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南京市通过文物普查。在江宁县杨柳村发现了一组古建筑群。经文物专业工作者陪同古建及考古专家前往现场考察研究，定为清代的古建群体。这一建筑群有36个宅院，其规模之大，建造之精巧，为南京地区所罕见。

杨柳村古建筑群位于南京市南郊江宁县龙都乡西北，距龙都镇约3公里，距南京城约40公里。这里地处秦淮河平原，整个村子为一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村落。全村居住着316户，1348人，全部住房面积计38，016平方米。村舍大都依山傍水而筑，背依马场山；前临碧波荡漾的杨柳湖，富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村里人说，杨柳村是个“砚台地”，前面的杨柳湖就是“砚池”。

杨柳村分中杨柳、前杨柳和后杨柳三个自然村，按照时代顺序排列，中杨柳最早，大约建于明代早、中期；其次是前杨柳，始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后杨柳则为清代咸丰以后所建。清咸丰年间，中杨柳村已毁于兵火，只有前杨柳村的36座宅院组成古建筑群得以保存。这一组古建筑群自明万历至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先后建成，历时二百余年。这里的一个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宅院，又名之为“堂”。各堂的名称是：翼圣堂、四本堂、树德堂、恩承堂、礼和堂、酌雅堂、安雅堂、思贻堂、敦本堂、崇厚堂、近思堂、敦裕堂、序乐堂、居易堂、天乐堂、映雪堂、祖耀堂、思齐堂、翼经堂、敦朴堂、慎德堂、省乐堂、铭馨堂、安裕堂、敦门堂、安乐堂、三槐堂、忠诚堂、圣德堂、光文堂，还有朱、刘、时、赵四个姓氏的宗祠及王氏住宅等。原来宅院之间闾巷相连，全部以青石板铺路，条石为阶，杨柳村人说，“青石墁地石门楼，走进杨柳不沾泥”，是一条洁净的“青石街”。 杨柳村的古建筑群，不少宅院己被拆毁，现存比较完整的有17个宅院，共37进，366间房屋，建筑面积11160平方米。这些古建筑物的门楼雕刻，一般保存完好。其中比较好的13个门楼的题额为：“旋马遗规”、“遵循韦训”、“出耕入读”、“居安由正”、“斯道常由”、“由斯直步”、“斯道坦然”、“缓步凝思”、“行仁履义”等，均为楷书砖雕，四周饰以人物、花卉等精美图案，富有浓厚的明、清建筑风格。这些雕刻砖石门楼，纹式精美，刻工细致，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才能。

杨柳村明、清建筑群，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建筑传统，并有所创造和发展，雕砖石门楼、青石铺路是其特点之一。这一建筑群结构周密严谨，均为座北朝南的多进穿堂式高墙深院。一般为三进、四进、五进，最多的“翼圣堂”是“七进，十八道门槛”。其规模格局大体保存传统风格，在中轴线上建门厅、轿厅及住房，并在左右纵轴线上，布置有客厅、书房、次要住房和厨房、杂屋等做法，成为中、左、右三组纵列的院落群体。后部住房大都为二层建筑，楼上宛转相通，它和江南其它地方的建筑结构基本相似，但又有其独到之处。一般采用穿斗式木构架或斗式与抬梁式的混合结构。外围砌较薄的空斗墙。厅堂内部根据不同需要，用隔扇、屏门等自由分隔，上部天花除采用“望砖”之外，还做成各种形式的“轩”，精巧美观，富于变化。并在梁架上饰有精美的图案雕刻，梁栋均不施彩绘，素雅明净。在各个群体之间，有前后相通的“备弄”（即通道或夹道），既可起防火作用，又便于巡逻。有的宅院后面还设有“更楼”。

为减少暑热的辐射，宅院采取东西横长的平面，围以高墙，还在院墙上开漏窗，以及在房屋前后开窗的办法，以利通风、采光。客厅和书房前，砌台叠石，作为花圃，加以点缀，构成幽雅、娴静的庭院。有些宅院还在宅左右或后部建造花园，整个布局井然有序。

杨柳村古建筑群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工匠已不可考。据调查现有宅院均为朱氏家族所有。朱氏后裔说，前杨柳村的36个宅院仅是整个杨柳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是清康、乾时代所建造。“翼圣堂”和“四本堂”’建于康熙年间；今龙都中学所在的“树德堂”、“恩承堂”和“礼和堂”3个宅院是乾隆年间朱侯昌所建。

杨柳村造房所用的石料，多出自苏州和南京青龙山，木料从江西湖广运来。当时为运输建筑材料方便，还专门开挖了一条从秦淮河到村内数里长的“运河”。位于秦淮河畔竹丝岗，有一处名叫“野埠头”的水陆码头，据说就是当年为建房运输材料的专用码头。砖瓦等材料则是就地取材，在马场山建窑烧制。

如今，杨柳村的主要住户有朱、刘、时、赵四大姓，因后来朱氏家道中落，宅院由后裔典卖、转让或招赘改变了户主，我们查阅了《朱氏宗谱》的支谱，又多次和村中耆老和基层干部座谈。按《朱氏宗谱》“四本堂”支谱载：朱家世居南渡（一般认为是溧阳南渡），始祖朱明由南渡卜居句容新昌桥陡门口。六世祖朱武公（1503～1562年）尚居住在陡门口。明万历七年（1579年，七世祖朱孔阳（1537～1613年），才从句容陡门口迁居今江宁县龙都乡杨柳村。朱家住在杨柳村已有四百多年，子孙繁衍已有十五代。

关于杨柳村的形成，有不少传说，传说之一是：朱孔阳兄弟二人父母早亡，以做小生意为生，哥哥已有家小，弟弟尚未婚配，因住屋狭小，朱孔阳要将房子让给弟弟，自己一家出外谋生。而弟弟要哥哥留在家，他一人出去闯，二人争执不下，由族中人调处，族长在二人手掌心上各写一个字，叫他们回去再看。二人回到家中，张开手心一看，哥哥手心上写的是“去”，弟弟手心写的是“留”。于是，朱孔阳带着家小，挑起杂货担，走村串户。有一天，来到杨柳湖畔，突然杂货担的绳子断了，他们停下来，在湖边做饭。饭后，朱孔阳妻子去湖边洗碗，不慎碗又掉进湖里。为此，朱孔阳长叹一声说；“天留我也”。这样，朱氏就在杨柳湖边落了户。据《朱氏宗谱》中反映，杨柳村名一度称为“留杨村”或“杨留村”。朱氏二十代孙朱星洲说：“过去一年一度‘晒谱’时，我在家谱中看到，我们朱氏的始祖是宋代经学家朱熹。”相传宋代朱熹（即朱柏庐），曾到方山脚下的南垾村（距杨柳村十里）访友，主人正在午睡。他随手提笔写了一首诗：“庭前梧桐百尺，门外河流通江，我来南垾访友，主人高卧东床。”诗写好后，放在主人桌上，没有叫醒主人，就走了。主人醒来，一看诗笺，知道是朱老夫子来访，急忙出门追赶，客人已经远去，两人只能挥手告别。当年朱熹和主人挥手的地方，现仍名叫“朱子岗”。

朱氏家族先后于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间五次修谱，同治、光绪还有续谱。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已散失。现仅存部份支谱和续谱。从所剩不多的谱牒中，仍能说明朱氏家族由朱孔阳以后，尤其在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是一个“书香门第”、“仕宦世家”，为南京地区的大家族。朱氏不少人在清朝做过朝官，出过翰林、进士、举人，以及财务大臣等。还有几位女子也都是“太学生”。村子里原来还保存有一块乾隆御赐“翰林学士”稀年（七十岁）的横匾。乾隆皇帝于丁丑年（1757年）春下江南时，曾专门为这位“翰林”题诗一首：

石甃淙云乱，何从问来脉

摩沙几千载，涤荡金光泽。澄澈不更崖，虽难金毛碧。鸿渐真识味，高风缅畴昔。

诗碑虽不存，其后人仍保存有碑的拓片。村前原有“圣旨”石牌坊，又有林则徐所题的四个大字，均已荡然。村前原来还有文峰石塔，后因遭雷击，留下半截，正挡住秦淮河的落日，成了杨柳村的一景，称为“半塔斜阳”。

前杨柳的古建筑之所以能在战乱中较完整的保存下来，还有一段传闻。据说当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驻扎在该村，村下有个**嫁与“王爷”（据朱氏后裔朱政恭说这位“王爷”就是李秀成）作了“王妃”。因为有太平军保护，所以，前杨柳村建筑保存了下来。

杨柳村古建筑群，古朴而典雅。建筑设计独具匠心，是江南地区典型的民宅建筑。它的存在对研究杨柳村的村史和探索朱氏家族的发迹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建筑史具有一定的价值。杨柳村古建筑群，已正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正在加强保护和维修。

北京大兴邵氏宗谱两卷，首一卷，（清）邵绶名续修，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天津邵氏宗谱，（民国）邵作荣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天津宜文斋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天津宁河邵氏宗谱，（民国）邵连胜等重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天津官文斋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北容城邵氏宗谱邵作荣等修，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江苏丹阳邵氏宗谱二十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锡胤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十四卷、第十八～二十卷下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熟虞山邵氏宗谱，（清）邵松年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颐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熟虞阳邵氏宗谱三卷，（民国）邵松年重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颐学堂重修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

江窦武进北上袁邵氏九修宗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邵泽南纂修，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天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宜兴钟溪邵氏宗谱十二卷，（民国）邵国俊修，陆海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棣鄂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档案馆。

浙江重修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淳安东井登云邵氏宗谱六卷，（清）邵惟金等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宁波月湖邵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邵槐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世显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十二～十四卷、第十七～二十一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淅江余姚邵氏宗谱，（清）邵弘仁辑，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今仅残存十册）。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邵曰濂、邵友濂续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有二部）。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民国）邵是同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缺贻编）。

浙江鄞县鄞东梅江邵氏家乘十六卷，首一卷，（民国）邵和贵、邵晓方纂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德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邵氏宗谱六卷，（民国）邵国裕、邵邦英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平水潭邵氏宗谱四卷，（清）刘乙照、邵修鋕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平水潭邵氏宗谱八卷，（清）应文炳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四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绍兴山阴天乐邵氏宗谱六卷，（清）邵敬富续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绍兴绍邑邵氏续修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邵荫棠等修，朱心裁、郑君乐编辑，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安乐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兰溪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椒石邵氏宗谱五卷，（民国）方西庚纂，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和平乡。

浙江兰溪兰江邵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重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姚圹下乡大丘田。

浙江兰溪江潭邵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和平乡。

浙江兰溪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登胜乡文化站。

浙江衢州邵氏宗谱三卷，（清）邵辅周等重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甘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临海邵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邵永渡乡庄头山乡。

安徽徽州华阳邵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清）邵玉琳、邵彦彬纂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今仅存卷首、第一卷）、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

安徽休宁邵氏宗谱，著者待考，明万历年间朱色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残本）。

山东荣成邵氏宗谱，（民国）邵连胜、邵作荣等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山东济南邵氏家谱，于清朝在泰山以北的山上给清代皇帝治病而被流传至今近。

河南辉洛邵氏家谱，（清）邵述祖重修，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邵氏家谱，著者待考，布制两幅，现被收藏在河北省青县王镇店乡小邵庄。

邵氏世谱一卷，家谱一卷，外谱一卷，先世遗事一卷，先莹志一卷，（元）邵桂子纂修，元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邵氏宗谱十卷，（清）邵恒仁纂修，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崇西邵氏族谱，（清）邵树棠纂，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塘洋邵氏宗谱十二卷，（民国）邵于魁纂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天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紫溪邵氏房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博陵邵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溪县文物管理局。

漳湟邵氏宗谱二十卷，（民国）邵龙海等重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青门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永康江头村志邵氏宗谱，（现代）邵理静等修，1998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余姚姚江邵氏宗谱，（民国）胡宗铣等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永康邵氏史志，（现代）《邵氏史志》编纂委员会编，1997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1939年，日寇侵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暂迁兴化，大批江南富商和名门望族迁居兴化城和大垛、竹泓等地，客观上促进了大垛的经济昌盛。此时，大垛镇已发展成一个商业门类齐全，商铺、商行、手工作坊林立的繁华商贸集镇。

大垛作为一座千年古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不但肇始了繁荣的商业，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

位于镇东(今大垛供销社食堂与办公室之间)的佛教临济宗古刹千佛庵，始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至今已有近380年历史。自开山始祖至上世纪40年代中期拆毁时的最后一任住持僧永丰，相传已历12代。据《兴化县续志》记载，民国初年，大垛千佛庵香火极盛，拥有174亩庙产。可惜的是，1942年日寇占领兴化，伪军刘湘图22师86团高杰部将庙宇拆毁。2006年，时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大垛镇许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支持下，毁坏60余年的千佛庵得以复建。

在大垛镇东北2公里的管阮村北首，坐落着一处省级文保单位——清代“扬州八怪”领衔人物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的墓园(又称“板桥林园”)。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郑板桥曾在管阮庄(即今管阮村)设馆授徒。同时，管阮郑家大场是郑氏家族祖茔所在地。因此，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郑板桥在兴化大南门城内郑家花园巷“拥绿园”病逝后，即归葬于此。墓前原有祭祀用的石供桌、石香炉、石烛台等，惜乎毁于十年浩劫。1986年，由兴化县文化局、大垛镇政府和郑板桥纪念馆牵头，对郑板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保护。1989年，江苏省文化厅和大垛镇政府以及管阮村对墓园进行了恢复原地形地貌工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93年，为配合首届“郑板桥艺术节”的隆重召开，兴化市委、市政府和大垛镇政府以及市文化局等，对郑板桥墓进行整修和绿化。在板桥墓前，竖立了由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题写的“郑板桥之墓”巨大墓碑。与此同时，建成墓园围墙、大门和村头四柱三门(中间两柱为半悬空垂花状)琉璃瓦歇山顶仿古牌坊1座。整修和绿化后，整个墓园掩映在苍松翠柏和茫茫竹海之中。2003年，市政府和文化局以及大垛镇政府在前中国再保险(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先生(大垛吴岔村人)赞助下，于墓园东侧建成一处“郑板桥艺术陈列室”的仿古建筑群(计20间)。建筑群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两进两厢、三庭院、两甬道构成，前后左右皆以回廊连接。西厢回廊有两门可通墓园。这样，墓园与陈列室浑然一体，形成了林园的格局。

大垛镇南娄庄村的清代佛寺建筑“三官堂”则是常州天宁寺住持、常州佛教协会会长松纯法师的披剃之所。庙宇虽然不大，但意义非凡。在大垛这方热土上产生了松纯法师、静海法师等大德高僧，为江苏、全国乃至世界佛教事业作出贡献，实属人杰地灵的一大盛事。

值得一提的是，镇北陈卞村有两处文化遗址，彰显了大垛这座古镇的历史辉煌。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政权灭亡，兴化著名诗人、书法家王贵一(字象山，明代宰相吴甡的妻弟)抛弃功名，在陈卞构筑“檀园”隐居并著书立说。王贵一的两个儿子——诗人兼书画家王仲儒、王熹儒均长期居住于此，引来众多国内学者、诗书画家前来雅集。王贵一之孙诗书画家王国栋与郑板桥共同师从著名诗人陆种园，曾因“文字狱”被牵连。四牌楼上悬有一块“诗画名家”匾额，在所旌表的12人中就有王国栋的名字。

另外，陈卞还有一座曾任清代广东布政使(主管一省财赋)诗人徐炟(字符禺)的墓园。现存一块长15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的白矾石墓志铭告诉我们，徐炟生前为官清正廉明，政绩颇佳，是一位难得的清官。为此，四牌楼上悬有旌表他的“名贤鼎望”匾额。

历史上的大垛还出过一位被誉为“才女”的邵太后。据《明史·后妃传》、《明史·诸王世表》、《重修兴化县志》及《安乐堂邵氏家谱》、《彤史拾遗》、《西湖志》等记载，元代，原籍河南洛阳的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别号安乐先生，谥号康节)后裔邵辛四携家南迁兴化。一支移居大垛大陶村，耕种邵家圩(即邵家舍，今崇禄村)土地，后家道中落。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邵氏族人邵仁(又名林，字官堂，后因女赠昌化伯、杭州指挥)生一“知书有容德”的女儿邵氏。其后，先举家迁徙浙江昌化，后定居杭州城。不久，女儿被选入皇宫，成为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妃子。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封为宸妃，不久晋封贵妃。邵氏与朱见深生朱祐杬(后尊为兴献帝)、朱祐棆(岐王)、朱祐枟(雍王)3个儿子。兴献帝建藩湖北安陆。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兴献帝之子、邵氏之孙朱厚熜从湖北安陆入京，承继明武宗朱厚照之位，史称嘉靖皇帝。由此，邵氏被晋为寿安皇太后。明嘉靖七年(1528年)，邵氏去世，嘉靖皇帝尊其为太皇太后。邵太后“贤而仁慈”，精于诗文，传有《红药诗》等若干诗篇，乃是一代才女，“实兴邑女士杰出者”。

由于大垛邵氏家族产生邵太后，故族人成为显赫的皇亲国戚。邵太后胞弟邵喜被封为昌化伯，侄儿及侄孙均有荫封。

邵太后的先祖邵斌，则是兴化历史上的一位清官。他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任永宁县(今江西宁岗)知县。三年后离任，百姓以清水替他饯别，赞扬他为官清廉如水。四牌楼上悬有旌表邵斌的“恩荣三锡”匾额。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大垛精英代不乏人，仅四牌楼47块匾额中，旌表大垛人及与大垛关系密切者就有4块，即“名贤鼎望”、“诗画名家”、“恩荣三锡”以及“才步七子”(旌表郑板桥)。

此外，清末民初，大垛又产生了书法家王宇、刘瑾、名医何之华、何波泉等众多人物。

字辈，也叫做字派，是指名字中用于表示家族辈分的字（多为名字中间的字），俗称派。其意蕴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的“礼”制，它一直延续到现代。

堂号是旧时一户人家的称号，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著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当地的老百姓谈论某一家族时，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

扩展资料

字辈起源：最正式的字辈应该是起源于唐朝。比如：韩氏字辈是唐朝韩愈谱写的。

堂号起源：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例如：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

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堂号

-字辈

大明“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明孝宗——朱佑樘（chēng），也作朱祐樘，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年号弘治，在位十八年，是明代第九位君主。

明朝有两类皇帝是最难写的：在位时间短的，执政局势稳定的。朱佑樘显然就是后者。这位在史书里被赞誉为缔造了“弘治中兴”的中兴之主，最的特点也就是一个稳字。人心稳定， 社会 稳定，朝局稳定，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按部就班，自然也没有了太多的跌宕起伏，以致于弘治年往往被很多讲明史的朋友一语带过。

在我的眼里， 朱佑樘就是一个老好人 ， 也是一位摇摆而顺应时势的守成之君 。

熟悉明史的朋友都知道朱佑樘的悲惨童年吧。

生母纪氏，诸多信息不可考，是明军对西南少数民族用兵后俘获的“战利品”。甚至纪氏到底是不是“大藤峡之战”时期被明军所获，到底是瑶族还是壮族，到今天依旧有很大的争议。也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纪氏可能是大明 历史 上真正的穿越者。

入宫后纪氏因为读过书，被安排看管皇家图书馆。因为与朱见深非常偶然的一次相遇，被临幸后便怀了身孕。

接着就是大量的篇幅说这对母子如何躲避万贵妃的迫害，如何在宫中好心人的帮助下屡屡脱险，朱佑樘又是如何吃百家饭长大的，直到6岁才与父亲相认云云。

其实我对这个故事是抱怀疑态度的，或者说我们知道的应该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些片段。皇城就是一个小型的 社会 ，有良善之人，也必有险恶之徒。纪氏母子躲在宫女养病的安乐堂一藏就是数年，以当时万贵妃在后宫的权势怎么会没人为了自己的富贵去告密状？要知道，连朱见深的皇后都被万贵妃拉下了马。

再者，长到6岁的孩子，第一次与生父朱见深相见，朱见深凭什么第一眼就确定这是自己的儿子？ 明清皇室子弟，特别是皇帝的孩子，从母亲被临幸开始就有一整套完整的记录和凭证以保证血脉的纯正，但凡孩子的出生来历有一点瑕疵，都可能进不了皇室家谱 。朱佑樘这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野孩子”，就这么简单地被皇帝认可，且马上被封为太子？到底是皇家的草率还是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历史 无数次告诉我们，事出无常必有妖。当然，我既非专家学者，祖上也不是此事的亲历者，仅仅以一个 历史 爱好者浅薄的认知提出了这个疑问，自然也无法给诸君一个肯定的答案。但这件事情渲染到今天这个版本，应该与后来追捧纪氏有关。

但不管怎么样，有两点我们可以确定。

第一，朱佑樘最后他做了大明第九位君主，说明的确是明宪宗的亲生骨肉 ；

第二，朱佑樘的童年的确过的不幸福 。考虑到他之前的哥哥姐姐们或早夭，或胎死腹中，他最后能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确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是很多人就把朱佑樘后来温和的性格与这段苦难的童年经历结合起来。这个其实有点勉强。朱佑樘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童年同样多灾多难，两度成为太子，生父更是被囚禁了长达7年时间，而朱见深的性格就和朱佑樘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的理解是， 朱佑樘的温和性格，来源于纪氏的遗传 。毕竟，如果没有纪氏的好人缘，怎么会有史书里这么多人豁出性命地帮助。 而好人缘往往也代表了不争，温润，顺从，于是才有了这对母子的东躲西藏，有了纪氏最后的不正常死亡。

但不管怎么说，成化十一年，朱佑樘被册立为了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驾崩，朱佑樘登基为帝，当时他刚满18岁。

朱佑樘是一个性格非常随和宽厚，待人非常友善的皇帝，应该说是大明脾气最好的君主，没有之一 。

朱佑樘疼爱自己的老婆，一夫一妻的皇帝，大明就出了他这么一个。皇后张氏偏巧又是那种很会“作”的女人，一点点不如意，就对着朱佑樘耍各种小脾气。你还别说，朱佑樘偏偏就吃张氏这一套。

有一次张氏生了个口疮，难以下咽，在寝宫里对着宫女太监发脾气，还把药碗打翻。正巧朱佑樘走进来，什么都没说，重新端一碗药，用勺子舀起少许，轻轻吹凉，一点一点亲自喂给张氏吃。不难想象，这样一对帝后，整日在宫中同居同饮，会是怎么样一副生活化的场景。

朱佑樘也疼儿子。 明武宗朱厚照后来的纨绔作风，很大的原因就是朱佑樘纵容的 。儿子不想读书，朱佑樘就默许他逃几天课；儿子要出去散心，朱佑樘就带着他出关转转。虽然总体上朱佑樘并没有放松对朱厚照学业的管教，但朱厚照心中因为得到父亲的溺爱而滋生的无法无天的秉性，朱佑樘难逃干系。

朱佑樘疼外戚。张家兄弟，张延龄，张鹤年是朱佑樘的小舅子，也就是国舅爷。张家兄弟在外多有不法之举，也屡屡被朝臣弹劾。朱佑樘偏是不闻不问。张家兄弟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在宫宴之中想调戏宫女。后来朱佑樘实在架不住舆论，“教训”了小舅子，但也只是喊进宫骂了一通而已。

朱佑樘还疼朝臣。 弘治朝堪称明代君臣和睦的典范 。朱佑樘和朝臣的亲近，几乎到了“恋人”的级别。早上朝会刚开，中午喊几个大臣又去书房开小会。聊得尽兴了，就留哥几个在宫里吃饭了。

除此之外，还有经筵和日讲，就相当于皇帝的读书研讨会。每天和朝臣们谈古论今，聊治国，聊文学，聊 历史 ，聊未来，不亦乐乎。还有批阅奏折，弘治初年朱佑樘的勤政程度，应该不比朱元璋，雍正这样的君王差。

在弘治朝，你是没机会看到大臣们挨板子的场景，朱佑樘就从来没有体罚过大臣。甚至考虑到很多官员晚上加班值守弄到深夜，他还专门派军士提着灯笼护送这些官员回家。

我个人觉得吧， 朱佑樘并不贪恋女色，却在三十多岁的年纪身体不好，很大的原因就是累的 。

历史 早就告诉我们了，和大臣们走得太近的皇帝，大多数都不长命。但你反过来，这样一个皇帝，他在文人阶层的口碑怎么会不好？要知道， 历史 就是这群文官写的。

但是朱佑樘的这种性格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摇摆，反复，没有大的主见。

比如登基之初，朱佑樘就遣散了很多明宪宗时期的方士，僧道，停止了一系列法事和炼丹项目。此举不仅节省了皇室开支，也肃正了朝廷风气，为朱佑樘笼络了大批人心。

但在弘治晚年，朱佑樘自己也开始沉溺此道，大量僧道又充斥着朝堂，奸佞之徒围其左右。中间虽有朝臣上疏后使朱佑樘稍稍收敛，但总体趋势依旧呈发展状态。

这种摇摆矛盾的心理，也表现在政务上。

他一方面对成化年间的宦官进行打压，另一方面自己也宠信太监李广，致使其干预政事，索贿地方，把持盐政；他执政时期颁布众多举措限制土地兼并，禁止土地投献，却依旧对皇室宗族大肆赐田，仅张家兄弟最后所持田产便有数千顷之巨。

以上种种事例，在弘治年数不胜数。

那么问题来，在我的眼中，朱佑樘到底能不能配得上“中兴之主”的名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文章开篇的时候我就说过，朱佑樘是一个非常稳的皇帝。 稳是什么？是取中正持重之道。

我们可以看看朱佑樘的用人情况。

弘治年是名臣辈出的时期。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王鏊，丘浚等人，都是后世高度评价的贤臣。而且这些人更有所长，互有所专。王恕是累朝老臣，统摄全局；马文升长于军务，为人刚直；刘大夏重节守则，不畏强权；还有所谓的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但这些还只是表面。

弘治年间，王恕被启用的时候已经72岁了，马文升做兵部尚书是62岁，刘大夏做兵部尚书是67岁，就连年轻的李东阳在入阁的时候也已经49岁了。

所以弘治年的诸多政务，其实是一群老臣在处置。老臣，说明经验丰富，面面俱到，不会出大纰漏，却也代表了朝廷进取之心的缺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弘治年的朝廷，是一个守成的朝廷，绝对不会有朱元璋，朱棣那时的惊天伟业。

而大量启用高龄官员，也就表示朝廷在官员队伍的培养上是出了问题的，官员阶梯是存在断代的 。 这也导致了后来朱厚照即位后，弘治年间很多的政策在正德年得不到延续。

于是，弘治年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情温厚却没什么主意的皇帝，还有一个稳重持周，稳得不能再稳的朝廷。

开疆拓土是不指望了，创造性地完善上层建筑也没戏，那就只能在已知的认知范围内去力所能及地做到最好。

我们看弘治年的为政举措，很多其实是延续了明初的诸多做法，就是“法古” 。当然，这个法古不像建文朝那么极端，只是重新使用完善了明初的政策。

朱佑樘还是很务实的，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

弘治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他就减税，平均每年减免地方赋税达到了800万石，是明代减税数额最多的一个皇帝；黄河泛滥，漕运不畅，他就治河，仅仅从弘治二年到弘治八年，就动员治河民夫六十余万人次；

成化年几次对北方用兵效果不佳，大明边军战力迅猛下滑，他就积极防御，不主动出击，并且让马文升推行军务改革；因为严重的人地矛盾无法获得根本性扭转，他就加强儒家文化的推广，以图在思想层面让世人遵从 社会 秩序；而像那些整顿吏治，完善监察体系，约束勋贵枉法等举措，更是常规操作。

朱佑樘的所有举措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缓和明代中期的 社会 矛盾。

事实证明，即使这种小小的补漏举措，经过长年坚持，同样能取得不俗的成绩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口和朝廷收入的增加。

以财政收入来说，从景泰，天顺，成化年间来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平均数在2600万石左右，而弘治年这个数字到了2700万石。不要小看这区区100万石的增长，要知道这个数字的增长有两个重要前提： 未进行深化的土地改革和常年保持大额赋税减免。

所以，朱佑樘执政的十八年时间，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他的确做的不错，但如果你要说这是大明朝的“中兴”，又似乎有些言过其实。

“弘治中兴”这个评价，更多的来源于大明皇帝间纵向的 历史 对比。

明初洪武，永乐两个时期，算是初代的创业皇帝，各种创造性的文治武功。这个正常，王朝的开局总归是一片朝气蓬勃。建文朝我们暂且不提，接着就是洪熙，宣德了，著名的“仁宣之治”，本质上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只要朝廷不折腾，经济民生自然能够恢复。

然后就是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时期。正统年本来有机会把大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土木之变”把这个趋势彻底打断。景泰时期基本上就是让大明走出“土木之变”的阴影，天顺年朱祁镇复辟后，也因为之前栽的跟头太大而谨小慎微。

成化年大家都知道，朱见深还是想做事情的，对蒙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建州女真，对荆襄暴乱，都是主动出手的。这么一折腾，国力又损耗了，这才来到弘治年。

而往后的帝王呢？正德年的朱厚照是什么秉性大家都知道；而从嘉靖时期到万历年，皇帝们走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路数。晚明的时局又太糜烂，皇帝们除了拆东墙补西墙，基本也没精力忙别的了。

所以明孝宗朱佑樘，算是大明最后一位走儒家正统路子的皇帝，恰巧人缘好，也确实有一点成绩，那么这个“中兴”之主的赞誉，就给他了。

朱佑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位皇帝。从被立为太子，出阁读书，到登基继位，朱佑樘差不多接受10年左右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客观地讲，从人品这个角度，朱佑樘确实在帝皇之中属于佼佼者。试想，一个想赏赐给宫中乐人几两碎银都做得偷偷摸摸，怕被言官知道的皇帝，人能坏到哪去？

但也就是这股“畏畏缩缩”没什么主意的样子，始终让我很难去喜欢这个人。也许看惯了朱元璋的杀伐决断，见识了朱棣的金戈铁马，哪怕是正德的不管不顾，嘉靖的阴沉权谋，到了 朱佑樘身上，总少了些老朱家的血气与干练 。

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