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 （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姓叶赫那拉氏，讳名杏贞[1]。满洲镶蓝旗人；清文宗咸丰皇帝的妃子，清穆宗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分或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为期仅次于清朝康熙帝和乾隆帝。生前，外人有以“慈禧太后”、“西太后”、“那拉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慈禧太后出身叶赫部（今四平附近），那拉氏，父惠征，吏部笔帖式，曾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等。玉牒(皇族家谱)呼记载是“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故得“慈禧太后”之称谓。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大行皇帝皇后“母后皇太后”以及新皇帝生母“圣母皇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之东、西暖阁，故得“西太后”之称谓。

由于在其48年的统治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上传统对于女性执政的负面意见，过去对慈禧皇太后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近来，史学界逐渐开始有人从历史条件局限的观点，对慈禧当政提出多元化的评价。但她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依然是一位负面人物。

1852年5月，选秀入宫，赐号懿贵人（但经常被称作为兰贵人）。

1854年，晋懿嫔。（清制后宫地位共分九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宫女）

1856年，生皇子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1857年，晋懿贵妃。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弈䜣留京与联军议和。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八月，在恭亲王弈䜣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

1862年，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1865年，罢议政王弈䜣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但是对弈䜣开始有所戒备。

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弈譞之子载湉继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1888年，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1894年，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慈禧太后不惜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致使在甲午战争战败。

1898年，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与守旧派大臣恐影响其势力，联合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后重行训政。

1900年，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皇太后于11月15日下午五时病逝，后葬于定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位（即后来的宣统皇帝）。

按定东陵神牌上记载，皇太后叶赫纳拉氏生前死后得到的谥号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字23字，连皇后共25字，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及孝德与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皇后中之最。

1928年，军阀孙殿英藉演习之名，率其部下盗掘了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慈禧定东陵，并盗挖慈禧临终时口含大如鸡蛋夜明珠一粒(夜明珠在宫内是太监装饰品)。

溥仪在回忆录里提及：祖母慈禧太后夜明珠被盗事，并改馈赠给某位民初权贵夫人，让他耿耿于怀。 慈禧皇太后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皇太后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能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抗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荧荧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个人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慈禧太后素有残忍和狡诈之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弈䜣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皇太后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在乙酉时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皇太后的选择，一直是议和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

在“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以及对于国际时局缺乏认识，允称导致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之一。其中最显著的事例为花费巨资扩建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修建颐和园是光绪为讨好慈禧所为，有部分原因是让慈禧颐养天年还政于光绪。所用款项和海军军费冲突，使北洋海军无法购买已订购的快速巡洋舰（后被日本买去成为“吉野号”，此舰后击沉“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有决定作用），并且导致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的连续数年经费严重不足。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海军。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Louis-Émile Bertin)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和“厳岛号”。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并且多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相反，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海军军费挪用修了慈禧的颐和园。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加以检视，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贵族心态。许多批评者谓，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嘎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受到戊戌政变的影响，慈禧皇太后排斥维新改革，并宠信端王载漪、刚毅等守旧亲贵，甚至考虑撤换光绪皇帝；载漪之子溥俊因而被立为大阿哥，实同储君，然因忌惮光绪皇帝为欧美日列强一致支持，不敢骤废。载漪为求其子早日登基，乃利用皇太后对“洋人”的嫉忌之心，极力离间帝后。顺此，朝中形势乃逐渐演变为非理性仇视“洋人”的守旧亲贵，结合保守的清流派，对抗主张务实的朝臣之局。在端王等当权亲贵的纵容，甚至暗助之下，以仇外起家的“义和拳”乃得以大举进入直隶、进迫京畿，形成一股“逼宫”的形势。慈禧皇太后虽未必相信拳民“神力护体”之说，亦未必不能洞悉端王夺权的阴谋，但出于本身对于外人反感的心理，且认为“民气可用”，亦未尝严令镇压拳民，终于酿成拳民残杀“教民”、攻击外人、杀死德日外交人员等事故，引起八国联军干涉之祸。慈禧皇太后又误信各国欲迫其退位的假情报，负气残杀主张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大臣，并率尔对多国宣战，至此大势乃全无转圜余地。联军入京，祸及华北多省，帝后西狩，终以缔结辛丑和约解决；和约规定惩办祸首、谢罪赔款、使馆区驻军、军备限制等，并造成日俄军队长驻满洲的局面，中国的主权以及清帝国的威望均蒙受重大损失。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慈禧皇太后诸般考量均以个人权位为重，结果严重损害国家利权以及无辜人民生计，堪称其主政期间最大的过失。缔结辛丑和约后慈禧发布“罪已诏”，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话成为后世指责其卖国之名言。1908年秋光绪帝病逝于瀛台，年方三十八岁。因他比慈禧早死一日，故死因诸说纷纭，没有历史定论。一般相信他是由慈禧授意光绪帝的近侍所毒死（主因是慈禧病重时，曾犹豫对光绪帝要如何处置，遂以自己不久人世的消息透露给光绪帝知道，惟其近侍回报，帝曾微露喜色，故慈禧决意自己病终前，帝须先于自己命终，以免皇帝有再度亲政、否定慈禧生前之布局的可能）。其实光绪有妃，妃有身孕，但皆因故为慈禧所赐死，遂长年无后。另有人称他为自然病死，但鲜为后人所采信，因为慈禧临终前似乎预知皇帝将早于自己寿尽，故已着手安排、物色可继位之人选。有一位成年的阿哥曾为慈禧所喜，但最后慈禧仍以其侄孙、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三岁长子溥仪为帝。民国之后，据光绪帝的御医透露，皇帝生前的确身体并不非常健康，主因是不见天日、身体欠运动、心情不佳，导致饮食不正常，却也无病重之迹象。1909年（宣统元年）光绪帝葬入中国最后一座帝陵——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传说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过程中，将敌对的海西女真叶赫部消灭，该部酋长金台吉临死前发下的诅咒：“即使我叶赫族里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将建州女真灭亡！”于是后来的满清皇帝为了回避此诅咒，均避免册立叶赫部的女子为后。慈禧太后是叶赫部的后代，而清帝国在她的主政下迈向衰亡，因此有人说慈禧太后的出现正是叶赫部的诅咒应验。由于，努尔哈赤的元配为叶赫部人，也有满清“兴于叶赫，亡于叶赫”之说。

史实上，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姻亲。努尔哈赤的母亲以及许多妃子都是叶赫那拉人氏；皇太极即为叶赫那拉氏（满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所生。

在清朝时有一个世代传说：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孝慈高皇后是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14岁时（明万历16年）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盟条件嫁与努尔哈赤，与努尔哈赤生活了15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29岁病逝。于清崇德元年被皇太极追谥为太祖高皇后。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15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并收降一部纳娶一妃的辉煌时期。努尔哈赤是用36年的时间统一蒙古与东北其他各部之后，最后才向叶赫那拉氏宣战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叶赫那拉最强大；其二，叶赫那拉的汗是他的亲舅舅，各守关的将领都是他的表哥、表弟，都是亲人。当时，努尔哈赤带着他的千军万马，包围了叶赫城，但他没有马上宣战，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请求叶赫那拉氏投降，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政权。可是叶赫纳拉家族认为，你是我们家的姑爷，你不听我的指挥，还要听你的，那哪行呀！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下了一道令，凡是愿意投降的，一律高官厚禄，凡是反抗的不管是谁，我六亲不认，一律尸首分家。就这样，努尔哈赤向叶赫那拉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努尔哈赤最终杀进城去，杀了几万人，而叶赫那拉氏的那些被包围的首领也纷纷自杀，宁死不降，直到最后，老一代的都死了，剩下年轻的看到大势已去，大势所趋，才向努尔哈赤投降了。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流传着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后妃与秀女，不选叶赫那拉氏的传说。传说清末重臣荣禄少年时代，与选秀入宫前之叶赫纳拉氏为情侣，故当叶赫纳拉氏成为皇太后并掌权之后，对于荣禄大力提拔，宠信有加。此说，见于前清宫中女官裕德龄原以英文出版、亦发行有中文版之小说体作品《爱恋紫禁城：慈禧私秘感情生活》，亦为台湾中视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所采用。

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要取好多名字。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后，又由于斗争的需要，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来历或有趣的含义。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

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

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由于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

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一种神鸟，“鸾凤和谐”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而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周尔圻在这份笔录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是其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

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可靠，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硕取字“潘宇”。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周恩来的远在淮安的3个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

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长飞漫墨》专栏内，周恩来发表了《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

1948年冬，与***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就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开大学找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当时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几天后，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的名义请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的30个号码留给后来的参加者。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抽到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用过“逸豪”一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所知的名字，以同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

1997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

黄老还说：还有一次，我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我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刚刮干净，只要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由于她已得知曾经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于是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由于时局变化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西北野战军收放自如，中央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的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装书和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在上海的一个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又怎么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极了，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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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 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