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虽然古代是士农工商这个阶级划分，商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成为了商人在这里面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晋商和徽商和潮商。

晋商是处于山西周围的商人，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出现商人的地方，他们的历史悠久，绵延至今。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达到最顶端。

晋商主要是以骆驼、船舵、和票号，为他们的主要经营方式，在历史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而与他们齐名的徽商则是指徽州府户籍的商人总称。

徽州这里由于属于丘陵地带，地形比较复杂的知道汉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北方迁移过来的大批百姓。

但是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很难通过，土地来养活自己，所以经商成为了他们的重要生活方式。

最早的时候，这些徽商，主要是通过将山里面的山货以及木材运输出去换取粮食和财产。这是自己建立小作坊制作宣纸和笔墨，还有茶。

因为这些特殊的物品徽商还被称作是儒商，明代的时候，在徽州经商的人口，占据了一大半，他们的服务范围广泛，还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

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徽商的许多产业都被外来产业吞并，曾经熙熙攘攘的商业场所开始落寞。

徽商的精神丰富，除了他们不怕困难、白折白挠的勤俭节约精神之外，还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管是明朝和我克的斗争，还是近代历史里面积极援助物资，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著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精神文明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安商人：文化传承造就不朽徽商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作为古代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所以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 赀 买官的道路。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除了徽商好儒这个特点以外，诚信经商和独特的经营理念也是这个群体不败的原因。

　 诚信经商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以及聚散网络等有关，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在那个历史年代曾有过鲜明的对比，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坚持不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导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五湖四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经营理念

　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始终坚持“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重身命”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在人生哲学上，做到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广交良缘。奉行“温良恭俭让”即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而且，强调“五谊并重”，即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别崇文、重教、孝亲、讲礼，或者说是重读书、讲孝道、识礼节、扬文风。在古黟，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具有教化意蕴的楹联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视奉亲至孝。此外，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风浓郁，崇尚以文会友。同时，在交际中注意公众形象和注重公关策略，所谓“正衣冠，迎送宾客，尊而有礼”就是其重礼讲仪之写照。

　回到我们现代创业历程当中，有多少创业者忘记了这些古老的信条。诚信重义，这个被前人反复证实的创业经商不败真理，是不是也应该被我们重新拾起！

徽商文化是指在中国安徽省兴起的商业文化。徽商精神则是指徽商在经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共同构成了徽商的商业文化体系。

徽商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崇尚——徽商重视儒家经典和文化传承，注重教育和培养子女，以求更好地传承家族文化。

2商业战略——徽商注重商业决策和战略规划，聚焦效率和效益，并通过品牌塑造和商业信誉的建立提高商业价值。

3经济互助——徽商通过组织和协作，集中资源实现经济互助并降低商业风险。

4社会责任——徽商注重回报社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提高社会形象和美誉度。

徽商精神则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诚信——徽商认为诚信是商业的核心价值，注重对客户、供应商、员工和社会的承诺和信任。

2手艺精湛——徽商注重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强调创新与传统技艺的结合。

3宁静致远——徽商注重稳健经营和追求长期发展，不求一时的利益而追求永续经营。

4亲亲切切——徽商注重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建立稳定的商业伙伴关系，实现双赢。

综上所述，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是徽商的核心文化价值和经营哲学，对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和现代商业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徽文化特点是什么？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特征，它所表现的是这个区域文化在一个时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状态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精神特征。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它正具体地存在于徽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中，并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中那些普遍、恒久因素的积累、凝聚，而不断充实表现出来。那么，徽文化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问题。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人认为“它所体现的那种理念或精神有：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贾而好儒的人才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这是徽州当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还有人结合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造成了徽州物质文化的历史辉煌。徽商是鼎盛时期徽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他们除了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特征外，还具有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须要讲“徽骆驼精神”：保旱乡土、严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礼仪……还有人认为徽文化精神特征有：（1）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山的封闭与水的开放，理学的保守与徽商的创新，徽州工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封建落后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等）；（2）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徽派版画、新安画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菜等都与徽州特别的山川环境紧密相关）；（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如新安医学先驱师湖北、四川名家，徽剧吸纳弋阳腔、西秦腔精华；而徽商的开拓又将徽文化扩撒至四方，徽戏进京，促成京剧产生，徽州版画“独鳌艺林”等）；（4）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刚勇好强和土族衣冠尚气重礼的特性）等等。其他学者还有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阐述的，种种论述统计起来恐怕有几十条，真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内涵之广大，也令人叹为观止。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徽文化精神，应找到贯穿于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一大批从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贤们的开风气之先的首创精神。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们相信随着徽精神的多层面开拓和探究，人们将进一步加深对徽文化的认识，了解它的地位，取其精华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分析徽州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哪些特征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即今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上饶市）。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与敦煌学和藏学并称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

徽州文化有什么特征 与历史上一般世家大族相比较，徽州文化世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完整的宗族谱系。徽州的世家名族最重视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凡例》）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视族谱为经典，把修谱看作是家族内部的一件盛事，至重至隆。每一族谱都包括了“始迁祖”以来的所有家庭成员，由源而流，本末一贯，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族谱系统。仅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载，该馆馆藏427部族谱中，徽州世家的族谱就占了一半以上，殊为可观。

二是发达的教育事业。徽州士人普遍把培养子弟读书视为修身、齐家第一要紧的事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这些徽州古民居的楹联充分说明了对读书的重视和期望。徽州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除了官办的府学和县学，还有宗族或士绅们建立的私塾、社学、书院等各类学校。至于学校的教师，必择方正饱学之士，并为此而不惜资力。绩溪《金紫胡氏家谱》言其家“诲其子必千里求师”。于是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徽州府籍的进士人数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许多世家名族往往科甲蝉联，朱紫盈门。如婺源坑头的潘珏一门有明一代就出了十多位进士，其中四位又官至尚书，故后人誉之储“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

三是辉煌的学术成就。徽州士人进学修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谋求功名利禄的仕宦或营商，还在于能够自觉地以担当、传承和弘扬学术为己任。他们或利用书院、文会的组织研讨讲学，或潜心隐居著书立说，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著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徽州世家名族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表现。以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为例，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该书收编著作总数3461种，其中徽州一府士人的著作就有197种，占收编著作总数的1／18，超过当时州府平均数的十多倍，也超过了大多数行省的著作数，成就辉煌。这些著作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四部”的所有领域，其中又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显示出了浓厚的学术特色。

什么是徽州文化？有哪些特点？徽州文化的成因有哪些 主要是徽商，你去查查百度

徽文化特点是什么？ 徽州文化特色

“徽州”，既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徽州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大移民所形成的宗法社 会，“东南邹鲁”的文化氛围，徽商经济的厚实基础，促成了徽州文化区域总体全面发展。宋代以来，徽州“儒风独茂”，文化教育及科举昌隆，名人辈出，人文荟萃，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学术流派和文化品牌。徽州文化是指以历史上徽州府为中心地带、长期积累、并有丰富遗存的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包涵着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所构成的体系内容，客观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层次结构关系。物质文化主要有徽州历史地理、徽州古村落、徽州古城镇、徽派建筑、徽商、徽州历史人物、徽州文物、徽州文献、徽州文书等。非物质文化主要有制度类（如徽州宗法制度、徽州佃仆制度、徽州教育制度等），思想学术类（如新安理学、徽州朴学等），文学艺术类（如新安文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徽州戏曲等），科学技术类（如新安医学、程大位珠算法、徽派建筑学等），传统工艺类（如歙砚、徽墨、徽菜、万安罗盘等），乡风民俗顶（如方言、民间乐舞、民间游艺、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等）。

徽州文化的学术意义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徽州位于黄山脚下，古称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及黄山区的一部分，以及现属于安徽省宣州地区的绩溪县、属于江西省的婺源县。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历史上有纷呈的学派与流派，内容几乎涵括文化的所有领域。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响深远的徽商，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 研究话题。徽州文化之所以影响深远，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意义。一、 考证中国农村封建社会的真情可籍以 史志官记述历史，尽管多为公正或诚实，但多少带有文饰或烙上个人主观意见，且记述的亦多为上层社会大事、国家民族大事或地方区域大事，民间的、老百姓的事则很少问及。即使是正直文人、学富五车的彦儒、文士，记述了下层社会的一些事件，也总难免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在不自觉的影响而存有偏见，或囿于一叶障目。于是，对反映作为一个世界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文化和现实的资料甚少，有也是加了选择和文饰的，而这恰是徽州社会与文化存在的空间。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如世外桃源，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祸，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礼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再加上徽州人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护下来。仅黄山市境内的徽州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桥、古塔等就留存近5000处。特别是古代徽州的大量文书的保留和发现，更被称为一大奇迹，被各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研究所收藏的就超过十万件。50年代当这些文书被大量发现时，曾被誉为是与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故宫明清档案等齐名的中国五大发现之一，还散落在民间的未被发现的估计至少还有近十万件，仅笔者收藏拥有的也达千余件。这些徽州文书，如各种契约、谱牒、官书、家书、鱼鳞图册等，上可溯至宋，下至解放初期，均属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且绝大部分是徽州民间老百姓缘于自己切身利益等而形成的，第一手性和真实可靠性强，数量多，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研究它们可以真实地了解和再现当时徽州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其中包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劳动、人际交往及社会结构、土地关系、商业经营、文化发展等情况；此外，不仅有历史文书、档案资料，还有几乎保存原貌的村庄、村落、祠堂、房屋、原始物件及当事人的后代等，内容鲜活，因而学术价值高，内在而有效地填补着中国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空白。二、 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文化发展典型的标本研究价值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随着南宋王朝的靖康之渡而彻底移向江南，江南从此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地区。 而徽州文化正是在>>

徽州人生礼俗有什么特点 徽州人生礼俗作为社会民俗的礼仪，与徽州文化及宗族社会特正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种、多重的民俗结构，呈现出一种由生到死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由死到生的信仰生活过程。

生儿育女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宗族的一件大事。人口的增加，可使家庭兴旺，宗族发达，提高家庭和宗族在社会中的地位。歙县石门、叶村、杨村一带，本族新婚之家，祠堂要送一盏“百子灯”，直到生了小孩，祠堂才将这盏灯收回。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做三朝”时，给孩子取名。在徽州严格的宗族制下，不可偏废于“亲疏有别，长幼有序”的规律，必须按祠堂所拟定的排行，顺次取名。如歙富溪大本堂汪氏七十二世至九咐一世排行诗：“仁玄文学士，元世大昌宗；裕德应承志，经书启后昆。”一个字代表一代人。如遇过房承继，可按昭穆，弄清辈份，，然后办理宗祧立嗣过继。

男子一般18岁成丁，女子15岁成人，到时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给男孩加冠，须是德高望重的男性尊长；给女孩加笄，须是子孙双全的老太。行过冠礼后，开始有资格人祠祭祖，并在宗谱上添名。首次入祠要向祖宗献金“谢恩”，俗称“冠金”，数目多少视冠丁家境而定。结婚后的第二天，新郎新娘着礼服，携祭品至祠堂谒拜。

社交礼仪是人生礼俗中的重要一环，在徽州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这些礼仪不但是等级秩序的标志和人际往来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是一种被强化的道德观念。宗族礼仪是社会礼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州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成为一种道德控制的社会力量，直接反映了徽州地区的社会风貌，并揭示了御州社会风俗的本质特点。

怎样认识徽州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①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③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④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

徽商文化的文化特征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清末许奉恩所著笔记小说《里乘》中有一个“一文钱”的故事：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挟重资来苏州贸易，两人各恋一 ，未几，便为此挥霍一空。很快，他们沦落到日则行乞，夜则寄宿古刹。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欷。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怀抱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物归来。他鼓动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索水调浆，将草缠竹片上，蒙上纸，再遍粘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薮，特别是春天，游人如织。妇孺士人见甲乙徽商所携禽鸟，以为酷肖，争求购买，顷刻俱尽。每具禽鸟是以十数钱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皆拾于诸市上，又用那一文钱买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此后，甲、乙徽商用一文钱赚来的钱，添购各色纸张，拾来鸡鸭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状。两人夜间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观出售。不到两年，甲、乙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遂于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为不忘此店所本，大书“一文钱”三字榜于门。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无独有偶，徐珂《清稗类钞》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称作“江右商”：一“江右商”因经营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钱，债主毕集。于是他到坟间准备自尽，却遇到一位也想自尽者，他急救下，相与慰劳。那人知道“江右商”寻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钱办不了事的观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钱，买了一坛酒，一块肉，几十件玩具，两人找座古庙，席地饱餐一顿。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诉他：今日新年，士女嬉游，你去卖玩具，如大人买，可便宜些，如有带小孩，小孩牵衣索买的，可卖贵些。“江右商”按这话去做了，结果发了笔小财，返见那人，并打算再去贩卖玩具，那人却笑他：此子之所以折阅也。昨尚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亦涨矣。吾侪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徽商是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绝境中，只凭着一文钱，买来面粉，捡来禽毛破纸，依其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才能，做成了长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们敢于到玄妙观去和别人竞争。玄妙观在清代确为一商业中心之地，店肆密布，伎艺纷呈，甲、乙徽商却以新美的玩具获>>

　理学

　　这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系徽州篁墩。它从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间，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安理学核心是伦理常纲，同时也倡导“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重学思想，“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理不计其功”的思想和“修内政”，“攘夷狄”的节义思想。

　　徽菜

　　南宋年间发端于歙县，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菜系的形成是经济、文化发达的结果。徽菜重（讲究）油、重色、重火功，而且选料精良，制作考究，尤其注重原料的产地、季节、鲜度、部位、品种等，擅长炒、炸、烧、炖、溜、焖、，加上火腿佐味，冰糖提鲜，料酒除腥引香，使徽菜的风味更加鲜明。名菜有：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清蒸石鸡、臭鳜鱼、虎皮毛豆腐、凤炖牡丹、红烧划水、香菇盒等。一九四九年以前，烹调之乡的绩溪县，到外地开饭店有222家，如上海的大中国、大中华、大富贵，武汉的大中华等皆是。

　　建筑

　　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它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

　　徽剧

　　这是徽州艺人在明清时期吸收弋阳腔和西秦腔等的基础上，经过衍变形成的，到清代中期，徽剧风靡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剧种。“四大徽班”由扬州进京，把徽剧推向顶峰。道光年间，徽剧与汉剧结合，产生了京剧。当时活跃在城乡的徽剧社班有47个，大的社班有艺员180多人，可谓声势浩大，繁荣昌盛。

　　篆刻

　　徽派篆刻始于明朝的何震。其后著名的有汪关和以程邃为首的“歙中四子”、以黄士陵为代表的“黟山派”。徽州篆刻讲究用笔运刀，刀随意动，章法整齐活泼，一改当时篆刻庸俗怪异、擅改篆字型义、趋向屈曲乖缪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