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个人简介　　直隶河间府（今献县）崔尔庄（现行政规划为河北省沧县)人(1724～1805)。乾隆19年中进士，又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学识渊博为乾隆赏识。曾因为亲家两淮盐运史庐见曾有罪受到株连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召还，乾隆以土尔扈特归还为题“考”他，命他为《四库全书》总纂官，至乾隆46年完成，耗时十年。次年擢升为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职务为大学士之副职，从一品），死后谥文达。纪晓岚住于阅微草堂。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其后人整理有《文达公遗集》。其人除文才轩昂外，纵性放欲的个性在文字狱盛行的有清一代也非常有名。如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3中说:“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2:“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枪在《啸亭杂录》卷10“（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鲁迅论纪晓岚及《阅微草堂笔记》（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20）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非 仅 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鲁迅《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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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珅(音：hé shēn)（1750年—1799年2月22日，即乾隆十五年—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生于乾隆十五年，住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突兀的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和珅入狱。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也是和珅儿媳妇的固伦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以后部分赏赐给皇族，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清史稿》等书载称，和珅“少贫无籍”，即贫穷低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差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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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帝即清高宗纯皇帝（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终年88岁，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市西北）。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

　　乾隆简介　　乾隆帝即位前为宝亲王。雍正帝登基后就将其秘密立为皇太子，立储诏书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这也成为以后清朝的定制。雍正帝驾崩后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天生聪慧，文治武功都有较大成就，这也使得他非常自负，他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夸耀自己的武功，但是事实上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江河日下，国内潜伏着的各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而国际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拉大，中国已经不再是什么“天朝”，而是盲目自大的井底之蛙。实行闭关锁国，最终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是乾隆帝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乾隆六十年禅位于皇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其在位六十年，作为太上皇又训政三年，所以乾隆帝是中国历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祖父康熙，而实际执政时间是最长的皇帝，达到六十三年，他又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驾崩时年为八十八周岁。乾隆死后的庙号为清高宗纯皇帝，史称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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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清代书画家、政治家。诸城县逄戈庄（今属山东省高密市）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刘统勋子。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有乃父刘统勋之风。

　　一生廉洁奉公，处处从人民利益着想，深受百姓爱戴，没贪过国家一分银两，一件器物。修坝建桥时，自己带领百姓及工作人员努力奋干在第一线。衣着简陋，粗粮杂饭。他最爱的食物是煎饼卷大葱，可以看出为官的他生活是相当艰苦。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在文字狱中有一定的错误，是清廷进行思想控制的战线的文化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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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名”只是一个人在公众眼里的外在形象，有很多东西都比“名”更重要，所以在必要时候舍弃它并不是愚蠢的行为。

说起刘墉一家的“名”，还是要从他小时候说起。刘墉五岁那年，父亲刘统勋进士及第，获授翰林院编修，刘墉随家人定居北京。

刘家本是书香门第，向来重视子女们的教育。北京又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故刘墉很早就接受了正规的文化学习。除当时的士子们为应付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所必需研习的四书五经外，年青的刘墉还广泛地涉猎了诸子百家之书。在读书过程中，他崇尚的是读书明理，反对空言注疏。他曾写有自箴四首说：

五鼎荐八珍，孰曰非正味窭人病未能，谬云太羹贵；

倾囊肤筐箧，有无可立试。

常时薄百牢，不辨一箪食。

执笔为文章，原欲抒所有。

苟不迫于中，何由出诸，非蚕莫望丝，无米苦为酒。

经籍塞两仪，能助只字否为学患不知，既知苦未勇；

护疾而忌医，见药反增恐。

岂必无萌蘖，生意不相踵；

戒之后勿然，嘉谷庶有种。

嗜好一以偏，所学非所用；

北辕欲适楚，退飞如过宋。

居闲常蹶蹶，临事转梦梦；

何不速挽回，道在内自讼。

对于佛家经典，坊问说部等，刘墉也无不浏览，并善于从中悟出道理。

他在晚年给诸位兄弟的一封家信中曾谈到佛经说：

吾家往年未有佛经，愿诸弟留意，此与四书五经无碍。圣人因时立教，教不必同，同者道也。道如元气，教如四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尚分，况教之有迩乎……又有一种自负名流，究心注疏，贯穿群言，而于圣道无所会心，亦与流浪词章者等耳。

刘墉的门生英和曾记载这样一件事：

一日，纪晓岚与刘墉谈论佛法，纪晓岚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说：“我则冥然罔觉，悍然不顾。”

刘墉马上回敬道：“先生扶释典之要，炼成此八字，恐先生手有芒刺即知痛耳!”

说完，两人相视而笑。

这则故事说明，刘墉研读佛经并不迷信，而是为了从中理解某些道理。

英和记载说：

“刘文清公(墉)熟悉《史记》、《汉书》等史籍，博览群书，精通前人诗古文词，尤其精通佛道二教密典，旁及小说杂部。有一日陪公坐谈，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阅读过坊间小说平话没有’我回答说尚未有闲暇顾及此种书籍。他于是笑着说： ‘如此的话，你还没有传承老夫真正的衣钵啊’。

大概由于先生天资超群，所以总能于俚言琐事中悟出正道。”

读书之外，刘墉尤好书法。这或许是受了堂祖父刘桢的影响。刘桢虽是贡生出身，却写得一手好字，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刘墉自小很是羡慕。

他在每天读书之余，总会练习一会儿书法，这种喜好和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他在《学书》二首诗中曾对这种恬静生活有所描绘：

晓月芸窗暖，萧斋一事无；

临抚乘逸兴，挥洒供清娱。

拭砚珍龙尾，拈豪爱鼠须；

冁然忽自荚，妍丑竞何殊。

笔纵姿还敛，锋藏韵自华；

折钗犹有股，老树更生花。

腾跃尊龙象，蟠纡陋蚓蛇；

子云嫌小技，虽好未堪夸。

他在一首题名(书卷)的诗中也写道：

藏琴或笃爱，书易亦相宜。

大字留山谷，清风起墨池。

平生记元裙，唐律写神祠。

坡戒吾宁忘，江珧聊朵颐。

当时的北京城，人文荟萃，除了众多的应试举子外，这里还汇集了不少的硕彦名儒，是青年学子向上求学的良好场所。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又是当朝宠臣，地位特殊，故交际颇多，这也为刘墉结识朋友、探讨学问提供了不少的方便。更何况刘墉本人涉猎广博，又性情诙谐幽默，深受大家的喜爱，故青年时代的刘墉就结识一大批师友，文坛著名的词臣他都与之有交往。

著名诗人沈德潜(1670—1768年)，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康熙年间曾参加过博学宏词试，乾隆四年以六十七岁高龄成进士，由编修历官礼部侍郎，以和诗受宠于乾隆，人值内廷。归里时，乾隆濒行赐涛，有“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句。乾隆序其诗至称其为“归愚叟”，时人荣之。沈德潜与刘统勋为同僚和朋友，沈德潜南归，刘统勋作有《送沈得愚》诗相送：

几年丹禁领仙官，香案身依得驻颜。

特许归田辞北阙，应怜托兴在东山。

朝衫旧著袍为鹘，里第新开客是鹇。

多少篇章供睿赏，岂惟传颂满清班。

刘墉因为父亲而与沈老先生相交。

学者钱陈群(1687—1774年)，字主敬，号香树，另号拓南居士，浙江嘉兴人，康熙年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深受雍正乾隆赏识，久值南书房，充经筵讲官。乾隆曾多次与之考论古今，称为故人。归里后，乾隆特令按在职食俸，并常寄诗相与唱和，与沈德潜并称“东南二老”。他是刘墉父亲刘统勋的前辈、同僚和好友，刘墉得以结识求教，尤其是刘墉的书法很得钱陈群的看重。

据《清稗类钞》记载，刘统勋初入仕时，曾以所业就正于钱陈群，很受钱陈群赏识，钱陈群高兴地告诉刘统勋的房师王楼山说：“我祝贺你，门下得伟器，他日必定是三公的材料。”

当时，刘统勋和梁诗正皆以书法自得，互不服气，于是钱陈群告诫他们说：“二君切莫自大，就怕以后两家公子必要超过你们。”后来刘墉、梁诗正的儿子梁同书学士，果然濡染家学，八法冠时，碑版大书，照耀四方，而书法之名果真超出他们的父辈。钱陈群南归时，刘统勋作诗相送日：

归愚归隐日，公作送归诗。

今日送公者，谁为绝妙词金门诸彦集，积水片帆迟。

梦觉闻鸣橹，依依魏阙思。

一疏陈丹陛，重纶下紫霄。

睿丈申眷注，上寿赐松乔。

诗和犹三接，儿扶更早朝。

俱蒙优诏许，讵待小山诏。

岂弟有吾道，恢奇聚艺文。

平原余乞米，内史诩鹅群。

叱驭曾师古，拔茅切救焚。

洒然存一老，嘉惠四方闻。

刘墉也特作送别诗相赠，其中称：

帝延有名卿，艺园有哲匠。

蕴真道为邻，舒卷清风畅。

平生古处敦，冲襟多雅尚。

此诗表达了对钱陈群这位前辈学问、人品的钦佩。实际上，刘墉与钱陈群的族侄钱载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钱载(1J708—1793年)，字坤一，号箨石，又号瓠尊，晚号万松居士，浙江秀水人。他是雍正十年的副榜贡生，曾被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乾隆十七年成进士，由编修累官礼部左侍郎。诗精于韩杜苏黄而自成一家，工书，善水墨画，尤工兰竹。著有《箨石斋诗文集》。钱载出身名门，又是钱陈群的族侄，本人多才多艺，故在当时的社交圈里非常活跃。钱载在仕途上是刘墉的同辈，在翰林院、礼部等机构为多年的同僚，又同好诗文，故交往也很投契。刘墉曾与之切磋过书法。

钱载与刘墉交好，除了有父辈因素这层关系外，他们在学术观点上也颇一致，都喜欢诗，而不喜欢旁征博引、支离破碎的考据学，对当时学者纪晓岚、钱大昕等人推许的戴震等人，他们都不以为然。诗人出身的钱载更是出言相骂，从而引起翁方纲等人的不满。

《清稗类钞·经术类》记载：“钱箨石侍郎载，襟怀萧旷，豪饮健谈，总喜欢和朱竹君学士朱筠、王念孙等人一起到梧门祭酒法式善家饮酒。即使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始离开。竹君学士盛推戴东原经术，石侍郎独不以为然。论至学问得失处，满面通红，青筋暴起，聚讼纷纭，直到酒罢出门，还嚣嚣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凄，风沙蓬勃，余客只得拱手以待，无不掩口笑。”

翁方纲《与程鱼门评钱戴二君议论旧草》称：“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人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

“秀水钱载，诗人也，不必善考订也，而与戴震每相遇，辄持论龃龉。”

此外，如吏部尚书汪由敦、刑部尚书秦惠田、工部侍郎钱维城、工部尚书董邦达等，刘墉或向他们请教书法，或请教绘画，或请教经学，这些对刘墉后来的成就均有很大影响。

刘墉还和一批官宦子弟有密切关系，如协办大学士阿桂、大学士梁诗正的儿子梁同书、礼部侍郎胡煦的儿子胡季堂等。

刘墉与皇室诸子交往也颇多，特别是擅长书法的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一子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书艺，这或许是由于其父亲刘统勋长期担任宗室子弟教师(南书房师傅)的缘故。这段经历对刘墉增广见识，丰富阅历，建立以后走向仕途的交际圈都大有好处，刘墉只等早日步入仕途，去实现一个儒士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了。

刘墉有个养子叫刘镮之。刘镮之（1762-1821），三岁丧父，由伯父刘墉（神锣锅，为乾隆、嘉庆两朝宰相）扶养成人。刘镮之也是个进士出身，嘉庆年间曾任过史部尚书。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关于刘墉亲生儿子的情况，目前没有找到相应的记载。

　　刘墉生平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

　　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