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柳宗元，韩愈，王安石，曾巩，“三苏”苏轼，苏洵，苏辙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欧阳修（自称嗣孙修与状元黄仁颖家谱相吻合）总世系：

　　一世 开闽欧阳氏总始祖欧阳韶员子直孙配王氏无子

　　二世 欧阳幼咸(立宰相欧阳通季子询季孙欧阳幼咸为嗣)

　　三世 吉州剌史 欧阳琮

　　四世 温州长史 欧阳衍

　　五世 博罗县丞 欧阳昌

　　六世 唐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 欧阳詹

　　七世 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 欧阳秬

　　八世 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 欧阳澥

　　九世 潘湖欧厝吉州推官 欧阳郴(欧阳澥季子)

　　迁闽县宝历进士 欧阳衮(欧阳澥四子)

　　子 进士宰相诗人 欧阳炯

　　孙 咸通进士欧阳琳、欧阳毗(王比)兄弟

　　十世 嗣子 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 欧阳偃(后唐状元黄仁颖字仁达号潘湖翁嫡子)

　　十一世 梁国公道州判官 欧阳观

　　十二世 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 欧阳修。

　　与2001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发现的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先祖为夏禹、勾践，姓氏源浙江湖州”的落款嗣孙修的史实记载相符合，尤其这位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自述世系源流，道出了欧阳修自身家世详情（即嗣孙修），为中国文史界专家学者研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年幼姓黄，因家贫无力攻书，遂赘居潘湖欧厝舅父欧阳郴家为养子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提供了有力可靠的史实依据。这篇欧阳修自述世系文，由后人冠题“文忠公谱图序”，收录在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民保存的清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O年）编撰的《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中。全文共七六一字，落款为“嘉祐四年（公元一O五九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文忠公谱图序”以叙述为主，激发议论，笔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着笔伊始，欧阳修就道出了先祖世系及姓氏源流：“欧阳氏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与立。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在陈述欧阳氏族繁衍生息的岁月沧桑之后，欧阳修还在文中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由此可见，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东田欧阳氏世谱》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三谱与在江西吉安发现《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全面解开欧阳修(自称“嗣孙修”谨序的真实身世)即曾祖身世之谜。据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载：后唐状元端明殿内阁掌院学士黄仁颖配唐进士四门助教欧阳詹曾孙女、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孙女、欧阳澥长女、欧阳郴妹；生子偃，系福建泉州南唐恭帝庚申年乡贡进士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曾与泉州开元寺高僧沙门文中共书经幢序文。由此，揭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状元黄仁颖嫡系曾孙！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两谱所提供的谱牒史料，从而为人们解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即：欧阳修父观祖父偃嫡系曾祖状元黄仁颖嫡子、欧阳郴嗣子之谜。需说明的是，江西吉州推官欧阳郴，原籍福建晋江潘湖欧厝，后因官于吉州推官，遂居焉；为唐进士国子监四门肋教欧阳詹之曾孙、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之孙、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之季子；配工部尚书李稠长女因多年生女不得子，后唐状元黄仁颖，字福佑，一字仁达，号潘湖翁，配欧阳澥长女欧阳郴之妹，其子欧阳偃本姓黄，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因年幼年家贫无力攻书，遂外甥承母舅欧阳郴家，实赘于舅父欧阳郴家，随母姓。至于二弟恩贡靖江军团练欧阳俊，与恩贡屯中郎中欧阳仪则为唐工部尚书李稠之女——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妻所生。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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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少年时经历坎坷，父亲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此后范仲淹苦读诗书，成为参军才接回母亲，并且改回本名。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范仲淹的“仲淹”是什么意思，古人取名字都会赋予各种含义，范仲淹也不例外。那这次就为大家讲讲有关范仲淹名字的秘密，还有他一生的经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范仲淹是我们熟知的宋朝名臣，不仅仅是他写出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因为他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范仲淹成为文臣武将效仿的典范，他的谥号是文正，能够担得起这个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的过来的。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中进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参政的过程中，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在他的方针政策下，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镇住了一直不安分的西夏，元昊不得不向宋称臣，不敢侵犯大宋的边境，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发起“庆历新政”，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不过新政触犯守旧贵族官僚的利益，于是他们纷纷阻扰，不久后，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最后在上任颍州的路上去世，终年64岁。

范仲淹一生的成就想必很多读者都或多或少了解，但是在范仲淹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冷历史，就算史书中也是记录寥寥，那就是范仲淹曾经有个名字叫朱说(yue)，他中进士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名字，直到他成为朝廷大臣才认祖归宗的，该名为范仲淹的。

汉唐名臣后代，家道破落，生活困苦

范仲淹也是名臣的后代，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因为遭遇到变故，所以才没落了，范仲淹的亲生父亲是范墉，他历仕武德武信武宁三军节度、掌书记、赐绯，初赠尚书、刑部郎中、太子少师，加赠太子太师、累赠太师、周国公，不过他服务的不是唐朝，而是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跟随钱俶归入北宋，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而其先祖更是唐朝宰相范履冰，在追溯远一点的话，他的祖先是范滂，东汉时，举孝廉，历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江夏八俊之一，可见范仲淹也是名门之后。

在范仲淹只有两岁的时候，范墉突发疾病身亡，范仲淹的母亲不是正室，这点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范氏家乘》特别是苏州范氏总谱可知，范仲淹有两位母亲：嫡母陈氏，庶母谢氏，而范仲淹实为庶出。范仲淹的父亲死后，其嫡母陈氏带着自己所生的仲温兄弟回了苏州老家。

而范仲淹母子作为侧室庶子，在范家其实已无立足之地，同时谢氏的家境不像陈氏那么好，因此就变的很无助，于是谢氏被迫改嫁，除了穷以外，还在于她的侧室身份。

谢氏改嫁的是山东长山(现在山东邹平)朱文翰，由于是改嫁过来的，因此范仲淹的名字也就改了，改成了朱说，朱文瀚是长山县令，谢氏改嫁过来之后依然不是正室，而是侧室，因为朱文瀚已经有初氏，并且生有儿子，这也是在家谱中有记载的，只不过家谱中并没有记载初氏是不是活着，但根据范仲淹的遭遇来看，初氏是活着的。

偶然得知身世，范仲淹发誓要认祖归宗

史书并没有记载朱文瀚对待范仲淹的态度，但是从记载来推断，朱文瀚对范仲淹应该是不差的，如果对范仲淹很差的话，史书肯定会记上一笔的，谢氏改嫁的时候范仲淹还小，并不知道自己原来姓范，但是朱文瀚的儿子却暴露了范仲淹的身世。

事情是这样的，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不过这个时候的范仲淹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和母亲是嫁入了朱家，所以范仲淹也只能暗暗发誓，等考取了功名，一定要认祖归宗。

于是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范仲淹刻苦读书，五年都没有脱衣服睡觉，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就当时的情况来，范仲淹名义上不是寒士，但过的是寒士的生活。

不过范仲淹并不能马上认祖归宗，他的级别还不够，知道他当上节度推官才推动这一事情，宋史本传称：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另外范仲淹的墓志铭也记载了此事，他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做《范文正公墓志铭》：“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其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事兹事体大，范仲淹也是奏明皇上，得到宗族的认可才真正认祖归宗。

范仲淹取名仲淹的含义

那么，当年的“朱说”究竟为什么更名“范仲淹”而不是范说呢其实留给范仲淹的选择很小，首先姓氏是不能改的，其次就是仲字也不能改，因为是范家既定的辈分，留给范仲淹的只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留给范仲淹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因为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既然范家兄长仲温等取名从“氵”，那么他也只能从“氵”。“氵”部可选字甚多，让他最为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淹”。为什么因为范仲淹选择了这个字，这个字义兼褒贬，一方面，淹迟、淹泊、淹没、淹留、淹滞、淹塞、淹蹇等等，最能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通、淹识、淹博、淹该、淹雅、淹穆、淹华等等，最能代表他的志向追求。

通过这个字，既能反映范仲淹苦难的过去，又能表明范仲淹的志向，可谓一语双关，范仲淹也是用心良苦啊。

1、通过互联网查找:这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方法，互联网上有很多热心谱牒事业、续谱的人，他们手里有很多资料，如果包括有资料那就非常幸运了，如果找不到，那就要自己亲自去寻找。

2、在祖籍寻找家谱:在祖籍寻找到的家谱是家的可能性50%以上，家谱一般分房、分支，房中有房、房中有支，支中也有房、支中也有支。比如范仲淹近亲的五服十六房，范仲淹的后代就占了四房，分别是监簿房、忠宣房、右丞房、侍郎房。如果您能肯定自己是范仲淹的后代，那就要找到自己是哪一房的，然后再往下属于哪一支哪一房。例如笔者属于范文正公忠宣房沈阳支老五房（也叫奉天五房）之范承恩公支新五房仪公后人。怎么样够复杂的吧，所以必须找到和自己谱序完全相同的家谱才有可能证明一切。一定要亲自回原籍亲力亲为，如果之前已经有人先做一步，那你就省事多了，没有的话，就要做这个第一人了，回去一次两次都未必能解决问题，可以去学校请求帮助寻找宗亲、可以去派出所寻求帮助、也可以在当地媒体发布消息，总之要想方设法找到收藏的家谱。没有家谱，一切无从谈起。这一环节是最重要的。

一、姓氏源流

欧阳（ōu yáng 欧阳）姓源流单纯，源出有一：

源于姒姓，出自战国末期楚国给越国勾践后裔子蹄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长于姬水，所以以水名为姓。黄帝有四位妃子，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元妃西陵氏，也就是发明养蚕的嫘祖，有个儿子叫昌意。昌意的儿子是颛顼，夏禹是颛顼的孙子。

当时，洪水滔天，帝尧让颛顼的儿子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水，结果失败，被尧处死。舜向尧推荐鲧的儿子禹去治水，那时禹刚刚二十岁。禹带领治水大军，利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进河道。大禹忠于王事，历经艰辛，辛辛苦苦三十二年，终于治好了洪冰。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成为历史佳话。

尧死后，舜继承了帝位。舜年老后，让禹接了班。禹即位后，建都于安邑(今河南安阳)，死后葬于会稽(今浙江绍兴)。

与欧阳氏同宗，以封地名、侯爵名为氏。

据一些家谱记载，欧阳氏的人尊奉夏禹为祖先，说他的儿子夏启建立了夏朝，数传至少康时，封支庶子孙无余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建立了越国。从此，这支夏禹的后代便在当地发展繁衍，并且经历夏商周几个朝代，一直王位相传。直到春秋时期，越王的王位传至允常时，有子名勾践，史称越王勾践。不久越国被吴国给灭掉。十九年后，勾践又复国，并吞并了邻近的吴国，参与中原地区的争霸，是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

后来，从勾践起二十五传至越王无疆，越国中衰，被楚国灭掉。亡国后的越国贵族中有人隐居不仕，有人则获得楚国的封赏，其中无疆之子蹄，便被分封到原越国境内的乌程欧余山南部(今浙江湖州)，为欧余亭侯。由于古人习惯称山南为阳，他及子孙也被称为欧阳亭侯。久而久之，无疆的支庶子孙便以封地山名和封爵名为姓氏，形成了欧、欧阳、欧侯三个姓氏。

二、得姓始祖：无疆。欧阳氏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越王勾践的后裔。欧阳氏与欧（区）氏同出一源，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越王无疆，则是距今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欧阳氏的得姓，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根据《路氏》上的记载说，越王无疆的次子，被封于乌程欧余山的南边，后代中有欧氏，欧阳氏。根据《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欧阳姓出自姒姓，夏帝少康的庶子，受封于会稽，传至越王无疆时，为楚国所灭，无疆的儿子蹄，改封乌程欧余山南方，为欧阳亭侯，子孙就以欧阳为氏。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族居于渤海郡，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沧县。由此可见，欧阳氏和欧氏同出一源，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越王无疆，根据考证，则是距今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换言之，欧阳氏和欧的得姓历史，大致2000年。故欧阳氏后人尊无疆为欧阳姓的得姓始祖。

三、迁徙分布

欧阳姓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位列宋版《百家姓》复姓的第4席，其发祥地为渤海郡（今河北省沧县）。据《姓谱》载，越王勾践之后，支孙封于乌程欧阳亭(浙江湖州)，其子孙以此地名为姓。欧阳氏中曾有“继固承迁五代史，勒碑刻铭九成宫”之誉，指的是宋欧阳修撰成《五代史》。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留芳史册。欧阳氏出自姒姓，战国时，越王勾践的六世孙越王无疆受齐人唆使，出兵伐楚，结果被楚灭，无疆也被楚军所杀。无疆的儿子们争夺王位，各居一方，次子蹄占得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的欧余山，由于位处山的南面，又称之欧余山之阳，自任为欧阳亭侯。他的子孙就用此封地为姓氏。其中有姓欧阳，有姓欧，有姓阳，甚至，有的姓欧候。汉时有欧阳生，字和阳，博通经史，为“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之4世孙欧阳也余曾为王莽的老师。唐时有欧阳询，字信本，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北宋有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出渤海郡。西汉时置郡，地点在今天的河北省沧县。当今，欧阳姓主要分布在江西省吉安、永丰、万载，湖北省枝江、荆州、潜江，广东省广州、河源，河南省新郑，四川省绵阳、遂宁，安徽省阜阳、滁州，湖南省长沙、浏阳、隆回，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滕县等地。湖北省枝江欧阳氏族为欧阳修长子欧阳发的后裔。现在，江苏省欧阳氏宗人大都居住在丹阳西门外荻塘欧甲（司徒）、下坯欧甲（全州）。至2000年5月8日，全市在籍的欧阳姓族人有1450余人（余略）。

四、历史名人

欧阳生：名容，字和伯。西汉千乘人，曾从伏生学今文《尚书》，为博士，授倪宽。他的后代也多出学者，其曾孙孙高、高孙地余均为博士，世代以研究《尚书》为特长，因此《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今山东省高青东北）人。东汉光武帝宰相。为人廉恭礼让，以祖传“伏生尚书”任博士。王莽时任长社宰，后投更始刘玄任原武令。东汉建立后任河南尹，封波阳侯，后又迁升汝南太守。在汝南任官九年，教书育人，任用贤才，颇有政绩。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拜相，任大司徒。

欧阳建：西晋哲学家，字坚石，渤海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人。历任尚书郎、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甚得时誉，后来被赵王司马伦所害。他曾提出“言尽意”的学说，认为“形不待名而圆方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概念和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但语言概念又是人们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工具。他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彼，非名不辨。”驳斥了当时玄学家“言不尽意”的论点，即认为语言概念无法表达事物真相的一种看法。著作有《言尽意论》，载于唐朝人纂集的《艺文类聚》卷十九。

欧阳询：唐朝唐州临湘人，入唐官至弘文馆学士，善书法，初学王羲之，八体尽能。后又做过太子率更令，故世称其书体为率更体。流传的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等。参与编纂《艺文类聚》一百卷。

欧阳通：字通师，唐氏潭州临湘（今湖南省长沙）人，欧阳询之子。官兰台令，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封渤海公，天授初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二年为相，因反武承嗣为太子被害。。自幼丧父，母徐氏教其家虽贫，却能遍购父书，继父名，号“大小欧阳”。工于楷，尽得父法。晚年颇有矜重，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犀象骨做管。其传世作品有《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基志》等。

欧阳詹：字行周（756-800），南安人。他天赋聪颖，博览群书，文章诗赋名噪一时，受到泉州刺史薛播、席相及福建观察使常衮的赏识和鼓励，上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冲破闽人不愿到外地应试做官的习惯。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以优异成绩荣登进士第二名（榜眼），同榜有贾×、韩愈等名士，时称“龙虎榜”。贞元十五年（799年），欧阳詹任国子监（即皇家贵族子弟高等学校）四门助教。所以人们尊称他为“欧阳四门先生”。欧阳詹虽英年早逝，但他才高学博，对福建文教事业有较深远的影响。《闽政通考》云，“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六一居士。宋朝人。天圣八年中进士甲科，官至参知政事。因议新法与王安石不和，退至颖川。博学多采，以文章闻于世。纂有《毛诗译本》、《新五代史》、《集古录》等，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后人辑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玄：字原功（1283-1357），别号圭斋，元浏阳人，欧阳万公后裔。官翰林学士，国子祭酒（主管教育的长官），以文章著名。修《宋史》、《辽史》、《金史》，有《圭斋文集》十六卷。《元史》有传。

欧阳海：桂阳县两路乡（今欧阳海乡）人，家赤贫，7岁乞讨，8岁随父砍柴烧炭，分担家庭生活重担。1958年，欧阳海刚满18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仅三个月就加入共青团，一年后升任班长，不久又入党，曾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他领导的班也被评为“四好班”。1963年11月17日，部队进行野营训练，欧阳海班担任收容任务。18日清晨，欧阳海班随着炮连刚走进衡山某地的两山夹谷间，远方就传来282次列车呜呜的汽笛声，前面部队按照行军纪律，都闪到离铁路4米远的地方鱼贯前进。欧阳海也连忙关照全班：“火车来了，注意安全！”同时，看了看前边炮兵连的马匹，也已靠到山边前进。可是，当庞然怪物般的火车头呼啸着沿新月形铁道突然出现时，炮连最后一匹黑骡马惊怒了。驭手勒不住野性大发的牲口，被它拖着直往轨道上奔去，当奔至铁道上时，这匹驮着炮架的骡马惊惶地横在铁道上死也不动了。看到这一情况，火车司机紧急刹车，但由于巨大的惯性，列车仍风驰电掣般前进了一段。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眼看马死车翻人亡的惨祸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欧阳海不顾个人安危，以异乎寻常的敏捷，毫不犹豫地冲上铁轨，使尽全力，把惊呆的烈马猛往轨道外面推了出去。列车呼啸而过，安然无恙，而欧阳海却被卷入车底，左腿压断，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经多方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竟无：名渐（1871-1943），字镜湖，号竟无，江西省宜黄人。近代著名佛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人称“宜黄大师”。欧阳竟无毕生穷究佛学，初研瑜伽，中研般若，晚精法相唯识，实集佛学之大成。他在《竟无内外学》巨著中提出的“结论后的研究”的方法和“佛教宗教非哲学”、“法相唯识非一”的思想，在当时颇有影响。

欧阳继修：本名阳翰笙（1902-1992年），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曾用华汉等笔名。四川高县人。黄埔军校教官，党支部书记。解放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文联副主席。文革中与周扬、夏衍、田汉同时被打为文艺界“四条汉子”，被囚禁9年。1979年恢复文联副主席，主持文联日常工作。在文艺界与茅盾齐名，他与郭沫若一样，都是四川籍文艺泰斗。写有社会科学著作2部、中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10余部、**剧本17部、话剧8部、诗歌200余首，著作颇丰。

欧阳子倩：名立袁。湖南浏阳人，演员、戏剧家。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入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学习，光绪三十四年改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辛亥革命后回国参加新剧同志会、春柳剧社，倡导新剧运动。解放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及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主席。是中国戏剧运动倡导者和话剧的开拓者之一。1962年逝世。著有回忆录《自我演剧以来》、论文集《一得余抄》以及多个剧本。

五、郡望堂号

1、郡望

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出渤海郡。

渤海郡：西汉时从巨鹿、上谷之地分出渤海郡，治所在浮阳，在今河北省沧县东关。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辽宁省之间的渤海湾一带。靺鞨以粟末部为主体亦建渤海郡，先称振国(震国)。后来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渤海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在今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之间的渤海湾沿岸一带。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族所灭。

鄱阳郡：汉朝末年孙权设鄱阳郡，治鄱阳县，其时辖地在今江西省鄱阳湖一带。

2、堂号

画荻堂：宋朝的欧阳修，三岁就死了父亲，家里很穷，上不起学堂，但是母亲非常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于是决定自己教他，买不起纸张，母亲就以沙地作纸，以荻当笔，教他识字。经过刻苦的学习，欧阳修终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和对朝廷有用的人。

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其后裔将家族的堂名称为“六一堂”。

渤海堂：欧阳氏望出渤海郡，故有此堂名。

载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余山堂：资料有待补充。

本仁堂：资料有待补充。

光远堂：资料有待补充。

余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庐陵堂：资料有待补充。

文忠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睦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廷鉴堂：资料有待补充。

1　世：黄帝　嫘祖氏　　　　　　2　世：玄嚣

3　世：乔极　　　　　　　　　　4　世：帝喾　庆都氏

5　世：唐尧　散宜氏　　　　　 6　世：监明　凤巫氏

7　世：永河　密氏　　　　　　　8　世：济乐　姚氏

9　世：岁纪　陆、黎氏　　　　　10　世：正坤　鸠氏

11世：长历　熊、翟氏　　　　　12世：德尧　佶、薛氏

13世：仁宏　高阳氏　　　　　　14世：廷光　姒、雍氏

15世：爵南　尚氏　　　　　　　16世：行矩　慕容氏

17世：复旺　蒙易氏　　　　　　18世：茂清　史、丁氏

19世：孔阳　巢氏　　　　　　　20世：日永　梁氏

21世：德荣　逢氏　　　　　　　22世：聚议　姜、吉氏

①金紫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青州军安抚使

23世：刘累　佶、姒氏　　　　　24世：昌益　张、黄氏

25世：信盛　徐、张氏　　　　　26世：咏八　高阳氏

27世：相承　秦、农氏　　　　　　28世：全福　巢氏

29世：美勋　景、姬氏　　　　　　30世：钊宁　如、苏氏

31世：炳宽　昌氏　　　　　　　　32世：文盛　妫氏

33世：锦遥　席、米脂氏　　　　　34世：升吉　芋氏

35氏：瑞明　任氏　　　　　　　　36世：先柱　吉氏

37世：源传　姒氏　　　　　　　　38世：维琮　西果氏

39世：新兴　休屠氏　　　　　　　40世：建吕　妫氏

41世：宝招　吕氏　　　　　　　　42世：晨禄　詹、张氏

43世：任玉　姒氏　　　　　　　　44世：添桢　甘、魏氏

45世：树鸿　卞、任氏　　　　　　46世：登贵　吕氏

47世：俊通　田、曹氏　　　　　　48世：彦武　巢氏

49氏：标林　费氏　　　　　　　　50世：德朋　任、曾氏

51世：朝良　张氏　　　　　　　　52世：廷声　张、毛、董氏

53世：元振　古风氏　　　　　　　54世：胜海　陶氏

55氏：试集　姒、孙、姚氏　　　　56世：长远　张氏

57世：华封　古氏　　　　　　　　58世：禄源　公孙氏

59世：星亮　任氏　　　　　　　　60世：拱炤　杨氏

61世：报联　吕氏　　　　　　　　62世：杜伯

63世：隰叔　逢辛氏　　　　　　　64世：士云　孔、张氏

65世：仑模　由、邹氏　　　　　　66世：士为

67世：士谷　　　　　　　　　　　68世：士会　（范武子）　先何氏

69世：士燮(范文子)　赵、柳氏　　　 70世：士匄　（范宣子）　赵氏

71世：士鞅(范献子)　郑、蔡氏　　　　72世：士射（范昭子）　赵、申氏

73世：范弥牟　钟氏　　　　　　74世：范蠡　黄、官氏

75世：范灵澄　姜氏　　　　　　76世：范维孔　吕氏

77世：范金龙　陈氏　　　　　　78世：范依信　周氏

79世：范雎　　欧阳氏　　　　　80世：范楷　高、蓝氏

81世：范灿　司、马氏　　　　　82世：范比　苏氏

83世：范正和　邓氏　　　　　　84世：范增　马、葛氏

85世：范馥　程氏　　　　　　　86世：范政　李氏

87世：范光忠　吴氏　　　　　　88世：范今兴　夏氏

89世：范鹗　李氏　　　　　　　90世：范礼　彭氏

91世：范旺　马氏　　　　　　　92世：范竞　李氏

93世：范逢海　黄氏　　　　　　94世：范正　高氏

95世：范袭　林氏　　　　　　　96世：范达　古氏

97世：范衍　顾氏　　　　　　　98世：范巨卿　罗、钟氏

99世：范丹　　　　　　　　　　100世：范显　马氏

101世：范滂　申、田氏　　　　102世：范粲

103世：范乔　　　　　　　　　104世：范晷

105世：范广　　　　　　　　　106世：范汪　袁氏

107世：范宁　袁氏　　　　　　108世：范弘之　孙氏

109世：范晔　周氏　　　　　　110世：范暑　张氏

111世：范缜　　　　　　　　　112世：范胥

113世：范迪　　　　　　　　114世：范伟勋　成氏

115世：范让　冯氏　　　　　116世：范衡　　梁氏

117世：范焕　谢氏　　　　　118世：范懋勋　包氏

119世：范履冰　赵氏　　　　120世：范冬倩　朱氏

121世：范昆光　朱氏　　　　122世：范正始　陈氏

123世：范远　周氏　　　　　124世：范隋　俞、王氏

125世：范梦龄　陈氏　　　　126世：范赞谟　陈氏

127世：范墉　陈、谢氏　　　128世：范仲淹　李、曹氏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