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昼锦堂”系列之五

　　天下文章，莫大于斯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起用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并为谏官，吕夷简、夏竦罢相，着手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国子监直讲石介喜形于色，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歌颂盛事是我的职责，怎能不作诗以贺）！”于是，石介效法韩愈《元和圣德颂》而赋《庆历圣德颂》，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并直斥夏竦，言辞激烈。

　　此诗一出，政坛震动。此时，韩琦、范仲淹尚在由西北赶赴东京的途中，闻之大惊。《范文正公年谱》云：“（范）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石介，字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

　　之后，夏竦真的成了“庆历新政”至关紧要的掘墓人。

　　庆历五年（1045年）初，“庆历新政”宣告流产，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遭遇清算，“一时尽逐”。

　　欧阳修诚惶诚恐，再次重复石介的故事，他上疏仁宗：“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滕子京），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急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诬矣。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君子、小人之议，败坏着改革。

　　范仲淹贬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也播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活跃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中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神宗御撰墓碑誉其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韩琦大度文言文翻译及注释是如何呢本文是我整理的韩琦大度文言文翻译及注释资料，仅供参考。

韩琦大度文言文原文

　韩琦大度

　韩魏公①在大名日，有人献玉盏二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公以百金答③之，尤为宝玩。乃开醇④召漕使⑤显官，特设一卓⑥，覆以绣衣，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酌酒⑦，遍劝坐客。俄为吏将⑧误触台倒，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宽大重厚如此。

韩琦大度文言文注释

　①韩魏公：韩琦，北宋名臣。

　②答：答谢。

　④醇：味道浓厚的美酒。

　⑤漕使：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

　⑥卓：同“桌”。

　⑦且将用之酌酒：并准备用它来进酒。

　⑧吏将：指差役人员中的统领。

　⑨俱：都

　10劝酒：敬酒

　11物破亦有时：东西总有坏的时候。[1]

　12坏冢：破败的坟墓。

　13时数:一定的时间和气数。

　14遽(jù):急忙。

　15解：懂得。

韩琦大度文言文翻译

　韩琦管理北都，(他的)表兄弟有中献给他一只玉杯，说是耕地的人进入在修的坟墓得到的，(玉杯)从里到外没有一丝斑点，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他(弟)，特别视为珍宝(很喜欢)。于是打开好酒召集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和显要官员，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用绣着花纹的台布覆盖着，把玉杯放在上面，并准备用它来进(饮)酒，不一会被一个武官不慎碰倒了桌子，玉杯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武官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不慌不乱，笑着对那武官说：“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武官说：“你是不小心触翻了桌子，不是故意的，你又有什么罪”韩琦的度量宽大就是这样。

韩琦大度人物简介

　崭露头角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

　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兵败遭贬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庆历新政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治军有方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宣仁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国华韩琦父子与泉州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泉。韩国华“性纯直，有时誉”。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韩国华第六子，生于泉州郡舍。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进士，历官至宰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执政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韩琦出生于泉州，泉州人引以为荣。他在泉州留下有忠献堂、生韩古庙、韩忠令、忠献祠，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连理生韩琦等遗迹和传说故事。

　韩琦七十二墓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诗文成就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琦后裔

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就是一封求见的书信，本义意在谒见。为何不迳直提出，却要从大谈“为文”的见解入手。

这叫“言此意彼”的手法。“养气”除读书外，当寻访“天下奇闻壮观”；而得见太尉“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这样求见韩太尉之意就自然地表露出来了。

根据清代文人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观，以激发其志气，却以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作文养气，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绝妙奇文。

另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沈惠乐所述：苏辙不像李白这样直白张扬了。他声东击西委婉曲折地向韩太尉求请，达到了目的。所以，应该有见才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