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郑和是明朝太监。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1371年 - 1433年），明朝太监  ，云南人，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一说本姓马，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人。中国明朝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入宫前经历不详。1382年，被选于宫中尚衣局训育两年。1384年，他经宫中指派，进入朱棣的燕王府从侍。1404年（永乐二年），郑和因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在第七次下西洋期间，郑和去世，时间约在1433年（宣德八年），骨灰葬于南京弘觉寺地宫，今南京牛首山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扩展资料

人物评价：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以其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郑和的军事才能，在靖难之役中即有体现。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先后指挥了消灭海盗陈祖义、粉碎锡兰王亚烈苦奈儿的阴谋以及生擒苏门答腊的苏干剌的战争。三次战役中，他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采取相应的战术，全部取得了胜利。

参考资料：

 大航海时代:帝国兴衰的缩影

　600年，作为明帝国首都的南京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庞大的宝船队七次从南京龙江关缓慢地驶入长江，借道太仓附近的浏河口进入波涛汹涌的东海，然而这些奠定了明帝国15世纪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动并没有使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海运城市而流传于世，仅仅在郑和最后一次泛舟下海后几十年，曾经宏伟的南京宝船厂就变成了荒芜河滩上的小作坊，宽阔的浏河入海口也逐渐淤塞。同样，当1498年达茄马带领他的小舰队到达东非时，当地的原住民对他们带来的诸如玻璃珠、粗呢等礼物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欧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为何明帝国的海上事业在最辉煌的顶峰突然衰落？答案似乎必须从曾经作为它诞生地的遗址中才能找到。

　宝船与奢侈的肮行

　相对于整座喧闹的南京城，位于南京滨江路与草场门大街的宝船厂遗址还算是一个静谧的地方，尽管遗址的门口已经打出布告，宣告即将把这里变成拥有包括南洋半岛景观群落、波斯湾景观群落，乃至明式水乡与小吃街的“郑和下西洋文化公园”，但除了一些在建筑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几乎没有游客来参观这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600年前的中国无敌舰队”诞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与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环绕着三座“作塘”，布满藻类的水面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已经淤塞的沟渠。然而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这里，而非那座位于西北，已经荡然无存的明代龙江船厂，才是制造那些犹如海上移动城堡般“宝船”的确切地点。“我从1959年就住在这里，从三叉河口到现在的银城花园，漓江路。有两公里长的地方都叫宝船厂。”新华造船厂退休干部杨斌对记者说，“清代管中山路这一带叫宝船滩，这里的老百姓以南为上，北为下的原则，将这里称呼为上、中、下宝船，直到民国初年重新规划南京时更名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实就是制造宝船的干船坞，在解放初期还能看到6个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个。宝船厂当年就处于长江岸边的河漫滩地带，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积在作塘两侧，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坚实的黄土，再次加固，经过夯打形成堤岸。”曾参与过2004年6号作塘发掘清理工作的江苏文史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对记者说，“这里应当可以制造相当规模的船只，因为6号作塘长为400米，宽是40米。1957年就在这里发现高达11米的大型舵杆，我们还找到了34处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台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残件。”

　考古发现是否能证明这些海上霸主确实存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夸大杜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坚称，早在宋代，中国就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而自 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它们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可达120吨。在设计上，船底变窄犹如刀锋一般，以便能够劈开海浪，从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运来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他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干船坞造船法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提及：“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从墩台和水深来看，宝船应为平底船。因为墩台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还有大约1迈克尔的台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业时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么这个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够，所以宝船一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成员季士家表示，“像福船这样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稳定性强，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滩上，作为陆地上的指挥办公场所。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满喇加，就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描述，最大号宝船的船体建筑包括头门、仪门、官厅、库司等建筑，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能当作一般的演义小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对记者说，“它证明了诸如曾经随同郑和出海的马欢、巩珍等人对宝船记载的确实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宝船完全可能存在过。宋徽宗时期为了出使高丽，造有6艘顾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笔记小说《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南宋时期洞庭湖杨么起义军所用的车船，可以达到三十六丈的长度。”

　在研究人员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到600年前在这片江岸上宛如好莱坞巨片一样的场景：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各省的能工巧匠，连同家属络绎不绝地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在永乐初年的鼎盛时期，大约有2万——3万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按照技能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厢大约一百户。另外还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运建材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在船厂中央，7座作塘中横亘着宝船巨大的龙骨，工人们在塘底先修筑以夯土为基础的墩台，在其上搭建名为“台架”的脚手架，然后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然后再以层层叠加的木板构成船侧板，桅杆则竖立在已经丈量好，被称为“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子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并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样的涂料也被覆盖在联结船板的耙钉与马蹄钉上，以免铁锈腐蚀木头的纤维。桅杆使用的材料是坚固的杉木，而船身则使用榆木和来自四川的楠木。较大的船只拥有四层甲板，最底层用来安置泥土与石块等压舱物，第二层则是船员的宿舍与货舱，第三层甲板则连接舱外的厨房与舰桥，最高层的甲板往往是士兵们的作战平台。当船只完成后，作口的门闸就缓缓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从而让宝船直接进入浩荡的长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并非一个随便的数字，官方长度的一尺，从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国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维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种——礼、义、廉、耻。在整个船队中，除了最大的宝船，还包括载运供品的八桅马船，承载给养的七桅粮船，和使团成员乘坐的客船。根据马欢《瀛涯胜览》与《郑和家谱》中的记载，全体人员包括品级不同的太监，户部与鸿胪寺官员，乃至医生，军士，通事，书算手，买办，共计26000——27000人。

　船队一旦开航，最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谙习水性，不畏风浪”的水手，他们用“牵星术”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准确判断船队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痦也”。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在《武备志》中保存的二十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四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至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成圆形的罗盘上刻有八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四十八方向的导航。负责这些复杂观测职务的海员被称为“火长”。这些经验丰富的首领海员还要同时担负起计算时间与航速的责任，在海船上，一昼夜被分为十更，每更大约是2小时24分钟，良好天气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是一更20英里，即每小时八节。这个速度无疑是这些大小不一的船只都能轻松保持的，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船队在海上航行时不可能保持《武备志》中复杂的密集队形，而很可能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

　从南京到浏河的见证

　马府花园坐落在南京太平南路东侧的马府街上，与街道上车水马龙的繁忙相反，在公园里，只有一些老人在荷塘边浓密的树阴下专注于琴棋与太极拳。作为南京郑和研究会理事，郑和第19代嫡孙的郑自海先生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这座曾经是郑和府邸的公园将被重新修建为郑和博物馆，“建文四年，郑和作为守备太监进入南京时，还用原名马和，因为他在靖难之役中，于北京附近的郑村坝立下军功，所以在永乐二年，才改名郑和。但是府第仍然被称为马府。”郑自海说。根据老人回忆，马府有72进房子，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南京时都被焚毁了，后来光绪年间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浙江人聚集的新安会馆，而郑氏家族就散居在南京，或迁移至苏州、常州，甚至祖籍所在地云南玉溪和昆阳。不过传说郑和全副戎装的云锦绣像，还有使用过的宝剑，仍然埋藏在马府街的地下。老一辈人都传说，这张画像上的郑和与史册中描写的一样，是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浓眉大眼，符合他有智略，知兵习战的个性。

　相对于这些传说，郑自海在近几年中最关注的是家谱的搜寻，根据家族中的记述，郑和的家祖是元朝的咸阳王赛典赤，全名为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尔，“赛典赤”的意思是“圣裔的贤者”。按照《元史》中的说法，赛典赤是归顺成吉思汗的西域 ，历任燕京路总管，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在忽必烈时代，担任云南行省政事，后被封为咸阳王，“明初沐英平定云南后，不许用胡姓，让所有 改为汉姓，所以分为十大姓，长子叫马速忽，就是郑和的直系先祖，迁到南京后，直到建国初期，每年初一，郑氏家族都要聚集在净觉寺，打开家谱，把新生的成员名字登上去。”郑自海说，“家谱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咸阳家谱》，明代史仲彬《致身录》中就记载有这本书，明确称‘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永乐中，受诏而行游西洋’。”遗憾的是，《咸阳家谱》已经在“文革”中散轶，踪迹全无，直到1990年，在十九世孙女沈郑氏的家中，发现了四块木板，盖过水缸，结果发现是《咸阳世家宗谱》的木刻封面。也证明了家族内部，关于自十世以下，就以“大尚存忠孝，积厚自流宽，蕃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二十字为排行字的习俗是正确的。

　相对于马府，另外两处见证了郑和功绩的遗址多少令人有些惆怅，从马府行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位于下关区热河路的南京静海寺，院落和建筑虽然宏伟，但却是1987年与1996年重修的结果，除了那块在厢房墙壁中被发现，记载了郑和率27000之众，乘坐两千料海船下海等只字词组的静海寺残碑和邻近天妃宫遗址中残留的“洪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惟一见证了600年历史的只有两块衔接房梁与支柱之间，刻有花鸟图案的“鹊替”。而距离它不远，由郑和监工，耗资250万两银子，动用了10万名夫役，从永乐十年开始历时20年才完工的大报恩寺更是片瓦无存。那座高达240英尺的琉璃宝塔，于1856年毁于战火，我们只能从著名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中领略它的雅致与优美：“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整座塔多彩多姿，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从南京出发，乘坐长途汽车沿高速公路行驶3小时，就可以到达郑和庞大船队的出海口，位于太仓东南的浏河镇，这里不仅是太湖的泻水道，也是浏河与长江的汇合处。在镇东南的河口，河面已经宽阔至百米以上，大大小小的驳船与拖轮在河面上缓慢地行驶。向导指向远方一处高岗说，那里就是明代烽火台所在“宝山”的地方。根据道光朝《刘河纪略》的记载，永乐十年，平江伯陈暄因“黑夜风雨，船多覆溺”，而奏请在刘家河海口东南建一座土山，在上方建烽火台，烽火台高三十余丈，以狼烟与烽火引导进港的船只，永乐一朝之内，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刘家河遂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作为见证，明代诗人陈升曾有诗《娄江夜泊》，描写当时海洋贸易的盛况：“古娄江上浪掀空，万斛楼船苇叶同，蜃气虚洋掩明月，尤雨度淮乘疾风。”从河口再向南20公里就是长江与东海交接的吴淞口，崇明岛的轮廓在淡薄的雾霭中清晰可见，在河岸一望无际的芦苇中，掩藏着望海亭的残基，季士家告诉我们，从元代开始，海员们都习惯出海前在这里烧香，请求天妃和其他神灵的保佑，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在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十六日立于刘家港天妃宫的《通番事迹记碑》上，讲述了他们在远洋中的“圣爱尔摩火焰”，这种常出现在暴风雨中树梢、桅杆、尖塔顶部的青色闪光，无疑是他们在出航时虔诚祈祷，从而使天妃显灵的标志，“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刘家港在海运停止，漕运兴起之后就逐渐废弃，清代初年《崇明县志》也有记载，说郑和宝船船大，难进浏河，而附泊崇明，说明航线由于逐渐停运而开始变窄。”浏河镇郑和纪念馆馆长刘咏说。到了清代，严如煜已经在《洋防辑要》中记述在万历年间，这里的港口已经被海潮带来的沙土所壅塞，“仅存一线”。港口的兴衰无疑是一个国家海运兴衰的晴雨表，15世纪初，明朝的水师还拥有3500艘各型的舰船，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岸各海岸巡检司，而400艘则集中在南京一带。但仅仅过了一个世纪，登记在册的船只就只相当于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小部分，其后的整整300年中，中国驶向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字只增长了一倍，最高峰时不过295只，载重不超过500吨。在位的弘治皇帝下令，民间修造两桅以上的船只即为死罪。在郑和的航海壮举100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苏州府志》再次提到了一批从刘家河登陆，来自海上的外来者，然而他们不是外国贡使，而是倭寇。他们登陆后，肆虐至昆山、太仓、苏州，屯兵和临时集结的乡勇在接敌后一触即溃，兵器火药与铳炮“半被掳去”，然后占据昆山县城作为巢穴达45日之久，从而成就了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此立下的赫赫战功。

　航海终止与郑和的命运

　浩荡的宝船队无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缩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蕴涵在繁荣之中：永乐十四年，大运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河道被疏浚，从而使作为国家税收命脉的漕粮不必再通过海道运输。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时决心迁都至北京，在郑和远航的同时，大约超过100万工匠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终于一场天降的灾难被不满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满的警告：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北京，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作为天子，朱棣不得不对这种警告有所反应，他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并豁免昔年受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取消了宝船船队的远航，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而且朝廷的国库现在几乎空虚。这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而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当成祖之子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刻对父亲的政策采取了极端的收缩：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从实际的立场出发。维持这个八方来朝的帝国代价巨大：大量进贡的外来奢侈品“番货”，不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加倍给予赏赐。在永乐九年，郑和船队初次访问满剌加后，以国王为首，总数达54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赏赐给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黄金百两、宝钞四十万贯、钱两千六百贯，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锦绮与帛。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库中供应朝廷的开支，很难作为流通的资本对整个经济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作为对策，朝廷不得不用这些“番货”来发放官员的工资。《明实录》中就记载，宣宗时，户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员领取苏木、胡椒来作为他们的俸米折钞，苏木每斤折合宝钞五十贯，胡椒每斤折合宝钞一百贯。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与苏木，3/10发米。

　在郑和的反对者中，最坚决的也许是重掌户部尚书一职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宁家。”而庞大的远洋舰队则被安置在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永乐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险和宫殿营建超过了当时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岁入的两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财政制度。1425年，当宣德皇帝即位时，作为朝廷流通货币，没有准备金与盈余的宝钞已经贬值为1/4到1/7，仅仅被允许用来交纳税课和赃罚。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田赋也开始不为国家所掌握，因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开登记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应当负担的“役”与“均平银”等具备累进税制，同样，由于缺乏现代性的统计核算制度， 也无从掌握那些脱离土地的户籍人口，结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税额不断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头上。在为建造郑和船队出力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频繁的海上探险而衰落。维持郑和宝船队所需的浩大开支与物资供应，常常是无偿供给或者从田赋中扣除，称为“役”与“办”。《皇明典故纪闻》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与楠木，分别每隔五年与七年征收一次，开支由军队卫所与里甲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分摊，然而地方 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或准备金来支付这项浩大的开支，只能分摊到田赋上，或者以库房中囤积的陈年货物来抵账。而在造船时，即便是像《漕船志》这样的官方文献，也认为官办工厂制订的营造标准过分苛刻。一条长十丈的运输船，官方制订的木料耗费大约是200“料”（10料为1丈），而民间标准则是官营标准的一倍，其他诸如油灰，铁钉与绳索等耗材也会相应增加。在顾炎武等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措施很难摆脱“暴敛”与“苛政”的名衔，然而他们并不明白各地的“提举司”与船厂并非现代意义上拥有预算、现金储备和会计制度的企业，船厂只负责指定工程标准，并将征集来的原料下发。而在船只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要卫所与工匠自行承担，从而使得官营工厂的工匠与卫所水军常常集体逃亡，以躲避这些不可承担的开支，这种现象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到了15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营手工业户已经逃亡了3/4，而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无力征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出洋，因为这些服兵役的军户很多并非自愿。根据大明会典，每一军户除开要出一男丁应军役，还要承担本卫所的其他征发。除了月粮一石，士兵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宝钞赏赐，从宪宗朝开始，就连月粮也已经开始被折支苏木和胡椒。这样就使卫所军士的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洪武朝广西官军定额为12万人，而到了孝宗时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约18000人。郑和航海下属官军，也来自南京之龙江卫、水军卫、金吾卫、锦衣卫以及太仓江阴地区其他卫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后，南京的兵部尚书就上奏折，称曾经跟随郑和扬威各国的水师已经蜕化为一批鹑衣百结的“狡谲诬赖”，他们“典卖旗甲，恣意横行，折干盗卖之弊，种种莫诘”。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东阳历史上的“包拯”——马光祖小考马 云 鹿 马光祖(1200～1273)，字华夫，又字实夫，赐号裕斋，封金华郡公，谥号庄敏。浙江东阳邑城西北隅(今东阳城区西街西花园里一带)人，南宋宝庆二年(1226)进士。从南宋著名学者、参知政事(副丞相)真德秀学。历任沿江制置使、江东转运使、户部尚书、知临安府(今杭州)、三知建康府(今南京)、大学士、咸淳三年(1267)拜参知政事(副丞相)、咸淳五年(1269)拜知枢密院事(佐皇帝执兵政)、以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的光禄大夫)致仕。 马光祖任官时，以公用器皿钱20万缗支稿军民，削减租税，收养鳏寡孤疾，兴学校，礼贤才，招兵置察。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免除前政亏欠钱百余万缗，罢减渔利税课，赐益于民。修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撙节费用，建平籴仓贮米15万石，又为库贮籴本200余万缗，发粜常减于市价，以利于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为政宽猛适宜，事存大体。建康(南京)郡民为其建生祠6所。在知临安府(杭州)时，时值岁饥，荣王府积粮不发，马光祖一连三日往谒，力促荣王开仓济民，得粮活民甚多。 马光祖一生，为军民造福，不畏豪强，体恤百姓，可与北宋名臣包拯相比。 南宋大清官马光祖的断案判词最有意思，大多数是诗词(歌谣)。在宝祐年间(1253-1358)，马光祖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时，不畏贵戚、豪强、庭无留讼。福王强占民房养鸡鸭，反状告百姓不交房租，示意地方官代他勒索。官司打到府衙门，马光祖实地勘验后，判决道：“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西湖游览志》)。 马光祖对贵戚如此，对读书人却是另一种态度。一个书生**进入所爱少女房间，被官府关押。马光祖一问案由，就出题《逾墙搂处子诗》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抑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一见，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结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三朝野史》元朝吴莱)。 马裕斋(光祖)知处州(今浙江丽水)，禁民捕(青)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将冬瓜切作盖， -1- 刳空其腹，实(青)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捕，械至于庭。(马光祖)公心怪之，问曰：“汝何时捕此蛙？”村民答道：“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马光祖)公追其妻诘之。乃妻与人通(奸)，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语门卒以收捕，意欲陷夫于罪而掘其妻也。(马光祖)公穷究其罪，遂置妻并奸夫于法。(《稗史》)。 以上案件只是马光祖一生中无数件断案中之几事，可以证实马光祖也不逊于天下闻名的包青天，在断案判词上，且有丰富多彩的诗词(歌谣)的文学体裁来表现，凭此方面，应略胜于闻名天下的“包拯”。马光祖也应称得上东阳历史上的“包拯”或称为名副其实的马青天。 在“武义新闻网”上(20051225)：“马光祖为武义人”，是何胜云先生的误证。笔者认为：据东阳马氏宗谱记：马大同十四世孙，马光祖生于南宋庆元庚申年(1200)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咸淳癸酉年(1273)五月十五日，其先祖俦(马大同八世孙，又名文达)从东阳松山(今东阳千祥一带)，居东阳邑城西北隅，至马光祖仍居西北隅。 据《东阳岘西杜氏宗谱》记：二世祖思诚(1206～1273)，字子谨，因侍任赘马之纯家居邑治西。又记：二世祖思诚继赘马之纯之孙女(马光祖姐妹)马府中。此处马府与马府园(花园)大致范围在今东阳城区东到西经泽巷口，南至张府前巷，西至中山路，北至西街。西花园里是今唯一与马府花园为留存之地名(里名)。据东阳马氏宗谱记：马壬仲与其侄马光祖先后从东阳邑城西北隅居东阳县仁寿乡(56都)马府。据《东阳紫溪邵氏宗谱》记：东阳紫溪十二世孙邵礼(生于1321年)尝为马府家栽花护园而得名为花园村。佐证元朝时马府仍名望与繁荣。此处旧属东阳县仁寿乡(56都)太师里。宋理宗(赵昀)御书“裕斋”为马光祖赐号，也因马光祖其祖马之纯赠太师越国公与其父马正己赠太师齐国公而得“太师”里名。马府花园(今东阳市南马镇花园·马府村)是后来才出现之地名。马府是东阳古代五府(厉文才刺史、何梦然太师、乔行简平章、葛洪太师、马光祖制使)之一。 马光祖之祖父马之纯与其父马正己以崇尚风水宝地之因，先后葬于武义24都宝岩寺(今武义县马府下村、墓区已毁)。此处应为马太师墓。而马光祖生前虽未赠过太师，也以风水宝地之因，御葬于武义县四都洪桥头福圣寺旁(今武义县熟溪街道福圣寺村后山)，其墓不能称为马太师墓、应称为马制使墓。东阳马氏宗谱记：购买山田五百庙以给福圣寺祭守，是东阳马氏族人购买之山田的。经笔者考证：今在马光祖墓处有一件石稀头部，正是南宋时墓兽之物。几百年以来至建国前，东阳马光祖后裔(含马大同后裔)一直去马光祖 -2- 墓前祭祖活动。 今由马大同后裔(武义籍)在新建的墓碑文记：马光祖，字华父，金华武义马邨(即马村)人，是误证。据武义《马氏宗谱》民国五年(1916)重修本记：始祖将军(实为东阳茂陵马氏二世祖马肖宗)、二世祖之纯(应为马大同十二世孙)、三世祖州同(只见于清代官职名称之中，武义马氏谱也记为官职)四世祖光祖(应为马大同十四世孙)。笔者初步认为此谱在清代修谱者之伪造之谱且马氏世系混乱。此谱中有一文《谨录光祖作吏部郎中梁膺传》，马光祖与“梁膺、字景李、同里人”。从以上史料可以佐证马光祖是东阳人，根本谈不上与梁膺为武义人或同里人了。此文也可能伪作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也是伪造之文。著名学者严佐之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认为：有的家谱，更不排除修谱者故作攀附之现象，笔者也认为：攀附之风古今都有，已影响到谱书之可信性。笔者又认为：马之纯等人早已葬于武义境内，马光祖也因崇拜风水，相中此处风水宝地而御葬于武义县福圣寺后山。 今位于武义县马村马太师庙，民间以祭祀马光祖是百姓崇神之活动，信徒们对马光祖一生为民造福的大清官崇拜，但民间之误传马光祖为太师。马光祖其父马正己与祖马之纯实为太师。 《宋史列传》中记马光祖为“婺州金华人”是误记，应为东阳人。其一：马光祖曾封为金华郡公、东阳县历史上属婺州、金华郡府管辖。其二：元仁宗(1312～1320在位)时，史臣袁桷提出搜访遗书，来补充《宋史》史料，其中有元朝国史院所存的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记载，悉皆遗缺散在民间的宋代史籍日就湮落，在宋朝末年时的史料残缺，就把马光祖为“婺州金华人”而误写入《宋史·列传》之中。 今存于武义马村的皇帝圣旨，赐马光祖之文书写得年代为“咸淳二年”(1266)与《宋史·列传》记拜马光祖为参知政事时间在咸淳三年(1267)，二种在时间相差一年，是否是原件值得商榷。在东阳市佐村镇溪北村马氏宗祠内，今存有马光祖赐号“裕斋”匾。笔者认为：东阳溪北村马氏与武义马村马氏应同属东阳茂陵马氏马府(防军)派之裔，且武义马村马氏应从东阳迁居，不是像武义马氏谱中《马氏源流》所记：马光祖独自累犯元朝被开庆皇帝(宋理宗，公元1259年)抄没易姓密氏子孙辈播迁四方、东阳安田(安恬)、葛府(误记、应为葛氏聚居地)……在此文中，有多处误记。历史上的马光祖为军民造福得罪权贵而罢官，后又官复原职，笔者认为：在东阳境内属马光祖国各地后裔的马氏村落就达20 -3- 多个，并分衍东阳境外各地。在元朝时马府(今东阳南马马府)仍名望与繁荣四方。武义马氏宗谱中的《碑记》一文源于《东阳马氏宗谱》。东阳马氏宗谱首次修纂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比武义马氏宗谱要早几百年是可信之史料。《东阳茂陵马氏宗谱》(2002年版)也记马光祖为太师等有几处有误记。东阳马氏宗谱除几处有误之处，应该是可信的史料。 在明代万历金华府志与历代东阳是志中记载：马光祖的出生地、进士出身，加上东阳马氏谱中的序文、世系，世传与马光祖的生卒日期等内容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马光祖葬地在武义不等于马光祖是武义人，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攀附。笔者还是认为马光祖应为东阳人。笔者也是马大同后裔，记得少时去上坟，家人提着灯笼，灯笼字号为“马·太师第”，因马光祖之祖父马之纯与其父子正己为太师而得名，东阳马大同后裔，灯笼都以“马·太师第”之号的。 马光祖家中，在南宋时出过三公、二太师与五进士，即赠马邦(又名定、字千里)太傅鲁国公，赠太师越国公马之纯并于隆兴元年(1163)进士，赠马正己为太师齐国公，马壬仲(马之经继子，原籍福建建阳，后入籍东阳)于绍熙元年(1190)进士，马光祖于宝庆二年(1226)进士，马润祖于淳祐元年(1241)进士，马光国于宝祐四年(1256)进士。 据道光东阳县志记：东阳邑城思贤(坊)为马之纯而立，在下金宅巷口(今东阳城区西街与西经泽巷口一带)，至元朝时思贤坊尚有马(光祖)制使祠堂(见清康熙《新修东阳志》)。 又记：东阳县“第一峰”，在县东八十里24都(今东阳三单乡与磐安县岭口镇)内，高八百丈、周十五里。宋宁庙当祷雨于此，甘霖浮应参政马光祖奏赐此名。笔者认为：马光祖是地地道道东阳人，且世居东阳邑城西北隅。也是东阳历史上的“包拯”与“马青天”。 史料来源：《宋史》、《辞海》(1980年版)，清《[雍正]浙江通志》、明[万历]金华府志》、《金华市志》(1992年3月版)。 历代东阳县志[明隆庆志，清康熙志，道光志(八年与十二年二种版本)，民国稿]《东阳市志》(1993年12月版)、《浙江省东阳县地名志》(1986年版)、《东阳市文化志》(1998年9月版)。 东阳《安恬马氏宗谱》清同治八年(1869)与民国六年(1917)等重修本。 东阳《茂陵马氏宗谱》清乾隆元年(1736)与民国甲申年(1944)等重修本。 东阳《茂陵马氏宗谱》2002年1月版。 东阳《西源马氏宗谱》清雍正八年(1730)等重修本。 -4- 东阳《西阳马氏宗谱》民国时重修本。 东阳《松山马大宗谱》建国前刊本。 东阳《下宅马氏宗谱》民国重修本。 东阳《松山马氏大宗祠会参祭谱》民国三十六年(1947)刊本。 东阳《岘西杜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等重修本。 东阳《紫溪邵氏家谱》清道光五年(1825)等重修本。 附：清代东阳人赵衍作《马府园》诗一首。赵衍，字湛卿，号心远，又号香沙。清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主纂清康熙《新修东阳县志》。马府园① 春风拂拂几畦蔬，闻道思②马氏居。人去罗浮空有梦，鲲飞神治已无鱼。茂陵③当日曾遗稿，学士④他年此式庐。往事沧桑君莫问，熏名犹自两朝书。 注：① 马府园：即马邦、马之纯、马正己、马光祖祖孙四代居住的马府花园。在东阳城区西街西花园里一带。 ② (xián)同“贤”字。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宝。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郑和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　郑和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　从永乐初年起，郑和按照明成祖朱棣的安排转向航海事业。　在郑和早期的航海活动中，郑和已在研究和分析航海图、通晓牵星过洋航海术、熟通各式东西洋针路簿、天文地理、海洋科学、船舶驾驶与修理的知识技能。　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亚洲非洲等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七次航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不仅显示了明朝国家的强大，也充分证明了郑和统帅千军的才能。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乳名三保。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人，圣裔（穆罕默德先知后裔），生于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的先世是西域布哈拉人，即元朝的色目人。元世祖忽必烈推翻南宋王朝，建立元王朝。元王朝部队于1253年，攻占了位于云南地区的大理国，征服了当地各民族，并于1276年设置云南行省，派郑和的先世——回族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统治云南。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为阿拉伯语音译，“赛典赤”是贵族的称呼，“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尔”是其本名，意为长寿。由于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治理云南政绩显著，深得民心，他死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咸阳王”。郑和的曾祖父拜颜的父亲（高祖）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第五子的长子。后来，郑和的祖父从母姓，改姓马。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和以长兄之长子马文铭为嫡，名郑恩来，字恩来，世袭锦衣千户侯，居南京三山街（今马府街）马府。郑和后裔至今已传21代。　另据，《郑和家谱》中的“马公墓志铬”，系永乐三年(1405年)，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写。铭文从郑和曾祖拜颜始叙其世系，祖父、父亲姓“马”，名哈只，其父马哈只有子二人，长文铭，次郑和，另有姊妹四人。关于郑和，家谱中说他“本姓马，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姓”。家谱还说他“以兄文铭之子立嫡，名赐”，说明了郑和作为太监而有后裔的渊源。家谱以郑和为一切祖，赐即二世祖。郑和后裔有两大支系，一个支系的后裔在江苏南京，另一个支系的后裔在云南，还有一个分支在泰国清迈。泰国支系是清朝末年，郑和第十五世孙郑崇林离开云南玉溪老家旅居泰国清迈，现有后裔三十多人，郑崇林主持兴建了清迈第一座清真寺，清真寺门楣上那块用纯金锻造的牌匾也是从云南用马帮驮来的。　南京郑和后裔的命名顺序“大尚存忠孝，积厚流自宽，藩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　由于出生于回族家庭的原因，幼年时的郑和已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郑和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郑和坐姿像

[1]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郑和本人也在航海时派遣一支船队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明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给带到南京，受阉，做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无论航行在什么地方，郑和率领的大明皇朝船队在当时都是唯一强大的、不可挑战的力量。　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1、箕子鲜姓：出自子姓、为殷商王族后裔。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得姓。

　　2、大禹鲜姓：（渝黔川谱）出自姒姓。武王赐我鲜姓，本乃夏禹之后裔姒氏，故居山西蒲州，始于安邦定国是也。

　　3、出自鲜卑族：（台湾网）鲜姓：在康熙字典解说，是鲜卑族演进而来，高市以前有位鲜明先生一户，据说大陆上鲜姓多在东北一带。鲜卑是由东胡分裂出来的一个部族。东胡被匈奴击破后，一部分退居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段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族一带山中)，因以得名。拓拔鲜卑是鲜卑中最著名的一支。他们世居于大兴安领北段嘎仙洞一带的大鲜卑山，开魏国（史称北魏）基业、是第一个进入中原而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其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对隋唐影响颇大。南北朝时期，中国第一次记载了鲜卑语诗歌《敕勒歌》，当时即被人翻译成汉文：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4、出自回族：宁夏新闻网 2004-11-18 19:27:54

　　回族中的鲜姓，据康熙年间撰写的陇西《鲜氏家谱》记载，先祖为西域回纥人，宋金以前迁入内地。其后裔居江浙一带，后迁往甘青宁。今北京、江苏、甘青宁的鲜姓是同一祖源。

　　鲜(Xian) (1)出自子姓，以地名为氏，西周初，殷纣王的叔父箕子受封于朝鲜，其后人以鲜为氏。(2)复姓鲜于氏，有的简为鲜氏。郡望：南安郡(今甘肃陇西渭水流域)。廉明多诚意公恕有循声上联说明代栖霞人鲜延年，官顺庆知府，廉明而寡欲，治理地方，都出自诚心。离开后，百姓都怀念他。下联说宋代灌县人鲜大年，官绵竹县令，办事公允，不畏豪强，凡有弊端，前任不敢动者，他都敢改变，被称为循吏。 姓氏由来：姓氏考略：风俗通义，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因氏焉。一云，蜀有鲜姓，系鲜于氏所改。郡望堂号：南安郡，姓氏家谱：涪陵鲜氏全谱，历史名人：鲜以儒。（3）武王赐我鲜姓，本乃夏禹之后裔姒是，故居山西蒲州，始于安邦定国是也。（渝黔川鲜氏家谱）

　　夏：禹、大禹 夏代开国的君主。颛顼之孙，姓姒氏，号禹。因平治洪水有功，受舜禅让为天子，世称为大禹。在位八年而卒，传位于子启，而开君主世袭之制。浙江绍兴有大禹陵。

　　商：东夷旁系商部落，商朝的开国帝王商汤 商汤，子姓，名履，灭夏后称为武汤。后代建立宋国，孔子即出於此姓 。

　　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纣王死。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有鲜氏也。

　　1：起源根据《风俗通义》，《古今姓氏书辩证》，《姓氏考略》，《中国姓氏辞典》等文献记载：鲜姓起源有二：（1）以封地为姓的姓氏。出自殷商子孙后裔，得2005年7月8日2005年7月8日﹎姓始祖是商朝纣王的叔父名叫胥余。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胥余曾授封于箕（今山西省太谷县东北）称为箕子（箕为地名，子为子爵）。后箕子对纣王的荒*无道经常提出劝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监视起来。周武王在伐灭商纣后，建立周朝，箕子的支庶子孙授封鲜地，遂以地名中的鲜字为姓，乃成“鲜氏”。（2）出自鲜于氏。朝鲜的鲜氏子孙中有鲜氏支庶子孙名仲，称为鲜仲，其采食地在于（地名）。其子孙遂将鲜和于两字合成为鲜于为姓氏，成为“鲜于氏”。鲜于氏的后裔也有为去繁为简，改为鲜氏的。如宋代四川有鲜龙，原来姓名是鲜于龙。可见，鲜氏和鲜于氏是同根同宗的一家子。

　　2：望族 据《姓氏考略》记载，为南安郡（在东汉时置郡相当于甘肃省陇西渭水流域此为鲜氏郡望，太原郡（战国秦置郡，地域在山西太原市西南，营西古城，为鲜于氏郡望。

　　3:堂号 鲜与鲜于氏，从朝鲜重归故国，自汉以后，便一直以河北的渔阳郡为繁衍中心，故以“渔阳堂”为堂号。一直到今天，仍然世代沿用着“渔阳”这个堂号。有地方以“敦厚”为堂号。

　　4：历史名人 鲜与鲜于氏，自汉代已展露头角，最早见于史册的是鲜于辅，东汉末渔阳（今北京密云县）人，初为刘虞从事，公孙瓒破虞时，率领州兵，迎虞子和与袁绍将军麴义共攻公孙瓒。后来从归曹操，为度辽将军。封都亭侯。西汉还出了一位名登于时的大孝子鲜于文宗，大学者鲜遂，著有《太乙保生论》一卷。 北齐一代忠义将领鲜于世荣（渔阳人），在后主武平中时积战功封为义阳王。后官至领军大将军。 唐朝有清廉著称的刺史鲜于臣绍也是一代忠良。 到宋、明、清代，成为名声响亮的姓氏。宋代的鲜大年，灌县（今四川成都市西北边缘）人，官绵竹令，治理政务，不畏豪强。处世公道，凡有弊端，前任不敢做的大年全都将它纠正过来，世称贤官。宋代著名科学家鲜于天，幼时能日诵千言，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他精通天文、历数、地理、方技。其学问渊博，为当时名儒争相求教的大学问家。宋代另一位贤官鲜于侁，四川阆州人，仁宗景佑年间进士，初为江陵右司理参军，神宗熙宁初，任利州路转运判官，升副使兼提举常平，时行新法，械捕贪吏，不私姻戚。苏轼称其“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是为三难。所推荐给朝廷的刘挚、李常等，后来都成为优秀官员。他精于经术，尤长《楚辞》、《诗传》、《易断》等。 明代的鲜延年，山东栖霞人，官为顺天知府，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为政治民，出自忠诚，对于教育他尤其注重。另有四川马府人鲜原，官阶州知州，也是卓有惠绩的贤官。 现代有爱国主义人士鲜英。著名评剧女演员鲜灵霞。著名矿山物理力学家鲜学福等，都是鲜与鲜于氏家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物。

　　赠鲜英（民主之家）

　　郭沫若

　　嘉陵江上有一叟， 银髯长可一尺九。

　　其氏姓鲜其名英， 全力为民事奔走。

　　以国为家家为国， 家集人民之战友，

　　反对封建法西斯， 打倒独裁打走狗。

　　有堂专为民主开， 有酒专为民主寿。

　　召集民主见曙光， 民主之家永不朽。

郑和是我国明代杰出的航海家，他在南京生活、任职近30年，一生与南京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南京有不少有关郑和的遗存，综述如下：

龙江宝船厂遗址

南京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地和启航地，郑和受命出使西洋后，就将大部分海船特别是大型宝船交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龙江造船厂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是当时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官办造船厂。

龙江造船厂所造宝船形体最大的，长约126米，宽约52米，可载千人以上。后来龙江造船厂规模不断扩大，向南延伸至今三汊河、中保村一带。目前南京已在宝船厂遗址上重建一座宝船遗址公园，占地约280亩。在遗址上由南向北并排列着船坞，每个船坞长约500米，宽约30米至70米不等，东端连接大道，西端通向长江，宝船造好后可自造船厂开船，从龙江关进入长江

在船坞的淤泥中，先后挖掘出不少造船厂的遗物，有残存的绞关木、铁锚、石臼等物。龙江宝船厂遗址公园将于近期建成，并于7月初开门迎客

马府街与郑和府邸

马府街位于今太平南路中段东侧和白下路东段北侧，郑和的府邸就在此，由于郑和原姓马，故名马府街。郑和府邸原来规模很大，到清代咸丰年间尚有房屋72间，后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

马府街北侧有一郑和私家花园，旧称马家花园，清末一度成为直奉会馆、新安会馆。南京解放后，该园荒芜，杂草丛生，游人罕至。南京市白下区政府于1953年对它进行整修，并起名为太平公园。

198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全国筹委会决定在该园东南角新建郑和纪念馆，同时将此公园改名为郑和公园。郑和公园占地224公顷，内建有郑和全身雕像、双锚亭、朱雀楼和刻有《明史�6�1郑和传》的石碑，园内还有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珍贵植物五谷树和西府海棠。

当年郑和远航归来和任南京守备期间，曾在此居住过。1983年曾在花园内挖掘出一批与郑和有关的文物，其中有“洪武通宝”铜钱和明初的陶瓷残片，有一件青花碗底残片中间有楷书“马”字的落款，可能是马府使用的标志。

天妃宫与静海寺

天妃在闽粤港澳台和东南亚一带又称“妈祖”，被尊为保佑航海安全的和平女神，传说天妃确有其人，本名林默娘（公元960-987），祖籍福建莆田湄州屿。郑和首次率船队出海，据说得到天妃神助，化险为夷平安归来，于是奏请皇帝，建宫封号立碑以示纪念。

南京天妃宫有三处，通常所讲的南京天妃宫是指“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今建宁路北侧，下关仪凤门外狮子山下。该宫始建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初八，由明成祖赐名，以纪念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平安归来。那时天妃宫殿宇宏丽，廊檐绘有海中灵异的巨幅壁画。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归来后，天妃宫内立起“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是明成祖于水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初六亲撰，记载郑和事迹和航海经历。此石碑是国内现存最大的郑和下西洋石刻，清咸丰年间天妃宫毁于战火，建筑无存碑尚完好，由于年久风化的关系，碑上文字较模糊，前几年已将此石碑移至重建的静海寺安放。为迎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天妃宫已在原址重建，第一期工程已于近期完工，并复制了天妃宫石碑。重建的天妃宫已于5月4日正式对外开放。

静海寺位于现下关狮子山西南麓，建造之初占地约30亩，有金刚殿、钟鼓楼、天王殿、祖师殿等80余间，郑和晚年一度在该寺居住，并将下西洋带回的一些奇珍异物供养于寺内。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更上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是在此签订的。

南京市政府1987年在旧址上重建静海寺，1990年被辟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1996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对静海寺进行了扩建，并铸造“警世钟”。今年为迎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对静海寺进一步扩建，6月28日国家邮政局将在静海寺举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邮票首发式。

现静海寺内石碑上刻有静海寺简介：“静海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系朱棣为嘉奖郑和航海功勋而敕建并赐额‘静海’，取四海平静之意。”

浡泥国王墓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首次率庞大船队，从南京出发开始了下西洋的伟大历程。既宣扬了明朝的威德，也促进了有关国家和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浡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王室成员150多人访问中国，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浡泥国王在南京游览月余，不幸染病，逝于南京。

1958年5月南京市开展文物普查工作，经东向花村农民提供线索，在乌龟山发现了匍匐在山阳的龟跌，在旁边草丛中有一段残碑，碑文已大部分模糊，但经过仔细揣摩，依稀可辨认出“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甚厚赐王妻”、“浡泥王去中国”等字迹。后经查阅有关资料，终于查清了一百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渺不可寻”的浡泥国王墓。随后又在墓前的水沟里，发现了另一段残碑，是神道碑的上半段。

净觉寺

净觉寺位于今升州路28号，始建于元代，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敕建，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扩建，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被焚毁。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在第七次下西洋（公元1431年）前奏请重建。明弘治和嘉靖年间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太平天国战火又毁，清光绪三年（公元 1877年）又重建。1957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拨巨款，将净觉寺修缮一新。

净觉寺初建时占地40亩，规模宏伟，仅大殿就有81间，从目前大殿周围留存的近十个石础来看，一般直径均在50至60公分。净觉寺经过历代的战乱和马路的拓宽，面积已大大缩小，现占地约为6亩。净觉寺有院落四进，礼拜堂一座，礼拜堂后有一面南京寺庙中最高的墙，系明代所遗。寺前存有一砖雕牌坊，上刻“敕建”二字，是保存最完整的一所与郑和有关的建筑。

郑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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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于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返回途中，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享年62岁。明宣宗特赐葬在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此墓实为“衣冠冢”（当时条件可能无法保存遗体）。

郑和墓于1982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墓为圆形土丘，高8米，有墓塘，呈马蹄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米。在198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时，按穆斯林葬仪，选用优质青石料，将墓砌成长方形。墓下有28级台阶，象征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台阶中又分为4层平台，寓意郑和七下西洋访问过近40 个国家和地区，每层平台有7级台阶，代表郑和七次下西洋。甬道两旁植有青松翠柏，立有重修的郑和墓碑，旁边建有碑亭和陈列室。

在郑和墓西边有一郑家村，相传此村落是600年前岁郑和下西洋的一支官兵，自愿为郑和守墓而形成的。他们原来并不姓郑，后来相约改姓郑，是没有郑和血缘的特殊“郑和后裔”。

郑和家谱

由于郑和身为太监，便以其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得以延续。南京是郑和后裔最多的地方，目前已有500多人，他们非常重视家庭伦理观念，修缮郑和家谱成为延续家族传统的重要方式。

南京的郑和家谱叫《咸阳世家宗谱》，原来有四部家谱传世，可惜历经沧桑，目前都下落不明。不久前在郑和第十八世孙沈郑氏家，发现了一块家谱木刻封面的残存，木版长56厘米，宽10厘米，厚12厘米，上部刻有一个“咸”字，估计残存为原物的1/4，它成为南京的《咸阳世家宗谱》现存的唯一实物，极具文物价值

　　在中国，陈姓是大姓，七千万的人口位居第五位，其中颍川衍派约5000万;在海外，五千万的华人中，又有“陈林半 天下 ”之称。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陈姓姓氏源流和迁徙分布，希望大家喜欢!

　　陈姓姓氏源流

　源流一

　出自舜帝姚重华裔孙陈胡公妫满，属于以先祖封地为氏。周武王将长女太姬嫁给满，备以三恪，奉祀虞舜。陈国始建都于株野(今河南 柘城胡襄镇)史称陈胡公，后迁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城关一带)，辖地最大时达十四邑，大致为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从胡公受封至公元前479年，楚惠王杀陈湣公为止，陈国共历25世，延续568多年。陈亡后，陈的分支仕齐的陈公子完的后裔于公元前386年取代了姜姓齐国，史称陈氏(田氏)代齐。

　陈姓出自姚姓和妫姓，舜帝姚重华的后裔。舜，也称虞舜，姚姓。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周武王灭纣以后，建立周朝以后，找到舜的后人胡公满，封他在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这个地方，建立了“陈国”。 子孙有以国为姓的，即成为陈姓的由来。

　舜在被选为尧的接班人前，尧为了考察他，让舜搬到妫水旁居住，所以舜的部分后代便以所居住的这条河为姓，为妫氏。 部分改姓的本姓是姚的族人后来有改回姚氏，部分没有改回来，便发展出其他姓，比如陈姓——《唐书·宰相世系》：部分又改回本姓姚的：舜裔33世嫡长孙妫满封于陈，至陈敬仲(陈完)仕齐，又改为田氏。王莽封本姓为姚的姚氏族人田丰为代眭侯，后丰子田恢为避王莽之乱，过江徙居吴郡，又改为妫姓，其五代孙妫敷，又改回为姚氏。从姚姓发展到妫姓，再到妫陈胡公满传至10世孙陈完，陈国内乱，陈厉公的儿子陈完怕株连自己，出奔到齐国，以故国为氏，称陈氏，后改田氏。到十代孙田和时，废齐康公而自立为齐太公，并受到周王朝和诸侯列国的承认。这就是 历史 上著名的“田代齐姜”。 公元前221年，齐王建时，齐国为秦所灭。齐王建亡国后，子孙纷纷改姓避难，舜帝一系又经历了一次大分化。田姓今在中华大姓中列第34位。齐王建三子：升、桓、轸。升、桓改为王氏，其后代即汉代王莽一族。轸奔楚为相，后迁入颍川(今河南长葛)。田轸复姓陈。自秦汉以来，由田姓复姓归宗的颍川陈氏一支，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显赫，繁衍极盛，播迁极广。前文已经叙述，从姚姓族人衍生出妫姓，再妫姓改姓陈姓、胡姓，部分陈姓再改为田姓。田姓族人再改为妫姓，其五代孙妫敷，又改回本族人最早的祖宗舜帝姚重华的本姓姚姓。至舜帝姚重华嫡裔69世嫡长孙西汉谏议大夫冀州刺史姚平为保舜帝正统血脉,避战乱而迁隐江南吴兴郡[今浙江省吴兴县]。部分田姓族人改为王姓。其它从从姚姓族人衍生出的姓氏没有改回族人最早的本姓姚姓的，便继续发展出其他姓。陈姓发展历程：舜重之以明德，自虞幕至虞舜，有近1500多年的历史，《韩非子》说：虞夏二千余岁。《国语》记载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虞夏商周四代是奴隶社会的顶峰的代表，华夏正统。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因舜帝生于姚虚而姓姚，其子商均生于妫汭而姓妫，《尧典》记，舜“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夏代虞后，虞族子孙亦姓虞，姓妫，姓姚，姓王，姓吴在夏代，有虞氏的首领虞思曾帮助禹的后代少康复国;在商代，《世本》宋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