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因欧阳修、宋祁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扩展资料

新旧特点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创举。

《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

《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

《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唐书

分新,旧两部分《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呜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呜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 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 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 豫章丛刊本 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 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

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 卷1至卷55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 罗、刘

？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 正觉楼丛刊本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 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 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 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 武英殿聚珍本 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

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 丛书集成第3835-37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22-24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 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 1935年铅印本

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 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 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 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 ？斋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 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 辽居杂著乙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 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 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 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 6册删原表 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 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 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 光绪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 稿本 新唐书南诏传笺证 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 补正6卷(清丁子复) 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

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 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3838-41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 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 光绪9年自刊本 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关羽长什么样，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关羽有美须髯，万人之敌、忠义双全，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其丹凤眼和卧蚕眉乃世间罕见，凤眼生威，卧蚕似雾，英气逼人，霸气十足。据说他丹凤眼一睁，就似要杀人一样。那按照遗传学来说，关羽的后人应该遗传了父亲这优秀的基因吧。但是有野史记载关羽后代早在邓艾带人杀进蜀地的那次战争中全部杀掉了。可是事实真就如此吗？关羽到底有没有后代传承下来？这就要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了。

民间有传言说关羽一共有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儿子都被仇人所杀，而且家人也在战争中全部牺牲掉。照这样看来，关羽是没有后人留下来啰。可是，我们在却在后来的发现中，却还有关家家谱。从家谱中有一个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与民间传言不同的是，关家家谱中写道关羽一共有三个儿子。由此，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条信息中推断关羽仍有遗留下来的后人在世？

是否正确还要看着本家谱的真实性。这本家谱到底是怎样来的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河南省南阳市日报报道在当地一个村庄中发现了一本《关氏家谱》，被称之为‘奇书’。目前的话，这个村子总共有350人左右关姓人口，虽然族谱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听村中的老人说，听老一辈人讲，大概三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是要饭来到邓州，就是现今的南阳市。因为看到此地土壤肥沃，特别适合耕种，所以就选择在这里安了家。

其实，关于关羽的身世，古人一直都琢磨不清、各种史书也没有记载过，直到康熙年间的时候，解州守王在修古井的时候，从古井中挖掘出了关羽家族的墓砖，才让关羽身份这些东西慢慢浮出了水面，让世人所知一二。

为了能够彻底的将这个谜团揭开，根据记者所调查的信息里，有人曾经采访了找到这份家谱，并且带到档案室，在档案室从业20多年的主任刘殿鑫。时至今日刘殿鑫还是一直念念不忘当年与这本家谱的经历，仍然面露激动。当年，刘殿鑫刚在档案室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无意中翻开了南阳报纸的他，发现了报纸中写道在当地一个小镇里，发现了一份对于当地历史很重要的家谱，看到报道的刘殿信当时非常兴奋，当即联系了以他为首的档案室其他三个人找到了这个家谱的所在地——关营村，并找到了关营村的组长了解情况，才知道这封家谱在一个叫做关喜贵的人手中。

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关喜贵的儿子，刚开始经过几轮劝说，就是不同意把家谱交付给档案馆，认为这样对祖宗不尊重。可是经过几个人反复强调说这是国家文物，必须按照规定应当送到档案室里，这样有利于物品保存，而且如果同意收藏的话，他们还答应了会给他们家一块牌匾，他们这才同意了。

《金溪吴氏族谱》之宋元书札简介

金川鸿泥原创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先生，撰写的《宋元金溪吴氏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文重点研究了宋元时期金溪著名科举望族吴氏。该吴氏居于金溪县新田、吴塘，奉北宋时期吴嗣（941～1029）为第一世始祖，明代正德年间，该地划归东乡县，元末榜眼吴裕、明朝开国状元吴伯宗系其代表人物。

吴氏与当时名流交往密切，如文天祥、程钜夫、吴澄、虞集、李存、危素、宋濂等，因此在传世典籍中，存有丰富的该家族史料，刘晓先生据此撰写了论文。本人翻阅《吴氏族谱》，发现其中有近四十篇书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这些书札的标题，全为族人编修族谱时重新拟定，但大多保留有书札前后的敬辞谦辞。

这些书札中，仅有李存一篇见于文集。《全宋文》所收文天祥手札三篇，亦来源于族谱。虽然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大部分书札涉及的内容，仍见于相关文献记载。吴氏族谱传承有序，传世的宋元明初相关文献，除了与状元吴伯宗相关的，也有三万字以上，因此，这些书札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当然，历经传抄，文字略有差讹也在所难免。兹列族谱中三十九篇书札如下：

《文信公手札》三篇

文天祥命吴名扬筹办军需所作手札三篇。吴名扬（1236～1302），字叔瞻，号新溪，咸淳七年（1271）进士，曾任礼兵二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是文天祥重要幕僚。续宋书第六卷文丞相附传吴名扬，附录文信公手札。

《新溪公却聘书》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程钜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到江南访求遗才，吴名扬为拒绝仕元而作此书。

《覆傅琴山季鲁先生书》

傅子云写给吴士亨的书札。傅子云（1164～1239），金溪县人，陆九渊门下著名弟子。吴士亨（1212～1288），字嘉甫，长子吴德鸿、次子吴德溥、三子吴可孙。

《友竹公与程雪楼求铭墓书》《雪楼程先生回友竹公求铭书》《雪楼程先生再回友竹公书》《雪楼程先生再回友竹公书》四篇

吴德溥与程钜夫往来书札。吴可孙去世后，吴德溥请程钜夫为其撰写墓志铭。程钜夫《故将仕佐郎建昌路儒学教授吴君墓志铭》，见于《雪楼集卷16》。据墓志“某少从徽庵先生于临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自是余留升扬，留长乐，留武昌，家居之日良寡，而延陵氏之仲季，远则书，近则面，凡余家庆吊之会，无不与焉者。”吴氏兄弟三人，吴德鸿（1226～1315，字仪可）居长，仲弟德溥（1237～1305，字时可，号友竹）、季弟可孙（1247～1301，字圣可，号兰林）两人在临川县临汝书院，与程钜夫同学徽庵先生程若庸门下。两家交往数十年，往来书问频繁，兄弟三人墓志全为程钜夫撰写，均见载《雪楼集》。

《兰林公贺雪楼新除侍御史奉诏求贤书》

程钜夫新任侍御史，奉诏到江南访求人才，吴可孙所作贺信。

《上建昌路总管程京山求给假书》

入元后，吴可孙任建昌路儒学教授，程钜夫叔叔程飞卿任建昌路总管。吴可孙任职三年后，以祖母年届九旬，请求辞官归里奉养，致书程飞卿。

《程叔永与兰林公书》

程飞卿致书吴可孙，谈论刊印饶鲁《四书说》传播道学之事。

《上雪楼程先生求铭书》

吴垕子（1262～1313）致书程钜夫吴氏简介，请其为父亲吴德溥作墓志铭。程钜夫《故登仕郎吴君墓铭》，载于《雪楼集卷18》。据墓志：孤垕子以状来京师曰：“昔者先人读季父之铭，而悲曰‘知我者鲍叔，小子识之’。今言犹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请。”

《程雪楼先生谢友竹公书》《程雪楼先生与友竹兰林二公书》两篇

程钜夫致书同学吴德溥、吴可孙。

《贺程雪楼先生除翰林学士书》《雪楼先生回友竹公书》两篇

吴德溥祝贺程钜夫新任翰林学士，两人往来的书札。

《友竹公贺草庐先生除翰林学士书》

吴德溥致书吴澄，祝贺其新任翰林学士。

《上草庐先生求铭墓书》

吴辰子（1267～1339）请吴澄为母亲余氏写墓志的书札。吴澄《故登仕吴君夫人余氏墓志铭》，载于《吴文正集卷82》。据墓志“而其（吴德溥）夫人卒，诸孤征铭于余”。余妙真（1242～1323），金溪县礼原人。

《上程雪楼先生求墓铭书》

吴应子（1274～1331）请程钜夫为兄吴垕子写墓志所作书札。程钜夫《吴君载墓志铭》，载于《雪楼集卷20》。据墓志：始余与金溪吴氏仲季，事族祖徽庵先生于临汝精舍，意相得欢甚。至元丙子（1336）以来，余日有事于四方，率数岁乃一集，集率一二日去。余悲之，然犹冀其相见之未艾也。大德五年，圣可（吴可孙）死，余铭之；九年，时可（吴德溥）死，余铭之。余始痛其离阔之无穷期矣。今时可之嗣垕子又死焉，其仲弟应子亦又以铭累余。呜呼！以时可为父而丧其冡嫡，以圣可为季父而殒其犹子，以应子为弟而哭其长兄，岂天故短其命欲余铭耶？何铭之忍也。

《亦兰公通吴草庐先生书》《草庐先生与亦兰公书》两篇

吴晋卿（1284～1351）送儿子吴斐（1301～1326）求学吴澄门下往来的书札。

《伯尚与亦兰公书》

吴澄之子吴伯尚致书吴晋卿。

《草庐先生慰亦兰公丧子书》《回草庐先生书》《伯尚慰亦兰公书》《亦兰公回伯尚书》《上草庐先生求昌文墓铭书》《草庐先生回亦兰公求铭书》六篇

吴晋卿之子吴斐英年早逝，吴澄父子问吊，以及吴晋卿请写墓志，两家往来的书札。吴澄《金溪吴昌文墓志铭》，载于《吴文正集卷83》。

《李仲功慰亦兰公书》

李存慰问吴晋卿丧子的书札。

《李仲功与亦兰公书》

李存致书吴晋卿，李存《俟庵集卷29》题为《答吴君锡》。李存，字仲功，著有《俟庵集》。

《亦兰公慰士尧丧父草庐先生书》

吴澄去世，吴晋卿慰问其子吴士尧的书札。

《进士傅元宗慰以南公丧母书》

吴阕（1351～1403）丧母，傅汇慰问阕书札。吴贤（1310～1350），吴晋卿之子，吴阕之父，王府纪善危为其妻曾元炜作《曾孺人墓志铭》。曾元炜（1310～1382），金溪县城人，参知政事曾渊子孙女辈。

《危朝瓛纪善与兰畹公书》

危朝瓛写给吴闿的书札。吴闿（1327～1389）吴氏简介，字以绍，号兰畹，吴贤之子，傅汇为作墓志《兰畹公墓志铭》。危朝瓛从妹嫁新田吴勖。

《虞邵庵与承旨张梦臣书》《朵中丞与江西平章也先书》《欧阳玄公等十七人佥书与西省郎中崖元方员外郎王止善书》《祝蕃远与江西廉使张毅夫书》四篇

虞集、朵中丞、欧阳玄等、祝蕃为吴节妇黄氏请旌、彰显其德的书札。黄嗣贞，字玉娘，元代女诗人。庄静好学，19岁嫁东乡吴泰发，27岁丈夫客死三衢，于奔丧途中，作凄恻动人的祭文，又赋三十韵诗训儿。训儿诗成其自传诗，后人汇其诗文为《黄嗣贞诗文集》，已佚。诗作收入《江西诗征》，有《训子诗三十韵》等三首。

《上抚州府太守同知辞荐书》

（1307～1371）拒绝明朝官府征辟而作。 ，元末乡贡进士，状元吴伯宗之父。

附录：文天祥写给金溪人吴名扬的手札史料

金川鸿泥在翻阅典籍时，发现文天祥写给金溪人吴名扬的三件手札，以及清代名家为此手札写的序跋、题诗若干篇。

吴名扬，字叔瞻，南宋金溪县新田（今属东乡）人。咸淳七年（1271）进士，任吉州永丰县尉。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赣州，擢名扬为礼兵二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名扬督办军饷，集诸巨室，劝之助饷，慷慨陈言，晓以大义，闻者皆感泣，争输钱粟。后空坑兵败。名扬匿迹乡里不出，居家搜集宋末遗事，著《野史》四十卷。《中国人名大辞典》有载。

根据此次发现的文献记载，文天祥在军中前后三次蜡书指示吴名扬筹措军需。手札言简意赅，总共才220余字。吴氏后人视为墨宝，大约三百年后“忽失去”，但文字仍存于族谱中。后裔清代诗人吴嵩梁，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请翁方纲想象文天祥笔法缮写成卷，并请师友、同僚赋诗、题跋，汇刻为《表忠录》。

文天祥文集未收录此三件手札，可能是吴嵩梁首次对外公开，此后《永丰县志》、《全宋文》均据以载录。

除翁方纲自己在书卷后写了《跋文信国手迹》（《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外，笔者所查相关篇目还有：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七·宋吴架阁名扬》，

乐钧《青芝山馆诗集卷十四·题诗并序》，

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四·题文信国致永丰尉吴名扬三扎诗并序》，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十五诗集·吴兰雪舍人嵩梁斋中观翁覃溪先生所补文文山与吴架阁书有序》，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五·跋文信国与吴架阁名扬札子》，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卷二十·宋文信公与吴架阁三札赞有序》，

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卷十五·题诗并序》，

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卷八·翁覃溪前辈摹文信国与吴架阁三札，架阁裔孙兰雪孝廉属题》，

杨芳灿《芙蓉山馆全集诗钞卷七·宋文信国公致吴架阁三书横卷，为吴二兰雪题》。

徐达家谱

作者:  徐建刚  徐长峰

徐达（1332年—1385年)

别名  徐天德  徐魏公  徐武宁  徐中山

重病逝世

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北平留守时得了背疽，不久稍微好些。

1385年2月病情加重，随后去世。

死后朱元璋亲至葬礼以示悲疡，列为开国第一功臣，追封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

其他作品

诗词

《澜渡秋声》《金陵重九》

对联

《题金陵明宫联》

家族成员

曾祖父  徐五四

全国各地自称徐达后人者，其家谱中提及徐达父母、先祖姓名，各不相同。1980年代，徐达第四子徐膺绪墓志在南京板仓出土，才确定徐达父母、先祖姓名。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五》所载，徐达“世业农”。其先人作为平民，以数字为名，在元朝常见。

祖父  徐四七

徐膺绪墓志称三代男性先祖“以武宁王（徐达）贵皆追封中山王”，三代女性先祖和嫡母谢氏则“皆封中山王夫人”。

父亲  徐六四

母亲  蔡氏

妻妾原配  张氏

明代史料称张氏为徐达原配妻子，因史料不全，故出身和死因皆不详实。后由朱元璋做主继娶谢氏。提及张氏的明代史料，亦多提及谢氏生四子四女，已被徐膺绪墓志证实错误。

妻妾妻子  谢氏

谢再兴次女，朱文正妻妹。由朱元璋做主，为徐达所娶。虽然历史上，谢夫人的生平不详，但自明代以来关于她的传说、野史、伪史颇多。一说因生性狂妄善妒，言行失礼，被朱元璋下令杖毙。一说，谢夫人嫉妒马皇后，被朱元璋所杀。洪武二十年（1387年）冬十月，追封谢氏为中山武宁王夫人。

妻妾妾室  孙氏

仅见于其子徐膺绪和曾孙徐显隆墓志。徐膺绪墓志称“妣谢氏”（嫡母谢氏）、“生母孙氏”，据此推断孙氏当为徐达妾室。曾孙徐显隆墓志称孙氏封中山王夫人，无其它史料可证。

妻子或妾室    贾氏

仅见于《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之六十三》，称贾氏为徐显宗曾祖母、中山王夫人。推断为徐辉祖生母。贾氏若为徐达生前妻子（或假定为谢氏死亡后，徐达继娶的继室），则与庶子徐膺绪墓志冲突。贾氏若为徐达妾室追赠中山王夫人，又与徐辉祖继承魏国公爵位冲突。而徐妙锦墓志记载，贾氏为妙锦生母。对于“《明实录》中贾氏为谢氏的笔误”一说，又无实证。据此推断应有此人，或为妾室。

长子  徐辉祖

生母张氏或谢氏或贾氏，袭魏国公，靖难之变后，因反对明成祖朱棣遭削爵及禁锢家中。永乐五年（1407年）逝世，年四十余。

二子  徐膺绪

生母孙氏，明代史料多称第二子，墓志称“季子”（第四子），洪武五年（1372年）出生，世袭指挥使。永乐十四年（1416年）逝世，年四十五。其生母孙氏，已被徐膺绪墓志证实。

三子  徐添福

生母谢氏，早卒

四子  徐增寿

生母谢氏，早卒，靖难之变，时暗助朱棣，为建文帝所杀，后代世袭定国公。

女儿

长女  徐皇后

生母谢氏，本名正史无记载，或说徐仪华、徐妙云。明成祖朱棣皇后。

1362年出生。洪武九年（1376年）册为燕王妃。永乐五年（1407年）逝世。

次女  徐氏

生母谢氏，本名正史无记载，或说徐妙清，代王朱桂妃。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丙午，册封徐达第二女为代王妃。丈夫朱桂，时年十七周岁。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王妃徐氏生嫡一子朱逊煓。

明史《明史·卷一百十七》朱桂传中的所记，徐氏“骄妒”，曾虐待朱桂的两位侍女（婢妾）。姐夫明成祖因徐达的原故，未对徐氏问罪。以致朱桂迁怒于世子朱逊煓，母子迁居外舍。

三女  徐妙锦

生母贾氏（1380－1440），正史无记载，仅见于明代陈琏所著《琴轩集》中的墓志，墓志作者不详。据墓志记载，生母为“武宁王夫人贾氏”。妙锦出身天资聪颖，善诗画，且心地仁厚慈悲，因此深受成祖朱棣暗慕，妙锦婉拒，并出家为尼。

四女  徐氏

生母谢氏，生平无史料记载。据按徐家子女后来身份逐一排除和推断，应为安王朱楹妃。

(End)

大家都知道，我国古代的每一个朝代基本上都有史书进行记载，而对于修史书这样的工作往往都是后一个朝代进行修撰的，这样可以表明自己是继承了前一个朝代的国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正统性质。

然而在修史书的过程当中，当时的统治者往往会将许多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资料不进行实际的记载，甚至会毁去这些资料，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明史》就是清朝人修撰的，清朝人前前后后用来将近100年的时间，才将这一本史书修撰完成，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国历史修撰时间最长的史书，而在就连清朝的皇帝也会经常对此亲自进行审阅。

但是在二十四史当中，《明史》的争议也是最大的，很多的人认为这一本史书当中很大部分的内容都被清朝的统治者进行了篡改，将大量不利于自己的资料全部进行了销毁，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于明代历史最为权威的文献，其内容还是的可靠的。

这样的争议一直都存在，但是前几年在福建同安人们找到了一本族谱，而这本族谱的家族当中有一个人正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大太监张敏，这个张敏可是不一般，严格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而在明史当中对于张敏的记载说他"敏惧，亦吞金死"，这一段话，是在说张敏因为恐惧，所以自己吞金自杀，而明史当中记载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万贵妃在后宫一手遮天，偷偷让许多怀孕的妃子都流产了，但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却安全的活了下来，于是万贵妃派张敏前去将朱佑樘杀害，但张敏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将朱佑樘保护了起来。

后来这件事情被万贵妃发现，张敏十分的害怕，所以便吞金自杀了，这以上的记载全部都是来源于《明史》。

而福建的那一本《张氏族谱》当中却惊奇地发现，张敏根本就是自杀身亡，而是病死的，而且在明史当中说张敏的死亡时间是1475年，但是在族谱当中，张敏活到了1485年，整整多活了十年的时间。

而根据福建同安的县志当中的记载，在1485年的时候，告老还乡的张敏因为生病，成化皇帝还特意派来了御医，这也说明了《明史》的记载是不准确的。

而且我们在查看明朝人自己写的各个皇帝的实录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和《明史》的记载是不相同的，甚至有很多的东西是无中生有！

一说，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二说，传统的祭孔日期定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据说是出自出自孔氏家谱,国民政府曾据此定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教师节。 三说，最近研究：文字科学家通过研究并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结论不仅将先前一般认为的孔子诞生年份提前了一年，而且改写了孔子的生日，确认孔子1999年诞辰2550周年。 研究文章： 孔子的生年，历来就有问题。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逝世处就感叹说："《经》、《传》生年不定，致使孔子寿数不明。"可见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本世纪已经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孔子诞辰，各持一端，在年、月、日上皆有异说，使得各处的纪念活动无法一致。其实只要引入天文学方法，就可以明确解决这一重要的历史年代学问题。 比较流行的孔子生年，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得出，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但此说有两个问题： 一是与《史记·孔子世家》下文叙述孔子卒年时，说"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不合。因为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551-479＝72岁。这只能用"虚岁"之类的说法勉强解释过去。 二是没有孔子出生的月、日记载。这就是说，仅仅依靠《史记·孔子世家》，无法为今天的孔子纪念活动提供任何具体日期。 另一种说法的文献依据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先看原始文献：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这里两者都明确记载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又都明确记载了孔子出生日的纪日干支——庚子。所不同者，一为十一月，一为十月。 我们可以先从文献本身的自洽程度，来判断《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两者的记载中谁更可信。从纪日干支的简单排算就可知：九月庚戌朔，接着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后是庚子，则此庚子只能出现在十月，整个十一月中根本没有"庚子"的干支。可见《春秋公羊传》的记载自相矛盾。因此，显然应以《春秋谷梁传》的记载作为出发点——即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按照《春秋》所用历法的）十月庚子这一天。 接下来要确定"十月庚子"这一天是公历的几月几日。这没有象确定鲁襄公二十一年是公历哪一年那么简单。首先，这里牵涉到春秋时代的历法，其中月份是怎么安排的——简单地说，就是那时历法中的正月相当于现今夏历的几月，而这一点目前尚无定论（先前某些孔子诞辰有误即与此有关）。为了绕开这一尚无定论的问题，而将结论唯一确定下来，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天文学。 非常幸运的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在孔子出生这一年中都记载了日食，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天文学依据。日食是非常罕见的天象，同时又是可以精确回推计算的天象。《春秋》242年中，共记录日食37次，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其中大部分皆真实无误。经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年中，在曲阜确实可以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而且出现此次日食的这一天，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而在次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日食。 为了确定这次庚戌日食的日期，我们采用不考虑月份的记时坐标，即天文学上常用的"儒略日"，这是一种以"日"为单位，单向积累的记时系统——中国古代连续不断的纪日干支系统实际上与"儒略日"异曲同工。公元前552年发生曲阜可见日食的那个庚戌日，对应的儒略日为1520037。而儒略日与公历的对应是早已明确解决了的，与1520037对应的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 至此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确切无疑的、同时又与春秋历法无关的立足点：即公元前552年8月20日，对应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接下去的工作就只需根据干支顺序作简单排算即可，结果可以用表格表示如下： 儒略日 史籍记载历日 天象与事件 公历日期（公元前） 1520037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 日食 552年8月20日 1520067 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 日食（实际未发生） 552年9月19日 1520087 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孔子诞生 552年10月9日 1546536 哀十六年四月己丑 孔子去世 479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