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桂阳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九卷，首二卷，(清)房芳梅等始修于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清)房枝音、房昭昕等续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亲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湖南浏东房氏族谱四卷，首一卷，(清)房青云纂修，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清河堂、泉源堂梓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桂阳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九卷，首二卷，(清)房枝音、房昭昕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亲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大学图书馆。

湖南浏东房氏族谱十一卷，首一卷，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衡阳房氏续修族谱，(民国)房开甫主修，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湖南浏东房氏族谱，(民国)房维日等修编，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浏阳清河堂湘鄂赣白茅冲支派房氏族谱，(现代)房兰清等编修，1995年线装竖排本。

广东东莞篁村房氏族谱，(明)陈琏序，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广东大埔冠山村房氏族谱，(现代)房敦林、房伴村等重修，1994年国器堂铅印竖排红塑面本。

广东连南房氏年命书，房先清收于《八排瑶古籍汇编 》，内容类似族谱，但体例和意义与士大夫模式的族谱完全不同。它们虽然也是文字的记录，但一般是在祭祀时由主祭人念诵，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口述的传统。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广东梅州房氏族谱，(现代)房玉宽编印，1995年国器堂纸版横排铅印本。

广东化州房氏族谱，2006年电子版。

浙江房氏宗谱十卷，首二卷、末一卷，(清)房东余等纂修，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孝友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上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浙江嵊县剡北房氏宗谱三卷，(清)房秋伊主修，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继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嵊县剡北房氏宗谱四卷，(清)房圣务、房万珊重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四川中江雷神庙房氏族谱，(清)房映煃编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民国时期房念宗、房固宗、房建修等续编，手抄线装本六册，1984年房昭文修补。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四川蓉城北乡沙里房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四川中江雷神庙支派房氏家谱，(现代)房明毓编，2004年简体横排电子版。

福建闽浦水南房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四～五卷。

福建闽北浦城房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福建泉州房氏族谱，(现代)房世明编，2004年中书堂纸版横排胶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泉州市前亭村。

江苏溧阳新仓(昌)房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孝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雎宁房氏族谱，1992年清河堂三修，成于1994年，铅印竖排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雎宁市黄河南雎宁村。

山东微山世善堂房氏族谱八卷，著者待考，成谱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续修，房台等人于1988年重修。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山东沾化房氏族谱，著者待考，2006年电子版。

山东菏泽郓城房氏族谱、巨野房氏族谱，著者待考。现存于当地房氏宗族。

安徽和县明礼堂房氏宗谱，(现代)房仕九、房淑焕等编，1993年宣纸线装竖排八卷本。

河南内乡房氏族谱，(现代)房立定等编，2004年简体横排复制本。

山西大宁房氏族谱，迁（支）祖：房锦芝 主编：房喜生，2005年简装本。现被收藏在山西省大宁市道教村。

吉林长春房氏族谱，著者待考，2006年电子版。现被收藏在吉林省长春市李家屯。

房氏宗谱四卷，(清)房宝大主修，清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房氏家谱，(清)房浩修，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手写本一卷。现被收藏在山西省交城县觅渊斋。

堂号：灵泉堂 名人：明尚书辛自修 始祖：辛仲良

家谱前言：

新修家谱序言时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盛世,省市县区地方志编修及名胜古迹游览区开发工作,均突猛进展。适予由海军转业本市。不少史志编修及游览区开发同志,出于工作需要,向予询及辛氏明代仕迹活动。予茫然无所措答。乃于假期先后赴县、市、省、京城,拜谒权威图书馆所领导及大专院校文史科系史志学者。联系求教,查抄有关明代辛氏资料。1986年8月开始,至2001年5月截止，继续十余年,抄牍累案。通过整理编印出《明代辛氏资料纂编》数十余万言。虽属抄自数百卷史志,却仍不免支离残缺,难得全貌。乃邀人协助,编成《辛氏芳踪》、《辛肃敏公全集》二书。在《辛氏芳踪》内,编入《辛氏芳踪世系表》一份。我辛氏远祖为魏侍中辛毗(颖川禹州）。后世居真定曲阳。至元末,仲良祖为避乱徙襄。五世访祖首编家谱，六世瀌

祖整理家谱，八世自修祖明万历六年再修家谱，在南京刊印后户授一册。后来每年全族都在黄柳聚会一次，共议家事（俗称吃老坟社），直至民国末年，除本县外，叶县辛堂、辛楼等常往襄县祭祖。承一九九一年十月初四祭祖议事：重整家谱条，由士秀据文献誊抄整理先祖辈系。于一九九七年八月新谱稿成，已印四十余份（附芳踪一并）呈送各家，请对谱内格式、内容、条款进行修改。该谱澄出了我辛氏迁襄后,十世仕迹资料，仅编至十世成才、成科、成章三祖,以下即无连续原始资料可据。直至清乾隆末年,方有占元祖名字。中间七世失去考据。所幸各村辛氏后裔,递代相传,老幼皆能说明个人辈数,即此断中有续,仍可作为新修族谱依据。为完善我襄辛氏家谱，据族人家传各种文书、字屏、墓碑、老人口传及相关文献记载，现初步考证出六世至二十世祖共五十八人，充实了家谱。自一世始祖仲良至现二十五世，代有人才，无一空缺。肃此,辛氏重修家谱呈现出较为完整的面貌。我襄辛氏家谱已部分存入新家坡和上海图书馆寻根家谱网站，有条件者可以查看和添续。新家谱取历代各家修谱贯例，绘编出历代世系图、世系表、世录等，并将《辛氏芳踪》订于谱首。使阅谱者,首阅明代十世耕读簪笏不绝之盛,及远承汉龙门李膺破柱风烈。缅怀咨道祖、肃敏祖等临民立朝,清俊高洁形象及辛氏世守清贫风范。籍以自我编策,有助于接受爱国教育,团结奋进。是为序。辛士秀于平顶山

二○○一年八月十日

《辛氏族谱》后序昔我先曾大父宪副公成化初年首创是编义例有凡世系有图小传有述恩命有纪志状有考赠言有录谱之规划条节盖已彰明较著矣于是历世之五尊卑秩序长幼雁行雍雍睦睦(mu)彬彬济济襄人称诗礼名家必曰辛氏云迨(dl)嘉靖丙午先大父稼庵公年及耋(die)寿手校是编隆冬呵冻十指皱裂朝订暮考未尝暂锥其用心亦苦矣余时为童子执经侍侧闻大人命言曰斯吾家故谱也昔何以盛今何以衰昔以之合今以之涣吾校此以遗吾宗俾知所集知所法焉可矣小子识之于时历世已八讹者正断者续族之人睹兹谱咸深同源共本之思焉今大父之殁又三十余年由八世而十世矣亲渐远则情渐薄人愈众则义愈疏不知有谱可也至有不知祖字者焉有不相通面通面而不揖者焉有幼稚(zhi)见尊长帖帖不下骑者焉呜呼人虽十世其始本一世人虽众多其始本一也以一人之生卒之于悖(bei)戾(li)无叙如此亦甚可悲矣兹谱之刻岂容已哉万历戊寅秋修奉命官应天爰携是编更加校续刻之京兆署中装订成书人授一册俾能法祖者什袭珍藏以永宝先世之传绳武作裘以恢弘先世之绪庶不负二祖之用心而修区区一念之诚将借此陈编引长不替矣凡我同宗宜亮于兹刻既谨拜手稽首识诸末简云。大人讳自修原序于南京

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

家族来源：

襄城辛氏源流

辛姓是夏后启的后裔：辛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在宋初的《百家姓》中被排在第379位。唐代的《

元和姓纂》说：“辛，姒姓，夏后启别封支子于莘，莘、辛相近，遂为辛氏”。这里所说的“夏后启”，为姒姓，是夏后氏部落领袖禹的儿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者；“支子”指嫡妻之次子以下及妾所生之子；“莘”为国名，在今陕西合阳东南。于此可知，莘国为夏后启支子的封国，王族子孙以国为氏，称莘氏，因古代莘、辛二字同音通用，后演变为辛氏。辛姓

源于上古：辛姓

源于上古，出自有莘氏。莘氏是有莘的后裔。相传，夏禹的母亲就是莘氏之女，商汤也娶有莘氏女子为妻。莘，后改作辛，成为辛姓一支。

4、商朝末年有辛甲，为纣王臣，多次劝谏纣王而不被采纳，遂离商到周，受到周文王姬昌的欢迎，被任为太史，后被封于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其后代有辛伯、辛有，皆为西周大夫。辛有随周平王东迁(今属河南)，两个儿子去晋国(都今山西翼城)做官，与籍氏一起管晋之典籍。春秋时，晋国有大夫辛寥；还有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濮上人计然，名研，本辛姓，字文子，拜老子(李耳)为师；其先为晋国人，曾南游越国(都今浙江绍兴)，为政治家范蠡之师，越王勾践用其计，遂成霸国。秦将有将军辛腾，家于中山苦陉(xing今河北定县东南)，曾孙蒲，汉初以豪族徙陇西狄道(今甘肃临兆县南)。此后千余年间，陇西郡(治狄道，三国魏徙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长期是辛氏的繁衍发展中心，曾涌现了许多名人。其间，北周曾赐绥化辛并姓宇文、宿国公辛威姓普屯，至隋初皆恢复本姓；北周有项亶（dan），被

赐姓辛氏。唐代以后，西至新疆，东至山东，南至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均有辛氏的聚居点。清代，福建辛氏有移居台湾者，后又有人去海外谋生，侨居于新家坡等国家。

辛氏英才济济，代不泛人。西汉有酒泉县太守辛武贤，其子辛庆忌继其任。东汉有诗人辛延年。三国魏有颖乡侯辛毗。晋代有书法家辛谧(mi)。北周有学者辛庆之。唐代有宰相辛云京，晋昌郡王辛京杲。宋代有副宰相辛仲甫、辛次膺，而最著名的人物则有大词人辛弃疾。金代有诗人辛愿。

元代有作家辛文房。明代有副使辛访、尚书辛自修(襄半朝之一)。清代有学者辛从益。我襄辛氏为魏(三国）侍中辛毗(pi

颖川禹州）之后，世居真定之曲阳，元季仲良祖避乱徙(xi)襄，是为徙襄始祖。携家选地丘壑之间，紫云山区，灵山脚下贯沟落户，所谓寻得桃源好避秦也。与子友敬祖艰辛经营，终能步出元皇肆疟，群雄逐鹿，风雨如磐，血沃中原之乱世，安度至洪武建文永乐之岁。其艰苦奋斗，战灾斗难之经历，概可想见。至三世祖达(至善)，严格耕读教子，四世泰祖乃能读至洪武贡士，仕至礼部郎中，三子鼎祖读至永乐丁酉科举人，仕至元城教谕。至善祖乃受封赠承德郎户部主事。其后，人才辈出，簪(zan)笏(hu)不绝。访祖、自修祖尤著称于世。家风一脉相传，廉正爱民，读不废耕，成为襄城清贫诗礼名家。

考诸史志，吾襄明代人才辈出，立朝七卿，中丞岳牧背肩相望。故有“襄半朝”之称。而辛氏历明前中期，直到晚明嘉、隆、万历间，簪(zan)笏(hu)不绝，仕迹蝉联。而监察御史福建副使辛咨道、左都御史起南京刑部尚书改北京工部尚书辛肃敏，尤为卓异。故吾襄人称诗礼名家，必曰辛氏。原曾由咨道公辑录皇室荣颁敕命成书，曰：《辛氏传芳录》。因毁于回禄，后由肃敏公重新追续成书，曰：《七世恩命录》。复校刊《辛氏族谱》，辛氏户授一谱。是知辛氏早在明代，已添丁入谱，登仕有录矣。痛惜自肃敏公迄今四百余年，历经无数沧桑巨变，现竟片纸无存。黄柳肃敏公二十一世嫡孙辛令山先生家藏肃敏公巨幅画像一帧，文革中亦由公社造反派取去，下落无着。致辛氏名族，今竟仕籍族谱，均成空白。明朝中叶，由于耕种土地的需要，辛氏已从灵山之阳的贯沟开始向灵山之阴的黄柳迁徙分居，后又从黄柳分居至柳林等村；因原谱失落，迁徙外域的人已不可考，近代本族联系密切的有叶县辛堂、辛楼等村（现有二千余人）。肃敏公十五世嫡孙辛士秀，八十年代海军转业后，县、市地方志编修、紫云山游览区开发工作同志，均迫切征询辛氏史迹。士秀乃毅然决计由县、市、省、京城图书馆所及大专院校史志科系，从头艹鬼

集史志有关辛氏资料。密切联系，虚心求教，奔波累年，抄牍累案。分门别类，辑成《明代辛氏资料纂编》达数十万言。乃邀鲍坡余冰鸿（大陆）长者协助将其中大部分属于肃敏公之奏议、诗文、传记、史迹。编为《辛肃敏公全集》。

此外，根据所有资料，上自仲良祖徙(xi)襄，下及咨道公、纯笃公、肃敏公等十七世仕籍、传记及全族人物之史迹，按世系纂总，编为一集，题曰：《辛氏芳踪》。

一九九一年十月，襄城辛氏共同祭祖时商定重修族谱，根据文献腾抄先祖辈系，澄出我辛氏迁襄后十七世仕迹资料。所幸各村辛氏后裔，递代相传，老幼皆能说明个人辈数，即此断中有续，是为新修族谱之依据。辛氏重由十七世至二十五世填表成谱，编绘世录、世系图（已上谱的有1127人），编为《襄城辛氏新修族谱》。并将《辛氏芳踪》订于谱首，使阅谱者，首阅明代十世耕读簪芴不绝之盛，及远承汉龙门李膺破柱风烈，缅怀咨道祖、肃敏祖临民立朝，清俊高洁形象及辛氏世守清贫风范。籍以自我编策，有助于接受爱国教育，团结奋进，建设四化。辛士秀于平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二）

励双杰

第二部，勉帅李兴锐《浏东六碓李氏家谱》

湖南浏阳《浏东六碓李氏家谱》十二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七年部香堂木活字本，李兴灿等纂修，十二册。

勉帅李兴锐，有资料这样介绍：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1870年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浚治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1902年诏行“新政”，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等。1903年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旋病卒，谥勤恪。

从这里看，“勉林”是他的字，再查，连《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列传二百三十四》都说他“字勉林”，但家谱世系记载：“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应是号而并非字。修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时，李兴锐尚在世，他在首序中说：“道光甲午始叙次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是没有参与这次修谱，但他又说：“昨庚子冬，兴锐奉巡抚江西之命，取道里门，展修祀事”，说明在修谱的前一年，他回过一次家，参与了家族的祭祀，家族中总不至于连他的字、号都会搞错，象这样一个光祖耀宗的人物，家族是没有理由不慎重的。所以说，仅这一点，也可显示这部家谱的那么一点重要来，现正在重修《清史》，《浏阳六碓李氏家谱》略可补前人所误。

李兴锐元配萧氏，继配马氏、姚氏，但只有元配萧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昌濬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同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儿子刘瑞浺。

说到李兴锐，顺便还可以再说一下同族的李鸿球。李鸿球虽与李兴锐同族，却已在五服之外，从辈份上排，李鸿球是李兴锐的孙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修谱之时，虚岁三岁。

李鸿球，字韵清，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好收藏。去台湾前曾在北平、汉口、郑州、上海等地供职于银行及信托公司，任经理等职。后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创办大中书局，任董事长。曾居欧洲数年。著有《天涯浪迹记》、海棠书屋力学杂录/诗存》《董其昌书画年谱》、《古钱今话》、《古印综述》、《剑花楼书画录/古钱币/古印鉥/古铜镜》、《中国古兵器》、《吴佩孚年谱》等。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介绍该馆藏品时说：“本馆藏有中国历代钱币甚丰，计自上古原贝、骨贝、铜贝、刀币、布币、圜钱、纸钞、银锭、元宝、银洋、铜币共三万余件。其来源有各界人士捐赠者，有向收藏家价购者，政府拨交拨赠者，而民国八十三年本馆价购李鸿球先生遗藏古钱一七八三件，使本馆钱币收藏更趋完整，成为中国钱币收藏之重镇，而侪名于世界搜藏中国钱币最富的博物馆之一。本馆所藏古代钱币之中，有周代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即为原李鸿球先生收藏中之精品。其形制为耸肩、尖足、圆档；此布币的首部有銎，是为空首。此件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是典型的春秋时代布币，属于大型布钱，形制完美，造型古朴，极具苍浑之美。”可见李鸿球藏品不但丰富，而且质量极高！

李鸿球去台湾后曾在“民国六十年”编印《旅台六碓李氏承先启后册》平装一册，台湾家谱收藏家廖庆六先生的“万万斋”有藏。这册名为《承先启后册》的家谱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旧家谱续编的。以我的猜想，当年李鸿球匆匆忙忙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带上家谱的可能性比较小，待大局已定，至1971年以前，再要想得到一部家族的老家谱，几乎蜀道难，难以上青天。这个迷，以后有机会得请廖庆六先生来破了。

相比之下，咱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人那可是太幸福啦。别跟我抬杠啊，我也知道1971年前后上下左右大陆人民提起家谱是谈虎色变的。可我在2003年的1月25日还是得到了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是1月31日，也就说，再过六天就要过年，给我送谱来的湖南浏阳老黄，雄纠纠气昂昂的背来五部家谱共一百零几册，结好账我要送他走，却发现火车票、汽车票啥的都是爆满，买不到了，飞到长沙的飞机票倒还有，可老黄不干，说我这次的利润也就够一张机票钱，总不能白干吧？既然到了你的地盘，你得给我想办法，可不能不管我。讹上我了。我没办法，只好四处打听，恰好有一个搞运输的朋友手下还有一个司机要到湖南醴陵送一趟货，醴陵跟浏阳不远，最后老黄是跟着那货车走的。老黄回到家，打来电话千恩万谢，说你那朋友不但白让我坐车，路上的伙食都是他招呼的，没要我钱，你得代我谢谢他。敢尽这次是净收入净利润，瞧把老黄乐的。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0 页： 李兴锐，字勉林，浏阳人，素治湘军军需，廉勤为曾国藩所赏，洊授知府，奏调直隶差遗。勉之为循吏，后赞日本使事，擢道台，历桂、赣等省藩皋。庚子擢赣，擢移粤、晋、闽督，卒于两江任。兴锐当官无赫赫名，而直实，每奉命按事，未尝代同官复掩。能饮，日尽百觞，予尝问以变法利弊，兴锐曰，此官此人变，犹不变也。至今尚思其言。

第三部，颂帅卞宝第《江都卞氏族谱》

江苏扬州、仪征《江都卞氏族谱》二十四卷首四卷，清道光十年庚寅木活字本，春田、泰徵等重修，今缺卷首一、卷四，存二十八册。

“卞”姓的家谱比较少见，2007年孔网曾出现过一部三十八册的近年新修江阴《卞氏》，原四函，因为少了二个函套，被我以较廉的价格买到。这事被江苏江阴的一位家谱收藏家知道，以为我是经过我的江苏朋友阿风才搞到手的，打电话责备阿风“人家卖国你卖省”，几乎把阿风气得吐血。这话说得极有杀伤力，基本达到了柔道红带、围棋七段的功力，但他没想过孔网是天下人的孔网，人人都可以参与，用不着别人帮忙。何况出省又非出国，既然流到了市场，只要还在中华大地上，谁藏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收藏近几年新修的家谱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是稀见姓的家谱，如果碰上也偶尔笑纳一、二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卞氏谱》入藏，得这一部江阴《卞氏》，也是聊胜于无罢了。后来才意识到江阴《卞氏》只是个先声，没多少日子，就在南京文庙得到了这部缺了二册的道光十年《江都卞氏族谱》。

上海图书馆有此本递修的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十五年三部，其中光绪二十五年本有四十二册，其目录如下：“卷首一、二载忠贞世纂、卷首三初辑谱牒、卷首四徵述录，卷一荣赠录(诰命、旌奖、题赠)，卷二规范录(条约、宗规、格言、宗法、宗训、家训等)，卷三源流录，卷四祠墓录，卷五继美录(修谱旧序、旧例、义例、凡例、历修总目、杂记、书札、书後、後跋)，卷六显著录，卷七世德录(列祖传赞铭状)，卷八清芬录(贞孝节烈)，卷九里居录(迁徙侨寄)，卷十世守录(发祥录、衍庆录、归化录等)，卷十一同宗纪略，卷十二高淳、丹徒、阳湖三族纪略，卷十三至二十七世系表。”

我所藏谱因缺卷首一，已无目录。此本所存卷首二为“忠贞世纂续编”，可知卷首一即为“忠贞世纂”；卷一与卷三合装一册，而卷二有二册，我所藏本卷三为“规范录”，卷二才为“源流录”，可知光绪本与此道光本的卷二、卷三内容对调；卷四“祠墓录”缺。余除卷数不同，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略有增删而已。

颂帅卞宝第，字颂臣，号娱园，咸丰辛亥举人。曾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御史、府尹、直至闽浙巡抚、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清史稿》说卞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滑，扶植良愿，民尤感之”。有“公敬历内外，管领封疆，关于国计民生，先后政迹，昭垂国史”之名。在官廉俸外一无所受，人莫敢干以私。为地方兴学兴利。著有《方岳采风录》、《闽浙猷轩录》各一卷，《抚湘公牍》四卷，《疏稿》十二卷。今卞宝第故居犹存。

卞宝第生于道光四年，道光十年本谱纂修之时，他还不过七岁，详卷二十三中关于他的世系记载极简：“宝第，行尊，光河次子，字 ，生道光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午时。聘高氏”，唯一有价格的信息是已经给他定下了娃娃亲。而他父亲卞士云的世系记载就较详：“士云，行贤，原名荣贤，新盘公子，仪封公孙，时敏公曾孙（此亦为本家谱特色之一，从曾祖、祖、父记起，其它族人亦如此），字光河，号季青，生乾隆戊申五月十三日未时，道光癸未科进士，诰授奉直大夫，山东道监察御史，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戊子科四川典试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配吴氏，生乾隆辛亥九月廿四日申时，诰封宜人，例晋封恭人。生二子：宝书、宝第”。卞士云虽没有参与修谱，但谱中关于他的文篇收录了不少，仅在卷五《继美录》，就有《松泉寄光河书》及《光河覆松泉书》。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也是这于这个卞氏家族，他在邵文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中说：“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于东晋时避乱南迁，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我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只是修谱之时，他远未出世，谱中自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不过，他曾利用光绪二十五年修本《江都卞氏族谱》做过一些研究，他说：“我还写过一篇《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家族文化个案研究之一》……我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重修《江都卞氏族谱》，先编制仪征卞氏四世主要成员简表，继据族谱考出静仪之夫、卞宝第第三子卞绥昌生平，知其与静仪同年，二十二岁卒；静仪乃四川永宁道黄云鹄女。研究黄侃及读其《日记》者，多为文史后辈，对于《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不治国学的卞昌、卞缙昌（女）、卞斌孙、卞孙、卞寿孙等人，感到茫然，我利用《卞氏族谱》，解答了人们心存已久的疑惑。”

现在想来，还有一桩极巧合的事，那天我刚到南京文庙，就接到了江苏常州家谱收藏家朱炳国先生的电话，他说已跟卞（孝萱）老通过电话，卞老同意给他主编的《家谱与地方文化》再写篇文章，言下极为开心。我才挂了电话，就看到摆在地摊上的这部《江都卞氏族谱》，因为缺了二册，摊主底气不足，并没有开出高价，稍一还价即就成交。文庙我去过也就三、四次，没买到过一部家谱，只有这一次，才把颂帅、卞教授家族的家谱捧了来，有时候想想，凡事皆有定数，不是你的，强求都是无用；是你的，她就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别人想带都带不走。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7 页： 卞宝第，字颂臣，扬州人，以翰林御史外任监司，擢疆圻，终于闽浙总督任。宝第强毅，官台谏日，强击不避贵要。及为疆吏，颇偏听执拗，有谮建宁令者，谓其衰颓，属藩司易人，藩司谓令方壮，人言弗足信，不纳，以履历陈览曰，是必捏书者，竟撤之。及至省投谒，则一翩翩一少年。宝第大慙沮，而卒假他事劾罢之，其横若此。故人称之曰“卡（当为‘卞’字误）牛”。颇嫉李鸿章，遇海防事，辄云，此合肥老儿言，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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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家谱具有重大的文史、社会价值，但传统家谱缺乏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功能，网络家谱补足了传统家谱的缺点，可以相辅相成，并存发展。

　　一、传统家谱与网络家谱的区别

　　1、传统修谱形式单一，修谱要求比较高，注重文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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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网络家谱形式多样，修谱要求低，注重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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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纸谱与网谱并存为最大历史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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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网络家谱案例

　　家谱网（Ancestry）：美国网络家谱软件，西方风格；

　　找你家谱（FindU）：中国网络家谱软件，东方风格。

　　四、参考贴吧资料

　　手机修谱·网络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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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千寻家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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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族谱是一种记录氏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宗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行动或活动。族谱是同姓家族的家族史志，也是一种为增加家族凝聚力而编印的特殊文本。在家族中，人口的繁衍和迁徙是常态，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一般是10~30年）就要续修一次家谱，将新增人口和迁徙人口的信息添加进来。这被认为是一种“收族”的重要途径。

江西龙南全南重修族谱，（明）利时泮初修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清）利和伯、利永贞二修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利百遂、利期百三修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清）利常诸四修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清）利贤赛，利贤右五修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民国）利德芹六修于民国廿三年（公元1933年），（民国）利日鸿、利运祥继修于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年），（现代）阖族七修于1988年。

湖南蓝山利氏族谱，（清）利思义等修，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现代）利道斌整修，公元2000年计算机排印本

广东利氏族谱，（清）利佑累志，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河南堂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西修水利氏族谱，（清）利方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

江西奉新靖安利氏族谱，（清）利开友谨撰，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

江西萍（乡）东利氏续修支谱，（清）东森谨序，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民国)利汉祯、刘毓华撰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油印本。

广西钦州利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河南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博物馆。

广东东莞大沥利氏重修杰滔公支派族谱，(民国）叶兆霖、湘氏编辑，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铅印本。

广西钦州利氏明学（康长）支谱，（现代）阖族于1988年起纂修，至今仍在编修过程中。

四川南部利氏族谱，（现代）利明根抄编，1992年计算机排印本。

四川资中利氏金汤支派族谱，（现代）阖族编修，1992年计算机排印本。

湖南浏阳县大瑶利氏肇基支派族谱，（现代）利家申、利家多、利志良、利隆德等修，1995年计算机排印本。

四川彭州市利氏重修族谱，（现代）利定国、利定安、利龙富等修，1998年计算机排印本。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

广东蕉岭县河南堂利氏族谱，（现代）蕉岭县利氏祠堂理事会编印，2001年计算机排印本。现被收藏在广东省屏东县长治乡利天龙处。

广东惠州市岑坑利氏欣耀支派族谱，（现代）阖族编修，2003年计算机排印本。

广东梅州市梅县区荷泗锦湖村-利氏族谱，（现代）利鑫荣，2005年编印本。公开出版。

广东南雄平林利氏大川支派古谱，（现代）利盛生整理，2009年计算机排印本。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骆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三十二位的姓氏，人口较多，较为常见，分布颇广，今北京，天津武清，河北辛集，山西太原，山东平邑，济宁，梁山，鱼台，江西崇仁,江西九江，广东新会、博罗、阳江，广西田林，云南陇川，四川合江，江苏句容县，浙江义乌、诸暨、富阳、临安，福建的惠安、埕边、秀涂等地均有分布。汉族、彝族、白族、水族、土家族、布依族、仡佬族等也有此姓。骆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是中原的巨宗大族，称王内黄，十分显赫。此后至隋唐，骆姓在今河南之洛阳、内黄等地繁衍迅猛，成为妇孺皆知的著姓之一。千百年来骆氏已经播迁到世界各地，虽其宗支繁衍，广布四海五洲，派系众多，但在长期的历史风雨的锤炼与洗礼中形成了自己一脉相承的骆氏文化。因内黄骆氏则是骆姓家族的最大种群，于是骆姓文化也就留下了深深内黄胎印。

一、内黄郡望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范围内的名门大族。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所以姓氏郡望，不仅是该姓发祥地的标记，也是氏族人口、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等综合族力强盛与否的反映。

据唐朝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太常博士林宝奉诏撰成的姓氏学专著《元和姓纂》记载：“齐太公之后有公子骆，望出内黄、会稽。”春秋时齐国都城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是骆姓最早的繁衍之地，出自姜姓的这支骆姓应是黄帝和颛顼、帝喾之后（见刘保才主编《颛顼帝喾陵》14页，2001年3月编印）。骆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是中原的巨宗大族，那时骆姓在内黄聚族而居，人才辈出，冠盖连绵，门第高贵，家世显赫，称王内黄，为当地郡人所敬重和仰望。此后至隋唐，骆姓在今河南之内黄、洛阳等地繁衍迅猛，族大人众，成为妇孺皆知的著姓之一。据北宋太宗（赵光义年号，公元976——980年）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史乐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载：时相州内黄郡有“扈、路、骆”三大望族，并逐渐北移，在今河北、山西等地播迁繁衍。宋元两代，称盛于江浙一带的骆姓，播迁到今福建、广东，待成为闽粤两地的较大家族后，又逐渐播迁云贵等地。明初，山西骆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北京等地。明中叶以后，闽、粤等沿海省份之骆姓渡海定居台湾或东南亚地区。骆姓子孙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播迁，早已广布天下，然而 “郡望内黄”却能一直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