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郎氏。《郎氏宗谱》，光绪壬寅年(1902年)写本1册，又封皮提署《牛胡鲁哈拉家谱》2册。主要内容：宗谱总图、宗系分图、述传、家规、外戚、修谱藏谱。该谱记载自明末至清光绪年间始祖郎玉以下十代世系。其中，第二世郎山仕于明，至骠骑将军；第四世明忠（得功之子）为明协守辽东中路副总兵；显忠为明管易州参将都督同知；第五世郎万年，为明游骑将军镇广宁死其事。说明其前世为明朝军官，且有死其事者。至六世郎熙载，始降清。其本传称：熙载配马氏，生九男六女。熙载少为明秀才，“少既失母，而父复羁祸，因谋于父所辖旧将之豪勇者自为堡守，已而相率归者更得三堡，合精兵数千人。迨我太祖太宗皇帝立极开创于兴龙之地，公得以顺天应人率四堡之众以佐命，皇帝嘉纳之，授封男爵……世袭罔替。即今所袭者阿达哈哈番是也。”该谱还提到熙载妻马氏“系出三韩右族，为明怀远将军马公国都长女”云。

郎氏至第七世廷辅、廷佐、廷弼、廷相，始以军功发迹，成为汉军中名宦巨族。家谱中俱有传。廷辅者字弼轩，为清资政大夫、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托萨拉哈番，管镶黄旗参领、户部郎中。其本传记载了清初家中发生的一起不测事件，几乎酿成杀身之祸：“我朝定鼎初，禁女子不得为汉服制，太夫人（即廷辅之母）稍迟闻禁，遂为家仆张二等质之于官，且按验时诸公俱幼，环膝相哭于太夫人之旁，太夫人亦相与无策。盖公早起罗鹑出也。公每出日晡归。是日适抵廓门，大风雨雪。公素不避艰险，不以为难。然觉心动，恍若所失不自安者数四，乃疾返闾……入中堂，见太夫人方抚诸弟相哭不休，询在侍者得知底事，公怡色柔声劝夫人易旧章并大索素昔之冠袍带履等，餙火之于灶，因而灭迹。顷之司寇诸寮偕户部侍郎讳位公者至。讳位公者，公季父也。度嫂素昔之服尚多，藏畜未免口实，得公目告，侍郎公乃大喜，阳挽寮友发箧视之，竟无所据。仆得以诬主罪。及年十八，法当代父职，遂袭一等阿达哈哈番。” 这件事说明二点，其一，清初，不但强令汉族男人剃发易服，对汉族妇女也有易服之命。以致汉族降臣降将无不战战兢兢。这件事，史书缺载，在郎氏家谱中却得到印证。其二，家仆告主未遂，反受惩罚，实际带有很大偶然性。这件事反映出清初家仆告主之盛行，这与史书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郎廷佐，历任江西巡抚、福建、江南总督、兵部尚书。最大功绩是打败进攻长江的南明郑成功军，为清廷保住了漕运，也稳定了其江山。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兵十万突入长江，廷佐“同将军哈坐镇孤城，密授方略，以奇计于旦日之内破贼数十万众” 传中所云“奇计”，不过是以汉人降将身份，对郑成功伪降，趁郑军懈怠之机，突然发起进攻。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附吴三桂叛乱，廷佐嫡孙锺聘精忠侄女为配。廷佐以大义所在，特疏请明誓与逆藩不共天日。奉上谕为福建总督，以过劳疾甚，竟没于金华军中。时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

其弟廷弼，进士出身，礼部员外郎。本传称其“尝监司库藏，误怀一瓷皿，坐死罪……赦之，祗免其官。”说是“误怀一瓷皿”，实际上说明他犯了贪赃罪。此后不久，发生西洋传教士汤若望与徽州布衣杨光先关于历法的争论。杨光先叩阍申诉至再至三，皇帝命复廷弼官职，使往决讼。据说他在“三数月间，是非粗判”，并因此积劳成疾而没。但从本传指汤若望“以西法新法摇惑中夏”的贬语看，廷弼似乎是站在了杨光先一边。

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保持汉族传统和文化特性的世家，却在宗谱的封面上特意署上《牛胡鲁哈拉家谱》七字。按，“牛胡鲁”即满语“nioheri”的音译，汉义为“狼”，转义为“郎”。郎姓，是满洲八大姓之一，载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渊源有自，该族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却偏要使用这样一个满洲姓。其用意，实在耐人寻味。

爱新觉罗宗谱》共8册，即：星源吉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戊册、己册、庚册。《星源集庆》册为直系皇室册，甲、乙、丙、丁册为宗室册，戊、己、庚册为觉罗册。《爱新觉罗宗谱》原称《玉牒》。清初沿袭明制于顺治九年（1652年）设宗人府，掌皇族属籍，并纂修皇族谱系《玉牒》。清代《玉牒》始修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嗣后每越十年续修一次，至1921年共修28次。清制定显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以下子孙为宗室（黄带子），兴祖（努尔哈赤之曾祖福满）、景祖（努尔哈赤之祖父觉昌安）之子孙为觉罗（红带子）。宗室记入黄册，觉罗记入红册，共为《玉牒》。爱新觉罗氏之宗谱，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一次修续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由《爱新觉罗氏宗谱》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并改称《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

新宾境内的爱新觉罗氏祖努尔哈赤的三祖父索长阿后裔均为觉罗，记入己册。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宁公台”六贝勒之一，居住在“六祖城”之一河咯噶善城。该城址初步认定为新宾永陵镇草苍北沟内的罗家堡子古城址。索长阿共生5子，长子履泰，次子务泰，三子绰奇阿注库，四子龙敦，五子飞龙敦。务泰生6子，长子隆苏，次子威准，三子望喜，四子务巴泰，五子僧额，六子洞峨洛。洞峨洛生5子，长子枯迈，次子龙锡，三子禄赫，四子图兰，五子图禄。龙锡生2子，长子阿哈，次子阿塔。

新宾支爱新觉罗氏始祖为阿塔。阿塔生于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满洲镶蓝旗人。由副理事官历任，康熙七年升山西巡抚，康熙八年降为四品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授永陵副尉，康熙三十年六月授永陵总尉。康熙五十六年卒，年85岁。生子13，长子德特赫，次子凤库，三子福海，四子缓山，五子留格，六子察馨，七子察库兰，八子特克新，九子尹登，十子察库丹，十一子哲尔恳，十二子巴图，十三子赛必图。阿塔由巡抚降为四品，康熙二十五年授永陵副尉，乃携家带子由京城赴永陵任上，途经新宾上夹河腰站村时，见此地山青水秀，即将家小安置于该村，他另携十二子巴图赴永陵上任。阿塔自京城来关外赴任时，共携来7个儿子，即留格、察馨、尹登、察库丹、哲尔恳、巴图、赛必图。除十二子巴图安置于永陵居住，余6子皆安顿在腰站村。五子留格居住在腰站村街里，六子察馨住前街，九子尹登住胜利村（距腰站2里）北山根底，十子察库丹住西头后街，十一子哲尔恳住村东头，十三子赛必图居后台子。这六支形成了今天腰站村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六大支派。

阿塔举家迁回新宾后，即形成了新宾满族爱新觉罗氏宗爱新觉罗氏今天主要居住在上夹河、下营子、永陵、嘉新宾镇等乡镇。

《爱新觉罗宗谱》现藏新宾图书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共7册，缺第一册《星源吉庆》。近年来，肇恒奇、肇毓勇、肇祥祯等肇氏子孙均在续修宗谱。他们曾数次研究出版本支宗谱，肇毓勇已编出初稿，但终因无专人投入，以及经济拮据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爱新觉罗氏是满族老姓，有悠久历史。这个姓氏源于金代的“交鲁”姓，在金代为小姓。经元、明、清的三四百年间的繁衍，发展为满族重要姓氏。尤觉罗脉系是个庞大的氏族“哈拉”（hala），支脉繁多，分布也很广，分化出众多的子氏族“穆昆哈拉”（mukunhala）。

爱新觉罗氏最初使用的姓氏，据文献记载为佟。明朝人和李氏朝鲜人都留下了许多有关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珍贵史料。如茅瑞征说：“奴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傅国说：“万历戊午夏四月，故龙虎将军建酋佟奴儿哈赤初发难，袭我抚顺关，陷之。”张鼐说：“奴之祖曰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佥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日奴儿哈齐，速儿哈齐。”曾经见过努尔哈赤的朝鲜主簿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从佛阿拉回国后，记努尔哈赤祖父名为“佟交清哈”，还说努尔啥赤自称佟姓。努尔哈赤在其致朝鲜国王的回帖中，也自称为“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在努尔哈赤家族早已改为爱新觉罗氏以后的十八世纪末，朝鲜史家李肯翊还坚持努尔哈赤佟姓之说。因此，可以肯定爱新觉罗氏早期本以“佟”为姓。

努尔啥赤之“佟”姓如何而来？这要从他19岁结婚时说起，他的结发妻子（元妃）是佟佳氏。佟佳氏之父为辽东巨富塔木巴彦，汉译为“佟巴彦”，努尔哈赤入赘佟家，遂随妻姓佟。此外，他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提高声誉，也需要强调猛哥帖木儿家族的血统。猛哥帖木儿家族既以佟（童）为姓，那么与努尔哈赤既用“佟”姓又用“觉罗”，这是什么原因呢？“觉罗氏”就是金代的“交鲁氏”。努尔哈赤又以觉罗为姓，根据之一是他表彰功臣时多次赐姓觉罗。其继承人皇太极亦如此。另据乾隆上谕亦有“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之语。据《金史》载， “夹谷曰仝”，仝者，同也，即夹谷汉姓曰仝，同同，同、童、佟三者音同，因此，有的史书译全为童或佟。郑天挺先生说：“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书与《龙飞御天歌》时代相若，所据皆当时记录，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这说得很清楚明了。努尔哈赤一会自称“佟”姓，一会又自称“觉罗”，原来是同一个姓氏。“觉罗”系以居住地而得姓，汉译角落，引申为故里老家之意。后来由于日久年深，氏族繁衍和迁徒，于是形成了人口众多的觉罗氏族。

在努尔哈赤后期，“觉罗”的涵义又发生了变化，即由代表爱新觉罗整个家族而转为特指这个家族的旁系，即疏族——塔克世堂兄弟的后裔。于是，“觉罗”就从姓氏变成了身份地位的代称。姓爱新觉罗的人，就分成了皇家嫡系（直系黄带子〕即宗室和旁系即觉罗（红带子）。自努尔哈赤始，其宗室用爱新觉罗这个姓达300余年。满族使用姓氏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因此，在官方文献中极少见到“爱新觉罗”这个字样。

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为什么有取姓为“金”、“肇”等汉姓的呢？有说，“爱新觉罗”汉译为肇姓， “爱新”汉译为肇，因此猛哥帖本儿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肇者，起始者也。又说，“爱新”汉译也为“金”，“爱新觉罗”即“金姓”，清朝皇室贵族和金代统治者出于同一部族。上二说法都是因为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而产生的。其实，早在清朝初年顺治追封肇祖原皇帝之前，早已使用“爱新觉罗”姓氏，这点皇太极加以否认：“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可努尔哈赤为巩固以其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统治，强化其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独尊地位，在觉罗前面加“爱新”，“以示其异”，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姓氏“爱新觉罗”。其余的觉罗氏则于前俱加土“民”字，构成了“民党罗”，其族属众则以地名为氏，以与爱新觉罗氏相区别，于是，爱新觉罗氏即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成了“国姓”。这样， “爱新觉罗”就不应认同为“肇”姓、“金”姓、“金之遗族”等意思，而应是“金子般尊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觉罗族”的意思。这也是神女吞朱果诞育努尔哈赤家族这一神话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反复强调自己的始祖为上天所生（君权神授）的基本依据。

爱新觉罗氏家族按血统亲疏分为宗室与觉罗，“以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系黄带，六祖（其余的）子孙俱称觉罗，系红带，以别之。”另有获罪而未除氏者，系紫带子。爱新觉罗家族在有清一代享有特权，因此，无人愿舍弃其姓氏。直至清亡后，族人则皆冠以汉字单姓，只宗室支，仍姓爱新觉罗，但“宗室与人私生子，则不入属籍，赐姓口觉罗禅，犹言非正支也。”

爱新觉罗姓氏400余年的演变，首先表现在－名字的汉化上，如福临、玄晔、乾隆等名，即已汉化。据史载：乾隆“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道光丁亥，钦定续拟‘溥毓恒启’四字。咸丰丁巳，又钦定续‘焘闿增祺’四字，均见谕旨。”取名已经汉化，但“爱新觉罗”这个姓依然不变。

辛亥革命以后，爱新觉罗氏族成员，除极其个别的，多冠以汉字单姓。起冠汉字姓规律为：一、以满语意思冠以汉字。爱新，汉译为“金子”，即以“金”字为姓，如清末肃亲王善耆之女金璧辉、清高宗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七世孙金启孮。另如金寄水等。二、以名为氏。清末以后，以父祖名字得姓者，有汤、英、祝、荣、永、万、成等。如新宾支迁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几个分支，“溥”字辈的汤武涉之子孙，即以“汤”字为姓至今。汤武涉生有五子，为“毓”字辈，长子汤毓琮，次子汤毓琰，三子汤毓琢，四子汤毓瑁，五子汤毓睁。他们的子女则为汤伟刚、汤洋、汤巍（女）、汤伟红（女）、汤伟玉（女）、汤隽东、汤隽王嬴。汤伟刚之子，即汤武涉之曾孙，为汤灵岳。溥哲后改名为洪哲，其子孙即以“洪”为姓。沈阳的肇凤来（毓字辈）之侄肇恒增，据其父辈名之首字而改肇姓“凤”。恒增同辈亦有用“恒”为姓的。三、以“肇”（或赵）为姓。居于新宾的爱新觉罗氏除上述冠以“汤、洪”等姓氏者外，绝大多数冠以肇姓，乃缘因肇祖猛哥帖木儿。但索长阿一支之后裔则没有冠以“赵”姓。其他地方爱新觉罗氏有冠“赵”姓者，如努尔哈赤第十三子赖穆布之后裔在20世纪40年代改姓肇（或赵）为金，辽宁省北镇县赖公堡一带赖穆布的后裔也以金、赵为姓。美术学家爱新觉罗·溥仙，又名赵师兴。四、将爱新觉罗简化为“罗”，并以之为姓。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即是。五、原姓不变。极少数爱新党罗氏之人仍然使用原姓，如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爱新觉罗·毓（上品下山）等。一些地方的爱新觉罗氏，也有冠以其他姓氏的，但都不忘其爱新觉罗的旧姓。如居于北京等地的爱新觉罗氏冠以金、罗等姓，居于辽阳的冠以海姓，居于沈阳的冠以肇、德、洪、凤、恒、铁、毓、涛等姓，新宾这支除冠以肇姓外，还有冠以依、罗姓的。

爱新觉罗氏字辈问题。《爱新觉罗宗谱》自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以下24代世系，自18世以后改汉字姓“肇”。可在《宗谱》中既没出现“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又没出现汉字“肇”姓，这是满洲个氏族修谱的共同特点，即姓、名不连写。爱新觉罗氏字辈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近几年来，一些书刊杂志上刊登的爱新觉罗氏的字辈多是不正确的，原因都是以《玉牒摘要》《肇白山世代要则》序中的《肇白山百字派》来作为爱新觉罗氏字辈的。此字辈中只有“胤弘永增祺”是爱新觉罗氏字辈，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民字辈。

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阁（错字，应该为“闿”）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字辈。

正确的爱新觉罗氏字辈应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这14个字辈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玉牒》上所定的字辈序和字辈数。爱新觉罗氏宗谱从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续修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是由爱新觉罗氏宗族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官光绪三十二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而成，并改《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即“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至此，爱新觉罗氏字辈为：觉、塔、努、皇、福、玄（这是肇氏宗族自认的字辈首六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爱新觉罗宗谱·己册》世系中所记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三子索长阿的后裔。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为清前宁公台六贝勒之一，住河咯噶善城，此城位于永陵镇后沟罗家堡子后的台地上，距赫图阿拉城9公里，为清前六祖城之一。索长阿有5子，为努尔哈赤的伯、叔。此5子在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的过程中，参与了阻止和加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史料对绰奇塔和龙敦二人的活动记述，尤为详细。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李成梁部下杀害与古勒城后，年轻的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征讨仇人尼堪外兰，这在爱新觉罗宗族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宗族中五祖子孙在龙敦的煽动下，听信明朝边臣的传言和威胁，“皆归尼堪外兰”，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势力。在五祖子孙中，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成为宗族中反对努尔哈赤的核心人物。以龙敦力代表的族人千方百计地阻挠瓦解努力哈赤的势力，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颇多。明“万历十二年初！王祖之子龙敦…¨唆萨木占口：‘尔妹见在我家，汝可与我谋杀噶哈善（努尔哈赤妹夫）’”。萨木占听其言，带领族人遮杀于路。太祖闻之，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往者。太祖带数人往寻之，族叔尼玛兰城主棱敦止之曰： “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受其害”。当努尔哈赤率部欲攻取兆佳城时，龙敦亦暗中遣人将此密告兆佳城主李岱，致使努尔哈赤劳师往返，一事无成。龙敦又频繁地策划刺杀努尔哈赤，五祖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使努尔哈赤寝卧不安，每“睡到半夜，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令后故意如厕，太祖紧随，以后之体蔽己身，潜伏于烟突侧。”竟致利用妻子的身体掩护自己，以防族人的刺杀。甚至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仍惧怕其势力，不敢杀掉，以免族人以此为口实，兴兵问罪，而以窃牛名释之。此时努尔哈赤是何等的艰难。

刺杀努尔哈赤不成，索长阿的第三子绰奇塔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佳和觉善三人同谋，“纠合哈达国万汗兵，以浑河部兆佳城主李岱为向导，劫掠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

索长阿的子孙在努尔哈赤创业时，全力地阻止遏制其势力的崛起，在分化宗族势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当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挥师西逆时，其宗族，包括索长阿的子孙们又在其率领下奋力冲杀，为建立清王朝树立了汗马功劳，其后人被赐“红带子”。

满族肇氏，经《宗谱》与史料相互印证，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的兄长德世库的后裔，原为觉罗，后被革退，系紫带子，沿用祖姓觉尔察氏，其家中存有《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在谱序及奏折中都有其先世居呼兰哈达山下觉尔察地方的记载，并“因以为氏”。该氏的先世与努尔哈赤所居毗邻，称努尔哈赤为兄。当觉尔察氏的先世在努尔哈赤起兵后因故受到努尔哈赤的处罚，“抽了红带子，降为陈满洲”时，德世库的后代！尚以觉尔察为姓氏。此足证，努尔哈赤宗族此时尚没有以爱新觉罗为姓氏。

对改用汉字“肇”为姓的满族人，《兴京县志》载：“肇氏即爱新觉罗氏”。此记有错。在有清一代，同为六祖之一的德世库和索长阿二人之后裔，前者为觉尔察氏，后者为爱新觉罗氏，非皆为爱新觉罗氏。

综上，清朝发祥地新宾的《爱新觉罗宗谱》，虽远不如爱新觉罗氏宗室《玉牒》完整全面，但它全面书录了索长阿的后裔世系，并佐证了《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爱新觉罗氏宗族内部的纷争，揭示了清前努尔哈赤创业的艰难和蹉跎生涯。《爱新觉罗宗谱》和《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两部民间谱书，无疑是研究清前努尔哈赤家族发展的两部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满族社会发展史的民间资料。

一般采用宋体或者楷体字；

如果家族有名人，可以采用家族中名人的字体；

华文行楷也是一种字体；

采用隶书的也比较多；

这个一般由家族长老级别的人物来确定；

以上是常见的家谱封面的字体。

《赵氏家乘》（报本堂）由原山阳县委书记兼山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陕西省政协商洛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赵嘉真（原名赵家政）于2002年主编，淡蓝色封皮，大32开本，横版，双面印刷，共计62页，出资铅印40册，分由十九世兄弟和外地同辈保存。内容由序、世系与世谱、赵嘉真记、后记及祖宗神位图组成，重点是世系与世谱。

赵氏本族先人明朝从甘肃天水到陕西蓝田定居，清朝乾隆后期第十一代传人赵益作官吏未返蓝田，定居商州南秦川全学底村。全学底村全姓人迁至上秦川（现金陵寺镇全湾村），赵、崔、苏、罗四姓人居住该村，将全学底村更名为四合村。先辈来商后生三子，后人分别称报本堂、思孝堂、追远堂，先辈来商时带一随从也随居同村，亦姓赵。1950年所需家谱记载，世字辈为第十八代传人。此次报本堂家谱从第十三代开始，记到第二十一代，共承继200余年。报本堂后人住在村中后塬；思孝堂后人住在村中药铺周围，十八代有赵绳武、赵信民、赵绳志等，一分支迁居闫村镇，后人有赵永山等，一分支迁居三岔河镇泥峪川；追远堂后人住村中楼门涧，十八代有赵希礼、赵希胜、赵宝来等，一分支迁居杨斜镇松云寺村，后人有赵忠理、赵益善、赵庆善、赵志荣等；同行后人住村中后塬，十六代有赵积春、赵尚学、赵升子等，一分支迁居金陵寺李家村、赵圪崂村，后人有赵天赐、赵立仁、赵立善、赵吉安、赵养林等。

四合村赵氏家族秉承耕读传家、尊老爱幼、克勤克俭、谦和为贵的家风，人才不少。清代赵景铭，增生，承父廷翊之传授，精通医学。凡所诊治，着手成春。知州胡启虞患失血症，其妻症瘕，年久不愈，廷先生诊，药到病除。当时有“功同和缓”之誉。民国赵积德、赵积聚、赵炳彦、赵寿瞻、赵天赐、赵高禀、赵明义、赵尔凯、赵子玺等也较有名气。解放后，当工人，做教师、医生、行政管理人员较多。获工程师、农艺师等专业职称数十人。赵学文在国外工作，副厅级领导有赵嘉真，县团级领导有赵承训、赵希礼、赵亚特、赵升志、赵信民、赵希斌、赵志荣等。

赵氏祠堂位于村东北角老井前，修筑于清朝中后期，有小戏楼一座，占地亩余，庭院呈长方形，可容纳全族人坐席就餐。大殿三间，坐南向北，砖墙瓦顶，五脊六兽、棂门格窗。祠堂内存有满间立挂锦簇一幅，布制家谱一卷，平时存在方圆两根长木盒内，悬放在祖先楼顶上。本族制有花轿两辆，锣鼓一套，存放在祠堂里。清光绪年间受维新变法影响，本村在赵家祠堂办小学，解放后，锦簇家谱损失。1960年祠堂被村委会拆除，用作修建本村水轮泵房。1950年赵蒲善成头将本族在杨斜麻池河会湾村三十亩山林出售，用此款在赵积时场内修公碾房三间，所余资金由赵世英、赵世贤负责续成家谱。1952年土改时，从赵世雄家被迫交出家谱烧毁，可惜可叹 ！

恰逢改革开放，盛世重修家谱，既承袭中华民族文化习惯，寻根问祖，记家族繁衍；又体现时代特点，男女均录，写婚育状况，出生年代，文化程度，从业情况，居住地址，书为社会做公益事业的人和事，追述逝者的死亡原因等。有益于团结友爱，化解矛盾，联谊交往，对外开放，反映社情，褒扬仁人，教化后代，启迪成才，反映遗传，促进健康长寿。记叙力求简明扼要，真实可靠，繁简得宜，图表结合，使人一目了然。

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福建龙岩，原本偏远荒芜。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辗转落脚到了那里。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他们将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夯打，建起这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大大小小的土楼。一座又一座，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团结互助，自给自足。

永定县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那栋四四方方的“庆福楼”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这一座规模不算大，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却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庆福楼”高高的门槛，穿过楼前的晒坪，踏著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背着行囊下南洋。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他的脚步，曾经彷徨过吗？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次子，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尚在幼年。或许，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又或许，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他也不会担忧太多。更何况，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他根本没想过违背，或者迟疑。

于是曾祖父就走了，一去整整十年。在南洋，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家乡，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大脚，奉养长辈，管束一双幼子？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家乡的老人们只还记得，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且为人忠厚仗义，深得族人信任。因此十年后返乡之时，他带回了自己的积蓄，也带回了同乡们交给他的财物。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和小媳妇们送出去，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押运钱物返回。直到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路上实在不太平，曾祖父才不再远行，留在土楼里领著子侄耕读持家。

1929年，我曾祖父母的幼女，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当其时，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军事要冲，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

周围人心惶惶，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怀揣著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1931年，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广州大埔求学。

而在家乡，绑票、暗杀、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匪患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我家。据我小姑婆回忆，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人给“庆福楼”送来一封信，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索要三百银元赎金。苏家无力偿付，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因为这位苏大**，正是为我祖父订下，而未曾过门的媳妇。

曾祖父如数缴付了银元，赎出苏大**并将她接回了“庆福楼”。可怜这位年轻弱女子被劫持到深山里，数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已经病骨支离，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

我家无辜地人财两失，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提出让他家二**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祖父见信后回复道，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

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见金家五**与我祖父年貌相当，便出面保了这个媒。金家五**上过新学，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便是我的祖母。

1936年，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我祖母容颜端丽，态度斯文，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一时间“庆福楼”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祖孙子媳大团圆，那是“庆福楼”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家父这一年大约五、六岁光景，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只是觉得新奇有趣，更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假期结束，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兄妹也相随而去。不久，我叔公书源又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庆福楼”就冷清了，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我的小姑婆。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在彼处成亲、生儿育女，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一路烧杀抢掠。历史的动荡颠簸里，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在广西境内柳州、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期间我的二叔、小叔、小姑姑相继出生，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解放初期，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开袜厂的一位乡亲，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在永定的老家，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嫁入巫家，离开了“庆福楼”，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五十年代中期，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从此，“庆福楼”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傍著青山绿野，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

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其间捉襟见肘之处，不难想见。

家父在广州，大学毕业之前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被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劳动改造”。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蒙我外祖父通达，两人于1967年成婚。

我出生之前数月，曾祖母谢世，安葬于桂林。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在那个年代里竟奢侈得无法实现。到我两岁，家母也被下放，我则被留在桂林，跟着祖父母长大。

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以及一本翠绿色封皮的《江氏家谱》。他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永溪”。因为按照家谱上的排行，我是江氏的“永”字辈，因为家乡永定的老屋前有条小河，叫“南溪”。

从小，地理就念不好。尤其是各地物产，地形特征什么的，简直束手无策。可是对于“永定”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名及其位置，一下子就记住了，每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找到。

祖父说，永定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配上五花肉，无论炒炖蒸煮都香甜鲜美；他指著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永春”，是书源叔公的长孙，我的堂兄；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眼睛嘴巴都会动，还分生旦净丑……南溪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飘忽，如一种相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心头平稳地，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流动。

可不知为什么，祖父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老屋”，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房舍”的东西都大不一样，后来要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份子的独特建筑。

想来“乡愁”之於游子，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家”，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可供反复咀嚼回味。至于“家”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是茅屋还是“世界物质遗产”，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家父与众位叔叔、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彼时我面临初中升学考试，不能请长假随行。祖父见到了小姑婆一家，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祖父说，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却不能不回去，人人如此，这也是老规矩。

上初二那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是我陪侍在侧，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交通并不便利。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此后，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如此我考完高中，又要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祖父过世之后，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我和老家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

直到1999年，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他说出一句话，语气非常慈爱温和，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孩子，我是你的叔公。”

——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

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9年随军撤往台北，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找到我的时候，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

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杂志，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指点着封面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老家，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还以为是核反应堆，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随后，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

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水尾楼”，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老家从模糊迷离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脱出来，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山依楼旁，水过楼前，家在楼中。水因山而添灵秀，山因楼而增雄浑，楼因人而有了灵魂。

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越来越近了。

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春，我收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活动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立刻决定要回去。

终于回来了。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终于回来了。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铺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万松叔。万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踏上去，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刹那，我呀地叫出声来，焦急的心随即妥贴：啊，该在的都在这儿等我，多好。

其实从来没见过，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一步步走近，“庆福楼”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庆由善积，福自天申”。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庆福，庆福，是吉庆有余，福祚绵长吗，是吗？是吗？当土楼落成之日，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是怎样的心情？简简单单的“庆福”二字里，包含著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怎样深厚的祝福？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恒怅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

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郁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在碑前为我祝祷：“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我俯伏祭拜，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常听人说，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注重教育，都坚忍、勤奋而刻苦。然而，犹太人是没有根的，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美丽、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根深而叶茂，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归依。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血脉就此重新相连。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源源不断，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生生不息。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将不会消散。

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后来，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

客家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於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里的。栉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

你是做公司资料，还是投标资料，封面有很多种，内页也有很多种。如果你是做公司资料或是投标资料的精装本我可以提供以下几种，仅供参考。

一种是：书的封面可用PP合成背胶纸、PP合成不背胶纸，写真相纸。这封面需要请设计员设计出来，然后再用写真机喷打出来，这样的封面如果做一本的话，成本会很高，但是这样的优点是封面亮度高、清晰、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出自己的风格封面来。

二是：到文具店去买装订图书的封面，这样的封面已经有了颜色成形的缺点。但是也可以做书的封面，这样的成本较便宜。你说的内页可以用普通一点的打印纸或复印纸了。如果再漂亮的话，可以插一些彩色复印纸（注意这个不是随便插入的，有某程某节分类是可以插入，只是起到一个副封面的效果否则会出现整体混乱的效果。

何斯年：形容长远的年代，旧时多用于祝国运绵长。适用于男孩取名字。出自《诗经•大雅•下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

姓名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件珍贵礼物，这是一件几百上千元的高档玩具无可比拟的礼物，这是一件使用时间最长、使用频率最高、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礼物!一个好名字不仅代表了父母对孩子深深的爱意，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美好的愿望、虔诚的祝福，而且确能影响孩子一生，让孩子受益终生。祝你早日为宝宝取得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