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夙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清末民初无为州城（今无为县城无城镇）人方澍，字六岳。清末民初时期在安徽颇具影响的诗人。方六岳生于无为县福路口铁匠岗张村。（亦有传后成长于无城南园）少有才名。自记事后，目睹清廷腐败、列强入侵。方六岳怀着一腔爱国之情，发愤读书，力志报国。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举人，名震乡里。曾任李鸿章幕僚，兼东馆塾师。后外放浙江盐政大使。仅一年即辞职，后从教，在紫蓬山（今属肥西县）坐塾。民国后任中学教员。善能文，尤工诗。攀着直插天耸的银屏万级石阶，迎着青色的天空，面对远处无为城西南隅的芝山，北对万里无垠的巢湖。由龙兴寺地藏殿想到青阳九华山之金地（西方，我国五行之说中，西方属金）藏，进而感到此佛教之地生来赋有的智慧和业缘，应为礼种“优昙”（梵语，无花果树一种，意为瑞应或瑞花。见《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修慧业之地。于是兴然撰联：“万磴耸空青，面芝阜，背巢湖，天插银瓶横北斗；九华浮远翠，礼优厚，修慧业，佛居金地比南山。又由此而感故国已去，国体变更，尘寰沧桑、六道轮回，复撰联：问故国、几经沧桑，扰扰尘寰，尽消受、一龛灯火；叹众生、无边苦恼，纷纷来去，最分明、六道轮回。”

途经白湖时，晚清后桐城派诗人方六岳有《白湖即兴》诗云：“长湖逐浪白鹭鸣，渔翁撒网网清明；岸上农妇镰金谷，一湖春秋一耕耘。”寄托了诗人对清平世界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

方澎归居故里“绣溪草堂”,后被推为劝学所长,服务桑梓,直至谢世。其诗文现存有《濡须诗选》、《岭南吟稿》、《紫蓬山志》、《巢湖志》等。刻苦砒砺,博览群书。除了学习传统文化外,他还刻苦研究西洋学术文化,探讨富国强兵之策,推崇学以致用。且喜读西欧文学作品,以了解异国风土人情,历史掌故。 在读万卷书的同时,方六岳还遍历名山大川,广交南北贤达。与《三字经》注家李丹叔、两湖名家《书目答问》著者张之洞、陆兰孙以及《廿四史演义》和《幼学琼林》等书作者蔡东藩等,交往甚契,时常把酒论国是,鸿雁递家常。 晚年积极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始终与进步人士保持接触。1913年3月中旬,客寓安庆期间,曾与陈独秀、方伦叔、徐铁华等,时集“饮酒阁”长歌赋酬,纵论国计民生。当时无为县有方六岳、卢乐山、程幼伊、卢秋浦和李从龙等,号“芝山五子”，经常聚首唱和，切磋诗艺，增进学识与友谊，声名传于省内外。

方六岳曾在清末本城塾师汤左廷门下受业。在老芝城景福寺中有汤左廷所撰楹联：“结成香国因缘，几世从修，还本来面目；参破禅林法界，一尘不染，现真个头陀”。（注：香国乃佛国名。据《维摩诘经》载，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界一切以香作楼阁，经行香地，苑园皆香。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

方家世代书香,方后高谨遵祖训，有儒雅之风,又宅心仁厚，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不改初衷,在右派难友中广受尊敬。方后高 （1933年生于无为县）谈及曾祖方六岳，为清末孝廉，名诗人。当时清朝名将聂士成在山海关下修一茅亭，欲求一副能与山海关匹配的楹联，方六岳得知后，即撰“题山海关聂军门士城新筑茅亭联”：“乘三军讲武余闲，莳杂花数本，种寒菜满畦，天末唱刀环,九塞澄清靖桴鼓；是万里长城尽处,坐辽海高峰,问秦时明月,樽前语羌笛,一亭春好占榆关。”同乡重臣李鸿章曾来山海关，嘱随从幕僚，各拟一联以进，均不惬意。忽见方六岳联，喜甚，尤为赏识，乃赠以三百金。李鸿章听说作者是无为人，更有同乡之感，于是一回京即派专人礼聘方六岳至其府邸担任其长子李伯行的塾师。六岳后人每津津乐道其事，知不虚妄也。此联一出，即传遍天下读书人。被名报人严独鹤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名联。儒生方六岳被李鸿章誉为“皖城狂生”。方六岳在李府教书几年，因看不惯京中恶习，坚辞教职；又因李鸿章爱才心切，荐官浙江盐务史，亦不习惯官场迎来送往，终负笈归里，择地无城绣溪西畔，建寓所兼塾馆名“绣溪草堂”，自号“绣溪遗叟”。

“浮翠山房”过去就在县城西南隅，绣溪公园南侧，是方澍的故居和塾馆。原建筑今部分犹存，但已成民宅。有花厅、学屋、屋室，皆有方澍自写楹联。花厅联“浮云苍狗，譬时局以翻澜，泡影幻乾坤，我自忘机羡鱼鸟；翠黛妆螺，衔远山兮半角，绣溪好风月，天开美景赛蓬瀛。”意说，白云苍狗时局乱，翻滚波澜虚幻机，泡影无情俗浮尘，自鸣忘扰赏虫鱼。忘却计较巧诈心，自甘恬淡无争与。青绿翠黛芝山影，螺形山峦蓬瀛徐。因为花厅住室走廊微小，有狭长而低的坐卧用具。花厅一壶酒，高歌引长啸，方澍不免花厅自鸣联“半榻隐城闉，每从杯酒余闲，数世界名流，我辈是如何人物；一庭好花月，且喜尘氛不到，尽草庐歌啸，此间有无限风光。”

花厅的侧边就是方澍教授学生之处，即塾馆，楹联“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倒樽前。”长江上游，从四川奉节县至湖北宜昌市一线，重岩叠嶂，无地非峡，就其中最险者三处，称为“三峡”。三峡所指，历来说法不一，历代说法不一，今以矍塘峡、巫峡、西陵峡为三峡。方澍性情好癖，闲云野鹤，特立独行，吟诗作对之孤鸿世外人。遂自联云“此地独少佳趣，但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便是天然诗料；先生果何许人，有世外孤鸿，云中野鹤，也能状以癖情。”

方澍的居室有他自写楹联“学仲蔚、小隐蓬蒿，任他蛮触纷争，好将蠹简作田，管城作耒；缅陶潜、高居栗里，听彼风尘扰攘，只得裁花为服，剪叶为冠。”明代俞允文，字仲蔚，年十五，作《马鞍山赋》，长老异之。嘉靖中为诸生，年未四十，即弃举子业，专力于诗文书法，著有《仲蔚集》。晋代大诗人陶潜，字渊明曾居住在今江西九江市的南陶村西之“栗里”。《庄子·则阳》中有“蛮触纷争”典，指由于细小之事而引起争端。“管城”是笔的别称，亦作“管城子”，曲出韩愈《毛颖传》。“耒”为原始的翻土工具，形如木叉。风埃昏暗世污浊，归野陶潜避纷尘。不为细小引争端，隐学仲蔚诗书宁。后来，在浮翠山房的厅堂里，悬挂有清末无为才子丁菊痴挽山房主人方澍联“忆公跌宕少年扬，长揖傲王侯，豪气博、台海榆关以外；惟我独深文字感，骚坛失诗伯，吟魂恋、芝山绣水之间。”（《挽方公六岳联》）方澍曾在台岛及渝关一带做过官。榆关一在河南中牟县南，一指山海关。行为跌宕无检束，诗坛诗伯领骚坛。后王鹤天也有联“一代诗名侪五岳，十分春色到双溪。”

塾馆开学后，本县、邻县青少年慕名投其名下的络绎不绝。方六岳治学严谨，注重学术、品德与气节的教育，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故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中尤以后被胡适称为创办中国白话报的“开山老祖”的李辛白天资最为聪颖，勤奋好学，因而特别受到方六岳的钟爱。一日，方六岳将自己的旧作《绣溪歌》抄给学生阅读：“澄波起夕阳，一碧风波荡；毂纹细细生，水禽没浅浪。划然双镜平，小桥通溪涨；挥手送斜阳，坐邀明月上。月光倒水长，玉蟾才一丈；溪边老圊家，开门对溪望。”李辛白拜读之余，深受感染和启发，遂作《呈六岳师》一首：“轻烟漠漠雨疏疏，如此湖山画不如。添取草船环翠阁，人间哪必有西湖。”方六岳看后十分欣赏，定为范诗，叫学生传诵。

戴扶青（1908年生于无为）少年时得宗祠资助，曾在县城晚清举人方六岳门下读书，学成后在当地办乡学。

原“清代无为州衙”（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始改县。原址在二府地，即原大江**防火墙和老城中心菜市场一带。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兵燹，旋即在十字街东重建。抗日战争中被毁，现在的无为饭店东部即为原址。）曾有方澍撰赠新任知州章维藩之联：“地重米襄阳，至今绣水清泠，如见冰心映秋月；家邻包孝肃，共此巢湖灌注，须教铁面带春风。”米芾是襄阳（湖北襄樊市）人，故世称“米襄阳”。米公祠现国中只有两座，另一座在米芾故乡湖北襄樊市樊城西南隅。宋代米公祠及宝晋斋中所藏，早已俱毁。现存建筑是清代在原址六亩田畔重修的。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在祠内建成图书馆，由县劝学所（相当于教育局）所长方澍兼任馆长。一九四九年后图书馆有扩大，后米公祠即在图书馆大院内。近年米公祠又加修缮扩建。一九八一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3年，乡人公推方六岳因为桑梓文化教育效劳之力，就任劝学所所长，不久组织参观团往江浙观摩，次年在无为首设图书馆为民众服务。

无城西门内有个“刘园”联：“垂柳碧胡鬖鬖，庭院日长消宿酒；曲桥红艳艳，园林春去惜余花。”（鬖鬖下垂貌，行吟扶手杖。杯酒醉心绿，隔夜犹酒意。）为方澍所撰，是刘体乾的公馆和花园，通称“刘家花园”。刘体乾，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之侄，曾任海关道，雄于资财，当时称“西刘”，与其叔“东刘”，并称无城“二刘”。园于抗日战争中废毁，原址今为县汽车运输公司所在地。 1926年，北伐军团长陆学文来无为拜方澍为师，住西门留园，后得上峰密令，将前清四川总督刘秉璋在无为刘公馆家藏《古今图书集成》四千余册，命士兵用大布袋捆装，劫往上海。消息付出，无为地方人士一致要求方澍出面打电报追还原物。不久陆学文复电，允许作为私人礼物归还。方澍遂派高子钦去上海领回，陈列于县图书馆之内。

1926年3月，方澍七十寿辰，由王鹤天、李辛白领头发起为方公祝寿。李辛白此时任北京大学出版总主任，特地从景德镇定购寿碗一千只作为寿礼。该碗底部打一“寿”字，外面印有李辛白书的“古稀大庆”四字，下署“民国乙丑年年小阳日蟺绣溪夫子七十千秋赠品——受业李辛白敬献。”寿诞那天，本县、邻县及远道而来的祝寿学生四十多人，宴罢都赠给寿碗作纪念。

方澍寿诞前夕，方府根据民风土俗办了五桌“暖寿”酒。开席前，方澍端坐上方，诸学生行了叩拜托。礼毕，李辛白临时提议王鹤天（1879—1943，早年名活天，后名鹤天，字汝通。祖居无为城里，父鼎臣，执教塾馆，为人刚毅正直，素为邻里称颂。王鹤天幼时随父破蒙，颖悟过人。青少年时代立雪于古文学大师方六岳门下，受到方公道德学问的良好熏陶，奠定了学识和品格上的优良基础）献寿联。王鹤天略一沉吟，即脱口而出一联《祝六岳七十大寿联》：“一代诗名齐五岳，十分春色到双溪。”顿时赢得满堂喝彩。

1930年1月，方六岳不慎感受风寒，病生逝世，终年74岁。此后，李辛白经常前往草堂看望老师遗属。李辛白曾作《过先师绣溪草堂》诗：“绣溪溪畔柳丝丝，人去堂空燕子知。一路斜阳半城水，白头谁与话儿时？”

无为米公祠“拜石亭”即为晚清浙江盐运使，甲科举人方六岳手书，尔今亭虽不存而亭匾尚在。（注：米芾知无为军期间（900多年前），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勤于书法，酷爱赏石。米芾离任去世后，后人为纪念米公，于米公军邸的米芾的书房“宝晋斋”故处建造“米公祠”，将“石丈”立于“墨池”南侧。徽宗南渡，“米公祠”毁于兵燹，“石丈”没于土中。时至清朝嘉庆年间，朱君麟将“石丈”移至公廨（官署），并建“拜石亭”一座。三字。）

清代庐江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中《李太白酒楼联语》：

昔登太白酒楼，见一联云：“我辈此中惟饮酒，先生在上莫吟诗。”叹其运化之妙，云云。语见嘉兴吴澹川明经文溥《南野堂笔记》中。声木谨案：此联不特语妙，实亦阅历有得之言。无为常曙东茂才师必森告予云：“光绪某年，同邑方六岳孝廉澍，偕友人七八人，应江南乡试，阻风采石。燕子矶上有一寺，中有一楼，专供奉唐李太白神位。孝廉偕友人登山入寺，放言高论，又平日自负诗篇书法皆佳，自携笔砚往题。适寺中有新垩之壁，题诗其上，墨渖淋漓，字大如拳。诗后复有记，谓千载后必有知音者。寺僧心虽甚恶之，然无如之何也。不意正笔飞墨舞之际，忽一老僧自后出，睥其诗字，笑谓之曰：‘方先生自谓诗佳，无人能识，我想太白先生在上，必能识得先生诗也。’孝廉闻之怫然。同人皆谓无故受僧人揶揄，共为不平，终亦无如之何也。”云云。乃知太白酒楼一联，真不为无见，诚唤醒痴人之妙谛也。

在无为季氏宗谱《先大父云亭公行略二十世》涉及“邑中孝廉方君六岳”：

大父云亭公，讳光义，即焕。柳塘公次子也。幼勤学，不荒于嬉，乡先辈无不以大器目之。成童后，丁母艰兼遭兵燹，遂弃举子业，佐曾祖治家务，先意承志，族党以孝称。公昆仲三人，伯大父早世，与季大父同居，友于甚笃。析爨时，房产器具悉听自择。有卜式风。公自有恨书未成，严庭训。虽避乱他方，寄身檐下，犹携吾先考口授之，先考始获早年入泮。同治初，我族续修家乘，众推曾祖为总理，公代其劳三年蒇厥事。曾祖去世，公克继前徽，凡修祠宇、挑祖茔、厘祭产、散学费诸端，非止任劳任怨，且解私囊，至今口碑载道。其于整家规和邻里排解纷难，犹其浅焉者也。公性朴实，喜勤俭，不爱繁华。先居州城之东隅，后恐家人染市井习，移居故里，村名“课芸荘”。基五亩许。周围土墙竹园，树木业杂，开塘养鱼，耕田治食。草屋数十间，名其左曰：“小月当书屋”，右曰“耕读草堂”，邑中孝廉方君六岳屡过其庐，额之曰:“修然尘壒”。公暇时，好植名花修竹。每当盛开时，集名流赏花醉月，博奕行吟，极一时风雅之盛，而与齐瀛仙、翟梅溪、沈冶台、汤左廷诸前辈往来最蜜。皆题公之怡景园，玉照图诗。甚伙客去后，课诸孙读。于鳌及长，兄承尤殷，黎明呼而起，卽授读。亦自手不释卷，至夜静无倦色。鳌辈偶惰，率领游戏园中，以舒其志。并谈古典，使之乐闻。其教法之善有如此。公性好施与，岳父于公彬故后，祧孙敬谦。贫不能娶，公赠币焉。岳母郑年老无依，公迎养之，及殁葬于宅之东阜。长姊适谢，老而贫，公给薪米，具棺木养生送死，至老弗哀，其高谊又如此。公有知人之鉴好善恶，恶虽未形于色。而里中子弟每因公之喜怒，勉为良善。公之懿行，鳌诚难道其万一。谨卽所知述之简末。

孙男嗣熬谨述

方六岳氏还拜撰并书《无为季氏三房分之大房分家谱序》与《渭清先生行述二十四世》：

《季氏谱序》：惟孝格天，感鬼神，开金石，召风雷，其大者。史传所纪，亘古为昭。其次，和雍翔洽于一家，厚德蒸被于一乡一邑。嘉祥懿美远贻予子孙，以无疆之休而可以保世滋大，况幽光爵而愈久其发扬，众愈奇发而为金章紫绶。八驺凄戟昡赫，庸俗人之耳，目一时而已。所以报仁孝者犹浅，必有文章才隽。魁垒之士，问世之英，拔出一时，或台或丘，或先或后，传令名光宗族文苑艺林，觥觥不朽以彼易，此孰得孰失？与吾濡季氏系出鲁季友，姬姓之後。旧谱所云：始出齐鲁，宦游中州，历汉唐迄宋，有图南公者为宋刺史，随高宗南渡，过金陵，止全椒，过濡须。刘氏欲起义，旅规复汴京，招致刺史合谋进取，既至刘氏败，遂留。吾濡须土，田广袤而腴沃，风气质良，人民朴厚，有终老之志。故以图南公为濡须始始迁祖，自是厥后，亦叶代兴，枝条畅茂。数传而后有元礼、子成、庭椿三孝子相继而出，又数传而尾孙、叔房二诗人接踵而生。至前清而大正、岩山诸公，众以三孝子名世，或称三孝子、二才子，先后六孝子纪之志，垂祀之郡、县、乡，贤言者啧啧欢羡，以于议吁盛矣，伟矣。自图南至于今，阅七八百年，其中云礽代嬗，瓜衍椒联，推吾濡巨族。盖族大则人众，人众则居散，居散则情离，而欲疏者亲之，离者合之，此欧、苏诸君子所为，兢兢究心于谱学也。古者氏族，掌于官天府版，籍稽民数而已，生卒年月不繁焉。宋以后谱学始大发明，贤人君子得以伸区区敬之心者，重赖有此季氏谱，盈篇累箧，几于等身。其先世厘为三分，力易施工。亦易蒇三分告成，汇为全牒。分者以别支，全者以合脉，法至善也。夫世风凉薄，兄弟阋墙，操戈同室矣。且抑闻季氏八世同居，其和睦祥善之气，温蔼敦厚之谊，流风余韵，延及子孙。所以孝子才人一门，竞垂文章，润色辉映。千秋信乎，“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吾知始迁之图南公阴德，酝酿非偶然者，故卿相可以代兴，孝子才人不可以世及。观于季氏，为之欢美不置矣。顷渐东老友携旧谱末征序于余，余系其族人士踊跃，激劝勤始勤终，因述其概略如此。

前清光绪甲午科举人浙江盐大使方澍六岳氏拜撰并书 民国丁已年十月吉日

《渭清先生行述二十四世》：人生末季，其上者以机智干谋致通显，次亦勤奋能事博名誉。阜室家乡党称之，官司信任之，远近无间言，是即庸中佼佼者矣。下焉者，德薄能鲜，疲恭自败，而不能令不受命。悠悠忽忽，既无志以求自立，复无片长末技以瞻其身。呜呼！是天下之敝人而已矣。季子藻元，幼从巡警教练所毕业。前清宣统元年，任本县警务公所廵长，三年升充本所稽查兼全县灾民户口调查员。是年十一月，递升本县一区巡官。民国元年，改充城区区员，二年升充一区区长。嗣于五年一月，经李巡按使依新官制，改委县警佐咨部注册，兼办城区分驻所事务。而民国元年，于一区廵官差内，曾办本县沿江永成堤等处抢险工程。事竣，派驻黄雒河防缉帮匪，获要匪有功。四年一月，于城区区长差内，经本县各公团以办事得力胪列成绩陈县，转详内务部，核给二等三级警察奖章。是年，县委查屠宰税得力，又由县详前廵按使，核给三等奖章。查办事竣，即充屠宰税征收委员，今仍兼斯差。五年四月，本县组织警备队，委充队长。八月撤消，仍供原差。七年一月一日，县委兼代警备队长。以上历有成劳，遇事敢为无少退，葸乡父老称其勤。能上下和辑，远近无怨谤。况生际乱世，人情万变，处置相安，桑梓平悦。吁！亦难矣。时正年力富强，力兴未艾，立名誉，长室家，吾未易测其所至也，今其族谱将蒇事，余为赘言，因胪序其事。赞曰：繄造物之造万物兮，以人为最灵。人有巧拙灵蠢兮，斯富贵贫贱之分形。渭清生而机警兮，能同座而无忤。短小而精悍兮，乡党悦其善处。金跃冶而称良兮，锥处囊而脱出。纯钩之剑，不可以苴履；跅驰之马，无衔勒之善术。惟中材自绳以就范兮，斯无施而不可。御军士而无谶哗兮，足以克敝而致果。藩虎兕而阱蛟螭兮，纵横进退之权其在我。卜他年拥牙璋而专闻兮，壮军容如荼火。父老希望有成兮，谓掺券其如左。

前清甲午科举人浙江盐大使方树六岳氏撰

濡须，今安徽巢湖市无为县之区域也。经数次多方寻根问祖，于当地宗亲处寻刘氏光裕堂露字号族谱一份，此谱于民国十年六修，全卷分24册。谱序由清光绪恩科举人、浙江盐大使、姻亲方澍(方六岳)所书。

在邢容钦遗著《无为旧闻琐话》有《秋浦文章六岳诗》：

清末孝谦方六岳、卢秋浦，名士也。六岳讽咏诗什，喷玉唾珠；秋浦洒翰陈叙，奋藻摛英，俱称于时。故有“秋浦文章六岳诗”之誉。六岳诗集未梓行，而民间传抄甚多。据方时生君云，县图书馆藏有抄本。方时生君，六岳之孙也。陡沟小学许谋成校长有家藏抄本之说，惜未亲睹。余亦曾有手抄残本，字迹粗劣，不知何人所抄，已毁于“文革”中。《无为古今对联》有方六岳《挽儿媳双亡联》：“孀媳昔无依，三载孤灯怜只影；亡儿今有泮，一轮明月照双魂。”《题陈氏书房联》：“东井星常聚；南洲榻尚悬。”

清末民初的无为著名诗人方六岳（名澍）就著有《濡湏诗选》(二卷）和《岭南吟稿》（四卷）。

《友声吟集》十六期发表了他《濡湏诗选》中的两首诗：“东风吹雨复吹晴，一路梅花马上迎。向晚波光吞远树，隔江山色压孤城。高楼见月思儿女，异地逢人亦弟兄。一片归心流水急，乍闻乡语便关情。”（《钢城道中》）“故人家在水云乡，风景萧然天一方。远近山悬浓淡碧，早迟稻吐浅深黄。农夫荷笠歌秋雨，牧子垂鞭唱夕阳。向晚独行村落外，凉烟淡月助诗狂。”（《过故人庄》）。

在《岭南吟稿》中有《啖荔枝》：“增城挂绿世所奇，禀精受气维震离（2）。时方落实置监守，达官乃为口腹私（3）。一颗价值千铜钱（4），同心之合五色丝。我正客粤况难得，过此以往谁复知（5）。居湖五月荔枝熟，捆载而来西山陲（6）。牟尼光摇露沆瀣，琼瑶弹缀风离披（7）。红云吞吐齿激激，赪虬大小珠垒垒（8）。单裹玉肤薄罗滑，香凝冰骨星球垂。初似贫人望属餍，粗粝一饱甘如饴（9）。郡中佳植细品次，获此便足他何为（10）。扶荔宫中长荆棘（11），百株迁地同枯萎。守吏坐株且数十，视人如草良可嗤。厥后纷纷传驿堠（12），红尘飞骑争走驰。杨家妃子一展笑，道旁暍死悲枕尸。不详之木此为最（14），贾害何异倾城姿（15）。即今铁艘驶江海，一日千里贡玉墀（16）。犹言远物不足宝，嗜好淡泊真忘饥。东坡愿作岭南人，我亦北望归迟迟。

注释

（1）方澍：清末人，著有《岭南吟稿》。

（2）震离：均八卦名，震象雷，离象火。两句意思：增城挂绿是世间珍稀品，因为它禀受南方炎热气候之故。

（3）两句说，当果实可以摘采时，便有人监守着，这是达官贵人为自己的口福私利。

（4）千铜钱：一千枚铜钱，当时相当一两银子的价值。

（5）两句说：当时我正在广东作客，难以得到挂绿，错过了这个时机，以后谁知能否再有机会得到呢？

（6）两句说：在潮州五月间正好荔枝成熟，在西山那边载有许多荔枝。

（7）牟尼光、琼瑶弹：俱荔枝名。琼瑶弹小如弹丸而无核，有梅花香，出程乡（今梅县）山中。露沆瀣：《楚辞屈原远游》：“含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注引《陵阳子》：“冬饮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

（8）红云：指荔枝。吞吐齿激激，描写人们吃荔枝的情景。赪虬：赤色的龙。指荔枝。

（9）餍：满足，粗粝：粗米。两句意思：好似贫穷的人，有粗米饭吃便满足了。

（10）郡中：一郡之中。这两句的意思：品尝潮州佳品已满足了，何必追求其他。

（11)扶荔宫：评注见岭南荔枝词（三）

（12）厥后：以后。全句：以后各朝代纷纷使用驿站，斥堠，驰马飞奔运送荔枝。

（13）这两句的意思：杨贵妃一笑，不知多少人暴死于路旁。

（14）不祥之木：这里指荔枝。作者未能认识上述悲剧系统治阶级贪婪所引起的，反而怪责荔枝，是倒果为因的说法。

（15）贾害：自招灾祸。这句的意思同上句一样，认为倾城姿是自招灾祸。

（16）铁艘：指现代轮船。玉墀：玉石台阶。这里指皇帝宫殿。

（17）北望归迟迟：向北遥望家乡，迟迟不愿归、暗示对荔枝的留恋。

附《岭南荔枝词（三）》（谭莹）（1）：扶荔宫中扶荔生（2)，武皇移种自多情（3）。奇花异果原难得，扶竹扶桑枉并名（4）。注释（2）《三辅黄图》：“汉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宫，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偶一株稍茂，然终无果实”。（3）武皇：汉武帝。（4）《丹铅总录》：“此荔生日，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荔枝的珍奇美味，引起汉代帝皇的喜爱，汉武帝浩费大量人力物力移植于长安，终无结果。这首诗对此加以讽刺。

武汉红色教育基地有首义广场、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汉詹天佑故居等。

1、首义广场

首义广场是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的一个广场，总面积542万平方米。该广场地处武昌区黄鹤楼街办事处辖域，东临武昌路、楚善街，南至张之洞路，西接体育街，北至黄鹤楼东路。

2、武昌起义纪念馆

武昌起义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1号，占地面积2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2008年10月17日，正式开始向观众免费开放。已收藏文物数千件，有辛亥名人字画、共和纪念瓷器、近代名人家谱等。

3、詹天佑故居

詹天佑故居，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51号，原汉口俄租界鄂哈路9号，占地面积782平方米。始建于1912年，是詹天佑任汉粤川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期间由他本人亲自设计监造。詹天佑故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大门为八字形麻石台阶，走廊和楼梯均居于正中，周围有三面回廊，上下呈内走廊布局。室内装有壁炉，屋顶为红瓦回坡屋面，设有阁楼和老虎窗。

武汉地理环境

武汉市位于中国腹地中心、湖北省东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地理位置为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在平面直角坐标上，东西最大横距134千米，南北最大纵距约155千米。武汉的最东边在新洲区徐古街将军山村，最西边在蔡甸区侏儒山街国光村，最南边在江夏区湖泗街均堡村，最北边在黄陂区蔡店街李冲村。

武汉市地貌属鄂东南丘陵经汉江平原东缘向大别山南麓低山丘陵过渡地区，中间低平，南北丘陵、岗垄环抱，北部低山林立。全市低山、丘陵、垄岗平原与平坦平原的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58%、123%、426%和393%，海拔高度在192米至8737米之间，大部分在50米以下。

—首义广场

—武昌起义纪念馆

—詹天佑故居

作者资料介绍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 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藤野先生生平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鲁迅留日经历

1902年4月，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弃医从文，想从改变国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1906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

1908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

《朝花夕拾》简介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鲁迅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支那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