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有：李氏家谱、王氏家谱、张氏家谱、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蒋、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

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庞、樊、殷、施、陶、洪、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章、鲁、葛、韦等多个姓氏家谱。　　　　

另有研究记载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812个姓氏，具体如下：

山西洪同 厉史尤长 炎黄子孙 万代荣昌 尧都平阳 虞由英皇 羊解士师 禹夏商汤 周朝文武 攻成姜尚 巫霸亓熊 林栗好强 燕韩赵魏 齐楚秦庞 相茹纪信 汉高刘邦 晋隋唐宋 辽金祁连 蒙时末年 战斗弋常 肖葛钤励 颉俎贝浦

天宰水寒 北国田干 甄主元章 明君建江 徐礼郁新 纳皋奏爨 贾村古槐 济中官迁 伯仲叔季 拜祭祖先 过桥行路 辈井吏乡 京经鲁于 苏折涂杭 冀安东省 宁淮陕甘 湘桂隆庆 旭惠泽桓 社刁弓张 智慧和畅 束利扶暨 蓟鄂广弘

富饶欣慰 芮雪降祥 辛勤劳作 霍岳丰唱 麦苗青绿 玉锋峦岚 知足能乐 硕果森满 温柔遆贴 幸福快苑 宫廷繁华 俞院梅兰 景泰晨花 贠阵宣童 康喜郏靖 崇振綦苌 吾顼邢海 吕律陶颜 宗族修普 寻根记念 茅蓬酆郦 贲麹麋斜

范黎朱公 暴财施善 陆游包程 孔丘屈原 典韦蔡伦 堤玄於钱 来嵇冯申 孟柯鹿班 彦博毕升 乔扆许郇 萧何窦仪 邵甬倪赞 裴巨卢值 晏隐薛旋 粟宇阮籍 邓攸龚贤 彭悦樊邰 聂耳释邝 少帅肇司 崔浩褚员 越堵敖融 阙夔殳红

曹操宓佴 袁枚随渊 晁盖李逵 衡闻邴添 郑杰南仝 应怀复初 守仁续邹 石蒲段让 郜丁光陈 马牧左权 绒甲卫营 郭种王轩 薄后淳义 寿骈墨香 董蔺贺荀 保运孤藏 伏席吴回 蒯缑开鞍 盍逯伍胥 佼较眭严 空厍咸诸 胜豆刀德

巴焦句滕 柴胡米莲 麻娄云凌 艾叶伸展 摸药杜钟 飞深秋烟 闸谢党生 菜霞娇鄢 松柏竹荷 桃穆柳杨 尖负忠任 弥侯采桑 黑牛充冬 支钞顾全 那苟言笑 达鞠勇刚 牟闽神尹 百亿希望 庄居滑稽 交谊宜臧 贯六佀奉 农沃宦雍

毛裘刑衣 蒋才郇练 钮扣侬纽 介绍萎婉 秘密革职 伟戴羡漫 霭门竺扈 妙碧岂谈 姚鹏祝傅 莫及鞭婵 白日落露 渠窄需宽 卜从揭蒂 布依曲弯 别俱易格 蹇贵巢双 管舒乌丌 符合鱼养 计瓮会骆 欧乐余闪 慎终须仰 曷鉴化位

睦佩斐翠 亲毋诚方 钦校慈母 共益泥谭 覃郄邱戎 瞧戚配旁 千尉车龙 筛沙狄房 恭敬校尉 卓酒补凡 更进奕步 关察风向 敦迪克寇 独皮恒当 耿庚翟奚 洛伊部汪 贡税狐弭 郝赫轷单 彻查费靳 池荫赤蓝 濮多净荔 梨远野勾

仵曳仇赛 继可枫潘 抄习简问 芦沈储延 哈腰巩息 已梯浑染 盛恩边菅 冷血容阎 寄拓宿志 呼奇邸狼 索殷付印 锁穗紫檀 曾加浮屠 致禚亢项 姬吉阴危 韶所郎坊 尼乜慕幕 昝隗赔詹 禄罗为胃 鲍谷凤曼 楼蔄次令

缴伪岑莘 缪斯侣栾 各郅徂汲 封候卞梁 家喻户晓 这只廖湛 直廉佘仉 莒赖库阚 要么嫪雒 润卡翁罡 咎油訾璩 闵境审匡 坡箕雷瞿 迟啜其宛 逢戈丛荆 灵郗佟鲜 倘邬蔚幺 隗股脱撖 银铜铁木 解椎覃盘 买舟宓冉 （诸葛）（令狐）（皇甫）（欧阳）（司马）（夏侯）（上官）（呼延）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

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

扩展资料：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是全国以“寻根”和“祭祖”为主题的唯一民祭圣地，国家AAAA级景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大槐树祭祖习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景区分为“移民古迹区”、“祭祖活动区”、“民俗体验区”和“汾河生态区”四大主题区域，有碑亭、二、三代大槐树、千年槐根、祭祖堂、广济寺、石经幢、移民浮雕图、中华姓氏苑等60余处风景文化景点。

从明洪武2年至永乐15年，近50年的时间里大槐树下就发生大规模官方移民18次，主要迁往京、冀、豫、鲁、皖、苏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经过六百年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而今全球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早已在炎黄子孙心中深深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当作“家”，被称为“祖”，被看作“根”。

参考链接：洪洞大槐树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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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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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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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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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崔篆，（？——？），西汉河北安平人。王莽时建新大尹（太守），临终作《慰志赋》。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东北）人。东汉末年曹操部下。太祖破袁氏，辟琰为别驾从事。曹操征并州，留琰傅曹丕于邺。魏初，拜尚书。主曹丕为太子。操贵其公亮，迁中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加魏王，以为意指不逊。罚琰为隶，后赐琰死。

崔骃，（？——92年），东汉文学家，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安平）人。崔篆之孙，少与班固、傅毅齐名，曾为府掾，后改主簿，著有《达旨》等，有“儒家之林大才子”之称。其子崔瑗，官至济北相。为著名书法家，工章草，其书“点画精微，神变无碍”，人称“草贤”，著有《草书势》。

崔瑗，（77——142年），东汉书法家，河北安平人，字子玉，崔駰次子，著《崔瑗集》五卷。

崔寔，（？——170年），字子真，东汉政论家，河北安平人，著述颇丰。

崔烈，（？——192年），东汉河北安平人，崔寔堂兄，官至司徒。

崔州平，生卒年不详。名不详，字州平，博陵 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末年隐士，太尉崔烈之子，西河太守崔均之弟。与荆襄一带的名士徐庶（元直）、石韬（广元）、孟建（公威）、庞统（士元）、诸葛亮（孔明）等人常有来往。汉太尉崔烈子西河太守崔均之弟。与徐庶、石韬、孟建皆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荆州名士、诸葛亮之友。亮与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先主来隆中见亮，忽见州平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先主与语大悦，即请同归，州平以己无意功名，长揖而去。后先主二次往隆中，州平已与亮相约，出外闲游去矣

崔洪，（？——291年），字伯良，西晋河北安平人，官至司农、吏部尚书。

崔浩，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西）人，后魏时官至司徒。其修史以彰直笔，因暴露“国恶”，而遭灭门之灾。

崔宏，南北朝时清河东武城人，官至吏部尚书，曾执掌机要，参与草创过各种制度。

崔鸿：字彦鸾，东清河鄃（夏津县古时称鄃县）人。约生于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初，卒于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撰《十六国春秋》一书。

崔颢，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唐代大诗人，官至司勋员外郎。早期多闺情诗，诗风浮艳，晚期诗风慷慨豪迈，后人辑其诗成《崔颢集》。

崔护，博陵安平（今属河北）人，唐代诗人，官至岭南节度使。其诗《题都城南庄》，有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千古传诵。

崔白，濠梁（今安徽省凤阳）人，北宋名画家，擅画花竹、禽鸟，尤工秋荷凫雁。其笔法劲利如铁丝，设色较淡，改变了宋初以来画院流行的浓艳细密之画风。

崔立，将陵（今山东省德州）人，金末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

崔斌，元朝名臣，官至中书左丞（副丞相）。其人才思敏捷，性情刚直，为官清廉，深受元世祖信任。

崔述，大名（今属河北省）人，清代历史学家，考据学者。字承武（1740-1816），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乾隆举人。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弊，为人称道。30岁后，因见群经的传记、注疏多与原经文有出入，由怀疑而进行考据，辨别真伪。他考辨先秦古事，一切取信于经。对战国以下的书，都以为不可全信，因而专攻古史。对近代史学界怀疑古书古事的风气，颇有影响。所著书以《考信录》为主，包括《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近人汇印为《崔东壁遗书》。

崔善为，唐代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人。善天文算历和断狱。曾随李渊起兵，后封清河县公。

崔敦礼，崔敦诗：南宋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二人均为绍兴进士。敦礼著有《宫教集》、《刍言》。其弟敦诗文才敏赡，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等。

崔子忠，北海（今山东省莱阳）人，明代著名画家。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画。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

崔豳，唐代武城人，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四世同灶，和睦相处。唐玄宗谓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

崔灵恩，南朝梁东武城人，遍读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初为北魏太常博士，后归梁，累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官至贵州刺史。常聚徒讲学，着有《毛诗注》、《周礼集注》、《三礼义宗》。

崔广，汉初人，字少通，号夏黄公。与东园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同隐居商山（今陕西省山县东），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崔琳，唐代武城人。政事开明，开元（公元713-729年）间为中书舍人，累官太子少保。为唐玄宗器重，曾书其名，以金瓯覆盖之。

崔挺，北魏京师人，字双根，少好学，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时任光州刺史，大行开化之风，累官本州岛大中正、北海王司马。为官清廉，有人曾赠以玉璧，被挺推却，曰昔无杨震之金，今岂有崔挺之璧？

崔玄暐，唐代博陵人。长安初（公元701年）为天官侍郎，历任凤阁侍郎、中书令，封博陵郡王。其弟崔升，官至尚书左丞；其子崔琚，颇以文学知名，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其孙崔涣，官至御史大夫；曾孙崔郢，自商州防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升监察于史。后人称五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8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689团政治委员，344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新编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班主任兼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第二炮兵顾问。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崔文斌（1917-1998），陕西省绥德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转入中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特务团连副政治指导员兼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特委正宁县工委主任，镇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6支队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11旅33团政治处副主任，盱眙总队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3军分区独立第1团政治委员，独立第4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6纵47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政治部主任，第71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4军71师改建为空军，师部和211、213团机关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任总队政委，212团调到北京编为警备团。1951年5月，编为空军15师，任师政治委员。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空15师入朝作战，编入志愿军空军序列，这支队伍刚组建，经过改装训练、学习组织飞行的程序和方法、6000米以下单机到大队的基本训练、团的编队训练、战斗使用科目训练，飞行员仅飞了20多个小时，1952年2月在空4师带领下升空作战，3月20日在空4师一个大队掩护下，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经过8次空战，1952年5月，空15师撤回吉林省公主岭机场休整，9月转场到东丰机场，保卫小丰满水电站。9月中旬，空15师接收米格-15飞机52架，随即进行改装训练和战斗科目训练。1952年11月，空15师再次入朝作战。空15师两次参战，共击落敌机51架，击伤16架，被击落41架，击伤37架。空15师涌现出3名二级战斗英雄：吴胜凯（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蒋道平（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韩德彩（击落敌机5架，其中击毙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回国后，任空8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崔建功，（1915-2004），原名崔日发，河北省大名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1938年6月任涉县独立团教导员时，改名“崔建工”，号“广运” ，意思是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建设工农政权。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将他的名字错写为崔建功，他便顺其自然，沿用此名至逝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5军团第73师政治部敌工干事等职。参加了山西永和、陕西桥板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29师新编第1旅1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第3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以及山东高塘东月寨、香城固、林南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第12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1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27旅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15军45师师长等职。参加了平汉、汲县、安阳、豫北、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5师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参加了第5次战役，1952年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副军长，第14军代军长，后入南京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习，1956年毕业，任第13军军长，1960年11月指挥5个团21个营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在东西长三百公里、南北宽一百公里的热带山地丛林，与缅甸国防军双边夹击滞驻“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经过80天的出国勘界警卫作战，消灭了国民党残军的“复兴基地”。后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崔毅（1930-——），山东省蓬莱县人，1945年加入中国***。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分区连文化干事，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济南军区青年部助理员、科长、副部长，师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部长，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1993年退役。是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崔 岑 ，1939年5月生，黑龙江肇源县人。大专文化。原任中共肇源县委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副处级）。于1999年6月退休，1963年8月毕业于黑龙江省双城市中等师范学校，1970年12月光荣加入中国***党员。曾任过小学教师、文教局科员、公安政法战线审判 员、刑事侦查员、侦查产科长、乡镇党委书记、县信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县政府调研员。在担任政法委副书记时，开始研究犯罪心理形成因素问题。几年来共撰写较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先后在黑龙江省《法学与实践》、吉林省《政法丛刊》、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制心理》等杂志上公开发表。撰写的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理论文章，多次在《黑龙江日报》、《大庆日报》公开发表。1986年7月参加南开大学法学研究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法制心理研讨会，撰写的《贪污犯罪规律、心理特征与对策》一文在会议交流，于1987年被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制心理科学与应用》一书收编，公开发表。1988年8月参加了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在深圳市召开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在大会上交流，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奖。撰写的《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一文，已收入《中国法制心理研究》一书。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澳门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将十几年钻研犯罪心理科学科研成果，撰写的论文，编撰成15万多字的《青少年犯罪心理研究文集》出版。在1986年和1988年被黑龙江省法学会、心理学会吸收为会员。1996年7月中国预防青工犯罪专业委员会在哈尔滨市召开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会议，被选为该会常务委员

崔 汉 ，1935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任广西柳 州电视台副总工程师。自治区第六届政协委员。1958年在核工业部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是 中国爆炸物理电子学科创始人之一，曾获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1980年在航 天工业部机械厂研制了“高炮射击遥控模拟指挥训练设备”，该项目获1984年广州部队科技 成果一等奖。发表《爆炸物理电子学》方面的论文数篇，译有国外战术导弹技术和电视工程等篇文章。　崔 模 ，1924年10月生，河北宣化人。1953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河北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会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眼科专题 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第四届委员，省眼科学会第二届主任委员。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 4名。合作研究的“眼底荧光血管造影”获卫生部甲级科学技术奖、省科技三等奖；“眼底 新生血管”获省甲级医药卫生科研成果奖；“眼动脉及其主要分枝”获省乙级医药卫生科研 成果奖；“河北省盲和低视力流行病调查”获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眶腔静脉瓣的观察 与测量的研究”获省卫生厅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进行性近视眼底后极部病变的研究”获 省科技进步四等奖。合著《眼底荧光血管造影释义》获北方10省市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第 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参编高等院校《眼科学》教材。发表论文30多篇。

崔建发，河北安平人，现任安平代县长。

崔海霞（女），河北安平人，现任安平副县长。

（待续）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专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世界通史》（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书目

《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邓懿 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 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诸葛亮

诸葛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刘备三顾茅庐去找他。然后，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把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作了很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么样，南方怎么样，然后西方怎么样。跟刘备建议取荆州，取巴蜀，然后三分天下，跟曹操、孙吴抗争，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全国的局势作出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后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按照诸葛亮所预见的情况发展下去，形成所谓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这点上讲，我觉得诸葛亮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这样英明的预见，最后形成三国这种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从政治上讲。

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云南执行民族政策。“七擒孟获”事是裴松之《三国志》注里边的，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把这事记录下来。但是既然有这种传说，就说明有这种可能，也反映当时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情况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跟少数民族搞好团结，长期和平共处下去，最后达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云南成为他很重要的后方，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爱，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七擒孟获”是个故事，正史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传说，反映一定的事实，特别是从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崇拜的情况，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见解跟实践结果的情况。

另外从军事方面来讲，陈寿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好像他不大能够打仗。蜀汉在战争方面不是太成功，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诸葛亮一个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况，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就是他几次出祁山北伐，实际上我看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他这样攻并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长安，打到洛阳，但是出兵这种姿态，这种举动，就使得北方对他另眼看待，对他不放轻举妄动，这样就保住了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地方，所以把诸葛亮北伐看作一种战略，利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住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维护他的地位，这样看也许更适合些。

诸葛亮给人的形象，现在一般都是从小说，戏剧方面传达过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应该考虑，就是诸葛亮是一个讲究法治的人。本传上讲他“循名责实”就是法家的态度，他“严刑峻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非常严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时也很敬爱他，我觉得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就是他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呢我体会这是道家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一种思想，一种“淡泊”、“宁静”的想法。所以诸葛亮这个人应该说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国方面，是采取“严刑峻法”的办法。另外，他在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观我觉得恐怕应该同时注意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特怔。可惜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来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诗，写文章的话，恐怕很可能会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想法。所以今后研究诸葛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态，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严刑峻法的人。当然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就是羽扇纶中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是从小说、戏剧里边来的，这说明小说戏剧对于宣传历史人物，对于进行历史教育还是很有用的。

（来源网络：王拽）

据史、志、族谱等文献记载和众多的专家学者调查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有组织的官方移民，始于金初天辅年间（公元1117~1123），延至清代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达六百余年。移民次数在20次以上，有确凿文献记载的即有18次。其中以明朝洪武年间移民次数最多（10次），规模最大，移民量达80万以上。移民姓氏，几乎涵括了北方常见的一百多个姓氏。

古槐后裔姓氏表

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祭祖园,有一张收纳了450个姓氏的 “古槐后裔姓氏表”,如同洒向四野的种子,迁徙外地的移民们在异地他乡开始重新生根发芽。一份资料中，今天，自称知道祖辈是来自山西洪桐的人有2亿中国人，包括500多个姓氏， 500多个县市。

洪洞大槐树移民研究所《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家谱》有：李氏家谱、王氏家谱、张氏家谱、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蒋、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庞、樊、殷、施、陶、洪、翟、安、颜、倪、严、牛、温、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