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问题不太明晰，如果指的是世家整体，则并没有没落，要没落得等到唐朝。但作为王谢等，则因为自身不思进取，在权力斗争中落败，也是正常现象。一直到唐朝最后关陇世族夺取政权，天下一直都是世族轮流坐庄而已

从西汉王吉为琅琊王氏这个宰相世家开辟历史以来，经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未年，大约一千年时间，族中有六百余人的名字永远刻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时，到唐朝未代宰相王抟止，还造就了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的九十二位宰相，其中权位最为显赫的要属东晋宰相王导，他因拥立司马氏建立东晋政权有功，几乎使王姓之人占据了东晋朝廷的所有重要官职，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与马，共天下”是琅琊王氏势力达到巅峰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琅琊王姓是为天下第一旺族。同时在讲究“忠孝节义”的封建社会里，生活在汉晋时期的王祥、王览兄弟，更以王祥“卧冰求鲤”，王览“舍身救兄”被誉为“二十四孝”之一的美名，从而使琅琊王氏显赫一时。不仅如此，琅琊王氏的女子也不简单，在自西汉景帝皇后王氏始至明熹宗生母王皇太后止，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的三十六位皇后中，就有十二位是出自琅琊王氏，王家三十六位皇后是十二个王朝三十二位皇帝的配偶，又是十六位皇帝及四位太子，六位王爷，十五位公主的生母；在其所配皇帝之中，有吴主孙权、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等盖世明主；在所生皇帝中，有汉武帝刘彻、晋武帝司马炎、北魏昭成帝什翼健等英明帝王。西晋三人：王戒、王衍、王祥。

东晋二十二人：王导、王敦、王含、王廙、王舒、王彬、王邃、王珣、王珉、王羲之、王胡之、王祯之、王韶之、王荟、王混、王劭、王恬、王洽、王献之、王彪之、王谧、王嘏。

南朝宋十九人：王弘、王昙首、王华、王琨、王僧朗、王僧绰、王球、王敬弘、王景文、王僧达、王延之、王琇、王孺、王练、王蕴、王僧虔、王俭、王准之、王猷。

齐十五人：王僧虔、王俭、王晏、王奂、王延之、王思远、王琨、王慈、王僧衍、王纶之、王志、王缋、王约、王莹、王亮。

梁二十三人：王亮、王莹、王克、王褒、王骞、王日东、王仿、王瞻、王规、王泰、王志、王琳、王训、王锡、王承、王稚、王琛、王质、王铨、王凝、王诵、王通、王玚。

陈十一人：王冲、王玚、王劢、王固、王克、王宽、王廓、王猛、王质、王瑜、王通。

北魏加上人：王肃、王诵、王诩、王衍。

1、除石崇外，其他几族都是东汉豪族。发家始于石苞，因为曹魏末年劝司马炎称帝立功，位至西晋大司马。其子石崇是个暴发户，史书上说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说白了就是在战争期间靠抢劫发家。

2、袁绍出自汝南袁氏。发家始于袁安，其在东汉章帝刘烜时为司徒，儿子袁敞为司空，孙子袁汤为太尉，曾孙袁逢为司空，袁隗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

3、王导出自琅琊王氏。发家始于秦朝名将王翦、王贲，两汉间累世为官，西晋时出了王祥（卧冰求鲤，进二十四孝的孝子）。南渡后掌握东晋军政大权，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在南朝累世为官。

4、谢安出自陈郡阳夏谢氏。开始隐居东山，后来出山辅佐司马氏（成语“东山再起”），主持朝政，指挥谢氏一族（前线指挥官谢石）在淝水之役击退前秦符坚。谢氏一族在南朝累世为官。

5、桓温出自谯国龙亢桓氏。发家始于曹魏桓范（魏明帝时任中领军尚书，后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桓温是晋朝名将，灭成汉，三次北伐中原，前2次胜后退后，第三次惨败。想称帝，但病死。他儿子桓玄篡位，失败，势力被削弱。桓温的段子比较多，成语就有一堆，“神州陆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等。

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

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

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

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

士者仕也。

[6]①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7]地位，就算士族。

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

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

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

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

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

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

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

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

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

也有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

荀组见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

同时还可以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

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

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中朝的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

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

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阳，南来亦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

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与司马越、司马睿的政治关系，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

《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户，重女红（分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

他们也较多地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

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阂。

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

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

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

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

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

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

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

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

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

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

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

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

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

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

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

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

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

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

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

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

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

形形 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

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

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

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

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8]。

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

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

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

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

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

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

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

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

一、起源不同。

1、世族较早用于两汉，尤其是东汉。东汉一期是世族形成的沃土，功臣、外戚把持了许多重要官职，豪强染指政权后改换门庭成了世族。

2、士族最早出现在西晋的官方政令中。西晋时，世族、势族随着一些制度化的变革演变成士族。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世族有春秋时期的晋国六卿：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隋唐时期的五姓七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扩展资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便是士族。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是士族的渊源；而魏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导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

曹魏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使当朝显贵子弟官运亨通；魏、吴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

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如琅邪王氏，王祥仕魏晋，累迁太常、司徒、太尉、太保；颍川庾氏，庾嶷为魏太仆，从子峻为晋司空；陈郡谢氏，谢缵为魏典农中郎将，子衡为晋国子祭酒等。

东晋是士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东晋政权是司马睿倚仗琅邪王氏之王导、王敦等的策划和支持建立起来的，故谚称“王与（司）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

其后门阀士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轮流执政，而形成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之局。这时士族势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演化成门阀政治。

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故修撰族谱，禁止与非士族的寒门联姻，拒绝与寒门往来。

南朝刘宋时，寒门出身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有一次去拜访士族张敷，敷命移座远客，不与接触。士族不做事繁务剧的小官，即所谓“浊官”，以标榜门第高贵。东晋以后，士族与寒门的界限基本凝固，只有极少数的寒门能够上升为士族。

而士族在发展中也有分化，如清河崔氏门第高于博陵崔氏，琅邪王氏后裔的门第也有高下之别。南朝士族渐趋没落。

由于皇权压抑，虽授高官而不给实权；也由于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郎）”，生而富贵，遂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在侯景之乱中，南朝士族死亡殆尽。北魏孝文帝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为4个等级，据等级享受政治经济特权。

士族制度在魏晋南朝是习惯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规定。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阴之变时遭到沉重打击。

_世族

_士族

在中国古代，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可侵犯的皇权，再往下就要算传承不绝的世家大族了。世家大族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萌芽到发展直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家大族的经济萌芽于西汉末年，其正式走上前台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则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世家大族产生的一个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按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世家大族的产生首先要有经济基础，正是因为有了经济上的优势，才为世家大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是世家大族形成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形势萌芽于西汉中后期的田庄经济，在东汉时期得到了普遍发展。依据《后汉书·马援传》的记载，这种庄园经济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作为东汉的开国功臣，马援成为了大庄园主，归附于其身边的宾客就有上百家，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后汉书·马援传》 我想到了战国时期的四公子养士，他们手下门客上千，但还只是个例，并不能称之为一种经济形势，但到了东汉时期，类似于马援这种规模的庄园主已经很多，他们可以闭门自守，不仅拥有土地，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成为了影响政治格局举足轻重的力量。三国时期，蜀汉和东吴的灭亡，其原因之一就是世家大族对于刘氏和孙氏的放弃，因为换个老板还可以继续生活，就源于他们不是靠老板吃饭，而属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蜀汉、东吴政权对他们来讲，不过的短期加盟连锁罢了，现在总店经营不善倒闭，那我们就改换门庭，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东汉时期的田庄经济，在《四民月令》一书中有十分详尽的记载，《四民月令》是东汉后期崔寔创作的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专著，该书的内容记录了东汉晚期世族地主庄园经济一年十二个月的家庭事务的计划安排，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庄园地主如何经营庄园经济的指导手册。可见庄园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形势，并已经可以形成这方面的专著来进行总结和说明了。因此，皇帝尽管高高在上，但其下面的经济基础却是庄园经济，背后的政治力量则是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的两个出身：官僚和商人。 世家大族的第一种出身是中央集权统治机构中的官僚。 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权是严格集中的，所有最高的权力最后都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专制的君主要压制贵族的势力发展，造成绝对的权力，就必须提拔一部分自有平民和低级别的贵族来组成官僚集团，以统治整个国家，实现其集权于一身的目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通过提拔士人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官僚机构的骨干。这样一来贵族的政治势力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谓的世卿就被弱化了，严格集中制的官僚体系也就从此形成了，在两汉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布衣卿相的说法，其实就是这种严格集中的官僚体系建立背景下的产物。 秦汉时期，伴随着国家的开疆拓土，需要管理的对象变得众多而复杂，因此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复杂和庞大。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官吏来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 选拔官吏的方式，从汉武帝开始，因为对外推崇儒术，因此官僚们也多是以经术起家，他们不仅授徒讲学，注册在籍的门生成千上万，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而且往往由于他们的子孙会继承自己的家学，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累积世代公卿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 ”血脉传承、家业永固”。回到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来，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族发展，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保障，更需要能够传承的家学，从世家大族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启示。 这里先纠正一个概念，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对于袁绍家族的认识一直是「 ”四世三公”，而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袁绍不是「 ”四世三公”而是「 ”四世五公”，其家世背景就源于其汝南袁氏，其中袁安官至司空、司徒，袁安的儿子也官至司空，到了袁安的孙子辈袁汤也做到了司空、太尉，袁汤的儿子袁逢也是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又为太傅，因此臧洪称袁氏为「 ”四世五公”。与汝南袁氏相比，我们做熟知的杨修则来自于东汉弘农杨氏，其中杨震官至太尉，他的儿子杨秉也做到了太尉，杨秉的儿子被赐官位至司空、司徒，到了杨修的父亲杨彪也官至司空、司徒、太尉，从杨震开始到杨彪，四代人皆为三公，因此弘农杨氏可以称之为「 ”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望族，因此他们才对于「 ”阉宦出身”的曹操嗤之以鼻。 这些世族门阀在东汉中叶以后就逐渐出现了，到了曹魏初期，由于九品官人之法的实行，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的世家大族来担任，九品的评定之权自然就掌握在了他们手中，于是官员的选拔和提升，都是凭借着资历，久而久之朝堂之上的人皆出自与世家大族，这对于世族的势力发展来讲自然是好事，他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维护，但是对于皇权来讲却不是件好事，世族势力的壮大，直接削弱了皇权。这就为曹魏后期，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司马懿联合世家大族势力消灭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宗室势力埋下了祸根。 提到三国时期的谋士，就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地名：颍川。很多著名的谋士就出自于颍川，这是有其背后原因的。颍川最著名的世家大族荀氏，荀彧、荀攸皆为曹操手下重要的谋士，其祖上就官至司空，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基础，因此荀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能成为累世不衰的名门望族；陈群这个曹丕的托孤重臣，他也是颍川人，他的父亲陈纪官至九卿，他的爷爷官至太丘长，所以到了陈群这一辈就官至司空了，这和其父辈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我们仅仅通过曹魏的重臣家庭背景分析，就可以看出世家大族几乎垄断了朝堂，由于曹丕对世家大族的妥协和九品中正制的持续推行，这些世家大族累世富贵，长盛不衰也就成为了客观情况，因为他们既有家族的传承又有国家层面制度上的倾斜。 世家大族的第二种出身是由商人转化来的。 提到成功的商人，很多人会想到「 ”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却是吕不韦通过一场政治投资，让自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但是和世家大族相比，他还仅仅停留在战国四公子养士自立的程度，因为没有传承，导致吕不韦的荣耀一世而衰，而不是像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一样，历经几世风雨飘摇而不衰，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和左右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从汉武帝以后，国家将盐铁等重要的生产事业收归官府运营之后，商人们就无法插手这些暴利行业了，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那么商人们手里的资金投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聚焦到了土地上，既然国家推行「 ”重农抑商”的策略，我们就顺应形势，转换下观念，做土地的买卖尽管和盐铁买卖相比算不上暴利，但总归是有利可图，且可以上其持有。于是商人们通过土地的兼并，把他们的财富最后集中在了土地上，这些商人在取得了大量的土地之后，他们就不是原来的商人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 提一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人物糜竺，这位为刘备提供了创业的大量经济资助的人就是商人出身，他具体富裕到了什么程度呢？ 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 后来糜竺做了徐州牧陶谦的别驾从事，后台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并且为了帮助自己的妹夫，给予了大量的物质资助，在糜竺的身上，我依稀看到了吕不韦的影子，糜氏家族在蜀汉也成为了世家大族，完成了从商人到世家大族的身份转化过程。 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三国志·蜀志·糜竺传》 后来刘备夺取荆州，又从荆州入蜀，都把糜竺做为上宾对待，并不是因为谋略或者武勇，而是因为糜竺是自己的财神爷，没有糜竺的支持，自己连个起兵的家底都没有。由此我想到了糜竺之弟糜芳投降东吴之事，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投降，对于糜芳而言，他并不是什么重臣或者奸臣，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商人的特性之一就是逐利，依据利益来做出判断是他们的本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糜芳没有救援关羽，也没有坚守待援，而是选择缴械投降了。 对于世家大族的发展，作为皇帝是有所觉察和警惕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下令让六国的旧氏族贵族迁徙到关中之地，汉武帝也曾经下令让这些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不得群居，并将他们迁徙到茂陵一带，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人口充实，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从而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世家大族和皇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触怒了皇权而被灭族的人士中也不乏世家大族，如被曹操诛杀的孔融、杨修就是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的代表。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