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科论文和理科论文的联系与区别

　　经常听人说，理科论文难写；文科论文好写，文科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文科中（我且以中文系为例），语言觉得他们和数学类似，语言的传播和流行病的传播，大致可以用同一个公式概括，所以瞧不起文学；文学中，古典文学又觉得自己历史最长，是国学的主干，瞧不起历史短的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觉得我们是母语文学，瞧不起不可能对国外有那么了解的外国文学，如此种种，都是误解。

　　什么是研究？我们首先应该把研究的性质和意义弄清楚。所谓研究，都不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什么，而是在前人理论或实验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的真理性、客观性向前推进一步的工作。我们的研究，都只是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是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的接力运动。

　　有人以为，理科研究不用翻阅前人的文献资料，有实验室就行了；其实，在进实验之前和进实验室之后，理科对文献资料的依赖，和文科具有同一性，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文科论文，要在大量调查和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说花“好看还是不好看”的，并不是文科论文（有人误解这就是文科论文了）；文科论文应该研究花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是这种颜色的”。譬如枫叶，到秋天颜色渐渐变红。枫叶为什么到秋天颜色变红呢？这和花青素有什么关系？花青素变化，与土壤、气候、温度有什么关系？文学研究，是一种追问的研究。不仅应该和历史、哲学不分家，也应该和地理、天文、生物、环境等科学交叉起来。

　　其实，许多研究都有一条潜在的“研究链”，譬如，我们从“化学”这条道路出发，从“无机化学”走到“有机化学”；再从“有机化学”走到“生命科学”，此时，人和人脑，便是“生命科学”的核心，而人脑产生的“意识”，又是“生命科学”中最奇特、最珍贵，其复杂性可与地球和外宇宙媲美的神奇事物；而在人的“意识”中，“文学”又是其中最鲜丽的花朵之一；研究“文学”，就是研究人类特有的“意识花朵”，不仅很有意思，而且，也与“无机化学”在同一条“研究链”上，从这角度说，文科、理科，是分工不同的研究。

　　文科论文和理科论文，就科学性说，应该是一样的。真正研究出来的论文，都应该有很强的客观性。

　　二、写作文科论文的原则与方法

　　写作论文，特别是写作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态度，也是方法。

　　王运熙老师对我们说，以前郭绍虞先生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他这么大的学问，他也只写他所熟悉的诗文部分。不写小说、戏曲。后来周扬一定要求他写，他写一点，就请专治小说、戏曲的赵景深先生看一点，最后请赵先生把关，才敢拿出去。

　　实事求是还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上，文学研究因为有“人”在，有“情”在，就容易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崇拜对象”，正确的态度，应该把研究对象看是“调查对象”和“解剖对象”。

古代诗人、作家经常受到贬谪，我们采取的态度，经常是站在诗人作家一边，因为喜欢他的诗歌或文学作品，就以为该诗人是受了诬陷，非常同情。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当时的法律来看问题。要区分受诬陷打击和确实是犯了经济或其它错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譬如对苏东坡的经济问题，辛弃疾的经济问题和对下级过于粗暴的问题。譬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写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确有贪污问题才贬到巴陵郡的，范仲淹的文章，有为他说好话的意思等等，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是一种传统的理性精神。乾嘉学派的研究者，为了探求真理，有时甚至会批评自己父亲的文章，说：“家大人之说非也。”这种精神，是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首要条件。

实事求是研究，必然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他的研究，是“即山铸铜”式的，即是从深山开采矿石，提炼精铜，以备铸造鼎彝或钱币之用。这句话被不少学者引用，清代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把他们的研究归结成一句话：即后人的研究，绕不开他们的成果。因为他们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是“二王”不被人忘记和他们自豪的原因。后人前进，必定要在他们的基础上起步，这样，事业才会趋新，研究才有价值。

　　我们是后之来者，应该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由此开创新气象，拓展新局面。除了像乾嘉学派那样重视材料，认真细密、实事求是的方法和风格（由此派生出日本的“京都学派”）以外，我们还要注入新的思路和新的时代精神。程千帆先生说过：学术也像体育，也有记录；作为学者，不仅要打破前人的“学术记录”，创造“新的学术记录”；还要打破自己创造的学术记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既要身体力行，培养研究生时，要积火传薪，金针度人。

　　理科的论文往往是世界性的。文科的论文，也应该是世界性的。随着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意识形态、心理特点、文化方式上互相渗透融合，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财富都在迅速世界化，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早已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故当今之世，要把过去视为国粹的中国文学研究，放在“汉字文化圈”的平台和世界汉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这种开放型的研究，和理科精神是共通的。

　　三、写作论文前，先问几个为什么

　　对一篇论文，先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第一，你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第二，你这篇论文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三，对这个问题，你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得可靠不可靠？第四，你写这篇论文的意义在哪里？

　　笔者多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或论文评奖，以上几点，都是评委评审优秀论文的标准和要问的问题。

　　写一篇文科论文，就像做一道几何题；已知什么？求证什么？已知条件是你收集来的文献材料，你的结论就是论文要证明的问题。做几何题时，要有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论；推理要符合逻辑，得出的结论要可靠。因此，每一篇合格的文科论文至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其然”（该事物是怎么样的）；二是“其所以然”（为什么是这样的）；三是这篇文章意义何在？要很明确。

　　四、文科论文的选题

在复旦大学时，我的导师王运熙教授反复对我们说，写好一篇文科论文（这里以中文系为例），第一步是选题。题目选好了，论文就成功了一半。

　　论文的题目，有大小之分；有宏观、微观之分；有生、熟之分。作为初学，我对研究生的希望是，题目先小一点，微观一点，生一点；以小见大，先微观，后宏观。

　　题目有很多类型，如作家、作品研究；某种文学思潮的研究；某一作家群体、文学集团的研究；某一体裁、题材、主题、类型的研究；专书研究；某一文论范畴、概念、术语以及意象的研究；比较研究（有影响比较或无影响比较）；跨学科交叉研究（如历史与文学、地理与文学、天文与文学、文字学与文学、语言学与文学、哲学美学与文学等等）。

　　选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定，自己擅长什么，有人擅长文献考证，有人擅长理论分析，选题时有所侧重，才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把论文写好。

题目的来源，可以是导师上课，你突然有了心得，产生灵感。最好的方法是划定一个范围读书，在阅读中积累心得，做成读书札记，然后整理札记，写成论文。写的时候，不是全面展开写，而是写自己的见解。凡是别人说过的，别人写过的，就不必再写。立题的技巧也不能忽视，要把你论文中的思想，最精彩的观点放在论文题目里，表述的时候要新颖，要陌生化，让人看了眼睛一亮。

　　五、文科论文收集资料的方法

写好一篇文科论文，收集材料很关键。有人收集材料很容易，有人收集资料很困难，什么原因？问题出在会不会使用工具书？有没有学会在网上查找各种资料？

工具书分好几类：如版本学、目录学、如书目解题、年谱综录、论文目录索引、类书、方志、家谱等等；网上有各种书籍、期刊。文科的期刊网，学校图书馆基本上都买了，你可以上学校图书馆网连接，找你要的资料。

　　收集材料也有学问：收集材料时，不能单一收集某种材料，而要注意材料之间的“联系”。要注意某作家此作品与彼作品、不同体裁作品间的联系；注意一个作家与其它作家的联系，同时代尤要注意朋友、师生、亲戚等关系；如收集白居易的材料，也要注意元稹的材料；研究谢灵运的时候，同样要注意颜延年的材料；研究苏轼，更要看看他们父子兄弟的材料；要注意作品与同时代评论之间的材料；要将作品和当时的理论互相参读；将文、史、哲互相参读；将地下出土的材料与纸质的文献材料相参读。注意作家、作品与当时社会、时代风气、当时审美意识的联系；注意时代横的联系和历史纵的联系。如与前后时代作家、作品和理论的联系。

　　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论文写得单薄，没有厚度和深刻性，就是因为你在收集材料的时候，没有注意以上几种联系。

　　六、要建立自己材料的“根据地”

　　真正做学问的人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还有一个诀窍，即建立自己材料的根据地。前人的体会是熟读一种书，你的许多学问都和那一本书有关，随时可以回到那一本书里去，找你要的材料。

　　陈寅恪虽然搏通中西典籍，但最熟悉的还是新旧《唐书》。他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与新旧《唐书》有关；直到陈晚年双目失明，写文章，做学问的时候，还经常对女儿说，某段话在两《唐书》中那一段，叫女儿帮他校对。

　　扬树达熟读《汉书》，他就以《汉书》为根据地做学问。写了《论语疏证》（汉人对《论语》的看法），《婚俗考》（汉人婚嫁习俗）等。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侄儿杨伯峻，也从杨树达的读书方法中得到启发。做了《论语译著》、《孟子译著》等系列著作。

　　熟读的书，不必是僻书，可以是常见的书。但要处于学问要路津上的书，或历史，或哲学，或文学，最好是材料信息丰富，又文、史、哲结合的书。所以，余嘉锡说：“要读常见的书。” 西方谚语说：“要注意对一本读得很深的人。”

　　七、对材料要正确读解

　　对收集来的材料，要正确读解，要注意它是否可靠。这就要注意查前人补正的书。二十五史、《四库全书》，都有补正、辨伪的专书，后者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国外材料也一样，譬如，黑格尔的美学固然是权威，但是在德国，辩证、补充黑格尔书中错误的著作，也成了经典；读黑格尔，要了解这一情况，并读一读辩证的书。当然，有可能这些书还是德文，还没有翻译过来。再如美国理论家韦涅克"沃伦写过《文学原理》，里面有几处错误，他在第二本著作《诗学》里已经作了订正，你如果不注意他的《诗学》，就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诗学》尚未翻译，要看英文原版才行，所以，文科学术研究也是艰难的工作。有些人看外国文艺理论只看译本，看中国古典也只看白话文翻译就进行比较研究，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有条件的同学，应该尽可能地看原版书，至少核对原版原文。

　　八、创新思维加文献实证

　　写好一篇论文，第一种功夫是努力发现新材料，尽可能让新材料说话；第二种功夫是运用新思维，让常见的材料说话，让旧材料出新观点。发掘新材料，靠文献学功底；在常见材料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靠创新思维；这是新与旧的辩证法。文科论文在用文献学的方法收集材料的同时，还要学习新理论，特别是国外的哲学、美学等等。二十世纪王国维用尼采、叔本华的理论研究中国词学，发明地下发掘与典籍记载互证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以诗证史”和“以史证诗”，都是创新思维和文献实证的典范。最近，有人用荣格的原型理论研究曹植的《洛神赋》，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研究《孔雀东南飞》，都获得了成功。

　　九、写作的语言和技术性问题

　　写作的方法，尤其初写论文，先立个提纲，再分段论证；为求清晰，每段文末可以用几句话小结一下，归纳一下；一篇论文完成后，最后再用几句话总结一下，就像实验完毕填好数据、报表，让人看起来眉目清楚，主题突出。

　　论文的语言，可以风格多样，什么样的语言都可以。但要简洁、明白、晓畅，“达”而已。“达”就是“语言到位”，“语言到位”其实是写作中一种很高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

写科学论文，追求的应该是论文的逻辑意义，在文字上不必作过分的修饰；有文采当然好，但不要以文害意；最忌把简单的道理用很“深”的语言说得人们看不懂。

　　论文的引文要可靠，要规范；要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如果用了第二手材料，一定要核对第一手原文，要符合学术规范。

最后的注释要注意“十大要素”：（1）时代或国别；（2）作者；（3）译者；（4）书刊名称；（5）卷次；（6）章节；（7）出版地点；（8）出版单位；（9）出版时间；（10）页码。

由此你知道，写好一篇文科论文，其实与理科在实验室里得出结论一样难。尽管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方法、手段有所不同，文科不进实验室，理科要进实验室，但社会也是文科的大实验室，因为文科和社会科学是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在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一点上，文科、立刻、工科都是一致的。最后论文的写作，都是试验报告和研究的结果，是对前人的总结，更是新的开拓，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对获取的知识进一步升华，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

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卜筮，擅诗赋，是游仙诗的祖师。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西晋末为宣城太守殷祐参军，晋元帝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后为王敦记室参军，以卜筮不吉阻敦谋反，被杀，后追赠弘农太守，北宋时被追封为闻喜伯。

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长于赋文，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曾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葬经》作注，传于世，明人有辑本《郭弘农集》。[2]

丘延翰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闻喜人。

相传其堪舆术授自白鹤仙人。唐玄宗开元中，星气为异，朝廷患之，遗使断其山。究其实，则丘翰所作之山也，捕之弗得，诏原其罪，乃诣阙，进图经三卷（天机书），自撰《理气心印》。玄宗爵以亚父，乃以金匮玉函藏其书。

杨筠松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名益，别号亦玄，世称‘救贫先生’。著《疑龙经》、《撼龙经》、《一粒粟》、《天元乌兔经》　《风水对联》自然山水好风水 ，天地乾坤良云天；横批：风生水起,据杨筠松国师记载，大门张贴此对联风水好。

廖瑀

廖瑀(943--1018年)，著名堪舆家。派名克纯，字伯禹，号平庵居士，又号金精山人，故后世称其为廖金精。宁都县黄陂镇黄陂村人。远世居河南，先祖廖崇德于唐贞观庚子任虔化(今宁都)县令，遂落籍虔化，为廖氏始祖。瑀即崇德之十世孙，也是迁黄陂始祖廖銮之四世孙。世孙，黄陂廖姓始祖銮之四世孙。

瑀天赋聪敏，博学强记；好奇幻之术，谙天文地理。年十五，通五经，乡人称廖五经。宋初，以茂异荐，不第，于是潜心研究祖父廖三传、父廖通之堪舆术，即继承杨筠松与仆都监所授之术。曾师事德兴吴景鸾。一生专为人卜地建房筑坟寻找“风水宝地”，足迹遍及赣、闽、粤。曾为饶州许氏卜宅，对主人说：“日后贵府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许氏一裔孙考中进士，授赣州知府，回忆廖瑀遗言，遂派人致祭并为瑀立碑记。

瑀在其父辞世时，年仅十二，中年时，精堪舆术，遂将其父骸骨迁葬大墓岭人形，复将其父之骸骨迁葬福建宁热水狮形。瑀从此未回黄陂，隐居金精山，专心著述。殁于宋天禧二年，寿七十六岁。葬本里雷坑金钗形右股穴（墓无存）。子二，长千五郎，次千八郎，均迁福建，故宁都已无瑀之嫡裔。

瑀将其术传二子，均迁福建，其术亦传福建；又传其三第克谦之子十九郎（讳邦），迁兴国山寮，其术亦传兴国；还传德兴高徒傅伯通与邹宽。

瑀著有《怀玉经》、《扒沙经》、《入式歌》、《金精鳌极》、《地理泄天机》、《葬法新印》等行世。

省、府、州、县志均载瑀虔化（今宁都）人，对照家谱记载无讹，独《中国人名大辞典》载瑀雩都籍，有误。

曾文迪

曾文迪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为江西雩都县人，父曾求己（号公安，著青囊序）。文迪于经纬、黄庭、内景之书，无所不究，而地理尤精，粱·贞明 年间（915年―920年），游至袁州府万载县（江西庐陵），爱其县北西山之丘，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及卒，葬其地。后其徒在豫章（江西南昌）忽见之，骇然而归，启其坟墓视之，乃空棺也。人以为尸解。著《寻龙记》、《阴阳问答》。

刘江东

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杨公弟子，江西雩都县上牢人，子刘颖（次子），婿谭文谟，皆世世相传。据《地理枢要》云；（唐国师筠松于焉祖岩授之，曾、刘诸子焚香发誓，地坐、面乾，相愿不语，书地作图，图毕，相舆礼拜而退，当时文迪契其旨。江东既退，又从而质诸，然后尽得其义。）世传有《画荚图》乃刘公子、婿之后代所著，又有《金函经》为雩都谭宽（字仲简，号敦素）著，又传《倒杖法》为杨公所授。

司马头陀

相传为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其生平不详，《地理人子须知》引用诸名家堪舆书目，载《司马头陀水法》云：（司仙著荆门州马仙观，有台基尚存，即其成道之所也）。《消遣集地理辨证补》载有（玄关同窍歌）。江西通志谓其名曦，唐时人。

何令通

我国南唐南唐国师，著名的堪舆大师，名何溥，赐号（紫霞），庐江郡 唐代益昌县令何易於第五代孙子，其祖从庐江迁居河南颍阴县（今属漯河市）；因得罪皇帝遭贬至海宁县县令，今（休宁县）县令，晚年隐居安徽婺源， 精堪舆术，著《灵城精义》，修道精灵，用心火自灼而化身。其书分两卷；上卷论形气，下卷论理气。

吴景峦

宋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字仲祥，德兴人（江西省），父授青囊术于陈搏。庆历间诏选阴阳者，郡学举景峦。入京，入对称旨，授司天监正。未几，以上（牛头山山陵议状）奏言过直；有（坤风侧射，厄当国毋。离宫坎水直流，祸应至尊下殿）之语，上不悦，下狱。寻以帝晏驾遇救。后徽、钦二帝北狩，卒果如其言。后弃仕途，修真于天门西岸，曰《云山洞》，著有《理气心印》、《吴公解义》、《玄机赋》《玄空秘旨》。

无着禅师

我国元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福建泉州人（今福建省晋江县），俗姓王名卓，字立如，少读书，既取科名，因天下汹汹，遂无仕志，畅游天下名山大川，登匡庐，遇一道者传兵法、阵图、六甲、入门之书，舆青囊、理气等书，其师卒，适英雄四起，禅师以所学试用，不料所从非人，几遭厄难，遂变姓名，遁入空门，自思（既际其时，不能显名于天下，此身终无归着），因自号（无着）。后遍证古今名墓，考验人家休咎，不数年而通神理，历三十馀年，只葬七十二穴，终老于四明无量庵。著《地理索隐》、《金口诀》、《神火精》。其中《地理索隐》一书，由于传抄本甚多，故内容、名称、作者皆有大同小异。

目讲师

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沈氏玄空字载：（目讲为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世传有《目讲金口诀》、《平地元言》。友谅兵败，遂出家为僧，本为宜兴储氏之子。

冷谦

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地理正宗有《归厚录》题（作者失名，明冷谦启敬氏注），后被叶九升删去，改为己注。亦有认为是蒋大鸿著。

蒋平

我国明末清初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字大鸿（亡于1645年）生平好玄空之法，是游扶桑上宫时，得无极真人所授。无极真人，号中阳子，真正姓名不详。大鸿自谓“仆之得传，有诀无书”、“天侓有禁，不得妄传，苟非忠信廉洁之人，未许传与一二。著有《地理辨正注》、《水龙经》五卷、《八极神枢注》一卷、《归厚录》、《玉函真义》（又名《天元歌》）、 《古镜歌》、《醒心歌》。授徒张仲馨、骆士鹏、吕相烈、姜垚、胡泰徵、毕世持等。其门人姜垚（会稽人，字汝臬，号尧章，著《从师随笔》、《青囊奥语注》、《平砂玉尺辨伪歌》、张仲馨（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人，孝廉）、骆士鹏（今江苏丹徒县人，考廉）、吕相烈（山阴人，文学，因求蒋大鸿为卜母坟，而与蒋定交，其再从叔吕师濂，弟洪烈亦从之。）、武陵胡泰徵、毕世持（淄川人、解元）、姚恒洪、王济善、李衡等人。著《地理辨正》、《古镜歌》、《天元五歌》、《天元馀义》等书。朱之翰考华亭县志，谓《归厚录》乃蒋大鸿所著。

马泰青

我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安徽桐城人，名清鹗。道光丁未于京师遇李振宇（乐亭人），执弟子礼，得玄空真传。著《三元地理辨惑》问答一百则。内中有《地理十不葬》堪为地师箴规，自号《洒洒落落布衣》。

沈绍勋

我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浙江钱塘人，字竹礽，道光二十九年生。三岁而孤，十三岁杭州城被贼破，母投井死，先生被贼执，后得英将华尔拯救，待之甚厚，收为养子。同治十二年，二十六岁，与其姻兄胡伯安（字增戊，馀姚人）之江苏无锡访章仲山后裔，居数月，不肯轻汧泄一字，许以重金，得借观仲仙所著《宅断》，尽一日夜之力，与胡伯安抄竣，穷年苦思终不得解，后研易始豁然贯通。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月卒，年五十八。有二子，门人甚多，著有《沈氏玄空学四种》、《沈氏地理辨正抉要》、《周易易解》、《周易示儿录》、《说卦录要》、《周易说馀》、《钱塘沈氏数典录》、《钱塘沈氏家乘》、《留直存牍》、《自得斋杂著》、《泰西操法》、《地雷图说》、。子祖孙著《周易孟氏学补遗》、《周易孟工学补遣》、《孟氏易学授考》。

章仲山

我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玄空六大派之无常派著名宗师，名甫，江苏无锡人，号‘无心道人’，道光元年著《地理辨正直解》、道光三年著《玄空秘旨注》，其他尚有《心眼指要》、《天元五歌阐义》、《阴阳二宅录验》等书。生卒年月不详，待考。

曾正平

我国清朝末年著名的堪舆大师，字广圣,赣州府兴国县人，生卒年月不详，授吴万寿、林地水，林授曾德火。

孔昭苏

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堪舆大师，光绪三十年，字圣裔，号昨非，广东五华县人。曾先后赴粤、桂、苏、平津，从三合、三元、玄空大卦等地理师二十馀人，后得无常派之薪传口授，著《孔氏玄空宝鉴》、《阳宅秘旨》、《选择秘要》、《天元乌兔经直解》、《易学阐微》。自谓（余未习蒋氏真传之玄空大卦前，曾先后从师六人，虚心研究张氏《地理辨正疏》，计抄有《辨正秘诀》、《辨正真解》、《辨正透解》、《辨正探原》、《辨正三十六诀》等六种秘本。惟施之于实验， 则有准验者，不过十之二、三耳。忖思吾人研究理气之目的，求其有验，有验者则真，无验者则伪。《辨正疏》之盘理，既得三失五，其非蒋公真传，则毫无疑义，乃不惜重资以及跋涉之劳，再访明师，求授玄空真诀，后得无常派之心传口授后，果然证实张氏辨正疏，尽牵强附会，曲解蒋公之传注，无怪其谬语百出，误尽苍生。故又著《孔氏易盘易解》一书，使学者容易了解其诀法，以便与蒋氏真传之玄空大卦，作一较研究，而免受遵易盘之地师所蒙混。孔师于民国七十年阳历九月逝世于台湾小桃园中。

列[列，读音作liè(ㄌㄧㄝ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远古炎帝神农氏之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炎帝的世系，据典籍《礼记·祭法》中疏引《春秋命历序》记载：“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在典籍《易·系辞》中疏引《帝王世系》记载：“神农氏在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误用，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当然，传八代而历五百二十年，是值得怀疑的。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为德王，故日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这与前述的二说有不同，厉山、姜水和鲁，系西、南、东三个不同方位，表明炎帝族经历过长期、大幅度的迁移。在史籍《吕氏春秋·慎势览》中记载，“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这可能比较接近史实。

如此，则所谓“凡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另外，在史籍《万姓统谱》所载的世系与《帝王世系》大致相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这说明，黄帝系继炎帝氏统一天下，其所取代的是炎帝族的不肖子孙。

在史籍《汉书·律历志》中记载：“神农氏”号炎帝，又日魁隗氏，又日连山氏，又日烈山氏“。因此，神农氏一族可能是自帝柱(稷)或帝魁起称炎帝，以后沿袭递嬗的氏族首领，皆称为“炎帝”。

最著名的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其在位一百四十年(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一百二十年。炎帝逝世后，葬于湖南茶陵(今湖南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八十年(公元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六十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公元前2936～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公元前2887～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四十八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四十二年(公元前2794～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五十五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于轩辕即黄帝。黄帝姓有熊氏(所谓榆罔弟困辕，只是表明炎帝、黄帝二族本是兄弟胞族，或有婚姻、血缘关系的两个部族)。

第九世，名器，榆罔之子。

第十世，名祝融，器之子；卒葬衡山(今湖南衡山)。

第十一世，名术器，祝融之子。

第十二世，名勾龙，术器之子。

第十三世，名共工。

第十五世，名伯夷，著名贤人，佐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即吕氏得姓之始。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吕尚即其后裔。

神农氏后裔繁衍发展，支族甚多，在商、周时期，分建很多国家(方国)。自古以来，大多传说神农氏之子嗣中，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等。

列氏，当为姜姓炎帝神农氏的嫡传子嗣。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公族列宗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路史》中记载：“列姓，出列宗氏，楚公族，望出荥阳。郑有隐者列御寇，著书八篇，号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圄寇、国寇，为战国初期的郑国人，是著名战国前期的道家代表人物。

相传，列子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在史籍《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

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主张清静无为。史籍《吕氏春秋》中记载：“子列子贵虚”。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著有《列子》八卷。

列子的后裔子孙，以先祖名号为姓氏，称列氏，史称列氏正宗。

第三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拔列氏部落，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

五胡十六国时期至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有拔列氏部落。

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汉化改革政策，将氏族部落姓氏拔列氏，多改为汉姓梁氏，这在《魏书·官氏志》中有记载：“拔列氏后改为梁氏”，亦有取谐音汉字为姓氏者，称巴氏、列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女真族，出自宋、辽、金国时期的女真族女奚列氏部落，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

金国时期的女真族部落，有女奚列氏，亦称女奚烈氏，与前面所介绍的烈氏为同宗同源，其在辽国时期称为“敌烈氏”。女奚列氏部落是一个庞大的部落家族，人口众多，势力强大，在金国时期出政为官者、执旗掌军者不在少数。

在元朝时期，女奚列氏被称为“亦气烈氏”。

到明朝初期，女奚列氏的两个主要分支开始改称为“钮祜禄氏”、“赫舍里氏”，后在清朝中、后期开始，主要汉化姓氏分别为郎氏、何氏，亦有取谐音汉姓为烈氏、列氏者。

二历史名人：

列　子：(生卒年待考)，名寇，又名御寇、圄寇、国寇；郑国人。著名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

列子的生活时代与郑缪公(即郑穆公姬兰，公元前649～前606年)基本是同一时期。

相传他曾向关尹子问道，拜壶丘子为师，后来又先后师事老商氏和支伯高子，得到他们的真传，而友伯昏无人。修道九年之后，他就能御风而行。在史籍《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

列子之学本于黄帝、老子为宗，主张清静无为。史籍《吕氏春秋》中记载：“子列子贵虚”。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认为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曾因为穷困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恢问老师：“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回答：“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

著名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艺文志·道家》部分记录有《列子》八卷，可惜早已散佚。今本《列子》八篇，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从其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来看，可能是晋人所作，是东晋人搜集有关的古代资料编成的，由晋朝学者张湛注释并作序。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极其重要的典籍。传为列子所著，所著年代大体在春秋战国时代。

《列子》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其中有人们熟悉的“愚公移山”、“亡呋者”、“歧路亡羊”等。

在《列子》中的先秦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不乏十分有教益的文章，勘称至理名言。

如《列子学射》(《列子·说符》)、《纪昌学射》(《列子·汤问》)和《薛谭学讴》(《列子·汤问》)三个故事分别告诉人们：在学习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满足了。

又如《承蜩犹掇》(《列子·黄帝》)告诉人们，曲背老人捕蝉的如神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还有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列子·汤问》)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对于列子的学说，东汉史学家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在典籍《尔雅·释诂》中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评论：“子列子贵虚”。在典籍《战国策·韩策》中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在《列子·序》中论述：“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有旧本二十篇，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去其重复，存者八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有“刘向说……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句，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或同时代其它人整理的八篇。但不知何时已佚失。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

学者杨伯竣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武义内雄、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

有学者认为，《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

第二， 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

第三，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

单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两朝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张湛集纂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

关于鲁迅的名和字，几种“权威”的说法，都显得有点混乱。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鲁迅生平著译年表》正文第一句称：“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去读书，在那里的一位叔祖另行给他取名树人，但原名樟寿并不废除。因而《年表》中那句文字应为：“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后又名树人。”1981年出版的四卷本《鲁迅年谱》中称：“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表述得比《鲁迅全集》清楚，但“改名树人”应为“又名树人”。全集和年谱中的“改名”的说法，可能源自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是鲁迅之弟，又是有学问的学者，可他在鲁迅的名、字的说法上也显得混乱。他说：鲁迅的“‘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是不对的。”后“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才改名为周树人”。因“一个本家叔祖”，“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周作人说清楚了鲁迅的“名”和“字”的来历，但有两点说得不准确：一、豫才是“字”不是“号”。中国汉族人常常一生下来，长辈给他取“名”和“字”，如屈原《离骚》所说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而“号”，是“名”、“字”以外的称谓，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鲁迅的号是：“戛剑生”“戎马书生”“会稽山下之平民”等等。周作人在这里把“字”和“号”混为一谈了。二、那位叔祖是另取了“树人”之名，不是改“樟寿”为“树人”，“樟寿”没有废弃。同样，那位叔祖也给他取名为“作人”，并没有废弃原名“櫆寿”。所以不应说是“改名”，而应是“又名”，或“另取名”。

　　树人、作人之名，虽为叔祖在南京所取，但为兄弟俩所喜欢，以后一生就以此名行世。三弟出生时，祖父取名为松寿，字乔峰。1903年暑期，树人、作人各自从日本、南京回家度假，商议给松寿另行取名为“侃人”。侃人是刚直、和善、安稳之人。但“侃”读起来拗口，后改为“建人”，取“创始者”和“立业者”之意。后来，绍兴三“人”各有成就，名行天下。

　　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起公开发表文章，很少署名为“周豫才”的。1912年离开绍兴时，在报上刊出《周豫才告白》，这不能视为在作品上署名。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离家避居日本人开设的旅店“花园庄”时，为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书录钱起《归雁》诗，落款署周豫才，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上，署名“周树人”的也不多，但有一些，如1903年出版的《中国矿产志》，署名周树人。由“周树人”延伸出来的署名，有1903年发表的《斯巴达之魂》，署“自树”；1912年在报上发表《军界痛言》，署名“树”；1913年写的《<嵇康集>跋》，署名“周树”，等等。

　　鲁迅给母亲写信，一概署“男树人”、“男树”。现存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均署“兄树人”、“兄树”或“树人”、“树”。鲁迅给蔡元培写信，概署“晚周树人”、“后学周树人”或“周树人”。鲁迅给朋友写信，署“树人”或“树”最多的，是许寿裳。可见他与许寿裳亲如家人。鲁迅给本家前辈如周心梅，给早年老同学老同事如陈子英、邵文熔、陶冶公等人写信，概用“树人”。现存鲁迅早年给胡适的信，多署“树”或“树人”，以示尊重和友好。鲁迅晚年给沈雁冰、胡风写信，常用“树人”，可见其间亲密友好的程度。1930年9月20日鲁迅给曹靖华的第一封信，署“周豫才”，也是鲁迅给人写信第一次署“周豫才”，此后鲁迅给曹靖华写信多用“豫才”或“豫”。在此之前，鲁迅给“未名社人”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写信大都署“鲁迅”或“迅”；在此之后，给他们及“后未名社人”王冶秋写信，常署名“豫才”“豫”乃至“树人”“树”。这说明鲁迅对曹靖华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和未名社人有了进一步的亲密和情谊。鲁迅后来给萧三、王志之、姚克、叶紫、萧军、萧红、金肇野、孟十还、徐懋庸等曾关系较密切的人写信，也常署“豫才”“豫”。

　　现存鲁迅全集的书信，绝大部分署名鲁迅。除“鲁迅”这个笔名外，有些书信还署别的笔名。1932年11月中旬，鲁迅赴北平探母病。许寿裳到上海鲁迅寓，问及北新书局《小猪八戒》案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版税收入。许广平即驰书告鲁迅。鲁迅为老朋友的关爱甚为心感，即致信许寿裳，署名“令飞”。“令飞”是留学东京时，鲁迅为许寿裳所编《浙江潮》写稿用的笔名，这是重温早年的旧情。以后鲁迅几次去信，都署“令飞”或“飞”，有一次还署“索士”，也是东京时期的笔名。自1933年1月起，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起初署名皆为“何家干”或“干”。后发现“何家干”已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是谁，只得换用新的笔名，但给黎烈文寄稿时，附信仍用“干”或“家干”署名。附信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署上老笔名，则彼此心照，反映了编者和作者融洽的情意。

　　鲁迅有时也用化名。1936年8月8日致王正朔信，署为“周玉才”。王正朔和堂弟王正今，当时在河南南阳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经人介绍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刻拓片。他们知道鲁迅的身份，所以鲁迅给他们的信保存了下来。鲁迅化名“周玉才”与他们联系，彼此都感到方便。有人或许会说：鲁迅可以化名为“周玉才”，是不是也会化名为“预才”？因为当初《天觉报》上的一幅画就署名“预才”。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真是《天觉报》创刊邀鲁迅祝贺，鲁迅就应在画上署自己的“名”或“字”，刊载出来，才能使报纸增光；如果署个化名，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我一直觉得，那幅画上署“预才祝”，如不是冒用“豫才”出了错，当另有一位预才先生在。

　　辑佚家、藏书家、研究专家要做鉴定、辨伪的工作，就得充分掌握著作家们的名、字、号、化名和种种笔名。这虽是雕虫小技，里面也有学问，该坐的冷板凳还是得坐。

　肯定不在麻阳。据载，吴三桂死后，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今衡阳）。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吴三桂的真正埋葬地点，史书是没有结论，也不可能有结论，因为清朝是不可能放过他的，谋反大罪是要挫骨扬灰的

　　康熙二十年十月,昆明终被攻破。清军入城后,全力寻找吴三桂墓,结果均系伪墓。后来得一消息:吴三桂已被火化,骨灰匣藏在安福园石桥水底下。果然在桥下找到骨匣,即刻送往北京。康熙帝不辨真伪,即命将“逆贼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示众。

　　近年考古界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马家寨发现了一处墓地，称是吴三桂和陈圆圆等人的墓葬，但是真实性有待考证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