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学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主张：

春秋战国：孔子（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 克己复礼，实现仁要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礼要正名）

• 孟子（核心是仁政，实现仁政的途径是重民）

• 荀子（吸收法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王霸兼用）

汉：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有两层意思，君权神授以加强皇权和实行仁政以限制皇权）

宋明：宋明理学分先后两个流派，北宋程颐程颢、南宋朱熹的程朱理学，另一个是南宋陆九渊、明王守仁的陆王心学。两个流派的核心主张都是存天理灭人欲。两个流派在求理的方法上不同，“理学”认为理在物中要格物致知，“心学”主张理在心中要发明本心和致良知。（但是两个流派存理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存天理灭人欲）

明清：严格说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并不是正宗的儒学流派，它是一种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并没有动摇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但使得传统儒学对自己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调整，如清朝儒者的考证风气。

2不同时期的儒学对前代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①把孔子仁的学说发展为更为系统的仁政学说②发挥孔子的 民本思想，认为人民、国家比国君更重要，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继承孔子“性相近”的人性观，主张“性善论”

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荀子吸收了法家思想，但基本上继承了儒家思想，认为治国要以礼为主，礼法并施，王霸兼用。

董仲舒新儒学（汉儒学）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发展：①继承：民本，仁政，礼②发展：融合了阴阳家、法家和黄老之学的思想形成新的思想体系；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阐述了三纲五常

宋明理学对前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①继承：仁，礼，三纲五常②发展：吸收佛、道教的思想，儒学从此具有了哲学高度将佛、道关于宇宙自然的深层次思考与传统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联系起来，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其本质是将儒学伦理纲常极端化为“理”，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认为求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路王心学认为心即理也，求理在于内心的反省，“发明本心”即可。

（注：宋明理学的实质：以儒学伦理纲常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宋明理学理的本质：儒学伦理纲常

宋明理学的核心：存天理灭人欲 ）

明清之际进步思潮对前边儒学的继承发展：①继承：民本，仁政，君主制②发展：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强调君臣平等，是一种早期民主思想；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提出经世致用；反对重农抑商，倡导工商皆本

• （注：1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总特点：①批判君主专制制度②批判宋明理学，倡导经世致用③反对重农抑商，倡导工商皆本。

• 2课本对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评价，提到“这是一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对后世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可以认定明清之际进步思潮是中国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跟法国启蒙运动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两者很不同：比如①启蒙运动不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还提出了未来政治制度的设想（君主立宪制 民主共和制）②启蒙运动在实际运用上很成功，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而中国的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③启蒙运动有很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启蒙家迫切希望改变旧有的政治制度，所以叫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中国的明清之际进步思潮更多的是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修补局部封建制弊端，没有迫切的提出改变旧有政治制度，不能叫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也没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

3、 不同时期的儒学地位如何

春秋战国：是百家中普通的一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沉重打击（秦朝的治国理论基础是法家思想，因为法家思想适应了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需要，秦朝始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后世沿用直到清朝）

汉朝：董仲舒确立新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以后儒学一直是统治思想。期间有两次受冲击，但未动摇其统治地位。

①魏晋南北朝，受到佛、道的挑战，儒学出现一定的危机。后儒家将佛道关于宇宙自然的深层思考与传统儒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联系起来，确立起精密的理学。

②明清之际进步思潮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学（理学），但未动摇其主导地位。后儒学做了一些反思改变，清朝的考证学派就是其体现（受经世致用的影响）。

4、每一阶段儒学发展变化的原因（产生的背景）

春秋的孔子

奴隶社会开始崩溃①经济：铁器牛耕出现，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②政治：诸侯争霸，宗法分封制瓦解

春秋战国的百家 课P6页

整体：春秋战国处于社会大变革中，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时期

具体：①经济：铁器牛耕出现，井田制逐步瓦解，　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②政治：宗法分封制和礼乐制逐渐崩溃，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③阶层：诸侯国重用有识之士，士阶层出现④文化教育：“学在官府”这种知识垄断被打破，私学兴起

西汉的董仲舒

①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黄老之学不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势的需要②经过自我调整，儒学整合出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理论③汉武帝即位后，渴望开拓大一统事业，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被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

①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汉儒已经无法控制人心，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出现危机②三教之间相互吸纳渗透，调和之风兴盛，三教合一潮流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③为了重兴儒学，回应佛道的挑战，儒学家在弘扬儒学传统的同时，又吸收融合佛、道教思想，使儒学体系得到丰富和更新。

明清的进步思想家

①经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根本原因）②政治：君主专制加强，封建统治腐朽③思想：八股取仕，文化专制，程朱理学因循守旧④外部：西学东渐，近代思想科技的传入

5、每一阶段儒学的评价

春秋的孔子

①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②其思想在诸侯争霸和社会变革的时代未受重视，因为保守维护奴隶制，不符合实际政治的需要③汉代大一统之后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春秋战国的百家

①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后世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②各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特点③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中，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　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志的理论武器。它们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汉的董仲舒

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儒学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和稳定统治秩序，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权力的过度膨胀②儒学成为各级学校必修的重要内容和朝廷选官的考查标准，从而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宋明的理学

①宋明理学强调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用以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影响②但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显了人性的庄严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

①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②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工商阶层的兴起③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考证风气）④这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6、 儒家思想文化的作用

①在封建社会中前期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大一统民族国家的稳定，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②在后期逐渐僵化，妨碍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导致八股取仕、文化专制，妨碍了近代科技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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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摘 要：在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有经今古文之争。

　经学今古文之别，首先表现在经书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

　对此前人多有研讨。

　本文仅以此为背景，进一步探讨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关键词：两汉经学;古文;语言;哲学思想

　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经今文学派重视通经致用，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政治功利性较强。

　其对经义的诠释偏重于义理探究，重视对名实关系的探讨。

　董仲舒的“深察名号”理论是其代表，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正名理论的继续。

　其中所揭示出的语言哲学思想大体上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辨析名、号之异同及其形上意义。

　董仲舒所说的“名”、“号”都是指语言学中的“概念”。

　他认为，名号都源于圣人所造，因而都具有传达天意的功能。

　《深察名号》云：“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但他又认为与名相较，号所指的对象的范围更大，意义更抽象，号与名之间颇存概念的种属关系意谓。

　他在同篇指出：“名众于号，号其大全。

　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董仲舒在此对名号作的定义和区分，其目的是通过对名号的分析进而理解名号背后所传达的天意，以探讨天人关系、寻求治乱之道。

　其名号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意图。

　2 思考语言的功能与作用。

　董仲舒认为名号能达天意，把语言作为沟通天人之间的重要工具。

　并且又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

　通过一番论证的转化，“鸣号而达天意”，实际成为“鸣号而达圣人意”。

　语言的达意功能在这里一方面被神话，另一方面也被限制，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传情达意功能董仲舒则没有给予多少关注。

　董仲舒在此表达了对语言与真理的关系的认识：名的内涵包含了真理，故可以作为标准来规范、要求具体事件;同时名所蕴含的真理，不是表面地、直接地呈现，而需要“深察名号”，即通过对概念内涵的深入分析从而获得名的内在之理。

　这样名又成为了认识的对象和获得真理的中介。

　3 探索了语言的起源和本质。

　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名之所以具有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是因为正确的“名”与天地相联并表达了圣人之意的符号系统。

　如董仲舒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名还代表了圣人对事物本质的真实准确的认识，因而正确可信，具有权威性、正当性。

　《深察名号》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

　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实性篇》中董仲舒还指出：“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认为作为某一事物的概念的名，实际反映了该事物的本质。

　因此，名就不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

　4 对语用问题的思考。

　董仲舒认为，名不仅具有“循名以得理”的抽象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境遇中还能发挥实际功能。

　在《深察名号》篇，他论述了正名、引名的问题，并指出“正名”的基础在于先辨物理，目的`在于务求其真，如他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正名之后，名就具有了审是非的效用：“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

　而其具体运用在于而“引名”的作用在于循名责实，如他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董仲舒虽然主张通过“深察名号”以达天意，但他不否认还通过观象、察物等其他途径亦可以探求天意，明察天道。

　后世谶纬之说就是对其观象方法的运用和放大。

　两汉经学谶纬学说的流行，一方面表现了该时代今文经学家对语言文字的神秘化运用的倾向，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能力与达意能力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是“言不尽意”思想的一种神秘化的放大。

　二、经古文学派在名物训诂过程表现出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古文学派重视名物训诂，学风朴实，考证性较强。

　他们兼通小学，讲求条例，取得了众多的训诂成果。

　训诂学的发达反映了此时名实关系问题内容的变化：西汉经今文学所说的“名”是指概念;实，主要指称“客观事物”、“客观原则”。

　而经古文学家所理解的“名实”问题的“名”则主要指书面文字，“实”则指“经书的原文本义”。

　先秦以来的“名实之辨”在东汉逐步转变为对名言关系的探讨。

　在一定程度为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提供了思想基础。

　汉代古文经学训诂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随文释义的注释，一为通释语义的专书。

　前者有列于《十三经注疏》中的汉注六经，后者有扬雄的《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著作。

　这三部专书在方言学、文字学、语源学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经文释义的注疏，其核心内容是字句，但其根本目的是阐发经义，获得真理。

　汉人多以字句训诂为工具，他们信任语言的达意功能，重视对语言内部机制的研究，以注疏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圣人之言的理解，进而表达自己对外部世界、社会现实的理解和主张。

　在汉人的字句训诂与语言解释过程中，存在着古人之意与今人之意之间形成的互动和张力。

　众多的注释名称实际上是汉代经古文经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理解经义，阐发思想的结果，因而在一个侧面体现了汉代经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实际应用，其中有些名称是汉人原创，代表了汉代经古文经师对经典的独到见解。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名实关系是汉代经学中语言哲学思想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先秦以来讨论的名实问题在前汉，被经今文学派用来探求天人关系，表现为概念(名)与原则(理)的相互关系;在后汉，在经古文学表现为名言关系，通过训诂以求道，对魏晋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在汉代经学内部产生的谶纬现象恰恰以神秘的方式再一次论说了“言不尽意”的思想，是先秦以来的“言意之辨”的另一种继续。

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 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称为陵是因为董仲舒的地位很高。

A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故里考证

关于董仲舒的故里 董仲舒

，最早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称：“董仲舒，广川人也。”董仲舒存世之际，既有广川国，又有广川县。司马迁所说的广川是指广川国，还是广川县呢？东汉史学家斑彪在论《史记》时称，司马迁说指应为广川县，并非广川王国。即董仲舒为广川县人。明代嘉靖《枣强县志》载：汉世，枣强广川，离合废置，本为一也。据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枣强县及今景县西南角与今故城县西北角。古汉之广川为今之枣强。董仲舒故里为今枣强县旧县村处，依据如下： 1、近年来在旧县村发现“董氏宗祠”石刻门楣及其清代拓片，标记“祥符 丑重修”字样。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庙，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明《冀州志》载：旧县村西有一座“四名寺”，当地俗称“西大寺”。前身为董子当年讲学之所，河间国献王刘德所建。该寺毁于清代末，遗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砾。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灯台，上写秉烛课徒，诲人不倦。为董仲舒当年讲学所用之物。 3、董仲舒举家徙长安。故里董氏日渐徙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毁，后人于原址建董子祠。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并雕董仲舒坐姿石像（高约2米）一尊奉于内，后祠宇毁，石像仍存。1982年被定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于原址，以保护石像。关于董仲舒石像置于后旧县村还有一段传说，称当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毕后，要运往董故庄村安放，但运至旧县村“忽重不可举，遂置之而去。 董仲舒读书台

”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董仲舒出生于董故庄村，怎能将其石像弃之他村。董故庄村距旧县二三里。 4、《世说新语》记载：董仲舒有一个儿子名符起，被误为不孝而赶出家门，投奔于距旧县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将王善有老人送终后，继续生活在此村。明《枣强县志》载，有王善有此人，但无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寿”，后此村改名王寿。后来演变为前王寿，后王寿二村。现两村95%为董姓。古时，前后王寿及周边的苏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于旧县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寿村至今藏有清代重修族谱，序称董仲舒为太始祖。 对于说“董故庄小学所占的三亩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说，早有异议。这一带唐宋时期的村落，尽淤埋于地下。西汉时代董故庄也难以存于地面。西汉旧县村曾为县治所，曾历500年未变。至今地面凸出，瓦砾遍地。 怀疑旧县村与董故庄村本为一村，从旧县村分离而出。但在何年代？至今尚未发现证据。 5、今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又一村叫“策村”，村民多为董姓，村民说自己是董仲舒的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一直为名。

董仲舒出生于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其自小学习就十分专心刻苦。由于学识广博，董仲舒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被时人誉为“汉代孔子”。

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董仲舒也广招门徒。在讲学时，总是在课堂上挂一幅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则在外面听。就这样，有的学生在听了几年课后，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

通过讲学，他也为汉朝培养了一批人才。由于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董仲舒的声誉也日益扩大。

汉景帝时，董仲舒当上了博士，走出家门，教导弟子，主要以讲授《公羊春秋》为指导，由于弟子众多，很多人尊其为师。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在《举贤良对策》中讲诉“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该对策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为武帝所采纳，形成“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格局，为此后两千余年间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之后，董仲舒被派到江都王刘非（汉武帝的哥哥）那里当国相。刘非一直想要称霸，希望得到董仲舒的辅佐。

而且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是董仲舒借古喻今地对他进行了规劝，指出“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霸)”，暗示其不要称霸。

在江都期间，董仲舒还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变故。有一次，皇家宫殿发生了火灾，董仲舒认为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写就了一份奏章，想以火灾警示汉武帝上天已发怒。

结果奏章还没呈上，主父偃到了董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处死董仲舒。后怜其才，赦免了死罪，罢其国相之职。

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公元前125年，公孙弘推荐董仲舒到胶西王刘瑞处担任国相。后辞职回家，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便派使者及廷尉到其家请教，仍受武帝尊重。

董仲舒的特点是将儒学神学化，这也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董仲舒著作很多，但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有《春秋繁露》一书流传了下来。而根据考证，《春秋繁露》也是后人辑录董仲舒的遗作而成，大概成于隋唐时期。

董仲舒对后世影响最深刻的便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春秋时期的诸多思想随风而逝。中国史再也不现当年之盛况。

但是，就当时社会环境而言，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是有利于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所以能被当时的汉武帝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