北三曲滩上，仍故名。知

永丰永丰府东。东有郭山。南有石空岭，又有恩江，下流入於赣江。东南有层山、南有沙溪、又有表湖三巡检司。又东北有视田巡检司，后废。斋

安福安福府西少北。元安福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西有卢萧山，卢水出焉，经城北，东流与王江合，又东合禾水，至庐陵县神冈山下入於赣江。南有黄茆巡检司，治黄陂寨，后迁县西时砻镇，西有罗塘巡检司，治洋泽，后迁江背，俱仍故名。斋

龙泉龙泉府西南。东南有钱塘山。西有石含山。南有遂水，东流入於赣江。西北有北乡巡检司。西南有禾源巡检司，后迁县西左安司，仍故名。西有秀洲巡检司，本金田，在县北，后迁治，更名。

万安府南。东有蕉源山，产铁。城西有赣江，江之滩三百里，在县境者十八滩，皇恐为最险。又南有皂口江，自赣县北注於赣江。有造口巡检司，在县西南。又东北有滩头巡检司，又东南有西平山巡检司，废。知

永新府西南。元永新州。洪武二年正月降为县。东南有义山。西有秋山，一名禾山，禾水出焉，一名永新江，下流至泰和县入於赣江。东南有上坪寨、西北有栗传寨、又有禾山寨、又有新安寨四巡检司。

永宁府西南。北有七溪岭。西有浆山水，源自湖广茶陵州界，流经县南，合於永新县之禾江。西有升乡寨巡检司。西南有砻头寨巡检司

庐陵倚。北有螺山，南有神冈山，两山相望，赣江经其下。又北经城东，又北经虎口石，流入峡江县，为清江。南有富田、西有井冈、西南有敖城三巡检司

张敏是明朝的大太监，以“违背万贵妃意，私下保护年幼的明孝宗”，而闻名于世，据明史记载张敏是个好人，而万贵妃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张敏为了保护幼年时的明孝宗，被万贵妃得知后，被吓得自尽。

数百年来人们对于明史记录的深信不疑，张敏用生命来保护皇子，直接反应了当时万贵妃的权势滔天，和心狠手辣，以及明宪宗的昏庸懦弱，但实际上明朝真的是皇帝昏庸，后宫干政，忠臣需要以死来捍卫皇权吗？

在数百年后的福建发现了张敏的家谱，其中的记载颠覆了这段历史，万贵妃早年就是皇宫的一个保姆，她比明宪宗大了17岁，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让皇帝喜欢上她，后来一路高升成为贵妃，权势越大野心也就越大，她想自己独占后宫，于是设计不让其他嫔妃怀孕，有孕的也会强行逼其堕胎，甚至准备毒杀刚出生的明孝宗朱祐樘。

明史对于万贵妃的记载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明宪宗先后育有20个子女，且那时的太子朱佑极还在世，张敏如何惊讶的说皇帝无子呢？据明史记载，张敏来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救走了明孝宗，几年后才将此事告诉明宪宗。

万贵妃得知后很是愤怒，逼死了明孝宗的生母和张敏，如果记载真实，为何明宪宗对此事无动于衷呢，连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保护不了，多年来学者们翻阅大量古籍，只为寻找答案。在福建同安县，学者发现了一本《张氏族谱》，上面有关于张敏死亡的记载，明史上记载的张敏死亡时间是1475年，而在家谱上却记录着张敏死亡时间是1485年。

另外学者又查看同安县县志，其中记载张敏死亡的时间也是1485年，且明史中记载的张敏的官职是门监，而族谱上张敏的官职是司礼监太监，这一官职在明朝皇宫中的地位很高。由此学者们推断明史中记录的扭曲了历史，很有可能是清朝为了丑化明朝而篡改了正史。本期内容就到这了，才华横溢的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评论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一、 什么是史料史料就是指有助于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也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4～55页)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新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与缺失，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问题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参见卢向前：《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更是依赖于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案、方志舆图、墓志碑铭、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材料出“新”，有赖于眼光的“新”。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绝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够揭示；内阁大库档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差距与更迭；如果没有傅斯年、陈寅恪和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没有他们心目中新的史学追求与问题关怀，殷墟发掘也不可能具备“近代”之意义(参见王沉森：《甚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376页)。新材料可以带动新议题，但有些领域不够幸运，没有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这就更加有赖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严耕望先生曾经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治史经验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30页)黄永年先生在谈及治学经验时也说，他从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现，而是继承了陈寅恪、顾颉刚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唐史十二讲(代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页)通过对于“旧”史料的再思考、新链接，能够使其凸显出以往不曾发现的新意。梁庚尧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说：“本文所引据的资料，虽然多半出于前辈学者所已使用的范围，但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组织与运用，以及进一步的比较与阐释。”(《台大文史哲学报》2001年第5期)同样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组织方式不同，呈现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任何专题，都寓含在历史的整体脉络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网络电子资源的丰富，使得今天的资料搜讨手段远远胜于以往，同时也对研究者的解读、分析、综括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材料，不能满足于检索搜讨，也要注重平时的阅读。老一辈学者经常提醒我们，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只抱着题目找材料，很容易漏过真正重要的题目。我们在起步阶段要想打下比较坚实的材料基础，至少需要一两部有影响力、有分量的史籍用来“垫底”，通过下功夫精读，储备基本知识，增强解读能力，压住自己的阵脚；进而“辐射”开来，逐步扩大材料面。进入专题之后，要争取“竭泽而渔”，要善于选择最能切近主题的具体材料，这就如同人山采矿，第一反应是要了解资源何在，然后要能深人群山。特别是要充分调度角度不同、类型不同而彼此有所发明的材料，形成恰当的“材料组合”。能把哪些材料揽入视野，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直接决定着问题的阐发程度。对于材料，不仅能收集梳理，还要会比对辨析。“历史”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与记述者的理解，不可能纯粹客观；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与逼近，注定是一辗转艰难而无止境的过程。材料的比对，或许正是这一过程的出发点。通过材料组合与比较．找出其异同，确定值得阐发的“问题点”进行辨析；辨析中可能牵涉到“事实”，也会关联到“书写”。例如，在现存史料中，有关宋代尚书内省的记载，简略混沌，仅就该机构政和三年(1113年)改制一事的性质，《宋会要辑稿·后妃》、《宋大诏令集·妃嫔》、《九朝编年备要》、《宋史》徽宗本纪及职官志等的说法即颇多差互。通过辨析，或印证，或质疑，都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具体而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中使用的关键材料，要真正读通，要善于“挤压”、“榨取”，充分提取其中的信息。读通，一要依靠相关的知识背景，二要勤于查询。有位博士生，在讨论隋代的禁卫武官时，引述《隋书》卷四三《观德王杨雄传》“迁右卫大将军，参预朝政”的说法，认为“杨雄为右卫大将军，可参与朝政，可见禁卫武官不仅带兵也有决策权”。其实这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说，是“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七月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36页)之滥觞。基本理解出了问题，导致结论失当，也使得本来可以用来讨论制度变迁的宝贵史料从我们的指缝间轻易流失。

史料分类：1、按照史料产生的时期、出处划分：一般将史料区分为： 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与诠释,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造。例如《史记》一书，就包含了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2、按照史料的载体划分：可以分为文字史料、非文字史料。（1）文字史料包括：史书、档案文书类、思想或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碑刻、墓志、家谱、商店的帐簿、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报刊杂志、口述史料等等。（2）非文字史料包括：音像类、图像类、实物类、风俗类、数据类、各种技艺（舞蹈、各种民间说唱艺术等等）、生产技术等等。历史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既无法使历史重演，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和体验当时的历史。因此，人们如果想了解和研究自己的过去，只能凭借前人留下的各种“痕迹”。正是凭借这些“痕迹”，我们才可以追溯祖先的足迹，认识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而探讨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史料，就是指那些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论史料一、论史料及其作用和意义史料是历史的遗迹，是历史实际的残骸的反映，是当时的缩影。历史科学是建立在反映历史实际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史料对历史科学来说是第一位的、至关重要的。(一)史料分类有关史料的问题很多，先说第一个问题，即史料的分类。随着人们研究眼界的扩大，以及古代文物发现的扩大，历史材料的范围也就日益扩大了。这些资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1．文献记载方面。清章学诚曾主张：“六经皆史。”①其实明朝人已经说过这句话，牟润孙提到过②，即诗、书、礼、易、乐、春秋都可以作为史料看待。胡适之先生说一切古书皆史。③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句话是正确的。所有的文献资料记载都可谓之史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②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2页。③胡适：《中国书的收集法》，原文为：“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他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2．历史文物方面，即各类古器物、石碑等等。有些器物有文字，固然可谓之史料，即使没有文字，一刀一剑、一石器一木器，也都反映该时代物质生产的某些情况，对历史的研究同样重要。我们进行历史研究，对这两种资料都要重视。近代史学研究，大体上将史料分为另外两类：一为原料(原始材料，第一手资料，即primary sources)；二为次料(次手材料，第二手材料，secondly sources)。这两种材料下面还要介绍。一般地说，人们重视第一手资料，这是对的。但对次料也要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当你无法找到第一手资料时，就只能靠第二手资料，不过对第二手资料要经过更加慎重的审查。对史料的分类，半个多世纪前，傅斯年(孟真)先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下面加以扼要介绍：(甲)直接史料对问接史料。“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对“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初版(下同)，第7—9页。(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①(丙)“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这两类记载，“也是互有短长的”，“外国的记载……他更无所用其讳”；“本国每每忽略最习见同时却是最要紧的事，而外国人则可以少此错误”；所以虽《马可波罗行记》“那样糊涂荒谬、乱七八糟的记录，仍不失为世上第一等史料”。②(丁)“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③远人记载多半是传闻之词。(戊)“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④。此条甚为有用，但傅先生论述太简单，后面我们将着重谈谈这类资料。不经意的记载，或者更进一步说无意的记载，其史料之真实性实为值得重视!(己)“本事对旁涉”。“看来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则相干处少，然而有时候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本事经意，旁涉不经意，于是旁涉有时露马脚”。“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呢”⑤(庚)“直说与隐喻”。“这只是上节本事对旁涉的一种；不过隐喻虽近旁涉，然究不可以为尽等于旁涉”；“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⑥(辛)“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

谈及张敏，我们第一印象是香港女星，其实在明朝历史上，还有一个叫张敏的知名大太监，以“违背万贵妃意，私下保护尚未出生、以及年幼的明孝宗（朱祐樘）”而闻名于世。简单地说，张敏是一个好太监。

然而根据《明史》记载，好人却有坏报，张敏保护的朱祐樘被万贵妃获悉之后，“敏惧，吞金死”，张敏自杀而亡。

300年来，学术界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毕竟明史精益求精的编修百余年。需要注意的是，张敏之死，直接反映出万贵妃一手遮天的狠毒，以及明宪宗的昏庸，所以史书记载是“敏惧”。那么，张敏果真是忠臣流泪又流血吗？福建发现的张敏家谱，颠覆了这一段历史，以至学者感慨，明史又一记载被推翻！

通过《明史》记载可知，明朝皇帝多奇葩，比如明宪宗朱见深，就娶了一个大他17岁的保姆为妃，这个女人就是万贵妃。然而，万贵妃在后宫却一手遮天，为了不让其他嫔妃顺利怀孕，强行逼怀有龙嗣的妃子堕胎，甚至准备毒杀刚出生的明孝宗朱祐樘。

《明史》：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久之，生孝宗，使门监张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

当然，明史对万贵妃的记载，扯淡的地方太多，单就这两句话而言：一，明宪宗前后生育了20个子女，又何来“伤堕无数，他妃勿敢进”，明孝宗又何来感慨“老将至矣，无子”？二，后来夭折的太子朱祐极还在世时，张敏如何敢惊愕的说皇帝无子，怎能溺杀朱祐樘呢？

更为重要的是，在《明实录》等明朝正史中却没有这些记载，《明史》这些记载从何而来？

根据《明史》记载，张敏没有溺死明孝宗，而是将他藏了起来，犹如演义小说中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一般，连明孝宗生母纪妃都不知情（三侠五义中的狸猫换太子，原型或出自此处）。

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稍哺粉饵饴蜜，藏之他室，贵妃日伺无所得。至五六岁，未敢剪胎发。时吴后废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帝不知也。

最终，张敏找了一个时间，将朱祐樘的存在告诉了明宪宗，朱祐樘由此被接进宫内。万贵妃知道这件事之后，后果很严重：一是朱祐樘生母纪妃突然暴毙，“或曰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暗指万贵妃害死，二是张敏“敏惧，吞金死”。

如果这一记载真实，那么万贵妃显然一手遮天，随手就谋害了未来太子的母亲，明宪宗显然昏聩不堪，连儿子救命恩人都保不住。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在福建同安县，学者发现一本《张氏族谱》，上面记载内容却令人不解，与《明史》记载大相径庭。

关于张敏死亡时间，《张氏族谱》记载的很明确，就是死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而非成化十一年，距离纪淑妃之死有10年。《同安县志》与《金门县志》中，也记载张敏死于成化乙巳年（1485年），“成化二十一年，敏疾，帝遣太医诊视”。

更为重要的是，明史记载张敏官职是门监或御马监，但《张氏族谱》却记载张敏官运亨通，在成化十一年朱祐樘身份公开之后，张敏就被改称为“司礼监太监”，这是明朝太监之尊者，地位非常高，比如有“皇帝敕谕司礼监太监张敏公”的记载。

显然，张敏之所以胜任司礼监太监，是因为保护太子有功。可见，明宪宗并不昏庸，任由万贵妃逼杀张敏，而万贵妃也没有《明史》中记载的一手遮天，可以肆意妄为。

通过张敏命运，可以看到清朝的确篡改了明朝历史，或许目的就是制造明朝后宫丑闻，进而说明明宪宗的昏聩无能。然而民间收藏的资料，却在500多年之后揭开了真相。

对于备受好评的《明史》，《剑桥中国史》的一句评价极有意思，“作为一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显然这是说清朝尽管毁掉了无数原始资料，让人无法反驳《明史》，但许多资料依然存在，却又揭穿了《明史》的谎言。

收集了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

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

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

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

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河南的移民要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主，这和两河流域的水灾及元末农民起义的战场相吻合。

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山东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山东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在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但经过明初的再迁移，移民就分布到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

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 自治县。

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

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

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

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

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

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

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还有大部分不忍分离被迫改姓的。

如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

另在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温姓与王姓都是异姓同宗。

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

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在山东“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在河南省永城“崔、谢、张、陈是弟兄”等说法。

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

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

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

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

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在冀、豫、鲁，关于“打锅牛、打锅常、打锅张、打锅郭、打锅申等传说也广为流传。

河南宜阳县孙氏、陕西省洛川县杨氏也有先祖打锅的传说。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五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初年。

其他姓氏家族，根据族谱可知端倪。

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

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

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

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序》也记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

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年依然存在。

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

山东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还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

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

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

这个庄子风水实在不错，“左山东右直隶，乃两省之边界；前雍水后沙山，为一方之胜地”。

于是王氏建阳宅（村庄）于河北，建阴宅（坟地）于河南，兄东弟西，六门同居。

“后繁衍到二十余世，仍然是衣冠峥嵘，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但是，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之人，后人虽多，“乃不忘一枪之王”。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

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

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

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写道：上联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

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陕西省蒲城县城东北约十公里的金栗山下，有一个保持着明清风貌的村庄——山西村。

这是一个保留着原始城墙的长方形村落，村庄坐东朝西，有东西城门两个，城墙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已有数十米坍塌，但仍有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尤其是东面、北面的城墙保存基本完好。

其中西城门洞高约六米，门楣上方嵌有一青色碑石，上书“三槐并茂”四字，字呈红色，旁有“大清咸丰元年重修”字样。

据介绍，山西村是明初一王姓家族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至该村。

这一王姓家族共有弟兄三人，老大留在山西本地，老二迁至此地，老三迁至白水。

门楣上书“三槐并茂”即为弟兄三人家族兴旺，事业发达之意。

槐指山西大槐树。

因而，蒲城的山西村也是明代人口大迁徙的历史见证。

据村史记载说，该村迁址不久，经常有土匪、强盗来村庄骚扰，后在一王姓老者的倡议之下，全村村民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齐心协力花五年时间修筑城墙。

清咸丰九年，又置铁门一对，使西城门洞有两道城门，坚不可摧。

西城门洞上方有三间大房，解放前还有乡 在其上办公。

山西村的城门东西相对，门洞深约七米，门洞里原有两道门，由于时年已久，门已不存，然而安装门的青石门礅、门柱洞、门杠插孔依然保存完好。

穿过门洞走进村子，一条中心道路将村子分为南北两半，村不大，东西长约二百余米。

城堡内共有二十八户居民，其余人已搬至城外居住，以王姓为主。

这个村在当地俗称山西堡（bǔ）子。

村外人称进村为“进城”，村内人称出村为“出城”。

在山西村的城西门外五十米处，有一座陈旧的王氏祠堂，这里是村民一年一度举行聚会、搞年拜的场所。

在王氏祠堂内现存有碑石，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祠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

这一记载也说明了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王氏家族已在该地成为一大户。

河南省南乐县福堪乡才丈村，杨氏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

当时杨氏兄弟二人，老大迁到今县城北坟上居住，老二便到今才丈。

老二到新居后，在住地周围栽了许多杨树，希望杨姓也和杨树一样，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老二的精心培育下，不久杨树长大成材。

老二以为这才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盼望成材的杨树继续成长，就以此给自己的村子起名叫“材长”。

至清朝末年，演化为今名才丈。

才丈的杨姓至今已传二十四代，有二百多户人家。

当年山西移民东来时，大多异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

当时山东省西部有几户杨姓人家在朝城北约三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

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

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

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

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

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

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

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

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相互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

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惟恐弄坏了杨家的车。

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

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

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水患，就去杨家躲避。

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

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

朱元璋登基后，为后代子孙选定了名字的第一个字，并要求第二个字按照“五行循环”的原则，使用火、土、金、水、木为偏旁。如此一来，为避祖先名讳或与同辈重名，朱明皇室的名字中，确实出现了很多生僻字，包括后来用为元素名的铬、钴、钋等。

至于说徐寿（1818—1884）在翻译《元素周期表》时，受过明朝诸王名字的启发，则属后人附会。理由很简单：

（1）没有可靠史料言及徐寿参考了朱明皇室的命名。

（2）铬、钴、钋等是生僻字不假，但《康熙字典》都有收录，徐寿无须去所谓“朱元璋家谱”或《明史·诸王世表》里“重新发现”。

在徐寿之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玛高温等已将一些元素名翻译为中文，但质量不佳（如丁韪良将钾译为“灰精”、砷译为“信石”等）。

在江南制造总翻译馆，徐寿采用“口译笔述”的方式，先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把西方化学书籍逐句翻译为中文，自己记录后，再改正润色，使之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他们就是在合作翻译《化学鉴原》（出版于1872年）的时候，遇到了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问题。

徐寿和傅兰雅为化学元素的翻译，制定了三条标准：

第一，“原质之名，中华古昔已有者仍之，如金银铜铁铅锡汞硫磷碳是也”，即汉字中原有的元素名，如金、银、铜、铁等，直接使用。

第二，“昔人所译而宜者亦仍之，如氧气、淡气、轻气是也”，即前人翻译的元素名，如养气、淡气等较为恰当的，继续沿用。

第三，其他数十种“从古所未有”者，“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而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意即是，符合第一、第二原则外的元素名，一律按照其英文读音的首音或次音，选取同音汉字，并配上金、石等表示特质的偏旁。②

这里的第三个点，后来成为化学元素中译的基本原则。

徐寿和傅兰雅共翻译了64种元素（金属49种，非金属15种），其中大约一半，同美国教会医师嘉约翰与何瞭然合译《化学初阶》的元素名一致；另外一半，如钙、钠、钴、钾等，则是首次作为元素名。《化学鉴原》所录64种元素的译名，有47种一直沿用至今。

勾践、杜康、大禹是亲人

越王勾践， 姒姓，本名鸠浅，古时越国与中原各国语言不同，音译为勾践。勾践又名菼执，夏禹后裔，越王允常之子，春秋末年越国国君，《荀子·王霸》认定的春秋五霸之一 。因其“卧薪尝胆”的典故，勾践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惧怕失败与屈辱，敢于拼搏的楷模形象。

杜康， 姒姓，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史记》记载他是夏朝的国君，道家。杜康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汉《说文解字》载：“杜康始作秫酒。因杜康善酿酒，后世将杜康尊为酒神，制酒业则奉杜康为祖师爷。后世多以“杜康”借指酒。

大禹， 夏后氏、姒姓，名文命或禹，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神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相传，禹治理洪水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伏羲、黄帝比肩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九州、奠定夏朝。后人称他为大禹。

张良的亲友圈

张良， 字子房，颍川城父（今河南许昌）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八世孙： 张道陵， 字辅汉，原名陵，正一盟威道创始人，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著作《老子想尔注》，弟子有3000多人，设立24治，奠基天师道。张道陵、葛玄、许逊、萨守坚合称四大天师。

后裔： 张三丰， 姓张名通，字君宝。先世为江西龙虎山人，故尝自称为天师后裔。祖父裕贤公，学精星算。南宋末，知天下王气将从北起，遂携本支眷属，徙辽阳懿州。道号三丰，宋末元初真人，武当山道人，武当派始祖，民族英雄、内家拳始祖、太极拳始祖、武学泰山北斗、龙行书法始祖。

魏、蜀、吴本来是“亲家”

曹腾， 字季兴，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祖籍江苏沛县。《三国志》记载为西汉相国曹参之后。东汉宦官。曹腾初任黄门从官，汉顺帝即位后，升任小黄门、中常侍。后因策划迎立东汉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升为大长秋，加位特进。曹腾用事宫中三十多年，未有显著过失，并能推荐贤人。种暠弹劾他，他却称种暠为能吏，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美。曹腾死后由养子曹嵩嗣为侯，曹操是曹嵩之子。魏明帝曹叡即位后，被追尊为高皇帝。

曹操， 本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谥号武皇帝（魏武帝），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本家兄弟：夏侯惇， 字元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末三国时期曹魏名将，西汉开国元勋夏侯婴的后代。

本家兄弟：夏侯渊， 字妙才，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名将，擅长千里奔袭作战，常常出敌不意，官至征西将军，封博昌亭侯。

夏侯霸（夏侯渊次子）， 字仲权，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期魏国和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征西将军夏侯渊次子，其母为曹操妻室丁氏的妹妹。在魏国官至右将军、讨蜀护军，封爵博昌亭侯，屯驻陇西；在蜀汉时为主要北伐将领，多次参加御蜀和伐魏战争。

张飞， 字益德（《华阳国志》作翼德），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张飞勇武过人，与结拜兄弟关羽并称为“万人敌”。

妻：夏侯氏（夏侯霸堂妹）

长女：张氏， 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张飞长女，蜀汉后主刘禅第一任皇后。

刘备， 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多称其为先主。

妻：孙夫人， 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人，东汉末年讨虏将军孙权之妹，曾为左将军刘备之妻。《三国志》称之为孙夫人。

书法家王羲之的“亲友圈”

王羲之， 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渡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儿子：王凝之 儿媳：谢道韫（谢灵运姑奶奶）

外孙女婿：谢奂

曾外孙：谢灵运， 原名公义，字灵运，以字行于世，小名客儿，世称谢客，陈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人，生于会稽郡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出身陈郡谢氏。南北朝时期诗人、佛学家、旅行家。谢道韫的父亲和谢灵运的太爷是谢奕。

陈友谅， 原名陈九四，湖北沔阳人；元朝末年群雄之一。农民起义领袖，陈汉开国皇帝。《明史》说：“陈友谅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为谢灵运的二十六世孙。

隋文帝杨坚原是司马迁的外孙后代

司马迁，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女婿：杨敞， 字子明，号君平，司隶部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华阴）人，西汉时期著名政治家，西汉中期宰相，政治家，曾担任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农等高级官职。为人谨慎。为弘农杨氏第一世祖。赤泉侯杨喜曾孙，太史令司马迁之婿。

赤泉候杨喜， 字幼罗，号德嘉，华阴人（今陕西潼关）。汉初猛将，曾官居汉高祖时郎中骑都尉（管理宫廷车骑门户的武官），又执掌宫中更值宿卫（负责宫中夜间安全的武官），后因东城(今安徽定远)斩杀项羽有功而封赤泉侯。杨敞为赤泉候杨喜五世孙。

杨坚， 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由于杨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历经800年不倒的大家族，所以家谱相当完整，杨坚一脉的直系先祖追到杨敞的大儿子杨忠，这个杨忠也就是杨敞和司马氏的长子。

独孤伽罗， 复姓独孤，字伽罗，河南洛阳人。隋朝第一任皇后，北周太保卫国公独孤信之女。十四岁，嫁给大将军杨忠嫡长子杨坚。父亲政争失败被杀，家道中落。对外低调谦恭，对内夫妻恩爱，育有十个儿女，辅助杨坚建功立业。隋朝开国后，册封皇后。通晓经史，信仰佛学，参预朝政，对于“开皇之治”功不可没，并称“二圣”。由于有隋独孤皇后的关系，李渊是杨坚的外甥。李渊的大舅子是北周宣帝宇文赟。

独孤信， 原名独孤如愿，字期弥头，云中郡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鲜卑族。西魏、北周时期重要将领，八柱国之一。独孤信共有七女，其中有四个女儿先后当上了皇后，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李昞， 一作李昺，字明泽，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陇西郡公李虎第三子，唐高祖李渊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祖父，妻子为西魏八大柱国河内郡公独孤信第四女元贞皇后独孤氏。其子唐高祖李渊即位后，追谥为元皇帝，庙号世祖，葬于兴宁陵。

周明帝宇文毓， 字统万突，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人。北周王朝第二位皇帝，后被权臣宇文护毒杀。娶独孤信的大女儿孤独氏为妻，谥号明敬皇后。

周武帝宇文邕 ，小字祢罗突，汉化的鲜卑族，祖籍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生于同州武乡（今陕西大荔）。周文帝宇文泰第四子，周孝闵帝宇文觉和周明帝宇文毓异母弟，母文宣皇后叱奴氏（叱奴太后），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

阎立本， 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唐代政治家、画家。代表作品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像》等。宇文邕是唐朝大画家阎立本的姥爷，所以阎立本和李世民又是表兄弟。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竟是远亲

李白，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

李渊， 字叔德，陇西成纪人。唐朝开国皇帝、军事统帅，唐太祖李虎之孙，唐世祖李昞之子。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

杜甫， 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的外曾祖母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基于此李杜二人为亲戚。

凉武昭王李暠， 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郡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人，自称西汉飞将军李广十六世孙，西凉开国国君，为唐朝皇室认定的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