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名和字都是由父母取的，其中字与名有很大的联系。如刘备字“玄德”，张飞字“翼德”，赵云字“子龙”，诸葛亮字孔明。另：古人起名取字，方式多种多样，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种。

扣合式：名与字扣合严密，共同表示一个深刻内容。例如屈原，其名平，字原，扣合而为“平原”。北宋散文家曾巩，字子固，扣合为“巩固”。

并列式：名与字是等同事物或同一属性的两个方面。孟子，名轲，字子舆，

“轲”与“舆”都同车有关系。东汉文学家王充，字仲任，“充”与“任”属性相同。

注释式：名与字有互相注释的作用，使道理讲得透切。东晋葛洪，字雅川，

有“大川洪涛”之意，寓有履行常规惯例，遵循和师法先贤道德规范之意，表达了远大的志向。

同用式：名与字用相同的字表示。明冯梦龙，字犹龙，同用一个“龙”字。

明末清初戏曲家李玉，字玄玉，同用一个“玉”字。

相对式：名与字对立相匹，对照强烈。南宋哲学家朱熹，字无晦，“熹”同“晦”明暗相对。现代戏剧家洪深，字浅哉，“深”同“浅”相对。

因果式：名与字互为因果，揭示出事物的规律。南宋辛弃疾，字幼安，从小根除病疾，自然得获安康。元朝马致远，字千里，骏马奔驰可致千里之意。

推导式：以其名而推其字，反之亦然。如唐张九龄，字子寿，“九龄”正属“童子之寿”也。唐李贺，字长吉，吉宿长临，正应庆贺。

呼应式：名与字互相呼应，揭示出意义。如东晋郭璞，字景纯，正是“璞玉”同“纯良”呼应。清孔尚任，字举重，“任”同“重”呼应，寓有“任重道远”之意。

仿照式：名字仿效前人，互为使用。南宋陆游，字务观，其名字仿效了北宋词人秦观，字少游。西汉司马相如因慕战国蔺相如，把小名“尤子”改为“相如”。

古人有名有字。旧说上古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成人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岁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为什么有了名，还要取字呢？《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孔颖达为《礼记·檀弓》的“幼名，冠字”作注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说，这是出于尊重的需要，出于“为长者讳”的需要。

古人先名而后字，因此取字往往遵循“名字相应”的原则，即字与名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白虎通义·姓名》：“旁（傍）其名为之字者，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其名，若名赐字子贡，名鲤字伯鱼。”名与字之间的联系可以是语义方面的，也可以是字形方面的，这就是汉语汉字对名字的影响。

名与字在语义方面的联系有很多类型。有的字和名是同义词，如宰予，字子我，“予”、“我”同义；许慎，字叔重，“慎”与“重”同义；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同义；褚遂良，字登善，“良”与“善”同义。有的字和名是反义词，如韩愈，字退之，“愈”与“退”反义；赵孟頫，字子昂，“頫”与“昂”反义。有的字与名具有联想关系，如冉有，字子求，须“求”才“有”；赵云，字子龙，“龙”由“云”生。有的字与是同类关系，如孔鲤，字伯鱼，“鲤”是“鱼”类，郑樵，字渔仲，“樵”夫与“渔”翁为侣。

字与名在字形方面也有联系，古时有所谓“由名省形制字”的方法，就是离析“名”的字形而得“字”。如秦桧，字会之，“会”为“桧”的一个组成部分；姚椿，字“春木”，“春木”是对“椿”的离析；毛奇龄的字很多，有两生、大可、齐于、于、初晴、晚晴、老晴等，其中“大可”是对“奇”的离析。

因为姓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取名时，往往又据姓而取。有的是取语义方面的联系，《唐书·魏征传》有“云朝霞”，《五代史·伶官传》有“镜新磨”，《辽史·伶官传》有“罗衣轻”，现在有“成龙”、“牛得草”、“马识途”、“马伯乐”等叫法，都是名因姓取。有的是取字形方面的联系，如老舍，姓舒，名舍予；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听觉特别敏锐，又姓“聂”，人们依据“聂”的字形亲切地称他“耳多”，他就以“聂耳”为笔名，最终以笔名行世。除了姓名有字形、字义的联系以外，古人还有改姓的做法，也往往利用汉字的形体联系，如汉代淮阴侯韩信之后改姓“韦”，“韦”是“韩”的一部分；明代方孝孺族人为避祸而改姓“施”，用的是民间把“施”拆为“方人也”的习惯，暗含“方家后代”的意思。

并没有，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到献帝就宣告汉王朝的完结了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共210年

东汉两个时期。西汉又叫前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起至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止，因国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在东汉国都洛阳的南面，故称西汉。西汉共有14个帝王，包括吕后和昌邑王刘贺。所附的淮阳王刘玄，败降后被勒杀。

高祖（刘邦）字季（公元前256--前195年，一作公元前247--前195年）。

汉开国皇帝，为汉王4年，在帝位8年，于平定英布叛乱中胸部受箭伤，后创伤复发而死，终年53岁，葬于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5里处）。

惠帝（刘盈）（公元前211--前188年）。高祖长子，高祖死后继位。在位7年，病死，终年24岁，葬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0里处）。

吕后（吕雉）（公元前241--前180年）。高祖皇后，高祖死后执政，前后共16年。病死，终年62岁，葬于高祖长陵的西园（今陕西省咸阳市东35里处）。注 吕后并未称帝，因其长期执政，所以将她列上。

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高祖第三子，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后，周勃等杀死吕产，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病死，终年46岁。葬于霸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35里处）。

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年）。文帝第三子，文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终年48岁，葬于阳陵（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30里处）。

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景帝第三子，景帝死后继位。在位54年，于巡视途中病死，终年71岁。葬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17里处）。

昭帝（刘弗陵）（公元前94--前74年）。武帝少子，武帝死后继位。在位13年，病死，终年22岁，葬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13里处）。

昌邑王（刘贺）生卒年不祥。武帝孙，昭帝侄。昭帝死后无子，由他继位，在位27日，因*戏无度，被辅政大臣霍光废黜，后事不祥。

宣帝（刘询）（公元前90--前49年）。武帝曾孙，昌邑王被废后继位。在位25年，病死，终年42岁，葬于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15里处）。

元帝（刘奭）（公元前76--前33年）。宣帝子，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终年44岁，葬于渭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2里处）。

成帝（刘骜）（公元前51--前7年）。元帝子，元帝死后继位，在位26年，病死。终年45岁，葬于延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15里处）。

哀帝（刘欣）（公元前26--前1年）。成帝养子，成帝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终年26岁，葬于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8里处）。

平帝（刘衎）（公元前9--公元5年）。原名刘箕子，元帝孙，中山王刘兴子，哀帝死后继位，在位5年，一说被王莽毒杀，一说病死，终年14岁，葬于康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25里处）。

孺子（刘婴）（公元5--25年）。宣帝玄孙，王莽毒死平帝后立他为帝，在位3年，于混战中为乱兵所杀，终年21岁，葬处不明。《西汉完》

淮阳王（刘玄）（公元？--25年）。西汉皇族，王莽被推翻后被推位更始帝，后投降赤眉军，被刘秀封为淮阳王，在位3年，被赤眉军勒杀，葬于霸陵。

（新朝）王莽（新朝只有一个帝王，就是王莽，为起义军所杀）（公元前45--23年）。汉元帝皇后侄，大司马，毒死平帝后篡位，在位16年，为起义军攻杀，终年68岁，葬处不明

（东汉）公元25—220年，共196年

东汉又叫后汉，从公元25年刘秀称帝起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止，因国都洛阳在西汉国都长安的东面，史称东汉，东汉共有14个帝王，包括少帝刘懿，

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公元前6--57年）。高祖九世孙，先后推翻王莽，刘玄后称帝，在位33年，病死，终年63岁，葬于原陵（今河南省孟津县西长道社）。

明帝（刘庄）初名刘阳（公元28--75年）。光武帝第四子，光武帝死后继位，在位18年，病死，终年48岁，葬于显节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章帝（刘炟）（公元56--88年）。明帝第五子，明帝死后继位，在位13年，病死，葬于敬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和帝（刘肇）（公元79--105年）。章帝第四子，章帝死后继位，在位17年，病死，终年27岁，葬于慎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邓太后（邓绥）（公元81--121年）。和帝皇后，和帝死后，执政16年，病死，终年41岁，葬于和帝慎陵之侧。

殇帝（刘隆）（公元105--106年）。和帝幼子，和帝死后继位，在位不足1年，病死，终年两岁，为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皇帝，葬于康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安帝（刘祜）（公元94--125年）。章帝孙，刘庆子，殇帝死后继位，在位19年，于南下巡游途中病死，终年32岁，葬于恭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少帝（刘懿）（公元？--125年）。章帝孙，安帝死后继位，在位不足1年，病死，葬处不明。

顺帝（刘保）（公元115--144年）。安帝子，少帝死后被宦官拥立为帝，在位19年，病死，终年31岁，葬于宪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25里处，一说在洛阳市西）。

梁太后（梁纳）（公元106--150年）。顺帝皇后，顺帝死后执政6年，病死，终年45岁，葬于顺帝宪陵之侧。

冲帝（刘炳）（公元143--145年）。顺帝子，顺帝死后继位，在位不足半年，病死，终年3岁，葬于怀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25里处，一说为洛阳市西北）。

质帝（刘缵）（公元138--146年）。章帝玄孙，冲帝死后，被梁太后和梁翼迎立为帝，在位不足1年，被梁翼毒死，终年9岁，葬于静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桓帝（刘志）（公元132--167年）。章帝曾孙，质帝被毒死后，由梁翼迎立为帝，在位21年，病死，终年36岁，葬于宣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

灵帝（刘宏）（公元166--189年）。章帝玄孙，刘苌子，桓帝死后，窦后立他为帝，在位22年，病死，终年34岁，葬于文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

少帝（刘辩）（公元175--189年）。灵帝死后继位，在位不足半年，被董卓废黜，后被毒杀，终年15岁，葬于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

献帝（刘协）字伯和（公元181--234年）。灵帝第三子，少帝弟，少帝被废后继位，在位31年，被曹丕废黜，后病死，终年54岁，葬于禅陵（今河南省修武县北小风村）。《汉完》

中国一共出现了83个王朝，共有559个帝王，包括397个“帝”和162个“王”。

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享年89岁(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计年不准确，故不计)；寿命最短的帝王是东汉殇帝刘隆，2岁即亡。

历代王朝中，延续最久的是周朝，共800余年(西周300余年，东周515年)；存在时间最短暂的是北辽，均仅一年多。

参考资料：

夏：（启以后）公元前2197--1766 共432年 妣姓，共传十四世，

十七王，建都：安 （今山西雯县）。

1、宗神夏禹 ？？年 2、帝启 9年 3、太康 29年 4、仲康 l3年

5、帝相 28年 --（羿-寒浞） 40年 6、少康 22年 7、帝抒 17年

8、帝槐 26年 9、帝芒 l8年 lO、帝泄 l6年 l1、不降 59年

l2、帝扃 2l年 l3、胤甲 2l年 l4、帝孔甲 3l年 l5、帝皋 l1年

l6、帝发 l9年 17、履癸 53年。

周；分西周、东周，姬姓，建都：镐京（西安）、洛阳。

西周：公元前l122--770 共353年。历十二帝。建都：镐京。

l、武王发 7年 2、成王诵 37年 3、康王钊 26年 4、昭王瑖 5l年 5、穆王满 55年

6、共王紧扈 l2年 7、懿王囏 25年 8、孝王辟方 15年 9、夷王变 16年

l0、厉王胡 37年 -共和时代 l4年- ll、宣王靖 46年 12、幽王宫湼 ll年。

武王之前还有：古公亶父（太王）、季历、文王，虽有强大的势力，但在名义上

仍是商朝属下的一个诸候国。

东周：公元前77O--225 共545年，历二十六帝。建都：洛阳。

l、本王宜臼 5l年 2、桓王林 23年 3、庄王铊 15年 4、厘王胡齐 5年 5、惠王阆

25年 6、襄王郑 33年 7、顷王壬臣 6年 8、匡王班 6年 9、定王瑜 2l年

1O、简王夷 14年 11、灵王泄心 27年 l2、景王贵 25年 13、悼王猛 1年

l4、敬王匈 44年 15、元王仁 7年 l6、贞定王介 28年 17、哀王去疾 1年

18、思王叔 1年 19、考王嵬 15年 20、威烈王午 44年 2l、安王骄 26年

22、烈王喜 7年 23、显王扁 48年 24、慎靓王定 6年 25、赧王延 59年

26、东周君杰 7年。

春秋战国：

春秩,公元前77O--475，战国，公元前475--22l年。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

处于四分五裂割据的状态，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

也有十几个国家，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

因为太多，各王室姓氏一下难以查找，敬请原谅。

秦：（统一后）公元前22l--2Ol 共15年，历三帝，嬴姓，建都：咸阳。

1、始皇帝政 12年 2、二世胡亥 3年 3、子婴 l年。

汉：公元前206--公元22O年，包括西汉和东汉（也和前汉和后汉）。在两汉之际，还有

王莽、刘玄两个短暂的统治时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共214年，刘姓，历十三帝，建都：长安。

l、高祖帮 12年。

2、惠帝盈 7年。

3、少帝（吕后专政） 8年。

4、文帝桓 23年。

5、景帝启 l6年。

6、武帝彻 年号：建元，54年。

7、昭帝弗陵 始元，l3年。

8、宣帝询 本始，25年。

9、元帝爽 初元，16年。

lO、成帝骜 建始，26年。

ll、哀帝欣 建平， 6年。

12、平帝珩 元始， 5年。

l3、孺子婴 居摄， 3年。

新朝：公元9--25 共17年，建都：长安。

l、王莽，始建国，l5年。

2、淮阳王刘玄 更始，3年。

东汉：公元25--220，共195年，刘姓，历十三帝，建都：洛阳。

1、光武帝秀 建武 33年。

2、明帝庄 永平 l8年。

3、章帝炟 建初 l3年。

4、和帝肇 永元 17年。

5、殇帝隆 延平 1年。

6、安帝佑 永初 19年。

7、顺帝保 永建 l9年。

8、冲帝炳 永加 l年。

9、质帝钻 本初 l年。

lO、桓帝志 建和 2l年。

ll、灵帝宏 建宁 22年。

12、少帝辨 光熹 1年。

l3、献帝协 初平 32年。

三国：三国始于22O年魏国代汉，终于265年晋国代魏。但史家往往以l9O年董卓挟汉献

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28O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魏：公元220--265年，共46年，曹姓，历五帝，建都：许昌。

l、文帝丕 黄初 7年。

2、明帝睿 太和 13年。

3、齐王芳 正始 14年。

4、高贵乡公髦 正元 7年。

5、常道乡公奂 景元 6年。

曹：建安十八年，曹封为魏公，建魏国，虽已是皇帝，但名义上还为汉臣。

后子曹丕追尊魏武帝。

蜀：公元22l--243，共43年，刘姓，历二帝，建都：成都。

l、昭烈帝备 章武 3年。

2、后主 禅 建兴 4l年。

吴：公元222--28O 共59年，孙姓，历四帝，建都：建业。

l、大帝 权 黄武 31年。

2、会稽王亮 建兴 7年。

3、景帝 休 永安 7年。

4、乌程候皓 元兴 l7年。

晋：

西晋：265--316 共5l年，历四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

1、武帝司马炎 泰始 25年。

2、惠帝司马衷 永熙 17年

3、怀帝司马炽 永加 5年。

4、憨帝司马业 建兴 4年。

东晋：317--4O2 共1O4年。历十一帝，建都：金陵

l、元帝司马睿 建武 6年。

2、明帝司马绍 太宁 3年。

3、成帝司马衍 咸和 17年。

4、康帝司马岳 建元 2年。

5、穆帝司马聃 永和 l7年。

6、哀帝司马丕 隆和 4年。

7、废帝司马奕 太和 6年。

8、简文帝司马昱 咸安 2年。

9、孝武帝司马曜 宁康 24年。

l0、安帝司马德宗 隆安 22年。

ll、恭帝司马德文 元熙 2年。

十六国：304--439 十六国建立可分前后二期：前期的政权有：蜀（成汉）、汉和前赵、

后赵、前燕、前秦、前凉。还有鲜卑拓跋部的‘代’和冉闵的‘魏’不在十六国

内。后期的政权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

夏。此外还有‘西燕’不在十六国内。

蜀： 303--347 共七个皇帝 建都：成都。

l、李 特 2年 2、李 流 l年。3、李 雄 30年 4、李 班 l年 5、李 期 3年

6、李 寿 5年 7、李 势 5年。

前赵：304--329 匈奴 建都：平阳（山西临汾） 历五帝

l、刘 渊 6年 2、刘 和 l年 3、刘 聪 8年 4、刘l 杰 l年 5、刘 曜 l3年

后赵：319--352 历7帝，羯族人，建都：襄国（河北邢台）。

l、石 勒 l5年 2、石 弘 l年 3、石 虎 l5年 4、石 世 l年 5、石 遵 l年

6、石 祗 ？年 7、冉 闵 3年。

前燕：357--37O 历三帝，鲜卑族，建都：邺（河北临漳）。

l、慕容皝 15年 2、慕容儁 1l年 3、慕容暐 1l年。

前秦：351--394 历六帝，氐族，建都：长安

l、符 健 4年 2、符 生 3年 3、符 坚 27年 4、符 丕 2年 5、苻 登 9年

6、符 荣 l年

前凉：313--376 汉族，历7帝，建都：姑臧。

l、张 茂 5年 2、张 骏 22年 3、张重华 9年 4、张耀灵 l年 5、张 祚 3年

6、张玄靓 9年 7、张天钖 l2年。

后秦：384--4l7 羌族，历3帝，建都：长安。

l、姚 苌 8年 2、姚 真 22年 3、姚 弘 2年。

后燕：384--409 鲜卑族，历5帝，建都：中山。

l、慕容垂 l3年 2、慕容宝 3年 3、慕容盛 3年 4、慕容熙 7年 5、高 云 3年。

南燕：398--4lO 鲜卑族，历二帝，建都：广固（山东益都）。

1、慕容德 7年 2、慕容超 6年。

北燕：409--436 汉族，历二帝，建都：昌黎。

l、冯 跋 22年 2、冯 弘 6年。

后凉：386--4O3 氐族，历四帝，建都：姑臧。

1、吕 光 13年 2、吕 绍 l年 3、吕 篡 1年 4、吕 隆 1年。

南凉：397--4l4 鲜卑族，历三帝，建都：乐都。

l、秃发乌狐 3年 2、秃发利鹿狐 3年 3、秃废傉檀 13年。

西凉：4O0--42O 汉族，历二帝，建都：敦煌。

l、李 暠 17年 2、李 歆 4年。

北凉：397--439 匈奴，历三帝，建都：张掖。

1、段 业 4年 2、沮渠蒙逊 33年 3、沮渠牧犍 7年。

西秦：385--43l 鲜卑族，历四帝，建都：金城（皋兰）。

1、乞伏国仁 3年 2、乞伏乾归 24年 3、乞伏炽磐 l6年 4、乞伏暮末 4年。

夏：4O7--43l 匈奴，历三帝，建都：统葛（陕西横山）。

l、赫连勃勃 19年 2、赫连 昌 4年 3、赫连 定 4年。

南北朝：

南朝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建都：建康（南京）

宋 42O--479年。共6O年八个皇帝。

一、武帝刘 裕 永初 3年。

二、少帝刘义符 景平 2年。

三、文帝刘义隆 元加 30年。

四、孝武帝刘骏 孝建 11年。

五、废帝刘予业 永元 l年。

六、明帝刘 彧 秦始 8年。

七、后废帝刘昱 元徴 5年。

八、顺帝刘 准 升明 3年。

齐：479--5Ol，共23年，七个皇帝。

一、高帝肖道成 建元 4年。

二、武帝肖 赜 永明 ll年。

三、废帝肖昭业 隆昌 l年。

四、废帝肖昭文 延兴 l年。

五、明帝肖 鸾 建武 5年。

六、东昏侯宝卷 永元 13年。

七、和帝肖宝融 中兴 l年。

梁：502--557，共56年，四个皇帝。

一、武帝肖 衍 天监 48年。

二、简文帝肖纲 大宝 2年。

三、元帝肖 绎 承圣 4年。

四、敬帝肖方智 绍泰 3年。

陈：557--589，共33年，五个皇帝。

一、武帝陈霸先 永定 3年。

二、文帝陈 倩 天加 7年。

三、废帝陈伯宗 光大 2年。

四、宣帝陈 顼 太建 l4年。

五、后主陈叔宝 至德 7年。

北朝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

北魏：386--534，共l49年，ll个皇帝。鲜卑拓跋氏，建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

l、道武帝珪 23年 2、明元帝嗣 15年 3、太武帝寿 28年 4、文成帝睿 14年

5、献文帝弘 6年 6、孝文帝宏 29年 7、宣武帝恪 l6年 8、孝明帝诩 12年

9、孝庄帝子攸 3年 1O、节闵帝恭 1年 l1、安定王朝 l年。

东魏：534--550，共l7年，只有一个皇帝：孝静帝善见，建都：邺。

西魏：535--557，共23年，四个皇帝，建都：长安。

l、孝武帝修 2年 2、文帝宝炬 17年 3、废帝钦 2年 4、恭帝廓 3年。

北齐：55O--577，共28年，五i个皇帝。高姓，建邱。

1、文宣帝洋 lO年 2、孝昭帝演 l年 3、武成帝湛 4年 4、后主纬 11年

5、幼主恒 1年。

北周：557--58l，共25年，五个皇帝，宇文氏，建都：长安

1、孝愍帝觉 l年 2、明帝毓 4年 3、武帝邕 l8年 4、宣帝赟 l年

5、静帝阐 2年。

隋朝：58l--6l8 杨姓 建都：长安（西安）

一、文帝杨坚 开皇 24年。（文帝有二个年号：开皇58l--60O、仁寿60l--6O4）

二、炀帝杨广 大业 12年。

三、恭帝杨侑 义宁 l年。

隋朝只有三帝，共37年。

唐朝 618--9O7 李姓 建都：长安

一、高祖 渊 武德 9年。

二、太宗世民 贞观 23年。

三、高宗 治 永徽 34年。

四、中宗 显 嗣圣 1年。

五、武则天 垂拱 21年。

六、中宗（复辟） 神龙 5年。

七、睿宗 旦 景云 3年。

八、玄宗隆基 先天 43年。

九、肃宗 亭 至德 7年。

十、代宗 豫 宝应 17年。

十一、德宗 适 建中 26年。

十二、顺宗 诵 永贞 l年。

十三、宪宗 纯 元和 l5年。

十四、穆宗 恒 长庆 4年。

十五、敬宗 湛 宝历 2年。

十六、文宗 昂 太和 14年。

十七、武宗 炎 会昌 6年。

十八、宣宗 忱 大中 13年。

十九、懿宗 漼 咸通 l4年。

二十、僖宗 儇 乾符 l5年。

二十一、昭宗 晔 龙纪 16年。

二十二、哀帝 祝 天佑 3年。

唐朝二十二位皇帝（有的记载二十位，武周政权不计在内），统治唐朝29O年。

五代十国 9O7--96O

五代：

后梁：9O7--923，共16年。 朱姓 建希：汴梁

一、太祖全忠 开平 6年。

二、末帝友贞 乾化 11年。

后唐：923--936 共14年。 李姓 建都：洛阳

一、荘宗存勗 同光 4年。

二、明宗嗣源 天成 8年。

三、愍帝从厚 应顺 l年。

四、废帝从珂 清泰 2年。

后晋 936--946 共1l年 石姓 建都：汴梁

一、高祖敬塘 天福 7年。

二、出帝重贵 开运 4年。

后汉 947--95O 共4年 刘姓 建都：汴梁

一、高祖知远 天福 2年。

二、隐帝承佑 乾佑 2年。

后周 951--960 共lO年 郭姓、柴姓 建都：汴梁

一、太祖 威 广顺 3年。

二、世宗 荣 显德 6年。

三、恭德宗训 l年。

十国：

前蜀：9O7--925 建都：成都

一、王 建 12年。

二、王 衍 8年。

吴： 892--937 建都：杨卅

一、杨行密 15年。

二、杨 渥 3年。

三、杨隆演 lO年。

四、杨 溥 l7年。

楚： 896--95l 建都：长沙

包括397个“帝”和162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