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

苗族原本生活在黄河流域（下游）后经炎黄部族的征讨向南迁移到长江流域，后来在商周的时候，商朝、周朝的征讨以及百越的侵犯使得他们进入四川，并且他们击败了巴蜀文明（三星堆那个文明）。

在汉朝的时候，历代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诸葛亮南征，将苗族赶往云南一带。

而传说至今苗族的歌谣还是有歌颂蚩尤的，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历史上与炎黄大战的那个蚩尤部族的后人。

扩展资料：

蚩尤，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首领，又传为主兵之神。

据说他有兄弟81人，能呼风唤雨，以金作兵器，常以兵作乱。

他们勇敢善战，威震天下。

黄帝联合炎帝部落，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南，之野。

据说蚩尤作战时能呼风唤雨，制作大雾，令黄帝兵迷失方向，不能战胜。

后来黄帝发明了指南车，能在大雾中辨明方向，才将蚩尤战败擒杀。

蚩尤死后，升天为星宿。

蚩尤活动于今河北、山东、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

传说部分九黎族在蚩尤被战败之后，南下与土著苗蛮所属部落杂居融合在一起。

因此，又称蚩尤是南方苗瑶民族的祖先。

苗族喜聚族而居，大的苗寨有几百户。同一个老祖公之后裔为“家族”，家庭人丁繁衍，人口增多，不便管理，又以老祖公所生之子分为“房族”。家族、房族均由辈分高、精通苗族风俗习惯、礼仪者担任“族长”、“房长”。执掌家族、房族内部的一切事务。

明、清时期，苗寨有“支鸡”、“马脚”的社会组织。即：划一村或人口少的几个村为“支鸡”；数个“支鸡”组成“马脚”。推选一人或数人为首领，谓这“寨老”、“乡老”。“寨老”、“乡老”均是年纪大、辈分高、办事公正，精通苗族礼节和风俗，善于言辞、德高望重者担任，在苗寨有绝对权威。负责组织制定“议榔”，进行架桥、修路等重大工程及其它重大活动，处理寨内部的一切事务、纠纷，协调寨邻关系等。他们均无报酬，办事公正，深受苗族人民拥戴。

不是，也有汉族的士司。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