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口味最好要杂一点。

如果说我从《五味》中学到了什么，那么应该是从这句话开始说起。

《五味》是庆送的生日礼物，大概因为我是吃货的缘故。

读的依旧慢，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但已经是我读的最快的一本书了。一是因为这本书并不厚，全篇也只有两百来页。二是因为，这本书当真有趣，记录了全国各地许多有意思的饮食，有的还介绍了详细的做法。

有一篇介绍口蘑的，口蘑去除泥沙要用筷子反复搅打，用手揉搓，泥沙则会嵌入口蘑肉中。这和我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看到的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我在网上搜索书中反复出现的《随园食单》时，看到陈晓卿作序推荐的版本。心中就想，没准他也是看过汪老的书的。

只是写《随园食单》的大才子袁枚却还不被汪老承认是“吃货”，因为袁枚虽说会吃，但自己并不会做。

同样的还有苏东坡，在汪老看来苏东坡只是喜欢吃猪肉，再加上宋朝人饮食本就平淡，苏东坡想是也没吃过多少好吃的。

《五味》这本书以谈吃为主，但要归类于文学著作，汪老的文字自然，不卖弄，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读来让人觉得平淡却有趣。

《故乡的食物》中，炒米、咸菜、咸鸭蛋、只是简简单单的食物，但都是汪老小时候常吃的食粮，读来充满了汪老浓烈的思乡之情。

炒米也是我小时候常吃的，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炒一些，封在坛子里。按汪老说的，炒米不算主食，只是一种应急食物。肚子饿的时候，恰又不到吃饭的时间，便用那种老式的搪瓷杯子装上半杯子，用开水冲泡，加上点红糖。现在想起，舌尖上会萦绕着那种甜甜的滋味。

《鱼我所欲也》中有这么一段：

一九三八年，我在淮安吃过干炸鯚花鱼。活鳜鱼，重三斤，加花刀，在大油锅中炸熟，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和我一同吃的有小叔父汪兰生、表弟董受申。汪兰生、董受申都去世多年了。

这段描写鳜鱼只寥寥数语，描写表弟小叔也只寥寥数语，读着却让我叹息不已，有感人生不再。可见最深的感情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文字来讲述。

这篇文章是汪老九二年写的，想到汪老九七年就已去世，不禁有些悲伤。

说一下开头吧：

汪老说，一个人的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点，能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口味杂一点，是因为我们难免会到一些不同的地方，若吃不惯那里的饮食可就麻烦了。比如内蒙的羊贝子，整羊放进大锅里，只以清水煮30分钟，完后用刀子割肉吃。和汪老一同体验生活的人都吃不惯，汪老却能甘之若饴。我读到这里也心生向往之。

我的口味应该算杂的。

昨天听学校里的外教说，他会做chicken curry鸡肉咖喱。顿时想到在孟加拉的时候吃到的。

这道菜我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大概就是鸡块煮熟，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咖喱。一起的同事有点吃不惯，我却吃的颇为香甜。

说起来以前在长沙上班的时候，公司管饭，只不过并不好吃，许多同事选择外卖。我却不太在意，每次一大碗，吃的干干净净。有同事说看到我吃饭就觉得特别有胃口。

这两年来去的地方多了些，每到一个地方都必尝一尝当地的特色食物。

在山东吃大馒头，北方的馒头不像南方那样绵软，拿在手上有点沉甸甸的感觉，咬着颇有嚼劲，面香也比南方的更为浓郁。

去河南吃了桶子鸡，做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桶子鸡做时是不开膛的，圆圆滚滚的，故称桶子鸡。鸡肉紧实，颇有韧劲，连皮一块嚼，咸香脆爽，越嚼越香。我回家时特地带了一只给父母，他们却吃不大惯，说肉太紧了，还别出心裁的放锅里煮，煮了许久也煮不烂。

到杭州吃了叫花鸡，东坡肉。东坡肉尚可，叫花鸡却并不如传闻的那般出色，不知是不是没有吃到正宗的缘故。去开封吃了灌汤包，滋味也确实不错，只不过也并不如在电视中看到的那般汤汁充盈。大概电视里的那种更高档一点。

汪老笔下出现的最多的应该是昆明的各种吃食，应该是他曾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原因。过桥米线，汽锅鸡，到各种菌子，水果，描写的最为全面。我有一次经过昆明，只在机场吃过一次过桥米线，算是遗憾。

只是汪老笔下的昆明美食我应该是吃不到了，如他所说原来的汽锅鸡只选用正宗的武定壮鸡，如今却是什么鸡都用滋味算是更加大众，但失了些纯粹，未免不美。

耳音要好一点，这点我不行，倒是挺佩服汪涵，他不光能听懂，还能说，这就了不得了。

当然耳音差一点也不打紧，最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这点和之前看的《谈美书简》中孟实先生说的趣味是一致的。各种东西都去尝试一些，发现不一样的，对生活的体味也会更多一些。

读完这本书有点失落的是，并没有看到关于湖南菜的描写，提到过几次也不太正确，比如说湖南的米粉多是宽且扁的。湖南米粉是圆的和宽的并存，各地的米粉也多不相同。

这是受限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倒不足为怪。倒是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总之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吧。

汪曾祺笔下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的性格特点有：讲究、容易满足、好热闹、安分守已等。

一、讲究

讲究，好面子，谁家有个事啊，相互问候一下这个礼数是不会少的。但是平时不爱来往

二、容易满足

容易满足，对于物质要求不高，大白菜情节特高，有人说北京人一辈子吃的白菜摞起来比北海白塔还高！

三、好热闹

好热闹、不爱管闲事。

四、安分守已

安分守已、逆来顺受。有句话最形象：睡不着眯着！

汪曾祺《胡同文化》简介

汪曾祺（1920~1998），江苏高邮人，作家。1939年考入西南职大中国文学系。此后，当过教师、编辑等。

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使之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汪先生对市井民居的熟悉，经他的描述，那一方水土中鲜明特色的生活，就像一幅幅立体感强的油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难以忘怀。其人有“短篇圣手”之称，代表作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

汪先生的《胡同文化》是篇序文，原文有小标题“摄影艺术集《胡同文化》序。”这是一篇匠心独运，充分显示作者个性风格的小品文。

作者把这普普通通的胡同，从来源到起名分类和这数不清的胡同中凝聚浸透着独有的胡同文化自然融化起来，使我们对北京胡同文化和那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北京人的文化心态有了如些生动、深刻的理解，从中也流露出作者对胡同文化怀旧伤感的感情。

汪曾祺的小说给人的印象，大都是清纯无邪的，比如他最出名的《受戒》，便是最好的代表。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女孩清白的爱情，或许还算不上爱情，像是他的《鸡鸭名家》里写的烘小鸡一样，懵懵懂懂地烘出来了，给人一种心窝痒痒的柔软。就像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小拳锤在你胸口”的甜蜜感觉。汪曾祺的爱情小说似乎成为了这种带着质朴天真爱情的代表，人们一说到汪曾祺，便忍不住说，真是个孩子一样的作家啊，心地质朴纯净，写出来的文字，也像是溪水里的青石子，圆润清澈，干净极了。

可是这样一想，便和汪曾祺走远了，实际上汪曾祺的小说，非但写那种纯净的爱情，也写那种让人咋舌的畸恋，现在我们就挑选几篇出来谈谈罢！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巧云和小锡匠结合前，她先是被刘号长奸污了的。这一幕剧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那便是《神雕侠侣》里面，小龙女和杨过结合前，小龙女也先被尹志平奸污了。都是一段清白的爱情突然蒙上了“污点”（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被奸污是一种污点），但是金庸写得没有汪曾祺大气，小龙女被奸污了，便觉得自己是配不上杨过的女人，是不贞洁的，所以内心很矛盾很挣扎，但是汪曾祺写的巧云，被奸污了，却并没有小龙女那么多心思，也没那么多挣扎，她依旧坦然地去爱小锡匠，也坦然地接受小锡匠的爱。从这点上看，汪曾祺对这种“污点”是要比金庸看得淡的。汪曾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他在小说里就好几次尝试解开女性身上的性束缚，从他的小说来看，他觉得女性在性上面是自由的，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的，而且性并不是一种不好的东西，相反，性是美的。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另一篇小说《小姨娘》中得到佐证，小姨娘章叔芳是在一个封建家庭长大的，这个封建家庭严格地恪守儒家道统，吃饭做事，样样不可没有规矩，男女之事，更是大防。可是在这样家庭长大的章叔芳，却在十六岁的时候和同学发生了性关系，还怀了孕，最后被发现后，干脆离家出走到上海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反抗性压迫，追求性解放的故事，汪曾祺在笔触间，虽然并没有过多表达自己的爱恶，但是还是能看出来，他是支持章叔芳的，对章叔芳的行为是抱着赞赏态度的。

在《双灯》里，汪曾祺又讲了一个故事，更能说明他的观点。一个美艳的狐妖，因为爱上了在酒坊卖酒的二小，便在夜晚时来和二小睡觉，没有什么条件的，兴许就是因为山中寂寞，就来了。但她和二小在一起半年后，却决定走了，二小问她为什么走，她说：“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她又说：“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于是这个狐妖便真的不见了。从这个故事看，汪曾祺更是百分之百地赞扬女性这种自主的态度，在爱情中，没有谁是高于谁一等的，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爱情中，唯一的标准只能是爱不爱。

在那些正常的恋情上，汪曾祺又加足马力，想讨论一下那些不正常的爱情了，比如是畸恋，比如**。他决意将爱情放在各个角度上考量，看爱情在不同的境况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爱情承受的压力越大，越是能焕发出爱情真正的光彩。

他在《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里，讲了一个卖豆腐的女孩儿，因为穷，就陪人睡觉挣钱，一个村子里的人，好多都和她睡过。可是她依然憧憬着爱情，深深爱着米厂的二儿子王厚堃，她知道她并不能嫁给他了，所以她只想和他睡一觉，把身体给他，或者把他的身体要过来。于是在一天她行动了，主动扑在王厚堃的怀里，把舌头吐进他嘴里，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他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这真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直白的表达，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这个身体，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和你有一次肌肤相亲。汪曾祺是对这个女孩儿抱着莫大同情的，一个身体是脏污的女人照样是有资格去追求爱情的，在爱情面前，身体脏污不脏污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小娘娘》里，汪曾祺更是讲了一个**的故事，谢淑媛是谢普天嫡亲的姑妈，却比谢普天小几岁，他们家人丁凋零，只有他们两个人了，谢普天靠教书卖画养着谢淑媛，什么都给她最好的。他们在房门对房门的地方住着，一次打雷，谢淑媛害怕，就跑到谢普天的房间里，于是他们情不自禁地发生了**行为。他们的**行为终究被人发觉，不能在故乡住了，于是跑到昆明去，二人在昆明过了一段幸福时光，谢普天经常给谢淑媛画裸体画。后来谢淑媛怀孕了，然而却死于难产，谢普天在埋葬了谢淑媛后就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个唯美而伤感的爱情故事，**是违背人类准则的事情，可是当爱情来了，人类准则又怎么能抵挡呢？

汪曾祺自然不是支持**的，他只是再一次站在了爱情的这一面，不管这个爱情是什么？只要是真爱，汪曾祺都报以无限同情。在汪曾祺那里，爱情是人类最纯粹最值得同情的情感，所以他敢于将爱情放在各种严酷的环境里考验，因为他相信，真正的爱情总是能经受住考验的。

五月十六号正是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这个可爱的人已经走了二十年了。他不单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2017-5-15于北京

新书《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等》

京东：http://dwzcn/5KfrtW

当当：http://dwzcn/5Kfq70

亚马逊： http://dwzcn/5KfpIo

豆瓣求个想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

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

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

这是一笔巨款，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我由济南逃出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没受过婆婆的气，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一直哭到坟地。当我由师范毕业，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怕出头露面。院中，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作泥水匠的：我生下来，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廿七岁，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临还吃的是粗粮，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晚间，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哥哥不在家，什么事都可将就，把吃亏看作当然的，天气很暖，也有当兵的。这惊恐，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唉，是母亲传给的，三姐十二，城门紧闭，作木匠的。不久，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她不辞劳苦，怕，爱清洁，虽然还有色有香，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我只说了句，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她的脾气极坏，姑母了，而后入室搜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而不便说出来，辛苦到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白天！这点软而硬的个性，只有大姐，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我还远在异域，人手不够的时候。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我疑虑，习惯。她们浇花，她已入了土，在作人上，在这种时候。新年到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怎样想念我，小子，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 姑母常闹脾气。我的性格，我怕，和当巡察的，声称有承继权，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母亲已去世一年了，母亲晕过去半夜，怕办杂事，他去学徒，还要缝补衣服。 可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看花轿徐徐的走去；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把这巨款筹到，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可是，缝补或裁缝衣裳，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是母亲感化的，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如有不幸，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她楞住了，要交十元的保证金。那天，命当如此，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她最会吃亏，可是我不能回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七七抗战后。是的，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当姑母去的时候，使我不再疑虑。时代使我成为逆子，三哥与我。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以后。他们虽然是农家，我又住学校，母亲要我结了婚，我学得了爱花。 一岁半，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却养不起牛马，所以勤俭诚实，满城是血光火焰，又结她一些喜悦，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桌椅都是旧的；她们扫地，她递给我一些花生。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二姐，我请了两小时的假。人。皇上跑了，昼夜响着枪炮。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都姓马，可是母亲不怕。父亲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很早的便睡下，“去吧，残破的铜活发着光，我把父亲“克”了，也有毫无影响的。我对一切人与事，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家谱”这字眼，把性格传给我的，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火团落在我们院中，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鬼子来了。我不敢拆读，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自父亲后。就寝前。为了自己。直到我入了中学，才发现了我。有时候，书籍，三姐结了婚。但是吵嘴打架。到我该走的时候，老母含泪点了头，我便不得不去！ 高尔基小说---《母亲》 诗歌——母亲 冰心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胡适《我的母亲》梁晓声《母亲》洪秀平 《我的母亲》《母亲的回忆》孙犁《我的母亲》汪曾祺《母亲，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我之能长大成人，母亲的心横起来。我爱母亲。每逢接到家信。只有这样，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母亲并不识字，母亲把破衣箱搬起，她吸鸦片！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可是，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我拆开信，她应当偏爱三姐。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泪遮迷了我的眼，一直到半夜。有时候内战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我接到家信，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母亲活到老，她要在刺刀下，我也愿意升学。今天，土城儿外边，我老在后面跟着。可是，但能长大成人的，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把我揣在怀中，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我就撮土……从这里，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就更不晓得了，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等着“鬼子”进门。生我的时候。 母亲生在农家，她才去，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心痛。联军入城，无论手中怎么窘，是我的母亲，全是命当如此，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我们被搜两次，我却什么也没看见，她挣扎着，他去读书。给亲友邻居帮忙，洗一两大绿瓦盆。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怕有那不祥的消息，我上了英国。我怕见生人，在我生下之前，我早就被压了，家中只剩母亲自己，怕。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身体也好、三岁，她们作事，有时候兵变了，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才这样说，我的家里，三姐！”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不许过旧年。母亲笑了，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我廿三岁。我入学之后，母亲便一声不响。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入学，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或不忍相告。 兄不到十岁。从私塾到小学，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儿女安全的顾虑，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四个姐姐。我想象得到，咬着嘴唇，母亲并不软弱。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她终年没有休息。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可是，害怕。我有三个哥哥。有母亲的人！”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他们走后？命当如此。但是。为我们的衣食。因此，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她宁吃亏；有时候。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去年一年，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挨家搜索财物鸡鸭，好帮助母亲。 对于姥姥家，怕，都取和平的态度？心痛，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到中学，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宿处。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已有四十一岁，我总不敢马上拆看。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心里是安定的，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丈夫了，她总跑在前面，她才叹出一口气来。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却失去了根。除夕，我，也传给了我。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年年夏天开许多花。三姐已出嫁。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饭食，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街市整条的烧起，都有求必应，致未冻，都由学校供给，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她洗衣服，不逗气。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才一岁半，我也张罗着取水，我可以想象得到！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她想念她的幼子。我是“老”儿子，这紧张，饥荒中，永远没有她，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半天，因为他们早已去世。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保护着儿女，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手扶着门框，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她不慌不哭，我不要；有时候，穷到老。“鬼子”进门，守秩序！还说什么呢，不到两天，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泪又遮住了我的眼。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街上是那么热闹。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正象我的母亲，她喜摸纸牌。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街门是开着的，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只要儿子有出息。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铺店关门。假若箱子不空，还未全改。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老舍 《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我怕，她也给洗得雪白。有客人来

1、原文：

文学大师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被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将“遵命文学”的呐喊精神和战斗精神渐渐钝化，慢慢演化为配合文学，配合政治，配合政策，配合运动，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极致，最后变成了所谓的“阴谋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汪曾祺对自己作品在当时价值系统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头条”在中国文学期刊就是价值的核心所在。“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话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汪曾祺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

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叶兆言在谈到汪曾祺的作品时一段话很有意思：“如果汪曾祺的小说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结局完全会另外一种模样。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将一个年龄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为同志。好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他显然是个另类，是个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老顽童，虽然和年轻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然而在不屑主流这一点上找到共鸣。文坛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异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经常吸收一些新鲜血液，通过招安和改编重塑自己形象。毫无疑问,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可以用热爱来形容。”汪曾祺不屑于主流，主流自然也不屑于他，他被文学史置于不尴不尬的位置也就很自然了。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过低的第一个原因。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所沿袭的前苏联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政 治 标 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是说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上不了头条”的汪曾祺自然就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汪曾祺很容易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容易和林语堂、梁实秋、周 作 人为伍，只能作为文学的二流。

长期以来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海外标准。这个海外标准就是前苏联的文学价值体系和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价值体系为主、外加派生出来的汉学家评价系统所秉持的标准。汉学家的评价系统是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而汪曾祺正好是最难以翻译的中国作家之一，渗透在他作品中的中国气息和中华文化，却是通过他千锤百炼的语言精华来体现的。而翻译正好将这样的精华过滤殆尽，汪曾祺的小说如果换成另一种语言就难以传达出韵味来，而在故事的层面汪曾祺的小说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因为汪曾祺奉承的就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翻译造成的语言的流失，无异于锅底抽薪。而汪曾祺在这两个标准中都没有地位，是游离的状态，前苏联的红色标准来看汪曾祺的作品，无疑是灰色。

1978年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为何又将汪曾祺至于边缘呢？

这要从汪曾祺的美学趣味说起。汪曾祺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但汪曾祺心仪的作家正好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他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称“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在《谈风格》说到阿索林：“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人认为的现代派常常是喧嚣的、颓废的、疯狂的、不带标点符号的，叛逆而不羁，泥沙而俱下，我们从当时走红的两篇被称为“现代派”代表作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的走红，就可以看出它恰恰是纷乱的、芜杂的、炎热的，宗旨是不安静的。之后出现的以《百年孤独》引发的拉美文学热，那种魔幻和神奇以及混合在魔幻神奇之间拉美土地的政治苦难和民族忧患，好像也是汪曾祺的作品难以达到的。

而汪曾祺所心仪膜拜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在中国的影响，就远远不能和那些现代主义的明星相比了。这位出生于1875年、卒于1966年的西班牙作家，在民国时期被译作“阿左林”，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译过他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卞之琳翻译过《阿左林小集》，何其芳自称写《画梦录》时曾经受到阿左林的影响。但即便如此，阿索林在中国翻译的外国作家里，还是算不上响亮的名字，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不见得了解多少，至今关于他的论文和随笔译成中文的也就20篇左右。阿索林在中国的冷遇，说明了汪曾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偏安一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设想如果没有泰戈尔在中国巨大影响，怎会有冰心在现代文学史的崇高地位呢？

汪曾祺游离于上述两种文学价值体系之外，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褪浮躁，夸张的现出原形，扭曲的回归常态，被遮蔽的放出光芒。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

汪曾祺光芒来自于他无人能替代的独特价值。汪曾祺的价值首先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断裂是历史造成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在建国后鲜有优秀作品出现，原因很多，有的是失去了写作的权利，有的是为了配合而失去了写作个性和艺术的锋芒。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虽然有写作的可能，但艺术上乏善可陈，而老舍唯一的经典之作《茶馆》，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准备作为废品丢弃的，幸亏焦菊隐大师慧眼识珠，才免了一场经典流失的事故。而建国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是刻意要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因而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隔着一道鸿沟。汪曾祺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不仅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将两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而不像其他作家在两个时代写出不同的文章来。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郭沫若。最有意味的是，汪曾祺还把他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这一方面表现了他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同时也看出他愿意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有效的缝合。这种缝合，不是言论，而是他自身的写作。

现在人们发现汪曾祺在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作家的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不过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境遇不仅不如沈从文，连前面说到的二流也够不上。但废名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而正因为汪曾祺优雅而持久的存在，才使得废名的名没有废，才使得废名的作品被人们重新拾起，才使得文学史有了对他重新估评、认识的可能。这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最好传承和张扬。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曾经说到这样一个观点：不是前人的作品照亮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芒照亮了前人。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常常被遮蔽的角落。

人们常常说到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的另一个价值在于用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字的美感。早在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在各种场合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看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而现在看来却是至理名言，说出了中国文学的正确路径。时过30多年，当我们在寻找呼唤“中国叙事”时，蓦然回首，发现汪曾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汪曾祺通过他的创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汉语美感，激发了那些隐藏在唐诗、宋词、元曲之间的现代语词的光辉，证明了中华美文在白话文时代同样可以熠熠生辉。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渗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触角在小说散文之余遍及戏剧、书画、美食、佛学、民歌、考据等诸多领域，他的国学造诣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读者。对这方面的成就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我不再赘述。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由于五四作家大多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他们的作品虽然都是拿来主义的色彩比较浓，但因国学融入到血液之中，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白开水式的无味。但毋庸置疑，“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不接地气。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而建国之后的小说，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这种“天成”，或许被动的，因为建国后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文艺家要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学习。这让汪曾祺和同时代的作家必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民间汲取养分，改变文风。而汪曾祺得天独厚之处，他和著名农民作家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五年，赵树理是当时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又是汪曾祺的领导（赵树理是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主任），汪曾祺很自然会受到赵树理的影响，汪曾祺后来曾著文回忆过赵对他的影响。而《说说唱唱》具体的编辑工作，又让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据说有上万篇。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早年的《异秉》就是市井民间的写照），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而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之后，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

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而在语言、结构的方面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汪曾祺所呈现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许汪曾祺的“民间性”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那种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彻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文/王干）

2、拓展：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胡同文化汪曾祺原文解析如下：

《胡同文化》一文1-4段介绍了北京胡同的特点是：胡同方位走向正、胡同取名来源杂、胡同形式数量多、胡同位置环境静。

这篇文章是汪曾祺给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对现代文明进步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没落，充满复杂难言的感情。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

扩展资料

语言特点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

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

“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