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家谱传记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由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时代绘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家谱传记书店等实体与《个人出书网》、《 家族文化网》等网站组成，机构致力于“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姓氏文化”的应用开发与社会传播，提供“定制出书、采编创作、家谱编修、 家族文化堂设计制作、家谱传记写作培训、姓氏文化寻根游学”等特色文化服务。专业编修家史家谱、家谱制作、定制出书（个人传记、文集 、回忆录、专著），50本起印。

编修家史家谱、族谱，祖宗根脉传承是家族的大事，华夏文明根脉传承更是国家的大事。北京家谱传记机构自2008年10月至今，我们为全 国各地客户定制出版家谱传记近六千种，开办了全国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姓氏讲座与修谱培训。央视、凤凰卫视、新华电讯、环球日 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均有专题报道。中华文明讲究敬祖归宗，没有家族祠堂与祖宗牌位的城市居室只是寄身客舍，不是灵魂家园，这就是传统 节日城市移民大返乡、导致交通大拥堵的根源所在！怎样在城市新家接续家族文化根脉呢？借鉴客家祠堂文化经验，结合城市居民单家独居的 现实情况，我们设计了新式“家族文化堂”。家族文化堂设在我们城市居室的书房或客厅：上方是以户主名字命名的“某某某家族文化堂”牌 匾；中间是以“祖宗中堂、家族谱系、字派家训、亲戚图表”等组成“家族文化墙”；下端是以“人物传记、家史画册、家谱族谱”等组成的 “传世家书组合柜”；其它牌位香案自行配置。“家族文化堂”聚合了家族文化的传家宝典，让我们在城市新家也能祭祖、查谱、孝亲、教子 ，真正实现在第二故乡的安居乐业。作为专业的家史家谱族谱编修制作公司，具有丰富的家谱族谱制作经验，可根据家族的实际情况，选择最 合适的家谱族谱表现形式，将您家族的血脉很好的传承。鉴古知今、继往开来，顺应时下寻根怀旧文化热，我们开办了“姓氏文化讲座与寻根 旅游学习班”，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姓宗亲学员聚集一堂，听本姓学者讲祖宗传奇与文化精华；然后一起踏上寻根旅程，瞻仰祖庭家庙、祭奠 族姓先人，追寻先辈遗迹、体味迁播甘苦，查阅老谱古籍、摘抄族规家训，拜访宗亲名人、借鉴成功经验等。以旅游学习的形式，寓教于乐， 从根文化的深处吸收祖脉营养、培育人文情怀与家族自信，利国利家，不亦乐乎！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可以为您提供最专业的家谱资料的收集、 设计、印刷等服务。

除了专业编修家史家谱，打造家族文华堂，我们还提供个人定制出书，出版个人传记、文集或回忆录。根据作品内容及作者需求决定出版 形式，可以选择无书号出版、国内丛书号出版、单书单号出版、或香港书号出版，1-50本起印，为作者提供广泛选择，使您花合适的钱，达到 最满意的效果。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还自主开发了百家姓寻根文化书院系列项目，市场前景广阔，规模巨大，名标青史，名利双收，欢迎有投资华夏根脉文 化兴趣的企业家来我公司考察合作。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服务项目如下：

一、专业编修家史家谱，设计家谱，印刷家谱，经验丰富。

二、个人文集：文化作品、戏剧、影视、游记、个人随笔，个人博客、作文集或专著、或结集，有书号、无书号皆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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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机构办公地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

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

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v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v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

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d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d就成了署名撰者。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V《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

其史料来自一是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

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

《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

《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

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认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

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

据《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祐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

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

欧阳修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偏见，故《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玄奘、一行在《新唐书》中无任何只言片语，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风采 。韩通因反对“陈桥兵变”，《新唐书》无立传。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新唐书》虽列有《兵志》，却很空疏，例如《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不明，于史实亦不符。

《新唐书》大量采用笔记、小说 ，形成不少错误，《直斋书录解题》卷四批评《新唐书》“拾取小说私记，则皆附著无弃”，“徒繁无补”。王观国《学林》卷五“霓裳羽衣曲”说：“盖《国史补》虽唐人小说，然其记事多不实，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缀入诸列传，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误类如此也。”

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本纪〉、〈列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唐书》则删削得索然无味。

今年清明节，山下蒋氏后裔蒋敢干，在金华古子城旧书市场找到光绪六年（1880）山下蒋氏宗谱，并回乡祭祖禀告。他认为，山下蒋氏始迁祖来自墩头。购得此本宗谱后，他更加认定了自己这种说法。

据他介绍，2012年，梅江镇山下村重修家谱时遇到重重困难，一是老谱遗失。只好拿墩头等地蒋氏宗谱参考。二是众说纷纭。山下蒋氏始迁祖是谁？从何而来，有不少说法。

今年4月2日，兰溪市文史研究员刘鑫在新浪博客中发文道——

查得梅江镇山下村宗谱。该宗谱名为《山下蒋氏宗谱》，主修：蒋绍土。编纂：蒋祖福、蒋绍主。宗族堂名：光宇堂。版本为民国己卯年（1939年）光宇堂重修木活字本。本谱始修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此为第十四次修，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三世，排行字为：智。共四卷，计四册，为线装本。

卷目内容：卷一：序、凡例、家规、领谱序号、文集、行传、赞、记、景诗；卷二：阳宅图、祠堂图、祠记、坟图、祀产、议据；卷三：外纪系图、本纪系图；卷四：世系图。

始祖为周代周公第三子伯龄封蒋地，为蒋国公。 始迁祖为蒋干(应为顶乾公，本人整理者注)，明洪武年间（1368——1398）由浦江菊花源上园迁居九都山下村（今兰溪市梅江镇团结行政村山下自然村）。

排行字：礼义信荣华 满福宁贤盛 瑞元亨利贞 忠存推智仁 学品完璧美 作求珠园功 感听需积庆 立新寿世绵 。

珍贵史料：《蒋氏大宗统叙》由端明殿大学士苏轼撰。

昨晚，我看到的2012年版的宗谱中，还增添了宁波奉化蒋氏的内容。奉化蒋氏与山下蒋氏两支，远祖有亲密关系，就是函亭侯蒋澄与镇湖侯蒋曜（耀，又名辉）是亲兄弟。澄排行第九，曜排行第四。

陈水河整理于2018622中午

三国名将关羽的爷爷和爸爸是谁？他妻子姓什么？他有两三个儿子吗？关平到底是他亲生的还是养子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为史学界和民间所怀疑。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关氏宗谱》，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有。但是这些答案可信吗？邓州惊现清代关族谱。

香港《大公报》的一则新闻在网上迅速传播：河南省邓州市沟林镇官员关刘存发现《关家谱》，详细记录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从山西迁居邓州的历史。

据介绍，该家谱修复于清朝乾隆五十二年，至今已有六十余代。家谱以“义”和“诚”为主线，高度赞扬关云长的封建道德。它在大量的文章中记录了关云长的故事，以及皇帝的印章，大臣的铭文和家庭繁殖序列。

家谱涉及关家族的繁衍、迁徙与分布、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生平事迹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据《序》年的记载，关家族的后裔是在夏朝大夫掌管龙帝之后传入中国的。由解州入徐，由徐迁邓。

正如报告所说，一些历史学家和人们长期以来怀疑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解答。比如三国名将关羽的祖父和父亲是谁？他妻子姓什么？他有两三个儿子吗？关平是他的亲生儿子还是养子9月3日，记者来到邓州，见到了保存在邓州市档案馆的关家谱。

邓州市档案局对这份家谱保管得非常严密，从记者的求证过程中可以看出。记者提交了自己的记者证、身份证和介绍信。在层层询问工作人员后，允许他查阅，但仍不允许他对内容拍照。“这是规矩。石主任多次提醒我们，检查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邓州市档案局副局长张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

家谱是木刻印刷的，用棉纸做的，贴在桑纸上。长36厘米，宽23厘米，共103页。基本保存完好。根据工作人员的建议，记者获悉，相比之前报道中关于该族谱应更早编修的说法，该族谱的序言和正文均表明该族谱应于康熙二十三年编修，后被后人延续。

其实这个家谱早在1988年就被官方发现了，只是当时没有被媒体曝光。但登州关后代保存的过程和官方发现这个谱的过程却是传奇的。

被误认为是“卫生纸”，有几页被撕掉了。

61岁的刘殿新刚刚从邓州市档案局退休。作为登州关家谱的官方发现者之一，他对这份家谱发现过程的描述就像是一个传奇故事。

早在1988年，《南洋日报》就有报道，在邓州市构林镇官刘村发现了关的家谱。这个族谱被称为“奇书”。从此，刘殿新开始关注这本“奇书”。

1992年2月11日，大年初一，沟林镇档案员刘殿新、李和另一知情人郭朝石，在当时的村干部刘殿秀陪同下，骑自行车到《关家家谱》的收藏者关敬堂家。

接待他们的是关锦棠的儿子关广洲。关说，他父亲去邻村走亲戚。就在刘殿新等人说话的时候，官营村小组的干部赶到了。刘殿新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本《关家谱》危在旦夕：

关的家谱由他的祖父关喜贵保管。关喜贵在私塾读书，低调，偶尔会把这本旧书从阴暗的角落拿出来看一会儿。一天，当他正在读书时，他的邻居有急事要他出去。巧的是，此时他的小孙子刚腹泻完，而他不识字的媳妇正在找东西给宝宝擦屁股。她看到书上的薄纸不错，就一张一张地撕。关喜贵回来后，很伤心。还好她媳妇把封底和封底都撕了。关喜贵后来说：“一边是祖宗，一边是孙子。这本书真是承前启后”

听完这个故事，屋子里十几个人商量着交换条件和移交家谱档案的善后措施。管村的后人关心的是：交给档案馆保存有什么好处。刘殿新说，至少比住在家里好。比如可以存放在铁皮柜里，可以防鼠防火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达成共识：《关家谱》交给档案馆保存，是为了提供更好的保存环境，保证村里的人以后能及时利用。随后，家谱保存在档案中。

系谱“答案”的疑问[S2/]

记者在考察中发现，《族谱》以较大的篇幅记录了关羽的生平事迹、入徐的缘由以及关羽军事成就的大致情况，还收录了一系列历代尤其是清朝的封号以及关子孙的封号。

家谱的文字是竖排的，每次提到皇帝和圣人都用“高举”新一行表示尊敬。从书中可以看出，族谱流传于今许昌，康熙二十三年修复。据家谱记载，登州关的后代是关羽的次子关兴。

年关羽的生活以及各种古籍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没有关于他的长辈和妻子的记录，也很少提到他的儿子。家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些文献的说法：关羽的祖父关羽查阅《汉医功德史书》，其父关彝“葬于井里，后人建塔以示。”据族谱记载，关羽的妻子是“胡氏”，但没有写明姓名。据刘殿新分析，在古代，男尊女卑，家谱里没有名字很正常。他说，这一记录也证实了以前一些文件中关于关羽夫人姓胡的说法。

关羽有几个儿子？公元年有关羽儿子关平、关兴的记载，但没有第三子关索。很多历史学家和民间人士都认为历史上的没什么好问的。如果有，为什么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把他们包括进去？另外，在《三国志》年，关平被写成关羽的养子，说关平本来就是关定的儿子。因为关定提倡关羽做人，就把儿子关平送给了他。所以关是不是关羽的亲生儿子是有争议的。

明言：“汉寿亭侯玉生三子。”也就是说，族谱告诉我们关羽有三个儿子，关平、关兴、关索都是他自己的。刘殿新认为，编家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实记载，一种是怕不尊重人，未必标明是否属于自己。

昨日，记者采访了家住许昌的关羽第59世孙关志杰。他说，现存的《清同治八年襄城县关家谱》也记载“汉寿生三子”。“古人特别注重血缘关系，历代宗谱都很严格。为了尊重人，几乎不可能录下来。”

有人问，康熙时代远不是“三国”时代。当时家谱的依据是什么？刘殿新指出，族谱中明确指出夏朝大夫关龙的祖先，之前没有考证，但序言中又有注解，说是《三国志》年，说明明代及之前有《三国演义》年，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关志杰还说，常识

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登州族谱》年间，更是出现了“尊刘轻曹”的倾向。曹操的形象是乱世奸诈，舞台奸诈。邓州《明代关氏宗谱》记载曹操在《关氏宗谱》的五卷本中没有使用任何修饰词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刘殿新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族谱在编修上是相当公正的，这也说明族谱的可信度很高。

对于家谱中没有“尊刘贬曹”的问题，国内三大文化研究专家、许昌县原文协会会长石友仁认为，除了正义之外，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家谱学家可能认为曹操学识渊博，有担当。

“某种程度上，曹操创造了关羽。关羽在许昌的时候，曹操待他很好，因为曹操识人，善于履职。正是曹操的伯乐才能，让关羽在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曹颖地位凸显。”无论是历史、民间传说还是文学，关羽在斩断阎良、解决白马之围之前，都只是一个有名的骁勇武将。他一点也不优秀。如果曹操没有保住这个机会，将来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名声。据石老师说，关羽的辉煌几乎从他辞官那一刻就达到了顶峰，这也是曹操精心安排的局面。——收天下伟人，志存高远。关羽把曹送给刘，曹操把他送到灞桥，没有伤害他。他虽然失去了关羽，却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心。

大约300年前，我的祖先搬到了邓州。

目前，官营村人口约有350个姓氏。关羽后人为何迁居邓州？家谱里没有详细记载。70岁的关光友说，据前辈说，他好像是300多年前来到邓州种水稻的。邓州的土地肥沃，适合耕种，所以他留了下来。

邓州关氏族谱收录了历代尤其是清代的一系列封号。官营村的村民谈起关公的辉煌，都显得很自豪。在村子的南面，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亭。关羽的第63代孙子告诉记者，直到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都会来这里烧香祭祖。为什么是晚上？他说邓州南部的习俗是上午晴，下午和晚上多云，已故长辈的追悼会在下午或晚上举行，不能乱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小卫被石友仁誉为“中国关羽研究第一人”。昨日，胡先生告诉记者，崇拜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也是唐宋以来中国民族融合、文化演进、社会发展最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标志。

历史上有无数关公的称号。如北宋崇宁元年，封其为钟。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题“独力降魔，神威远佛望圣帝”。到了清代，对关公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顺治九年，清世祖国号“忠义关帝”；道光八年，清朝玄宗的年号是“忠义，仁于陵，忠于帝”。

但记者在邓州《三国演义》的续篇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七年禁止唱管峻的故事。”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了：雍正帝的前辈和后人都推崇，而且根据族谱记载，“雍正三年四月三日，三代皆诏”，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传唱管峻的故事呢？关营的村民说起这件事都一头雾水。

刘殿新、关志杰等人认为，这并不是说雍正帝不再仰慕关公，而是为了表示尊重和严肃，禁止唱歌。

家谱有待专家考证

采访中，石友仁、关志杰等人告诉记者，一些历史文献中出现了对关世系的考证，但很少有文献以“关家谱”的名义出现。关家谱在国内已有发现，有影响的有十余种。比如《关氏族谱》是清代同治的手稿。石友仁、关志杰等人表示，至少就目前河南省发现的几本关氏宗谱来看，如果真的在康熙二十三年复原，这将是河南省发现的最早的关氏宗谱，对关羽研究和三国文化肯定会有影响。

邓州市档案馆相关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邓州发现的关氏族谱还没有专家专门研究过，期待国内相关专家的研究来验证族谱中的“答案”。石友仁老师因病在家休养。但他告诉记者，如果身体和其他条件允许，他愿意研究邓州发现的关家谱。

关羽的家谱揭示了他的身世，蜀国大将关羽的后代从山西迁到了邓州。这份家谱印证了此前发现的一些文献的说法：关羽祖父的审判是“汉代谏官史书”。

三国名将关羽的爷爷和爸爸是谁？他妻子姓什么？他有两三个儿子吗？管平是亲生儿子还是养子历史故事网带你了解事情的真相。日前，邓州市爆出发现关氏家谱的消息。9月3日，记者在邓州市档案馆见到了这座建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尘封关氏家谱。以上问题几乎都有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可信吗？由于没有专家对邓州关氏家谱进行过研究，所以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目前发现的更早版本关氏家谱，肯定会对关羽和三国文化研究产生影响。

邓州发现于清朝关氏家谱年

8月底，一则香港大公报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河南省邓州市沟林镇官刘村发现一份关氏家谱，里面详细记录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的后代从山西迁居邓州的历史。

报道称，该家谱修复于清乾隆五十二年，至今已有六十年历史。整部族谱以“义”“诚”为主线，高度赞扬关云长的封建道德，大量记载了关云长的事迹，以及帝王印章、大臣祭祀的铭文和家族繁衍序列。

家谱涉及关家族的繁衍、迁徙、分布、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人物传记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据序记载，这支关氏子孙，承袭夏大夫关隆帝的祖先，经，由解州入许，由许都迁邓。

正如报告所言，一些在史学界和民间长期存疑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解答。比如三国名将关羽的爷爷和爸爸都是谁？他妻子姓什么？他有两三个儿子吗？关平是他的亲生儿子还是养子9月3日，本报记者前往邓州看到了这份关氏家谱，现由邓州市档案馆保管。

邓州市档案局对这个关氏家谱保管得很严密，从记者申请查阅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记者提交了自己的记者证、身份证、介绍信，被各级工作人员询问后才允许查阅，但仍不允许对文字拍照。“这是规定。师主任多次告诫我们，咨询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邓州市档案局副局长张遗憾地告诉记者。

这个家谱是木刻印刷的，用棉纸做的，贴在桑纸上。长36厘米，宽23厘米，103页，基本保存完好。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记者获悉，与此前报道中“清乾隆五十二年修缮”的说法相比，该族谱的编制时间应该更早。族谱的序文和正文表明，它应该是康熙二十三年编的，后人继续研究。

其实这个家谱早在1988年就被官方发现了，只是当时没有被媒体曝光。

邓州关后裔保存并正式发现该谱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

已经被误当“卫生纸”撕掉好几页了。

61岁的刘殿新刚刚从邓州市档案局科员的岗位上退休。作为邓州关氏家谱的官方发现者之一，他对发现这一光谱过程的描述就如同传说中的故事。

早在1988年，南阳日报报道在地名普查中发现了关氏家谱。它是在邓州市沟林镇官刘村自然村发现的。这个家谱被称为“精彩的书”

接待他们的是关敬堂的儿子关广洲。关周说他爸爸去邻村走亲戚了。就在刘殿新等人说话的时候，关颖村组的干部也到了。刘殿新从村干部的口中得知，这个关氏家谱遇险了：

被关广洲的爷爷关喜贵所救。关喜贵在私塾读书，低调，偶尔会把这本旧书从阴暗的角落拿出来翻一会儿。一天，当他正在读书时，他的邻居让他出去一趟，有急事。巧的是，此时他的小孙子刚腹泻完，他不识字的媳妇正在找东西给孩子擦屁股。看到书里的棉纸挺好的，她就拉了一张又一张。关喜贵回来，伤心欲绝。还好她媳妇撕的是封底和后面部分。关喜贵后来说：“一边是祖宗，一边是孙子。这本书真是‘承前启后’”

听完这个故事，房间里的十几个人就交换条件和如何处理关氏家谱留在档案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关村的后人关心的是：交给档案馆保存有什么好处？刘殿新说，至少比家里有好。比如可以存放在铁皮柜里，可以防鼠防火不一会儿就达成了共识：为了提供更好的存放环境，保证以后村民的及时使用，关氏家谱元放在档案室。随后，家谱被保存在档案中。

关羽是汉朝第二号官员？

记者在查阅过程中发现，族谱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关羽的简史、为何加入许以及关羽的军事成就。同时，它还包含了一系列的帝王称号，特别是关子孙的称号等。

这个家谱的文字是竖排的，所有提到皇帝和圣人的地方都用新的一行“高赞”标记，以示尊敬。从书中可以发现，该族谱在今天的许昌出版，是康熙二十三年由一个叫关的人修复的。家谱显示，邓州关氏后裔在关羽次子关兴之后。根据族谱记载，关羽的妻子是“胡氏”，但没有写明姓名。据刘殿新分析，在古代，男尊女卑，族谱上没有写明名字是很正常的。他说，这一记载也证实了以前一些文献中关于关羽夫人姓胡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