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氏本有统一的命名字辈，不知何故后来中断了执行。

谭氏来源于距今2700年前的古谭国。距今2700年前的古谭国，是由距今5000年前“中华始祖”黄帝（原姓公孙，后改姓姬，名轩辕氏）的后裔的后裔嬴琼国，在公元前的1046年，即周武王战败商朝纣王后改建为周朝登基称帝并进行论功行赏时，对协助周武王灭纣有功的嬴琼国，赐姬姓，授威武侯，并将位于今山东省中部以济南市章丘西城子崖为都城的一块约5000平方公里的谭地，封给嬴琼国建立诸侯谭国及任诸侯谭国的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古谭国的由来。

当初所封的古谭国，只是众多诸侯国中的一个小国。由于地位优厚，土地肥田，交商发达，在历代国君的辛勤操持下，小小的谭国很快就变成为中国古代位于大中华东方的一颗 “明珠”。正由于古谭国的战略地位重要，交商贸易和文化教育日益兴旺发达，从此邻近古谭国四周的众多诸侯大国，早就有了潜藏吞灭谭国的企图。时到公元前的684年，称王称霸诸侯中的大国齐国，先委派大臣前去谭国劝降拒服后，便随即出动大兵对小小的古谭国发起猖狂进攻和野蛮烧杀。数天之内，就把这颗有着380年光辉灿烂历史的东方明珠古谭国的都城毁灭成一片废墟。拒不做亡国奴的十五代国君谭子姬贤礼，面对无法抗争的强敌，只有被迫含泪拜别古谭国的先祖，带领残余的军民及幼小的公子姬祁义/姬祁武/姬祁养，子夜逃出城外，流亡到当时的莒国（今山东省莒县）。为了不忘国耻，为了永远怀念自己的祖国，古谭国的十五代国君姬贤礼，当即号召古谭国所有姬姓的子孙后代以及其他姓氏的子孙后代，从此以后，永远改为以谭国的国名“谭”为姓。这就是谭氏以国为姓的来源。随后，谭氏的子孙后代，都尊称原古谭国十五代国君姬贤礼的长子姬祁义为谭国亡国之后，带头以国名“谭”改姓为谭氏的开姓始祖。都将古谭国亡国以后的谭氏称为正宗谭氏。古谭国亡国以前的姬氏以及姬氏以前的嬴氏或皇谭氏或其他姓氏，统称为古代谭氏或血缘谭氏。

古谭国刚建立时，也就是封赐姬琼国为诸侯谭国的国君时，古谭国的先祖就为古谭国的国君以及迁入诸侯谭国的所有姬姓子孙后代，规范了如下统一的命名字辈谱本：

国传来有 四季平员 日月草木 花开贤祁 克世占亦 德宝崇星 轩相纯方 裕维时典

济阳大玉 章祥康承 乃分别正 子家明湘 崇荣良希 诚皓光宁 维作继庆 经德秉哲

业广惟勤 未知字派 龙水土成 安己之书 华意可守 武进宏全 孝正才仁 东全文胜

维遗思万 代元玉朝 光友添绍 景单贤廷 春正世一 天地人和 永定康宁 祈祥千万

高增广厚 学孔孟言 钦明文思 光昭先德 福寿荣华 大显维德 必光其宗 鸿启世序

景运长升

上述统一的命名字辈谱本，总计为一百六十四个字，具体地规范了古谭国164代人的命名字辈。命名字辈谱中的字句，字字基本不同，句句都富诗意。遒照该部命名字辈谱本的字辈命名，按中国人18至25岁结婚生育的普遍规律，以平均取中21岁进行推算，足可供古谭国及古谭国以后的子孙后代使用3280年。从公元前1046年古谭国建立时起算到如今的2013年，合计已过3059年，原谭国先祖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还可以继续使用221年。

原古谭国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究竟出于谭国的那位先祖，现无从考证，只知这是谭氏的先祖千方百计设法传存下来的。此字辈谱本经我与古谭国阶段，从首代姬琼国到十五代姬贤礼逐代进行核实，其各代所用的命名字辈，代代相符。同古谭国亡国后，从以国开姓一代谭祁义到辗转迁居湖南湘乡的七十三代谭全深逐代进行核实，其各代所用的命名字辈，亦是代代相符。其各代在命名方法上，基本上是两种规格：一是姓氏+字辈+名；一是姓氏+名+字辈。

古谭国的先祖为古谭国的子孙后代所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在古谭国的380年阶段，共执行了15代（辈）。从第一代姬琼国到十五代姬贤礼，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国传来有 四季平员 日月草木 花开贤》。

古谭国在公元前的684年亡国时，为纪念祖国，永改以谭国的国名谭为姓之后，其谭氏的子孙后代仍然继承按照古谭国先祖为谭国后人所规范的统一的命名字辈谱本执行。从古谭国迁到古莒国之日起，即从以国开姓的一代谭祁义到十五代谭维简，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祁 克世占亦 德宝崇星 轩相纯方 裕维》。从古莒国迁到山西太原的十六代谭时英到二十代谭大常，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时典 济阳大》。从山西太原迁到河南弘农的二十一代谭玉成到三十三代谭湘灵，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玉 章祥康承 乃分别正 子家明湘》。从河南弘农迁到浙江绍兴的三十四代谭崇德到三十八代谭诚恭，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崇荣良希 诚》。从浙江绍兴迁到江西泰和的三十九代谭皓到六十三代谭克己，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皓光宁 维作继庆 经德秉哲 业广惟勤 未知字派 龙水土成 安己》。从江西泰和迁到江苏南京的六十四代谭用之到六十七代谭意宫，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之书 华意》。从江苏南京迁到湖南茶陵的六十八谭可奕之到七十一代谭进颇，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可守 武进》。从湖南茶陵迁到湖南湘乡的七二谭宏妙到七十三代谭全深，他（她）们使用的字辈是：《宏全》。

不知何故，谭氏从湖南茶陵迁到湖南湘乡这一支族对原执行古谭国先祖所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只执行到七三代就中断了。从七十四代谭轶到九十一代谭汉文之间的十八代人，改为了实行各自自由命名。由于各自实行自由命名，无疑迁居湘乡这一支谭氏，随着子孙后代日益繁衍，自己也无法搞清同一支族之间的辈分了。如是，我们湘乡这一支族的先祖，又重新自行规范了湘乡这一支族的如下命名字辈谱本：

文学成启鸿, 维兆振家声, 安邦兴世绪, 永远定宗盟, 礼义昭先泽, 诗书广令名, 忠信敦言行,

修齐裕治平, 崇本基原厚, 开来荫益荣, 锦堂谋燕翼, 继述庆时英。

本湘乡支族自行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从迁居湘乡这一支族的九十二代谭文训这一辈开始执行。现迁居湘乡这一支族的子孙后代，都已按照本统一命名字辈谱本进行了各自谱名的命名。我们迁居湘乡横铺这一分支的谭氏，现已繁衍到一百零八代，从九十二代谭文训到出生不久的一百零八代谭运荟，他（她）们所执行的字辈是：《文学成启鸿, 维兆振家声, 安邦兴世绪, 永远》。

这就是说，谭氏本有统一的命名字辈谱本，可能由于各种缘故，譬如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人口的日益繁多等等，谭氏的子孙后代，为求其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分别向祖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处迁徙。迁徙之后，又由于各地之间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环境，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相互的联系，越往后越无法知道那里有谭氏原来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在此情况下，分居各地的分支只得自行规范本分支的命名字辈谱本，有的地方的分支则实行各自自由命名。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谭氏子孙后代的日益增多，现已造成谭氏宗族中的命名字辈极多，几乎各地的谭氏分支都有各自的命名字辈。而且发展到同一地区居住的谭氏子孙，分别执行不同的谭氏命名字辈。故当谭氏的子孙后代，在同一地区相互交往时，只能相互确认自己都是谭氏的子孙后代，却无法确认相互之间谁应是谭氏中的长辈和晚辈。

鉴于上述谭氏子孙后代命名字辈的混乱状况，究竟如何解决为妥呢？有人说应该重新规范一部谭氏统一的命名字辈谱本，让谭氏的子孙后代一律按新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从头开始实行统一命名。这样虽能统一谭氏的辈分，但无法合理解决众多谭氏子孙后代的字辈套改难题以及谭氏从古到今的世代衔接难题。较为理想的措施，应该是以原谭氏古代（血缘）先祖所规范，已由谭氏正宗历代先祖继承执行过的原有谭氏统一命名字辈谱本为谱本，将谭氏各分支的子孙后代以各自分支的命名字辈命名的字辈，分别推算出各人在谭氏正宗世系中所应该定位的世代数，随后套改到原谭氏统一的命名字辈之中。如何进行套改呢！以我们谭氏分迁到湘乡的这一分支来说，原谭氏开姓始祖从一代谭祁义到七三代谭全深，都是按照原谭氏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命名的，从一代到七三代的命名字辈是：《祁 克世占亦 德宝崇星 轩相纯方 裕维时典 济阳大玉 章祥康承 乃分别正 子家明湘 崇荣良希 诚皓光宁 维作继庆 经德秉哲 业广惟勤 未知字派 龙水土成 安己之书 华意可守 武进宏全》。从七四代谭轶到九十一代谭汉文，共计为十八代人，不知何故中断了统一命名大会，改为各自自由命名。这十八代人套占的字辈应是：《孝正才仁 东全文胜 维遗思万 代元玉朝 光友》。从九十二代谭文训到现出生的一百零八代谭运荟共计十七代人，套占的字辈应是：《添绍 景单贤廷 春正世一 天地人和 永定康》。我是谭氏正宗一百零五代后裔，在湘乡这一支族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中，其谱名为谭世玺，套改到原古谭国规范的统一命名字辈谱本中，其谱名则应改为谭和玺。

采取这种套改方法，既能承接谭氏从古至今的世代延续，又能使多数的谭氏子孙后代，避免在套改中可能发生的辈分错乱。采用上述这种套改方法，关键的关键，是各个分支的谭氏子孙后代，能不能从各个分支的家谱资料中找到自己在谭氏正宗世代中应该排列的世代定位代数。

以上是我对如何解决谭氏现有命名字辈混乱的粗浅看法，是否可取，仅供谭氏族人参考和探讨。

湖南湘乡横铺谭氏105代后裔

谭绶生（谭世玺）

2013年7月10日 于天津

后谷旷氏宋德佑丙子纂修旧谱序予泰和江乡诸大世家，多经兵火之余，族属分散，使一世至再世三世相见如涂人。由者谱碟之不穆，本源之莫辨，间其能藏其先世旧谱，又藐然视为虚车，略不经意以续休美，使上无所统，下无所承，是固未得为贤子孙也。兹旷君绍祖，辑其家谱，既成帙，将筹诸梓属序於余。

余按旷氏之系，出自高辛氏后关伯苗裔。迨汉光武时，有祖姓黄讳宣，居河东，以治水奏绩，拜侯，因留籍於南阳。衍至唐神龙间，一世祖曰贤，纪功封郓国公。后因边关失守，上命灭族。贤字四明，令子侄易姓改名，本姓黄，长子旦添邑于右为邝，次子丞添日于左为旷。窜逃於外，旦移居河南陈留东村，丞徙居江西吉州。幸次子丞，系开元初举进士第二，选驸马，封安平侯，以公主故未罹厥难。至天宝间，因诤事谪吉州长史，故吉之有旷始於长史公也。由长史公而八世孙曰有容，建隆元年移家高州，有卜居诗。云自宋季之变，昆第子姓散漫诸外，而容五世孙孟宇暨子中秀徙居后谷。中秀公而下，世居后谷，咸以诗文显其族，而云亭诸大名宗，曾不一二屈指焉。

绍祖君既登公车，尝以世系置念。今观其谱，贤宦必书，坟墓姻娅必书，功勋义烈必书。且其先，或以科第发身，或以功名勅封，或以子爵袭赠，簪缨圭组，前后相望，溯其源而演其派，审其是而正其非，尊卑有定，疏戚有辨，秩然不相紊，君之用心可谓至矣。矧君之族，曾经兵铁，而斯谱之旧类掇拾於灰烬之余，至今世系炳然，曾无确失，俾后之若子若孙，兴起尊祖敬宗之念者，实君始之也。语曰：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旷氏之后必有兴者，斯谱之作，固百世之信贷矣，岂虚车云乎哉？吾与君通家社游也，因其请而为之序，且以诗弁其首。云： 旷氏家声振汉唐，九天星斗焕文章。权兵百万降边圉，柱国无双协帝王。应有勋名扶社稷，更倾忠义佐朝纲。绵绵谱牒传今古，一字千金御墨香。

大宋德佑二年丙子冬望后

少保右丞相兼枢密院事文天祥拜撰

南岳旷氏六修谱序余居湘乡之东北隅，距衡山仅百里许。知衡多望族，而旷氏最著，盖族以人传也。前太史岣嵝先生，硕望巨儒，名噪海内，所著有禹贡注疏，杂著、诗、古文、词、时艺各集。其弟名进士，半崖先生，亦著制艺、课草行世。余自知文，即服膺二公著作，未尝不深高山仰止之慕焉。又尝读前辈科场策谕，知二公从兄槛泉，亦名儒也。投笔请缨，领解额，成进士，历膺朝廷锁钥，轻裘缓带，儒将风流。所谓文武世家，良不诬也。早岁，余幸叨科名，备员京邱，月夕风晨，每与当世名公卿谈及岣嵝诸公人品、学问、文章、事业，盖未有不津津乐道之者。岁戊申，旷子尧臣，以廪膳游京。一日，以同乡来谒余，见其敦厚诚谨，钦敬久之。及悉其阀阅，则知为太史原任观察六柱先生之仲子也。壬子岁，余丁内艰回籍，尧臣亦南旋。乃者余奉命封辨团防，拓集军马，驻衡郡者数月。时都阃旷竹友，幼习戎行，老成持重，为衡郡土著，余比倚为长城。嗣余讨贼，由湖北而安庆，而江西，竹友均与偕，所至皆立有功。既而竹友以疾告归。余亦复以丁外艰旋里。久之，尧臣偕竹友来用，因便以其族续修谱序请余。比以读礼辞，然终不能却也。因详阅其谱牒本末，知旷氏自汉而唐以盛於今。蝉联科弟，代不乏人。今者文武诸生近百人，而应童子试者，以数百计。洵哉！其为衡邑望族也。至其族谱之修，则始自明牧伯鲁源公图说，次逸斋，次岣嵝，次莲峰，次东序诸公，迄今凡六修矣。其谱例则仿诸欧苏，而斟酌损益，又尽善焉。夫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也。而吾谓家乘与国史，实同而异，国史有褒有贬，有美有刺，有录有不录。至家乘，则虽有亲疏贵贱等级之不同，然无不敬之宗，即无不牧之族。盖国史以义为断，而家乘以仁相亲。支分派别，木本水源，余维旷氏谱，为尤得合敬同爱之微意焉。是为序。

咸丰七年岁次庚申仲春月上浣之吉涤生曾国藩拜撰

注：曾国藩著《南岳旷氏六修谱序》现收入《旷氏南岳道孙公房十修通谱》卷一纲要《旧谱序跋》。

南岳旷氏始祖东汉河阳侯宣公，本姓黄，数十传至唐神龙间郓国公贤，生旦、丞二公，以难改姓“邝”“旷”。丞公徙江西吉州。凡二十传至善卿公，生汝霖、作霖。汝霖因慕衡岳山水之胜，元末明初自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境竹小源迁居衡山杨林头左家坪，今南岳祝融水口。作霖迁攸县。汝霖生道孙、进孙、胜孙。道孙生仁清、仁泰。仁清居衡山福田东湖，称东湖房。仁泰生惟宽，居南岳止观桥，后衍材、清、兴、诚四房。清雍正3年（1725）、乾隆元年（1736）、乾隆29年（1764）、乾隆57年（1792）、道光5年（1825）、咸丰10年（1860）、光绪17年（1891）、1920年、1941年、1993年纂有族谱。至1993年，共有丁口48112人。班行：士本大儒（圣贤）学，一经启运昌，文章鸣国盛，礼义兆家祥，懿德流芳远，先畴缵绪长，忠良绳祖武，勋业振河阳。该族名人旷深本，雍正28年武进士。旷敏本，乾隆元年进士。旷学本，乾隆2年进士。旷楚贤，乾隆46年进士。

醴陵梢冈旷氏始迁祖若霖公，明洪武初年自江西庐陵迁此。族人分布于燕头、龙禹湾、榨平垅。至1948年，全族人口400人。醴陵北乡之梢冈铺（今株洲县姚家坝乡境内）。班行：宗 家申方录泽

常德旷氏该族以东汉宣公为远祖，本姓黄，治水有功，封河阳侯，家南阳白水。传至贤公，唐神龙间拜右相，居汴梁，二子以族难易姓，旦改邝，丞改旷，徙陈留。丞再徙吉州。后以安禄山之乱，调安城参军团练使，遂居东蒙冈。至寿一、寿二公于明永乐年间自江西吉水迁常德武陵。族谱创修于清嘉庆16年（1811），咸丰10年（1860）续修，1941年三修。派语：（自十二世始）玉大文章秀，嘉言自汝昌，贤能待国用，名成必有光，庆余由善积，宏第焕湖湘。1941年(常德)《旷氏族谱》载《旷氏历代始祖世纪》：远祖宣，东汉治水有功，封河阳侯，家南阳白水。河南始祖贤，唐神龙间拜右相，居汴梁，本姓黄，二子以族难易姓，旦改邝，丞改旷，徙陈留，再徙吉州，为江西迁祖。传至寿一、寿二，于明永乐年间由江西吉水迁武陵，为武陵(今常德)始迁祖。

洞口旷氏始祖孟宗公，江西庐陵敖城人，官居学士，子中信公，于宋绍兴间因金人南侵，而迁居武冈江南垅，今属洞口县管竹乡洪桥村，谱尊为一世。中信生三子：厚载、厚爵、厚禄。爵迁新化，禄迁沅江，载留居故土。后裔散居群溪、尖江、柘溪、路下冲、石井等处。清光绪元年（1875）始修族谱，宣统元年（1909）二修，1993年三修。至1948年，共有族人1218人。宣统2年（1910）创建宗祠于神溪。前班：中厚家国治，风云时会合，惟添道久永，行万世正清，仁理良自育，守志依昆仑。后班：懿德流芳远，先畴赞绪长，忠孝绳祖武，勋业振河阳 。

临武邝家村源流湖南邝氏起源出自黄姓。黄宣祖籍河南，东汉治水有功封“河阳侯”，唐神龙年间拜右相，居汴梁，封郓国公，公本姓黄，其子二，长曰旦，次曰丞，以难故易姓，旦改旷，丞改邝。丞添邑于右为邝，徙居吉州（江西）。

远祖宣（姓黄），东汉河阳侯，家南白水。娶粱候邓禹孙女。云孙（八代以下的孙）曰贤，字四明。唐神龙间拜右相，以功封郓国公。居汴粱邓州白水村，生子二，长曰旦，次曰丞。原姓黄，因败关灭族。易姓潜名（传说初在黄外加广，为广姓），旦添曰于左为旷，居河南陈留村：丞添邑于右为邝，徙居吉州（江西）。丞佑唐，开元举进士，选驸马，封安平侯，以言诤，天宝乙未谪吉州长吏。安禄山兵动，调安城参军团练使，遂居敖城，生子纞，传十于世，生幼父，迁湖广临武寿塘而家焉，幼父即吾族始祖。……自十一世以下，子孙甚繁，名著三忠，存迹九女，江浙之有如安富之苍州，东山峡珠村，彭方卢陵之敖城、社背、故江，永新之辛田，上乡，吉水中村，永丰上市，秦和下村，远则江省之有进贤。湖广之有临武、宜章。衡山、攸县，广东之有南海，连州，大宁，派为递迁，代有闻人……（原载1990年新修宗谱首页首段）

宜章邝氏族谱我祖始于轩辕黄氏，越至东汉河阳侯，讳瑄，神龙年间生子一，讳贤，字四明，拜右相，生二子，长曰旦，次曰丞，因败关灭族易姓焉，旦添日于左为旷，丞添邑于右为邝，丞公由唐开元中举进士，选驸马，封安平侯，以言拂当事，天宝乙未年谪居吉州长史。安禄山兵动，调安城参军团练史，家居敖城，生子懋，懋生绯，绯生伯芳，伯芳生显申，显申生用思，用思妣王氏，生三子，长富国次安国季定国，定国之后生二子，长桂次桃，桂公迁宜章，为宜章之始祖。(光绪十三年，二十四世祖天池撰序。宜章谱第十六页)

嘉禾县邝氏族谱稽我族姓，起点于周师旷，为晋屏公之臣，职司乐师，后以名为姓，东汉时远祖讳宣，封河阳侯。家南阳白水，娶梁侯邓禹之孙女，其后裔讳贤，字四明，唐神龙间拜相，以功封郓国公，居汴梁邓州白水村。生子二，长讳旦，次讳丞，因避兵乱，旦仍原姓，迁居河南陈留东村，丞添邑于右为邝，徙居吉州。丞之后讳佑，唐开元举进士，选附马，封平安侯。天宝乙末以言拂上，调吉州长史。佑之子讳懋，传十世孙讳有容，徙居高州。再传诞生幼四八公，迁居临武寿塘，即我族始祖。”（民国丁亥夏华清编）

永兴县邝氏族谱序远祖宣为东汉河阳侯，家南阳白水。娶梁侯邓禹孙女生子贤字四明，唐神龙间拜右相，以功封郓国公。居汴梁邓州白水村，生子二，长曰旦次曰丞。原姓黄，因族难改姓易名。旦添日于左为旷，居河南陈留东村。丞添邑于右为邝，徙居吉州。丞后唐开元间举进士，尚公主封安平侯。天宝已未，因以言诤，谪吉州长吏。安禄山兵动，调安成参军团练使，家居熬城，生子懋，传十余世，生幼四八公，名公著，迁湖广临武之寿塘，时大宋绍兴年间也，又十余传，至元正末年间，千三十朗公分居于永兴金陵乡之老鸦山前焉。

---喜庆谨录

淡墨党记

在昔宋时方盛，邝姓日兴，英[]挺生，宗族列惠连之秀，甲科累掇，阙廷接王相之荣榜。后先之淡墨偕书，胜事会承于白水，美谈远播乎庐江，龙文繁周尹之支，大有人以绳武螺子灿欧苏之谱，因取此以名堂。

--景善谨识

宜章定国公派下邝氏族谱序（宜章梅田龙村，定国公派下茂甫公世系）

（摘录）

稽我族肇自宣公治水有功，封河南候。传二世贤公，拜右相，居汴梁邓州白水村，封郓国公。生二子，曰旦、曰丞。旦公潜心理学，去邓州，移陈留，遂为陈留之邝氏。丞公唐开元初，举进士，第二选驸马封安平候，后亦去邓州，徒江右吉州永新之新田，遂为永新之邝氏。累世存节，匾其堂，名曰三忠堂。三世懋公，唐上元初，授银青光禄大夫，至五世绯公，贞元间以武功封淮阳候，皆世居新田。六世伯英公，任南海县令，居扶南大镇村，遂为南海之邝氏。伯华公由新田徒泰和，遂为泰和之邝氏。伯芳公元和二年，举进士，授归安节度使，加太尉太保，生二子，长以敬，次以梯，敬公宝历元年，以文明拜御史中丞，梯公官临武令，家临武之寿塘，遂为寿塘之邝氏。生二子，曰清、曰湖，湖公曾任宜章教谕，清公子自幼四八公名著公，生三子，长富国、次安国、三定国，富安同居寿塘，代有闻人。安国子孙，亦有徒四川，遂为四川之邝氏。富国子孙，元善公徒宜章，遂为白石渡之邝氏。生子宣，再传而生本廉，本庸，本庠，本序，而庸公以平彝卫参年显。定国徒宜章，遂为龙村之邝氏。再传至志大，生三子，长天福，次天禄，三天寿，禄公居广田，兵部尚书 ，即其苗裔也。寿公徒陕西，遂为陕西之邝氏。福公子运亨，生初福，徒居龙村，生开穆，至泰极，由宋历传至元，至明，至清，其中为参军，为太守，为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尚书，至于登仕路者，若而人，受荣封者，若而人，炳炳琅琅，不可尽述。峰祖仁公，寿享百龄，恭赐旌表，皆其彰彰者也。继至今派衍繁昌，有由宜邑徒湘潭，去长沙，即称湘潭长沙之邝氏。徒益阳，移安仁，迁兴宁，即称益阳、安仁、兴宁之邝氏。总之出自郓国公之苗裔也。道光三年，岁在癸未，孟夏月之吉

十五世孙庠生奇峰敬撰

湖南邝氏源礼公派下源流溯余邝氏源流，启于轩辕黄氏，越东汉河阳侯、讳宣，家南阳白水，娶梁侯邓禹孙女，生子讳贤，字四明，唐神龙间拜右相，以功封郓国公，居汴梁邓州白水村，生二子，长曰旦，此曰丞，丞于开元间举进士，选驸马，封安平侯，因败关灭族而改姓，旦添日于左为旷，居河南陈留东村，丞添邑于右为邝，徒居吉州，历传至宋，日以蕃衍，有分于庐陵、泰和、永新、遂宁，以及两粤三楚，临武，宜章等处者。

而泰和太祖居正公之后，源礼、源惠二公，生于南宋绍兴年间。礼公幼业诗书，复姓颖异，怡情诗酒，不介意于富贵，唯以遨游山水为快，于宋乾道年间，由吉州太和游访名胜，途径临武、见其山川秀丽，遂定居于蓬水头。迨后惠公六传至才安公，亦于南宋末叶，携琴书游临，定居寿塘之四排头。（古铁炉头，今罗家巷。）

礼、安二公乃我居临武二族之鼻祖。洎今二户宏开，子孙繁衍，诣临虽有先后，而源流一贯，皆吉州之所出也。

根据邝氏宗谱乾隆四十七年安公派下十六世孙维新序整理。

整理人：礼公派下二十六世裔孙鸿章谨录

邝氏族谱旧序（源礼公世系） （摘录）

岁维辛丑，余 于邑西宝华山。适邝氏纂修宗谱工告竣。门人光珍，代明等请序于余。余接其手帙阅之，始知来临之始祖讳，源礼，出自豫章吉安府泰和县。由宋乾道年间，遨游山水。道经临邑，见其山川秀丽，遂肇基于平田乡之蓬水头。生子者四：太一、太二、太三，得授抚州巫教。剌赐都灵，都慰，都广，三位圣号。法力广大，身显神通，至今雕像庙祀，威灵赫濯，故其所出自由来矣。

惟四曰安道，号二郎，长生伯川，次生伯州，迁居金三乡之大泉。川生子者二，长曰清辅，次曰清辂。清辂之裔至七世文昌，又徒居于斜江。支分两房，历今二十世，子姓繁多，孙枝蕃衍。

康熙六十年岁在辛丑，浦月完之吉日

邑庠年家卷友生曾光斗顿首拜撰

续修族谱序（源礼公世系） （摘录）

唯我太祖讳源礼，源惠发迹来临。公礼卜居蓬水头，公惠六传才安公卜居四排头寿塘。二公先后来临。一脉而派分由稽 者，先民详载备矣，兹不必重赘。迨我二世祖讳安道，则派又分孟伯川、仲伯州。流庆蕃衍，厥后陬壖四处。唯公州后裔传十三世祖讳友富公，迁居坪石浪头。今以户族森森，但未合籍，余则以斯事竞竞焉，朝夕剔励，殷思勤思，诚恐缤纷之无所，輵轇之无绪。泊此之时，家乘宜修尚矣。

中华民国九年岁官庚申仲冬月之吉日

礼公派下二十四世裔孙献廷薰沐谨撰

浪溪邝氏族谱序（广东浪溪，季锜公世系）摘录

民国纪元，第一甲戌族中前清增生邦华先生，见族中识丁人少，族谱丞应提前重修，以号召族众，安魁先生为箸筹之一。族人以科举巳废，通儒无望，然其说邦华先生遂为主修，安魁先生为庶务，安兰先生以前清庠生亦列名总理，遥领厥事，各房亦派人襄理之。余以读书治军为国民革命奔走二十余年，今岁因亲老催归，得投戈息马，整理家事。曾闻谱牒重修，主持有人，私人窃慰，继以同支叔侄百余丁口之责难，方回老居视查矣。考我邝姓乃伯益之后，有封于黄者，以黄为姓。至东汉黄宣娶粱候邓禹孙女，生子贤，家南阳白水村，唐神龙间拜右相，封郓国公者，史佚其名。生二子，长曰旦，次曰丞，因败关之祸，旦易姓为旷，丞易姓为邝，皆内隐黄字，示不忘本。旦乃徙居河南陈留东村，丞乃徙居江西吉州。丞之孙佑，唐开元中举进士，选驸马，封安平候，安禄山叛，调安城参军团练使。后以诤，天宝获罪，谪吉州长吏，遂家居敖城云云。余于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奉绥靖河南之命，师次陈留，曾策骑访东村，已无复存。至邓州之白水村，系密迩于光武故里之贵人乡。询诸故老，亦同隔世，苍凉吊古，不禁欷嘘。旋返戈入赣剿匪至吉安，距敖城仅九十里，道途梗阻，可望而不可即，然幸得与敖城旷氏之避难吉安者相往还。佥云旷为长房，旦公后，邝为次房，丞公后，始祖同为现葬敖城之园园，公语虽真确，而谱牒陷诸匪窟，无从稽考。敖城邝为光序，又说邝姓在赣湘散居状况，似皆实在，而考吉安府志，并详询吉安、泰和、永新各旷氏之知识分子，始知江右历无邝姓，并有丞公后裔已迁湘南之说，则为光之序似无据，设使有据，未必皇皇大族，曾几何时，乃式微至此。源流谓丞居敖城，生子懋，传十余世，生幼父，始迁临武寿塘，幼父即寿塘始祖著公。盖幼父寿塘之迁，实为吾族存亡之一大关键。源流所载，宋以前世系不明，唐代有败关之祸，转徙流离，黄巢之发难，亦适逢其会。黄氏能不株累而悻存，实关天命，隐姓匿名，亦势所难免。又我邝氏以庐江为郡，考江西水道敖城，地滨庐水，庐水又名庐江，或在迁徙之后，纪念故居，即以庐江为郡，则来自敖城已无疑义。且著公以前，谍记无存，考祖其所。可知则系出丞公，源从庐水，较为明确。我浪溪始祖琪富公，由临武徙居粤省乳源之浪溪，上溯世系为寿塘邝氏第九世之季锜公，琪与锜音同义近，当为后之更名，此清时安兰二前辈，前曾亲赴寿塘考查，更无可疑之点。自锜富公生章可公，章可公生绍渲、绍海、绪澄、绍清、绍深、绍淳。渲公无传，其海、澄、清、深、淳、五房，瓜绵椒衍巳二十代，丁口数千人，历朝科第，文武仕途，显达者不乏其人、耕读世其业，技术晋其身者，比比皆是，此皆吾族人天赋异质，堪为谱谍之光，亦未始非祖宗厚德之报。

民国二十三年 十一月吉日

第十七世孙，陆军步兵上校，历任上校团长，

上校副团长少校团付，中校营长，少校营长，

上尉连长，中、少慰排长少校谘议各级参谋副官，

师司令部训育委员，中国国民党团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驻粤滇军韶关讲武堂修业，民国五年湖南省明德中学毕业

恤源撰

惟富国、安国，仍居寿塘。公族蕃衍，屡世簮缨，而其出仕者，每代有之，采芹者，不可胜数，亦由祖宗积德而流光远也。因又究及浪溪，何辈开派，皆谓季辈派分。余随查其谱谍，果系季锜与季镛，同为兄弟，乃富国八世之后，移居我浪溪，今而知季锜公，实我浪溪之始祖也。……于是各房议立首事，共重修族谱，依临武寿塘季锜为始祖，居一世章可，即彦可，居二世深淳，即绍行，列居三世，本源已清，命余督掌聊撰谱序，并录寿塘排行，以记始末，俾后世知有本也。若夫移易始祖之名，非出余之已见，实出祖居寿塘之本源，确确可据者，故易之也，苟无实据，而敢妄为之乎！

嘉庆十年，岁在乙丑，季冬月，中浣日，吉旦

十三世后裔孙朝琇华章氏撰

河南省邝氏族谱周口驻马店两地有邝姓十多村庄,人口一万余周口八千余2001年重续族谱

一;邝氏考,据<姓氏探源>载;春秋时,在安徽庐江,有一四等小国,国人以国为姓,始有邝姓

二;邝氏来龙片断录;起南海迁高安徙麻城来横七祭祖牌撰;始祖橐来祖道安公两侧对联曰;湖广麻城迁来客,横七沟村移来人

何时清白——张献忠，满清诬蔑栽赃的英雄

前几日,在成都的某施工现场挖出了成百上千的人骨据考证是明末清初大屠杀的遇难者于是就有人又在批判张献忠屠蜀论然而实施果真如此么记得早年已经有定论,满清是屠蜀的真凶然而近年来翻案风盛行,连尚可喜都成了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还得了一座纪念馆所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种种目的又翻出了张献忠屠蜀论,实在是令人愤怒!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后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后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后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后，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后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四川大屠杀究竟是谁干的

- 南乡子 -

关于我对张献忠是否真如自满清开始统治起流传至今的那些“史料”所声称的，在四川进行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至于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的疑问，有些网友以一些史料为依据进行了反论。但总觉得这些反论还是没有直接解开拙文中的那些疑问，而且所列举的这些史料也有不少让人疑惑之处。

例如，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

倘若张献忠果真如此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一般来说，除非反乱军得人心，否则老百姓不会舍下性命去跟着反叛政府。张献忠在觉得大势已去之前，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

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所以张献忠的部队守纪律、善待百姓的确不难想象。而且如果张献忠真是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的话，那麽谁来缴纳税金养活张献忠本人及其军队？难道要这些军队自己去开荒种地？

所以倘若真有大屠杀，那麽唯一可能的是他已判明清兵基本上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因此感得自己无法与清兵抗衡才会自暴自弃而大开杀戒。这只有在李自成军队被消灭，且清兵渡过了长江并消灭了南明军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可是，清军攻陷南京是在1645年，李自成自杀也在这一年的六月。而且清兵仍然要对付南明的残余抵抗力量，例如清兵到了1646年还在绍兴与鲁王的部队作战。作为带兵打仗，且建立了“大西国”、又尚未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战斗的张献忠应该有侥幸之心，因此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杀光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

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抓住一切机会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

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所以说他毫无理由就连无辜士兵都杀了的“史料”的真实性实在很令人怀疑（不排除小规模的处罚不满分子，但这是在任何军队里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再者，清兵攻陷重庆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呢？

而且，对于没有像有知识的文人那样长期受过“华夷思想”熏陶的大多数百姓来说，千百年来不都是只要日子比从前过得好的话，谁来当政都不在乎的吗？何况面对的又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假如张献忠真是那样残酷地对待过四川老百姓，那麽就算还有不少老百姓躲过了张献忠的“屠刀”，可又有谁会相信在张死后，他们居然能不要命地“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长达十多年？

现在，对小生的“如果四川人被张献忠杀的所剩无几的话，何以能在张死后抵抗清兵那麽长时间？兵源来自何方？”疑问，有网友也承认“献忠并未杀尽川人”，并把张献忠的“四川大屠杀”局限为“主要指川西和川北地区”而并非整个四川。可这也无法解释“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这句流传了三百多年的话。而且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史料”中所指控的造成“四川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乃是张献忠的大屠杀这一说法的确有很大的夸张。

对此，愚人网友解释说四川人口都集中在川西一带，“重庆规模尚不能和成都比，重庆直到蒋迁都陪都以前，人口一直都小于成都，而且重庆周围的人口在当时也远小于川西平原",张献忠的屠杀使得“川西平原杳无人迹，成都空城一座。据称，清官吏走马上任的一些县只剩有几户人家”。可是，如果人口众多的川西真被张献忠杀得杳无人迹的话，那还是不能解释人口本来就很稀少的其他地方在张死后为何仍能有抵抗强大的清兵长达十余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问题。

愚人网友现在也承认了张献忠初入四川时，“部队纪律还算严明，，军人头缠红巾，一队一队顺大道田坎到各乡，晓谕乡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但又引用史料说之所以张后来会大屠杀，是因为张受了一应试举人的污辱而把赶考的举人都杀了因此引起了川西民极大愤怒。就算这是事实，但在封建时代，比他残忍的一“国”之君多的是，以杀举人来证明张的“残暴”似乎有些勉强。

而杀举人就能激起整个川西民众的愤怒，就能使得广大民众从而响应已退守到川南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残余明军的号召，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还“开始筑堡、坞、寨自保”之类的“史料记载”，则更难令人置信。首先，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再加上各村各乡甚至各族各户千百年来过的都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想来往也不容易）的生活乃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何能於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四乡乡民”？其次，素来不好斗、只要不是自己活不下去就绝不会反抗的中国老百姓怎麽会因为一位举人被杀就愤怒到了能轻易响应已退守川南的明军的号召而纷纷拒向献忠军纳粮、为此老百姓甚至还能筑堡、坞、寨，用武力来抗衡的地步？此外，当时既无电话，也无电报，更无互联网络的情况下，也已退守川南的明朝官兵又是如何躲过敌对的张献忠部队而潜入到献忠所控制的那些地区去号召那麽多的老百姓去和张献忠对抗的？

愚人网友引用“史料”说张献忠和那数百万的民宗展开了“逐堡逐寨战争”，那麽这的确就是战争了，而且规模还相当大。

还有一点：战争中的死亡以及堡寨陷落后对那些顽强抵抗的堡寨中的敌人予以报复乃是古代战争中常见之事。这和“无故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既然愚人网友说四川的人口是集中在这些需要“逐堡逐寨战争”才能攻陷的川西、川北地区。那麽这两地区的人口好歹有个好几百万吧？攻破这好几百万人的堡、寨，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张献忠的部队又有多少？战死的官兵有多少？张献忠又是如何及时补充兵员的？又如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能把这些武装起来了的好几百万人统统杀掉？所以这“史料”本身有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之处。再者，既然说“因为这里已经是一片丘墟了，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那为何又会有后面的“清人所谓平定四川没有一年，南明军在孙李的率领下，再进四川，并占领了川西、川北”说法？这与前句话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

就算“后二十多年，清或南明军都未驻过成都和川西”这句话是愚人网友的笔误，可是，人都早已被张献忠杀光了的川西、川北，那麽这些地方就是既无人提供粮草、也找不到人来补充兵员的地方，再加上又是不利于作战的平原，南明军为何还要去占领？这不是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清朝时期的这些“史料”其实

上是有着不少相互的矛盾，有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的？所以绝不能盲信胜利者一方的史料。

有网友还以外国传教士留下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录为例进行反论。对此我还是有疑惑：既然张献忠杀人不眨眼，为何还让老外活了下来，且还让他留下了详细的杀人记录？我一直没有否认张献忠杀过人而是认为自暴自弃后是可能杀了人。问题是：究竟是谁使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到了“千里无人烟”的地步？另外，打败仗后，军队变得不成军队，官兵们争先恐后逃命的现象肯定会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严肃军纪处决一些溃败的官兵不是没有可能。而处决时正好被外国传教士目睹而记录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有外国传教士留下了记录，那麽这是否也只是他个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所见？一两个人就能看到整个四川杀人的情况？能把整座城市的被杀的官兵、百姓人数都整理出来吗？现代的法庭也是不会凭一两个“见证人”的记录，就断定有过“大屠杀”的。

还有，在张献忠“大屠杀”之前，四川的总人口为多少？应该不下数百万吧？觉得大势已去的张献忠部队，应该说如丧家之犬，可以想象其组织力和战斗力应该是非常低下。而且部队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是一个问题。而若不是士气正旺、且又保持着有效的组织能力和拥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如何能把分散居住在辽阔的四川大地的众多百姓杀得没剩下几人？屠杀这麽多分散居住的百姓，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当时所谓“见证人”所写的、且在清朝统治两百七十年间都还能保存下来、直到今天还能让今人看到的那些“大屠杀”的“史料”，究竟有多少的可信程度，实在令人怀疑。况且不少文人历来就有对“流寇”极端鄙视的“正统观念”，有对自己所痛恨的事物、人物极力抹黑和丑化的不良传统！

此外，清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这也是《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记》两百多年都被作为禁书严厉禁止的原因。幸好这些记载了明末清初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的资料传到了日本并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清末的留日学生才能在日本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些书因此而知道了真相。这些留日学生便把它们抄写下来大量出版，并偷偷运回国内，散发给民众和清军中的汉人官兵。

这也说明了能在清朝两百七十年间相安无事，能保存到今天的关于张献忠大屠杀的“史实”的可信程度的确让人怀疑。

再补充说明一下清兵入北京城的情况。有网友认为北京民众之所以欢迎清兵入城，是因为受了骗，是以为清兵拥明太子回京。长期以来，都有人这样认为。

这是因为一些文人不肯承认事实、不愿相信居然会有那麽多的汉人把他们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夷狄军队当成了解放军这一残酷事实而已。我也不愿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即北京城百姓把清兵当作王师来迎接的确是因为李自成军纪紊乱，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所致。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城之前，还把皇宫里精心制作的精美的金冠、黄金制作的装饰品等全部融成金块，装入车中运走，临走前还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李自成逃走后，明朝留守北京的文武大臣们在清兵尚未抵达北京城时，就主动跑到城外五里的地方，排队迎接清兵。多尔衮从朝阳门入城时，百姓们是烧着香、跪着欢迎他们的。在入北京城前，多尔衮还向部下发出了“此次出师，乃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掠夺财物、不得焚烧庐舍，违者罪之”。与李自成的残暴相比，是有点“解放军”的味道。

而且，多尔衮进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为自杀死去的崇祯帝发丧，命令臣民服丧三日，并按中国礼法重新予以安葬。还让明朝的官员们官复原职。并减免了很多明朝时期的苛捐杂税。所有这些举措，尽管有笼络人心之嫌，但受到百姓欢迎是可以想象的。

舞剑落头说蜀碧

张献忠杀入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已经七轮甲申了，围绕他剿四川的话题还是议而未决。观点两派:滥杀无辜说和镇压地主阶级说,都是古今官方论调。民间还有多种说法，张献忠杀四川的原因、端阳节插菖蒲陈艾的来历、“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的超级屠技……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初来文化多元，久后混同，融入巴蜀文化。秦汉到明清，蜀中人口五次大换血，土著居民不绝如缕。清初以前，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1000万。元初残存60万。最近的两次，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清初，至今民间盛传的张献忠故事，应该是糅合了这两次移民的血泪史的演义故事，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肯定、否定。1621-1685年明末清初四川大乱，张献忠进出的岁月是1639-1646年，蜀人由战前400万降至战后50万，而不是正史、野史异口同声说的他草杀七亿人。

《明史·地理志》1578年四川3102073人，而《流寇传》却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同一部正史，自相矛盾。被草杀的数字，竟是全川人口的225倍、全球人口的3倍！要知道，张献忠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指认文昌帝君张亚子为远祖，潼川府百姓多得保全。况且那阵遵义尚属四川，不在大西掌控中嘛，岂曰无人？

郫县孙澍，1855年举人，刺取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拼成《蜀破镜》卷第三下：“十月既望，献逆命四养子之兵分路草杀，讫十二月岁除回成都，上功疏……献忠自领者名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记之，人不得而知也。”他分男女罗列1645年12月3日到次年2月15日四路共杀七亿人；老营杀人秘而不宣，要之，总不会比他任何一个养子差,那么就算二亿人吧。如此，他们75天要杀九亿川人，每天该杀1200万人，需要多少刽子手呀？须知，他已经杀死百万军人了，手下还有多少人马？

我们来做个典型调查。17世纪中叶，张献忠李自成余部、地方武装、土匪、清军、南明军拉锯作战，四川周边地带人口损失较小，腹心地带漏网百姓四散逃离，乱后回乡，重建家园。沱江中游地处成渝要冲，方山浅丘，兵来难以藏匿，死亡惨重。我写《资阳人口发展史》四万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世平作序指导。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四川人口差点绝种，那是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清军造的孽。想想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何等惨烈，文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诛灭九族，朝廷借口编纂四库全书，汉唐典籍尚且逃不脱鲁莽灭裂的篡改挖补，彻底毁版，何况清初满洲屠蜀，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哪个文人敢写清军灭蜀？白居易是个有民本思想的作家，尚且把明皇重色污蔑为汉皇重色，指着隔代死尸来骂，也不敢斥责本朝已故皇帝。联想到21世纪言论自由的今天，公开刊物上，谁都可以归咎早已去世和失势的领袖，谁敢对新故的什么理论、残喘的几个代表这堆破铜烂铁道半个不字？一律要说紧密团结在谁周围、保持高度一致、高举什么理论伟大旗帜、尤其是什么重要思想，你不肯那样写，只要你出版，编辑必须给你删除刺眼字样，添补什么理论、几个代表替作者买保险套、戴安全帽。久之，手稿朽烂消灭，谁知道哪句话、哪段话是他人强加？

同样是清人资料，各县家族谱牒的记载就很真实，写谱人还在执笔，被他录入的族人还在呼吸，他总不可能说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族被张献忠杀得不留半根人毛，自己这个宗族早就彻底灭绝了吧？我祖先是1368年入川的，到我二十四代，我二十年自费收集家谱116种，祖先明初就在四川的33种，占今天血脉支系的284%。如果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那么我们这33支明初入川的人，难道是天外闪客？今天还在续修家谱，且系明初在川者后代的，一定至少有一线血脉躲过了张献忠、躲过了康熙灭周大屠杀，这是常识，无须论证。资阳县1745年新旧承粮花户3193户，1764年4112户，1782年19917户，直线飙升。据粗略估计，乾隆初年全县宗支有千种，我收百谱，不过十分之一，何况巴蜀之广！逐一摊开全川清末、民、共还有活口的明初入川者的后裔之家谱，分年统计崇祯、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死亡人口花名册，可知多半死在1674-1685年间。我自幼听说：“张献忠剿四川，南山舞剑，北山人头落地。”又说，某年端阳，农民军来时，前锋告知一个善人，叫他门前插挂菖蒲、陈艾，兵来不杀。这个善人照做，并且漏风，使邻居都挂上菖蒲、陈艾，全村豁免，相沿成俗。1980年在内江读书，老百姓说张献忠随父亲来作小贩，驴粪污染了街道，被罚清扫；他在野外拉屎，顺手抓了一把草来擦拭屁股，谁知火辣辣刺痛奇痒，原来误扯了火麻，他想：“四川草都这么毒，将来发迹，必灭川人！”1991年版《内江风情》有《义军血染冬瓜岩》，讲述张献忠部攻打内江高桥的故事，尽情讴歌。各地县志、家谱，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我们的态度是冷静客观，既不要见农民起义就肉麻地歌颂，也不要见草鞋造反就污蔑。

1621年10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与官军激战资阳东乡小院寺九泉山。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马祥龄率兵六千鼓行而西，北上恢复内江、安岳、乐至等县，奢崇明部败退。战后，城北进士冯修吉救济乡里数百家。1639年12月，张献忠部攻克资阳。1640年7月，安岳红雨。12月，张部屯驻安岳周里场，得知官军到来，宵遁。明总兵猛如虎选骑兵追歼张部。杨嗣昌幕下评事万元吉与张应元扎营安岳城下，堵截张部归路。张部由水道下简、资，所至空城而遁。

1644年2月，资阳县东堪嘉坝詹天裕、县南丰裕场刘应登、罗九泰、王二溪王登俊率地方武装保卫桑梓，与犯军交战。7月，张献忠都督马元利、轶其名率兵三万由简州南下，所经州县，只剩空城。简州知州奔成都告急。9月初，张部再破资阳，知县贺应选不屈，他家十七口被杀。城将破，人已逃，八卦井少年王永志见母亲病危，两个哥哥先跑了，他不忍，留下送终，夜里用绳子放下门板葬母，也钻雅安深山。资阳诸生刘宏芳被捕，手持扇子一路唱歌，走到什邡县西门，从容投石桥潭死。9月16日，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改元大顺。10月，严令征蜀士考试，诱杀文人和家属数万人。又开特科，死17000余人，蜀中文运断绝。来年，夹江王县令进贡盐渍新鲜荔枝，他大怒，命令近侍王珂去诛杀。经人劝解，他下诏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