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我叫刘回，我是洪字辈，是安徽阜南人。我也不太懂，好像文字辈在我们这里是很高的，我们这里，付、丙，金，洪，大部分都是这些辈的，有一个文字辈的，是最高的在俺庄。也有刘姓的解释，刘姓有来原有好几种说法，百科名片

刘姓为中国主要姓氏之一，全国刘姓人口排名第四。在中国历史上，刘姓是登基称帝人数最多的姓氏。在中国古代有“刘天下，李半边”说法，而在中国北方则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说法。刘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刘姓来源

主要来源有五：

来源一：

出自祁姓陶唐氏，帝尧（伊祁放勋）之后，受封于刘（今河北省唐县），建立祁姓刘国，后裔因以为源于祁姓，传说出自上古尧帝的后裔祁氏被封于刘国(前称定州唐县，今河北唐县)，属于以国名为氏。相传，唐尧是远古祁姓部落陶唐氏的领袖，名放勋，他贤达善良，后成为部落联盟首领，被尊为五帝之一。据传说唐尧出身在顺平县 ( 原完县 ) 的伊祁山，伊祁山就又称作尧山，尧因地名而为祁姓，其第九子源明被封在刘国(今河北唐县)，子孙遂以国名为氏，世代相传为刘氏，史称刘氏正宗。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很多年后因当地遭水灾，他们纷纷迁移到河南的周口、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县、泰安一带。刘姓有很多的来源，百度名片有你自己查看吧！

春节在即，疫情当前，就地游玩。作为 旅游 达人，只看风景，不谈政坛之事。话说2021年2月3日沿G220国道在江西省分宜县境内行驶，突然路边的一块非常醒目的景区广告牌闪现在眼中，上书：介桥古村。我知道，这是明朝宰相严嵩的老家，赶忙掉头驶进村庄。

介桥村是个享有“八世一品”美誉的千年古村，是严嵩的出生地，他年少和年老被罢官后在此生活了几十年，如今是江西省 历史 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一生经历明朝5代皇帝，在明嘉靖年间执掌朝政长达20年，堪称政坛上的“不倒翁”。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严嵩去世，享年86岁，在古代能活到这寿数的，简直是奇迹。

严嵩5岁入私塾，8岁有神童之名，19岁中举，26岁中进士并入翰林院任侍读，63岁拜相入阁，83岁回归故里“卖红薯”（知识点快记下），其一生的生、死、钤山隐读等共40年是在分宜县介桥村度过的。

走进古村，急切地要先看严嵩的家，按照一路的指引牌，穿过村里的几条古巷，在村子的中部，有一个玻璃房，难道明朝时严嵩就赶时髦了？

不不不，外层的玻璃是文物部门加的保护层，重点是里面，可里面没啥呀，只是一堵两米高的断墙而已。

真想像不出，这里就是严嵩出生地和启蒙拜师的瑞竹堂。

这栋屋不是严嵩盖的，而是他的先祖建的，有600多年的 历史 ，当年房前有一片秀美的竹林，严嵩曾专门为此写过一文——《瑞竹园记》，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瑞竹堂仅剩下这半堵断墙，竹林已被族人占去建了房屋。

就在这堵两米多高的断壁残墙上，有一个至今未解的百年之谜。墙上有一幅半身的大象雕塑，因隔着玻璃，又是手机拍的，所以不清晰，但用眼睛细看，足见惟妙惟肖，一头大象从门外奔入，刚进半个身子，两腿和象鼻的动态呼之欲出，十分生动，非一般民间艺人所能为。

众所周知，江西是没有大象的，大多数村民一辈子没见过大象，当地民居上也均没有大象的图画、雕塑，那为何严嵩的故居出现了大象的雕塑呢？这与严嵩做内阁辅臣半夜直（值）庐受大象袭击有关吗？

话说明嘉靖皇帝移居西苑后出台了新规，内阁辅臣须轮班直（值）庐，时刻准备被传唤。嘉靖十九年（1540）农历二月十五日深夜，严嵩正在当班，忽然，一头大象撞门闯了进来，围着床咆哮跺脚，严嵩吓得不轻，心里默念着“渡汉江事”（程伊川的一首诗）。过了很久，养象的人赶来把大象牵走，一场虚惊总算过去。问题是大象是怎么进皇宫的，又是怎么进值班室的，大内侍卫上哪儿去了，若是来了刺客怎么办？当夜，严嵩即写下一首诗《纪象入室事》：独宿直庐逢象斗，忽来入室绕床鸣；平生危险更尝遍，事合惊时亦不惊。猛象咆哮君合避，只需屏息坐帷中；江舟几复心无怖，记取程家主一翁。从这首他写的诗中，可见此事对他刺激不小。这大象图是否为事过几年后，严嵩重修瑞竹堂时把它特意塑在故居墙上的？几百年过去了，严嵩故居墙上的大象图仍让人迷惑不解。

介桥古村可参观的远不止严嵩祖屋，还有严氏祠堂、世德堂、飨褒堂、大夫第、御史第、进士第、科甲第和柳树厅等古建筑，这些古建有三进式的，有喜鹊聚巢式的，其装饰雕龙画凤、古色古香。

严氏宗祠是村中最大的祠堂，古祠早在“文革”期间被烧毁，重建的宗祠描金彩绘，高大雄伟，非常气派，正堂供奉着严家列祖列宗的牌位。

严氏宗祠建于一个泉眼之上，为难得一遇的风水宝地。悬挂在严氏祠堂的每一块牌匾，诉说着当年严嵩家族的显赫。

介桥村作为一个具有深厚 历史 文化底蕴的古村，祠堂众多，原有20多座，堂构迥异，各领风骚，现仍留存10座，紧邻严氏宗祠的西侧就有一座祠堂，叫竹坡公祠，又叫毓庆堂，取“积善毓庆，致有子为国之用”之义。

竹坡公祠大门上方挂着两块匾额，上面一块“竹坡公祠”，下面一块“方伯世家”，外墙两侧为清乾隆朝宰相朱轼考察介桥村时留下的一副楹联：介水流长，连绵甲第金瓯固；笏峰俊秀，璀璨人文玉树芳。

竹坡公祠（毓庆堂）并不是严嵩所建，而是第九代世祖严仲恭所创建，至今有600多年的 历史 ，曾三次缩前扩后地大修，有前后三进，上进经过近年的仿古修缮基本还原了1949年前的模样，中进、上进厅基本保留原貌。

1944年前毓庆堂内牌匾有124块之多，明朝永乐年间以来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物古迹都悬挂在此，包括嘉靖御笔、史可法、刘统勋、袁世凯、戴季陶等 历史 名人的真迹，如“藩侯官邸”、“宰相神龛”、“廉石”以及朝廷诰封、名流楹联等。今天走进竹坡公祠，还能有幸看到挂着不少匾额，其中一块“平倭告捷”匾背后藏有一则故事。那时严嵩倒台之后，其子严世蕃被杀，孙子严绍庭被发配到安徽定远充军。定远离长江不远，常有倭寇前来掠民。严绍庭协助主将奋力抗倭，立下功劳，被左都御史杨涟授予“平倭告捷”匾额。可见，当时的朝廷是有一说一的，并未以父、祖有罪而全盘否定其后代。

严嵩先后为家乡捐建了三座桥，其中一座建在袁河上，叫万年桥，这座桥他放血2万两白银，1588年建成后应乡亲之请，写了碑文，次年由知县刻到碑石上，立于桥头。1985年筑大坝成就了仙女湖，而淹没了此桥。1986年仙女湖水位下降，万年桥露出了水面，严氏后人打捞起这块重达25吨的石碑，移送在宗祠门前的一侧。

怡庵公祠虽并不显赫，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也称飨褒堂，感觉村里的宗祠都取了一个文雅的昵称。

祺远堂也是村里的一座公祠，它正上方的鎏金牌匾很亮眼。

少泉公祠的大门门槛上坐着四位大叔，一个在抽烟，两个在低头玩手机，另一个抬头发呆。

介桥村历代重耕重教，在村中富龙我看到一座钤阳书院，院前有个小院，想必每当私塾下课后这里便充满书童的欢闹。

这个不大的村庄却科甲蝉联，英贤辈出，先后出了7个进士，据《介桥严氏家谱》记载，在明朝科举考试大力扩招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的200年间，全村八代男丁总数511人中就有154人获得秀才以上称号，是人才的富矿区。因严嵩与他的曾孙严云从都贵为一品隆及亲人，使获得一品官职或朝廷诰封的达8人之多，所以该村又有“八世一品”的美称。这里还走出了战功显著的抗倭英雄严绍庭，江西首位武进士严从云等。

村中巷道纵横，呈撒网状，连接着多栋明清建筑的祠宇民宅，有十祠堂、九府第、二十九家私厅，在江西的西部很耀眼。

也不乏众多近代的农房，有的门两侧还留有上个世纪最流行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政治标语。

惊奇的是赣派民房中混杂着一栋洋式楼房，两层结构，因年代久远，与周边建筑没半点违和感。

村前有一条古街，形成于元、明时期，是安福县来往分宜县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地上青砖铺设的人字形古道依然存在。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在外谋生的严嵩后裔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回到她的根。

苍劲的宋元古樟树群是地处分宜县城郊2公里处的介桥村又一看点，上世纪70年代时全村留有古樟40多棵，后来因为要修铁路、建新房，砍掉了一半，现只存20多棵。

最大最年长的要数村南的“樟树王”，有近千年 历史 ，树径92米，要几个成人才能合抱，树冠遮地面积近1亩。

古樟树旁有一围墙，铁门锁着，透过铁门看到墙内是严氏祖墓，埋着严嵩的曾祖、祖父和他的父亲，而他死后却没葬在村里。

墓前有汉白玉石人石马4座，仍可窥当年的威风。

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萌生，康熙英武殿大学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清初，沙俄不断侵犯我国领土，烧杀抢掠，横行无忌。为此，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即挥师北上，先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十五年（1686）两次同侵略者展开激战，最终以沙俄军队战败被困雅克萨城、请求谈判解决两国边界争端而结束。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答应俄方请求，准备派员参加。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时任左都御史的马齐上书曰：“俄罗斯侵略疆土，（被）我师困之于雅克萨城，本可立时剿灭，皇上宽容，不忍加诛。今悔罪求和，特遗大臣往议，垂之史册关系甚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使臣并参用汉员。”诏如议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7月14日，两国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后，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我国让出尼布楚，收回雅克萨，两国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当时虽然以满俄两种文字书写，但不久即将副本翻译成汉文归档保存，开清初官方外交档案由满文翻译汉文之先河。同时，马齐的这一建议也为以后满汉文化的广泛交流以及汉文字在官方的普遍运用铺平了道路。

张廷玉（1672—1755），清安徽铜城人，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折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李卫（1666—1738），江苏桐城人，康熙捐资员外郎，雍正朝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同鄂尔泰、田文镜均系雍正帝心腹）。雍正四年（1726），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不料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秘书），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为尽早恢复乡会试，时任浙江总督兼巡抚的李卫便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文士呼声，调解各种矛盾；随时跟踪检查受株连而未定罪文士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训导，责令改正；表现好的文士，将其事迹一一记录归档。过了一年，当朝廷派去的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看到这些档案材料后，深为李卫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为浙江人感恩悔过而高兴。于是，和李卫同奏朝廷，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雍正帝一见奏折大喜，很快就下令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其次，他平时召集属吏开会，或命某个属员办差，均有记录，事后归档，笔笔有宗；朝廷谕旨、各部院及州府县衙门来往文书，办完即存档，一清二楚；加之其它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故深受雍正帝信任，被视为心腹。

田文镜（1662—1732），汉军正黄旗人，监生出身，康熙末年任侍讲学士，雍正朝授兵部尚书衔，兼河东（河南、山东）总督。康熙末年，黄河几次泛滥，大量农田被毁，加之不法官绅为害，盗贼猖獗，因而河南民不潦生，怨声载道，官府档案管理混乱，各种案件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雍正二年（1724）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河南巡抚、总督。任内，以凡事“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为准则，大刀阔斧，“清理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所谓积牍，即常年积压，得不到处理的文件、档案；所谓宿弊，即官员多年的陋规、科派亏空、州县的逃税、隐匿土地等。由于这两项工作干得出色，所以才出现了“吏治为之一新”的局面。《清史稿》（田文镜传）中将“清理积牍”放在首位，这就足以说明，田文镜极为重视档案，会管理档案，而且通过档案刷新吏治是他的主要政绩之一。

李绂（1673—1750），江西临川人，康熙进士，雍正朝广西巡抚，后署直隶总督，因参劾田文镜而被罢职。雍正帝命其纂修《八旗通志》。为此，他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查阅了内廷大量档案，走访了众多皇戚贵胄。在此基础上，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编纂，至乾隆四年（1739），历经13年时间，终于成书。初集250卷，二集256卷（包括卷首12卷），分八志（旗务、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表（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省直大臣、选举）及列传三大部分。《八旗通志》集满族档案、图书之大成，为后人了解、研究和发掘清朝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凭证。

隆科多（？—1728），清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佟国维子，康熙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雍正朝吏部尚书加太保衔。因参予夺取帝位的阴谋，事败后于雍正三年（1727）被处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年羹尧事发被处死后，都察院上书弹劾隆科多庇护年而被“削去太保衔”；嗣后，刑部又奏他挟势贪赃，私受年羹尧筹金800两、银42200两，要求立即斩决，下旨曰：“隆科多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书，令往理阿尔泰边界事务”。隆科多走后，议政王大臣等，于雍正二年（1727）又奏隆私藏玉谍于家，应拿问罪。这里所说的玉谍，即皇家宗谱档案。按规定，官员如需查阅玉谍，先得经过皇帝批准，尔后沐浴焚香，才能取出阅读，阅后即还。这么重要的档案，隆科多竟然将其私藏家中（到底有无此事另当别论），当然犯了大逆不敬罪。雍正帝便以此为据，令缇骑（皇帝亲信侍卫）将隆科多逮捕回京，由顺承郡王锡保秘密审讯，给其定罪41条，拟斩刑。雍正帝念其昔日功劳，特加恩典，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间，永远禁锢，不没收财产，不贬妻为奴。

　　汉高祖的同族血脉

　　说出来可能会出乎读者们的意料，早在两千多年前，刘墉的先祖与汉高祖刘邦是同乡、同族，刘墉的先祖原来也是世代居住在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今属安徽省）。所以说，刘墉他们家是真正的名门之后，是很有社会背景的。

　　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因社会动乱，这个家族迁居到山东日照，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迁居到山东诸城。所以，我们说刘墉是今天山东人是没错的，对于这一点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里没有说错。

　　虽然刘墉的先祖投靠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对于清朝是忠心耿耿的，用“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家族，一点都不为过。

　　刘墉的高祖父，也就是他爷爷的爷爷刘通，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便已经考中了秀才。但是，当清军入关的时候，刘家率先归顺了清朝。在清朝急需用人之际，归顺了清朝之后的刘家逐渐受到重用。此后的刘家不但在历次的科举考试中接连得中，而且官运也逐渐亨通起来了。

　　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在1652年参加清朝顺治年间的进士考试，结果一举考中。从这一年算起，到1814年为止，前后162年间山东诸城的老刘家一共出了11个进士和35个举人。

　　刘必显考中进士后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而到了刘墉的祖父刘棨，则已官至四川布政使，相当于四川省省长；刘棨的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员外郎是什么呢，是朝廷的备选官员；江南学政，则是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

　　上述的荣耀还仅仅是老刘家亨通官运的开端，从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开始，刘氏一门相继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和“文恭公”刘镮之，这一家祖孙三公二宰相，成为名至实归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

　　其中，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最受清朝重视，官至内阁大学士、漕运总督、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刑部尚书、《四库全书》正总裁等要职，乾隆十九年（1754年）加太子太傅。他死后，乾隆皇帝赐其谥号为“文正”。

　　在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后都要由在世的大臣根据他一生的品行做出评判，并且根据这个评判给出相应的几个字，一般的大臣都是两个字。武将的第一个字是“武”，如岳飞死后的谥号就是“武穆”；而翰林出身的文臣的第一个字一般来说是“文”，而第二个字，就不尽相同了。其中，“文正”这个谥号是评价最高的谥号。

　　文正，按谥法的规定——道德博闻曰文（这里有个前提，谥号曰“文”的人必须是翰林出身，也就是必须在翰林院做过官），靖共其位曰正。也就是说，能够被赐予“文正”谥号的官员，生前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要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整个清朝一共有八位大臣获得这个谥号。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刘统勋居第二位，排在汤斌后面。

　　看到刘统勋这个名字，看过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的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来：这个刘统勋历史上还真有其人啊，而且他竟然还是“刘罗锅”的父亲！

　　刘墉的祖父刘棨曾官至四川布政使，他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入选《国朝循吏传》一书。《国朝循吏传》，是八卷本的《历代循吏传》中的最后一卷。《历代循吏传》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的著名大臣朱轼和蔡世远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其中最后一卷就是《国朝循吏传》。这里的“国朝”，实际上指的就是清朝。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康熙年间，正式出版于雍正七年（即1729年）。这两个人被雍正皇帝指定为其接班人弘历，也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的老师。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在当太子的时候通过他的老师的介绍，就已经很了解刘墉祖父的为人了。由此可见，刘棨的声望很不错。

　　刘统勋他们家的老祖宗，世代居住在哪儿呢？大概说来，他们居住在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那个时候叫做彭城郡，再后来叫徐州府。徐州府下面有个县，叫砀山县。但是，现在这个砀山县不归徐州了，已经划归安徽省了。砀山县有个大刘村，刘统勋他们家的祖宗在汉朝的时候就居住在那儿。所以，江苏人和安徽人往往会跟山东人争论，说刘统勋和刘墉是我们那儿的人！不过，我还是认为刘统勋是山东人。为什么呢？因为刘统勋的先祖早就搬家了，而且前后一共搬了三次家呢！

　　好好的怎么会搬家呢？我们还要从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谈起。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初建的大明江山，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有效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这一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上溯到明朝建立前的几百年，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流亡。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由于战争不断及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加之游牧民族政权采取了重牧轻农政策，使北方很多地区荒无人烟，民生凋敝。

　　蒙古贵族在中原统治了97年，虽然盛极一时，但不客气地说，在整个元朝各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大多数人“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此后，民众的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从1351年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在颖州起义开始，到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帝出亡漠北为止，元末兵乱长达16年之久。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灾和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这一切，都促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地、人相食”。

　　总之，以上种种原因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南部人口很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189万1千多人，河北人口是139万3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万零四百五十口，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臬和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

　　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约50年的移民运动的序幕就拉开了。从明太祖朱元璋于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

　　到了1370年的时候，按照政府的移民规定，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的一支，在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就从大刘村里搬了出来。

　　这里我要说一句，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的记载，应政府号召进行移民的应该是刘思源本人。但是，这个记载是错误的。它属于一百多年以后的追记，是非常不准确的。

　　他们搬到了哪里呢？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逦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即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那里的地形地貌，只见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像一只传说中的凤凰。看上去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那儿定居下来。后人为那里取名“喜鹊窝”。

　　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的刘氏众族人，就搬到了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当然，这在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

　　其实，从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搬到山东的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从路程上来说并不遥远。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域设置看，砀山县大刘村北面就是山东，东面就是江苏，它的西面就是河南，它自己在安徽的最北角，它这个地方是四省交界处，所以说老刘家搬到山东路程并不算远。

　　刘统勋的祖先就这样搬到了日照，其时是1370年。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作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记下了这么一桩刘氏家族的大事：“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我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到了明天顺年间（1457～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时刘氏先祖已故，葬在田家董旺庄北岭，留下刘氏兄弟五人：刘承源、刘思源、刘接源、刘续源、刘根源。

　　成化（1465～1488年）年间，刘氏兄弟五人面对兴旺的家族和日渐变得狭小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老大刘承源徙居安丘；老宅西移，改称草涧，老二刘思源迁移到从喜鹊窝向北约一公里处的大槐树北侧，搭盖草棚居住下来；老三刘接源迁居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居莒县。

　　后来，刘思源娶了本村张氏为妻，生下了“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八个儿子，1924年刘氏后代修建的一幢石碑证明了这一点。这幢石碑中记载，“始祖思源公……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

　　面对日益兴旺的家族，刘思源再一次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让他的八个儿子分开居住，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禧与刘思源留守故里。

　　刘福、刘禄二人同迁三庄刘家沟，刘寿迁到刘家庄，刘诗迁到大朱洲，刘书迁到莒县，与他的叔叔刘续源、刘根源会合；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后来刘厚的一个后代又迁居沂水卜全庄）。

　　刘思源病逝后，葬于老槐树底西北侧七米处。古槐树下有了人气，长势更加旺盛，枝繁叶茂。古槐高50余米，粗四搂有余。其中有一年，它竟没生一新枝新叶，村人都以为它枯死了，不料第二年却又生出新枝叶，很快又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村人甚感神奇，尊为神树。如果有人遇到不顺的事，便携老带幼前来老槐树下烧香磕头，祈求老槐树大显神灵，消祸弭灾，保佑平安。

　　到清咸丰年间，刘墉的后人选址于老槐树东北侧40米处，建起一座刘氏祠堂。遗憾的是，这棵千年古槐于1946年秋被砍掉了。

　　刘福后来因避匪率三子刘恒迁居诸城逢哥庄，将长子刘志干、次子刘志贞托付于刘禄。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现在，故里刘禧后人已是人丁兴旺，成为一个有3000多人的大家族了。清嘉庆十九年（1814），刘福九世孙刘墉逝世后10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衍14代，其家族已有822人。日照刘氏家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续上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所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于1751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250余年后始创家谱，并在凡例中说：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烬，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后来，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刘福的率领下又从日照搬了出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支单提出来说呢？因为，这一支正好是刘墉的祖先。

　　这次搬家开始的时间，根据日照刘氏族谱记载，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也就是说，刘福是在1465年到1487年间率领日照刘氏中的一支搬离家乡的。至于这次迁移完成的时间，根据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的记载，则是在明弘治年间，即1488年到1505年间。

　　有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搬个家还要如此费事，需要几十年？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考证，刘福率领家人开始搬家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487年，而搬家完成的时间则应该就在1488年——因为1487年正好赶上明宪宗朱见深病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即位，1488年改元弘治。因此，山东日照刘氏族谱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即刘福率领刘氏中的一支于明成化年间搬离家乡，而山东诸城刘氏族谱则记载说刘福于明弘治年间搬到山东诸城。

　　这样，刘墉祖先的一支就在刘福的率领下搬到了山东诸城逄哥庄（现属山东省高密市）并居住了下来，称为诸城东武刘氏。刘福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恒。后来，由于战乱兵灾，刘家族谱被烧毁。从此，刘氏族人对诸城以上刘氏家族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刘恒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刘玳，次子叫刘瑁，三子叫刘瑚，刘墉就是刘玳的后代。刘瑁和刘瑚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考证出来。刘玳也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思智。刘思智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通，次子叫刘远，刘墉就是刘通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