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乾向巽风水格局最好的干山巽向：

坐正西北向正东南

座山度数：

3076~3224度，即图中干以红色标示。

较旺方位：

西北方、中央、东方、东南方

较差方位：

北方、南方

普通位置：

西南方、西方、东北方

说明：

从2004至2023年，本方向为六个旺向之一，环境后高前低，配合得宜，室内布局也能纳旺气，则财源大发，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旺运。

东方有水可出官贵，西南方见水则旺财。

阳宅布局，本方向为旺山旺向之格局，东南方最宜开门（即开中门），旺丁发财。西北方、中央、东方、东南方皆可作为主人房、办公室，财源广进。

南方、北方二宫，旺气较弱，不宜作为大门、主人房。

南方开门更见形煞主灾病，北方山水不佳或见形煞易破财、生灾病。

东方紫气东来为未来的旺运方，应予重用作为主人房、主管办公室或可预设门路。

干山巽向偏财门方位在午。

乾山巽向六十甲子日择日

庚午日 催富财旺正阴府损少丁冲胎。

辛未日 大则人命损丁小则是非消灭。

壬申日 跌伤图赖人命退财冲散元辰生气。

癸酉日 元辰死主绝丁。

甲戍日 催了生子天燥火。

乙亥日 损少丁退财正阴府。

丙子日 自缢瘟疾图赖官非失盗水火灾消灭。

丁丑日 催官发贵发不久有口舌。

戊寅日 催人丁大旺周年进横财生贵子。

己卯日 母明父暗。

庚辰日 先进后退正阴府地燥火冲山。

辛巳日 大则人命损丁小则是非冲辅。

壬午日 官非牵连子孙冷落八山黄泉杀。

癸未日 人则冷退天燥火。

甲申日 生子其母有灾冲散元辰生气。

乙酉日 主损少丁正阴府。

丙戌日 大则人命损少丁小则退财正消灭，地燥火。

甲子日 催丁生子旬空。

乙丑日 进横财正阳府损少丁。

丙寅日 遭水火灾失盗自缢图赖山方杀。

丁卯日 造书房桥亭催官催贵人家用有口舌。

戊辰日 催丁财大旺周年进横财生贵子。

己巳日 催丁大旺半年生子冲辅。

丁亥日 跌伤图赖官司退财祸速。

戊子日 元辰冲胎主催丁大旺生子。

己丑日 催财丁大旺生子多进财地燥火山方杀。

庚寅日 催财得寡妇日进人口正阴府。

辛卯日 瘟疫自缢投河人命图赖水火灾破家。

壬辰日 牵连官非子孙冷丁冲辅冲分金。

癸巳日 催财丁大旺周年进横财生子。

甲午日 催丁生子冲胎。

乙未日 财旺人弱损少丁正阴府。

丙申日 自缢瘟疫图赖人命退财冲元辰。

丁酉日 奸*破家官非图赖。

戊戍日 元辰入墓不吉日流太岁以下十日地燥火。

己亥日 生子出世母亡子可养日流山方杀。

庚子日 有进有退损丁正阴府。

辛丑日 瘟疫有缢图赖盗贼水火灾消灭日流太岁。

壬寅日 催官发贵。

癸卯日 元辰败出奸*孤独日流太岁。

甲辰日 廉子入墓子孙懵懂冲弼。

乙巳日 催财满堂金玉正阴府损少丁。

丙午日 自缢瘟疫图赖水火灾地曜消灭杀。

丁未日 牵连官非人丁冷落天燥火。

戊申日 元辰病出入短命多疾病冲散元辰生气。

己酉日 生子损母单传。

庚戍日 元辰入墓正阴府地火。

辛亥日 贼盗水火灾自缢瘟疫官非败家。

壬子日 争山官司耗散家财。

癸丑日 元辰养旺人丁天燥火。

甲寅日 催财丁大盛旺。

乙卯日 主损少丁正阴府。

丙辰日 十恶人命图赖贼盗水火灾冲胎。

丁巳日 牵连官非人丁冷落地火。

戊午日 元辰病出短命人多冲散生气。

己未日 生子失母单传地燥火。

庚申日 人财冷退少丁病死正阴府。

辛酉日 贼盗大则人命损丁小则官非口舌。

壬戍日 因争山家业耗散天燥。

癸亥日 主绝人丁元辰死。

细说乾山巽向的风水真实案例

永远没有万世春秋的帝王霸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他们早已经知道的原因：风水，是会轮流转的。很多人都说毛泽东能够最终击垮蒋介石政权，就是因为蒋介石自作聪明的派人去闹腾毛的祖坟。殊不知，这一动，加快了毛祖坟的风水运势，加速了毛的成事速度。很多有风水经验的人，后来都慨叹：如果当初蒋介石不是这样听信几个道士的谬论去自作主张做这种造孽的荒唐事，可能还能延续十年的民国国运。但在我看来，这也都是马后炮的事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风水，一定是在转着的。你敢说朱元璋父母下葬的墓地是块好墓地（估计现在连坟头都找不到了）？但依旧挡不住他的帝业，依旧能给予他推翻成吉思汗子孙的力量，这就是风水的奥妙所在！也许今天下葬的墓地不是块好墓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风水轮回的转动，都能为你逢凶化吉且转危为安。封建帝王曾经选的墓地，经过风水一转动，可能就是亡国的催化剂！

这块“乾山巽向”的墓地，经我查询，算是中上。胡锦涛的祖坟经别人勘察，是“巽山乾向”。这，也许就是我们家族的区别吧，呵呵。放心，还是那句话：风水，是会轮流转的。

昨晚母亲给我个电话，说，祖父的第一块下葬墓地，如无意外，应该是选在广西玉林的一块公墓其中的一个位置。入土为安，入土为安。晾了祖父一年在殡仪馆束之高阁，也不好。入土，安他，也旺我们。总之，先入土吧。已经交了押金。我也在今天第一时间认识了些中国历代的风水大师，比如廖文政。他是明朝最伟大的风水师之一，在嘉靖十七年三月，给嘉靖皇帝父母的陵基选了三个陵址，供嘉靖选择，都还是在天寿山一带。第一个是金川岭，癸山丁向，为上吉之地；二是西井左一山，乾山巽向，为次吉之地；三是懿山，也是乾山巽向，也是次吉之地。嘉靖皇帝后选了懿山之地，更名为大裕山，即为显陵。但此陵建好后，性格多变的嘉靖皇帝未将其父母的骸骨移去安葬。这个风水宝地以后成为明朝第11位皇帝穆宗的寝陵，更名为昭陵。嘉靖帝父母的显陵以后选址在湖北钟祥县的纯德山。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廖文政随嘉靖南巡到钟祥纯德山，为显陵点穴，定艮山坤向。廖文政因为择陵有功，嘉靖皇帝曾多次晋升他的职衔，还颁诏特授廖文政为“登仕佐郎”。三僚廖氏家谱中，还辑录了这份诏书：“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联获休享于皇天。嘉于海内，沾湛恩顾，惟朝籍之臣可后褒荣之典尔。钦天监漏刻博士廖文政，夙业星文，顷膺召命，用居台监，推测益宜有明恩，用召显渥。兹特将进尔阶登仕佐郎，赐之敕命，尔其益励，乃心以宏，乃业嗣膺，显秩副兹训词，钦哉。敕命嘉靖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之宝”嘉靖十八年，河南、安徽段黄河泛滥，不仅冲毁两岸田园，还直接冲坏了凤阳白塔寿春的皇陵，廖文政作为治河钦差，亲驻凤阳府，征发安徽、河南三万民夫，治理黄河三年，功成后辞官返回兴国三僚，建书房“廉泉书舍”，隐居读书。廖文政从嘉靖十五年出山，到嘉靖二十一年功成返乡，为皇家服务7年，不仅为大明皇家择建了气势恢宏的陵墓，而且为黄河治理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返乡时，携带了一张巨幅“黄河图”，让后人每年挂在祠堂里供人观瞻，只是未能流传下来，甚是可惜。

风水这种东西，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必然有它存在和发展下去的理由，即便在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依旧被很多人所顶礼膜拜。稍稍不同的是，现在富人比穷人更迷信，像比尔盖茨李嘉诚这些手里掌握高科技含量产业的富人，在选择住宅时，依旧心照不宣的请风水先生看一下，把把地脉，以免以后生意败北导致肝脑涂地。而现在的穷人呢，则依旧是感觉自己烂命一条，工作还没着落呢，谁他娘的理你风水地势，怎么活也是穷命，索性百无顾忌的到处闯，这种人，反倒很有可能将来成大器。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风水，只是富人心理上的救命稻草，不一定是穷人的致富法宝。理由：封建帝王选择的墓地每一块都够好了吧？全中国的地都是他的，还有全中国最懂风水的人（旧称：国师）替他选墓地，应该说选择的每一块墓地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但是，一个个家族的封建王朝依旧会垮台，风水好旺子孙的墓地也依旧阻挡不了王朝的更替。

一、从历史年代上来分：

　　金代1面《释迦塔》

　　明代6面：《竣极神工》、《望嵩》、《玩海》、《拱辰》、《天下奇观》、《天柱地轴》。

　　清代38面：其中《万古观瞻》、《慈光远照》、《万象逢春》、《天华云锦》等20面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所建。

　　民国1面：《灵山未散》

　　另有2件年代不详：《金城》、《雁塔》

　　二、从内容上来分：

　　1、记事4面：《释迦塔》、《金城》、《雁塔》、《古迹重新》。

　　2、弘扬佛法、扩大佛教影响19面：《鹫岭无异》、《灵山未散》、《慈光远照》、《香风花雨》、《法海慧莲》、《永镇金城》《香云普注》、《大法力》、《百尺莲开》、《庄严法相》、《毗卢真境》、《洗涤尘心》、《重新真会》、《花宫仙梵》、《皈依佛》、《荡胸云外》、《天华云锦》、《奎光普照》、《慈云普济》。

　　3、统治者借佛力和奇景，赞颂木塔，宣扬帝力3面：《竣极神工》、《天下奇观》、《木德参天》。

　　4、赞颂木塔雄姿和精湛的建筑艺术17面：《天宫高耸》、《万古观瞻》、《壮观》、《高出云表》、《上接云天》、《近日低云》、《在半天》、《留白云》、《第一浮图》、《霄汉凭临》、《仰之弥高》、《望嵩》、《玩海》、《拱辰》、《永镇金城》、《天柱地轴》、《突兀碧空》。

　　5、借塔抒发个人情怀4面：《正直》、《中立不倚》、《文笔参天》、《奎耀增辉》。

　　6、直接写景1面：《万象逢春》。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三点：

　　(一)明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应州知州的薛敬之观塔触景生情，欣然命笔，写下玩海、望嵩、挂月、拱辰八个字，遂制成4匾，分别悬挂在木塔第五层明檐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现存3块，《挂月》匾早已下落不明。

　　(二)原一层南面东次间有宣统元年(1909年)权州篆程世荣谨书“足壮观瞻”匾和二层内槽东南面有咸丰元年(1851年)居士何其祥等敬立“同登极乐”匾在“文革”中失落。

　　(三)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大同也成立了三人和谈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叫温天和。他为了给土匪、地头蛇出身的应县国民党守军司令乔日成打气撑腰，特赠书“顶天立地”四字，并制匾挂于木塔二层。应县的老百姓，对乔日成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早就深恶痛绝，应县刚一解放，就把这块挂了不到二年的牌子摘下砸碎烧火了。

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促其变迁，但这总体在近代史上更为明显．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岳飞坛前的对联为: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飞庙门口的对联是:

观瞻气象耀民魂，喜今朝祠宇重开，老柏千年抬望眼；

收拾山河酬壮志，看此日神州奋起，新程万里驾长车。

这是赵朴初先生为岳飞庙题的对联，用了五典。“老柏”指岳飞墓前精忠柏，传为岳飞忠魂所化。“抬望眼”、“收拾山河”、“壮志”、“驾长车”都出自岳飞的《满江红》。《文心雕龙——丽辞》说“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就是指用典。用典之所以难，是因为文意两方面都不易配合妥当。赵先生的这副对联用的自然而贴切，即使没有读过《满江红》的，也照样可以理解。当然，用典冷僻，晦涩难懂，是不宜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