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正二年，元世祖还没有统一中国。也根本没有举行科举。古代家谱错误百出，你这疑似是笔误，元代至正二到是举行了科举。

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拜住、陈祖仁分别为左右榜状元。

至正二年，依去年诏举行科举。脱脱听人方，自金口起，引浑河（今永定河）水，东至通州，成为运道。至是工毕放水，湍急沙壅，无法通航。庆远路（治今广西宜山）莫八起义，破南丹等地，旋败。是年，归德府睢阳县河患。冀宁路平晋县（今太原南）地震，地裂。济南及广东惠州罗浮山山崩。京师地震。

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人数的比例极不平均，汉人的文化与典章制度也比蒙古人优越。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推行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个阶级的制度。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朝有把国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这种划分却反映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政策和规定中。为了防止汉人聚集叛变，元廷规定汉人不许结社、集会、集体拜神，禁止汉人私藏兵器，蒙古人被汉人打死需要偿命，而蒙古人因争或乘醉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人如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如当官也往往只能做副贰（虽然实际上存在很多例外情况），这些法律规范对于汉族人均不平等。然而仍任用不少汉人为官、例如史天泽、贺惟一等等。

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老师解释道：元朝有个规矩，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来命名。

　　清朝人俞樾在《春在堂随笔》第五卷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意思是元朝禁止老百姓取正式名字，只让他们按照排行或者父母的年龄编个号。俞樾还举出道光年间绍兴一带的取名风俗为证：“近年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字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四五。”照这个逻辑，朱元璋名叫“重八”（八八），很可能是因为他爸他妈生他时年龄相加刚好八十八岁；朱元璋的爸爸名叫“五四”，则可能是因为他爸他妈生他时年龄相加刚好五十四岁。这样看来，夫妻双方的年龄应该都在二十岁以上和五十岁以下，这是很正常的生育年龄。

　　但是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的名字就不能这样解释了，他叫初一，不可能他爸他妈生他时年龄相加只有一岁，人类的繁殖力没这么强。那么朱初一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当年明月老师的解释，该名字应该源于出生日期，也就是说，大约是因为朱初一生在初一那天。不过翻看朱元璋的家谱，朱初一下面还有个同胞兄弟叫朱初二。初一那天生初一，初二那天又生初二，这日子挑得也太巧了吧？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朱初一的名字源于排行，不一定是同胞兄弟间的排行，还有可能是同族兄弟间的排行。换言之，在同族同辈的男子当中，朱初一可能是头一个出生的。

　　跟朱元璋同时代的另一位猛人张士诚也是拿数字当名字，叫张九四。“九四”这个数字可能是张士诚父母年龄的和，也可能是张士诚在同族兄弟间的排行。你知道，过去盛行大族，一族人成千上万，同辈男子排行排到九十四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据俞樾考证，朱元璋手下小弟常遇春的曾祖叫常四三，祖父叫常五五，父亲叫常六六，都是数字编号。朱元璋手下另一位小弟汤和的父祖名字更有意思，曾祖叫汤五一，祖父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非常有规律不说，而且全是节假日——曾祖是劳动节，爷爷是儿童节，爸爸是建党节。

　　■用数字取名的风俗

　　并非元朝的行政命令

　　朱元璋也好，张士诚也好，常遇春、汤和及其父辈也好，都是生在元朝，而且出身都是无官无爵的平民。既然这帮平民取名时无一不用数字，那么当年明月“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来命名”的说法也许是对的。

　　不过翻查《元史》、《元典章》和《通制条格》，并不能发现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条文，甚至连类似的记载都没有。所以我怀疑当年明月的说法是否属实，也怀疑俞樾的论证是否靠谱。

　　其实有确凿事例可以证明，元朝有一些非官非士的百姓不用数字做名字，或者除数字之外另有正式名字。我经常参阅《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该书收录有大批元代合同，合同里的交易双方多为平民，如祁门县李文贵、徽州谢智甫、休宁县吴兰友、晋江县蒲阿友等等，这帮人或为商人，或为农民，用的却都是正式名字而非数字编号。如果元朝政府确实严禁百姓使用正式名字，那么这帮人最多只能私下里以名字相称，而签合同时恐怕不敢不用数字编号。

　　再向上追溯，我们会发现用数字取名并非元朝人的专利，而是老早就有的风俗。我手头有一份北宋的收养文书，收养人叫史四三，这个名字跟朱初一、常五五、张九四等名字一样，也是数字编号。至于它是源自父母年龄，还是源自兄弟排行，恐怕得问问史四三本人才能知道。

　　我手头还有一本《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时几位著名官员的判词汇编，其中好多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名字也都是数字编号。比如说，有一份判词提到一位复姓闾丘的人，此人娶妻阿张，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女儿分别叫闾丘四二和闾丘四四，男孩则叫闾丘继祖。后来这位复姓闾丘的人死了，他老婆阿张改嫁给一个姓胡的人，又生下两个女儿，分别叫胡四十和胡五十。再后来，阿张的儿子闾丘继祖长大后，娶妻阿曹，阿曹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闾丘九十。如果把阿张当成这个家族的始祖，那么这位始祖的后代除了闾丘继祖有正式名称之外，其他后代全用编号做名字。很夸张。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数字取名是一种风俗，至少在宋朝就有，元朝人只是沿用了这个风俗，并非出于官方的强制。

　　在元代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 对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政策。无论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不影响蒙古人的统治及尊严，就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 >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佛教中的禅宗思想。1214年，蒙古军攻克金人宁远城时，只有13岁的禅僧海云见到了。1219年，成吉思汗传诏，命海云和 他的老师中观一起管理汉地僧人，并免去了僧人的差役。1242年，海云又北上觐见了，并在讲解佛法的同时，将刘秉中介绍给了他。蒙哥汗时期，吐蕃佛 教（即喇嘛教）亦开始进入蒙古宫廷。后来，由于受到帝师八思巴的影响，在元朝佛教各派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而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则是禅宗。 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即“白莲教”，在南方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徒众，到元末竟成了农民起义军最初的主要力量。> >　道教在元代也比较盛行。元朝时期，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全真三派及浑元教。在这些教派中以全真对蒙古统治者的影响最深。> >全真教由道士王重阳创建，教义主旨在于宣扬儒、释、道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因在金末元初，全真派掌教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关系，全真教在 蒙古帝国时期前期的三四十年内，成为北方道教的主要势力，形成了一门独尊的势头。后来在蒙哥在位时期，佛教与道教为谁是正宗的问题发生争论，全真教在两次 佛道辩论中都失败，结果使道教的地位降至佛教之下，而且也改变了全真教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局面。但贯穿元朝始终，南方主要是太一、大道这些自宋以 来就进行传播的宗教，而北方道教依旧是全真为尊。> >　 教早在就已经传入我国。元代一般称 教徒为 人。“ ”一名则是 “回纥”的谐音。元朝境内的 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和大食俘掠来的人口或当时投降依附蒙古的官员将领，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商人。 构成 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任，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如元朝的著名能臣赛典赤就是 。> >　基督教 （主要指聂思脱里教）也是唐代传入我国的，当时被称为“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九世纪中期，由于唐 的取缔，基督教在内地趋于灭绝。但在辽 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蒙古草原上的克烈部、乃蛮部都信奉基督教。这些部落被成吉思汗灭亡后，基督教也随着被征服的部众重新传入内地。因 为基督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进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基督教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因商业原因，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摩尼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又一教派。是唐代漠北的回鹘汗国所信奉的宗教。因为回鹘人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所以摩尼教在唐代受到保护。公元840 年回鹘人西迁以后，把摩尼教带入了吐鲁番地区。而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 禁限，但并未灭绝，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仍然被信奉。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因此也 称“明教”。到了元代，元朝人像对待其他宗教一样对待明教，并不进行干预，将其和基督教一样看待，不加区分。当时明教在泉州、温州地区十分流行，并建有寺 院。> >　在元朝，天主教也传入了中国。因为蒙古大军的西征，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因此法国国王和教廷都曾遣使者到达过中国。蒙古人掳回的战俘中也有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后来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所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但影响远不及基督教。> >相较于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犹太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就要早得多了。时，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了开封。他们是来自波斯或中亚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 后裔。在开封，这部分犹太人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金代，1163年，开封的犹太人还在俺都喇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元 代，犹太人被称为术忽，或主吾，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 。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分 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都视为一类人。总之，只要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损 害蒙古统治的尊严，蒙古人对 人和犹太人则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 >　另外，由于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发达，自起，就有来华的信仰印度教（即湿婆教）的印度人。总之，应该说元朝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是成功的。在元朝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与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是分不开的。

阿尼哥 Aniko;Araniko（1244～1306） 又作阿尔尼格，号西轩；元朝建筑师，雕塑家，工艺美术家。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王国）人。出身王族。擅长绘画、塑像、铸造工艺及建筑，构思精巧。幼年时开始学习梵文和工艺制造技术，擅长雕像和建造佛塔。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请八思巴在吐蕃造黄金塔，阿尼哥率八十余人入藏造塔，八思巴奇才，令监领这一工程。两年后塔建成，由此开始了在内地的工作。八思巴劝他削发出家，收为弟子，携至大都，入觐世祖。世祖命修葺针灸铜人像，像成，关鬲脉络齐备，工匠皆叹服，由此受到重用，办理重要工程事项。至元十年（1273），设诸色人匠总管府，命他任总管，统管十八个四品以下司局。十三年，世祖遣使往尼波罗迎其妻。十五年，诏还俗，令领将作院事，厚加赏赐。阿尼哥先后领建大寺庙九座、塔三座、祠二座、道宫一座；大都、上都各大寺、祠、观塑像多出其手；大都圣寿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白塔仿自尼波罗塔式，最有名。他精于造像术、泥塑和铜铸，皆称绝艺。前代塑像法传自印度，称汉式造像；阿尼哥传入尼波罗法，号梵式造像，以后逐渐盛行。凡所制作天文仪器、织造图像及其他工艺品，无不精妙。 他在中国呆了45年，设计并主持建造了佛塔三座、大寺九座、一座道观和两座祀祠以及大量的雕像。其中最辉煌的是北京妙应寺的白塔。他还培养出大量的建筑人才，如刘元等人就从师于他，为国家修建佛教建筑立下汗马功劳。为表彰他的功绩，元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皇帝命其还俗，授予他匠人总管和银章虎符。阿尼哥去世后被赐封为“凉国敏惠公”，被尼泊尔人民尊称为“民族英雄”。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尼泊尔馆被命名为阿尼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