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和刘庸是一个人吗？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3浏览：1收藏

纪晓岚和刘庸是一个人吗？,第1张

纪晓岚和刘庸不是一个人

刘庸与和珅、纪晓岚清代的三位大臣。

刘庸比纪晓岚大五岁能

纪晓岚http://baikebaiducom/view/10741htm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观弈道人。又因其北京虎坊桥寓所有一巨大太湖石，故又称孤石老人。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崔尔庄)人。其高祖纪坤，字厚斋，系明末人。能文，著有《花王阁剩稿》。其父纪容舒，字迟叟，清康熙五十二年思科进士，曾供职刑部和户部，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和故称姚安公。鞒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容舒凡三娶，原配安太夫人生卓(字晴湖)继朽张太夫人无出，又继配张太夫人之妹生前不见古人逝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终年八十二岁。死后葬于崔尔庄南，北村。其妻马夫人，共有四子三女：长子汝佶。乾隆乙酉举人，早逝，有《半舫诗钞》留世；次子汝传，曾任九江府通判和江宁府同知；三子汝似，曾任广东县丞；四子汝亿。长女嫁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雅雨)之孙卢荫文(举人)；次女嫁内阁中书，军机章京袁煦；三女许婚戈源之子，年十岁未嫁而死。另有一孙十一人，其孙纪树馨，荫生，官弄部云南司郎中，宜昌府知府。

纪昀二十四岁时，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三十一岁中进士。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很得清高宗乾隆皇帝的赏识。他终身功名事业，充满艰难曲折，在居官五十多载中，曾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公试同考官视学福建，主持闽省院试。又迁任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直至协办大学士，加入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

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全书馆，纪昀受命为总纂官。此项工作先后历时十九年，终于总纂完成了巨著《四库全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七万九千九百三十七卷，抄写七部，藏于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此书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总纂该书过程中，他还用了八年时间，为该书所括的一万余部书籍，精心撰写了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被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孙犁赞为“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u微草堂笔记[/、《[u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诗赋)、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⑵赖闫渌�恍┦榧��膊斡肓肆硗庖恍┕偈榈淖胄蕖

总之，纪昀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道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纪昀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纪昀

纪昀（1724～1805）清代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a target=_blank href=/view/18876htm>url]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后谥文达。

纪昀学问渊博，长于考证训诂。乾隆间辑修《四库全书》，他任总纂官，并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200 卷，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

纪昀的诗文中，多应制奉和、歌功颂德之作，属于典型的" 廊庙文学"少数述怀、纪行诗歌尚清新可诵。《乌鲁木齐杂诗》160 首，是纪昀谪戍乌鲁木齐两年后被召还时于归途所作，记述当地风土人物，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新疆的社会情况，声调流美，富歌谣风味，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一些特色。

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 发乎情止乎礼义" 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

承认" 文章格律与世俱变" ，" 诗日变而日新" ，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 气运" 和" 风尚" ，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 拟议" 又要有" 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 流派" ，而反对" 门户" ，反对" 舍是非而争胜负" 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

纪昀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表现于笔记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书包括《滦阳消夏录》6 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4 卷，《滦阳续录》6 卷，共24卷（笔记1000余则），是他晚年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他的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总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取法六朝笔记小说而有所发展变化：内容杂博，较多涉及世态，而不局限于志怪，叙述故事简明质朴而又富于理趣。就思想内容看，虽从" 有益于劝惩" 出发，盛谈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有大量糟粕，但也不乏可取之处。作者反对宋儒空谈性理、苛察不情，对道学家的泥古不化、伪言卑行，多所讽刺揶揄，如卷二记游僧戏塾师，卷三记老儒贿盗闹宅和刘羽冲事，卷四记武邑某公事，卷二十一记两曾伯祖事。对世态人情的浇薄诈伪也时有揭露。写鬼狐情事多具寓言意味，几则不怕鬼的故事，如卷一" 曹司农竹虚言" ，卷六记许南金事，卷二十三" 戴东原言" ，颇堪称道。作者反对为富不仁，反对凌虐奴仆，对下层人民的反抗、复仇行动表现出一定的容忍和同情，如卷十六记童养媳逃亡、卷十七" 周景垣前辈言" 、卷十八记妓女戏富室粜谷。沧州" 老河兵"（卷十六），徽州" 唐打猎" （卷十一）等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正直、纯朴和智慧，尤属佳品。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

《阅微草堂笔记》，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失为具有特色的作品。鲁迅评论说：" 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

纪昀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诗文各16卷。

刘庸

http://baikebaiducom/view/6082htm

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

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这些作品总体上都表现了墨色浓厚，笔势浓肥，线条轻重粗细变化随心所欲的笔画特征。他的书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习董其昌，字体秀媚妍润；中年，学习颜真卿、苏轼各家，笔力雄健，丰泽厚实；晚年则锋芒内敛，造诣达到了高峰。

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一年后散馆，授编修，进入仕途，再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其父刘统勋（时任陕甘总督）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受株连而遭逮治，旋得宽释，降为编修。次年六月，充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提为安徽学政。任职期间，针对当时贡监生员管理的混乱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部议准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调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他又上疏：“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时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任命他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间，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坐罪革职，判死刑。乾隆帝因爱其才，特加恩诏免，发军台（清代西北两路传达军报及官文书的机构，即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命在修书处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授江宁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刘统勋病故，回家服丧。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任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刘墉以劾举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授湖南巡抚。时值湖南多处受灾，哀鸿遍野，无灾州县也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撅，百姓怨声载道。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井准许民间开采硝石。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刘墉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等。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在处理国泰一案上，刘墉不畏权要，刚正无私，足智多谋，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而成功地执行了大清律法，为民除了害。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国泰案结，刘墉被命署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命署直隶总督。八月，又调吏部尚书，不久，充顺天乡试正考。是年底，充经筵讲官。次年五月，复兼理国子监事务。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充玉牒馆（修帝王族谱之处）副总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上书房阿哥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身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不久，授内阁学士，提督顺天学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迁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礼部尚书，并再次兼管国子监事务。五月，又署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四月，授刘墉为体仁阁大学士。五月，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并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察看黄河之后，他上疏请求于秋后在决口处“堵筑”，下游“宽浚”。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庆四年（1799）三月，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坤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四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书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称赞刘墉道：“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致。刘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著有《石庵诗集》刊行于世。

嘉庆七年（1802），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他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广东省潮汕地区《潮州府纪姓源流录》，是现存最早的族谱明朝嘉靖14年（1536年）九世孙纪朝武主修，该族谱序云：“旧有谱志，遭厄运罹海寇，谱斯失矣，然幸存渔湖一谱不泯”。在1536年以前就已有旧谱存在，但修于何时不明。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达濠纪氏族谱》，明万历辛亥年（1611年）4月，十一世孙纪毓初主修，附有“万历辛亥岁贡进士知潮阳县丞事凌志尹赠”的“毓初公族谱序”。

广东省潮汕地区《重修族谱》，明朝“永历癸巳岁（1662年）4月，十四世孙纪魁黄主修，并写有序文。

广东省普宁市《贵政山纪氏族谱》，清朝乾隆年间，十七世孙纪文征编的。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州府纪氏始祖宋元宠纪公族谱》，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七世孙纪振主修。

福建同安龙安纪氏重修族谱，(清)纪为果修，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启修，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

河北文安纪氏家谱，(清)纪昌期等修，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河北献县景城纪氏家谱十八卷，(清)纪昀纂修，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纪树启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省镇江句容白兔镇锡尔堂续修《纪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二十五世孙佑金主修，现收藏于纪家边。

江苏镇江润东彪社纪巷纪氏十修宗谱十卷，(清)纪崇国、纪崇祥等重修，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行素堂木活字本八册。注：扉页作《润东纪氏家乘》。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润东雩山纪氏宗谱十二卷，二十四世孙纪崇义主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西临川纪氏敬义堂世次录十卷，首两卷，(清)纪大奎编清，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敬义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西临川纪氏敬义堂世次录节钞，(清)纪慎斋撰，清朝年间务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注：元延佑元年始修。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丽水高阳纪氏宗谱，(清)纪光礼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北文安纪氏家谱，(民国)纪英培、纪文浚等重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序石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丽水高阳纪氏宗谱，(民国)纪光秀等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九册，今仅存第一～七卷、第九～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高阳纪氏宗谱，(民国)纪堂撰序，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松阳县岗寺乡十五里村。

丽水高阳纪氏宗谱，(民国)纪唐俊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二卷、第九～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刘墉和纪晓岚是同朝为官。刘墉1784年进入内阁，成为宰相级人物，当时纪晓岚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1、清朝时候，没有对宰相职务的正式设置，但是清朝沿袭了内阁和大学士的制度，而且大学士的职数是固定的：四端两协，即编制为四位大学士，两位协办大学士。清代将授予大学士作为拜宰相的标志。

2、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月授予刘墉协办大学士，正式入阁成为副宰相级人物。嘉庆二年四月（1797年）授予体仁殿大学士。他一直在内阁工作，直到去世。

3、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三月，纪昀被提升为太子詹事。四月，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清嘉庆元年（1796年），任兵部尚书，移任左都御史。次年，又迁任吏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

扩展资料：

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纪晓岚的“铁齿铜牙”有两个意思。

一、是口齿伶俐、学识渊博，辩才一流。

二、是指意志层面的，这种人认准了一件事，就得办成。

显然，纪晓岚的“铁齿铜牙”属于前者，他没有咬人，一辈子尽咬书本了；而刘墉则属于后者，尽管他的标签是“罗锅”。

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释义：在官场中起落浮沉，就好比鸥鸟一样。埋头于图书之中，好比在书中生死的蠹鱼一样）”。

——纪昀

——刘墉（清乾隆年间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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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共有4子3女。

纪汝佶，纪晓岚长子。生于乾隆甲子年，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幼年时他极为聪颖，20岁中举人，可谓前途无量之人。但其后来随泰安知府朱子颖学习之时，迷恋上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纪晓岚流放新疆时，纪汝佶终因沉迷而不悟疯癫而死，年仅二十几岁。

纪汝传，纪晓岚次子。监生，由《四库全书》馆议叙，历任湖北布政司经历，江西南昌、九江等府通判。

纪汝似，纪晓岚第三子。附学生，由鸿胪寺序班加捐广东候补东莞县丞。《家谱》只载其为广东县丞，未记何县，民间传说其为东莞县丞。

纪汝亿，纪晓岚第四子。事迹无考。

大女嫁给卢见曾的大孙子卢荫文，二女嫁给袁照，三女夭折。

正妻马月芳，妾有文鸾、郭彩符、沈明轩。

1、马月芳

纪晓岚正妻，清代乾隆年间人氏，生卒年不详纪晓岚七十二岁时逝世，约为乾隆六十年（1795）或嘉庆元年（1796），马月芳是东光进士马周菉的二女儿，是纪晓岚的邻县人，才貌双全。

2、文鸾

文鸾是纪晓岚的四叔从沧州买来的一个丫环，长得特别水灵，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粉红的脸蛋像朵绽开的海棠。

年轻的纪晓岚一眼就喜欢上了，天天与文鸾在一起玩耍，还教文鸾识字、念书，文鸾天资聪颖，只听一遍就明白。

四婶看到文鸾这般聪慧，与纪晓岚又这么有缘，就开玩笑地对纪晓岚说：“等你将来考取了功名，就把文鸾许配给你。”一句玩笑话，让纪晓岚为情所困一辈子。

为让纪晓岚更好地考取功名，在京城户部任职的父亲纪容舒把他带到了京城，这一去就是五年，直到他十七岁才回到老家。

这时的纪晓岚已是满腹诗书、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文鸾也长成水灵灵的大姑娘。两人相见，心跳不已。纪晓岚忍不住向文鸾求爱：“你嫁给我吧！”

文鸾深知不敢高攀，虽然早就盼望着，她羞涩地答道：“如果你真喜欢我，将来就纳我做妾吧，但是要等到你及第之后。”

此后不久，纪晓岚娶了京城马家**马月芳为妻，把家搬到了京城，以备乡试。可是第一次参加乡试，这名才子却落榜了。

三年后他再应顺天府乡试，一举夺得第一名解元。这时他又想起文鸾来了，想践行当年的诺言。但命运作弄人，文鸾早已死了。

纪晓岚乡试落榜那年，文鸾卖身纪府的期限已满。四婶准备为其置办嫁妆送她进京，可是文鸾的父亲向纪家索要一千两纹银的身价。

纪府不是拿不出这银子，可当时买一个奴婢顶多三五百两就行了，如果出一千两岂不是会被人笑掉大牙？纪府的颜面何在？一气之下，就让文鸾的父亲把她带回家去。文鸾回家后痛苦难忍，竟然一病不起，不久就抑郁而死。

3、沈明轩

纪晓岚之妾，生平不详，育有纪汝佶、纪汝传、纪汝似、纪汝亿。

4、郭彩符

生平不详。

扩展资料：

纪晓岚的子女：

1、纪汝佶

纪汝佶(1743-1786)，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纪晓岚长子。乾隆乙酉举人，候选知县。

2、纪汝传

纪汝传是纪晓岚次子，字绪承，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历任湖北布政司经历，江西南昌、九江等府通判。

3、纪汝似

纪汝似，字象庭，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纪晓岚第三子。附学生，由鸿胪寺序班加捐广东候补东莞县丞。《家谱》只载其为广东县丞，未记何县，民间传说其为东莞县丞。

——纪昀

——文鸾

——马月芳

——沈明轩

　　确有此事,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自己写的: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

　　纪汝佶（1743—1786），字御调，又字侠如，纪晓岚长子。乾隆乙酉举人，候选知县。查《景城纪氏家谱·生卒谱》，纪汝佶生于乾隆癸亥（八年），上文纪晓岚写成甲子（九年），或为误记。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纪晓岚的亲家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事先为卢见曾通风报信转移家产,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父亲离家以后，纪晓岚精神萎靡，对科举失去了原来的兴趣。于是在诗社中与一帮诗友才士交游，迷上了公安、竟陵两派诗作。朱子

　　颖进京探望时，听马夫人介绍了汝佶的情况，便提出带他去山东。马夫人知道朱子颖是纪晓岚的得意门生，又对纪家关怀备至，便同意汝佶跟朱子颖去了他的住所泰安府。

　　汝佶到了泰安，起初尚让人满意。等到后来，他从友人那里见到了《聊斋志异》的抄本，一下子就被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动人的故事情节迷住了，当时，《聊斋志异》尚未刊行，汝佶看到的也是抄本，爱不释手，便不分昼夜地抄录起来，并试着模仿着写起此类借谈狐说鬼、志人志怪来表达人生理想的作品起来。以至“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滦阳续录·附序》）。

　　汝佶颇具“聪明根气”，但却“怪怪奇奇”，纪晓岚对他从来放心不下，以致远谪新疆，犹在万里之外给他写信，谆谆训诲他如何处世做人。不料汝佶就在此时莫明其妙一命归西，年仅25岁！

　　多年以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追思汝佶死因，认定他是读了《聊斋志异》，“误堕其窠臼，竟沉沉不返，以迄于亡。”如果纪晓岚的表层理解无误，那末，个中深层原因，极可能是纪汝佶先天地患有抑郁症！

摘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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