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作海，秦皇岛市昌黎县荒佃庄镇韩营村人士，自己在海港区经营一家小型印刷厂。十多年前，老家《昌黎县韩氏家谱》的重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望着家谱中那一个个已经凝固的名字，令他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是韩愈后人，应该传承先祖的精神财富，为当下做点贡献。于是他开始续修《昌黎县韩氏家谱》，联谊韩氏英才，参与编修了《世界韩氏总谱》，近日，他又在为冀东韩氏宗亲会的成立奔走忙碌着。

该书所编，从起源于商周的始祖万公、法家韩非子，再到名将韩信、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辅佐了三朝皇帝的宋朝名相韩琦、和岳飞同时代的抗金英雄韩世忠……有很多耳熟能详的韩氏杰出代表，此外，还有新加坡总理韩瑞生，马来西亚教育部长韩春锦等海外名人。身为韩愈后人，韩作海从续修《昌黎县韩氏家谱》开始到参与编修《世界韩氏总谱》，历时多年的编修经历，让韩作海放眼海内外，结识了更多的天下韩氏杰出人物，更深入了解了韩氏渊源，受益匪浅。他说：“修总谱有承前启后的功效，载孝义之文化，昌人伦之道德，让子孙敬祖向善，光大先祖智慧，协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柳宗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扩展资料：

欧阳修其他成就：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欧阳修

-唐宋八大家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韩愈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近年，随着明代和清代两个版本的《韩氏家谱》相继在昌黎韩家营的发现及研究，终于正本清源，确定韩愈祖籍为河北昌黎。

因为韩愈的出生地点是昌黎，而韩愈也常以郡望昌黎自居，同时他出生于官宦人家，所以后人称韩愈为“韩昌黎”、“昌黎先生”。

影响：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

你是辉县哪的，我也姓韩，也是辉县的，你确定你们是韩愈的后人，其实是不是都无所谓，我个人认为，人那最主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创造自己的人生，你是他后代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人家是名人，那是人家的本事，又不是咋们的，假如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人，估计没人愿意争是他的后代，说白了是人们的虚荣心，想让别人知道我谁谁谁后代，我牛B吧，看过咋们河南电视台办的那个《知根知底》每一期都整个名人的后代，什么曹操的后代，乔致庸的后代，等等很多，都是名人，其实没啥意思，看你写是辉县的还姓韩，就关注了一下，

行辈的作用是 “分尊卑，定表字，别长幼。”孟氏按行辈起名始于明代，从明景泰年间孟子的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被授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算起，从次，孟子后裔开始授世职。当时，立了 “希、言、公、彦、承、 弘、闻、贞、尚、胤”十个子辈，后来，为了避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之讳，改 “弘”，为“宏” ，为避清世宗(雍正)爱新觉罗胤祯之讳，改“胤”为“衍”。明末，又立了“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个字辈。清统治四年(1865年)，孟氏修谱时又立了“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十个字辈。民国初年，又立了 “建、道、敦、安、定 、 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二十个字辈，并咨请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核准，登报周知。这样，从孟轲到孟繁骥共经历了74代，到“昌”字辈共105代。《孟子世家谱》明确记载了“分派以十一，别户以二十”，这“十一派”、“二十户”的孟氏后裔，是孟子的嫡传子孙自46代，即复兴祖孟宁的两个儿子，宗子孟存，次子孟坚，经过9代的繁衍，到五十五代“克”字辈，共计有42人，但只有克仁、克诚、克昭、克威、克珏、克宽、克尹、克继、克绪、克缙、克纶这11支有传人。这11支即划分为11派，孟子后裔自“克”字辈传到56代“希”字辈，共计有33人，但其中只有希文、希渊、希源等2Z人有传人。其他11人失传。这22支就划分为20户。按宗法制，以始祖的嫡宗子为大宗，奉祖先祀，其余的为小宗。

至今孟氏族众对自己的“户”属辈分也比较重视，都能知数家珍似的理清世系，摆正自己的位置。 44世祖华胥氏

43世祖伏羲(配女娲)

42世祖少典

41世祖黄帝

40世祖玄嚣(即少昊)

39世祖蟜极

38世祖帝喾

37世祖后稷

36世祖不窋

35世祖鞠

34世祖公刘

33世祖庆节

32世祖皇仆

31世祖差弗

30世祖毁隃

29世祖公非

28世祖高圉

27世祖亚圉

26世祖公叔祖类

25世祖周太王

24世祖季历

23世祖周文王姬昌

22世祖周公姬旦

21世祖鲁公伯禽(姬伯禽)

20世祖鲁炀公

19世祖鲁魏公

18世祖鲁献公

17世祖鲁武公

16世祖鲁孝公

15世祖鲁惠公

14世祖鲁桓公

13世祖庆父:字仲孙,鲁桓公庶长子

12世祖孟穆伯

11世祖孟文伯

10世祖孟献子

9世祖孟庄子

8世祖孟孝伯

7世祖孟僖子

6世祖孟懿子

5世祖孟武伯

4世祖(高祖父)孟敬子

3世祖(曾祖父)庐墓

2世祖(祖父)敏

1世祖(父亲)孟孙激:字公宜,配仉氏;元延三年(1316年)追封邾国公;明嘉靖九年配享启圣祠,称先贤;清雍正元年改祀崇圣祠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孟轲,字子舆,华夏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他是中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尊称“亚圣”;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与孔子合称“孔孟”,有作品《孟子》流传后世

1世孙(儿子) 孟仲子,北宋郑和五年(1115年),追封“新泰伯”

2世孙(孙子) 孟睾,邹之处士,隐居不仕,好静、多智虑,容貌俊仪,通五经,美词章

3世孙(曾孙) 孟寓,朝召不受,性忠厚淳朴,不骄侮人,善于与人交往,治家有道

4世孙(玄孙)孟舒,字子怀,汉朝云中牧

5世孙孟之后,隐居不仕

6世孙孟昭,汉朝博士,博览经史,问贯古今

7世孙孟但,汉朝太子门大夫,精易道

8世孙孟卿,汉朝淮阳太守、太傅

9世孙孟喜,字长卿,汉朝郎官

10世孙孟鎡,抱道不仕,主奉祀事

11世孙孟兴,汉朝尚书郎

12世孙孟尝,字伯周,汉朝徐令、合浦太守

13世孙孟展,字君城,不仕

14世孙孟戫,东汉济阳太守、太常、太尉

15世孙孟敏,字叔达,东汉新郡太守;博学能文,有荷甑堕地不顾事

16世孙孟光,字孝裕,东汉讲部史;蜀汉拜议郎、符节令、屯骑校尉、长鲁少府、大司农

17世孙孟康,字公休,曹魏散骑侍郎,弘农太守,典农校尉,渤海太守,给事中,散骑常侍,中书令,封广陵宁侯

18世孙孟宗,字恭武,孙吴永宁令、右御史、司空;“二十四孝”之一,有“哭竹生笋”之事

19世孙孟揖,晋朝庐陵太守

20世孙孟观,字叔时,晋朝殿中郎、黄门侍郎,生二子:孟嘉、孟陋

21世孙孟嘉,字万年,晋朝安西大将军长史,江州别驾,生二子:孟怀玉、孟龙符;性无苟合,言无夸衿,为时所重

22世孙孟怀玉,晋安帝时封鄱阳县侯,后为阳丰县男,任江州刺史、南中郎将

23世孙孟表,字武达,南齐马头太守;北魏辅国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豫州刺史,因功封汶阳县伯,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平西大将军

24世孙孟斌,北魏右丞相

25世孙孟威,字能重,北魏平北大将军、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

26世孙孟恂,字修仁,北魏东州太守;北周太子少师、太子太傅、车骑大将军

27世孙孟儒,字敬业,北魏彭城王韶典;北齐文宣帝除中书舍人、东郡太守、广平太守、太中大夫、卫将军

28世孙孟景,隋炀帝时为膺扬将军

29世孙孟善谊,隋朝河内通守

30世孙孟诜,唐朝凤阁舍人、春宫侍郎、相王召为侍读、同州刺史

31世孙孟大融,唐玄宗屡召不仕,后隐居于王屋山

32世孙孟浩然,唐朝诗人,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生二子:孟云卿、孟庭玢(孟郊之父、孟常谦的祖父)

33世孙孟云卿,字宜甫,唐朝校书郎,与诗人杜甫善交。生二子:孟简、孟华

34世孙孟简,字几道,唐朝仓部员外郎、谏仪大夫、常州刺史、户部尚书、御史中丞、山男东道节度使

[注:孟简、孟华均无后代,所以把孟庭玢的孙子,即孟郊(唐朝诗人)的儿子孟常谦作为孟轲的第35世孙]

35世孙孟常谦,唐朝安州刺史、侍御史、安州防御兵马使,生二子:孟遵庆、孟元阳

36世孙孟遵庆,旨召不仕

37世孙孟琯,唐元和末,旨召不仕。韩文公云:年少,礼甚娴。手持问一编甚钜。退披其编以读之,尽其书无有不能。其所与友尽善之。生二子:孟方立、孟方迁

38世孙孟方立,唐朝昭义节度留守

39世孙孟承诲,后晋太府卿

40世孙孟汉卿,后周左羽林大将军

41世孙孟贯,不仕,工于诗词,主奉祀事

42世孙孟昶,隐居不仕,主奉祀事

43世孙孟公济,少励高行,不乐仕进,避契丹之乱,藏谱于屋壁,隐居东山而终

44世孙孟宁,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孔道辅守兖州,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又于凫村访得四十五代孟宁,推荐于朝,拜迪功郎、邹县主簿。率领族众,修编祖谱,主奉祀事。至此家事复兴,无废缺现象。孟氏后裔尊为中兴祖,附祀故里祠。生二子:孟存、孟坚

45世孙孟存,主奉祀事,生二子:孟况、孟海

46世孙孟况,宋朝鱼城教谕,主奉祀事

47世孙孟彬,宋朝临沂县主簿,主奉祀事,生二子:孟澄、孟沂

48世孙孟澄,仕为滕县尹,主奉祀事

49世孙孟德成,居滕,元太宗时复其家;仕峄州知州,为族长,主奉祀事,生三子:孟述祖、孟光祖、孟荣祖

50世孙孟述祖,主奉祀事,生四子:孟惟清、孟惟忠、孟惟敬、孟惟信

51世孙孟惟清,主奉祀事

52世孙孟之平,主奉祀事,生三子:孟思春、孟思温、孟思润

53世孙孟思春,主奉祀事

54世孙孟克刚,主奉祀事,无嗣

55世孙孟希文,字士焕,他是孟子的第45世孙孟坚的第九世孙孟克仁的长子,1451年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孟氏世职自此始

56世孙孟元,字长伯,1489年承袭世职,其子孟公綮(1533年承袭世职)

57世孙孟公肇,字先文,是孟元的弟弟的儿子,1523年代袭世职

58世孙孟彦璞,字朝玺,1567年承袭世职

59世孙孟承光,字永观,1601年承袭世职,长子孟宏略(其子孟闻玉)

60世孙孟宏益,字振扬,1623年代袭世职;孟闻玉长大后即让职,朝廷改封孟宏益为锦衣卫千户

[注:孟宏益,又名孟宏誉,生一子孟闻玺,孟闻玺生孟贞仁]

61世孙孟闻玉,字尤甫,1629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2世孙孟贞仁,字静若,164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3世孙孟尚桂,字播馨,1716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4世孙孟衍泰,字懋东,174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5世孙孟兴铣,字起辉,未承袭世职

66世孙孟毓瀚,字钟北,1750年承姚大宗,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注:孟毓瀚无子,由孟兴铣的二弟孟兴錞的儿子孟毓纍为继续人;孟毓纍生孟传梿]

67世孙孟传梿,字国摸,178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8世孙孟继烺(lang),字体耀,1815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69世孙孟广均,字京华,乙酉科举拔贡,戊子科举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钦加主事衔,晋员外郎;先后创建或修复了庙、府、林、孟母断机堂及庙户营三迁祠等古建筑群;并支持修纂了《重纂三迁志》、《孟子世家谱》;为我们今天能看到孟庙、孟府之完整面貌,以及对研究孟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沿革变迁等方面资料,均做出来了重大贡献

70世孙孟昭铨,字伯衡,187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71世孙孟宪泗,字法鲁,光绪年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生三子:孟庆桓、孟庆榕、孟庆棠

72世孙孟庆恒,字颂武,因早卒,未能承袭世职,由弟孟庆棠(字泽南)于光绪二十年代袭世职;至光绪三十一年(1894年)正式承袭;1935年由“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改称为“亚圣奉祀官”

73世孙孟繁骥,字雪生,1939年承袭奉祀官;1949年去了台湾,1990年在台北病逝

74世孙孟祥协,1990年接任“亚圣奉祀官”,2015年在台湾去世

75世孙孟令继,现居台湾

一、源自姬姓

黄帝第二十九代韩侯，霜字辈。黄帝第四十三代韩献子厥，氏族典第十一卷。韩侯至平王时失国，凡二十四世，而灭于秦后有，韩氏、何氏、横氏、侠人、罂氏、言氏、贾氏、褐氏、李氏、吕氏、韩侯氏、无忌氏、公族氏、韩褐氏、韩藉氏、韩婴氏、韩信氏颍川成为韩姓的第一个郡望。

二、少数民族改姓而来

鲜卑族改韩姓，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把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其中的出大汗氏改为韩。

满族改韩姓，满族哈勒塔喇氏，世居吉林乌拉，后多冠汉姓为韩氏；翰颜氏，世居赫林台、嫩河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韩氏；赫济哩氏，世居辉发，后多冠汉姓为韩氏。

锡伯族改韩姓，锡伯族哈斯胡里氏，亦称哈斯呼哩氏、哈呼拉氏，世居伯都讷，清中叶后，改为汉姓韩氏，韩吉利氏，清中叶后多冠汉姓为韩氏，韩亚喇氏，世居伯都讷，后多冠汉姓为韩氏。

朝鲜族改韩姓，满清建国后，世居义州（今朝鲜新义州）、开城府（今朝鲜开城）的朝鲜族人，皆冠汉姓为韩氏。

鄂伦春族改韩姓，鄂伦春族卡格依尔氏，亦称卡日基尔氏，世居雅鲁河流域（今嫩江支流雅鲁河流域），后多冠汉姓为韩，哈尔卡拉氏，世居雅鲁河（今嫩江支流雅鲁河流域），所冠汉字姓韩。

三、得姓始祖

韩虔，姬姓，韩氏，名虔，晋卿韩武子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前408年至前400年在位。西周初年，周公把唐地封给虞，其子燮更国号为晋。春秋初期，曲沃武公封姬万于韩，姬万曾孙韩厥以封邑为姓。韩厥的七世孙韩虔建立韩国。韩虔即为韩姓的得姓始祖。

四、迁徙传播

韩姓繁衍发展主要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及唐宋三个时期。韩姓最初活跃于陕西和山西一带，商末周初时进入了河南和河北地区。

韩姓在东晋、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战乱中，损失较大。宋朝时，中原人群大量南迁，韩姓也随之迁往广东、福建一带。元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的韩姓人较大规模继续南迁，有的迁居台湾，甚至漂泊海外，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定居。

扩展资料：

韩姓名人：

1、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韩桓惠王之子，大儒荀子学生，秦国丞相李斯师兄。

2、韩信，西汉初年异姓诸侯王，战国时期韩襄王姬仓庶孙，为避免与同名的名将韩信相混，史书多称其为韩王信。韩国被灭后一直在韩国故地生活，后随张良入关任将军之职，不久又任韩国太尉，领兵攻取韩国故地。韩国平定之后受封韩王。并随刘邦击败项羽平定天下。

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4、韩休（673年－740年6月8日），字良士，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宰相，凤阁舍人韩大敏之侄，洛州司户韩大智之子。韩休出身于昌黎韩氏，制举入仕，后被举为贤良，历任左补阙、主爵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虢州刺史、工部侍郎、尚书右丞。

-韩姓

-韩非

-韩信

-韩愈

-韩休

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究竟何在、以及其出生地、安葬地的争论都由来已久。《旧唐书》按韩愈自称“昌黎韩愈”记载韩愈是“昌黎人”。大诗人李白因韩愈父亲韩仲卿所居修武为周、秦南阳，在为韩仲卿从武昌令调任鄱阳令当地父老为之刻碑颂德所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称：“君名仲卿，南阳人也”。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南阳在怀州修武”。明陈继如《偃曝余谈》：“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韩文公之故里，故人呼其庄为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清韩连仲昌黎《韩氏家谱》注：“予祖文公系唐代宗大历三年戊申生于邓州南阳，即河南怀庆修武县，秦名南阳。今有南阳城在县东北三十里。韩氏世家于此孟县有别墅，俗呼韩庄（与修武韩庄异地而同名）。其自称昌黎者，以系出昌黎。此系宣统三年辛亥，予随方朴侄官游闽中，遇有韩阜晋者，伊亦有谱，予阅之，因志焉，以俟考”。民国年间《修武县志》：“韩愈墓在韩坡。其后裔在安（南）阳城东北十里的韩庄村”。按以上这些记载，韩愈出生于河南修武县韩庄村，并葬于其村旁“韩坡”。韩愈门生皇甫湜为韩愈所撰《韩文公神道碑》称韩愈“三月癸西葬河南河阳”。“河阳”为唐方镇名，于韩愈13岁时的唐建中二年置河阳节度使，简称河阳，又名怀卫。领有河阳三城和五县及怀、卫二州。相当今河南黄河故道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及黄河南岸孟津、荥阳市的汜水、广武两镇等地。所以，唐代的“河阳”并非如目前孟县等一些人士所说的只是指的今河南孟县，而是指包括修武在内的广大地区。清康熙五十七年翰林院侍读吴士玉在昌黎《韩氏家谱》序中也称：“今怀庆之修武，在唐为河阳”。明代也在怀庆府建有韩文公祠。因此，皇甫湜《文公墓志并铭》中所说的“葬河南河阳”指的也应是葬于河南的修武县。而《新唐书》或者是以唐天宝、至德时邓州又为南阳郡的治所，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邓州刺史、或者是以韩愈出生地的修武县东北三十里为南阳而又记载韩愈为“邓州南阳人”。此应是按韩愈父亲为官时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按韩愈的出生地而记载的韩愈当时是哪里人，而并不是记载的是韩愈的祖籍郡望。 韩愈六世祖韩茂墓地在孟县，故韩愈父、兄、子辈等也有葬于韩茂墓的记载。民国《孟县志》：“孟县城西北二十里苏家庄有韩文公祖茔，自始祖后魏安定桓王韩茂以下，至父仲卿、叔云卿、伯兄会与嫂郑氏，俱衬葬此。清乾隆年间知县仇汝瑚在此竖有高五尺许的石碑一通，上书：‘后魏安定桓王韩氏之墓’”。在墓地明代还出土过韩愈之子韩昶的墓志，可见韩愈的儿子韩昶也葬于这里。但现在所说的孟县韩愈墓却在此韩茂墓东南近10里的韩庄村北，所称记载一见于《孟州志》：“唐末战乱，泽孟曾十年少见人烟。宋廷南渡，败于金，亡于元。元代未，又经连年战乱，到明代洪武年间，孟民稀少，又从山西迁来大量移民。所以明代大冢宰耿裕说：‘文公生此邑，豪杰古今推。道续千年统，言垂百世师。遗庄存故址，表墓有残碑’”。至清代乾隆三年经这里的韩氏三十代孙韩法祖向清朝地方政府请示，最后被乾隆皇帝封为“韩文公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按孟县目前可见最早也最完整的家谱也即韩法祖于乾隆九年才“就所已知者著为一册，什袭而宝藏之”的《韩氏宗谱》中，也只往上记载到韩法祖的前六世祖韩氏第二十四代的韩玉珍，称：“乾隆三年设博士，以公为始绘宗图咨部”。至于韩玉珍以上是谁？又是谁的后代？就全无说法了。按照昌黎《韩氏家谱》和磁县《韩氏家谱》都记载着：韩愈子昶，昶子长曰绾，次曰衮。绾回昌黎，衮的后代在袁州。昌黎家谱还记载：“然自仲卿祖刺邓州，卒于官，还柩不果，而会祖等之支流因有家于邓州河阳者”。按此记载，河南孟县等地的韩氏后代应是韩愈大哥韩会等的后代。但按目前河南一些学者所说的《韩昶墓志》中又记载韩昶还有纬、绮、紞另外三子，但后代却无明确记载。孟县五经博士后裔三十九代台湾韩思道《韩氏家乘考》称韩昶：“生五子名绾、绲、纬、绮、紞”。而其子韩清涟近年又以韩纬为文公长孙，父、子前后所说矛盾不一。究竟都有什么根据，我们只有看到其原始的文献记载才好加以分析了。而孟县清代乾隆皇帝所封五经博士韩法祖的六世祖韩玉珍的祖先到底是谁？孟县目前所称的“韩愈墓”到底是不是“韩愈墓”？这在目前却只能见到乾隆五十四年户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冯敏昌《韩文公墓考碑》中的所谓：“明代成化年间，耿侍郎裕过孟，始访得公墓，发现表墓残碑。他又访之故老传闻而得其实。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耿裕诗只是泛咏韩愈生于这一带并且还有韩氏村名墓地等景之作，如果是咏修武，倒应是实作；如果真的咏的是孟县，所谓“表墓残碑”是韩茂墓碑还是韩愈墓碑？如果真的是韩愈墓碑或韩愈墓，为何不做明确决断，又为什么没有韩愈后人祭祀，而还要去经“访之故老传闻”才能“而得其实”。并且按孟县西武章《韩氏家谱》记载：“嘉靖九年，从祀圣庙，更建怀庆府、孟县两祠”。此时不闻孟县有韩愈墓，而还要以其后万历年间耿裕的诗才开始作为孟县有韩愈墓的起始说法。而其中“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当即”只是猜想，猜想应该是皇甫持正所撰的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