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善待柴荣的后人了吗?

栏目:资讯发布:2023-09-22浏览:2收藏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善待柴荣的后人了吗?,第1张

对于宋太祖对待周世宗柴荣后人的问题,宋太祖没有像以往改朝换代那样大肆屠杀,算是难得的,但我们也没有必要特意美化他。

宋太祖继位后对拥有兵权的武将极尽所能抑制防范,就更不用说在帝位正统上对他更有杀伤力的周世宗的后人了。

只不过宋太祖没有用钢刀直接杀人,他用的是软刀子。

周世宗柴荣前三子越王柴宗谊、吴王柴宗诚、韩王柴宗諴都被后汉隐帝刘承祐所杀。被杀的时候他们都还小,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周太祖郭威称帝后才给他们赐名,封王。

后来柴荣又有了四个儿子:恭帝柴宗训、曹王柴熙让、纪王柴熙谨和蕲王柴熙诲。

下面我们来一一看看他们结局如何。

一、恭帝柴宗训

赵匡胤陈桥兵变时,柴宗训不过八岁。通过一番假模假样的“禅让”仪式,柴宗训的皇位被迫传给赵匡胤。尔后柴宗训被降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

三年之后(963年),柴宗训又被迁到房州。

开宝六年(973年),柴宗训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宋史》上对于柴宗训退位后的记载极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虽没有当场被杀,但也是处于变相的软禁之中。

关于柴宗训之死,《宋史》只说“皇朝开宝六年春,崩于房陵”,《续通鉴长编》说“开宝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郑王殂”。

史书没有说柴宗训的具体死因,但是二十一岁就去世还是留给人很多疑惑。即便他不是被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被毒死,但也可以看出在房州柴宗训的生活是多么的郁闷凄凉,实在看不出怎样的“善待”。

而在皇权的斗争中,赵宋皇帝日后清算,斩草除根彻底消除隐患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柴宗训被暗下毒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至于赵匡胤留下一条遗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这不过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中得到尊崇的文人有些的美化罢了,真实性值得商榷。

二、柴熙让、柴熙谨和柴熙诲下落

关于这三人的下落,史书上只有“乾德二年十月,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其所终。”

我相信,这就是史家的春秋笔法吧,个中缘由大家可以尽情想象。

宋人的笔记中倒是有这三人的描述。

如柴熙让,说他被宋朝开国功臣潘美认做侄子抚养,改名潘惟吉,他的后世子孙也比较旺盛。

笔记中关于潘美收养的记载说的活灵活现,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赵匡胤防范武将,防范柴氏血脉,又怎么让他们两者走到一起?潘美本就是一把枪,赵匡胤怎么会亲自给他宋一个子弹?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还有一个是蕲王柴熙诲,说他被大臣卢琰收养为义子,改名卢璇,后来为了躲避赵匡胤的抓捕,卢琰辞官卢璇带着离开京师隐居。逃遁以后的卢璇成为赫赫有名的九支卢中第三支卢开基祖。

关于柴熙诲(卢璇)的结局因为有卢氏家谱验证,比柴熙让(潘惟吉)的记载多了几分可信度。若真是如此,那也能佐证赵匡胤并没有怎么善待柴荣儿子,不然又为何要抓捕?

宋太祖赵匡胤在兵变时没有举起屠刀屠杀柴荣的儿子是真的,那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等形势稳定后,他有没有用软刀子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道楼主在没有家谱的情况下,是怎么确认自己就是薛仁贵的后人的?

简单说吧,薛仁贵是唐初名将,一生战功赫赫,他的故事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只是没有像历代名将那么出名。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官方的宣传不到位,虽然修建了薛仁贵祠堂,但是每年去祭拜的人总是寥寥无几。

薛仁贵出生于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黄村乡修村。我的老家是河津市柴家乡吴村,与薛仁贵故里隔河相望,是亲戚村。每当有大型庙会和社火表演的时候,我们俩村都会在一起庆祝。虽然我已外出多年,但对薛仁贵故里还是比较了解的。楼主如果想找家谱的话,可以前往修村村委会看看,家谱应该有保留。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贵州文化·汉文化在贵州的发展·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的屯堡文化

你如果是个外地旅行者,途经平坝、安顺、镇宁一带,你会见到穿着青、蓝、绿各色大襟长衫的妇女,她们的长衫镶着宽边,腰中系着宽宽的丝带,头上梳着凤头笄,上插玉簪和几样银器,脚上是尖部上翘的鞋。如果你问她们是哪一族人,她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她们是汉族;问到她们的衣着,她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祖辈传下来的。她们就是这里的屯堡人,而她们的衣着打扮,仍然是明朝初年江南的妇女装束。在距离江南几千里之遥的贵州,又相隔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看到六百多年前江南一带的民风民俗,这不能不是一个奇特现象。

说到屯堡人,当然就不能不提及明初对贵州的开发及这里实行的军屯制度。明初,元代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的贵州各级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及乌撒各部迅速归附,而云南梁王却仍奉元朝正朔,用兵云南是明初统一全国的重要军事部署,贵州便成为用兵前线。为了保证驿路和军事运输畅通,由湖南到云南的大道两侧,明 都驻兵屯守,而重心又在贵阳以西,这就是滇黔一线,卫所设置相对密集的由来。后云南平定,一部分军队也没有回中原,仍按军事建置,布置在这一带,闲时种田,战时当兵。地方志上说得好:“屯军堡子……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操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安顺府志·风俗》)“屯堡人,一名凤头籍,多居州属之补纳、三九等枝地,相传明沐国公征南,凤阳屯军安置于此。”(《镇宁县志·风俗》)因此屯堡人决非贵州土著少数民族,而是汉族,过去将他们称为“凤头苗”是错的。妇女的凤头妆,即凤阳妆,是典型的明初安徽妇女常梳的高髻,也是南京等江南一带流行的发式。

根据调查、查阅屯堡人的族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屯堡人的来历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调北征南”而来,显系屯军后裔,这种情况最多;另一种是“填南”而来,则可能是为筹集军粮而召集的商屯(商人为 幕集军粮,在贵州召外地农民屯垦,商人可得到 优待如特许运盐)农民后裔,他们自然也是客籍,这种情况也不少;第三种是充军而来的犯人及家属,在某些家谱中也有发现,如安顺七眼桥严氏便是“大明洪武充军黔”而来的,这种情况理应有相当一部分,但后裔耻于言及,一般不提起。家谱及调查资料显示,这些屯堡人祖籍有河南、安徽、江南、江西等省,但以江南应天府最多,有的细致到某街、某巷,这自然不能深究,这大约与屯军原属明中央五军都督府,都驻扎过南京,南京又是都城,以江南应天府作祖籍,自然光荣。

屯堡人的分布,以安顺为中心,东至平坝,西至镇宁,这与安顺在明初作为军事重镇有关,也与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屯垦有关。据估算,今天屯堡人后裔约有二十万,一部分屯堡人进入城市,与今日汉族已无多大区别,但在他们祖居的屯堡、村落中,屯堡人仍保留着固有的文化传统,即使进入当代社会,屯堡人在语言和社会心理上仍有屯堡人的特色,这不能不是一个奇特现象。

屯堡人的文化有如下特征。

(1) 比较发达的农耕和手工业。 从物质文化层次上,屯堡人以农耕为主,百分之九十的屯堡人仍住在农村。这里的农业,与周围民族地区村寨相比,比较讲究精耕细作,修筑沟渠和堰塘、精选良种,因此明清以来安顺、平坝就是贵州主要农业区。屯堡人还善于种植经济作物,如蔬菜种植技艺很高,这是非屯堡的汉寨或苗寨、布依寨农户所不能比拟的,自然,这与屯堡在建立之初就占了这里的好田好土也是有关系的。

屯堡人的手工业很发达,这与卫所本身必须会打造武器、钉马掌、制马鞍有关。因此传统的手工门类中,铁制业很发达,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形成了家族性传统技艺。如今天七眼桥附近的柴家、严家、翁家,都以打铁闻名。安顺出名的土特产三刀(菜刀、剪刀、皮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棉纺业也很发达,屯堡妇女人人织土布,除供家庭使用外,还用以换取日用品。安顺附近的屯堡都是闻名的土布集市,其他如四坊、五匠(形容坊、匠之多,并不限于四五种),在安顺一带多为屯堡人后裔经营。

(2) 别具一格的屯堡布局及住宅设计。 从至今仍保留的屯堡可看到,屯堡一般分布在古驿道附近,地势高朗,在军事上往往是制高点,周围是肥沃的农田,有山林、河流。

安顺的云山屯就极富特色:周围有石墙包围,有堡门式的建筑,像城楼。大一点的屯堡内有一条主街,主街旁有支巷,支巷有巷门,巷与巷间互不相通,是所谓“死巷”,巷的两侧是住宅。寺庙等公共建筑多分布于主街两侧,一般一个屯、堡有一个以上的水井。屯堡的建筑,军事防御功能很强,是个封闭式建筑群。各户建筑也很有特点,多为一正、两厢、一照壁、一天井的三合院或两正、两厢、两天井的四合院式建筑,这种建筑布局与附近民族地区和汉族村寨的民居完全不同,应该说这是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的搬移。所不同的是中原地区民居多为砖木结构,而贵州多山多石,因此屯堡民居墙体多改为用石块垒砌而成。可以设想由封闭式民居联结成的封闭式的城堡,这对强化屯堡居民内在凝聚力是起了作用的。

(3) 服饰上仍保留着明代遗风。 服饰是文化的表征,这在屯堡妇女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安顺府志》称屯堡人“妇女以银索绾髻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妆也。”至今这个发式仍无大改变。妇女们一般穿蓝、青色长至脚踝的大襟长袍,系长围腰,腰系布或丝质长腰带,带有穗。衣襟和袖口都镶花边,额扎白布带(老年妇女多黑色),带银耳坠、玉或银手镯,鬓发盖耳,发挽髻上套马尾编结的发网,插银质或玉石发簪,脚穿尖头上翘的平底绣花布软靴,裹绑腿。屯堡妇女还有一个习俗,从明清以来从不缠足,所以地方志上称之为“大脚妹”,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这是随军妇女适应劳作的需要;事实上这恰恰是凤阳一带汉族妇女的遗风,明初就有淮西妇女好大脚的说法。

(4) 仍保留原徙地的语言特征。 屯堡人的语言与语调与贵州其他地方汉族的语言、语调有明显区别,称之为“堡子声”。堡子声语调高亢,抑扬顿挫,有明显的卷舌音和“儿”化音。如屯堡人“吃”的发音有浓厚的卷舌,“一”至“十”读阴平,这与江淮口音多有相似之处,显然系由屯堡人所居村落相对稳定,人口流动和社会变动较城镇少,变化幅度不大而形成的。

(5) 习俗与信仰上与原徙地的相同。 民间节日上,屯堡人与当地汉族居民无多大区别,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风习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明屯堡文化与汉文化母体的依存关系。信仰上,比较突出的是各屯堡普遍有关帝庙,这显然因为关羽同时被称为“武圣”,军屯既是军事组织,信奉关公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屯堡人多有信奉汪公习俗,且极隆重。汪公何许人相传姓汪名华,安徽歙州休宁县人,隋末唐初,汪公随李渊征南讨北,为统一全国立下战功,封为越国公。汪公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神是安徽人,屯堡人中祖籍安徽的占了不少比重(特别是军官,凤阳人较多),汪公一生事迹又与初来贵州的屯堡人经历相似,因此汪公便成为屯堡人共同的祖神。屯堡人希望有一位来自故土,又战功显赫的神灵来寄托他们的共同愿望。除信奉汪公外,屯堡人神坛中最盛大的无过于“庆五显坛”。每到祭日,扎火炖、做法事,很是热闹。五显坛神所供奉的就是五显神,而五显神又恰是宋至明江南一带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神,“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屯军从江南一带来,也将这一信仰带来贵州是情理中之事。

(6) 民间戏剧中保留的军事色彩。 至今,安顺一带最流行的民间戏剧是地戏,它是一种傩,而且是一种军傩,即流行于军队中的傩。这具体表现在:一、地戏剧目多为历史上的军事故事,如《瓦岗英雄投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精忠传》《岳云扫北》等。二、演员全为男性承担;三、地戏演出时一般在正月或七月,这时农事较闲,地戏演出既有酬神娱乐的意图,更有借戏操练武艺及教育屯民不忘战事之意。

总的说,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文化是一种中原或江南文化在贵州的搬移,它植入的地区在明代是少数民族地区,大环境是“夷多汉少”,但原迁徙地的地域文化特征不仅没有被同化,而且保留下来,一直流传至今,这一“文化孤岛”现象的产生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屯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屯堡人的身份加强了屯堡人的内部凝聚力。屯堡人最初是以军事占领者身份进入贵州的,屯堡分布在交通沿线,又占据了大片好田土,这样就必然与原住民(大多为少数民族)产生矛盾。据史料记载,明代屯堡与周边民族争斗不断,大多是为争夺土地,屯堡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总是胜利者。为了防止周边民族的袭击,不仅屯堡间依靠方便的驿道相互支持,各屯堡内部从组织到建筑都适应了这一需要。至今保存下来的屯堡名称如郑官屯、蔡官屯便是以军官的姓命名的,即使是民屯(屯田户聚居的),也往往一姓一家或数姓、数家族屯居一地,今天的吴屯、雷屯便是。

第二,屯堡人比起周边原居民,文化层次较高,这样更加强了屯堡人的向心力。屯堡人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为方便子弟读书,一般屯堡都设立学校,地位较高的屯堡人后裔更参加科举,因此屯堡人后裔不乏簪缨世家,如平坝白云陈氏,始祖陈旺,原籍扬州府江都县太平桥,明洪武年间任百户从傅友德征云南,云南平定后,以平坝卫左所百户准世袭身份,落籍平坝。陈氏家族,科举连绵,成为平坝著名的书香世家。这仅是一个典型例子,就一般人而言,屯堡人普遍文化水平高,在旧时代,要维持特权也就要维护这一群体的文化,形成一种向心力,外地迁来汉户(含民屯居民),往往以加入屯堡人队伍为荣,这样更强化了屯堡文化。

第三,屯堡社区的封闭性,加强了固有屯堡文化。屯堡内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特别强烈,较少与周边居民发生横向联系。屯堡人特别重视家系,各家族普遍有祠堂、公共墓地(特别是始祖墓地),定期举行全家族的祀祭活动;屯堡人一般不与周边汉族通婚,通常屯堡人与屯堡人结亲,有的家族为维系本族纯洁,连收继外姓为养子也不允许,社区的封闭性必然带来文化的封闭性,这样即便经过多年,屯堡文化仍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能够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地区。

第四,从心理特征的角度看,屯堡人有一种优越感。屯堡人主要成份是屯军,他们世代相传是“征南”而来,是征服者、开拓者,不仅高于汉族民屯户(“填南”而来者)和充军而来者,更高于其他少数民族,这种优越感,使屯堡人更以自己族群的文化为荣,维护自己文化。

不可否认,历经六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屯堡人虽有意无意地在力图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屯堡文化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如屯堡人建房多用石块垒墙,这固然可解释为因地制宜,但原居民中的布依族是以石建房的高手,在建房技术上,不可能不受布依族影响,同样屯堡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技术也不可能不被周边少数民族吸收。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善待柴荣的后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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