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姓氏起源

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中国姓氏在经过历史不断演变，如：战乱，迁移，改朝换代，以及避讳改姓、避难改姓、复姓改为单姓等，姓氏变得更为复杂，其真正的出处、源头就更需要详细考证了，《家谱》中有详细记载。

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却不知道，这影响了血缘的纯正性和确实性，后人不可不慎。

据家族网·国家家谱研究中心的报告资料推测，《家谱》中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它的目的也在于“明世次、别亲疏”以及考订姓氏源流。《家谱》均有记载姓氏的一章，以叙述家族得姓的来源，或是家族因某种原因改姓的历史。所以《家谱》中的姓氏源流就变得很重要，它是明辨您家族血统的证明文献 ，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它能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在家谱中，堂号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世系表

如果发现一本关于您身世的家谱，您最想看的是什么哪？是不是想知道自家的祖先是谁？家族中曾有过哪些名人、功绩？家族中人如今哪里？等等，所有的答案就在家谱的世系表中。作为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世系表”，简而言之，就是说明一个家族成员，如：父子、兄弟间的相互关系，写清楚祖先后代每一个家族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

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

牒记式：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葬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以上四种世系表形式都各有特色，这是一般族谱中比较常见的世系表，但也有其它的变化，我们在记述家族世系表时，可根据掌握材料的多少、家族成员的多少等灵活采用，总之，世系表要易看易懂、内容真实、层序分明，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总论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炎黄同心，华夏一脉；血浓于水，叶落归根。中国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是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意义

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各异，其内涵是同一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如今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为了保护族谱文化承传，专家学者正在呼吁“中华家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此，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不管你是否正在着手或打算编修家谱，了解一些家谱知识都是必要的。

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历史人物传记。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民族史资料。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地方史志资料。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教育史资料。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民俗学资料。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宗教史资料。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华侨史资料。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重大历史事件资料。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的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

家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以及治有格言等，从一开始就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讨论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建设。在家规、家训中，封建伦理纲常礼教作为其理论基础占有中心地位，三纲五常、孝悌忠信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大半。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除上述内容外，还有“睦族人”、“和亲友”、“恤孤贫”以及“戒赌博”、“戒奢侈”、“戒懒惰”、“戒*逸”等等，对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作出规范，这也是足资我们今天借鉴的有益的成分。

家谱研究的另一现实意义是通过家谱研究，满足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的需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海外华侨看到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纷纷回国寻根谒祖，探亲访友，慷慨解囊，投资家乡的经济建设。家谱作为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总记录，将海外华人与祖国亲人紧紧连在一起。

研究家谱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中国传统家谱进行内容、体例、结构等的分析，来构建一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的新型家谱。一部新型家谱或家族档案，其编制原则应既要符合现代家庭的需要，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要具备传统家谱的“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作用：编法方法既要继承传统家谱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也要创制适应现代需要的内容。[2]

家谱研究的现实意义当然不止于此，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家谱这个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还会为我们提供许多新的其它资料，谱牒学这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会不断发展，日益走向成熟。

文化

如今，一些地方官方和民间修家谱热情高涨，据东阳谱牒文化研究者马云鹿分析，可归纳为经济的稳步发展、宽松的思想氛围和与日俱增的崇祖寻根意识。

从宋代开始，修纂家谱是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有修谱传统的地区，随着思想的解禁，曾被视作封建迷信的家谱可以自由流通阅读，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尤其是老人们的美好回忆。而日益安定、富裕的生活，则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精力。在乡土社会结构日益呈现松散的情况下，修家谱被认为是维持家族凝聚力的一种途径。人们热情操办家谱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一种凝聚力。

中国家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事详备的独特史料。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进行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家谱是家族史，是家族的史料汇编，是史的一种，属于历史学范围，这已成定论。但作为一种特殊史料，家谱有与正史、方志等其它史料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家谱特有的属性。修谱还被视为重新树立家族观和道德规范的途径。在家族概念淡化的今天，与家族相连的很多观念、行为规范也发生变化。家谱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孝敬、和睦、祭祀、亲情、乡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作用。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在中国，一个家族的迁徙传播过程被生动地形容为“开枝散叶”。叶落总要归根，在游子的眼中，家谱就是根的象征。在浙江温州等地，华侨回乡首要之事就是寻访家谱。当浙江东阳赵氏家族要重修家谱的消息传到台湾后,27位赵氏后人立刻捐助了21万元新台币。随着家谱的复兴，上海、镇江等地图书馆相继开辟出家谱阅览室，用来接待海内外络绎不绝的寻根者。许氏家族曾是江苏句容的名门，其后人意外地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家谱，全族皆为之沸腾，老人们更是喜泪横流，散落在内地和台湾各处的族人们一起复印家谱，并举行了家谱返家活动。

面对家谱的复兴现象，有专家担心家谱的生命力只能持续一时。青年一代家族意识的日渐淡漠，是家谱文化将遭遇或已遭遇到的真正壁垒。10余年来在东阳走村问乡的马云鹿说，在他寻访的每个村庄，提起修家谱，都是年长者劲头很足，而年轻人不理解。在浙江兰溪，当前民间收藏的家谱达500种以上，存量为浙江省县级之最。然而，令兰溪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李彩标感到担忧的是收藏户主已由传统型的父祖辈开始向对家谱无多大兴趣的儿孙辈交替，而年轻人对家谱的存放、借用、翻晒等并不重视，所以这段时间来损毁的较多。

在中国，家谱已有约3000年的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中国家谱总目》主编王鹤鸣认为，家谱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百家姓氏,各有起源，宋氏起源于河南商丘。西周初年,周封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 ,称宋公,建立宋国,宋人以国为姓,为宋氏之始,传续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微子，名启，先商帝乙长子，纣之庶兄。生于丙辰年正月八日午时，食采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子爵位，故曰微子启。

微子贤明仁德，具有帝王风范，帝乙有将商家王朝传于微子之意，太史不允（因启与衍出生时其母尚未立为正妃，故称启与衍为纣同母庶兄）。太史按当时法律：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卒，辛立，是为纣王，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王荒*无道，微子数谏不听，微子忧纣王之将亡，乃问救乱之策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箕子自言其义不可去，微子叹曰：念神气可受他人，主器必归于长，遂持祭器远遁于荒，离纣王而去。箕子不忍离去，佯疯而被囚，比干因直谏而被剖腹挖心。微子、箕子、比干后被誉为“殷之三仁”。

周武王姬发克商，微子携带祭器到武王营门前，肉袒而缚，求告武王，要求保留商族的香火，武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恢复其爵位。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又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监管殷商遗民。

武王卒，子成王继位，因成王年幼，由武王弟周公旦为之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串通武庚起兵反叛。周公旦奉成王之命调动大军，经过三年的战斗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微子没有参加武庚的叛乱，因此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建为上公，作宾王家，祀得用天子之乐。成王为微子之命以申之，建都商丘（商丘即阏伯、相土故都也）。让他管理殷商遗民，奉守商人宗祀。微子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以后世代相传，历时761年，传32君，26代至宋王偃，微子是宋国第一代国君，宋氏之始祖。宋王偃四十七年《年表》云：43年（公元前286年），齐泯王任韩泯为相发兵攻宋，王偃奔魏，死于温（今河南温县），国亡。其国土被齐、楚、魏三国瓜分，子孙以国为氏，除留有一少部于商丘继续繁衍生息，其余大部均迁播于祖国各地。

至唐元和年间，林宝撰《元和姓篆》，以广平为天下宋氏郡望之首。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唐玄宗开元年间出了一名杰出的贤相宋璟，关于宋璟的先世，北宋欧阳修撰《唐书》，在《宰相世系表》中列有《宋璟广平宋氏表》。广平宋氏是自西河介休（今属山西）迁徙而来，西河宋氏始祖为宋昌，而远祖则为宋义、宋襄。宋襄、宋义为宋王偃公族之子孙。

公元前328年，宋君偃攻袭其兄剔成，自立为君。自宋君偃元年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宋王偃后传几世正史无记载。据《商丘宋氏族谱》载：“宋王偃子名錡，錡子沣、沣子檄、檄子焕、焕子墴、墴子义、义子昌”，（按：误义子应为襄）。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宋亡77年，宋义加入楚起义军，随项梁，为将军。项梁死，楚怀王封为上将军，后被项羽所杀。《史记项羽本纪》载：“宋义为上将军，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至无盐（今山东郓城县东）饮酒高会。……（及项羽杀宋义）使人追宋义，及之齐，杀之。”

按，《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楚有上将军宋义，义生昌，汉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将昌认为宋义之子，误。此表多据唐林宝《姓纂》，而《姓纂》只言：宋义、宋昌。不言昌为义子。唐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引东汉官修的《东观汉纪》中的《宋杨传》云：“宋义后有宋昌。”只言昌为义之后，亦不言为其子。《索隐》又引晋虞预撰的《会稽典录》云：“昌宋义孙也。”可见宋昌应为宋义之孙，宋襄之子。

宋昌居西河介休，下传十世皆无考。

《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楚有上将军宋义，义生昌，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代孙晃，晃三子：恭、畿、洽，徙广平列人。”

《元和姓篆》卷八：“宋氏广平：昌为汉中尉，始居西河介休，十二孙晃，生恭，徙广平利人（应为列人）侯，孙药师，生疏，恭弟畿、洽。”

以上两书记载，都说昌十二世孙为晃，恭，畿、洽之父，只是《唐书》“洽”而《姓篆》则名“给”。但考之《魏书》，证之《北史》，恭、畿、洽之父不名晃，而名活，其祖名爽。

《魏书》卷三十三《宋隐传》：“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晋昌黎太守，后为慕容廆之长史。祖活，中书监，父恭，尚书，徐州刺史。慕容廆徙邺，恭始家于广平列人焉。”可见恭父名晃误，而名活，祖名爽。

宋恭、宋畿、宋洽兄弟三人，自西河介休迁广平列人，为广平宋氏始祖。宋璟之派出自二门畿。

宋畿，为宋璟之派广平之始祖，《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姓篆》皆云为“后燕王将军司马”，生荣国。荣国下传十世至宋璟，《宋璟广平宋氏表》记述较详，宋璟先世简洁明了，今汇宋璟先世世系表一览便知。

据《滑豫宋氏族谱》载：“按唐之贤相宋璟文贞公，实系吾滑宋氏之先代也，而有梅花赋在舍历传年久，而公之原籍直隶邢州南和县，按唐监公生于高宗十二年，卒于玄宗二十五年十月，享寿七十有五……”，可知大唐贤相宋璟乃属滑豫宋氏原居河北广平之先代。

又据《滑豫宋氏族谱》载：“吾宋氏之由来亦已久矣，而汤而宋、经秦、过汉、越晋、迈隋、而唐、至南宋宁宗，滑豫宋氏一世祖宋殷先祖便于广平郡迁入卫之山阳城（今河南焦作）”。

据《卫辉府志》载：“辉县西南六十里有古邓城周围九里四门遗址尚存即山阳县入辉州改县为镇，即今山阳镇”。

据《滑豫宋氏家谱》载：“一世处士公讳殷，字彦实，号东郡，先卫之山阳人，自宋宁宗时徙滑遂家焉。”

由于宋璟身后数载，中原骚于兵革，朱温起首、五胡乱华，共有五十余年，惜其旧谱被焚化为乌有矣！宋璟后世子孙何人于何年自河北广平迁徙于卫之山阳，现已无证可考。据五世祖宋讷于洪武七年（公元1375年）为浙江嵊山宋氏族谱作序之后记中载：文恪公给嵊山宋氏族谱作序之家乘序，当时因吾宋由广平迁卫徙滑传家五世，伤叹前谱已失矣！孝心切矣！而元文学士赵松雪书吾谱之梅花赋，实出于文贞公之后，与嵊山宋氏同本分流。

一世祖宋殷于宋宁宗时，从卫之山阳迁徙于当时的白马县宋胡寨（今延津县马庄乡李村寺），后至四世祖忠肃公崇禄（讷父），因李村寺地基狭隘，昭穆不便遂迁于林子里（滑南宋林），又将先祖德仁、先考瑄起葬于林子里村西新茔，一世祖殷仍葬于李村寺南原茔。

据《滑豫宋氏家谱》载：“我祖旧籍本卫之山阳，自宋宁宗时迁於滑之白马郡永宁乡东林子里，始祖殷、二世祖德仁、三世祖瑄皆隐居不仕，养晦自高，其树德创业之休，不可胜记，顾作善降祥仁者，有后迨至大元四世祖崇禄为行台侍御史、户部尚书，因其贵显追封三代敕修茔域、建祠堂，鸿功骏烈垂诸史册，至五世祖讷以元进士弃官旧里，明兴复蒙征召，起官祭酒定立监规、谟谋制度备载於名臣录，由宋而元而明，其先世或中黄甲、或步青云、或著国学、或游邑庠，累世衣冠之盛不可悉数”。

四世祖崇禄是滑豫宋氏迁播发展史中的功德先祖，他不仅因其官居贤贵而追封先祖三代敕修茔域建立祠堂，使宋氏先祖鸿功骏烈垂诸史册，而且尤为功贵的是结束滑豫宋氏支脉数千年来的迁徙史，定鼎于得天独厚的拥有数千顷肥田沃土的家园——南宋林村，使滑豫宋氏家族从迁徙落难中崛起，及至五世祖文恪公宋讷，承继父志，以其儒士大家，复蒙征召贤士于明宫，执教太学，受明太祖洪武皇封褒嘉，以至为后世子孙赢得皇权族威，至明、至清、至共和，繁衍了近三十余代数万计的子孙，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参阅宋氏家谱名人录） 滑豫宋氏家谱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卷，它真实地记载了滑豫宋氏世系人物的历史轨迹，它翔实记述了宋氏先祖支脉家族成员世系延伸、人物传记、生卒年月，它重笔浓写了宋氏先祖诸历史名人的事迹与功德，滑豫宋氏家谱珍贵的内涵，不仅对研究祖国的历史、名人、文化、书法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促使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滑豫宋氏家谱共十二卷，第一卷作为全卷的核心分为三个部分：

（1）谱序。登载宋氏历次修谱的序言，人物传记、碑文等。

（2）宸章。印证大明洪武帝为文恪公宋讷历次晋升官爵、褒奖功绩的圣旨及御制祭文等。

（3）名人录。记载了自唐、宋、元、明、清、民国至今等一百余位名人。

其他卷以滑豫南宋林为原支脉，涵盖周边延津、封丘、原阳、开封、新乡、汲县、辉县、浚县等分支，续谱时按村所居支脉分卷有序入册。

滑豫宋氏先祖修续家谱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家谱可追溯至唐朝贤相宋璟文贞公先祖居河北广平世系。

按明洪武七年，五世祖宋讷为浙江嵊山（时与嵊山合刊）宋氏族谱作序云：“家之谱牒亦自广平为源，松雪赵公尝序其首而书《梅花赋》于左其，以铁石肝肠望于宋氏子孙者深矣，奈何中原兵革，衣冠离散，化为乌有矣！”宋氏原家谱自文贞公宋璟居广平先祖为源，该谱曾有宋璟所题《梅花赋》，元大学士赵松雪亦曾书写作序，之后不幸遗失于中原战乱之中。

鉴于滑豫宋氏先祖原谱遗失，仅存原谱中《梅花赋》传于后世。至四世祖忠肃公崇禄，五世祖宋讷，父子递朝为官，修家乘推前无着，故以殷公为始祖重新修续了滑豫宋氏家谱。

滑豫宋氏家谱自四世祖崇禄、五世祖文恪公续修以来，距今已七百余年，后世子孙修续家谱记录在册的有六次：第一次为明万历元年（1573年），由十世祖天朴公主修并作序；第二次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年），由十六世祖三杰公主修并作序，三杰公在此次修续中所作序言，除与上次作序时言明前谱遗失、力述先祖功德之外，还添加了所遗失前谱中，宋璟在唐垂拱三年，时年二十五岁所作《梅花赋》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第三次修谱是在民国六年，由时任提督总兵、陆军中将，二十一世祖明善公与邑庠生二十一世祖温公主修，此次修谱由于明善公介入而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以前未提及与商丘合刊，而此次修续把与商丘合刊放在显要位置。商丘知县扈于高亲自作序，余外有商丘宋氏裔孙恪明公作序。第四次修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此次修谱是在民国六年的基础上修续的，仍与商丘合刊，因此规模不亚于上次。于1935年滑县县长谢随安受恩师宋太和之托为修谱早于十余年即操笔作续。修谱由明庆、勤、崤、玉印、学善、学儒诸公主修，由金元、体元公作序。第五次修谱于1980年展开、1982年告竣。有岳、明相、岫 、孝明、孝田、孝民、庆太、自修、崇树、象彬公主修，有岳、孝田公作序，此次修谱是以南宋林为主体修续的。时值改革开放初年，科技欠发达，修续特色与以往并无较大差异。第六次修谱于2008年7月展开，2009年告竣。有总会首崇福，副总会首德印、明相、天太、相贤、相勤主修，有孝勤、崇新、崇彦作序，崇新执笔，有崇树、孝民、德立、天才编纂，会首孝增、孝才、孝章、崇玉、崇杰、崇民、崇雷、崇宽、崇亮、崇温、崇高、德全、德昌、德本、德禄、德信、德甫、德民、德明、德广、德士、天海、相才、天顺、先进、天真、相杰、贤明同力合作。此次修谱较往届有三大亮点：其一、于修谱开展前，邀集迁播周边各县区五十余支宗亲派代表汇集故土宗祠为先祖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以弘扬先祖功德，唤起裔孙承继先祖遗志，崛起宋室，振兴中华。其二、此次修谱顺应社会发展，冲破世俗观念，开宋氏男女同登家乘典册之先河。其三、此次修谱以现代交通、通讯、电脑排版印刷等先进技术取代了历次修谱中以步代车，以手写石印等原始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与运用，使此次修谱呈现出便捷、规范、高效、低耗等新时代特色。

滑豫宋氏修谱的历史，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子孙在繁衍，宋氏裔孙随着世系的发展，将会继续大笔书写自己的历史，让世系的辉煌沿着历史的轨迹延伸…… 滑豫宋氏五世先祖宋讷文恪公，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卒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元至正中进士，授盐山令，于洪武十三年（1381年），洪武帝招贤，由四辅官杜敩荐，任国子助教、拜文渊阁大学士、擢升祭酒，著有《纪德录》、《西隐集》，其父崇禄任元宫中奉大夫，山西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户部尚书，祖父瑄赠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曾祖父德仁赠嘉仪大夫，礼部尚书。

有感宋讷对大明所创业绩辉煌，在其病逝后，明太祖朱元璋甚为悲痛，御制祭文，特派礼部官员高昌安前行代为祭奠，并颁旨为大明开国帝师，建庙崇祠，以期弘扬宋讷之功德，使之名垂后世，递传于子孙。

宋讷祠堂最早兴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建筑布局分为大殿、东西廊房、围墙、山门。山门系传统中式门楼，紫漆大门，上联曰：调和盐梅公卿府，下联配：燮理阴阳宰相家，横批：大明学士。山门内悬挂一御赐金字牌匾，上曰：“开国明师”，后又有滑县县令吕文光于乾隆二十七年增匾置于其上。越过山门，中间是一条直通大殿的甬道，甬道两旁植有古松。左右配东西廊房，皆为宋氏家族逢年过节祭奠先祖会客议事所用。穿过甬道，即来到大殿。大殿系古式厅堂砖木结构，房顶高脊飞檐，走兽飞禽置于其上，栩栩如生，廊檐下红漆明柱，上联曰：龙堤高卧东郡志，下联曰：凤德题兆西隐集。大殿仍为紫漆大门，上联曰：功勋百代垂青史，下联配：俎豆千秋起白云，横批为“血食春秋”。大殿正中设一木质软阁，阁内雕有大殿主人公——宋氏五世先祖文恪公塑像，主人端坐其间，头戴乌纱，二目放光，银髯飘洒，神采奕奕，双手扶膝，气宇轩昂，好一派宰相大家学者风度。塑像两旁各有一童侍立，手端文房四宝，静立侍俸，据说双童即为文恪公弟子燕王、建文帝。

《金溪吴氏族谱》之宋元书札简介

金川鸿泥原创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先生，撰写的《宋元金溪吴氏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文重点研究了宋元时期金溪著名科举望族吴氏。该吴氏居于金溪县新田、吴塘，奉北宋时期吴嗣（941～1029）为第一世始祖，明代正德年间，该地划归东乡县，元末榜眼吴裕、明朝开国状元吴伯宗系其代表人物。

吴氏与当时名流交往密切，如文天祥、程钜夫、吴澄、虞集、李存、危素、宋濂等，因此在传世典籍中，存有丰富的该家族史料，刘晓先生据此撰写了论文。本人翻阅《吴氏族谱》，发现其中有近四十篇书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这些书札的标题，全为族人编修族谱时重新拟定，但大多保留有书札前后的敬辞谦辞。

这些书札中，仅有李存一篇见于文集。《全宋文》所收文天祥手札三篇，亦来源于族谱。虽然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大部分书札涉及的内容，仍见于相关文献记载。吴氏族谱传承有序，传世的宋元明初相关文献，除了与状元吴伯宗相关的，也有三万字以上，因此，这些书札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当然，历经传抄，文字略有差讹也在所难免。兹列族谱中三十九篇书札如下：

《文信公手札》三篇

文天祥命吴名扬筹办军需所作手札三篇。吴名扬（1236～1302），字叔瞻，号新溪，咸淳七年（1271）进士，曾任礼兵二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是文天祥重要幕僚。续宋书第六卷文丞相附传吴名扬，附录文信公手札。

《新溪公却聘书》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程钜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到江南访求遗才，吴名扬为拒绝仕元而作此书。

《覆傅琴山季鲁先生书》

傅子云写给吴士亨的书札。傅子云（1164～1239），金溪县人，陆九渊门下著名弟子。吴士亨（1212～1288），字嘉甫，长子吴德鸿、次子吴德溥、三子吴可孙。

《友竹公与程雪楼求铭墓书》《雪楼程先生回友竹公求铭书》《雪楼程先生再回友竹公书》《雪楼程先生再回友竹公书》四篇

吴德溥与程钜夫往来书札。吴可孙去世后，吴德溥请程钜夫为其撰写墓志铭。程钜夫《故将仕佐郎建昌路儒学教授吴君墓志铭》，见于《雪楼集卷16》。据墓志“某少从徽庵先生于临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自是余留升扬，留长乐，留武昌，家居之日良寡，而延陵氏之仲季，远则书，近则面，凡余家庆吊之会，无不与焉者。”吴氏兄弟三人，吴德鸿（1226～1315，字仪可）居长，仲弟德溥（1237～1305，字时可，号友竹）、季弟可孙（1247～1301，字圣可，号兰林）两人在临川县临汝书院，与程钜夫同学徽庵先生程若庸门下。两家交往数十年，往来书问频繁，兄弟三人墓志全为程钜夫撰写，均见载《雪楼集》。

《兰林公贺雪楼新除侍御史奉诏求贤书》

程钜夫新任侍御史，奉诏到江南访求人才，吴可孙所作贺信。

《上建昌路总管程京山求给假书》

入元后，吴可孙任建昌路儒学教授，程钜夫叔叔程飞卿任建昌路总管。吴可孙任职三年后，以祖母年届九旬，请求辞官归里奉养，致书程飞卿。

《程叔永与兰林公书》

程飞卿致书吴可孙，谈论刊印饶鲁《四书说》传播道学之事。

《上雪楼程先生求铭书》

吴垕子（1262～1313）致书程钜夫吴氏简介，请其为父亲吴德溥作墓志铭。程钜夫《故登仕郎吴君墓铭》，载于《雪楼集卷18》。据墓志：孤垕子以状来京师曰：“昔者先人读季父之铭，而悲曰‘知我者鲍叔，小子识之’。今言犹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请。”

《程雪楼先生谢友竹公书》《程雪楼先生与友竹兰林二公书》两篇

程钜夫致书同学吴德溥、吴可孙。

《贺程雪楼先生除翰林学士书》《雪楼先生回友竹公书》两篇

吴德溥祝贺程钜夫新任翰林学士，两人往来的书札。

《友竹公贺草庐先生除翰林学士书》

吴德溥致书吴澄，祝贺其新任翰林学士。

《上草庐先生求铭墓书》

吴辰子（1267～1339）请吴澄为母亲余氏写墓志的书札。吴澄《故登仕吴君夫人余氏墓志铭》，载于《吴文正集卷82》。据墓志“而其（吴德溥）夫人卒，诸孤征铭于余”。余妙真（1242～1323），金溪县礼原人。

《上程雪楼先生求墓铭书》

吴应子（1274～1331）请程钜夫为兄吴垕子写墓志所作书札。程钜夫《吴君载墓志铭》，载于《雪楼集卷20》。据墓志：始余与金溪吴氏仲季，事族祖徽庵先生于临汝精舍，意相得欢甚。至元丙子（1336）以来，余日有事于四方，率数岁乃一集，集率一二日去。余悲之，然犹冀其相见之未艾也。大德五年，圣可（吴可孙）死，余铭之；九年，时可（吴德溥）死，余铭之。余始痛其离阔之无穷期矣。今时可之嗣垕子又死焉，其仲弟应子亦又以铭累余。呜呼！以时可为父而丧其冡嫡，以圣可为季父而殒其犹子，以应子为弟而哭其长兄，岂天故短其命欲余铭耶？何铭之忍也。

《亦兰公通吴草庐先生书》《草庐先生与亦兰公书》两篇

吴晋卿（1284～1351）送儿子吴斐（1301～1326）求学吴澄门下往来的书札。

《伯尚与亦兰公书》

吴澄之子吴伯尚致书吴晋卿。

《草庐先生慰亦兰公丧子书》《回草庐先生书》《伯尚慰亦兰公书》《亦兰公回伯尚书》《上草庐先生求昌文墓铭书》《草庐先生回亦兰公求铭书》六篇

吴晋卿之子吴斐英年早逝，吴澄父子问吊，以及吴晋卿请写墓志，两家往来的书札。吴澄《金溪吴昌文墓志铭》，载于《吴文正集卷83》。

《李仲功慰亦兰公书》

李存慰问吴晋卿丧子的书札。

《李仲功与亦兰公书》

李存致书吴晋卿，李存《俟庵集卷29》题为《答吴君锡》。李存，字仲功，著有《俟庵集》。

《亦兰公慰士尧丧父草庐先生书》

吴澄去世，吴晋卿慰问其子吴士尧的书札。

《进士傅元宗慰以南公丧母书》

吴阕（1351～1403）丧母，傅汇慰问阕书札。吴贤（1310～1350），吴晋卿之子，吴阕之父，王府纪善危为其妻曾元炜作《曾孺人墓志铭》。曾元炜（1310～1382），金溪县城人，参知政事曾渊子孙女辈。

《危朝瓛纪善与兰畹公书》

危朝瓛写给吴闿的书札。吴闿（1327～1389）吴氏简介，字以绍，号兰畹，吴贤之子，傅汇为作墓志《兰畹公墓志铭》。危朝瓛从妹嫁新田吴勖。

《虞邵庵与承旨张梦臣书》《朵中丞与江西平章也先书》《欧阳玄公等十七人佥书与西省郎中崖元方员外郎王止善书》《祝蕃远与江西廉使张毅夫书》四篇

虞集、朵中丞、欧阳玄等、祝蕃为吴节妇黄氏请旌、彰显其德的书札。黄嗣贞，字玉娘，元代女诗人。庄静好学，19岁嫁东乡吴泰发，27岁丈夫客死三衢，于奔丧途中，作凄恻动人的祭文，又赋三十韵诗训儿。训儿诗成其自传诗，后人汇其诗文为《黄嗣贞诗文集》，已佚。诗作收入《江西诗征》，有《训子诗三十韵》等三首。

《上抚州府太守同知辞荐书》

（1307～1371）拒绝明朝官府征辟而作。 ，元末乡贡进士，状元吴伯宗之父。

附录：文天祥写给金溪人吴名扬的手札史料

金川鸿泥在翻阅典籍时，发现文天祥写给金溪人吴名扬的三件手札，以及清代名家为此手札写的序跋、题诗若干篇。

吴名扬，字叔瞻，南宋金溪县新田（今属东乡）人。咸淳七年（1271）进士，任吉州永丰县尉。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赣州，擢名扬为礼兵二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名扬督办军饷，集诸巨室，劝之助饷，慷慨陈言，晓以大义，闻者皆感泣，争输钱粟。后空坑兵败。名扬匿迹乡里不出，居家搜集宋末遗事，著《野史》四十卷。《中国人名大辞典》有载。

根据此次发现的文献记载，文天祥在军中前后三次蜡书指示吴名扬筹措军需。手札言简意赅，总共才220余字。吴氏后人视为墨宝，大约三百年后“忽失去”，但文字仍存于族谱中。后裔清代诗人吴嵩梁，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请翁方纲想象文天祥笔法缮写成卷，并请师友、同僚赋诗、题跋，汇刻为《表忠录》。

文天祥文集未收录此三件手札，可能是吴嵩梁首次对外公开，此后《永丰县志》、《全宋文》均据以载录。

除翁方纲自己在书卷后写了《跋文信国手迹》（《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外，笔者所查相关篇目还有：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七·宋吴架阁名扬》，

乐钧《青芝山馆诗集卷十四·题诗并序》，

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四·题文信国致永丰尉吴名扬三扎诗并序》，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十五诗集·吴兰雪舍人嵩梁斋中观翁覃溪先生所补文文山与吴架阁书有序》，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五·跋文信国与吴架阁名扬札子》，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卷二十·宋文信公与吴架阁三札赞有序》，

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卷十五·题诗并序》，

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卷八·翁覃溪前辈摹文信国与吴架阁三札，架阁裔孙兰雪孝廉属题》，

杨芳灿《芙蓉山馆全集诗钞卷七·宋文信国公致吴架阁三书横卷，为吴二兰雪题》。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宋鸣梧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临沂。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假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采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宋之普，字则甫，号今础，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临沂明末五贤之一的贤人、东林党重要成员和古文家——宋鸣梧（《临沂县志》、《沂州志》和《临沂市志》均有记载）之长子，崇祯丁卯举人、戊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佥都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南明“监国”政权朱以海的首辅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后降清，被授常州太守，诰封中宪大夫。

宋之普生于万历壬寅（1601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康熙已酉（1669年）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享年六十八岁。

宋之普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9岁入学，26岁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随后选入“词垣”，由庶吉士授礼科给谏，历兵刑二科，晋升到都给事中，后升为太仆寺少卿、都察院检都御史和户部左侍郎。因其深受父亲宋鸣梧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行善积德、上行下孝之人。特别是父亲在京去世时，他悲痛欲绝，哭得口吐鲜血，连水都不能下咽，但因母亲邵氏还在，唯恐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强忍着悲痛。在扶着灵柩回家时，从北京到临沂，千里迢迢，但他像父亲对待祖父一样，赤足跋涉，一路豪哭，无不令路人憾动。把父亲接回家后，为了尽孝，他“泣不见齿，寝不入室，蔬食饘粥”，整整在墓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升任户部左侍郎之后，因看到母亲邵氏年事已高，时常生病，又不能迎接到京城去赡养，他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在临沂城北的家中学习古人专心孝道。

这时，正是明朝末年，战事不断，大批逃难者纷纷涌到临沂城，宋之普慨然在临沂城南关支起大锅施舍粥饭，以此搭救了无数条生命。而平时受其接济者更是不计其数。

宋之普暮年，虽身处“户庭，而心时时怀利济”，每年都会捐钱捐粮，救济灾民。据记载：“乙亥之秋（1659年），大兵南出，公上豆三千石……戊甲六月（1668年），地适大震，沂州雉堞尽颓，公捐万工粮以助修筑……己酉春（1669年）复出米六百石以赈灾……”而对待乡邻亲戚，他也是“……鲜弗诚敬备至，尤笃首足之爱，而抚兄弟子有如己子，且仁慈为心，视万物为一体……” 因此，被王崇简称之为：“渊才弘茂、雅度亮节、恣性贞实、显允令德、才优底慎、绩著循良、悬车乐道、为善于乡……”

宋之普去世后，沂州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更无不悲痛和惋惜，纷纷向政府请求，将公的神牌供俸在乡贤祠中，随时供人们予以祭拜。 宋日就，字克明，号警铭，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印王山村人，是沂州隐君宋梯的长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十七日。宋日就一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兄弟们舍身取义，乐于种田，勤俭持家，赡养父母，从不送礼行贿谋求功名，而在教育子孙方面，却不遗余力，目标远大，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招揽名师，使兄弟们能够丰衣足食，专心致志地完成学业。有时老师不在时，他还以自己的博识多才，亲自给学生们讲课，若见他们之中哪一个不专心学习，不惜用棍棒教训。

宋日就自幼年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不到二十岁，就能写诗作文，颇有文声，被选拔为“替补博士”，在学校众多“生员”中名噪一时，大家还竞相推举他为艺林领袖。

他自万历乙酉（1609）年乡试中举后又来连续考了几次，但都没有中得进士。

当时，他的父亲梯公年事已高，宋日就觉得：“父亲已经岁数大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考它个一官半职，用俸禄来赡养他老人家呢？”。于是他决意做官，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府富平县令的职务。

当时的富平县，是关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有众多的疑案，几任县令都没能解决。他到任以后，很快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便把富平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整个富平县还专门为他绘制了图像，供百姓祭拜。

由于宋日就廉洁自律，不巧取百姓一分钱，他更不畏强暴，对地方的种种弊病大力整治，彻底清除了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对富平的危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得富平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无不将其奉为神明，视作依靠。

宋日就的政绩上报后，按照惯例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他秉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没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仅仅升了个河南龙门别驾（通判）。

宋日就离开富平令时，百姓一个个拉着车辕，躺在路上的车辙沟里，扶老携幼，徒步跋涉，依依相送。退养家乡富平的国相孙公丕扬，也慨然挥笔为其撰写了“德政碑文”，予以褒扬。

宋日就升任龙门别驾后，虽属无足轻重的官职，但他仍没有一丝的懈怠，其爱国爱民之心就像任富平县令时一样。后来他终于被晋升为任王府长史。但此时，宋日就却已对做官和官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早已心生倦意，因此抽身而退。辞职时，他只坐着一辆两匹瘦马拉的车子，不声不响地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进家门，他就指着自己的行李对迎上来的子弟们说：“你们都可以去检点一下我的行李，可别指望叫我做官带回一大笔金钱来，否则我死后怎能到老林里去见祖宗呢？！”

宋日就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梯公去世，他悲痛欲绝，百般尽孝。父亲丧期过后，他便招收学生和门徒，凡是出自公之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成才以后才离开。四面八方的乡邻学子，从不用分什么高低贵贱，只要好学便可投在他的门下。

宋日就去世后，四周乡邻无不怀念他。他的牌位也被放在了乡贤祠里，以供人们祭拜。

宋日就著有《自淑集》流传于世。 宋鸣珂（？-1645），字泰茹，晚号“碧溪居士”，今苍山县向城镇黎丘村人，因其为当时的沂州守卫杨肇基成功平息暴乱“敬献三策”，而被授予莱州府知府。

《临沂县志列传》记其“生具异禀，有泉石癖，岁必远游，游必尽山水之胜，而后返尝。三游苏，五游浙，所交多当时名士”等语。

甲申（1644）年间，改朝换代，民心不归，烽烟四起，宋鸣珂却致力于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竭力率众抗清。其战报传到京师后，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率兵入鲁清剿。因洪氏早闻他“忠贞、固执”，随授意部下欲将其活捉。但他临危不惧，一面与南逃的鲁王（太祖十世孙朱以海）联系，一面率众与兵临城下的清军厮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和朱明王朝的大势已去，在相貌颇似他的家仆曹节的掩护下逃离莱州城（见《临沂县志曹节传》）。

回到到家乡后，宋鸣珂再次归隐“碧溪”，但每每想起曹节时便激动不已，朝夕希望以死相报，并随即撰书一联“清风无情偏吹我，明月有意不照人”，以此发泄自己对清人的满腹愤懑和怨恨。但却不知怎么被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吕留良得之，他觉得联中太露锋芒，便随意改写成“清风虽细能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然而，就是这一改，竟使他于雍正七年（1729）被告发，致使其去世几十年后，仍酿成了被祸灭九族和扒坟戮尸的千古奇冤。

《临沂县志列传》还记述了“闻福王尚在，随杜门扫辙，独居一楼，首不剃发，足不履地，有李、王二夫人皆江南宣城籍，善造纸笔，鸣珂工书画日课数纸，纸尽再将字纸造新纸，故使笔墨皆无光，纸作淡黑色比当世。”等语。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彻底垮台，宋鸣珂大失所望，他发誓要做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拒绝在清朝的统治下生存。他不许家人送水送饭，否则即厉声喝斥。他视死如归，几天几夜水米不进，生生饿死。

然而，在大清国随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里，却没有人敢去赞美和宣扬他这种坚贞和壮烈。因此，在此后的“志书”和“家乘”中，都没有去记载他的这段历史。直到近代所修篡的《临沂县志》，才说他与同邑翰林院检讨孙一脉等人，为“明室未造也节之士……庶碧血丹心不至永埋地下云。”等等。

关于他的著述和遗迹，现在大都已失传和被毁，仅有其亲笔手书的七律《与友人秋别——二首》诗稿一篇和部分书画作品留存于世。 宋之韩，字奇玉，号莲仙，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山东省苍山县大仲村镇寨子村东；明末一代圣贤文人、古文家、都察院佥都御史宋鸣梧次子，崇祯御史大夫、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之胞弟；廪贡生，授东昌学博，因其博学多才深受清康熙皇帝的“才堪效用，力可宣猷”之赏识，而特被敕授为四川泸州通判。

宋之韩与清朝大诗人宋琬交往甚密，并有诗证（分别被收录在宋琬的《安雅堂集）和宋之韩的《海沂诗集》中），但其一生清心寡欲，陶醉自然，虽年少时与兄宋之普一起历经坎坷，但走向仕途后却没有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因此其作品缺乏宋琬式的社会震撼力。但宋之韩一生诗兴执著，作品颇丰，从少年到老年几十载笔耕不辍，先后一共写下了两千多首诗（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八百余首），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变，而且诗体不拘，多彩多姿，是一份难得的明末清初的齐鲁、江浙、川陕等其涉足之地的历史画卷，而在咏物抒情上，更是拥有无数的妙语佳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实属难得的好诗。

其代表作有《野老歌》、《万凤窝即事》、《北林墓望东山》、《寿玉叔司农》、《鱼翁》、《望岳》、《苏州道中》、《栈道行》、《再过浣花溪》等。

其清嘉庆版《海沂诗集》今被收藏在国内和日本、美国、台湾等十几家知名的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中。 宋之郊（1609-1674）年，字万生，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人，明朝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曾任沂州府署法曹，后迁任江西省乐平县令；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祖父向高，庠生，父亲宋鸣阳，为廪监生，勒赠文林郎。母亲孙氏，同邑横山（山东省苍山县横山乡横山村）人，廪膳生孙绳之女，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孙一脉胞姐。

宋之郊“少受家训，品学兼优”，“以才名动乡里”，《〈临沂县志〉宋之韩传》中说：“从弟之郊……在官有惠政”。

宋之郊在赣三十年，到清康熙十年（1672年）年前后才告疾归里，乐邑之民皆称“宋青天”。他曾于《家报》中写道：“我做官囊无分文，又怎得汝等之困尔”。他一离任，为后继知县程某，即尽搜刮民脂民膏云能事，逼得县民日不聊生，流离失所者年不下数千人。故邑有歌谣曰“走了个宋青天，来了个连锅端”，以证公民望之重。故在闻宋之郊告归之日，乐民皆求留任。

宋之郊在官期间，先后变卖了自家于南北洛（村名，在峄县境内）土地十余顷为公所用。致使乐民得知后合赠《熙时良牧》、《华封霖雨》等大字牌匾，不远万里送到他的家乡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

宋之郊善能诗书，少年即被堂兄宋之韩爱重，故存诗多有唱和。如宋之韩题有《家万生兄戊戌〈1658年〉年计偕南归，诗以讯之》一诗句云：“可怜望断苍生眼，何事阿兄著画灰。”似在呼唤他们这些为地方官的兄弟们，应以救民水火为己任。

宋之郊的诗，今存不到二十首，皆状物抒怀，寄以深邃，特别是《和西山舅氏咏鹤》诸作，令人神往。所谓“西山舅氏”即其舅父孙一脉自号“西山居士”。而孙一脉当时于明末甲申（1644年）年国变后，流落异乡，后闻南明小朝廷垮台，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