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氏源流考辨

　　易氏得姓之说，曾有春秋战国时齐国易牙雍氏，或魏国人受封食采于易水，因以易为姓等说法。而易水自古属燕国，齐和魏人不可能在燕属易水食采。显然是荒谬无稽的牵附，均应予否定。经考证，易氏得姓，乃春秋以前，久居易水的某氏族（很可能是有易氏或有狄氏），始以易为姓，不一定有确定的始祖因食采于易水，才是合乎逻辑的。巳知最早的远祖是春秋楚惠王时的易甲。

　　湖北黄冈易氏，自宋理宗宝庆年间（公元1225-1227）迁自江西瑞昌。迄今子孙繁衍于鄂、豫、皖、赣、陕等省，成为鄂东大族之一。家谱中自唐初春先公起，世系连续记载九世至晚唐优公，此后本旁支的世系，记载更为完备。现存最早的谱序，为完公於宋哲宗元祜六年（1091）所撰。其中云：“读谱旁见先儒传记”，且记有坟墓、迁徙，繁衍等资料，并有五世提头的格式。

　　完公与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几近同时，故易氏谱实在欧、苏体例之前，且易氏谱后续也俱特色。方志学家和家谱学者武大王葆心教授1942年撰易氏谱序（2），称赞说：“独所见易氏之谱，自晚明便修纂有法，深知族谱为书，以史之一体，而寓有史之全体，杰然上踵马迁，屹立于黄茅白韦中，自成风气。……以一族之史，辟门启牖，上规国史，隐括国家史，用之社会史。俾族书开无限途径，于世系有表，于莹庙祀田迁徙有志有记，于族文献有三祖传为纪纲，又拓货殖等传所未备，而有孝友、忠义、文学、荣仕、高逸、方正、技勇、独行、勇行、素封诸列传，极纲罗之能事。又于诸史列女一目，析而为贤母节妇烈女三目，今之学者类该注意社会所构成，顾罕能提社会史之纲，以囊括吾民族之历史者，当推易氏谱例，可以使天下郡县诸族姓，均归纳于一族之社会，灿列于谱中。”由此可见易氏谱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具特色，优于其它家谱。

　　然而朝代更迭，战乱兵燹，致旧谱毁损残缺。黄冈易氏谱是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由明理公访求江西旧谱，几同再创修（66）。虽然明万历戊子年（公元1588），之贞和霍冈二公合作续修，现只见其谱序（3）。可是明末清初，家谱又遭战乱毁损，“理公旧谱仅遗一卷于仓壁间”（67），致清顺治三年丙戍（1646年）为鼎公再修纂时（4），竟未提之贞和霍冈之二修。自此以后相继续修，至1942年，合修达十二次（加之贞和霍冈之修实为十三届），计190卷，内容渐趋完善。近50年来，又当社会制度、政治和观念极大改变，而族众仍乐於集资，于1994年续成族谱，精装巨册（约2000余页），蔚为大观。可惜编校错误严重，既有前人以讹传讹，也有今人续增新错。为了探讨易氏族史，特查阅包括廿五史、各种词典、文集、年谱等史籍，考证出一些疑点，籍以抛砖引玉，就教于知史者。

　　最近查得湖南湘潭易家塘易氏（是长沙易氏总支下的一个分支）家谱。该谱创修于康熙41年（公元1702年），民国21年（公元1932）是其五修（5）。据称，该谱来自晚唐状元易重之子、南唐（公元938-960年）雄州剌史易赟（斌/贝，音yun晕）晚年所修。传至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又由释褐状元、礼部尚书易祓，“本易赟（斌/贝）旧谱作庆源集，考受姓之源，世系悉加删订，存信阙疑，书为三册，分给长沙、吉州（今江西吉安市）、袁州（今江西宜春市）三部，是为绫谱”。而“宋宝祜年（1253-1258）吉州裔季平手书绫谱，藏吉水（今江西吉安市吉水县）中华山玉真观神庄。（明）天启年（1620-1628）发之，绫如蠹蛀，尘封渍落，检录残余，颇徵世序。其生娶没厝未详，故亦不敢以某子详者注之。”（5）由此可见，无论是鄂或湘易氏家谱，均系检录残余，远祖记载模糊不清，是可理解的。

　　湘谱经过易赟（斌/贝）和易祓两位博学的闻人纂修，对远祖闻人记其确定年代，比鄂东（湖北黄冈）谱较好。虽然其血缘世系不连续，只能看作时代年次的次序，可能基本体现了世系的次序，其史料价值是可信的。但直至明代以后，其连续世系才有记载。而鄂谱自唐初春先公起，迄今世系记载连续而清楚，这在诸多姓氏中，也是难得的。但唐朝以前，只有若干易姓远祖和闻人的名字而已。湘、鄂易氏同源一本是可肯定的，由北方迁江东。而长沙以前，叙述基本相同，此后的世系似不同宗，但两谱又分别提到其前后一些同名的祖先，却未见确切的共祖和分支的记载，有待探源考定。现以此两种谱为基础，参考各种史籍词书，对易氏源流进行考证：

　　（甲）易氏受姓来源考辨

　　易姓来源之说有四：姓氏专著、《辞海》等典籍（8-27）的说法是：

　　1）“左传齐大夫易牙（雍巫）之后”。最早见于《元和姓纂》（6）。有的书则说齐桓公宠幸嬖臣雍巫字牙，称易牙（一作狄牙），食采于易（水），故其后人以易为姓。更由此推而有“雍乃易本姓也”，或易出于雍，它与易牙之后的说法，实质相同（8--26）。

　　2）“太公后有易氏”，最早见于《卢若虚集》（7），即姜太公尚（吕尚）之后（17）。而黄冈易氏谱中对易牙为祖之说，有肯定和否定的矛盾存在。更主要认为：

　　3）战国时魏易恺为受姓始祖。并有追远推及魏之先祖毕万为祖的。故有“易氏之先与魏同姓”说。

　　4）“受姓自燕”说。

　　这些说法，都认为是战国时某始祖食采于易水，因以易地为姓，且多列举闻人“楚有易申（？甲）著节义，魏有易恺刺雍州（一误作荆州），晋有易雄宰舂陵，…”，还提及郡望太原郡和济阳郡，易氏因地以济阳堂为堂号。考太原郡秦置，治所晋阳；济阳郡，晋惠帝时置，今兰考附近。可能为两不同时期的郡望（27）。

　　最近查得《湘潭易家塘易氏家谱》（5），其中有易甲传，说是考自周圣楷著《楚宝》和萧智汉纂辑《历代名贤列女氏姓谱》（68、69），并说据宋易祓绫谱，始修于康熙41年，而氏姓谱为乾隆年版，必为后者取材前者。其文曰：

　　甲公楚人，黄帝之后。其先有食采於易水者，因以易为氏。公赋性劲爽，乡里有义士之目。白公胜闻而慕之，愿纳交焉。及胜将弑惠王及子西，欲得公助（欲得易申），陈士勒兵以示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公（易甲）笑曰：“子常言吾义矣，今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弑子之君，而使吾（我）从子，非吾前义也。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遂遇害。

　　斜宋体字为易氏谱有，而《氏姓谱》（68）缺，括号内为二者不同处，《氏姓谱》篇首作甲公，中又作欲得易申，内容基本相同。而许多姓氏词书和其它易氏家谱，有“楚有易申著节义，魏有易恺剌雍州，晋有易雄宰舂陵”句。究竟是易甲还是易申呢？虽未找到明末清初，以搜罗楚地古今传人逸事闻名的湘潭人周圣楷著《楚宝》（共45卷）予以佐证，但查到更早而可信的，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著《新序》（编入《四库全书》经部儒家类），或通称《刘向新序》，在其义勇第八章中有：

　　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建有子曰胜，在外，子西召胜，使治白，号曰白公。胜怨楚逐其父，将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陈士勒兵，以示易甲曰：“与我，无患不富贵；不吾与，则此是也。易甲笑曰：“尝言吾义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义，吾不敢也；威吾以兵，不义，吾不从也。今子将弑子之君，而使我从子，非吾前义也。子虽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为也。子行子之威，则吾亦得明吾义也。逆子以兵争也，应子以声鄙也，吾闻士立义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颜色不变也。”

　　显然前面两种谱中的易甲传，实来自《刘向新序》。由此则史籍中 “楚有易申著节义”句有误，应为“楚有易甲著节义。”这个史料很重要，它说明易姓历史悠久，在春秋楚惠王（前488-前432）以前，巳有易姓。这足以驳斥所谓春秋战国时齐国的易牙，或魏国的易恺等，始封于燕国易水的谬论。它也表明易甲有相当的势力和社会地位，不然白公胜就不会联络他举事弑君，也许还隐含着当时在楚国，巳有易甲为代表的易姓氏族，且是兴望的。故还不能说，后来汉代由山西南迁江东，而湘、赣、鄂，我们这一支易氏是最早南迁的。释褐状元易祓纂修，而传下的绫谱，也只说易甲是最早的远祖，含浑说“易氏之先有食采于易水者，因以易为氏”。表明若有食采于易之事，也应在春秋时易甲公之前。决不会在其后的战国时，齐或魏国人再始受姓。

　　再从历史地理来分析。《周礼-职方》：“并州，其浸涞、易”。《国策-燕策》：“苏秦曰，燕南有滹沱、易水，燕太子丹送荆柯易水之上”。这些都是较早出现易水的名字，其始得名可能更远。据《中国通史》（28）说：“古时殷人与娀（女戎）狄人曾杂居易水以北地区，且有通婚，据《商颂》，这玄鸟遗下之卵，为有娀氏女（姓娀名狄）简狄氏吞食，产子名契。易水原为有易氏居地，契的后人王亥在易水游牧，为有易氏酋长所杀。后王亥之子上甲，又杀死该酋长，占领了有易氏居地。有易氏即有狄氏，狄与易同音通用字（王国维说）。现在易水地区发掘出许多墓葬铜器等文物，证明该地在殷商时期属故燕，也证明周以后的燕国，是在故燕的基础上建立的”。该地既然早为有易氏居地，推测易水很可能就因有易氏而名。

　　而易州（县），则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因易水始改涿郡为易州（县）。故易氏得姓当因易水，而非因未名之易州。该地即今河北省易县。在春秋战国以前属燕国，曾为燕国的下都，易王之名，也可能与易水有关。而齐国在今山东西北部。据《史记-燕昭公世家》，只有燕易王（前332-321年）和燕王哙（前320-312年）时，燕受齐侵拢。前313年齐大胜，占领过一些燕地，至昭王廿八年（前284），燕打败齐国（29），收复失地。仅短短30多年，易水可能曾为齐占领，动荡未稳。齐人及其后裔不可能在易水食采或久居而得姓。而在此前300多年的齐桓公当政（前685-643年）时，燕国更不可能让齐易牙在其易水食采了。易谱有一序（30）说：“雍乃易本姓也，方访自姬之雍伯嗣也，周掌堤防，正诸水分任，雍氏记戴详于周礼。”按《周礼》“雍人 掌沟渎浍池之禁，……”这只是说职掌农用水和渔猎等事，与易水和受姓并无关系。

　　再者，有的书上说，齐桓公的宠臣雍巫，善知味，致人们以易牙称之，意为改易牙齿，美味也，类似今人称“加餐”为“打牙祭”之意， 后竟为其字。有的书则硬将雍巫扯作受封食采于易水，而称易牙等等，显系荒唐自园其说的随意附会。

　　由此可结论：齐国的易牙或雍人或姜太公的后人，因居易水，而以易为姓的说法，都可以否定。据此或可看出其牵强附会的痕迹：将易氏附会为易牙之后，再由名字而认其本名雍巫，再推及雍姓。雍为易本姓，更由齐桓公第六妃生子名雍（72），推以为“太公后有易氏”。暂存疑。

　　黄冈易氏谱认战国魏易恺为受姓始祖。可是现存最早谱序（1），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完公撰：“易氏得姓远莫知其所自，惟易甲（原误作申）著节义于楚，至魏则有易恺之刺雍州，晋则有易雄之宰舂陵，是皆纪姓之原”。清楚表明，易氏得姓久远，原由不详。列举三位远祖，易甲为楚人，接下“至魏……”两句，当指（曹）魏、晋朝，而非战国魏。完公为解元，当不会混淆“于楚”和“至魏”两者的差别。显然易恺只是曹魏时雍州刺史，非战国魏人受姓始祖。

　　湘谱则说：“吾家族谱得见数十册，率曰易氏之先与魏同姓，有恺公者，为魏上大夫，食采于冀州东境之易水，因受姓焉。窃疑恺为春秋时人。何以左传、公羊传、彀梁传、国语、国策、史记，诸俱无其名。而他书亦不载其事迹。继考万姓统谱，有易恺者，系魏朝魏郡人，为雍州剌史。在雄公之后百余年以为鼻祖，颠倒实甚然。为此说者本自山斋（祓）公绫谱。山斋博学，何至若是悖谬，绫谱原本既无可考，幸其序俱在。山斋只说始自易水受封锡（易）姓，后徙太原，徙金陵，徙长沙浏阳，至徙江西泰和，散居吉安、袁州（今江西宜春）、洪州（今江西南昌），复徙长沙宁乡等。若恺若雄若仁福若万年云云。并无恺公食采受姓之说，后人沿误，其故有---，因山斋公浑说易水受封锡（易）姓，下文接以若恺若雄，遂以恺公在雄公之上，当锡（易）姓之祖。不知此段原无次序。观仁福万年俱叙雄公之下可知-。因恺是魏人，未暇考究，遂牵韩魏之魏。噫！撰为毕万之后之说，不知比魏与韩魏，相隔数百年，响壁虚造，山斋不受其咎也”。此等怀疑易恺非春秋时人，而是魏朝人，和否定易氏与魏同姓，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但他认定易恺为北魏人则是错的。万姓统谱说的魏朝，也应是曹魏（220-265年），而不是北魏（386-534年）。

　　再看此后易氏各家谱序中的姓源之说的演变。金槐序（30）认雍氏易牙为祖，也说易恺为雍州刺史。乾隆五十五年，湖北应城支谱（31）有“肇自周毕万后裔，始封于易水而受氏焉”。乾隆五十八年，蕲黄合修序（32）有“吾易受姓自燕”。民国三年，麻城支序（33）说“易为毕万之后，其受姓由魏上大夫恺公食采于易。”顿改雍州刺史为魏上大夫。1942年记事录（34）说“吾易自恺公受姓”。最近（1994年）渊源考（35）中，既推毕万为祖，又认始祖恺公为魏上大夫，食采于易而为姓，又录雍巫，雍纠，雍廪等为祖。又把“晋有兴长公封忠愍侯，远祖易雄为舂陵令”并列论述，竟不知易雄字兴长为同一人，可谓集矛盾和谬误于一篇，可见是后人附会演变成各说的。

　　我查阅了正史《廿五史》、各种词典、文集等文献，发现有关于易恺的记载。如《晋书》（36）中有：“（魏）元帝（曹奂）景元4年（263），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甘松，钟会分为二队，入自斜谷，使李辅围王含于乐城，又使部将易恺攻蒋斌于汉城。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之，引还。王颀追败维于疆川。维与张翼廖化合军守剑阁，钟会攻之。”

　　显然易恺是魏伐蜀，钟会指挥攻打姜维的武将，其它史籍说他是雍州剌史。考魏晋政权，由军力建立，一般为军政合一，刺史常为将军，都督刺史都开幕府（37），三国置雍州，治所在长安（38、39），辖今陕西等地，正是易恺用兵之区，足以证明武将易恺与刺史易恺为同一人。他是曹魏时人，是巳知确切的易氏最早远祖，不是战国魏人受姓始祖。

　　再从地理上看，战国时魏国在今山西西南和河南北部，其下都济阳，在今河南兰考附近。它与燕国之间隔着韩，赵和中山国。魏人不可能在燕属易水食采居邑受姓。湘谱将易恺记作雄公后六世，为“魏郡人，北魏雍州剌史”也是错的，显然是未考查正史《晋书》的记载，将曹魏元帝（263年）时易恺，误为北魏时人，这种错误容易产生，是不难理解的。其实《辞海》中所指的北魏，是东晋、南北朝时（385-534），比易恺存在于魏元帝时，晚了百多年，易恺非战国魏人受姓之始祖，既可否定，则由此追远魏之先祖毕万为祖，以及易氏原与魏同姓的谬论，就不攻自破了。现在可以结论：易恺不是战国魏人受姓始祖，而是曹魏时人，易氏原与魏同姓和毕万为祖之说，都是荒谬的，应予否定。

　　再就是“吾易受姓自燕”说。虽不知始于何人，却是正确的，因受姓自燕的易水是都无异议的。各种说法都认为食采于易（水）系以易为姓，却又无确切有据、令人信服的受封食采者。可能是受其它姓氏受封食采，和祓公含浑说“易氏之先有食采于易水者”句的影响，竟未考究春秋时楚国就已有易甲，仍牵附战国时齐易牙或魏易恺食采于易的谬论。

　　由前述史料推测，古时有易氏族居易水，易水之名可能就因有易氏而得名，燕国曾以易水附近的武阳为下都，燕易王之名难说不与易水有关。各种说法的实质都为某族因久居易水而为姓，只牵附食采与否而巳。

　　我认为不一定因食采，而是自然久居于易水的某民族，逐渐演变而以易为姓，很可能就是有易氏氏族名的简化，或为其氏族某酋长始以易为姓。现在我提出：易氏是春秋以前，久居易水的某氏族（很可能是有易氏），始以易为姓，不一定因受封食采于易水而得姓，故不一定有确知的始祖，暂设疑待证。迄今史料不足，未得确证之前，宜排除各种牵强附会、显然不合理的说法，回到完公谱序的说法：“易氏得姓远莫知其所自，惟易申著节义于楚，至魏则有易恺之剌雍州，晋则有易雄之宰舂陵，”。巳知最远的远祖，是春秋楚惠王时的易甲和曹魏时的易恺。在祓公之前的完公，也未认定食采之说。

　　（乙）世系派衍迁徙考

　　前已述及，春秋楚惠王时（前488-前432年），在楚国已有闻人易甲，这说明易氏是个古老之族，此时已有离开发祥地易水，迁居在南方的楚国的。是否有其它易氏一直在楚国繁衍下去，现无从稽考。

　　湘谱记载：“战国时，甲（原作申？）公裔自楚移居晋之狼盂，即今山西太原府阳曲县，郡曰太原实始於此”。鄂黄冈谱载，远祖曾为太原宰，世居阳曲，郡望为太原郡。考战国时太原属赵国，秦始置郡，故迁太原究竟是战国或秦时，尚难定论。另一说郡望为济阳郡，易氏堂号济阳堂，即因此以地而名（40）。而济阳郡为晋惠帝置郡，曾为魏邑，在今兰考东近。可能为时期不同的郡望。

　　从发祥地易水迁太原或济阳郡，若非春秋战国以前像易甲巳在楚国那样，则当在秦统一以后。按秦接受周代政治大分封引起大分裂的教训，乃废分封制，徙六国贵族和豪强12万户到咸阳，巴蜀等地，以削弱宗族势力。汉初仍继续迁大族的政策（35）。推测易氏首次迁徙，可能与当时的大移民政策有关，或因官太原宰而随迁。

　　由太原或济阳迁金陵，湘谱记载时间较具体，谓：“前汉哀帝二年（公元前5年）仁祯卜居丹阳郡，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仁祥卜居丹阳郡。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仁福卜居会稽郡之吴县。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仁禄卜居会稽郡之曲阿。三国魏文帝黄初三年壬寅（222）时，仁福公之后万年公由吴县迁长沙之浏阳，三传而生雄公云。…晋魏武帝时（265-290）易洸（氵光）为将军帅师过宜春，卒葬城西”。却将本应属魏文帝时（223年前后）的易恺，误作“魏郡人，北魏朝（公元385-534）雍州剌史”。

　　而鄂冈谱则记作“至汉有仁福公兄弟四人，分处江东四郡。长仁珍居应天府六合县。次仁祥居徽州府休宁县（今歙县），三仁禄居镇江府丹阳县，四仁福居苏州府太仓县”。

　　两谱记载大致相似，迁地略有不同，迁徙原因均欠详。推测可能为后汉和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和中原战乱，人民大量逃往长江下游北岸至淮水以南一带，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有关（41）。此后是“仁福公之后（孙？）万年公，由吴县（太仓州）迁长沙（郡）浏阳县，原因不详。秦汉时太仓属会稽郡，三国时太仓和长沙均属吴，迁徙方便。迁徙时间当在晋易雄之前，而仁珍、仁禄、仁祥之后裔，不知其详。不过其中有新疑问。《渊源考》（35）引史料说，易雄后封为“宜阳别驾正神”。御赐祠联有“一点丹心当年鄂渚成忠鬼，千秋浩气今日宜阳作正神，”如此则雄公当为宜春人（宜阳，晋因避太后讳春曾改称宜阳），后为舂陵令才到长沙的。那么就有由太仓先迁宜春，后再迁长沙，或者万年公222年迁长沙后。在265年雄公出生前又迁过宜春，存疑待考。

　　自此以后湘鄂两谱记载，差别较多。湘谱尊雄公为一世祖，记录世系迄今。却未见鄂冈谱中自春先公起迄今连续世系中的同祖和分支处。可是又间或提到少数同名的祖先。鄂冈谱 中有“隋有天骏（湘谱记作雄公次子，晋代人）仍居浏阳，勋公由长沙之宁乡”。接着“春先公生继昶，昶生子二，次云煌生子三，长敬公生子大模，大模生诚公，诚生开（字必先），开生量，量生俨和优”。这几句为渊源考独有，倘确实无误。则易氏世系连续的始祖，当以春先为一世，即春先--继昶---云煌--敬---大模---诚---开---量---俨和优。优为九世。这些名字在湘谱中全无，可能与湘谱不同宗故也。目前鄂冈以优为一世，记录世系多年，它实为图纪较完全而可靠的一世祖，为免混淆，将其前远祖以“远一世，远二世远八世”以区别之。若以优出生（868年）起，并以30年为一世计，反推回去，则春先约为唐初时人。留长沙未迁者，一直繁衍至今，历代均有闻人，较为昌盛。湘谱提到湘赣间又往来再迁。鄂谱则说是开公迁江西海昏。《金槐谱序》（30）说：‘开公任海昏教谕，致仕忘归，乃宅海昏上坊。开公妻毕氏生子量，量妻许氏生子二，长曰俨，次曰优。俨娶牟氏，生子一曰宽，宽妻胡氏生子四，曰谦革鼎彝。俨念祖家故邑而不忍弃，仍旋土简居，他如散处建（昌）邑猴崖暨木坑者，俱俨后嗣也。唯我优公字若余，…生子五，曰宏容、宝安、宁敬、聆形、家言云。瑞昌之地九十里曰梅山，颜阳可旺千百口，宝公迁新建的黄溪。优公乃偕四子而宅金槐梅山之麓。长曰宏，即谱系词之聪公，聪谋二公两世一线。传至铙，则兄弟有五，历管，环而生金公，计有七世，金生子三，曰干、溃、望。干生子三，曰吉、期、旦。溃生子四，曰高、宴、弁、政。旺生子四，曰谔、宗、改、艮。”而谱图中在旺公下注复迁湖南，却无谱记。《渊源考》也作基本相同的记述。只是改作“生子五曰，宏、容、宝、安、宁。”名字如是，则“敬聆形家言云”作何解？

　　鄂谱来自江西老谱，支派图纪较清楚，却缺始迁祖开公和量公记载。可理解为瑞昌后裔以优公为始祖。可是优有五子，只有聪、谋两世一线的图纪。既是偕四子迁瑞昌，其它几支呢？海昏为南康府建昌县，即今赣南南康县，而瑞昌属九江府。

　　又宜春郡（县），晋因避太后讳春改称宜阳，隋复改宜春。明、清为袁州府治，均属宜春郡。由赣南迁赣北具体原因和年代不详。从《登科记考》中知唐代状元易重和四名进士，都出自宜春，可见该地易氏之盛。其中易重845年点状元，易元武825年会进士，均早于优公出生（公元868年）约20--50年。可见迁赣北不是优公为始。其前系何人始迁？湘谱提到晋魏武帝时（265-290）“易洸将军帅师过宜春，卒葬城西”，是否其后人留下始迁宜春的。不过易重中状元和易优出生，相差只23年，似为父子或叔侄，迁此是否与易重为宦上高（今江西上高）落籍有关。谱中的量公是否即重公，待考。优后十四世九三公迁黄冈，十五世元英公迁浠水，成为鄂东大族，谱记清楚，不赘述。而今易氏遍全国，己难用籍贯判断支派。

　　（丙）易氏繁衍中的盛衰历史

　　宋《百家姓》易氏位居339姓（40）。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在诸多姓氏中，李姓为最多，占汉族的79%，人数超过1亿。占汉族的1%以上的19大姓依次是李、王、张、刘、杨、陈、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而易氏为93位，人口不多。

　　易立姓开宗历史攸久，故必经历过盛衰。人口和人才是体现盛衰的重要标志。

　　唐代以前，易氏谱已无存，史籍也少记载，正史只有《晋书》（36、42）中，提到易恺和易揣两将，易雄列传（43）。不过由易水迁郡望太原和济阳，再迁江东。其后此数地易氏却无所闻，已体现几度盛衰。

　　汉代后定居长沙郡，部分再迁江西和鄂东，迄今已逾千载。繁衍不断。晚唐时仅宜春郡，就有状元易重和四位进士，可知其盛。

　　宋代湘、赣两地仍有些名人。

　　元代因异族统治和战乱影响，又呈衰势。尤其是元末徐寿辉、陈友谅反元兴汉，易姓受到严重摧残。据《明史徐寿辉传》（44）记载，徐寿辉为罗田人，从事贩布，元末盗起，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至正11年（公元1351年）以蕲（浠）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连陷湖北，江西诸郡县，并远及杭州，翌年为元军打败，迁都汉阳，为丞相倪文俊所控制。

　　公元1357年沔阳（今湖北仙桃）渔家子陈友谅投徐军。逮文俊麾下，后乘衅杀文俊，并挟持徐，1358年陷安庆，破龙兴、瑞州，乱及江南（鄂、赣、皖、苏等省）。后设计拘徐寿辉。进驻南京采石矶，击死徐。1360年即皇帝位，改元大义。解放前，我在武昌黄鹤楼蛇山西麓见到过“大汉皇帝陈友谅墓”碑。徐陈为乱，首当其冲的鄂东和赣中北（宜春一带）和长江下游，正是易姓久居之地，受害最严重。据郑昱撰《易氏谱序》（45）记载：“当元明之际，蕲（浠）、黄（冈）首乱，陈（友谅）氏窃据，乾坤交战，生灵荼毒，锋镝流亡，畴依故土，逮陶学士安出守黄（州）郡，始尽徙江西户口，以填实之，故家旧族，百无一存可知矣。”易为泰撰谱序（46）说：“元至正间，又遭徐寿辉寇掠，子姓几尽，惟余天文、天祺二公。传七世至明嘉靖隆庆间，子姓又复繁衍。”只幸存天文、天祺二人，衰败之惨可想见。宜春、瑞昌和江东，即令留下未迁长沙之后裔，必受其害。而长沙几未受波及，故明清以来，易姓名人多为湖南人。过去易姓名人稀少，近来易姓人名时有出现，复荣之势，日趋显著。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史书记载最详细的一种说法就是在湖北九富山兵败被杀。据载，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失利后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由于当时清军以为明朝报仇，剿灭“闯贼”为借口入住关内，自然对其狂追不舍。而新建的南明王朝更把李自成视为亡国逆贼，恨之入骨，因此也不断组织人马或联络沿途地方乡勇截击，大顺军面临的环境空前恶劣。1645年4月中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时，被清军又一次追上。经过一番混战，清军攻破大顺军的大本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发变故，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大顺军愈加雪上加霜，人心大丧。

此时，清军已经追到九江一带，大顺军如果继续东下，很可能在长江下游遭到围攻，因为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当时正试图经过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逼近，如果他回师而上的话，很容易对大顺军形成包抄之势，鉴于此，李自成及时改变战略，掉头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在仓皇中，李自成率军来到了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

同年5月，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在九宫山下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其后不知所终。

最先报告李自成遇难九宫山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1645年阴历闰六月初四日给朝廷的奏疏中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寻李白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逃走时，仅携带随身亲信二十人，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这一消息上报北京后，清廷十分高兴，认为贼首被歼，无疑是大功一件，多尔衮还因此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以看出，此时以多尔衮为核心的清廷是相信李自成已经死了的。可是，就在阿济格胜利凯旋的途中，多尔衮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为此，阿济格又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于是在第二次上奏中，他说的更加含糊，至于李自成是死是活也说得不清楚了，说还得继续察访。这让多尔衮大为震怒，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慌报军情进行了严厉地训斥。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济格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因为欺诳罪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这明显说明，清廷对李自成的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是，很快阿济格就被恢复了亲王，甚至多尔衮晚年还把他当作了最亲信的人。清廷对阿济格态度的变化，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李自成生死之谜，愈加不辨真伪。

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二年（1646年）阴历二月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也说李自成死了，不过这时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近10个月了。奏疏上是这样说的：“闻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干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日：‘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又一原始文献。由于几个月前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这份奏疏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南明的隆武帝朱聿健得到奏疏后，开始“大喜，立拜（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

应该说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牺牲时就在身旁的养子张鼐

（即张双喜），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是，由于没有李自成的首级为凭，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没有任何根据，何腾蛟是七月下旬从李自成投降的部下那知道的，并且是过了年以后才上报的。如果在没有得到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就封赏，恐怕不合适吧。况且，如今李自成还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万一哪天有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领赏，何腾蛟该作何解释呢？

看了郭维经的上书，朱聿健也产生了怀疑，就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何腾蛟于是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总的说来，由于清廷和南明都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由此而产生“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的怀疑是自然的。但是阿济格与何腾蛟上报的奏疏中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描述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是一致的，由于主要消息都源于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应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根据这两份报告，《明史》中也做出了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因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Ⅸ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傲了详细的描写：“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费密所提到的牛脊岭，确实是当地的地名，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有不同，但也足以证明程九伯得到清廷奖赏的真实性。这些记载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李自成很可能死于湖北九宫山。

那么，既然李自成死于此处，为什么清军和南明双方都没有得到李自成首级这一重要证据呢？这无疑是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今人分析认为，对于阿济格来说，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级可能主要是由于时间相隔稍久，农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是完全可能的。而清政府得到李自成被害的消息是在顺冶二年（1645年）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的。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时并没有这个线索，被派去实地查验的人也无法取得实证。

而南明方面，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军的势力范围。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军控制的区域挖掘李自成遗体。再说，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际上实力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何腾蛟会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他也不敢轻视大顺军余部，而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他只能在上疏中含糊其辞地解释剿抚道阻音绝，没法拿到他的首级报验。至于多尔衮在阿济格上报李自成死后，又得到情报说李自成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一种解释认为，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也可能是大顺军一部进入江西而被误认为是李自成遁走江西了。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李白成被地方武装杀死于湖北九宫山的可能性极大。后人据此还在湖北九宫山建有李自成的陵墓。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李自成是清王朝和南明王朝的死敌，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附会之辞，难怪清王朝不会信！何腾蛟的报告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自然也不会相信。特别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再说，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岂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对乡勇进行残酷的报复。然而事实上，九宫山异常平静，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和他的妻子高氏都是平静的，这就反证了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况且除了史料记载外，至今也没有找到过任何强有力的实物证据证明李自成确实死于九宫山，只凭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至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说法，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让敌人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么，如果真的如此，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他又会到哪里去了呢？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李自成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出家为僧了。

夹山寺出家说

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而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时建造的古刹。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传说李自成兵败后，独窜石门县夹山寺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澧州志林》所收乾隆帝时任澧州知府的何s《书<李自成传>后》-文中。何磷在文中称，有一个姓孙的先生对他说，实际上李自成并未死于湖北九宫山，而是跑到湖南的石门出家了。对此，何磷还专门向当地的一些老年人询问，而他们说李自成确实是从湖北公安跑到湖南夹山寺出家为僧了，并且他的坟墓还在那里。

于是，愈加好奇的何磷就专程到夹山寺调查，寺中一位70多岁服侍过奉天玉的老和尚接待了他，他告诉何磷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入寺的，当时没有说自己从哪里来，但听他的口音像是西北人。此后，一个自称是奉天玉的徒弟，自号野拂的和尚来到这里。他对待奉天玉更是毕恭毕敬。当老和尚把寺里珍藏的奉天玉画像给何磷看时，何磷倒吸了一口冷气，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中记载的李自成太像了。为此，有人根据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断定“奉天玉”即“奉天王”。至于多那一点，无非是为了隐讳。

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

20世纪80年代，在夹山寺附近的一系列

考古发现与何磷的记载完全一致，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种可能。1981年元旦，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夹山寺大路西坡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是古墓挖开后奇特的墓葬体制和庞大的规模让考古工作者大惑不解。该古墓为一墓三穴，有着完整的结构。随后从墓中出土的一块名为《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的碑刻，使考古工作者了解到达个墓穴正是奉天玉大和尚的。从记载看这个和尚是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的，他的弟子门徒多达数千人，影响力如此之大，确实决非一般和尚。

其后工作人员在继续挖掘过程中，在中间墓穴又发现了一只白底青花瓷坛，瓷坛做工细腻，釉面竟然装饰有麒麟和凤凰的图案，尤为奇怪的是青花瓷坛上压着符号奇特的方砖。参与了这次考古的湘西著名考古专家龙西斌认为：“这种瓷器比较少见，还没有发现过这种麒麟和凤凰的图案，所以我们认为这件瓷器，并非一般和尚所用。我们在夹山施掘墓葬的时候，发现其他几个和尚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瓦罐，像这样精美的瓷器，我们还没有发现，特别是麒麟和凤凰的图案纹饰清晰，应该是一个有等级的和尚才可以享用的。”并且这位和尚的下葬方式也是违背僧规的，他不但没用龛和塔来安置遗体和骨殖，而且按照陕北民俗下葬，实在太不应该了。而李自成的家乡就在陕北米脂县。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李自成并没有死在九宫山，而是出家为僧了呢？

后来龙西斌等人一次在陕北米脂县开会了解到，据记载，明朝时陕西总督汪乔年派陕西米脂的边大绶去掘李自成祖父的墓，据一个当年掘过李自成祖上墓的知情人透露，李自成祖父的墓，父亲的墓，当时就是一墓三穴型的。由此他们推断这个一墓三穴正与陕北米脂的风俗一致。陕西米脂还提供r另外一个线索，就是陕北的人死了之后，男砖女瓦留下圹符碑的符号，寓意“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水远，石朽人来”。这与奉天玉和尚墓中青花瓷坛上奇特的方砖符号是一样的。所有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让专家们不由得对这位神秘的墓主人产生出浓厚的兴趣。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与夹山相邻的慈利县发现了野拂大和尚墓，墓碑上明文写道，老禅师出身行伍，出生在明朝，清朝去世。曾经“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

显然他所说的吴王就是吴三桂，并且他是与吴三桂在桂州作战之后追随闯王来到澧水的。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现在的张家界，也就是原来的永定，有一个天门山，天门山有座庙，相传是野拂大和尚在那里建的。《永定县乡土志》曾记载，野拂为闯贼之余党，从石门夹山寺“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举”，显然说野拂是李自成的一个部将。于是有人推测，“野拂”可能就是李白成的亲侄儿李锦，而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随后，在夹山寺里还发现了镶嵌在大雄宝殿正门东侧墙壁中的<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因立于康熙四十四年，故又被称为“康熙帝碑”，系奉天玉大和尚死后30年的追记，碑文写道：因明朝末年的战火，这里几乎成了废墟。后来奉天玉老人从四川来到这里，重振门庭，几年之后，夹山寺就蔚为壮观了。

另外，立于清道光年间，被称为“道光碑”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也记载：顺治初年，有个叫奉天玉的和尚来到这里，招收了很多徒弟，寺庙的衰败得以彻底改观。后来，还从夹山寺一个密藏墙洞中发现了，后来被证实是奉天玉大和尚写的《梅花百韵诗》残版和野佛和尚写的《支那撰述》残版，上面的诗句也透露出奉天玉大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比如Ⅸ梅花百韵诗》中有一首《马上梅》写道：“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后面一个字脱落了），满堂春色暖融融。”一个和尚要金鞍玉镫干什么呢？难免让人怀疑；还有一首叫《东阁梅》：“东阁阁东头，徐听三公话政猷，煮茶当酒唤同流。”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皇帝手下的三个参谋，一个寻常和尚怎么可能会同三公有什么关系呢？野拂和尚的《支那撰述》中也反映出同样的信息，比如上面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尧帝之仁中宫皇，再愿满朝文武功”的句子，野佛和尚称奉天玉为皇帝，然后在夹山再愿满朝文武功，夹山已经作为他的殿堂登基了，一个普通的和尚怎么会写这样的诗句，又怎么会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满朝文武功”的说法呢？这一发现，更加证明了前人夹山寺的考证并非空穴来风。

1992年9月，工人们重修夹山寺大悲殿时，在大殿中部地基里又发现了一个刻着“来力印”二字的龟形敕印。据专家鉴定，它是明末清初的东西。再查阅夹山寺历史的记载，使用这个敕印的除了奉天玉和尚，再无他人。我们知道“敕”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用名词，一个和尚竟然运用皇帝的做法，代表皇权的敕印却埋在大雄宝殿的中央，这说明了什么呢？

两年后，在石门附近，有人挖菜窖时偶然挖到一块写着“奉天玉诏”四个字的铜牌。经鉴定，它也是明末清初的，也是奉天玉和尚的东西。众所周知，“诏”历来是皇帝专用，奉天玉和尚敢用“诏”的称号，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奉天玉和尚身上，竟然有如此浓重的皇权色彩，说明奉天玉绝不止一个普通的和尚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几年中，夹山附近的石门县、临澧县、澧县等地又相继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和铸有“西安·王”字样的铜质马铃以及刻有“永昌”字样的折扇扇骨，这些东西的出土说明李自成不是没有禅隐在此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一个事实：临澧的蒋家有许多传世的文物，包括香炉、酒杯、玉雕等珍贵的玉器，经鉴定均为明末清初的器物。这些宝物，不但工艺超群，而且价值连城，绝不应该出现在夹山这片山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来路难免会有所怀疑。而相传蒋家原本姓李，为躲避清廷的追杀才改姓蒋，当代著名作家丁玲，就是临澧蒋氏一脉，她曾说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这种种迹象表明，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闯王李自成，奉天玉的称号正与他“奉天倡义大元帅”的称号相合，此外，敕印、“奉天玉诏”铜牌均属皇帝专用，暗合李自成大顺皇帝的身份。

现在看来，李自成禅隐在此完全可能，可那又是为什么呢？既然他禅隐在此，为什么还会有兵败九宫山被杀的流言呢？针对这一问题，有人推测李自成去当和尚，是形势所迫，不得已之举。当时面对强悍的满清八旗兵，大顺军接连败北，根本无法抗衡。早在大顺军退出北京城的时候，李自成就有联合南明抗清的想法，这其中还包含有民族大义的成分，毕竟清朝是满族人，满族入侵中原，辱我华夏之邦，抗清显然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可是，李自成是朱明王朝的死敌，南明朝廷更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国大纲，所以联合南明抗清一直无法实现。然而，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李自成必须做出决断。有些专家认为，很可能在败退武昌时，就有谋士给他出主意，让他归隐，从而让部下去联络南明，共同抗清。而在当时，也只有这两股力量联合，才有可能同士气极盛、战斗力极强的清军决一胜负。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采纳谋士的建议或者自己决定退隐。而选择出家在当时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况且李白成小时侯曾有过一段出家的经历，再续前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石门出家呢？据考证，当时石门地区处于政治边缘地带，清朝和南明的势力均未渗入，并且这里是土家族的地盘，归隐最为安全，因此，选择了在此出家。至于史书上记载的九宫山被杀说，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很可能是李自成和属下设下的一个谜局，或者说缓兵之计。因为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为联合南明抗清铺平道路；其次，可以麻痹清王朝，使其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乘势再起，卷土重来；其三，可以成功掩护李自成顺利归隐。

可以想到，在夹山寺禅隐后，胸怀天下的李自成仍然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与大顺军余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联明抗清，“奉天玉诏”铜牌就是直接的证据。但是联合南明抗清的计划难以实现，新兴的满清王朝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逐个歼灭了反清的军事力量，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愿望最终落空。这位在风云集会的明末政治舞台上声名赫赫的末路英雄，也只有在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澧州知府何磷的记载，如此众多的文物考证，加之对当时时局的分析，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夹山寺确实证据确凿，合情合理。可是这究竟是不是历史真相呢？对于此说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他们认为此种观点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奉天玉从何处、何时来到夹山寺与李自成联系不上。出土的塔铭上明确表明，奉天玉是顺治九年从四川来到夹山的云游和尚，初到夹山，见古刹破败，便沿门托钵，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复寺庙。而事实上李白成在顺治二年五月，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这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并且从未见到有什么记载说李自成到过四川，因此怎么能把这个明确记载从四川来的和尚硬附会为李自成呢？其次，塔铭记载还说奉天玉曾和当地的地方官员往来密切，修复夹山寺的时候，当地官员还捐了钱，甚至说他“历经清要”。所谓清要，据《朝野类要》卷二解释“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二者兼之，谓之清要”。而事实上，完全可以肯定李自成作为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与官方所谓的“清要”之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再说如果真是李自成禅隐于此，试想作为清朝和南明通缉的要犯，他怎么可能抛头露面沿街求乞修庙之资呢？又怎么可能与地方官员往来密切？起码的保密措施，他都不懂吗？

据考证，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他是忠于大明朝的，叉怎么可能为颠覆了明朝统治的李自成写铭记功呢？因此，奉天玉作为一个公开的身份，又与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证明了他不是李自成。

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发现的<野拂墓碑》中还有“久恨权阉”、“也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等词句，表明野拂和尚痛恨明朝宦官当权，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入关十分憎恨，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中原失地，显然是明朝遗臣口吻，与李自成部下的身份不符。野拂与奉天玉关系密切，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可能也是明朝的遗臣。

从李白成余部的表现来看，如果李自成并未死去，那么大顺军强有力的***仍在，本应调度有方，进退有序。可是实际上，李自成余部的历史表现却异常混乱有降清的，有降明的，降明又降清的，或者降清降明之间徘徊不定的。出现这种局面，正好证明李自成已经死去，才会群龙无首，乱作一团。退一步说，当时李自成还有40余万人马，如果他仍健在，完全可能占据险要之处，占山为王，再树大顺旗帜，与清军继续争锋。即使不能夺回失去的江山，也不至于那么快就从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至少1645年五月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李自成的政治活动了，总是不争的事实吧？这足以证明李自成确实已经兵败而亡了。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是不是隐遁出家的李自成，一时间还真说不清楚，因为正反两方面论证都言之有据，合情合理，究竟孰是孰非，史学界也难以作出定论，而所有的研究推理终久只是一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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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

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

，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

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

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

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

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

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

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

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

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

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

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

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

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

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

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

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

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

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

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

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

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

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

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

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

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

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

，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

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

，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

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

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

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

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

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

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

———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

，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

，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

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

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

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

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

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

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

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

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

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

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

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

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

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

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

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

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

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

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

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

—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

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

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

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

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

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

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

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

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

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

、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

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

—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

康市白河县。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

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

山西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