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中最感念的先生恐怕有三位：寿镜吾先生、藤野严九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三人中，他从章太炎学习的时间最短，先生晚年编弟子名录甚至未将他列入；但鲁迅始终尊太炎为师。 1936年6月，太炎先生逝世，其时鲁迅已病入膏肓；10月，他连写两文纪念，认为太炎先生从事民族革命时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对此，太炎的后人章念驰评论：「 ”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能把自己最后的光与热献给一个人，这个人对他来讲是何等重要。”的确，当「 ”鲁迅”还未横空出世，周树人还在黑暗中摸索时，章太炎先生成为了他斗争精神最重要的启蒙者。 「 ”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 1902年，二十一岁的周树人留学日本。1903年他写下《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离乡去国，爱国之心愈发炽热。如何去爱？能为风雨如磐的国家做什么？他尝试学医；当意识到疗救国民精神更重要，他毅然弃医从文。可是，他想与人合办文学杂志《新生》，杂志还未诞生便因合作者的放弃而流产；他与弟弟周作人译介外国小说，编成《域外小说集》，读者却寥寥可数。 一石未如他们所希冀的激起千层浪，反而沉入水底，无声无息。 一个人的力量，果真如此微弱？ 当「 ”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那一刻，青年周树人的眼睛一定亮了起来。因为这位人送绰号「 ”章疯子”、比他大十二岁的浙江同乡，正是凭着一己之力震动了全中国。 1903年，三十一岁的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大力宣扬民族革命。同时，他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申明以革命驱逐满人、争取民族独立的立场；文中最有名的，则是他骂光绪皇帝的八个字——「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如此自然为清廷所不容；然当时清廷无法直接拘捕他，只能命当地县令做代表，将章太炎等告到会审公廨，由会审委员及英国领事裁决。太炎求之不得，当庭与之辩论，一时间名扬天下。 可想而知，无论审判结果如何，清廷都已经输了，因为他们居然已不能理所当然地对「 ”大逆不道者”治罪，而只能与之做平等辩论。清廷之不堪一击从此为天下知，革命党人士气大涨。 章太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三年艰苦牢狱生活和时刻面临的生命危险。然而他毫不后悔，他在狱中给邹容写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当听说另一位反清义士沈禹希被捕，在狱中被杖杀时，他悲愤作诗，诗的最后两句是—— 「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周树人在日本读到这些诗，非常感动，一生没有忘记，在他去世前所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原封不动地抄录了这两首诗。 「 ”我爱看这《民报》” 周树人没有想到，1906年11月，章太炎出狱后来到日本东京，应孙中山之邀主持《民报》，发表了大量文章，继续宣传民族革命。 心目中的英雄，忽然与自己在同一个城市。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在这些文字中，他愈发感到太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战斗者，他不光在为民族革命战斗，更在为反对一切虚伪、黑暗而战。 他与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这是关于主义的斗争；他与「 ”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斗争，这是关于学术的斗争；他与《苏报》一案中积极向清廷献策、出卖同志的吴稚晖斗争，这是关于人品的斗争……笔力之健，锋芒之盛，令对手几无还手余地。 周树人去世前回忆，说他爱读这些文章，全都剪下来珍重收藏，因为太炎先生的战斗文字「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注：原文为「 ”旺”而非「 ”往”——笔者）”。 遥想一个世纪前，年轻的周树人君捧读太炎文章时眼中的笑意——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天生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看穿一切虚伪矫饰——或许周树人还更聪明些。 章太炎向周树人展示了一个战斗者、一支笔力量的极限，后者的心中因此种下了战斗的种子。 然而，周树人还是没有想到，他和太炎先生竟然还可以更亲近一些——在一室之内，亲自聆听教诲。 章太炎自1906年到东京，主持《民报》之余便开始讲学。他是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学养深厚；他相信传播国粹能够增进人们的爱国热肠，开课讲学自然义不容辞。无论是零散演讲，还是每周两次的定期讲学，他都不辞辛苦，全力以赴。 1908年，在几个朋友的请求下，太炎先生欣然为许寿裳、钱玄同、周氏兄弟、朱希祖、朱宗莱、龚宝铨、钱家治八人开了一个小班，每周日上午8点到12点，讲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地点就在《民报》社。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语言文字为一国最具特色的传统。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尤需有人将这国粹传承下去。 清晨的阳光洒进这一间简陋的和室，周树人、朋友们、太炎先生围着一张小桌席地而坐。太炎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起一小撮胡须，一口余杭口音，笑眯眯地开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讲解之中，不时旁征博引，兼谈论时事，4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 眼前的章太炎，哪里是印象中金刚怒目的革命者？用周作人的话说，分明是一尊慈眉善目的「 ”哈喇菩萨”。 一个真正的战士，内心必定有赤诚的爱。章太炎对民族、对国学的爱，对青年人的爱、对学生的爱，使周树人感佩。 「 ”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周树人对于国学本有根底：他出身书香世家，又受多年严格的私塾教育，熟悉经史，能作很好的旧体诗、文言文。此外，他更爱「 ”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他东京房间的抽屉里，满满的外文书中，还有一本《离骚》。 他很爱《离骚》，认为是杰作；「 ”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感慨，正与屈原同一胸怀。 周树人所爱的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寄寓良深而文辞难解。古文字学是古典文学的基石，清楚字的源流演变，有助于理解古典文学的原貌。因此这次听讲《说文解字》，周树人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前往。 这次学习使他「 ”从根本上认识了汉字……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 他此后的一生中，虽以白话文写作，并且提倡进行汉字改革，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古文字学的严谨研究。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周树人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古碑、古籍，他临摹碑帖文字，也研究篆印文字，在《南齐吕超墓志>跋》中，他对古代「 ”隋”字的考证，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几种错误说法。 他一生持续购买古文字学专著和帖拓，并一再对友人谈起，希望能够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其后虽未能如愿，却以一篇长文《门外文谈》简述了中国古文字的源流发展以及当前的汉字改革应该走向何方。 以古文字学的研究为基础，他又辑录了《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后汉书》、《晋书》等多种古籍；精心校刊了《嵇康集》；后来更进一步研究整个古典文学，写成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有意思的是，周树人后来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的确，章太炎最震动周树人的，还并非渊博的学识，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精神。 「 ”并世无第二人” 1912年，周树人进入南京临时 教育部做部员，不久随 到北京，任教育部部员、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独自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 其时袁世凯欲窃国，周树人目睹人人自危，以恬淡无争标榜以求自保，与辛亥革命后所见的绍兴情况相印证，不由得对于民族革命的成果大为失望。而昔日在东京办杂志的失败、翻译小说的无人问津，又令他深感个人能力的有限—— 「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昔日誓言「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年、现在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的一天是这样的：「 ”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 如此一过就是好几年。三十出头的周树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号，「 ”俟堂”。「 ”俟”是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死—— 「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就在此时，周树人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又见面了。 人称「 ”章疯子”的太炎先生，又干了一件震动朝野、大快人心的事。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发动「 ”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往日本避难。其时袁世凯气焰正盛，「 ”携雷霆万钧之势”。 而章太炎偏要在此时入京——他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决心，希望借共和党之力遏制袁世凯。 然甫一进京，他便遭软禁。太炎屡次要求面见袁世凯，袁都不理。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会。太炎意欲强行离京，结果在车站被拦下。 他激愤难当，竟日在寓所墙壁上大书「 ”死”字，并手书「 ”章太炎之墓”交人保存。 5月，袁世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窃国在即，而万众齐喑，无人敢言。 7月的一个清晨，太炎先生身穿蓝布长袍，手执羽扇，以袁世凯为笼络他所颁的「 ”勋二位”章（相当于二等勋章，仅次于建国元勋的「 ”勋一位”）为扇坠，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要求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不见，太炎在招待室历数袁世凯罪状，放声痛骂。傍晚，袁不得不派人将他骗出门，软禁于他处。直到两年后袁世凯身亡，太炎才重获自由。 太炎的战斗精神给对现实绝望的周树人以震撼，他这样写道——「 ”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软禁期间，太炎先生在京弟子多往探望，周树人自然更不例外。他多次前去，有时至晚方回。 「 ”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1918年5月，周树人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署名「 ”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句子是： 「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如果说章太炎是为民族独立而战，那么鲁迅就是为民族精神自新而战。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贫弱麻木的国民精神，犀利、坚决的风格与太炎先生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此后，他「 ”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太炎先生的战斗也并未停止。1927年起，他批评 ，遭到两次通缉；1931年「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他不断谴责当局，筹建「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冒着炮火北上见张学良呼吁抗日，并在北京、青岛、苏州、上海公开讲学，宣传抗日； 晚年更在苏州成立「 ”章氏国学讲习会”，积极讲学，要「 ”保国学于一线”，亲自上课直到生命最后一天。 鲁迅与章太炎自北京一别再未谋面。然而他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老师。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对章太炎晚年与军阀来往颇为不满，1934年，他在《趋时与复古》里不无失望地说： 「 ”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太炎先生）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 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时过境迁，1936年太炎先生去世， 予以「 ”国葬”，宣传他为国学大师，对于太炎先生一生的战斗却缄口不提。鲁迅对太炎先生纵有些微不满，却也绝不认同此种盖棺论定，这不认同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他强撑病体，于病中回顾先生生平，作慷慨文字： 「 ”（太炎先生）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此语分量极重，掷地作金石声。而鲁迅还要强调： 「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鲁迅依然言犹未尽。就在生前最后两天，他连拿一张纸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要再为太炎写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里头提到先生早年如何与出卖同志、虚情矫饰的吴稚晖笔战，如何令吴三十年后犹怨毒非常。他惋惜太炎手定的《章氏丛书》里没有收录这些文字，他说，太炎恐怕自污其著述，但 「 ”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今日读者在了解鲁迅生平、文章后，再读他这段文字，必能感受到，他不仅是在纪念太炎先生，更是在回顾自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并昭示来者——战斗。在无数次绝望、彷徨、求索之后，被启蒙者确定了自己与启蒙者的精神联系： 唯有与专制、虚伪、邪恶做百折不挠的战斗，才能为民族点燃希望的火炬。正如章念驰所说，「 ”这样评价也是鲁迅先生自我心情的写照， 他以英雄许人，也以英雄自许。” 一代鸿儒章太炎的最得意弟子也怕只有非鲁迅莫属了……

章太炎对中医的贡献

周贻谋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06-05-12 人气：540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师，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等均有深邃的研究。太炎先生又很精通医学，曾对中医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在此方面的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惜少被人知。

章太炎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他的父亲章浚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太炎先生深受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先生因支持戊戌变法，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表世凯称帝等，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章太炎先生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医学的精心研究。

太章先生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太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从此以后，他治病更加严谨，医术也不断地得到提高。他除了自治疾病之外，也曾为亲属或友邻开过处方，还曾为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处过药方。这些处方大多蕴含着太炎先生在医治疾病方面的某些精明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先生以儒攻医，他虽然不是临床医生，但因根底雄厚，高瞻远瞩，曾发表过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曾组织有关专家及章氏家属，重新搜集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共分为8册陆续出版。其中第8册为医学专论，共收载医学文稿134篇，直至1994年12月才出版问世。在上述134篇之中，涉及中国医学史的有3篇；为某些医学论著撰写的序文有7篇；对各种医籍作考证的有7篇；评论医术的有15篇；研究《伤寒论》的有23篇；研究《全匮要略》的有12篇；研究温病的有9篇；研究杂病的有7篇；研究方药的有12篇；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有7篇；研究中、西医学汇通的有12篇；给当时某些医家所写信函有12篇；其他如医学建议、提辞及为医学名家撰写挽联等有8篇。这些文稿大体上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各个时期所参加的医药活动及其主要医学研究成果。

太炎先生最推崇张仲景，曾经撰写过《张仲景事状考》，对张仲景的生平特别是出任长沙太守的历史作了精确的考证。他在《医术评议》中赞颂张仲景说：“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共有35篇。他认为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处方用药方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解决临床上所碰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因为有良好的疗效。他在论述温病的篇章又指出，包括流感在内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同样应当运用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去加以诊断治疗。

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学院共招收学生13期，造就医学人才甚众。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学院的发凡起例，皆由太炎先生亲自手订，并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亲笔提写刊名。该校在办学的过程中，注意抛弃中、西医之成见，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办学。

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他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4个字的校训。他还定期为师生讲演，亲自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他毕生对中医教育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

在近代文人当中有一人最难定位，他就是民国奇人章太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是革命党的一位重要元老。而最令人称道的是章太炎是近代历史上非常有名声的批评家。

而作为批评家章太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骂功”了，章太炎几乎把近代的大人物批评了个遍，早年参加革命党专门骂维新派与清 腐朽无能，之后与孙中山不睦又专骂孙中山能力不足，袁世凯称帝后又大骂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后来孙中山的联苏政策发布后又对孙文的行为表示不满，后来甚至将此事定义为“汉奸”之举。

章太炎的这种几乎骂遍近代史的行为也为他造成了很多祸患，1902年就曾经因为“《苏报》案”被捕过一次，还在牢狱里面一关就是三年。因为袁世凯称帝，章太炎竟然跑到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后来又被袁世凯的手下关押了一段时间。

而在革命党中，由于章太炎后期于孙中山不睦，促使革命党内部派系环境更为复杂，之后辛亥革命期间还擅自做主干预人事安排，后来在革命党之中的影响力也逐步降低，在政治上不再受到重视。

而在后期章太炎也深知自己在政治上作为不会太大，于是也就逐步转为了隐退。从这些事情来看，章太炎的“不合时宜”确确实实给他闯了不少祸端，而章太炎在这些问题上的过于刚直也对其政治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不过相比于政治活动，其实章太炎其实更大的贡献是他的国学造诣，作为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一生当中有许多国学成就，章太炎对于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学术研究很深。

首先章太炎对于中文的语言学研究具有很大贡献，他的一些著作对于研究汉语基础以及各方言之间的脉络关系有很大作用，而且章太炎还引用了汉字注音系统，对于后来拼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其次章太炎学于儒家而反儒家，对于儒家的许多基本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章太炎的思想其实和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思想有很大关联。其次章太炎在对于儒家学说以及诸子百家学说有着自己的整理，对于后世研究国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其实章太炎之所以不能被融入中国近代政坛，其思想过于“异端”也是重要原因，支持改革而又反扶清，支持革命而又反民主制，反对帝制而又支持专制政体，这些政治思想也确实不能够被各家政治党派所接受，不过章太炎对于时局的认识还是有其明智的一面的，他也是深知中国国情的一些问题才提出了这样的政治主张，虽然章太炎的政治主张有些过于过于不合时宜，但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作用。

后期章太炎主要精力放在了授课讲学的方面，不再过问政治，选择及时的退出政坛，其实也是章太炎的明智之举。而其一生游历很多地方，许多近代重要人物都能够被归纳到章太炎的门下，而章太炎的门下有一位弟子也深得老师“骂功”的精髓，后来成为了更加著名的批评家与文学家，而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了。

《原儒》章太炎主要讲了“原始儒家”的思想观点和道德观念。《原儒》该书通过对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及历史事件的解读和总结，重新审视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和特点，揭示了儒家思想中的真正精髓。《原儒》也对儒家思想的缺陷进行了剖析，指出了“规约人心”、“强化礼教”等观念的弊端和限制，提倡“尊重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社会价值观念。

1933年章太炎先生对学生演讲《民国光复》，有一段这样说：“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清室宗社党核心分子）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184页;亦收录之于《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 》等处）这一段意思中，有些地方并不难理解：梁、郑固然为拥戴清室者，而所谓“诱致冯国璋”，大概是因为冯国璋在辛亥时效忠清室，“惟一以平乱为己任”的取态。

此事梗概，今人也有所注意，如郭卫东先生论文中提到岑氏有过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机，举清宗室溥伟当元首，甚至实现宣统复辟的糊涂议论，朱宗震先生也曾提及此事。此事之具体细节，可合观之于章氏自定年谱，中有云：

宋案之后，黄兴起兵江宁，“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苏人怨之，尝欲以军事属云阶（岑春煊）。云阶语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为大总统，庶几袁氏旧部不能为变。’余曰：‘君欲复辟耶？’云阶曰：‘非也，宣统帝不可为元首。属之恭亲王，暂主大政，不为子孙万世基。’因说春时冯国璋、张勋皆与谋（复辟），今乘其机以覆袁氏，易为力。余曰：‘项城之罪，在杀宋教仁，非得罪民国也。覆项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总统，实与天子无异。倒行逆施，谁助公者。’云阶曰：‘尝问诸有经验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经验者，非郑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经验，未有民国之经验也。是策行，则南北皆刃于君矣。’云阶议始寝。”[《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245-246页，亦收录于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

又，1928年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序文时说自己对于中华民国开国前后最大的一处贡献就是宋案后，“清故恭亲王潜谋复辟，因缘张勋，与南方人士相闻，同志不深观其利病，欲因势而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与宗社党同污，所谓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犹可以自慊者也”。章氏以此颇为自得：若非自己力阻，革命党中“不肖者”恐将事于复辟，而使自身蒙羞，并留下千古奇谭[《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516页]。

此三种史料，其事相近相合，且内中所含机理，也大略相同：第一者云之所以推举溥伟主要是为了“诱致冯国璋”，第二者则谓此举主要是为了动“袁氏旧部”之心，使其“不能为变”，意思就是说一旦反袁成功，中枢空虚，需要以清宗室出长，以使北洋诸将顺服，而此际北洋系中之冯国璋、张勋（均属直系）等人本有复辟之意，正可资为利用，第三者讲的相对更为客观，此事主谋者当为张勋，冯国璋应该涉入较浅。

总之，章太炎三次提及此事，并非随便为之，其意在突出自己不广为外人所知的，在关键时刻拯救民国的行为。

章太炎向岑春煊进言痛批此邀清室成员任为总统之策，固属于高瞻远瞩。此策当然是个极愚蠢的办法，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冯国璋等北洋系核心骨干不会为了复辟而去反袁，而且孙、黄又怎么可能接受岑春煊夹带私货，去拥护清室的溥伟当民国总统呢？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拥立清宗室为总统的见解最初竟也与章太炎有几分关系！辛亥革命时，梁启超派遣盛先觉向章太炎致意，盛向章提出：听说您以前曾有“共和 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统，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不知您现在还持此见么？章太炎苦笑着回答盛：“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211页]

虽然章太炎所述此事似未见之于别种史料，但似乎不是一己凭空捏造，而实与清室复辟之历史正合：早在宋案发生之前，张勋已经与溥伟等人谋划1913年4月间“济南复辟”，为袁世凯侦悉而中途破产。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张勋又暗中联络冯国璋等，企图以“按兵不动”的消极态度，“以要袁氏复辟”，因冯不肯合作而告失败。再后来，张勋遂按袁世凯心意而行事，不敢再流露复辟踪迹，世人皆知“二次革命作，（勋）遂率师南下，破江宁，纵兵大掠，袁嘉其功，授江苏都督”。如此说来，如果梁鼎芬、郑孝胥当时确实有此计诓骗神经大条的岑春煊，使其破产的因素一方面是固然由章太炎对岑春煊剖析大势，分解时局而却之，但另一方面也是由冯国璋不肯与张勋同流合作而导致。

章氏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憎恶冯国璋算不上什么新鲜事。1918年一处演讲中章即说：“冯国璋对于民国，何功可言？张勋复辟，冯氏实亦予谋。以功罪论，对于民国，袁则有功有罪，冯则有罪无功。”（《章太炎讲演集》，67页）但是，硬把冯国璋归为清室复辟派恐怕有所不妥，不要说清室复辟冯不会支持，就算是袁帝制自为，“冯在外，段（祺瑞）在内，同以反对帝制闻”（当然，也有的史料说得更干脆，冯、段同声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的核心理由是两人均以袁之继承人自命）。

民初史事震荡翻覆，如冯氏领导之直系，在民国初元与革命党大是为敌，反而段派的皖系势力却“促清帝退位，以赞成共和号召天下”，但不久之后，护法运动起，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对南方 执行慰抚政策，较之段祺瑞所主的“武力统一”论则要平和许多，更使孙中山一度颇有借“冯段不相能已久”，联冯以分化北洋派之想法。再到后来的1920年代，晚年孙中山却又视直系吴佩孚为仇雠，苦斗不休，号召各省共举“讨伐旗帜”。此中翻覆，读史者非穷心尽力，细致考索，实难以察其全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