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的英语说法是“tree”。

一、读音：英[triː]；美[triː] 

二、含义：

1、作名词时意为“树；木料；树状物，人名；(英)特里”；

2、作及物动词时意为“把赶上树”，作不及物动词时意为“爬上树；逃上树”。

三、短语搭配

family tree：家族树 ; 家谱 ; 家庭树 ; 族谱

Leftist tree：左偏树 ; 左倾树

四、用法You should back that tree with a stake

译文：你应该用根树桩支撑一下那棵树。

相关词组：

“tree”的近义词是：wood

wood　

一、读音：英 [wʊd]；美 [wʊd] 　 　

二、含义： 木材；木头；树林

三、词语用法

1、wood的基本意思是“木,木材,木料,木头,木柴”,是物质名词,不可数,当强调种类时,可用于复数形式。“一根木材”是a piece of wood。

2、wood还可作“树林,森林”解,指小片森林,可以是天然林,但更多是指人工培植的森林,多离人烟较近,不一定有野兽,作此解时是可数名词。

3、wood作“树林”解时,在美式英语中既可用于复数形式,也可用于单数形式,在英式英语中一般只用于复数形式。

4、the woods〔the wood〕还可指“木管乐器”。

这首词大家肯定熟悉，词作者呢就是宋仁宗钦定“奉旨填词”的柳永柳三变。话说当年他的词火到什么程度，时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大意是水井之处都有人在唱他的词，如果放到现在那就是妥妥的广场舞。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柳永在杭州作了《望海潮·东南形胜》这首词，被时人所追捧。但在当时的杭州传唱，很可能用的不是官话。大家会质疑，这官话不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有谁唱歌不用普通话？其实也好理解，想想一千年前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官话在民间的推广只能靠自觉，传播的范围也就是汴京及其周边，再加上官员们出于政治需要而学习。当时杭州离京城这么远，绝大多数人不会官话是很正常的。柳词虽然流传广，不过在发音上真是五湖四海什么都有。但是时间往后推一百年，等到那时杭州人，所唱柳词一定用的是官话，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杭州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吴语太湖片有多大呢，大体包括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上海，共67个县市，人口六千多万。那么杭州小片有多小呢，其所辖的10个区中，只有西湖、上城、下城、拱墅、江干这五个，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一两百万，只占太湖片人口的5%左右。

看这张地图，杭州小片四周包围着临绍吴语等小片区，似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孤岛。杭州十区中滨江、萧山、富阳属于临绍小片，余杭、临安则属于苕溪小片，古话常说“十里不同音”，在这里被完美地演绎。

杭州方言为什么单独成为吴语小片，第一大原因与杭州古都的称谓有关。没错，说的就是赵构。金军入侵后，他逃难到临安定都。大量的北方人也随之南迁，其中大多是携家带口的北方宗室、官僚士大夫、豪门商绅，还有驻扎临安城的禁军士兵也多是“北人”。而文人学士更是不计其数，当时就有“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之说。有史书记载从南宋建炎年间到绍兴年间，短短二三十年，流入临安的居民人口暴增，此中人口以当时开封籍为最。进入杭州定居的外籍人数早已超过了本籍，有学者推测当时本地户与外地户的比值甚或在一比八。

外籍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有优势，且在政治上也有着高人一等的地位。这些官绅与豪门迁徙到杭州后，使通常意义上讲的主客现象发生了转变，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入主。他们的聚居地在杭州十个城门内，虽然临安四周都被其他说吴语的区域所包围，不过在城中却是官话的天下，因它有着权威的地位，从而把土著方言演变成了官话。这就是前文说的，柳三变的词一百年后在杭州用官话传唱的原因。

而与之相比，绍兴又是另外一个例证。绍兴当时是南宋皇室的陵寝所在，还是赵氏宗室的聚集地，外籍人口也超过了本籍。但此时绍兴既不是政治中心，又没有悬殊的人口比例，所以绍兴话没有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依旧保持着吴语原汁原味的本来面貌。

其他附近州县也类似绍兴的情况，唯独杭州话受官话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产生了很大变化，双方相互融合了几百年。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在人数比例上的悬殊差距，如果不是在政治地位上有着特权的优势。现今的杭州话地理范围不会这么小，可能与周边的余杭话会非常接近。由此可见在南宋时期政治、人口的剧变对杭州的深远影响。也正是因宋室南渡，使官话与杭州方言演变与融合后，成为了一支带有北方官话色彩的吴语，也就是现在杭州话的由来。

到了清朝，杭州湖滨一带驻防着八旗营时间长达两百多年。民国初年八旗营解散，这其中五万多的官员、士兵与家属，都散入了普通百姓中。而这些旗营中人为了融入本地，也开始学习杭州话，而他们本身的北京官话又与杭州话发生了影响，如此互相渗透形成了现在杭州方言的特色。在地名上就有着满语的遗留，杭州有条街道叫作“河罕上”，从前的街名其实是“河岸上”，这明显是汉语发音。而“罕”字是满语的发音，意思是河沿或河边上。而这条街正是沿运河而建，当年这里是人声鼎沸，水运繁忙之处。

徐志摩有一次在苏州演讲时说到“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当然这句名言，也从此演变了很多版本。虽说“下有苏杭”但两地话语的腔调则完全不同，如果苏州话是吴侬软语，杭州话确是实骨铁硬（读昂）。

宋室南迁杭州后，城内人人讲“官话”，于是形成了杭州话在语音表达上多是文读，简单来说文读就是书面语，所谓的说话文绉绉就是这意思。白读是指早期本地固有的语音，同官话差别较大。直观感受如果用杭州话读书，基本不会出现文读音还是白读音的纠结。而吴语方言中，文白两读的字很多，杭州话却是例外，基本没有白读的方言，这是它一大特点。其中的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宋室南迁后，本地的白读音与官话有着很大的差异，逐渐被排斥。而文读音与北方官话相似则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后来几百年里就取代了白读。到了民国时有学者对杭州话做了调查，发现当地几无文白差异。就语音来讲，像家、花、街、交、间、江、等很多词汇，杭州话文读音和白读音都是一致的。而在其他的吴语小片区，依旧保持着文白读不同的特点。

杭州话与周边吴语相比，主要表现在词汇系统与普通话类似，例如在杭州话中人称代词用“我，你，他”表示，复数则加“们”这与普通话是一样的。但在上海话里是“我，侬，伊”，复数是“阿拉，㑚，伊拉” 。绍兴话里是“我，侬，伊”，复数是“捱，乃，野”。而杭州余杭区则是“我、尔、伊”，复数是“捱，乃，茄”。人称代词其实是语言学中最稳定的基本词汇，从这就可以看出杭州话的独特之处。所以要判断对方说的是不是杭州话，只要听他怎么说人称代词就可以了。在其他的很多词汇使用上，杭州话也与普通话是一致的。例如洗脸，在吴语中有用潮面，汰面的。女儿这个词会用囡，发音虽不同但用字一样。否定用语“不”，吴语更多的是勿或者勿格。杭州话的用词与周边吴语相比，官话色彩更浓厚。

一方面杭州话的很多吴语词汇被北方语所覆盖，另一方面周边吴语对杭州话形成的包围态势，又使得吴语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渗透。两者融合后组成了官话一半吴语一半的词汇。例如普通话脸这个词，周边吴语区多用面孔，杭州方言说脸孔，这明显是两者结合产物。新郎这个词，杭州话用新郎倌，也是受到新倌人这个吴语词汇的影响。

这其中对杭州影响比较大的是绍兴话。有一句老话，叫做杭州萝卜绍兴种。很多杭州人翻翻家谱，说不定三代前多有绍兴籍的老祖宗，究其原因是近代历史上的战乱所造成的。第一次是1861年，太平军围城两月，本地人死伤无数，造成了人口数量大减，急需填补，绍兴移民杭州就由此而来。第二次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经常对绍兴地区轰炸、扫荡，民众饱受战争之苦，为了躲避战乱就有不少人来到杭州讨生活。

正因此杭州话受到绍兴话的影响，也让某些文白读音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杭州话中的“说”字，老派发的是suo这个音，现在多用wuo音，这又与绍兴话一致。再比如大这词，杭州话中有固定读da的，大家，大衣。也有读do的，大块头（身体壮实的人），大脚髈（大腿）。还有两种读音都可以用的，大阿哥，大老板。而在绍兴话中大字则都发do音，这些就是鲜明的例证。

很多朋友都知道杭州人喜欢用“儿”，且用处非常丰富，“儿”字加其他词根形成了一大批词语。这是和南宋“官话”融合演变而产生的一大特色，也是与周边吴语的差异之处，不过它跟北方话的用法有很大不同之处的。

在读法上，杭州话中的“儿”是一个独立音节，而北方话的“儿”却是依附在字根后发的卷舌音。比如“小孩儿”，那么杭州话是xiao hai er ，北方话是xiao hair，在这里“儿”发的是轻声。杭州话的“儿”是作为独立音节来使用，所以北方人听起来就显得很生硬，而周边吴语区又觉得它格格不入。就拿一江之隔的萧山来说，杭州说凳儿（凳子），萧山话就没有“儿”，只说“凳”。在词意上，北方话里的“儿”有虚化的，去掉缀词也不影响。杭州话有与此相同的，比如“老头儿”、“花儿”、“鱼儿”、“包儿”。也有与此不同的，如果你听杭州人说“他们在打打儿”，这表明他们开玩笑的成分居多。但如果说“他们在打”，那就是在打架。如果说孩子在哭，会联想到孩子被打哭了，骂哭了，受到什么伤害哭。但说孩子在“哭哭儿”，却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大体是孩子在耍赖皮。

往上追溯一千年，汉语“儿”的读音也是从“儿尾”向“儿化”发展。唐宋诗文中的“儿”字不论是本义还是儿缀词，都是独立音节的，并不像现在北方话的儿话音。由此可见，南宋的“儿”是独立的音节应无疑义。宋元时反映钱唐生活的笔记《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史料，记录着很多那时杭州话的儿缀词。如笼儿、虾儿、香袋儿、八哥儿、饼儿、帽儿、碟儿、盆儿、罐儿、担儿、等词。这些迄今有几百年的词，仍在杭州人的口头上流传着，说明市井阶层杭州话的“儿”由来已久了。到了明代时白话小说的兴起，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记载着很多当时的市井百态，里面也有着大量的儿尾词。再对比南宋史料发现两者互有重复，且这些词在结构、语意方面大体一致，这可以推断出明时小说的儿缀词正是上承宋元，后续现代杭州方言。

在历经变迁的岁月里，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受到南北两方既融合与又制约的演变中，杭州方言也几经微妙的变化。虽然杭州话在吴语中的确只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却也是蕴含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分。他积淀在语言中的文化因子，就像是慢慢展开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浮沉奔流。最后借用徐文长的妙联来作结尾：

　　蒙古族人的姓一般是不和名字一起称呼的，如那顺 德力格尔与那顺 巴雅尔，两人并不是都姓那顺，那顺 巴雅尔与敖登 巴雅尔也不是两人都姓巴雅尔。

　古代蒙古人的姓氏是在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加上特殊的复数升格后缀而成的。波斯史学家拉施德 哀丁在《史集》中记载塔塔儿部落时说：“凡是出自此部落（图图忽里 塔塔儿部）的人，如果是男子，便唤作图图忽里歹，若是女人，边唤作图图忽里真。出自阿勒赤 塔塔儿部的，称作阿勒赤歹或阿勒赤真。”

　古代的蒙古人见面时，也是先问姓的，如《蒙古秘史》中孛端察尔向俘虏问：“你姓什么 ”记载家谱时，也先记其姓，如《元史》卷一第一页关于成吉思汗的记载中说：“铁木真，姓奇渥温氏。”古代蒙古族妇女出嫁后，仍保留父家姓氏，如成吉思汗的第十四代祖母姓忙豁勒真，就是其父家的姓。

　蒙古族的名字大都是按照本民族心理习惯起的，丰富多彩，很有特色。男性的名字，有的是历史人物或民族英雄的名字，如康熙、罗成、帖木儿、恩和森；有的则寄托长辈的一种期望和祝愿，如吉日格拉(幸福)、巴雅尔(大喜)、巴图(坚强)、白音(富有)、布和(结实)；有的以勇猛矫健的飞禽走兽做名，如阿尔斯楞(狮子)、苏赫巴鲁(猛虎)、布日固德(雄鹰)；有的以贵重的金属做名，如阿拉坦(金)、孟恩(银)；有的以蒙古古代公认的社会尊者做名，如巴特尔(英雄)、必勒格(智者)、莫日根(神箭手)、彻辰(贤者)；有的为了纪念并盼孩子健康长寿，就以孩子出生时祖父的年龄做名，如乃仁台(八十)、依仁台(九十)。蒙古族女性的名字，则或者钟情于日月星辰，或者自比于花草树木，或者偏爱于珠宝玉石，如娜仁(太阳)、萨仁(月亮)、敖登(星星)、敖登格日乐(星光)；如其其格(花儿)、其木格(花蕊)、塔娜(珍珠)、哈斯(玉石)。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内各民族交往频繁，蒙古族的姓名也有很大变化。至少从元代始，就有不少蒙古人改用汉姓、汉名，如郭庸、周述忽、李朵尔、魏赛音、赵伯颜等等。到了我国元代蒙古贵族统治的时代，蒙古人改用汉姓、汉名，则主要是出于民族间交往的需要。到明代后，蒙古人改用汉姓、汉名也很多，特别是散居在全国各地或邻近汉族聚居地区的蒙古人，改用汉姓、汉名的更多。改用汉姓、汉名的原因也不完全一样，如蒙汉互相通婚，子女从汉姓；蒙古族的姓和汉族的姓谐音，如索尔只斤或博尔吉济特简称姓包，乞颜或奇渥温简称姓奇等等；也有的是因为替历代封建统治者立过功，封建皇帝赐的汉姓。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的蒙古人用汉名、学英语，已经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现在，在内蒙古一些比较发达城市的年轻人，你已经无法从他们的姓名与言谈举止上判断出他们是不是蒙古族了。

家庭树的英语：family tree。

读音：英 [ˈfæmili tri:]   美 [ˈfæməli tri] 

短语

family mutational tree 家族突变树

Family Love Tree 亲情树

product family structure tree 产品族结构树

a family treefamily tree 家族树

例句

1、Then the sisters began to ponder: where would the little girl sit on the family tree 

这时，姐妹俩开始思考：这个小姑娘在家谱图上应该放在那个位置？

2、I’ve started my family tree and have added a few email addresses 

我已经开始填写我的家谱，并且加上了几个电子邮件地址。

扩展资料

family的意思是“家庭”,指“家庭全体成员”时,为集合名词,作主语时,谓语动词要用复数形式。作为“家庭整体”看待时,谓语动词要用单数形式。谓语动词无论是单数形式还是复数形式, family都应该用复数代词指代。

family有时可作“子女,孩子”解,此时不含父母,是单数名词,但可与不定冠词a或an连用。

family作先行词时,其关系代词可用who,也可用which。如表示家庭成员,则一般用who;如表示家庭整体,则一般用wh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