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名 “土家”在当地汉语中是“本地人”的意思。

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

1956年被识别为单一民族，1990年统计人口为570422万人，2007年为802万人。

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重庆的石柱县、秀山、酉阳、黔江等县，与汉、苗等族杂居。

土家族织锦以其色彩斑斓、织工精巧闻名于世。

有自己的语言。

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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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但其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鸟蛮的一部；另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

史籍中将湘鄂西一带土家族称为“土人”、“土民”等，清末地方志中开始用“土家”名称。

历史上封建领主经济从五代（907～979年）起就有一定发展，直至清朝雍正（1723～1735）年间“改土归流”时，逐渐过渡到地主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经济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社会改革，与苗族联合建立了2个自治州。

2 0 0 0 多年前，他们定居于今天的湘西、鄂西一带，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宋代以后，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民”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土家族。

对于土家族的源流，一直以来史学界存在许多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

他们普遍认为，西元前400至600年，是巴人的国土巴子国（今重庆市）最兴旺的时期，但到西元前316年，巴子国却被秦国所灭。

巴子国灭亡前后的一段时期，巴人开始从重庆一带往东迁移。

从西元1300年开始，这一带的居民逐渐被统称为“土家”。

巴人演变成土家族的论据：

1、巴人和土家族族称发音相同。

土家族自称“比兹卡”， 其中“比兹” 是名称本身，“卡” 等于“族” 或“家”。

而古代与中古的巴人， 自称中也有带“比” 的音节，如地名方面，巴人曾经活动过的区域内有：湖南的白抵城、百曳滩，湖北的百节峒、北佳坪、白脊山、柏子山、白雉山，贵州的必际县，重庆的百节、柏枝山， 以及一些带有“鳖” 或“别” 的地名如“鳖县” 等。

在人名、姓氏、族称方面，在巴人活动过的区域或历史中，有：胚氏、“斑子” 与班氏、“复夷”、比足齐、必际、鼻息等。

2、巴人和土家族均生活在一个多虎的环境且都有白虎神崇拜。

巴人与土家族生活过的西南和中南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等古籍中，比比皆是。

巴人自称白虎后裔，有白虎神崇拜。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 “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

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华阳国志》记载，汉初的“板檐蛮” 又称“白虎复夷”。

东汉繁长、张祥等题名的碑里列有两个“白虎夷王”，名叫资伟与谢节。

入晋以后， “板檐蛮” 又有“弓弓头虎子” 的称号。

南北朝末叶，鄂东长江沿岸的巴人中有自称属于“虎蛮”部族的。

樊绰《蛮书》卷十说： “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

……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 白虎之后也。” 可见，从西汉初年到唐代， 巴人或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

3、巴人和土家族语言中有相同的词汇。

这就是：虎称“李” 和鱼称“娠隅”。

巴人与土家族都有虎称“李” 的词汇。

巴人称鱼“娠隅”这个字例，与今天土家族的同类称呼相通。

4、巴人和土家族姓氏的相同据《世本》和《华阳国志·巴志》载，廪君之巴有五姓，而板檐之巴有七姓。

关于巴人姓氏的研究，是与其起源、演变和融合有关的重要内容，因而历来学者均较为注意。

潘光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巴人五姓与七姓的发展及下落作了详尽的考述。

关于前五姓，他说：巴，除了廪君自己姓巴名务相以及战国时代有一个巴蔓子而外，作为一个姓氏，似乎没有在巴人区域里流传下来．而在 的区域里，却出现了一些姓巴的人-樊，有些带樊字的地名，如樊口、樊城等，或许与巴人的樊姓有关；可以和樊氏一起说到的是范氏和繁氏。

瞫，直接以瞫字为姓的人，文献无证，但和在音读与形象上相同或相近的姓，如覃、潭、谭等，则尽有其例，它们都或多或少与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有关。

相，据传后来演变为土家族的大姓向。

郑，今土家人中亦有存在。

土家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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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手歌》中有很多土家族人名，他们是：雍尼、布所、日客额、地额额、匠帅拔佩、洛雨、墨比卡巴、春巴嬷嬷、墨贴巴、傩贴巴、依窝嬷嬷、头嘎、西朗等。

其中雍尼、春巴嬷嬷、依窝嬷嬷、西兰是女性，头嘎是中性人物，可男可女。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份职业。

雍尼、布所是繁衍人类的始祖(相当于汉文化中的傩公傩母)，日客额、地客额是土家族先民中见义勇为的两个能人，匠帅拔佩是土家族先民中的英雄，洛雨是射日勇士，墨比卡巴是土家族先民中的大富豪，春巴嬷嬷是婴儿的守护神，墨贴巴是土家族先民中至高无上的天神，傩特巴是土家族先民中的吝啬者，依窝嬷嬷是土家族传说中造人的始祖，西兰是土家族先民中的织锦能手。

《梯玛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唱的原始巫歌。

其中也有些土家语人名。

他们是：梯玛、春巴涅、巴沙、择土拔普、巴列查七等。

他们各有一份职业，梯玛是土家族做法事的巫师，春巴涅、惹巴涅是土家族传说中追赶太阳的两姐弟，巴沙是土家族传说中的命运之神，择土拔普是土家族先民中得高望重的长者，巴列查七是土家族先民中十分能干的女人。

关于土家族田氏的来源：容美土司先祖叫——墨施什用，“墨施”在土家语中称为“天王”之意或“首领”之称，随着容美土司逐步与汉文化交融，由“墨”到“天”，再由“天”到“田”，墨→天→田，就是容美田氏的真正来源。

其他的土家族姓氏（向、彭、覃、冉）亦可考证由当地巴人先祖所演化 。

最早记载土家族人名的典籍是《论语》。

《论语》中有位楚狂人叫接舆，因为接舆的老祖宗是土家族祖先之一的彭铿，所以接舆为土家族人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接舆这个人名结构与土家语人名结构一致， 绝不会取这样的人名。

到了汉代，土家语人名逐渐见于史册。

有一位活动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7年)的娄中(今桑植、慈利一带)精夫(土家语“好汉”的意思)相单程，系东汉充县车革(土家语地名，在今湖南省桑植县廖家桥村)人。

他曾与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争战而被载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史册。

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家族人名受汉文化的浸润，在取名的格式上，逐渐向汉语人名格式靠拢，形成了三字格：姓名=姓+字派+名；或者是二字格：姓名=姓+名。

土家族中的仿古人名。

在中古时期的土家族人名中，有一部分几乎原封不动的仿古人名。

如在五代时期，湖南省龙山县有两位土家族酋首，一位叫惹巴冲，另一位叫春巴冲。

土家语人名中的冲、送、宠、踵都是同一音节的不同记音。

其意思是“好汉”。

有的人说，“冲”、“送”、“宠”、“踵”的意思是酋首或官，很值得商榷，因为土家语将酋首或官员称之为“嘎麦”，至今尚未发现土家语中的冲、送、宠、踵是酋长和官员的有力证据。

而惹巴冲和春巴冲就是仿用《梯玛歌》中的惹巴涅和春巴涅。

本来春巴涅是女性，由于春巴冲对春巴涅十分崇拜，他不管女性与否，还是照仿不误。

土家族人名由原来无姓发展到有姓，到后来还有自己的堂号和家谱，基本上汉化了。

土家族常常把表示“小”的土家语嵌人人名中表示爱称。

土家语中的“俾”就是小的意思。

如小伙子，土家语称之为“阿可俾”；如**，土家语称之为“阿打俾”。

凡是土家语人名有小的爱称，常常加“俾”为后缀。

土家语人名加“俾”为爱称在中古时期十分盛行。

如：明朝容美土司第七代土司叫白俚俾 。

他姓田，不姓白。

“白俚俾”是土家语，意思为小孩子。

他虽然是庶出，但从小被父母溺爱，使他个性恶性膨胀，长大以后弑父兄，夺取土司王位。

还有明代保靖大喇司两江长官司的一个长官叫彭药哈俾，其中“彭”是姓，“药”的土家语意思是排行末尾的小孩子，“哈俾”就是父母对他的爱称了，直到今天在土家语地区还沿袭这一取名方式。

在土家语地区“四佬俾”、“壳哈俾”、“务卡俾”、“安哥俾”等爱称比比皆是。

汉文化对土家族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

当时的江西彭氏主政湘西后，汉文化源源不断涌了进来。

原来湘西土家族地区没有姓氏的酋首吴撮冲、惹巴冲、春巴冲等退下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彭、田、向、覃等大姓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一上台其势力就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这些大姓的头面人物粉墨登场，成了割据一方的土司霸主。

迫于权势，原来没有姓氏的土家民众纷纷附姓彭、田、向、覃等，因此，一连串的汉语人名出现在土家族的历史册簿中。

与此同时，根据人类学的互渗律，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渗透的。

汉文化浸润了土家语人名，土家语人名也有一种反渗透的能力。

如上文所说，江西籍的溪州刺史彭仕愁，他还有个土家语人名墨夫送，他的大臣向宗彦的土家语人名叫涅壳赖。

到了明代，土家语人名出现土、汉结合的情况，如两江口土司叫彭药哈俾、彭大虫可宜，保靖宣慰使彭南木杵、南谓州土司彭驴总可宜、彭始祖俾、彭惹郎送、彭慨主俾，白崖峒土司张麦直踵，百福司土司向坐海乐俾、漫水土司向墨贴送、卯洞土司向喇喏、向那吾 等等。

有的土司和土家族头面人物完全是土家语人名，摆脱了姓的束缚，说明仍有历史遗存。

如南谓州土知州恕律、始主俾、惹即送，上溪州土知州墨直冲，麦着黄峒土长官墨和冲、答谷踵、答洛踵，驴迟峒土长官达迪，尔莫踵、麦贴踵，田家峒土长官麦依送、麦和送、麦答送、梭亚只等。

元代土司相当于土皇帝，而明代土司有所收敛并被取缔为流官统治。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

丽江木氏土司是指木氏封建领主（纳西族），他们是丽江土地森林河泽的所有者，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木氏领主基本上通过徭役制和实物代役租的形式维系着自己的利益。在云南土司的历史上，木氏土司接受汉文化最早。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丽江纳西族首领木氏自元代世袭丽江知府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22世470年，在西南诸土司中以“知诗书，好礼守义”而著称于世。而作为王权象征的木府位于古城西南隅。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中，任职最长的是木嵚（43年）、任职较长的是木初（28年）、木公（28年）、木增（26年）、木懿（25年），任职最短的是木青（2年）。受封荣衔最高的是木增（左、右布政使司布政使，从二品）。其次是木嵚（太中大夫、资源治少尹，三品）。其余木公等（知府、中宪大夫，正四品）。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认为，木氏土司“以夷制夷”的管理方式成效十分显著。实际证明，此项政策的实施对顺应历史发展，兼顾少数民族的实际利益，巩固中央王朝在边疆的统治地位，对当地各方面发展和保持该地区的稳定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播州土司家族墓葬群，扎堆遵义新蒲，跨越宋代至明代 关于这个规模宏大的「 ”土司家族墓葬群”，是在2013年至2014年时，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之下，陆续进行发掘的。 最终，通过在这两年时间里的不懈努力，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了三组墓葬，这三组墓葬的选址在当地仁江河西岸的坡地上，正好处在一个面水背山的地势之中。 此次发掘出的三组墓葬，分别属于古代播州地区历史上的几位「 ”土司”，而且，他们还属于同一个「 ”杨氏家族”。 杨烈夫妇墓航拍 其中，第一座墓葬，为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 ”杨烈夫妇”的合葬墓，第二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的同坟异穴三室合葬墓，属于明代初期第一代播州土司，同时也是世袭播州杨氏第21世土司「 ”杨铿夫妇”的合葬墓；第三座墓葬，通过其中发掘出的文物进行断定，为播州杨氏第14世土司「 ”杨价夫妇”的合葬墓。 除此之外，其实，在此次的大规模发掘之前，已经有几位「 ”杨氏土司”的墓葬已经被发掘出了，加上此次发掘出的三组墓葬，就一共有「 ”九位”杨氏土司的墓葬显露在世人的眼前了，分别是：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第15世杨文、第21世杨铿、第22世杨升、第24世杨纲、第25世杨辉、第26世杨爱和第29世杨烈。 杨价夫妇墓 说到这里，你可以要问，这个「 ”杨氏土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土司”又是怎样的一种官职呢？ 关于这些内容呢，我会放在下一个部分重点讲述，关于这个「 ”杨氏土司墓葬群”你大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体现了「 ”世袭性质”的「 ”贵族墓葬群”。 那既然是贵族，从这个墓葬群里所出土的文物自然都是「 ”硬货”，所以，在这里我不妨给大家列举几个，如杨价墓中出土的那幅在考古界轰动一时的「 ”螭龙金杯盘”，其工艺可谓是巧夺天工，在国内的金银器文物当中也算的上是顶级文物了。 再有便是，在其他的「 ”土司墓”当中出土的银执壶、金台盏以及葵花瓣的银盏托，都是可以算得上是「 ”金银器”当中的顶级之作。 螭龙金杯盘 而其实通过这些十分「 ”土豪”的文物，我们便能一次为根据推断出这个「 ”杨氏家族”的财力必然是十分雄厚的，他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十分奢华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地走进这个家族，去了解他们在「 ”播州地区”的历史，同时，也了解一下「 ”土司制度”在历史舞台之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出土的其他金银器 杨氏家族由唐代中原而来，因平叛有功而割据播州，前后延续700多年，至明代方黯淡谢幕 在开始说「 ”杨氏家族”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说一说「 ”土司制度”，所谓「 ”土司”其实是对一种官职的称谓，又被称作「 ”土官”或「 ”土酋”，一般是会由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来担任，从而便能实现「 ”少数民族自治”的目的，而且，这一官职是从「 ”元代”才开始设置的。 不过，既然一般是由少数民族的头目来担任，那边就有一些特殊情况，「 ”杨氏家族”便属于这种特殊情况。 而提到少数民族的话，在历史上，古播州地区，也就是现今遵义地区，存在着很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苗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白族、侗族等20个世居的少数民族。 古代土司着官服像 所以，在封建王朝的时代，由于播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便经常会出现两类乱局：第一，是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第二，便是几个势力较大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反叛朝廷。 而「 ”杨氏家族”的到来，便是因为上面的第二种「 ”乱局”，而且，当时「 ”播州”整个名字和行政地区的设置才刚刚出现没多久。 这里就要先说一说古播州的由来了，那就要追溯到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登基称帝以来，他便花了很长的时间平定各处的叛乱之患。 唐太宗像 几年之后，大唐国威大镇，四夷宾服，而所谓「 ”四夷宾服”指的一般是大唐疆域之内各处的少数民族全部都向「 ”大唐”称臣，这其中自然现如今的整个贵州地区。 而为了更好的管理当地的各个少数民族，李世民便先在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以原本隋朝时牂柯郡的北部地设置为郎州，管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等六县。 而后，到了贞观十三年，即公元639年之时，唐太宗先是废止了「 ”朗州”的设置，但却又将之前「 ”朗州”原本下辖的六个县整合在一起，设置了「 ”播州”，其实，总的来说就相当于是更改了一个「 ”名字”而已。 而关于「 ”播州”这个名字，在明代之时，曾有人对其中的「 ”播”字做过一番解释，认为是「 ”为番之有才者”，而「 ”播州”这个名字也一直延续到了整个「 ”杨氏家族”没落、消失的那一刻。 古播州地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原本生活在「 ”中原地区”的杨氏一族，又是如何去到当时的西南边陲，并且一去就是700多年的。 这就要从「 ”杨氏家族”的第一代土司「 ”杨端”开始说起，他原本是山西太原人，而就在唐僖宗咸通十四年，即公元873年，处在云南地区的南诏国再次派军队攻陷了播州城。 为什么说是「 ”再次”呢，因为早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即公元859年的时候，当时的南诏国王酋龙便自称为皇帝并且派兵侵占了播州，此后，是由当时唐朝设置在西南地区的安南都护收复了播州。 所以，南诏国的这两次「 ”发难”，前后只隔了14年，而就是在南诏国「 ”再次”发难的时候，唐僖宗便面向整个朝廷以及民间征集「 ”军事人才”为朝廷出战，从南诏过的手中夺回播州。 杨端画像 而杨端便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了「 ”抗击”南诏国的队伍当中，而后，他便和他的舅舅一起率领江西地区的向氏、令狐氏、成氏、赵氏、犹氏、娄氏、梁氏、韦氏、谢氏等九姓子弟开始在播州定居。 定居之后，他们这个隐藏在播州民间的「 ”大唐军队”便开始了与「 ”南诏国”之间的抗争，他们通过「 ”明攻娄山、暗渡赤水”的作战策略，不断地与「 ”南诏国”军队周旋，最终，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即公元876年，他们再次成功地将「 ”播州”纳入到了大唐的版图之中。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此次「 ”播州争夺战”中，从唐玄宗时期开始，便被封为「 ”播州侯”镇守西南边陲的「 ”罗荣”的五世孙罗太汪也曾和杨端一同作战，而在成功地收复播州之后，杨、罗两族便都把「 ”家”安在了播州，在播州彻底地扎下根来。 宣抚使司令牌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杨端便被朝廷封为「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开始了他们「 ”杨氏家族”对播州地区的割据统治。 公元915年，古播州的第一位实际意义上的「 ”土司”杨端去世，虽说，当时还并未出现「 ”土司”这样一个官职，而此时，曾经的「 ”大唐王朝”早就已经「 ”土崩瓦解”，历史的车轮驶入到了「 ”五代十国”时期， 杨端死后，他的孙子杨牧南承袭了由大唐皇帝所封的「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之位，继续统治着整个播州。 宣抚出使古画 而此后，无论世间的风云如何变幻，历史的车轮怎样前进，「 ”杨氏家族”都能雷打不动地继续他们对「 ”播州地区”的统治。 不过，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可以很好的解释的，杨氏所统治的「 ”播州地区”，从唐朝晚期便已经开始进行经营，久而久之，树大而根深，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国中之国”，再加上，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而言，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始终都是一个让那些帝王们感到「 ”头疼”的问题。 而眼下如果恰好有那样的一个家族，经历很多世代都能够很好地管理少数民族众多的播州地区，那么，之后每个朝代的帝王都很愿意将「 ”乌纱帽”送上，而不会轻易地去触「 ”杨氏家族”的霉头，因为结果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一场极大的「 ”少数民族”叛乱，得不偿失。 所以，我想这便是「 ”杨氏家族”，能够在「 ”播州地区”割据统治长达700多年最为主要的原因所在。 播州杨氏世袭简表 而说到「 ”国中之国”，那边就不得不说，在这个「 ”小国”发展的历史上，是否也曾经出现过「 ”盛世”的局面呢？ 答案自然是有，主要都集中在南宋时期，尤其是在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第15世杨文统治时期，整个播州地区，百业兴盛，百姓富足，史称「 ”播州盛世”，而在前面我所列举的那件从杨价墓中出土的「 ”螭龙金杯盘”便是证明这一「 ”盛世”最好的证据。 当然，有盛自然有衰，这也是自然之理，风光无限的「 ”杨氏家族”在延续了724年的辉煌之后，终于在明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1600年，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万历皇帝像 而「 ”杨氏家族”的衰落，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太「 ”作”了，这就要提到「 ”杨氏家族”的最后一世，也是第29世土司——杨应龙。 在明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之时，杨应龙世袭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而后，到了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由于服从朝廷调用有功，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并加封为「 ”骠骑将军”。 也许是因为「 ”升”得太快了，所拥有的权力也比「 ”土司”大了许多，所以，杨应龙就忘记了朝廷对他「 ”杨氏家族”的恩裳和关照。 于是，明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已经苦心经营多年的杨应龙起兵造反，当然，这其中自然也夹杂着杨应龙与大明朝廷之间的矛盾。 罗嘉良饰杨应龙 大明朝廷也立刻派出大军征讨杨应龙所率领的叛军，两军在海龙屯地区进行了多日的激战，未能分出胜负，直到次年春天，明朝派出了以当时著名的抗倭将领为首的「 ”八路大军”一同征讨杨应龙。 此后，又历经了将近六个月的「 ”对垒”，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便带着两位妻妾在家中「 ”自缢而亡”，他的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全部被俘，后来，连同其余被抓的杨氏族人以及叛军将领能一同被押解到京城并斩首于闹市之中。 至此，统治播州地区长达724年的「 ”杨氏家族”便以这种极为「 ”惨烈”的结局，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代平播之战示意图 而且，在平定了杨应龙叛乱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便彻底更改了「 ”播州”的行政归属，将「 ”播州”更改成为「 ”遵义县”，并且划分到了当时「 ”四川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就这样，不仅「 ”杨氏一族”彻底没落，就连他们曾经统治长达724年的「 ”播州”，也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烟消云散了。

人物简介

安邦彦是明朝末年西南的川贵等省历史上著名的“奢、安之乱”的主要头领，曾经在明代天启2年（1622年）2月7日，率10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在围困的10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军，内缺粮食，以至城内百姓落入“人相食”的可悲境地。作乱多年后，于崇祯二年(1629)，才被兵部尚书朱燮元，督贵、川、湖、滇、粤五省兵马平复。八月水西，被斩杀。

人物故事

安邦彦是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宣慰使尧臣族子。尧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辉代领其事。社辉，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专兵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汗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会朝议征西南兵援辽，安邦彦桀黠，素怀异志，欲乘以起事，诣李请行，谕止之。邦彦归，益为反谋。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置不问。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辖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趁机起兵反明，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当奢崇明进围成都、自号“大梁王”的消息传到贵州时，贵州全境 。为了支持奢崇明，实现自己称雄一方的宿愿，贵州水西彝族土同知安邦彦也想借机发难。为此，他特别到巡抚官邸拜见李，“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知其心怀叵测，于是谢绝其要求。安邦彦虽然碰了软钉子，但不死心，返回大方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

奢崇明叛乱以后，明廷调水西(今贵州西北一带)兵赴川平叛。安邦彦乘机以援川为名，于天启二年二月，率军2万至毕节(今属贵州省)，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在乌撒(今贵州威宁)土知府安效良的协助下，攻占毕节。四川东川(今云南会泽)、云南沾益(今云南宣威)、贵州洪边(今贵州开阳县境)等地土官纷起响应。叛军先后分兵攻陷安顺、平坝、沾益、龙里、瓮安(今均属贵州省)、偏桥(今贵州省施秉县)、沅州(今湖南芷江县)、普安(今贵州盘县)、安南(今贵州晴隆)等地，切断了官军援路及滇黔通路。二月初九日，安邦彦率军包围贵阳，声称破辰(辰州)常(常德)，下荆州，直抵中原。宝庆、靖州(今湖南靖县)一带为之震动。时贵阳兵力空虚，候代巡抚李、巡按御史史永安督率军民坚守孤城。总兵张彦芳由铜仁(今属贵州)率兵2万赴援，被叛军诱败于龙里。三月，明廷令贵州附近各镇派精兵应援，并调湖广、云南、广西三省4万官军入黔。六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军1万进驻平越(今贵州福泉)，等待各地援兵。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领兵增援，在新添(今贵州贵定西)瓮城河被叛军打败，贵阳援绝粮断。十一月底，王三善分兵3路破围，自率中路2万精锐出敌不意，经新添，至龙里，连战皆捷，斩叛军万余人。十二月贵阳解围，安邦彦退守陆广河。时云南官军也先后收复平夷(今云南省富源)、沾益二城，云南的反叛势力基本肃清。贵阳破围后，湖广、广西及四川援黔部队先后到达贵阳，王三善兵分3路，进军水西。三年(1623年)一月，安邦彦联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奢崇明和乌撒安效良，诱官军渡陆广河，先后在陆广、鸭池大败官军，龙里一带复为叛将何仲蔚占据。贵阳再次受到威胁。

四月，安邦彦欲再犯贵阳。王三善遣游击祁继祖、参将王建中等先后在莲花堡、青岩、八菇荡等地击败叛军，擒叛将多人。五月，安效良降服。六月，总兵张彦芳败叛军于羊耳。九月，滇师两路援黔，解安南之围。十月，收复普安、新兴(今贵州普安)，打通贵州上六卫的通道。王三善亲自率军6万，渡陆广河、略地300里，斩叛军18万，直捣大方(今属贵州)。水西宣慰使安位(安邦彦之侄)弃大方走火灼堡(今贵州黔西西北)，安邦彦逃窜织金(今属贵州)。王三善驻屯大方3月余，因后援不继，粮饷断绝，于四年(1624年)正月撤退，遭叛军追击被执遇害，诸将战死百余人。四月，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蔡复一遣总理鲁钦、参将尹伸等在凯里、普定(今贵州安顺市)等地，屡败叛军。十一月，安邦彦驱兵3万余，渡三岔河，谋犯普定。蔡复一遣鲁钦等在汪家冲、蒋义寨大败之。乘胜追击，过三岔河、直抵织金。五年(1625年)正月，鲁钦等回师渡河，遭叛军袭击，士卒死亡2000多人，蔡复一亦为此被免职。三月，明廷命王为贵州巡抚，实际上仍由蔡复一和巡按监军傅宗龙主持贵州军务。他们决定采取沿河渡口置寨驻兵，就地屯田，彻底封锁水西的策略。时云南官军也于沾益击败叛军，安效良败死。六年(1626年)三月，安邦彦为摆脱日益困难的处境，率军数万渡江入犯威清(今贵州清镇)、威胁贵阳，结果大败，回到水西。后经两年多休养生息，蓄积力量，兵力发展到10万余人。

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明廷起用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川、湖、广西军务兼贵州巡抚，移驻贵竹司(治今贵州贵阳)，招流移，广开垦，恢复经济；据险要，立营垒，充实军伍。二年(1629年)四月，朱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等由永宁出兵收复赤水卫(今四川赤水河)，揭开了与叛军主力决战的序幕(参见永宁之战)。八月，安邦彦分兵守陆广、鸭池、三岔等要地，并进逼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奢崇明称“大梁王”，合兵10万进击赤水。朱燮元授计许成名佯败，诱敌至永宁一带，先后在五峰山、桃红坝、鹅项岭，大败叛军，斩首数万级，安邦彦、奢崇明败死，叛军主力基本消灭。

安位率余部继续顽抗。朱燮元采取“四面迭攻，渐次荡涤”的作战方针，屯兵险要，四面包围，逐步压缩，绝其资储，经过100多天的围剿，斩叛军万余人。三年(1630年)春，安位遣使乞降，平叛战争结束。

安邦彦叛乱的平定和奢崇明败亡，消灭了明末西南两大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播州平叛，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为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进行的一场军事行动。这场叛乱对于刚刚获得朝鲜战争胜利的明朝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震惊西南半壁之天，烦费海宇全胜之力。”虽然这场叛乱在明朝24万大军的合力围剿下，仅用了百日即被最终平定，但叛乱的发生绝不会仅仅如战表中描述的那般简单。 明朝自朱元璋建国以来，对西南偏远地区的统治更多的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即土司与国家之间属于委任统治关系，这是一种自唐朝开始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演化。而播州杨氏土司自唐朝僖宗三年（876年）由山西人杨端担任播州地区羁縻州长官以来，700年来历任土司都与中央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这一局面最终在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发生改变，正是随着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产生变化，以及杨应龙自身实力的增强，明朝军力的衰弱，最终引发了这场叛乱。 西南播州平叛与平定宁夏叛乱和朝鲜抗倭战争合称为万历三大征。对明朝西南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播州叛乱的发生不仅仅在于土司杨应龙的个人野心，更多的还在于当时整个明朝政治、军事及播州土司实力等方面的转变有关。 首先，明朝中后期对土司制度的政策转变 明朝开国之初，考虑到西南偏远地区多属穷山恶水之地，直接派遣官员管辖得不偿失，于是继续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进行委任统治。 但随着两百年的发展，西南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已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由于土司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对内残暴统治少数民族，割据地方，对中央经常叛服不断，骚扰周边，内斗不止，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安定环境。 「 ”嘉靖十四年议准，云南、四川两省土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尊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助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久，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 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明朝中后期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即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无疑对当时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威胁，成为其发动叛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明朝军事力量的衰弱影响 明朝建国初期，曾经根据全国各地的防卫、战略重要程度设置相应的卫所，作为镇守地方的军事力量。 但自明朝永乐皇帝之后，原本主要依托土地存在的卫所制度，由于军田大量被利益集团瓜分，卫所兵则被充当军官的佃农形同奴隶，这使得曾经为明朝提供稳定兵源的卫所制度，在受到各利益集团的腐败管理和盘剥之下逃兵无数，陷于崩溃。 「 ”成化十年，泾国公蒋贵曾上言，「 ”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成化二十二年，南京户部尚书黄拔”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 ”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西南地区的卫所由于一开始就不是明朝的军事重心所在，卫所力量本身就不及北方来得雄厚，到万历年间随着卫所制的崩溃，更是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有名无实的摆设，自此明朝对西南土司的直接压制能力被大大的降低，这也就给了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三，播州土司实力的膨胀 播州杨氏自唐以来，在播州经营七百余年，于当地拥有极为深厚的实力。 在播州境内自宋元时期就修有诸如「 ”海龙囤”、「 ”娄山关”等一系列军事城堡和防御工事扼守险要关隘，几乎自成一国。 同时，受限于卫所制度的名存实亡，明朝为解决用兵短缺的问题，在明朝中后期开始大量启用土司军队参与到明朝的各项战事之中，这在无形之中壮大了土司的军力。 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播州土司杨应龙数从征调，三次率土兵配合明朝军队征剿松潘和建昌等地，屡建战功而受封骠骑将军。这一系列的作战经历，从侧面证实了播州杨氏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正是播州内有完备防御、军力强盛，外则窥探得出明朝军力衰弱的内外部实力对比，让播州土司杨应龙产生了错觉，认为可以通过叛变建立自己的王国。 结语 播州叛乱，正是明朝在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利益的一次叛乱行为。当播州土司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时，万历皇帝当即调遣刚从朝鲜战场打败倭军得胜而回的骁勇之师， 十三省兵力共二十四万人合力征剿，历时一百余天，以雷霆之势将这场叛乱平息，切实维护了国家领土 的完整。 通过此次平叛行动，明朝加快了对川贵土司地区尤其是播州地区开展了改土归流工作，编定里甲，设置了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使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对西南地区分离割据势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确保了有明一代西南再未出现动乱不安的局面。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实录》 《明史纪事本末》 《明神宗万历实录》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