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岗村的李长明曾听爷爷说，家里人本来也姓许，后来因为李鸿章姓李，并且李鸿章的先人是从许家过继给李家的，因此爷爷的爷爷就将姓改成了李。当然，那时由许姓改为李姓的，并非李长明的先人一个；此外，也有一些李姓人家把姓改成了许。 李长明说，改来改去有些乱。他爷爷在去世的时候嘱咐他父亲要认祖归宗，以后的子孙要改回许姓。因此，李长明决定让孩子姓许。 村庄里有座古祠堂 在合肥市新站区磨店社区有一个叫「 ”许漕坊”的村庄，村子中央有一处古旧建筑。 李长明的孩子为啥要姓许，还要从这座古建筑说起。 在这栋古建筑的门口，写着肥东县文物保护单位：报恩祠（由于区划调整，目前这里已属于新站区）。「 ”这个祠堂是我们的许氏宗祠，叫报恩祠。”有村民说。 在祠堂一个最高的梁上刻着许多字，上面记录着这座祠堂修建的日期和修建人的姓名。站上去仔细辨认，能看到「 ”兵部尚书、太子太傅”「 ”李鸿章、李鹤章”等字样。 不错，这个古祠堂的出资者正是李鸿章和李鹤章。 「 ”从合肥市来看，这是目前规格最高的一座祠堂。出资建设者是李鸿章。”肥东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告诉记者，李鸿章将它命名为「 ”报恩祠”，并亲笔写下祠堂名。他说，该祠堂原为三进七开间，现为两进七开间。在清代，三开间或五开间是民间祠堂的规格，只有官至一定级别，才有资格修建七开间。 为何这俩姓李的要给姓许的建祠堂呢？姓许的又是何许高人？又有何恩要报？ 几个村的姓氏奥秘 和许漕坊村紧邻的村庄是李岗村和许庙村。这三个村庄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许漕坊和许庙村，自然是以许姓居多。而李岗村则是李姓居多。据许漕坊村的老人介绍，李家以前是磨豆腐的，而许家则是酿酒的，许与李经常一起赶集，卖酒、卖豆腐。散集后，两人一起吃茶喝酒，虽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 李家的豆腐生意越做越好，许家的酿酒日子却并不好过。 村里老人说，李请许去家中吃饭，用四个元宝垫桌子；而许回请李时，由于家中贫寒，无法用金银垫桌子，于是让四个儿子抬桌子，另两个儿子端菜。 然而李见此情此景却哭着说：「 ”我有钱又有何用，又无子嗣继承。”许则大方地说：「 ”我们俩是兄弟，我的儿子便是你的儿子。” 这个故事在今天的许漕坊、许庙和李岗村几乎人人都知道。 当然这个故事怎么看都像是杜撰出来的，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许家确实过继了一个孩子给李家当儿子。这个孩子叫李慎所，而李慎所的第八代子嗣便是著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的七世祖许稹所过继给李家后更名李慎所，侍奉李心庄夫妇至孝，后生有四子。之后，李氏家族人丁逐渐兴旺，支派增多。 到了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一代，这支李姓仍然兼祧李、许两姓。不过在李文安参加科举考试时，因不能以双姓报考，最终舍许从李。道光癸未年（1823年），李鸿章出生在合肥东乡，也就是后来的磨店乡。随着李文安中举，之后李鸿章大紫大红，李姓家族开始了飞黄腾达。 随着李鸿章的发达，在李鸿章出生地（现在的群治村）建起了「 ”李氏宗祠”。而在现在的许漕坊和许庙村，为了报答许姓祖先，光绪二年（1876年）由李鸿章及兄弟们出钱修建「 ”报恩祠”。三进七开间，整个祠堂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 曾引村民变换姓氏 曾任磨店乡群治小学校长的许高海告诉记者，村里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李鸿章母亲死后，慈禧了解到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觉得奇怪，询问李鸿章为何父母皆姓李？同姓结婚，这在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是不能被接受的。于是，李鸿章告知慈禧，自己姓许。于是又有好事者说，李鸿章曾一度想把自己的姓改回本来的「 ”许”姓，但最终由于名声在外，就没有改了。 但这之后发生的姓氏变化是李鸿章没有料想的。 首先，许多许姓在李鸿章出名后皆改成了李姓，并且修改了家谱，这使得姓李的人口激增。而有一些姓李的人则开始改姓许，尤其是一些李岗村以外的李姓人，纷纷改姓许。因为李鸿章本姓许，这样才能做真正的「 ”李鸿章族人”，和李鸿章扯上关系。 「 ”主要发生在李鸿章和李鸿章后面那一代人身上，李鸿章的家族辈份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而在许姓上，李鸿章又有许姓的辈份。所以整体上就比较混乱。”许高海介绍说，时人甚至对「 ”李氏宗祠”和「 ”许氏宗祠”都乱拜。 开始回归本源姓氏 对于许姓和李姓的故事，李长明当然耳熟能详。「 ”小时候就听爷爷说过许多次。”李长明告诉记者，他听爷爷说，家里人本来也姓许，后来就是因为李鸿章姓李，爷爷的爷爷就将自己的许姓改为了李姓。 前些年，无论是许姓还是李姓都在重修家谱，而李长明告诉记者，由于家中是从许姓改为李姓的，所以从辈份上来说就比较混乱。「 ”改革开放后，一位从香港来的李姓后人到村子里来认祖归宗，拜报恩祠。知道许多人改李姓后，这个老人家就对他父亲说，一定要让孩子改回来，不然真乱了。”李长明说，将孩子改为许姓，这也是家族里的意思。李长明的爷爷临死前，甚至对李长明的父亲说，还是要认祖归宗的，以后的子孙还是改回来吧。 「 ”现在我们许多许姓、李姓的后代都在外面打拼，也陆续听到有人把姓改回来的。所以这次上户口，就想把姓改回来。”李长明说。

我赞成下面说的,我从下面的回答中拷上的,不过我还想补充2条:

李鸿章祖籍合肥,

祖居在合肥东郊的撮镇-与孔子有关的那什么撮土为城的典故,

故乡有知识的人是这样评价他的:

他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开创了基础,使中国的工业至少少走了100年的路程!

他勤于治军,组建了北洋水师,和江南军械局!

他签条约,也是无奈之举,国运衰退,皇族腐败,国家无力再战,战,正符合当时列强的心意,借机侵入我国,那时,我民不聊生,资源被无止境的 掠夺!没有休养生息的环境,民族将至于危难境地!

何况,他不签,还会有人来签的,

他赴日本签条约时,日本侵华势力的激进分子,就妄图刺杀李鸿章,阻止签约,好借口进兵中国!

李鸿章被子弹射中面颊,血染蟒袍,

他心中的郁闷无处倾诉,签字时,不敢给祖先再添耻,只在条约上签了"肃"

签约后回国,13日后,在郁闷和受刺伤的影响双重刺激下,含怨含冤而去!

补充:1、李鸿章向国外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人带动了我国后来的个方面的发展和民主思想的进步，

2、在国运衰退的情况下，开展了积极的外交，赢得了部分国家的对中国某些方面的支持！

3、积极声援我在外的华侨。

谢谢！就这些了！

“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以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梁启超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又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 说“1870年以来，中国的一切重大发展都同李鸿章有关。不知道李鸿章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历史“。而近代清末国人则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在李鸿章死后，严复有一副挽联，上曰：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毛泽东也有感慨的评价李鸿章说：“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正因为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革最激烈、色彩最斑斓的，是19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而李鸿章则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崛起的特殊的历史人物，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成为一个盖棺百年不能论定的人物。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排行第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李家世代耕读为生，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与曾国藩过从甚密。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1862年3月，李鸿章的淮军正式组建。在虹桥交战中，三千淮军鸷悍凶猛，竟杀得十万太平军尸积如山。从此淮军名声鹊起，李鸿章被视为冷酷无情。这一年的11月，李鸿章旋经曾国藩推荐被任命为江苏巡抚。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当太平军都城南京被攻克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爵，戴双眼花翎。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后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战败的清廷令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1900年8月15日，北京在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的围攻中陷落，政府和朝廷在对各国宣战仅两个月后逃亡。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被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上签字。1901年11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死了，享年78岁。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早期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它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保守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也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李鸿章身后的毁誉荣辱皆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挽狂流而不成的悲情人物。

如今一提到李鸿章，人们容易把他生命的后期中国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等等。由于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李鸿章不可避免的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民族耻辱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历史的真相，追问“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总是李鸿章，而不是其他人？”，就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它的反面，李鸿章事实上并非推行一条卖国的路线，他希望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中国“自强”的目的，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但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强”的条件，这导致了他一生事业的最终总失败，也是他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具体考察这几个事件，那都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事。1894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但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根本不会存在。成立新型海军是他的建议，海军的经费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的，海军的将官是他派出国培训的，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他都要亲自到码头查看。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的舰队，到头来却被轻易的击溃，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时代的潮流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胜败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不是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发生了。至于为什么是李鸿章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原因就更简单了：在偌大的中国除了他居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去东京进行停战谈判，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就更被动了。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已年届八十，下台近五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但李鸿章出于报国（清王朝）的考虑，还是决定北上，并在谈判结束后的几个月，死在了北京。

此可见，李鸿章的恶名很大一部分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是积极推行“自强”措施，这些事件也许就不会由他来承担。他不仅承担了他个人的责任，还要替腐朽的清王朝分担恶名。李鸿章不幸被历史选为主要的个人，来承担十九世纪中国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和卖国，而恰恰在于他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就不得不去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为李鸿章的一切作为辩护，并不是本文的主旨，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论文和专著了。我只是在想，他去世已经一百年了，如果说在他生前我们还不足以完整的评估他那些“自强”措施，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能够客观的评价它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影响，我们不能只看见开花结果而忘了发轫之处

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在列强环伺、国家积弱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威胁。他因此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可以说他的“变局观”，比康梁都早。他后来投身于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诸如工业、交通、矿产、教育等等，办了很多实事。这场被后来的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西方将它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认为，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国势贫弱，一旦发生争端，很难占据上风，更难以决胜疆场，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的思想有忠君效国的成分。他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也是力图富国强兵,逐步扭转对外的不利局面。李鸿章也是一代外交家，他的外交特点是：1、外须和戎，通过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宽容，和平共处，以换取休养、发展时间；2、以夷制夷，实质是牺牲局部利益给“友邦”，以换取对“敌国”的制约；3、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作为朝中重臣，依据现实条件，以谋略和坚强的意志，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

整个清朝二百多年，李鸿章以汉人破例任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阁揆。顶戴三眼花翎。他在几千年来未有的乱世中，支撑危局，以一身负天下之重。他位高权重，而且富甲天下，历尽宦海艰辛，享尽人间繁华，不怕天下咒骂，勇于任事，居官长盛不衰。忠君不懈，但亦知抗上有道。认功利不论名节，论才能不论人品。"挺经"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密谈处逆境之法。处顺境，奋发而为；处逆境，挺而待变。这些做人的高贵品质都是值得作为后代的我们值得学习的。

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中文名：李鸿章别名：李中堂、李二先生或李合肥国籍：清朝民族：汉族出生地：安徽合肥东乡（今瑶海区）磨店出生日期：1823年2月15日逝世日期：1901年11月7日职业：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代表作品：《李文忠公全集》主要事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洋务运动历史贡献：积极倡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身后哀荣：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目录李氏家族 入仕之前 结交恩师 湘军幕僚 组建淮军 镇压起义 洋务运动 外交事件 洋务重臣 建设海军 甲午战争 不履日地 李氏故居 东南互保 最后谢幕 身后哀荣 李公趣事 后世评价李氏家族入仕之前结交恩师湘军幕僚组建淮军镇压起义洋务运动外交事件洋务重臣建设海军甲午战争不履日地李氏故居东南互保最后谢幕身后哀荣李公趣事后世评价展开

李鸿章后人

李鸿章作为一个朝堂重臣，尽其所能地照拂着兄弟同族，这在当时无可厚非。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而淮军后勤或洋务重职也都有亲族把握，保证李鸿章的嫡系生存。

李鸿章画像

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死后不久，长子李经述在守孝期间也逝世了，唯有李鸿章的幼子李经迈承担起李家朝中的力量。李鸿章对于幼子极为喜爱，因此李经迈受到李鸿章余荫清 做到驻奥匈帝国大臣、民政右侍郎等职。李经迈是最为理解父亲的人，所以他曾一度为父亲鸣不平，深悔看错他人、错信朝廷。

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极为颓唐，家中唯有长孙李国杰稍缓他的情绪。李国杰极为著名，和军阀段祺瑞等人交好，在北洋时期和民国初期占据高位，长期掌握轮船招商局。李国杰出手阔绰，与杜月笙、黄金荣等相交甚密，曾经救济抗日志士王亚樵。蒋介石上位后，李国杰因洋务运动和满清遗产与蒋介石交恶，且并未看透政治大局，在日军侵华后不久，被蒋介石指使军统暗杀。

李鸿章的曾孙一代随着李国杰的死亡和日军侵华而逐渐没落，或隐姓埋名，或专于学术，多数生活在上海或安徽合肥。在现代中国，李鸿章的后代多为道字辈和永字辈。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这句古人的谚语在李鸿章后人身上完全应验，自李鸿章的从孙开始，他们不再拥有贵族的骄傲，依靠自己曾经受过的教育、知识素养，为自己而活。

说到李鸿章人们总有很多故事要说，而人们经常谈论的一项就是李鸿章的财产，据说李鸿章贪污过很多钱，所以才会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

李鸿章旧照

但是在历史上没有史料证明李鸿章存在贪污问题，而历史上可以查找的是李鸿章确实拥有大量的财产。那么李鸿章到底有多少财产？也许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甚至于说李鸿章自己都不清楚。

而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说法是李鸿章拥有的家产在千万两以上，说的还是白银。说这话的是梁启超，因为梁启超是比较熟知李鸿章家庭内幕的，所以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认同，都说在白银千万两。

但是容闳也算过李鸿章的家产，认为李鸿章的财产应该在四千万两，为什么容闳和梁启超都计算李鸿章的家产，而数字相差会这么大呢？容闳认为梁启超只算了李鸿章的动产，没有算不动产。

梁启超算的是李鸿章的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的股份，还有在各地的当铺和家里的钱财等，这些都是动产。但是李鸿章的家财不止这些，李鸿章还有诸多的土地和房产很多，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如果算上这些的话，那么李鸿章的财产数字还真和两个人估算的差不多。

要说李鸿章贪污没有证据，但是他确实有这么多的家产，所以用现在的话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确实是存在的，也不排除李鸿章有贪污的存在。

李鸿章照片

李鸿章是位名人，他除了对外有自己的主张，在治家上也有自己的理论，形成了现在的《李鸿章家训》，在2009年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是张全海。相对于《曾国藩家训》而言，《李鸿章家训》没有那么出名，但是他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全书共分为五篇，分别是修养篇、进取篇、学识篇、处事篇、谋略篇;修养篇讲述的是要如何提升自己的修养;而进取篇讲述的是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进取;学识篇讲述的是一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学识才能成事；处事篇讲述的是为人处事的道理；最后的谋略篇讲述的是一个人应该有谋略，应该如何使用谋略。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包含的知识和道理对我们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虽然家训是用来训诫本族后世子弟的，但是现在的人更需要有这些知识和经验的补充。

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们开始变得浮躁不安，被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带的越来越难以静心休养，这样一部作品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从中多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对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的重臣，他或多或少都受到世人的关注，即使在他逝世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他的功与过还是受到人们的议论不绝。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在1901年逝世，享年78岁，谥号文忠。

李鸿章铜像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一生可以说是功绩显赫，同时过失也不少，可以说他有多大功绩，同时也伴随着多大的过失。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的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也正因为他位居此高官，使得后来的不平等条约由他出面签订，这也是后人对他既有敬仰也有谩骂的缘由。

1901年李鸿章逝世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合肥城东十五里的大兴集，而1958年为兴办钢铁厂，李鸿章的墓室被挖掘，据当时挖掘的人回忆叙述，李鸿章的遗体是穿着黄马褂，并且保存得完好，而由于李鸿章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使得世人对他除了“卖国贼”这个称号以外，好像对他的功绩并不感兴趣，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以后并没有得到善待，而是被挂着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我想李鸿章可能会想到他不被世人看好，却绝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连他的尸骨都被世人如此唾弃。当然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当时人们对李鸿章遗体的侮辱，也侧面反映了一定时空的冷漠。不管功过与否，作为一代功臣，李鸿章的遗体都应该被人们善待，而不是游街。

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想要真正的了解，就不得不去了解一个人，那就是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当中，都与李鸿章有所牵连，例如《马关条约》的签订等等。而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做出了评价。

梁启超旧照

李鸿章死后仅仅两个多月，梁启超就为李鸿章写下了一部著作，那就是《李鸿章传》。在《李鸿章传》当中，梁启超写下了一举极为经典的话，那就是：“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于李鸿章才能的肯定。

梁启超虽然一生之中都在保皇，为清朝的统治呕心沥血，付出了很多。甚至不惜顶着举国上下唾骂的卖国贼的帽子，也要保住清朝的统治，防止侵略者推翻清 。

此外，梁启超还说了只要阅读中国近代史，就不得不提李鸿章这一个人物。而想要真正读懂《李鸿章传》就不得不与中国近代史相结合。在这里，梁启超对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当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肯定。

但是，梁启超也对李鸿章一味的进行保皇做出了批判。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只知道在器物上学习西方，但是却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不断的衰败，根本原因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只有将腐朽的封建制度推翻，才可以真正的是中国富强起来。一味的保皇，只是沙上建塔。梁启超最后只是说敬佩李鸿章的才能，叹息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以及悲叹李鸿章的际遇。

李氏家族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编辑本段入仕之前

李鸿章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编辑本段结交恩师

李鸿章字词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编辑本段湘军幕僚

李鸿章签名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编辑本段组建淮军

李鸿章的官服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各个时期的李鸿章(20张)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编辑本段镇压起义

李鸿章发迹史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李鸿章的生活(11张)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李鸿章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