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俏俏《 下面资料里有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兴衰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2）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生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3）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4）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5、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6、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与士族对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废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 身昔门下驺人路废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 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 移吾休让客。 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郑王庄村位于莱城东南19公里、里辛镇东北2公里处。位于棋山河，王庄河交汇处。全村总户数715户，总人口2230口人，均为汉族，耕地面积3451亩。农历逢二、七为集日。

据《郑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初年建村。传说春秋时这里曾是鲁国的一个边关小村，鲁国国君嫉贤妒能怕篡夺王位，将一姓郑的大臣贬到鲁国最北边的这个小村。一年之后，鲁国国君亲自到边关视察，见郑臣一心治理边关小村，无篡夺王位之意，于是，封郑臣为“大王”。他死后，百姓为了纪念他，将此边关村取名为“大王庄”。元末因战乱，村落时有时无。明洪武初年，河北枣强县移民来此建村，仍称此村为“大王庄”。后改成“郑大王庄”，简称郑王庄。

民国时期，郑王庄属颜庄区（四区），郑王庄为镇，辖郑王庄、石头湾、大庙、小庙、后朱山等五个自然村；1939年4月建成抗日民主政府，颜庄区分为9个乡，郑王庄为乡，辖郑王庄、东田庄、西田庄、北田庄、双口峪、双龙峪、黄金篮、黄崖、东峪、桃行、孙家岭等行政村；1940年，原颜庄区一带划为南冶、清泥、棋山、黄花四个小区，郑王庄属棋山区管辖；1945年10月撤销南冶区、清泥区、棋山区、黄花区，恢复四区原建制；1950年5月改为七区；同年底建立15个乡，其中郑王庄乡辖郑王庄、大庙、小庙、黄家洼；1955年10月七区改为颜庄区；1956年11月由原15个乡并为8个乡，郑王庄乡辖郑王庄、大庙、小庙、黄家洼、北田庄、西田庄、东田庄、双口峪、小官庄、潘家沟等村；1958年3月撤区并乡，将原郑王庄乡、棋山乡、里辛乡三乡并为郑王庄乡；同年10月，郑王庄乡改称郑王庄人民公社；1959年2月郑王庄、颜庄两个人民公社并为颜庄人民公社；1962年建立管理区，即郑王庄管理区；1964年5月将9个管理区合并为7个管理区，郑王庄管理区辖郑王庄、潘家沟、小官庄、北田庄、西田庄、东田庄、上口峪、黄金兰、双龙峪、黄崖、石头湾、孙家岭、桃行、陈家山等行政村；1984年改为颜庄力、事处，郑王庄划为小乡；1985年10月撤处并乡划归里辛乡，1995年10月13日里辛乡改为里辛镇，郑王庄隶属里辛镇至今。

郑王庄村附近有汶源风光区、钢城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棋山省级森林公园、山东巧夺天工红木博物馆、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有莱芜鸡腿葱、莱芜黑山羊、莱芜大蒜、莱芜花椒、炒木樨肉等特产。

我觉得应该从2个人物性格方面和政绩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而慈禧呢,“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说出这等话,就是窝囊自私之人,大清帝国当时有世界排名十六的北洋水师,而日本远远在三十二名,为什么会失败大清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原因就是大清帝国的大厦的宝顶失去了光辉!这个宝顶就是慈禧!为什么义和团运动会失败难道大清帝国的人口太少吗国力太弱吗就是她!是她的性格和信念(当然她也不是一无是处)总之是治国无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对内

二,对外

三,整顿吏治

四,治军

武则天（624~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之母，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创造了"曌"(读音"照"),这个字,意为"日月当空",并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武则天统治的前期，重用酷吏，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垄断高官的局面。定都洛阳。690~705年在位。世人据其尊号“则天大圣皇帝”称之为武则天（则，法则也，以为法则也。则天，即以天为法则，向上天学习，遵循上天的规律和要求的意思）。性巧慧，多权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生母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太宗称其为“媚娘”。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中肯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氏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太宗遂赐号“媚娘”。后结识李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忠贞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且太宗崩时，曾言“佳儿佳妇”，不应废王皇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等一些朝中奸佞的支持。后武则天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迫使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册立皇后后，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手脚砍断，醉骨,逼高宗逼死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 “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广弄冤案，天下森森，大量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无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贞观遗风之称的永徽之治结束。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 “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武则天，长子李弘因病去世，次子李贤被流放（后杀害），三子被废，四子待武则天登基后，改名武轮。

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这并没有改变门阀观念，只是武则天为了提高武的地位的一个表现。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绩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骆宾王写下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0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曌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武则天的每一项功绩都伴随着矛盾，正如林达先生所说的“每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在武则天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反反复复在变，如唐前期对她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比较正面；因为从唐中期开始儒学复兴，到南宋程朱理学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主导地位，所以从南宋开始对武则天的评价持续走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对于武则天的评价是：“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到了近代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人们又赋予武则天妇女解放的色彩了。

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CCTV《百家讲坛》——蒙曼说唐之武则天，也有一些记载。

慈禧部分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史以来皇后身后哀荣之最。是清朝政府腐败、软弱、无能、残暴的代表。1861年至1908年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太后是满洲镶蓝旗人，其家庭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玉牒(皇族家谱)记载是“叶赫那拉氏惠征之女”，有姓无名（传说为杏贞）。 乳名兰儿，故称叶赫那拉，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

叶赫纳拉氏的起源

据叶赫那拉·根正说：“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垦达尔汉，原姓土默特。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年），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禧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但仍把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慈禧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慈禧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慈禧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慈禧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慈禧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慈禧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慈禧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慈禧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慈禧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瑾、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慈禧、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入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慈禧起用恭亲王奕欣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慈禧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欣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慈禧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慈禧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慈禧、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慈禧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慈禧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事上谕”，实行变法。9月，慈禧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慈禧“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舒氏原籍江南上圳人氏，在颛顼时以舒子之国封舒鸠于舒城，赐以为姓，派发庐江，系传京兆平阳二郡由来旧矣。（现安徽有个舒城县）溯自先唐舒敬公乃元和八年进士及第，元舆其名也。字子敬，诏为驸马，六部大臣称为敬公，后未理国事，由江南迁江西南昌府进贤县岩门塘落业，数传至有能，生三子，长致和次致远三致达，自大宋真宗举孝廉，三聘我祖致和公，仰沐圣朝之恩，由兵部侍郎赐进士出身，先任长沙大理太守，后调辰州（郴州），致任遂未返籍，入溆浦（水边）。和公住阵堡湾，远公住大潭，达公居溆邑。三公传四世，至保归保临保达保誉，五世惟元惟新惟圣惟，传系归誉之后散居各省，嗣孙繁甚，继继承承。越元及明初，十有余世，干戈扰攘我鼻祖豫文，由黄州麻城县鸭子池芦篙坝河边黄潭迁徙来蜀，落业泸东安贤乡石马场，故葬镇脚山，始知鼻祖福泽大功德远，天相吉，人钟毓。八子皆勤俭兴家，诗书训后。长华国居？，次华廷居舒湾，三华堂住住居杨嘴，四华阳住石马场，八华秀住方山，华俊华杰华清居址无稽。前辈题有七言四韵以遗后人诗曰：江右始祖入泸阳，石马背上选田庄。云锦山前东见水，落泥滩上寄牛场。簸箕红豆分次序，镇脚祖坟荫八郎。年年拜扫蒸尝祭，我家子孙个个强。传至十六世，遭献贼之乱，谱牒失于兵灾，昭穆紊乱，尊卑混淆。诗句犹啧啧人口，幸舒氏之福未艾，长房有法礼法坤。三房有祈阶祈智，自遵义还泸仍归故里。豫文之后仍各守旧业。由明及清二十余世，考之寺墓，碑碣尤于家，乘残缺得其世系。倘不修谱志之昭穆紊也，班名淆也，安能敦宗睦族成一家之孝友乎，况镇脚祖山林已蓦售。魏氏族众构讼沭州，尊朱（讳）锡毂明断定边界。同族商议，若无碑谱，几为他族吞噬。因竖碑修谱以示不忘，且置山土粮业，以为拜扫之资，爰将我族来州原由及本朝回里祖先生迁卒葬宦学居址一一注谱，以俟孝子恋孙时时观览了如指掌庶识。鼻祖由来我族繁衍非惟江阳一郡而已，至永川富顺南溪永宁遵义皆我鼻祖苗裔焉。若州之列，胶庠入咸，均参典吏，登虎榜，固属寥寥，而后之阅碑谱者当思唐明两朝，鼎甲之盛，才人济济，震于当时，奋然步武前代，抑亦族众等，作谱之厚望也。予不揣固陋，因笔之谱端，以待后人参考焉尔。道光十有七年岁次丁酉花朝月吉旦泸阳二十三世嗣孙文生舒朝臣，字廷弼号凤冈（沭王，敬举），道光丙申秋，始祖墓山为他人所侵，赖州牧判定照旧规管业，因赋四韵：始祖埋光数百秋，金精相耀射斗牛。嗣孙罗拜守故冢，宵小窥探越鸿沟。张纲蜘蛛费巧计，高悬水镜照奸谋。先茔界定劳神父，世世苗裔宜培修。其芳步原韵一首：始祖流传数百秋，佳城久已卜眠牛。前人葬此贻茔墓，后嗣承来照界沟。不料狂徒贪吉穴，哪知犬辈助奸谋。宪堂断定钦神判，再嘱同宗好护修。蕙芳于新谱修成赋七律一首：坟茔界定谱当谋，访问家乘费搜冥。明代入川知本末，清时复业得源流。寒窗拈管昭穆序，暑夜挑灯族姓收。嘱咐平阳读书者，六旬甲届宜重修。 舒氏族谱序家有谱国有史，其义一也。则明是非，辨得失，彰善瘅恶而已。谱也者，自仁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亲等，而下之至于祢，终始相维，遐迩毕达亲亲也。亲亲仁也，而孝道行其间也。宋之中叶，泸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修家谱，规模次第，垂为令典。后世多遵行之。凡豫蜀之有谱者，咸自欧苏二家始。往往失于兵灾，其间学士大夫犹或纲罗于灰烬，而编氓之家辍，而弗讲者多矣。舒生洪鳌，游太学通晓大义。予尝过其家，则见诸父昆弟雍雍如也，鱼鱼如也。凡燕会尊卑有序，亲疏其间，知其世泽渊源，讲求轨物者素矣，因谱。予言曰，吾家先由江右入泸阳籍，原在州治之石马场舒坝，遭献贼之乱避兵黔西，谱失，世系无考，凯旋后，祈阶法礼诸公，由黔西而泸，复家于泸东之大湾舒坝，迄鳌已六世矣。时恐世远年湮，丁繁族众，远迩不齐，迁徙无定，名号任意而各立房分亦，因而无稽。谊属本支而反北，为同姓之说者心窃伤之，敢请序其巅末。予谓人生之初，始于父子一本也。嗣是而为会元来罤，为云礽为耳为涂人为胡越，则万殊也，由万殊而一，本则莫若尊祖，惟尊祖故敬宗收族，能收族则敦睦至，敦睦则祥瑞生，太和洋溢，翔洽无方。论者以谱属之，仁人孝子尽有确乎。其不爽者窃欢风之颓也，重声华昧大义，本一派也，而筚路蓝缕则曰非吾宗也，本疏逖也。而声施栾赫，则曰吾同宗也，甚至爪牙雀角讦讼不休，一室操戈，居然快事。唐太宗时，胡越一家叹曰：自古未有，嗟乎，今之骨肉仇雠，曾胡越之不若哉，何其悖也。所以泸陵之谱一视而同仁，眉山之谱尊尊而亲，亲彼

各个地方应该都会有约定俗成的表示亲热的方式吧，就像钥匙一样，一个称呼，一个手势，就能开启你与当地人的屏障。你若是身处江西，尤其在素有“中州清淑之气”的赣南，有一个很好地与当地人沟通的秘诀——亲热地称呼一句“老表”！可别小看这个似乎有些土气地称号喔，它在江西是拉近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桥梁，说不定好客的主人还会因此把你请到家里，尝一尝客家人独有的“擂茶”呢！而江西人自己也相互以称呼“老表”取代“同志”“老乡”等说法，朴实中平添一份亲切。

江西人对“老表”的青睐由来已久，最早的说法恐怕要追溯到图腾时代。据考，“表”在旧时多指木，如《宣公十二年》：“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杜注：“表，所指木。”而清江吴城遗址发掘清理出商代红土祭坛“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柱洞上百个，多成行排列或间有错叠。”这显然是江淮流域及江南展延区东夷族群原始崇拜物教图腾表柱信仰。在商中期到战国末“老表”就有文字记载。于是便有说法说“老表”本是图腾表柱的土俗语，是图腾印象在江西族群中的记忆残留。

这样的图腾溯源虽然能把“老表”的起源向前推移，但毕竟涉及到很多古代文献，历史考证的东西，能够理解并接受的人并不多。老百姓们更倾向于按今天的思维方式，把“老表”理解为姑表亲。但究竟是江西省的表亲呢，还是江西与相邻省份的表亲关系呢，这在传说中，又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有人说，“老表”的称谓是江西客家人为着适应陌生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倡起的。秦汉以来，中原汉人或被贬，或驻扎，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举族南迁，大都定居于关山重重阻隔的闽、粤、赣山区。土著人自诩为“坐地虎”，称客家人（即中原汉人）为“过山虎”。土客相争，夺田夺山，两虎相头甚为激烈。而彼此不同籍、不同姓、不同宗的客家人，便睿智地用“老表”这种似亲非亲、似故非故的称呼来加强与其他客家人的感情，以达到携手团结、同舟共济、患难相依的目的。久而久之，“老表”便约定俗成，成了江西客家人之间联谊，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亲切称谓。

另一种说法也关乎迁徙，却不是迁入江西，而是迁出江西，“老表”则是周边省份赋予江西始祖的昵称。历史原因恐怕在于江西纳入全国政治版图不算很早，秦代以后广州福建等省划入，地理位置才逐渐显露，但仍以农业为主，因人口过早饱和，江西人大都为稼穑耕垦奔走四方，多在穷乡僻壤之间。福建人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叫江西人“老表”；广东人也认为自己和江西人有着姑表亲缘；湖北则有传说，是当年湖北人曾被杀戮一空，后来是靠着江西的三兄弟迁徙过来，才得以传承，至今仍有地方存有纪念这三兄弟的祠堂；更多的还得数湖南人，在邹华亨先生的《湖南家谱简》中这样陈述道：“迁湘始祖多来自江西。现所见湖南家谱中,在缕述世系源流时,有60 %以上的家谱都称始迁祖在宋元明之际来自江西,特别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庐陵、吉水,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元末明初的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随后，苏、浙、皖、闽、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民谣便传出‘江西填湖广’的说法。现在，湖南人一讲江西人，多称江西老表，笔者茫然不知何意，鉴于湖南人的祖先多来自江西的历史渊源，姑妄释之：表，有表亲之意，指父亲姊妹和母亲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都称表亲；老，祖宗之谓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江西老表’，指江西、湖南两省人的祖宗存在表亲关系，是湖南人对江西人的一种昵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说法虽不得到大众的认可，却也颇有趣味，不妨颉之一二，以飨读者。

赣南是风水文化的发祥地，赣南客家笃信风水在地方志上也有载：“好谈风水，多惑形家言，清明、冬至改葬者纷纷。” “俗信风水，往往葬后十余年，自行开视，以验穴之吉”。 唐朝末年杨筠松避居赣南，开创风水“形势派”。有人便根据这些史实，判断赣地先人相信风水，同时为了在迁徙中便于掌握方向，江西人爱随身携带一只表，即古时的罗盘，因此被外乡人称为“老表”。

还有说法更玄，与张天师有关。众所周知，张天师擅长划符，即划裱。他曾“占得天下年熟三十七年，但人民多灾难。乃是皇王大帝旨懿，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下凡察看人间善恶，善者多传于人，免得一家灾难。若抄得一张与人免得一家灾难，抄得十张免得十家之灾。”他的符裱得到皇上的赞赏，民间便流传出“江西老裱”，后来才异化为“老表”。

不过，将“老表”一词传播开去的还得归功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史上，在朱元璋的本纪中有一段关于他与汉王陈友谅在江西的战争。陈友谅是另一支起义的首领，在战争初期，他曾陈友谅曾出动巨舰数十艘，把朱元璋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朱元璋带着残兵败将，慌不择路，狼狈逃命。朱元璋本人也身中数箭，伤势严重。幸亏当地乡民及时帮他疗伤，朱元璋这才很快的康复起来，最终东山再起，打败陈友谅，为统一全国、建立明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元璋为了感谢江西的乡民，应允他们说，将来自己若是发了迹，乡亲们只要说是“江西老表”，便一定会得到款待。果不其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没过几年，江西连年水灾，老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苦不堪言。乡亲们想起当年朱元璋的承诺，便当真到应天府去找皇帝。朱元璋接见了江西“老表”，问明了缘由，拨出大批银钱粮草赈济江西灾民。自此以后，“江西老表”便在全国各地传开了。至于到底是江西哪个地区的乡民救了朱元璋，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余干县的康郎山，有的说是庐山山脚，也有的说是赣南山区的南康县，总之各持一词，但都寄托了江西人对“老表”一词的深切情谊。

然而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一直都不得到后人的认可，他可以杀掉与他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生死将领，难道真的会在乎几个小小的“江西老表”吗？于是，便又有了另一种传闻。

话说1368年，朱元璋灭元，在南京登基做了皇帝。他手下的各路人马，纷纷人京向他朝拜和庆贺。他见如此多的人马一下涌人京城，不但住宿困难，自己也难于应付。于是赶紧下令，要各路人马按顺序进京。当他听说西南的一路人马日夜兼程，已达长沙府时，就急传口谕，命这支人马“在长沙歇息三天，然后听旨进京。”手下人听错口谕，误将“歇息”听成是“血洗”——“在长沙血洗三天”。皇帝金口玉牙，出口成旨，违旨者斩。于是明军在长沙府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杀得长沙十室九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见人迹。

却说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从江西那边“吱呀，吱呀”推过来一辆土车子，车子上坐着一美丽的少女，少女的身后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他稳稳地推着车，赶着路，出江西，过浏阳，一路来到长沙东乡，见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就在这里任下了，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直至百岁而终。

以后许多长沙人都视从江西过来的那对少男少女为自己的祖先；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无独有偶。驰名中外的陈毅元帅，当初在赣粤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时，同样与赣南老表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结下了没齿难忘的深情厚谊。全国胜利后，陈毅当上了元帅、副总理，当年和他在赣粤山区风餐野露、同床共眠的游击队员朱赞珍进京拜访陈老总。电话打进去工作人员不明来者身份不予通报。朱赞珍的犟脾气来了，怒发冲冠地大喊：“岂有此理！就说我是信丰的朱老表！”陈毅一听，赶紧吩咐秘书派专车迎接。两人相见，朱赞珍热泪盈眶，抬手捶陈毅一拳，亲昵道：“崽古头（意指带兵的人），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作田老表呢！”陈毅抱着他的肩膀说：“哪里哪里，苟富贵，毋相忘。老表同志哥，你瞧我陈毅是那号角色吗？赣南老表与我陈毅情同手足，恩胜父母，我岂敢忘怀！”60年代初，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的刘俊秀进京汇报工作，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道：“这位就是江西老表刘俊秀。”毛泽东呵呵笑道：“稀客稀客！呵，江西老表出了名哩。”

江西人喜欢自诩“老表”，外乡人也以“老表”表达他们对江西人的亲热和欢迎。也正因此，江西人对表亲自然而然地怀着一种潜意识的眷恋情感，尤其表现在对舅舅的尊重程度上，更是外地人无法比拟的。

其实，早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及父系氏族制早期，因性关系混乱，舅舅与外甥间便存在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和义务。舅舅作为甥儿甥女最亲的男性长辈，与姊妹一起承担抚养教育下一代的职责，年老后由甥儿甥女供养，职位（酋长，祭师等）和个人财产也由甥儿甥女继承。很多地方至今仍有“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系氏族制的残留，但在江西却有许多仪式把这一“尊舅”传统保存了下来。

就拿赣州的结婚仪式来看，外甥结婚，舅舅是上宾。在举行婚礼的这一天，还要由舅舅在厅堂的显眼处挂上一块木匾(现多用玻璃镜代替)，上书外甥的名号以及吉祥词语，在挂的时候，舅舅口中还需不停地念吉祥祝词，这一仪式称为挂号牌。

还有，客家人嫁女儿，都有送嫁的习俗。在送嫁的人中，最重要的是送嫁舅，也就是新娘的弟弟（一般是最小的弟弟），这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如果没有亲弟弟，就要请与自己最亲的堂弟去。送嫁舅的任务是给姐姐拿钱袋子（过去是抱钱箱子）。新娘在出嫁前要向父母及亲戚朋友哭嫁，哭嫁所得的钱就放在这个钱袋子里。按照客家人的规定，新娘出嫁时身上是不允许带着娘家的钱出门的，于是只能让送嫁的弟弟拿着钱袋子。送嫁舅是嘉宾中的嘉宾，贵客中的贵客。新郎要对他特别敬重和热情周到地服侍，不敢有任何的怠慢。送嫁舅不会同时和姐姐进男方家的门，新郎新娘拜完天地后，新郎家要吹吹打打去门外迎接送嫁舅，同时还要给送嫁舅一个大红包。有的送嫁舅比较调皮或是想多捞几个红包，总要在外面磨磨蹭蹭捱上很长一段时间。送嫁舅进门后，新郎家要立即端上一碗满碗给他吃。此外，新郎要想拿到钱袋子，又要包上几个红包。开席的时候，男方家要进行安席的礼节，毫无疑问，送嫁舅不论年龄大小，是要坐上席的。安席也要吹吹打打，放鞭炮，有的送嫁舅在这时会躲藏起来，新郎左找右找找到后，又要包红包他才会入席。闹洞房的时候，送嫁舅一般会陪伴在姐姐的身旁。等夜深人静闹洞房的人散去后，有的送嫁舅特别是年幼的送嫁舅会赖在那里，不肯离开，说要同姐姐睡。这时新郎又要费一番心思，采取软硬兼施，用红包引诱等办法，把送嫁舅哄走。此时，不管新郎和男方家人的性子多么急，脾气多么躁，都会忍耐着。充分表现出江西人在对待舅方的态度上丝毫不敢含糊。

而且，每逢摆酒席，每张八仙桌上，只要有舅舅，都是必须坐上席的。这种表亲关系是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的。

江西人就是这样可爱地真心喜欢着“老表”的称呼，并热情招呼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身体力行地充当好全国人民的“老表”角色！

简单地说，宋代的典卖制度是宋代所实行的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入户交易田土，投卖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使宋代对典卖的法律调整有所加强。自宋代以降，对土地、房屋等的典卖规定须向官府纳税和订立书面契约，在典卖活动中以法律维护家长的特权。同时在《宋刑统》和许多皇帝的诏敕中，明确规定严禁一物两典，违犯者“准盗论”，用以维护典权人的利益。

附：两宋时期的典权制度

自两宋起，土地的买卖已完全合法化，因而典卖土地至宋代已开始普遍化。这一点可以从陆游：“新寒换典衣”。以及戴复“丝未落车图赎典”的诗句中得以证实。因而对两宋时期典卖关系的研究应是很有价值的。本文将从三方面对两宋时期有关典权的特点作一概述。

首先，从立法原则上看，宋代有关典权的法律大多以侧重保护典权人的利益，兼顾保护农业生产为宗旨。比如，《宋刑统》规定只有典契“证验显然者”方许收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同时，严禁一物二典，否则“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人已钱数，并准盗论，不分受饯者，减三等，仍征钱，还被欺之人。”如无力偿还，则勒令典契上署名之中人、邻人共同赔偿，而典当物仍归第一典权人。很明显，无论是在收赎时，对文契真实性的严格要求，还是对重复出典的禁止和赔偿性规定，其最终目的不外乎保护典权人的利益。这种对典权的保护与宋代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当然对于典权人的保护并不是无任何限制的。天禧四年就有诏令：“其田庄因平渍吞并典质者，许元主收赎”（《长编》卷九五）。该诏令的用意便在于保护农业生产。

其次，在不动产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上，宋代首次规定了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这一点在典权发展的历史上尤值关注。因为在宋代以前出于维护宗法宗族制的考虑，历代多规定亲邻的优先购买权。北宋归纳总结了前世的经验，一方面在《宋刑统·户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中规定了亲邻优先购买权；另一方面还规定在典卖后若再绝卖，必须先问典权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雍熙四年权判大理寺殿中待御史李范言：准刑统应典卖物出，先问房亲，房亲不要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若亲邻着价不尽，亦任就高价处交易者今许。敕文止为业主初典卖与人之时立此条约，其有先已典与人为主，后业主就卖者，即未见敕条。窃以现典人已编子籍，至于差税与主不殊，岂可贷卖之时不来询问，望今后应有已经正典物业，其业主欲卖者，先须问现典之人承当，即据余上所值钱数，别写绝产卖断文契，一道粘连元典并业主分文契批印收税，付现典人充为永业，更不须问亲邻。如现典人不要，或虽欲收买，着价来至者，即须尽时批退。”这一奏言得到了批准，从而使宋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的法律规定更加完善。

最后，由于宋代立法上注重对典权人的保护，而且也认可了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因而造成在实践中，典权人在出典人回赎时的阻拦刁难，从而以图谋取贫人之产业。对此，《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载胡石壁判《典主迁延之务》案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当职观所在豪民，图谋小民产业，设心积虑，皆是如此。当务开之时，则迁延日月，百般推托，或谓寻择契书未得，或谓家长外出未归。乃至民户有词，则又计嘱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转数月，已入务限矣。遂使典田之宗终无回赎之日。”虽然宋高宗绍兴年间开始允许入务后也可以受理田宅诉讼。但问题是官司虽然受理了，但也难保佃户得胜。除了以推延时日外，典权人还故意在出典土地上大兴土木，进而要求出典人回赎时除支付典价处，还得偿付树木价款，从而以此逼迫农民放弃回赎，最终达到侵吞农民土地的目的。对此，北宋中叶作出了有利于出典人的规定。依《宋会要辑稿》食贷六三载：“天圣人年知坊州扬及上言：‘民马固状典得马延顺田，计钱三千。后栽木三百（？），原契每根赎日理三十钱。臣详显：是有力百姓将此栽木厄寒贫民，占据地土，岂可原典六千，赎田之日却理钱十千？从祖作 ，邀勒贫苦，永不收赎。如不止绝，恐豪猾人户转侵孤弱，竟生词讼。自今后如典地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这种做法，虽然从公平和效益角度看，并不可取。因为典物上的增值物，出典人收赎时，若不能收割或挪移，那么应当由出典人继受，（毁损它是不经济的），从而也应给典权人以相应补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若作如此规定，则很可能使典权人故意在典物上添附，进而高价索赎。因而后世有关典物回赎的立法大多沿袭北宋的做法：规定回赎仅以典价为限。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中国东汉后期至南朝末年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 ，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