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李土司在明朝时期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知名统治者，他在藏汉交界地区担任土司长达27年。他不仅率领族人建立了李家城镇，还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此外，他还积极拓展农业生产园地，沿着黄河流域修建了水利工程，改善了当地温室的生态环境，使得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大幅增长。

在李土司的统治下，藏汉交界逐渐安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建议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获取更全面的信息。

土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据史载，1227年，成吉思汗将领格日乐图在灭西夏时，率三千蒙古军驻于互助威远镇，因为这里是祁连山麓的军事重地，所以后来格日乐图部属(包括家眷)世居于此。到13世纪中后期，吐谷浑人后裔们的蒙古化倾向更加明显，其民族特征也基本构成。据明清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元、明之际的土族经济，也已由畜牧业为主开始转向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和手工业状态。

元朝时，土族地区归元廷封授的土官管辖。明朝统治者继承元朝“封土司民”的政策，对他们“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命其 “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明史·职官志》)。

清灭明后，土族地区的各土司先后率部归附于清朝，清承明制，发给其号纸印敕，准其照旧承袭，是为土司。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授予东李土司李化龙之弟李化鳌世袭百户之职，是为小李土司。据清代部分史志记载，清代甘、青土族地区的土司共有十八家之多，其中青海土族地区十六家，即：东祁土司、西祁土司、东李土司、西李土司、吉土司、纳土司、陈土司、赵土司、辛土司、阿土司、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喇土司、汪土司、小李土司(李南哥后代)。甘肃卓尼勺哇土族原共有三大部落，藏文史籍中称为勺哇三族。明、清至解放前夕，勺哇土族属杨土司管辖，为上治三旗的勺哇旗，由力吾、拉代、的力、汇十那、萨迪、拉叭等七族组成。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后，土司权威有所削弱。到了清末，土司已处在名存实亡的境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出现了一种与封建土司制度并存的土官制度，这是 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土族的经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土族已从一个主要从事畜牧经济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的民族。由于河湟一带原有的农业基础较好，加之中原先进耕作技术的不断传入，促进了该地区土族农业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手工业(如酿酒、纺织等)的发展。明、清时期是土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土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甘、青地区马家军阀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发展，除一少部分土族仍归封建土司统治外，大部分土族则由马家军阀所控制。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1930年，青海土族聚居的民和、互助、门源等地相继设县，该地区的土族始归由县府管理。1931年8月，南京国民 下令废除土司制度(互助土族地区政教合一的土官制度已于1930年废除)。这样，延续300余年的土官制度被彻底废除。

1938年，土族各村编组实行保甲制度。当时充任区长、保长、甲长者，仍以旧时的土司、土官或具有权势的上层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由于马家军阀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迫使土族人民或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流落他乡，土族人口因此锐减。此外，自明、清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土族群众笃信佛教，多送子弟入寺为僧，这也影响了土族人口的正常增长。据有关调查显示，1930年以前，青海土族地区各土司所辖人口仅38,000余人。1933年，青海土族仅有30,000余人，其中互助县约1,000余户、近7,000人，民和县约2,000余户、10,000余人，乐都县312户、6,300人，大通县约5,000余人，共和县24户、89人(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载《新亚细亚》1933年5卷3期)。到1949年，互助、民和、天祝、大通等地的土族共有4万人左右。

为摆脱马家军阀统治，土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一些土族士兵参加了反抗马步芳统治的乐家湾兵变。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 解放西宁市，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40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

1954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的居住特点，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青海省民和县建制，设立了民和 土族自治县;撤销了青海省大通县建制，设立了大通 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也设立了土族乡。

土司

　　　

　　官名。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清朝雍正年间，开始了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将世袭的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所谓流官，是指任职者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意思。为了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清朝发动了对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结束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华民国时期宁夏、青海一带的马步芳武装接受民国政府的任命，但对于其辖地仍然自行管辖，实际上和前朝的土司制度没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阶段，土司制度彻底被废除。

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该族人民的制度。也指被授予这种官职的人。

"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宋王朝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部下和加封土酋为土官,成立许多土州,县,洞。这些土州县洞,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以及民情风俗等都与流官的州县不同,故称为土司。司者主管其事,或官署之称。"(摘自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土舍

为土司的直系亲属，其权力虽与一般大头人相同，但其地位高于大头人。四川藏族各土司之间，实行严格的阶级婚制，对于血统则不加限制。故除各土司之间有婚姻关系外，土司及直系亲属的土舍，亦为互婚的对象。凡土舍，因其与土司同出一源，被认为有土司“根根”，所以土司、土舍之间可以互相继承，使世袭权利不致中断。本舍在本土中常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当土司外出时，代理土司执行职务。土内如遇重大事件，如战争，土舍常任带兵官，指挥作战，故土司与土舍构成一土的最高统治集团。

头人

头人分大头人、二头人和小头人。

大头人藏语谓之“尔家务”，意为土司贴心人。有封地及附着于土地上的科巴（农奴）。一个土视其范围大小，大头人人数不定，但亦不多大头人的出身为：土司的后代；大头人之子承继者；二头人或个别小头人升迁者。

二头人的地位低于大头人，但与大头人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大头人威信较低者可算为二头人。二头人办事忠于土司、能力较强者，亦可升为大头人。二头人的出身：由世袭的权利而承继者；由小头人或百姓升任者。二头人的义务，主要是给土司当跟班，其权利：在给土司当差期中，可以带跟班（平常其私人不得有跟班）；不给土司上粮，也不给大头人当差。有自己的封地和科巴，科巴只给自己种地当差；二头人亦可有家人（戈纳），但事实上许多二头人皆无家人；二头人也令百姓给他种地、建房、砍柴、背东西等。

小头人的出身一般是小管家。小管家多为百姓充任，在土司衙内服一定差役。小管家侍候土司有年，得土司喜欢，就可被提升为小头人。此外，大头人、二头人与百姓私通所生孩子，因父亲有头人“根根”，亦可为小头人。小头人一般自有一块土地，自己耕种，不纳粮。少数小头人也可能有较多的土地和科巴，但本人仍参加劳动，其科巴亦为其耕种和当差。但一般小头人仅为一种政治待遇，无实权。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土司官寨，应服杂役，如管理家具、粮食、侍候土司穿鞋、守厕所、做饭，服侍土司上下马、背水等，其职务亦为世袭。他不能令百姓为其服役。参考资料

“吉”源出：重庆市潼南县玉溪镇

吉金轩

之作

1、出自姞姓所改，姞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姓”之一。据《唐书

宰相世系表》所载，是远古黄帝有个裔孙叫伯儵，受封于南燕国（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一带），赐姓姞。后来他的子孙省去女旁，遂成吉氏，世代相传姓吉。目前统计全国共有203万

2、出自姬姓，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是上古周宣王有个贤臣叫尹吉甫，他的支庶后代以祖字为姓，世代相传姓吉。

吉姓后增的一些来源：

1、汉族羊舌复姓中有改吉姓者。

2、300多年前女真族的后裔满人入主中原后，有一些满族旗人改姓“吉”。如清天聪年间战功彪炳的大将吉思哈，他本姓乌苏氏，是满洲镶白旗人；清嘉庆年间的两广总督吉庆，他本姓觉罗氏，是满洲正白旗人，等等。

3、清代青海西宁土司吉保是西番人，其后代也以吉为姓。

4、原海南琼中、保亭、乐亭三县交界处有72峒黎民本无姓氏，后由大总管统一定为吉姓。

5、土家族吉桑氏，其汉姓也是吉。

6、当今蒙古族、彝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等民族中，也有人以吉为姓。

得姓始祖

伯儵。据古籍文献记载上也可以看出燕国地位的微末。燕国国君的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溢，自燕惠侯以下有溢无名。燕国史事见于记载已迟至春秋之后一百余年，而且第一件大事记载的就是齐伐山戎路经燕国，第二件大事是国君款逃奔齐国，都是借助齐国史官的记载记下的。当时在今河南汲县还有一个姞姓的燕国，史称南燕，始封国君为伯儵，并赐姓姞。据《左传》称南燕国为燕，称燕国为北燕，倒是南燕国的史事较北燕早得多地频频见于记载。后伯儵的子孙省去女旁，称吉氏，世代相传姓吉。故吉氏后人尊伯儵为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吉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吉姓起源于兮姓。上古时黄帝分封他的一个孙子于南燕国（今河南省延津县一带），同时黄帝还赐给他一个“姞”姓，后来他的子孙省去女旁，简化成“吉”，并保留至今。这一支吉姓多聚居于洛阳一带。吉姓还有一支起源，时间上比较晚，是在西周时期。当时周宣王时有大臣叫兮甲，字吉甫。吉甫能文能武，为周朝的中兴立下了显赫战功。他的家族很昌盛，子孙后代中有以他的字命氏的，称为吉氏。在古代，吉姓的望族大多出自于冯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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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金朝、宋朝版图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朝－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多汉化程度、南境者为熟女真，少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

清朝以后，“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汉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齐，楚等傀儡政权。稍后，建立按照汉人的习惯建立叫做金的国家。 女真人用家乡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建立的金朝（黄金，女真文anchuhu相当于后来的满洲语 aisin - 金的，黄金）。

辽，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说938年)改称辽。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西夏，是朝代，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西夏政权国号为“大夏”，因在当时宋朝的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还有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唐贞观九年（635），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宣威市的历史

宣威市地处云南省东北部。

地处东经103°35′~104°40′，北纬25°53′~26°44′，东与贵州省盘县相邻，南与沾益县毗邻，西隔牛栏江与会泽县相望，北与贵州威宁县接壤，距省会昆明市260公里。总面积606988平方公里。

约占云南省总面积的158%。市区距曲靖市 驻地102千米，距昆明204千米。

其为云南省曲靖所辖一县级市。 宣威历史悠久，早在新时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辛勤耕耘。

秦以前属古夜郎辖地。秦朝统一后，开通五尺道。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5年），设郁邬县（今宣威）。东汉，并郁邬县入汉阳县（今贵州威宁、水城）。

蜀汉时复置郁邬县，改属建宁郡（今曲靖）。唐代，大理国置磨弥殿部，其地域含今宣威、沾益、富源之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立云南中书行省，建立路、府、州、县，沾益州隶曲靖路，领交水（今沾益）、罗山（今富源）、石梁（今宣威东北部）三县，州治石堡山西（后迁今宣威河东营）。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曲靖路为曲靖府，沾益州隶曲靖府，沿用彝族安姓土司世袭土知州，州治今宣威河东营，同时废除州领三县。

同年，于土府腹地（今宣威城）设乌撒卫后三所，隶贵州都司。洪武十六年，筑后三所土城，增设流官知州，侨居后三所内，开始土、流官合治。

同时，设沾益（今宣威城）、倘塘、可渡三站，并交水、罗山、石梁三县及越州归沾益州管辖。后所军屯铺堡地面由乌撒卫管辖，隶四川布政使司，沾益州仍隶云南曲靖府。

明天启二年（1622），乌撒土官安效良攻占沾益城，后三所守将弃城投交水。翠年，参将尹启易报云南抚按批准暂移州治于交水，土知州仍居河东营。

清顺治十六年（1659），经略洪承畴至滇，定移沾益州治于交水，本境称旧州。清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土官叛服无常为由，参革沾益州土知州安于蕃，将安擒赴省城，请旨定罪。

十月派人丈量土司所辖田亩。五年七月，取原宣威关之名设宣威州，裁原土司安于蕃所辖各营火地面自高坡顶以上属沾益，以下属宣威。

宣威州之名沿至民国元年（1912）。民国2年裁州设县，改宣威州为宣威县，隶属云南省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为宣威县，隶曲靖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4年6月30日，经中央人民 内务部批准，改宣威县为榕峰县。

1959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宣威县名。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威县，改设宣威市（县级市）。

宣威历史悠久，文物胜迹颇多，有文化遗址10处、古建筑15座、墓葬碑刻18处、馆藏文物7种、风景名胜7个，既有市（县）级文物保护，也有省级文物保护。 文化遗址。

一、格宜尖角洞新石器时期遗址，经省、曲靖市、宣威市三级考古鉴定确定；二、颍川营遗址，在宣威城东古城村，明征南大将军傅友德（颍川侯）筑；三、乌撒卫后三所城墙，在宣威城东岳家巷东口，现存部分残墙，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四、可渡关关址，位于杨柳乡可渡村，明洪武初年建；五、可渡古驿道，位于云贵两省交界的可渡河两岸，长约10千米，石板铺成，始建于秦；六可渡古炮台，位于杨柳乡可渡村旁，明傅友德筑；七、宣威关遗址，在宣威城下堡街、西门街交叉口，明代筑，清道光后期毁于大火；八、上营古堡遗址，在宣威城西北上营村，清嘉庆年间由缪御斋倡建；九、诸葛营遗址，在宣威城东河东营村，三国蜀将李恢建；十、红九军团驻地旧址，在板桥一中（原板桥小学）校园内，1935年4月26日下午，红军长征过宣威，红九军团在此设指挥部。 古建筑。

一、沾益州土知州家庙，在宣威城东河东营村，明洪武十六年建；二、倘可巡检署，在倘塘镇倘塘村，清雍正十一年在原倘塘驿丞署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三、松鹤寺，即东山寺，建于明初，系佛、道两教合一的建筑群；四、善庆寺，位于市印刷厂内，建于明代；五、三台洞，在城西35千米的西泽河谷断岩上，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六、观音阁，位于城西南25千米多乐小学内，建于民国19年（1930）；七来宾石塔，位于城北15千米的来宾村南，1912年建，属风水塔；八、侯氏宗祠，在城西南灰硐村，建于民国初年；九、魏金阶庄园，在城东南50千米的兔场村，民国19年建，是宣威较有特色的私人庄园；十、四里座大桥，在田坝新民革香河上，清同治时建木桥，光绪时改建石桥，民国10年毁于兵灾，13年重建；十一、可渡石桥，在杨柳乡可渡村北的可渡河上，1916年建；十二、文庙大成殿，在宣威一中，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道光十七年（1837）重建；十三、榕城书院，在宣威二中，前身为明伦堂，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建为书院；十四、浦在廷故居，位于城内，建于民国初年；十五、朝阳洞，在落水黄路，寺庙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墓葬、碑刻。

主要有螃蟹坡梁堆墓、顾家堆梁堆墓、耿兴祖孙合葬墓、缪良玉缪文龙父子墓、李将军夫妇墓、按于蕃墓、王世雄墓、耿让墓、清世祖教条生员卧碑、《重修玄武祖师殿序》碑、《耿屯合堡受长发害老少形魂之总墓》碑、免差碑、杨福祯《诰封碑叙》碑、《成章季子绍尧家言》碑、“飞虹伫鹤。

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历史背景

为使恢复工程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还特别邀请了卓克基16代土司索观瀛的妹妹索观涛，土司大管家、家寺主持高僧阿旺塔依，土司夫人柯玉霞等为顾问。

同时，为确保维修恢复工程中装饰装潢和布展的质量，达到全国藏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一流水平，还重金聘请了青海、甘孜等全国藏区的能工巧匠，专门从事官寨内外的装饰装潢工作。目前，四个展区的布展工作已接近尾声。

嘉绒文化展示区主要集中在一楼及四楼的部分楼房，分为厨房、经幡房、社稷房、银厅房、酿酒房、衣饰房等12个展厅。二楼主要是红色文化展示厅，恢复有 当年看《三国演义》的房间“蜀锦楼”，中央红军在官寨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原貌，展示有红军在该县建立的13个乡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军用沙盘，县境内现存和流落的红军简介、老红军的题词及各种文史档案资料，红军在该县留下的石刻标语、纸质标语、木板标语及钢盔、手枪、水壶、牛皮船、钱币、红军发放的文件布告等，共11个展室。

三楼主要展示土司文化：土司卧室、土司议政厅、官司房、客人住房、土司餐厅、土司大烟房、管家卧室等十四个展室。五楼及四楼的部分房间为宗教文化展示厅，主要是按照原貌恢复了土司的家庙和经堂，主要有文经堂、红教殿、黄教殿、长寿殿、狮面空行殿、禁食斋、僧人住房等8个展室。

8月，卓克基土司官寨维修工程将全面竣工，内部装修、布展等也将全面完成。届时，卓克基土司官寨不仅是阿坝州藏羌文化走廊上的经典旅游景区，而且也将成为全国藏族特色民居的集中展示区和嘉绒藏族文化旅游的最佳目的地。

虽然经历了上百年之久，维修后的这座官寨看上去雄风不减，气势如昨。 。

贤氏的历史

介绍贤氏起源 -------贤华 我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人。

我根据，《米易县文史资料》原文记载：《邛西野录》暨《四川土司》、《明史》卷三百十一等史书记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土夷考》言：“米易土官贤姓也。初，云南景东博夷头目阿骇徙其属来住种，洪武十六年归附，以随征东川、芒部二府功劳授世袭千户。

该所印信，以武弁推选。今土官贤氏居城外，专理巡捕。”

《明史、土司列传》和《邛西野录》载：“居所治城外。所辖博夷仅八百户”。

“辖土百户十员。土舍丁、佘、阙、李、史、宁、高、张八名，曾建排棚八十丈公署一所。

尚有微址。后废，所千户贤朝纲二员。”

当时地界是：东至龙肘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四川土夷考》卷之三：“贤氏土司远祖阿骇，二世祖阿哀”，《会理州志》载：“米易副千户贤朝纲一名。”

《安氏宗祠碑》铭：阿旺呼（安伏成）“世袭会川卫守御司米易正千户印务。侄阿普卜威整凉山，留守建昌卫所。

世袭宣慰司。各亲族、弟、侄士巡捕，百户等官阿吴、阿骇等九人分土安插”。

由此可知贤氏土司米易一代祖阿骇系安氏土司米易一代祖阿旺呼（安伏成）亲族。故安、贤二家土司在六百多年前原承阿姓一脉。

贤氏远祖“临河而居”，其土司衙署驻地在“岸边草树蔓枝横，拂地掩坡绿溪滨”的柳溪河畔。这里至今还有贤家村又有流经此地的柳溪河。

因之该乡以柳贤而得名至今。在明、清王朝时期，除安、贤土司外，尚有自黔滇迁入的吉、张土司。

相互求存予夺，并在“改土归流”中矛盾冲突，兴衰分合不断，形成各自领地交错和权力更迭。尤其在贤官老爷蒙难后，贤姓后裔遭受株连，故有的隐名埋姓，有的逃亡迁移，各安生理。

至大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贤姓后裔根据本族历史脉络，编撰出贤氏祖谱。 据历代口碑相传：安氏土司与贤官老爷曾属翁婿关系，贤官老爷娶安姓女为妻。

贤官老爷其名及生卒年月无考。只传知贤官老爷系清代雍乾时期的一名武将，生像高大魁梧，力大无穷，武艺精深。

一次贤官老爷被邀请到撒连禹王宫数华里的风流山顶去痛饮，当客人沉于思拟之际，贤官老爷将摆好的一桌酒席伸手举起两桌脚四平八稳地举到阴兵坡土岗的树林里。阴兵坡土岗离禹王宫和安土司衙门约有二里之踞，客众在阴兵坡土岗的树林里宴饮盛赞贤官老爷的武功。

《清史》载：清高宗乾隆中期以来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扉，庞大的官僚机构越加腐败，皇帝及各级官史“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嘉道时期，吏治颓风难挽，“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

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大小官吏贪脏枉灶。刮民脂民膏，权臣“园寓点缀，竟与贺明园蓬岛，瑶室台无异”；“立享殿、置隧道，可与皇陵相比。

大权臣家资八亿两”。 在历史横断面上的畸形，历史空间的风云变幻，土司沉浮自是常事。

在贤氏后裔流传着一个《贤官老爷怒洒一腔血，誓死不低头》的传说，今之丙谷、撒连以及各族老人中也有传闻。安氏土司在西昌邛海海心亭举行宴会时，邀请贤官老爷赴宴，并约定在邛海里“漂乌纱帽”，乌纱帽是帝王根据官阶赐给各级官员的官帽，漂乌纱帽做输赢本是一种取乐。

漂乌纱帽时，安氏的纱帽是宫廷赐予含有金属品，一漂即沉，而贤官老爷的纱帽是仿制品，漂后不沉，安氏不服，遂向上告贤氏犯有欺君之罪。后经审理，判处贤官老爷“五牛分尸”在丙谷街外那弯弯窖处执刑，将五只牛分别系住贤官老爷的头和四肢，五牛头上的火炮鸣时，牛却欲奔而未果。

那时因为贤官老爷用劲将五牛收紧一堆之故，执刑官又将贤官老爷的头手系住并用刀割断四肢的筋继续执刑，终于“五牛分尸”。贤官老爷一腔热血怒洒在那弯窖附近的大石上。

神奇的传说流传后世。若干年来多少放牧牛羊的人都不敢靠近大石，否则，触犯了它就会使人头晕、肚疼、疾病缠身，直到解放前还有善男信女对这块大石烧香求福顶礼膜拜。

清代“改土归流”后，贤氏后裔亦随安氏后嗣“编入汉甲”，长期融合，这固为顺理成章之事。但他们不忘祖宗，篡有《族谱》，留有世传口碑，缅怀族源及兴衰历程，实是无可非议，安氏史曾为外国史家凯觎他图，可知其重要性。

要知安贤史实是迷（米）易傣史的整体，不可偏废其一。 贤姓土司同安姓土司的关系，《米易萨连土千户调查记》：“安、贤二姓原是一家，后才分开。”

但据史籍所载，贤姓土司虽来自景东，但系元代或大理国时期由云南迁移至迷易定居开垦的傣族头人，在迷易早已造成势力，且归队明王朝较早，又因军功而被封为副千户的。而安姓土千户，按前引碑文的说法，是在9年之后因征讨月鲁有功受封于此的，而且明代史籍未见明载，就连《邛西野录》的作者何东铭也认为：“会理州志谓洪武间安伏成留守迷易，而明史及蜀纪、蜀典诸书，俱言迷易土官贤姓，则州志误矣。”

东铭是撒连人，与安姓土司住近在咫尺，又为编辑《邛西野录》广搜材料，是最有发言权。故说贤、安同宗，或说乃同时的正、副千户，都是根据不足的。

总。

谁知道宣威是什么年代建立的哦

宣威历史悠久，早在新时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辛勤耕耘。秦以前属古夜郎辖地。秦朝统一后，开通五尺道。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5年），设郁邬县（今宣威）。东汉，并郁邬县入汉阳县（今贵州威宁、水城）。蜀汉时复置郁邬县，改属建宁郡（今曲靖）。唐代，大理国置磨弥殿部，其地域含今宣威、沾益、富源之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立云南中书行省，建立路、府、州、县，沾益州隶曲靖路，领交水（今沾益）、罗山（今富源）、石梁（今宣威东北部）三县，州治石堡山西（后迁今宣威河东营）。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曲靖路为曲靖府，沾益州隶曲靖府，沿用彝族安姓土司世袭土知州，州治今宣威河东营，同时废除州领三县。同年，于土府腹地（今宣威城）设乌撒卫后三所，隶贵州都司。洪武十六年，筑后三所土城，增设流官知州，侨居后三所内，开始土、流官合治。同时，设沾益（今宣威城）、倘塘、可渡三站，并交水、罗山、石梁三县及越州归沾益州管辖。后所军屯铺堡地面由乌撒卫管辖，隶四川布政使司，沾益州仍隶云南曲靖府。明天启二年（1622），乌撒土官安效良攻占沾益城，后三所守将弃城投交水。翠年，参将尹启易报云南抚按批准暂移州治于交水，土知州仍居河东营。清顺治十六年（1659），经略洪承畴至滇，定移沾益州治于交水，本境称旧州。清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土官叛服无常为由，参革沾益州土知州安于蕃，将安擒赴省城，请旨定罪。十月派人丈量土司所辖田亩。五年七月，取原宣威关之名设宣威州，裁原土司安于蕃所辖各营火地面自高坡顶以上属沾益，以下属宣威。宣威州之名沿至民国元年（1912）。民国2年裁州设县，改宣威州为宣威县，隶属云南省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为宣威县，隶曲靖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4年6月30日，经中央人民 内务部批准，改宣威县为榕峰县。1959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宣威县名。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威县，改设宣威市（县级市）。

云南土司木增历史确有此人吗

确有此人。

木增（1587-1646）明代纳西族作家，字长卿，一字生白，号华岳，是木得的八世孙。1599年，其父木青去世，11岁时袭土 司之位。1600年8月18日，正式被明廷册 封为土 司。1606年，明廷册 封木增为中宪大夫兼丽江知府。其妻阿室于受 封太恭人。木增积极对外 扩 张。他不断 侵 占四川甘孜州康南地区以及木里一带藏 族各土 司地 盘，将边 界推进到雅砻江畔的今雅江县一带。嘉绒十八土 司不堪 骚 扰。明正土 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一面据江险抵抗，一面飞报明 廷告 急。因受雅砻江天 险的阻 碍和明正土 司大军的竭 力抵 抗，木增的扩 张才被阻止。1623年，受封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翌年隐退到芝山，以其子木懿继承土司之位。木增虽然退隐，但在重大事件上仍然握有决策权。木懿每天早晨都要到木增的隐居地请示重大事件的解决方法。1625年，加 封太中大夫，其妻阿室于加 封淑人。1631年，封广西布政使司助理布政使，授通奉大夫。1640年，转封四川布政使。1643年，镇 压 剑川州百户李永镇的叛 乱。1644年，受封太仆寺正卿。1646年，升太常寺正卿。

木增在位期间是丽江土司的全盛时期。木增信奉藏 传 佛教，并取藏族名“松弄热登”（又作四郎罗登、萨当杰布）。第十世噶玛巴·秋英多杰在与格鲁派的斗 争中失 势后，曾逃到丽江避 难。此外，他推崇中原的儒学，徐霞客来到丽江时，曾是木增的座上客；木增让徐霞客担任儿子木懿的老师。木增与木泰、木公、木高、木青、木靖都以工于诗文而知名，六人并称“木氏六公”。著有《啸月函》、《山中逸集》、《空翠居录》、《云淡墨》、《芝山云集》、《光碧楼诗抄》等多部诗集。

希望能够帮到您！

你了解青海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及其历史渊源吗

土司制是我国古代的中央行政制度，是明清时代管理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

明朝最初设立宣慰司、土 知府等各级 机关，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 元朝始置，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世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 准。

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 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 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力。

在明清时期，青海的土司有陈、祁、李、汪、纳、吉、赵、阿、 冶、甘、朱、辛、喇、韩等诸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