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太祖对待周世宗柴荣后人的问题，宋太祖没有像以往改朝换代那样大肆屠杀，算是难得的，但我们也没有必要特意美化他。

宋太祖继位后对拥有兵权的武将极尽所能抑制防范，就更不用说在帝位正统上对他更有杀伤力的周世宗的后人了。

只不过宋太祖没有用钢刀直接杀人，他用的是软刀子。

周世宗柴荣前三子越王柴宗谊、吴王柴宗诚、韩王柴宗諴都被后汉隐帝刘承祐所杀。被杀的时候他们都还小，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周太祖郭威称帝后才给他们赐名，封王。

后来柴荣又有了四个儿子：恭帝柴宗训、曹王柴熙让、纪王柴熙谨和蕲王柴熙诲。

下面我们来一一看看他们结局如何。

一、恭帝柴宗训

赵匡胤陈桥兵变时，柴宗训不过八岁。通过一番假模假样的“禅让”仪式，柴宗训的皇位被迫传给赵匡胤。尔后柴宗训被降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

三年之后（963年），柴宗训又被迁到房州。

开宝六年（973年），柴宗训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宋史》上对于柴宗训退位后的记载极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虽没有当场被杀，但也是处于变相的软禁之中。

关于柴宗训之死，《宋史》只说“皇朝开宝六年春，崩于房陵”，《续通鉴长编》说“开宝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郑王殂”。

史书没有说柴宗训的具体死因，但是二十一岁就去世还是留给人很多疑惑。即便他不是被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被毒死，但也可以看出在房州柴宗训的生活是多么的郁闷凄凉，实在看不出怎样的“善待”。

而在皇权的斗争中，赵宋皇帝日后清算，斩草除根彻底消除隐患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柴宗训被暗下毒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至于赵匡胤留下一条遗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这不过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中得到尊崇的文人有些的美化罢了，真实性值得商榷。

二、柴熙让、柴熙谨和柴熙诲下落

关于这三人的下落，史书上只有“乾德二年十月，熙谨卒，熙让、熙诲不知其所终。”

我相信，这就是史家的春秋笔法吧，个中缘由大家可以尽情想象。

宋人的笔记中倒是有这三人的描述。

如柴熙让，说他被宋朝开国功臣潘美认做侄子抚养，改名潘惟吉，他的后世子孙也比较旺盛。

笔记中关于潘美收养的记载说的活灵活现，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赵匡胤防范武将，防范柴氏血脉，又怎么让他们两者走到一起？潘美本就是一把枪，赵匡胤怎么会亲自给他宋一个子弹？所以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还有一个是蕲王柴熙诲，说他被大臣卢琰收养为义子，改名卢璇，后来为了躲避赵匡胤的抓捕，卢琰辞官卢璇带着离开京师隐居。逃遁以后的卢璇成为赫赫有名的九支卢中第三支卢开基祖。

关于柴熙诲（卢璇）的结局因为有卢氏家谱验证，比柴熙让（潘惟吉）的记载多了几分可信度。若真是如此，那也能佐证赵匡胤并没有怎么善待柴荣儿子，不然又为何要抓捕？

宋太祖赵匡胤在兵变时没有举起屠刀屠杀柴荣的儿子是真的，那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等形势稳定后，他有没有用软刀子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道楼主在没有家谱的情况下，是怎么确认自己就是薛仁贵的后人的？

简单说吧，薛仁贵是唐初名将，一生战功赫赫，他的故事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只是没有像历代名将那么出名。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官方的宣传不到位，虽然修建了薛仁贵祠堂，但是每年去祭拜的人总是寥寥无几。

薛仁贵出生于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黄村乡修村。我的老家是河津市柴家乡吴村，与薛仁贵故里隔河相望，是亲戚村。每当有大型庙会和社火表演的时候，我们俩村都会在一起庆祝。虽然我已外出多年，但对薛仁贵故里还是比较了解的。楼主如果想找家谱的话，可以前往修村村委会看看，家谱应该有保留。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贵州文化·汉文化在贵州的发展·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的屯堡文化

你如果是个外地旅行者，途经平坝、安顺、镇宁一带，你会见到穿着青、蓝、绿各色大襟长衫的妇女，她们的长衫镶着宽边，腰中系着宽宽的丝带，头上梳着凤头笄，上插玉簪和几样银器，脚上是尖部上翘的鞋。如果你问她们是哪一族人，她们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她们是汉族;问到她们的衣着，她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祖辈传下来的。她们就是这里的屯堡人，而她们的衣着打扮，仍然是明朝初年江南的妇女装束。在距离江南几千里之遥的贵州，又相隔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看到六百多年前江南一带的民风民俗，这不能不是一个奇特现象。

说到屯堡人，当然就不能不提及明初对贵州的开发及这里实行的军屯制度。明初，元代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的贵州各级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及乌撒各部迅速归附，而云南梁王却仍奉元朝正朔，用兵云南是明初统一全国的重要军事部署，贵州便成为用兵前线。为了保证驿路和军事运输畅通，由湖南到云南的大道两侧，明 都驻兵屯守，而重心又在贵阳以西，这就是滇黔一线，卫所设置相对密集的由来。后云南平定，一部分军队也没有回中原，仍按军事建置，布置在这一带，闲时种田，战时当兵。地方志上说得好：“屯军堡子……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操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安顺府志·风俗》)“屯堡人，一名凤头籍，多居州属之补纳、三九等枝地，相传明沐国公征南，凤阳屯军安置于此。”(《镇宁县志·风俗》)因此屯堡人决非贵州土著少数民族，而是汉族，过去将他们称为“凤头苗”是错的。妇女的凤头妆，即凤阳妆，是典型的明初安徽妇女常梳的高髻，也是南京等江南一带流行的发式。

根据调查、查阅屯堡人的族谱，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屯堡人的来历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调北征南”而来，显系屯军后裔，这种情况最多;另一种是“填南”而来，则可能是为筹集军粮而召集的商屯(商人为 幕集军粮，在贵州召外地农民屯垦，商人可得到 优待如特许运盐)农民后裔，他们自然也是客籍，这种情况也不少;第三种是充军而来的犯人及家属，在某些家谱中也有发现，如安顺七眼桥严氏便是“大明洪武充军黔”而来的，这种情况理应有相当一部分，但后裔耻于言及，一般不提起。家谱及调查资料显示，这些屯堡人祖籍有河南、安徽、江南、江西等省，但以江南应天府最多，有的细致到某街、某巷，这自然不能深究，这大约与屯军原属明中央五军都督府，都驻扎过南京，南京又是都城，以江南应天府作祖籍，自然光荣。

屯堡人的分布，以安顺为中心，东至平坝，西至镇宁，这与安顺在明初作为军事重镇有关，也与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屯垦有关。据估算，今天屯堡人后裔约有二十万，一部分屯堡人进入城市，与今日汉族已无多大区别，但在他们祖居的屯堡、村落中，屯堡人仍保留着固有的文化传统，即使进入当代社会，屯堡人在语言和社会心理上仍有屯堡人的特色，这不能不是一个奇特现象。

屯堡人的文化有如下特征。

(1) 比较发达的农耕和手工业。 从物质文化层次上，屯堡人以农耕为主，百分之九十的屯堡人仍住在农村。这里的农业，与周围民族地区村寨相比，比较讲究精耕细作，修筑沟渠和堰塘、精选良种，因此明清以来安顺、平坝就是贵州主要农业区。屯堡人还善于种植经济作物，如蔬菜种植技艺很高，这是非屯堡的汉寨或苗寨、布依寨农户所不能比拟的，自然，这与屯堡在建立之初就占了这里的好田好土也是有关系的。

屯堡人的手工业很发达，这与卫所本身必须会打造武器、钉马掌、制马鞍有关。因此传统的手工门类中，铁制业很发达，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形成了家族性传统技艺。如今天七眼桥附近的柴家、严家、翁家，都以打铁闻名。安顺出名的土特产三刀(菜刀、剪刀、皮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棉纺业也很发达，屯堡妇女人人织土布，除供家庭使用外，还用以换取日用品。安顺附近的屯堡都是闻名的土布集市，其他如四坊、五匠(形容坊、匠之多，并不限于四五种)，在安顺一带多为屯堡人后裔经营。

(2) 别具一格的屯堡布局及住宅设计。 从至今仍保留的屯堡可看到，屯堡一般分布在古驿道附近，地势高朗，在军事上往往是制高点，周围是肥沃的农田，有山林、河流。

安顺的云山屯就极富特色：周围有石墙包围，有堡门式的建筑，像城楼。大一点的屯堡内有一条主街，主街旁有支巷，支巷有巷门，巷与巷间互不相通，是所谓“死巷”，巷的两侧是住宅。寺庙等公共建筑多分布于主街两侧，一般一个屯、堡有一个以上的水井。屯堡的建筑，军事防御功能很强，是个封闭式建筑群。各户建筑也很有特点，多为一正、两厢、一照壁、一天井的三合院或两正、两厢、两天井的四合院式建筑，这种建筑布局与附近民族地区和汉族村寨的民居完全不同，应该说这是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民居的搬移。所不同的是中原地区民居多为砖木结构，而贵州多山多石，因此屯堡民居墙体多改为用石块垒砌而成。可以设想由封闭式民居联结成的封闭式的城堡，这对强化屯堡居民内在凝聚力是起了作用的。

(3) 服饰上仍保留着明代遗风。 服饰是文化的表征，这在屯堡妇女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安顺府志》称屯堡人“妇女以银索绾髻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妆也。”至今这个发式仍无大改变。妇女们一般穿蓝、青色长至脚踝的大襟长袍，系长围腰，腰系布或丝质长腰带，带有穗。衣襟和袖口都镶花边，额扎白布带(老年妇女多黑色)，带银耳坠、玉或银手镯，鬓发盖耳，发挽髻上套马尾编结的发网，插银质或玉石发簪，脚穿尖头上翘的平底绣花布软靴，裹绑腿。屯堡妇女还有一个习俗，从明清以来从不缠足，所以地方志上称之为“大脚妹”，后来的研究者多认为这是随军妇女适应劳作的需要;事实上这恰恰是凤阳一带汉族妇女的遗风，明初就有淮西妇女好大脚的说法。

(4) 仍保留原徙地的语言特征。 屯堡人的语言与语调与贵州其他地方汉族的语言、语调有明显区别，称之为“堡子声”。堡子声语调高亢，抑扬顿挫，有明显的卷舌音和“儿”化音。如屯堡人“吃”的发音有浓厚的卷舌，“一”至“十”读阴平，这与江淮口音多有相似之处，显然系由屯堡人所居村落相对稳定，人口流动和社会变动较城镇少，变化幅度不大而形成的。

(5) 习俗与信仰上与原徙地的相同。 民间节日上，屯堡人与当地汉族居民无多大区别，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风习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明屯堡文化与汉文化母体的依存关系。信仰上，比较突出的是各屯堡普遍有关帝庙，这显然因为关羽同时被称为“武圣”，军屯既是军事组织，信奉关公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屯堡人多有信奉汪公习俗，且极隆重。汪公何许人相传姓汪名华，安徽歙州休宁县人，隋末唐初，汪公随李渊征南讨北，为统一全国立下战功，封为越国公。汪公是谁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神是安徽人，屯堡人中祖籍安徽的占了不少比重(特别是军官，凤阳人较多)，汪公一生事迹又与初来贵州的屯堡人经历相似，因此汪公便成为屯堡人共同的祖神。屯堡人希望有一位来自故土，又战功显赫的神灵来寄托他们的共同愿望。除信奉汪公外，屯堡人神坛中最盛大的无过于“庆五显坛”。每到祭日，扎火炖、做法事，很是热闹。五显坛神所供奉的就是五显神，而五显神又恰是宋至明江南一带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神，“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屯军从江南一带来，也将这一信仰带来贵州是情理中之事。

(6) 民间戏剧中保留的军事色彩。 至今，安顺一带最流行的民间戏剧是地戏，它是一种傩，而且是一种军傩，即流行于军队中的傩。这具体表现在：一、地戏剧目多为历史上的军事故事，如《瓦岗英雄投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精忠传》《岳云扫北》等。二、演员全为男性承担;三、地戏演出时一般在正月或七月，这时农事较闲，地戏演出既有酬神娱乐的意图，更有借戏操练武艺及教育屯民不忘战事之意。

总的说，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文化是一种中原或江南文化在贵州的搬移，它植入的地区在明代是少数民族地区，大环境是“夷多汉少”，但原迁徙地的地域文化特征不仅没有被同化，而且保留下来，一直流传至今，这一“文化孤岛”现象的产生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屯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屯堡人的身份加强了屯堡人的内部凝聚力。屯堡人最初是以军事占领者身份进入贵州的，屯堡分布在交通沿线，又占据了大片好田土，这样就必然与原住民(大多为少数民族)产生矛盾。据史料记载，明代屯堡与周边民族争斗不断，大多是为争夺土地，屯堡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总是胜利者。为了防止周边民族的袭击，不仅屯堡间依靠方便的驿道相互支持，各屯堡内部从组织到建筑都适应了这一需要。至今保存下来的屯堡名称如郑官屯、蔡官屯便是以军官的姓命名的，即使是民屯(屯田户聚居的)，也往往一姓一家或数姓、数家族屯居一地，今天的吴屯、雷屯便是。

第二，屯堡人比起周边原居民，文化层次较高，这样更加强了屯堡人的向心力。屯堡人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为方便子弟读书，一般屯堡都设立学校，地位较高的屯堡人后裔更参加科举，因此屯堡人后裔不乏簪缨世家，如平坝白云陈氏，始祖陈旺，原籍扬州府江都县太平桥，明洪武年间任百户从傅友德征云南，云南平定后，以平坝卫左所百户准世袭身份，落籍平坝。陈氏家族，科举连绵，成为平坝著名的书香世家。这仅是一个典型例子，就一般人而言，屯堡人普遍文化水平高，在旧时代，要维持特权也就要维护这一群体的文化，形成一种向心力，外地迁来汉户(含民屯居民)，往往以加入屯堡人队伍为荣，这样更强化了屯堡文化。

第三，屯堡社区的封闭性，加强了固有屯堡文化。屯堡内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特别强烈，较少与周边居民发生横向联系。屯堡人特别重视家系，各家族普遍有祠堂、公共墓地(特别是始祖墓地)，定期举行全家族的祀祭活动;屯堡人一般不与周边汉族通婚，通常屯堡人与屯堡人结亲，有的家族为维系本族纯洁，连收继外姓为养子也不允许，社区的封闭性必然带来文化的封闭性，这样即便经过多年，屯堡文化仍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能够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地区。

第四，从心理特征的角度看，屯堡人有一种优越感。屯堡人主要成份是屯军，他们世代相传是“征南”而来，是征服者、开拓者，不仅高于汉族民屯户(“填南”而来者)和充军而来者，更高于其他少数民族，这种优越感，使屯堡人更以自己族群的文化为荣，维护自己文化。

不可否认，历经六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屯堡人虽有意无意地在力图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但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屯堡文化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如屯堡人建房多用石块垒墙，这固然可解释为因地制宜，但原居民中的布依族是以石建房的高手，在建房技术上，不可能不受布依族影响，同样屯堡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技术也不可能不被周边少数民族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