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氏宗谱堂号

目前收集到晏氏宗谱、族谱、家乘等谱牒的堂号有：《太原堂》、《青齐堂》、《显齐堂》、《德彝堂》、《善交堂》、《久敬堂》、《衮绣堂》、《姜桂堂》、《敦本堂》、《一本堂》、《修叙堂》、《阁叙堂》、《丛品堂》、《萃美堂》、《承先堂》、《象贯堂》、《叙论堂》、《齐郡堂》、《东海堂》、《济阳堂》、《齐敬堂》、《三鳝堂》、《廉俭堂》、《齐国堂》、《义和堂》等堂号。为便于晏氏宗亲根据各分支宗谱堂号，寻根问祖提供参考。《善交堂》、《久敬堂》取意于孔子对平仲公之赞誉；《廉俭堂》取意于平仲公之俭朴品质；《三鳝堂》取意于平仲公自诩“吾家三宝”也。其它堂号，或取意于同叔公之高风亮节与政绩，或取意于敦复公之刚直；或取意于宋仁宗至高宗年间数代帝王对晏氏诸贤相之褒奖。

（1）《太原堂》依据《世本》和《左传》记载顼颛|帝封地今山东曲府。顼颛|帝孙、晏氏始祖陆终封地于山东邾邱，古地理记载《太原》在今山东。湖南岳阳（巴陵）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晏中权纂修《晏氏家谱》堂号为《太原堂》。岳阳县公田麻塘《晏氏太原堂族谱》全卷

（2）《青齐堂》是依据齐国青州、唐朝末年墉公是青州人，唐僖宗朝官、当朝进士迁任江西筠州观察判院，是江西晏氏鼻祖，因此得名。江西省修水县白沙岭镇《分甯晏氏家乘》记载有《太原堂》、《青齐堂》堂号和江西晏氏鼻祖墉公有关。

（3）湖南岳阳（巴陵）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晏礼臣等纂修《晏氏家谱》堂号为《显齐堂》。

（4）江西省萍乡市，民国廿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插岭晏氏五修家谱》，堂号为《德彝堂》。

（5）《善交堂》是根据孔子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而得名。湖北省汉川市；洪湖市汊河镇晏坊；仙桃市西流河镇；监利县新沟镇晏桥村、铁前村；武汉市蔡甸区大军山；云梦县；安徽省灵壁县晏路乡；江苏盐城阜宁等地《晏氏宗谱》堂号均为《善交堂》。

（6）《久敬堂》是根据孔子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而得名。广西玉林、湖南新化县晏氏与广西玉林晏氏同根同宗，同出于江西省新余市，庚公《玉浪谱》支；湖北孝感市棚兴乡晏家大寨、晏家水寨等十八处；肖家港镇肖家港栗树湾、官家河等五处；小河镇的晏家咀等；孝感市书院街晏家大塘；孝昌县晏家河；黄州市团风县；长阳县；麻城市关厢晏家垸；随州万河；湖南新化县；湖南隆回县；常宁县；茶陵县；安徽巢湖市含山县；江苏灌南县；六枝特区等处《晏氏宗谱》均为《久敬堂》。

（7）《衮绣堂》的含义：古代天子祭祀时所穿的绣有龙形的礼服。《说文衣部》“衮，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幅，一龙幅阿上乡”。郑象注云：“衮，龙衣也。”

《衮绣堂》系南宋晏敦复抗金反秦桧投降派有功。南宋皇帝赐横匾《衮绣堂》和楹联：“狐裘风不改姜桂性犹存。”今江苏仪征市陈家塘晚清浙江巡抚、广东巡抚、两广都督、江北团练大臣左副都御史。晏端书其谪裔在台湾省、台北市晏氏宗亲会常务副理事长晏天任先生寄来的《晏氏宗谱》，系江西临川市晏氏分支，堂号为《衮绣堂》。阳新县枫林镇《晏氏衮绣堂家谱》；内江《晏氏衮绣堂家乘》综合卷；仪征市《晏氏衮绣堂家谱》

（8）鄂州泽林镇文山公之子明四公支谱为《姜桂堂》（1900年宗谱七卷）。宜春市霞坊、大锡、《晏氏姜桂堂宗谱》；罗田《晏氏姜桂堂家谱》；金寨县《晏氏姜桂堂家谱》

（9）大冶县金山店镇锡山村文山公之子明七公支谱为《敦本堂》（1867年宗谱七卷）。新余市冲溪明公支《晏氏敦本堂宗谱》；云阳县、开县《晏氏敦本堂宗谱》

（10）江西省宜春市《洖溪晏氏族谱》，堂号为《一本堂》，第五卷记载湖南益阳市晏氏公支。

（11）江西省上高县天山村《晏氏宗谱》，堂号为《修叙堂》。首卷历代世系，从神农氏、姜太公、晏弱、晏婴至墉公。

（12）江西省上高县《锺溪晏氏族谱》，清宣统元年（一九零九年）续谱，堂号为《阁叙堂》。

（13）萍乡市《晏氏丛品堂家乘》

（14）高安市《晏氏萃美堂宗谱》

（15）分宜县杨桥西田村《晏氏承先堂宗谱》

（16）吉水县白沙镇罗陂《晏氏象贯堂宗谱》

（17）丰城市石滩镇湖山村晏家《晏氏叙论堂族谱》

（18）樟树市经楼镇江背沿园晏村《回冈晏氏齐郡堂族谱》

（19）宣恩《晏氏东海堂宗谱》首卷；建始县《晏氏东海堂宗谱》；陕西安康也有用《东海堂》

（20）石首市《晏氏济阳堂宗谱》；湘潭《晏氏济阳堂宗谱》

（21）宿迁市沐阳县《晏氏齐敬堂家谱》

（22）光山、新县《晏氏三鳝堂宗谱》

（23）《廉俭堂》

（24）《齐国堂》

（25）《义和堂》

关于郑和本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说 、佛教说 （一说藏传佛教）、道教说等等观点，学术界并无定论。伊斯兰教说以《故马公墓志铭》。《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等为基本材料，并结合对“三保”的考释和对郑和相关活动（出洋期间传播伊斯兰教、返乡、请求重修净觉寺并要求子孙世守之等等）的考察。

佛教说认为，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被姚道衍和尚收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郑和生前还曾施印《大藏经》并留下题记，并曾请名僧圆瀞用金粉抄写《妙法连华经》。死后火葬，也被认为是佛教信仰的一个例证。

道教说则强调郑和下西洋与天妃信仰之间的关联，也有学者从郑和德塔（弘觉寺塔）入手展开分析。

郑和年轻时从侍燕王朱棣，有智略，知兵习战。后在靖难之役中有功，升任为内官监太监。1405年（永乐三年）至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六次作为正使太监下西洋，1425年（洪熙元年）后任南京守备太监，1430年（宣德五年）受命第七次下西洋，一说在途中于1433年（宣德八年）卒于古里国，今南京牛首山南麓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对中外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郑和本人，也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展现出其外交才能、军事谋略以及精神品质，并赢得世人的尊重和纪念。 晚清以降，郑和研究获得迅速发展，但不少重要课题仍无定论。

1 贵这个姓氏

贵姓

目前保存完整的有清朝出版的《武陵贵氏谱》，不分卷，常山堂木活字本，6册。另根据《湖南家谱解读》一书介绍，2000年湖南常德曾经出版一部《武陵贵氏族谱》，该家谱介绍说，称基祖叫贵继忠，于永乐10年（1412）由浙江衢州府常山县与弟贵继孝，随父少司马，讳纯，有事于云南曲靖军民府。未几，纯公殁，是时，继孝已授金齿卫千户，羁于职，弗获扶榇东归，葬于滇。继忠服阕东还，拟取眷口入滇。十四年，携眷西行，道经武陵，绌于费不能行，遂卜居侯家港，垦殖纳粮承差，是为落籍武陵之始祖。有德福、德寿二子，德寿徙居衡州。德福生文圣、文山、文信、文进、文宪、文庆、文质、文河，文进、文宪两房失考。长文圣迁梅家渡，次文山迁居（木见）（合一字，笔者注）堤，三文信迁居老宅上边，六文庆迁花庙坪，七文质迁老宅西边，八文河守老宅。其后六房瓜瓞绵延，散居四方。

据家谱记载，贵姓派行为“继德文子玉，志廷万邦启，大学为之先，国士应立体，树人祚永昌，承家重诗礼，世泽扬清芬，端方颂恺悌。”

据《广韵•未》记载：“贵，姓。出陆终之后。《风俗通》有贵迁，为庐江太守。”《千家姓》：“常山族。《汉书》：‘庐江太守贵迁’。”

郡望与堂号为常山堂。堂联为“常山源远，武陵流长”、“祖衍贵姓子孙，宗传贵品贵德”。

常德出过贵姓名人有贵中孚，清乾隆9年（1744）举人，仕至广西桂平梧郁道，当代则有名厨师贵自祥。

贵姓来源较多，：一是颛顼帝的玄孙陆终之后；二是楚国公族有以“贵”为姓者；三是元朝末顺帝赐杂尔定班之子拜柱姓”贵”，世称贵状元，其后人遂以贵为氏。四、贵姓本是苗族贵族的简称，始祖是太昊伏羲，直接祖先是战神蚩尤。 五、有说赵匡胤为祖先，他被推翻后，他的后代之一为了避难，改名中一贝，中一贝的后代以贵为姓，以纪念中一贝。

历史上以常山为郡望，名人有汉代庐江太守贵迁，晋代中郎将贵霸等。当代主要分布于广西、云南、河南、北京、四川等地。目前发现的湖南贵姓，根据其家谱记载

5 有没有贵这个姓氏

在生活中，人们初次见面时，总会问，先生（女士），您贵姓如何称呼这类的询问。

碰到这样的询问，一般人都会说，免贵姓某某某。接着会回问对方刚才的问句。人家也会说免贵姓某某某。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有两个姓氏是不用回免贵两个字的。

1，姓张。因为张姓本身就是贵姓。所以，当别人询问张姓人贵姓时，张姓人可以直接说，姓张。因为玉皇大帝就姓张。再贵的姓也没有玉皇大帝的姓贵。

2，刘姓。刘姓也是贵姓，因为刘姓是汉高祖刘邦的姓。再加上刘姓在历史上出的帝王将相非常多。所以，刘姓也不用说免贵姓刘。而是可以直接说姓刘。

除此之外，其他姓氏在回答前都要加上免贵两个字。

6 哪里有姓贵的

源于 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贵益昆氏，亦称古勒珲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族，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汉义为“钩子”，世居黑龙江地区，后金时期称郭珲氏，后冠汉姓为贵氏、郭氏、琨氏等。

满族贵岳哩氏，世居伯都讷（今吉林松原），后冠汉姓为贵氏、岳氏、桂氏等。

满族贵车特氏，这是满族的脱谱姓氏，世居伯都讷（今吉林松原），后冠汉姓为贵氏、桂氏

7 贵姓是哪个贵

百家姓有姓贵的,今贵氏族人主要分布于广西、云南、河南延津、安徽宿州。贵姓有多种起源,其一为源于姬姓,出自颛顼帝的玄孙陆终之后,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还有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八天官之第六,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的说法等

奚氏　　 起源：　起源主要有二：①源于夏代，黄帝后裔，出自任姓，始祖为禺阳。禺阳为黄帝二十五子之一，受封于任地(山东济宁)，故为任姓。禺阳裔孙名仲，食采于夏王朝管辖区的奚地(河北承德一带)，史称奚仲，官任夏朝的车正(管理和制作车舆的官)。奚仲原居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后迁于邳(今山东微山西北)。奚仲的后代就用“奚”作为自己的姓氏。《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奚姓出自任姓，夏车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子字为氏。”②出自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据《路史》载：鲜卑族拓跋氏之后有奚氏。又据《魏书·官氏志》载：“薄奚氏、达奚氏均为改奚氏。”

　　始祖：奚仲。 迁徙：　奚姓起源于夏朝，历商周一千七百多年的发展，奚姓大多依旧留居山东，并北迁至今山东昌乐、寿光一带，亦有奚姓迁入今河南、安徽等地，如春秋时孔子有奚姓弟子，乃卫国(都今河南淇县)人。汉初有奚涓、奚意、奚类见诸史册，他们追随刘邦征战天下，后来功封列侯,显赫一时，其中厌次侯奚类其六世孙名世，七世孙名万，奚万被诏赐为关内侯(秦汉时爵名，二十等爵的第十九级。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封土，而有封户，据此享受征收租税之权)，子孙遂落籍今陕西西安。这时，繁衍于山东昌乐、安徽亳州一带的奚姓人丁兴旺，家族庞大，昌大为奚姓北海郡望、谯郡郡望，后以此为中心，逐渐广布于黄河中下游各省。奚姓南迁较早，汉末三国时已有奚姓落籍于今江苏、湖南省境，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加剧了北方奚姓南迁的脚步，今安徽、湖北、浙江等地均有奚姓入迁。此际，北魏代北人汉化而来的奚姓或留居故都——今山西大同，或随国都之迁移而入居今河南之洛阳、禹州等地，经时光飞逝，逐渐与汉人相融合。唐代，奚陟之祖由安徽亳州迁居京兆(今陕西西安)，五代时，河北易水的奚超家族初徙安徽歙州，再迁江西。宋元两代，奚姓逐渐扩展至今四川、福建、广东等南方省份。明初，山西奚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地。清中叶以后奚姓有入居台湾以及东北之地者，后随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大上海的崛起，江苏、浙江等地奚姓的涌入，上海成为奚姓新的发展中心。如今，奚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上海、江苏、甘肃、浙江等省多此姓，上述四地之奚姓约占全国汉族奚姓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目前奚姓人口列全国第二百二十八位。 郡望：　谯　郡　东汉末析沛国之一部置郡，治谯县，治今安徽毫州。隋唐为毫州谯郡。

　　北海郡　汉置，治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隋唐北海郡即青州，治益都。 堂号：　①郡望堂号：谯郡、北海。②自立堂号：礼耕、楚善等。 字辈：　安徽芜湖陶辛奚氏字辈：首中居正，邦家之友。

　　河南社旗桥头镇奚姓字辈：德国兴太中，文芳春林庭，富贵庆荣华，永祥万世融。

　　江苏大丰奚姓字辈：全莱公正臣，一万乔如文，春延茂盛广，怀仁道友德，礼义宏财宽。 名人：　奚仲，夏王朝车正(车辆总管)。薛(山东滕州西南)部落人。最早的车轮是没有轮辐的圆木，汉唐著作中称它为“辁”。他则“绕曲为轮，因直为辕”，创造有辐车轮。由辁发展到轮，使车辆的行走部件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为殷代的车奠定了基础。

　　奚荣蒧，孔子弟子之一。字子皙，春秋末年卫国人。《史记正义》谓为卫国人。唐开元封“下邳伯”，宋封“济阳侯”。

　　奚拔，北魏臣。太武帝时任侍中，从始光元年至始光三年(424-426)，凡三年。拔代人。昭王奚斤子。明元帝拓跋嗣时，内侍左右。太武帝拓跋焘即位，迁侍中、选部尚书、镇南将军，赐爵乐陵公。后从征蠕蠕，战死。

　　奚斤(360-448)，北朝北魏将领。代(今山西代县)人。少机敏有识，善于谈论。道武初统禁兵，后为侍郎。累从征有功，出为晋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太武帝为太子临朝听政，以奚斤为佐辅，行扬州刺史，都督前锋诸军事，率军南征，克兖、豫诸郡。太武帝即位，进爵宜城王，率军袭蒲坂，西据长安。后改弘农王，进万骑大将军，平决狱讼，咨访朝政。终年八十九岁。

　　奚箪，北魏臣。代郡人，世典马牧，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騧骝”，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奚箪闻而驰往取马，库仁以国甥恃宠，惭而逆击奚箪，奚箪捽其发落，伤其一乳。及符坚使库仁与卫辰分领国部，箪惧，遂奔卫辰。及道武灭卫辰，奚箪晚乃得归，故名位后于旧臣。

　　奚陟(745-799)，唐臣。字殷卿，亳州(今属安徽)人。少笃志，通群书。唐朝代宗大历末，擢进士、文辞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德宗立，谏议大夫崔河图持节使吐蕃，表陟自副，以亲老辞不拜。杨炎辅政，召授左拾遗。居亲丧，毁瘠过礼。朱泚反，走间道及车驾于兴元，拜起居郎、翰林学士，不就职。贼平，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会左右丞缺，转左司郎中。

　　奚鼐，唐造墨专家。易县(属河北)人。所造墨有光气，时享有盛名，人视为宝。所制墨有“奚鼐墨”及“庚申”印文，以供识别。传至子超，迁居歙州(安徽歙县)。南唐时赐姓李。超子廷珪，亦精制墨，名誉天下。

　　奚超，徽墨创始人。易水(今河北易州)奚氏制墨世家奚鼐之后，因避战乱携全家南逃至歙州，见这里松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南唐后主李煜令其子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奚氏一家从此更姓李。歙州李墨遂名扬天下，世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歙州。

　　奚廷珪，五代造墨家。祖籍易县(属河北)，后迁居歙州(安徽歙县)。本姓奚，南唐赐姓李。承父祖业造墨，技艺尤精。所制墨，坚如玉，文如犀，时称“廷珪墨”。与“澄心堂纸”、“龙尾砚”并称文房三宝。弟廷璋、子文用皆袭其业。

　　奚世亮，明代官员。字明仲，一字汝寅。黄冈人。嘉靖进士。授南京户部郎中，以清廉著称于时。任延平府同知时，倭寇常侵犯福建沿海一带。他致力于防倭的准备。后权代兴化府事，倭寇至，围兴化城逾月；他亲冒矢石，率士卒抵抗。后城南被倭寇攻陷，他率兵向城西迎战，伤重而死。

　　奚冈(1746-1803)，清诗画家、篆刻家。初名钢，字铁生、纯章，别号蒙道士、鹤渚生等，钱塘(浙江杭州)人。诗词超隽，画山水潇洒，篆刻秀丽。与丁敬、黄易、庄仁斋号称“西泠四大家”，加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称“西泠八家”。为浙派印刻杰出者。兼工隶书行草。有《冬花庵烬余稿》。

　　奚音(约1836年前后在世)，清诗人。字伯琴。太仓(今属江苏省)人。高声振妻。夫妇感情甚深，夫卒，音曾自尽被救，后终因哀恸而亡。博涉经史，娴雅能诗。著有《梦香诗草》行于世。

　　奚颖文，清诗人、画家。字蕴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奚冈侄女，诸生程豫妻。善画山水，又工诗，诗格高古，不类闺阁语。著有《簪花阁诗》行于世。

　　其他奚姓名人有还有西汉鲁侯奚涓、成汤侯奚意；北魏大臣奚兠、奚眷、奚牧；唐女将奚夫人，诗人奚贾；宋奚士逊；明大臣奚铭；清诗画家奚涛，画家奚阙等。近当代奚姓名人有空军中将奚让，材料科学专家奚同庚，行为决策专家奚恺元，医学家奚复一、奚九一，遗传学家奚元龄，农学家奚康敏、奚元令，外语教授奚宝芬，作家奚青，京剧演员奚啸伯等。

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州（现晋宁县）和代村发现了一块与郑和有关的墓碑，遂于1912年亲往踏勘查访。在昆阳月山西坡，果然见到这块题额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为明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内容是为墓主马哈只写的墓志铭。除了记叙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确写到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就是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石碑背面还刻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袁嘉谷经过研究考证，1913年撰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确定昆阳和代村就是郑和的出生地。

从这块石碑可看出，郑和少小离家，一直怀念着故乡。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之前，特请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已故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立。他本人却因一再奉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直到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郑和才于永乐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到“祖冢坟茔祭扫追荐”。

这块“马哈只碑”除了证明郑和的籍贯外，还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郑和原名马和，出身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因碑文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为“哈只”，只有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才拥有“哈只”的称号；二是郑和的家庭非富即贵，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因为云南与麦加相距遥远，千山万水阻隔，往返约需一年时间，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大可能前往的；三是郑和父亲在洪武十五年39岁壮年时即去世，而这一年正是明军平定云南，消灭元朝残余势力的年份，两者之间肯定有密切关系。

袁嘉谷在昆阳查访马哈只碑时，还听说郑和后人家中有其他资料。果然，在离昆阳不远的云南玉溪县，辛亥革命元老李鸿祥将军1936年在主持编修县志时意外发现了郑和家谱——《郑氏世系家谱》，让人将家谱抄本送给当时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袁嘉谷。袁嘉谷将抄本交给他的学生李士厚考证研究。李鸿祥和李士厚还到玉溪东营访问了郑和后裔郑绍明、郑绍文兄弟，借到了家谱原件。

据家谱记载，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过继了兄长马文铭的一个儿子，取名郑赐。郑赐的后代有两支，一支在江苏南京，一支在云南玉溪。这部家谱除了记载郑和家世和后裔情况外，还记载了郑和出使时的船只、人数、所到国家以及永乐、宣德两位皇帝给郑和的敕书等。

1926年秋，中外交通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张星烺到福建泉州考察，在东郊灵山伊斯兰圣墓发现了一块石碑，上书“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46字。这块“郑和行香碑”表明：①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曾来泉州拜谒灵山圣墓；②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第五次出洋的主要目的地是伊斯兰国家，因此前来伊斯兰圣墓行香，以乞求灵圣护佑；③立碑者蒲和日是宋代泉州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后代，时为泉州镇抚，陪同郑和行香后刻此碑纪念。

江苏太仓刘家港是郑和船队的大本营，郑和多次到当地的天妃宫（即妈祖庙）祭祀祈福，修葺祠庙。宣德六年，郑和等人在第七次出洋前夕，在天妃宫大殿墙壁上镌嵌了一块《通番事迹记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块石碑后来不见了踪迹，也无人知道碑文内容是什么。1935年夏，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郑鹤声查阅四库全书时，发现明代钱谷编著的《吴都文粹续集》中载有《通番事迹记碑》碑文，遂将其公之于世。碑文共826字，记述了七下西洋的情况，各次往返的年代，所至各地的名称，以及前六次下西洋中的重大事件。郑鹤声在对《通番事迹记碑》考订时，发现除了第一、第七次下西洋时间外，其余各次均与《明史》记载不同。由于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从而纠正了《明史》等文献记载的混乱之处。但遗憾的是，这块很有价值的《通番事迹记碑》只有碑文，未见真碑。

位于闽江口的福建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船队每次出洋前驻泊候风之地，这里也有一个天妃宫。1930年，一位农民在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一块郑和等人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石碑，县长吴鼎芬将其运回县署保存。但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掩盖。1936年春，新任县长王伯秋在县署档案中看到记载，派人到处寻找，在荒草丛中找到该碑。王伯秋是文化人，知道该碑的史料价值，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给相关学者鉴定研究。后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士武就此碑撰写了考证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很快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共1177字，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记述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现存于福建长乐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

《通番事迹记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两碑都为郑和亲自撰刊，时间都是在第七次出洋前的宣德六年（1431年），内容、语气也基本相同，堪称“姊妹双碑”。只不过《通番事迹记碑》仅存于文献，实物已不存，而《天妃灵应之记碑》虽未载于文献，却找到了实物。这两块碑名义上是感恩天妃护佑，实际上是记录七下西洋史实。

　　安徽砀山唐寨唐氏：堂号为桐叶堂，始祖唐琦乃宋御史唐炯七世孙

　　远大国宗儒，高占朝成世，怀文景广运，立志学继先；谆厚传家永，廉朴滋荫长，勤谨培元本，谦蔼征祺祥。

　　湖南永州小江口唐氏后谱：汝景兴朝一公，柞应声熙显承； 祖恩年久永耀，宗功代远如新；

　　忠孝光荣先泽，仁厚佑启嗣昆； 清白传家有道，万载乐安升平

　　广东清远唐氏后谱： 伯阳宏闰官，有树开裕宽 祖德昭光远，（缺失）

　　伯阳赤维宗，富善尧盛丰 深知福礼厚， 永远秀灵钟

　　四川蓬安唐氏后谱：祖宗任受付，锋荣仲廷尚，胜正三阳开，世登联科显

　　仙容金玉来，茂美达前俊，群英冠步台，树立名嘉会，时中诚攀才，（缺失）

　　安徽淮南唐氏后谱：堂号为桐叶堂，祖籍山西

　　荣家文有伯，元建广朝兴， 安国俊英贤，（缺失）

　　四川渠县唐氏后谱： 千万克讳永，志彦文世国，君学有奇仕，朝廷正联科

　　后来续谱：祖德开维明，宗仁履清芳，依贤冠时盛，安帮定太长

　　湖北孝感唐氏后谱：正文尚启善，大道开明贤，志学仕洪全，曾崇容思德，友忠玉合先，（缺失）

　　浏阳青山唐氏后谱： 始祖南浦，号来仪，洪都人（江西南昌）

　　朝文齐宏启，世运庆昌隆，忠孝昭先德，英才耀祖宗

　　大道传家国，贤能志向同，显扬徵学士，名望自钦崇

　　湖南永州零陵唐氏后谱：思彦世文永，仕明国正开

　　继登朝廷上，修治定家帮，勋树怀风化，光天应赐昌

　　湖北黄石唐氏后谱：齐记光义,美道永昌，相君臣士,帮家之方

　　安徽宿松唐氏后谱：良士志应时,道正耀天光

　　学富功先裕,德崇名自彰,咸怀诒泽大,克念保宗长,继嗣能华国,家声世代昌

　　唐氏十宗后谱：

　　一宗：永福思文立，志大显光明，忠心常奉国，万世正乾坤

　　二宗：涛玄智本明，显永福再宗，国泰天心顺，诗礼焕文章

　　发祥有圣祖，继美多贤良，忠孝传千古，仁义化万邦，大德光日月，兴隆乾坤长

　　三宗：绍伏魁仕宗，祖宏汝必才，日月盈再有，家国永千秋

　　天开文远悠，诗书代儒风

　　四宗：锡禄维贤后，鸿谟启盛明，传家敦诗礼，开国显经论

　　周孔齐声教，夔龙仰直真，纲常千载肃，作述万年新

　　五宗：文思通典籍，行谊学前贤，忠孝兴家国，宽仁庆自延

　　六宗：景运贞元会，文明大启昌，忠孝承先训，诗书兴家祥

　　七宗：宗祖思国泰，仁义礼智信，聪明达自由，文德经纶纯

　　武功爵禄酬，朝治贤能贵，家声孝弟修，忠和时圣定

　　天道永世悠，堪作万年计

　　八宗：元文必仲永，思志秀廷才，景泰天德顺，富贵享荣华

　　九宗：文朝明仁义，忠孝永安邦，国正天心顺，世代受荣昌

　　十宗：成应先承福，思文立万方，凤凰朝至瑞，宗祖重贤良

　　孝信齐家治，忠正观园光，人才培四德，继启维纲常

　　十一宗：人立高明志，纯熙六字春，和衷敦亮惠，褒赞广经纶

　　十二宗：万德讳用思，廷秀兴富立，楚国有贤才，永维朝中士

　　湖南辰州唐氏后谱： 宣启朝天盛，夫泽治安忠，道德涤实顺，书生家兴隆

　　永州唐氏后谱：思彦世文永，仕明国正开

　　继登朝廷上，修治定家帮，勋树怀风化，光天应赐昌

　　湖广会同唐氏后谱：时禹宗伯乡，咨文思朝光

　　仲承维先正，通才自永昌，邦家定必盛，治世之贤良

　　文思朝光仲，承维先正通，才自永仕仁，大德壁祯祥

　　广西桂林十代族谱： 正，汝，开，明，庆，祖，宗，定，有，华

　　广西柳州十代族谱： 绍、君、才、举、国、大、顺、志、兴、朝

　　山东昌乐唐氏后谱： 树炳基锡洪，本烈培铭澄

　　林然在钟汝，桥耀增铎清

　　怀有卫国志，繁荣昌盛家

　　升平安泰世，和睦勤俭丰

　　重庆合川唐氏后谱： 奕可为章涣，显承明世基，光宗客少允，玉启梦先知

　　安徽定远十代族谱： 大 占 开 玉 保 忠 孝 高 秀 武

　　元隆三宗遥派字辈：仕大奉习一承朝、文武国正泰、守法尊天爵、后重做师范、谨愿章质扑

　　湖南老班次存参

　　精忠传万代 理学启贤才 家声明德远 朝庭永兴世 应子虞运举 显达会年来

　　珂公本支班次 国正天心顺 忠言兆吉祥 为人长富贵 积善有余芳

　　璋公本支班次 国正天心顺 忠孝启贤臣 德明邦家定 功业达乾坤

　　佩公本支班次 国正天心顺 忠良显大铭 诗文隆盛代 万古绍昌荣

　　附

　　公仁寿班次 国正天心顺 相传统绪长 联元登甲第 曲籍振纲常

　　重庆唐氏后谱：一呈升国正，保定永洪兴，联庆昌隆胜，全德发光辉

　　江苏盐城草堰口唐氏:胜宗公后排辈为:甫彦伯宗(廷)谷崇天尚惟华(虞)九(奎)

　　我方绍起建立存余(锦)修(秀)为(文) 纪(章)正法守裕如

　　广西灌阳唐氏家谱：国宗绍慕朝廷泽 际会昌明君子兴

　　尧德虞恩钦祚永 尊贤重士启人文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唐氏:(唐朝由江西迁入小湾村)

　　现传41代始祖:唐斌政

　　斌承水知明 士念仲才文 思必伯受志 用子汝友克能

　　如温良恭敬 德盛荣归兴 宗祖存仁孝 世代继贤英

　　山东淄博南仇唐氏：知见应锡曾，元行敬思维。继述承先志，传习裕家修。

　　学成能保大，法立绍宗功。文官来庆寿，万福肇金生。

　　四川金堂-祖辈在17世纪迁入，祖籍湖南

　　国正天心顺，作得诗明世

　　四川安岳唐氏家普：(这是福广填四川时，祖先留下来的)

　　朝尚国汝士；三四在大学；永正明良德；定安世代乐；

　　湖南祁阳：懋、建、勋、猷、焕、平、章、治、化、隆

　　湖北省麻城市有好几支唐氏

　　一支为:国玉在山辉，采之自宜早。席珍待聘士，同为希圣宝。

　　一支（丁家河）：太先积德盛，立心本在明。贻传家泽远，继绍福祥兴。

　　1994年新修辈派为：荣勋耀沿尚志，丰硕贺宏腾。康乾模昊发，永照茂华庭。

　　山东滕州市唐氏十世起辈分：传家若克永 纯修学志洪 守怀应大兆 景锡世钦崇

　　四川泸州：相文基朝国，正克开希元；永世有光化，安定治中天；汝昌维学锡，守道绍怀宣

　　广西玉林樟木镇蓝柱冲唐：具世国兴显宗祖，孔茂兰才秀聚荣．

　　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鹅公岭:余山正开启文运承先代

　　唐氏皖宣城辈分，广大世 日长纪 书先进正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天文敬学祥，金怀鸿(崇)亚(大)昌

　　潼南：怀国立明志，纯淑方可全，守金开世代，达礼孝先贤

　　江苏江都唐家港一带：万，明，以，贤，达，红

　　重庆井口地区：兴文世应良,国宗如园仕

　　重庆市忠县乌样镇黄谷村唐氏族谱： 万宗之德，登朝开国；文武兴隆，引进加策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县唐厚岩提供：承、先、志、忠、厚、肇、基、远、绳、族、武、义、范、继、世、昌

　　重庆梁平唐龙均提供： 学 正 天 欣 顺 家 和 市 代 龙

　　广西昭平藤县唐钦冰提供：克 荣 宗 钦 明

　　安徽泗县唐洪民提供：世继宗光 胤永廷维 嘉元自福 崇玉兴盛 肇承宏培 怀占嗣起

　　广西大化唐启颂提供：毓,秀,运,启,文,明

　　湖北仙桃唐文军提供：祖传忠良 登从善方 嘉xxx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浮洋镇西郊村唐树喜提供：我们这里的唐氏有1100多人,于明嘉靖年间从福建迁入。家谱是:耿 绍 阳 元 远 传 世 长

　　四川西昌唐业波提供：（凉山另取字辈）：承先修晋业，念本庆尧门，南北能常在，嘉洋大义存。

　　陕西旬阳县唐世军提供：诗会文章远,兆宗世义兴

　　四川中江唐士国提供：{千五公;下万三公(居江西吉安太和二十世);先祖发源公居于永州零陵县孟堂塘尾头一带,发源娶康氏生天富,天富娶李氏生永禄,永禄娶刘氏生文纲,文纲娶王氏生仲兴,仲兴娶王氏生胜桂,胜桂娶罗氏生良柏,良柏娶杜氏生惟凤,惟凤娶卢氏生仕恩;仕恩公当时住在零陵的归德乡东兴里,康熙48年(1709)带三子先正先坤先玺入川,居于蜀之梓州伍城南金家沟(现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通山乡四村)从湖南零陵来川前的最后十辈辈份为}:——发天永文仲,胜良惟仕先;

　　来川后辈份为以下顺序:大玉含晖吉,光廷启世承,应国昌德祚,锡继道隆金,霞泽映宇内,精彩焕乾坤,泰和致奇瑞,代久衍丰亭

　　四川唐钰斐提供：(入川始祖唐启武，清雍正11年入川。已繁衍十三代。):启盛永诗学仁家全万世云华贵

　　湖北枣阳唐家森提供：,元，亨，利，贞，家，启，国，志

　　安徽梁园唐发春提供（桐荫堂）：行 家 辅 国，世 代 荣 昌。

　　江苏徐州睢宁唐亮提供：德，志。文。才。宝，守。园。良。继。承，先音业。万。事。荣。昌。。。。。。

　　浙江玉环唐多青提供：业成钦玉，朝起文章，万国观秀，多士有光．新增字行：道传先圣，克守侯邦

　　重庆唐定九提供：榜 梨 曹 定 家 邦

　　山东夏津唐庆红提供：兆殿永庆元保善传家久

　　四川富顺唐碧波提供：世尚大有昌，本隆才翰方，源清益巨泽，吉利发荣长

 大航海时代:帝国兴衰的缩影

　600年，作为明帝国首都的南京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庞大的宝船队七次从南京龙江关缓慢地驶入长江，借道太仓附近的浏河口进入波涛汹涌的东海，然而这些奠定了明帝国15世纪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动并没有使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海运城市而流传于世，仅仅在郑和最后一次泛舟下海后几十年，曾经宏伟的南京宝船厂就变成了荒芜河滩上的小作坊，宽阔的浏河入海口也逐渐淤塞。同样，当1498年达茄马带领他的小舰队到达东非时，当地的原住民对他们带来的诸如玻璃珠、粗呢等礼物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欧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为何明帝国的海上事业在最辉煌的顶峰突然衰落？答案似乎必须从曾经作为它诞生地的遗址中才能找到。

　宝船与奢侈的肮行

　相对于整座喧闹的南京城，位于南京滨江路与草场门大街的宝船厂遗址还算是一个静谧的地方，尽管遗址的门口已经打出布告，宣告即将把这里变成拥有包括南洋半岛景观群落、波斯湾景观群落，乃至明式水乡与小吃街的“郑和下西洋文化公园”，但除了一些在建筑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几乎没有游客来参观这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600年前的中国无敌舰队”诞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与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环绕着三座“作塘”，布满藻类的水面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已经淤塞的沟渠。然而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这里，而非那座位于西北，已经荡然无存的明代龙江船厂，才是制造那些犹如海上移动城堡般“宝船”的确切地点。“我从1959年就住在这里，从三叉河口到现在的银城花园，漓江路。有两公里长的地方都叫宝船厂。”新华造船厂退休干部杨斌对记者说，“清代管中山路这一带叫宝船滩，这里的老百姓以南为上，北为下的原则，将这里称呼为上、中、下宝船，直到民国初年重新规划南京时更名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实就是制造宝船的干船坞，在解放初期还能看到6个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个。宝船厂当年就处于长江岸边的河漫滩地带，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积在作塘两侧，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坚实的黄土，再次加固，经过夯打形成堤岸。”曾参与过2004年6号作塘发掘清理工作的江苏文史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对记者说，“这里应当可以制造相当规模的船只，因为6号作塘长为400米，宽是40米。1957年就在这里发现高达11米的大型舵杆，我们还找到了34处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台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残件。”

　考古发现是否能证明这些海上霸主确实存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夸大杜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坚称，早在宋代，中国就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而自 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它们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可达120吨。在设计上，船底变窄犹如刀锋一般，以便能够劈开海浪，从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运来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他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干船坞造船法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提及：“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从墩台和水深来看，宝船应为平底船。因为墩台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还有大约1迈克尔的台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业时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么这个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够，所以宝船一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成员季士家表示，“像福船这样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稳定性强，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滩上，作为陆地上的指挥办公场所。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满喇加，就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描述，最大号宝船的船体建筑包括头门、仪门、官厅、库司等建筑，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能当作一般的演义小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对记者说，“它证明了诸如曾经随同郑和出海的马欢、巩珍等人对宝船记载的确实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宝船完全可能存在过。宋徽宗时期为了出使高丽，造有6艘顾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笔记小说《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南宋时期洞庭湖杨么起义军所用的车船，可以达到三十六丈的长度。”

　在研究人员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到600年前在这片江岸上宛如好莱坞巨片一样的场景：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各省的能工巧匠，连同家属络绎不绝地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在永乐初年的鼎盛时期，大约有2万——3万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按照技能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厢大约一百户。另外还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运建材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在船厂中央，7座作塘中横亘着宝船巨大的龙骨，工人们在塘底先修筑以夯土为基础的墩台，在其上搭建名为“台架”的脚手架，然后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然后再以层层叠加的木板构成船侧板，桅杆则竖立在已经丈量好，被称为“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子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并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样的涂料也被覆盖在联结船板的耙钉与马蹄钉上，以免铁锈腐蚀木头的纤维。桅杆使用的材料是坚固的杉木，而船身则使用榆木和来自四川的楠木。较大的船只拥有四层甲板，最底层用来安置泥土与石块等压舱物，第二层则是船员的宿舍与货舱，第三层甲板则连接舱外的厨房与舰桥，最高层的甲板往往是士兵们的作战平台。当船只完成后，作口的门闸就缓缓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从而让宝船直接进入浩荡的长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并非一个随便的数字，官方长度的一尺，从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国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维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种——礼、义、廉、耻。在整个船队中，除了最大的宝船，还包括载运供品的八桅马船，承载给养的七桅粮船，和使团成员乘坐的客船。根据马欢《瀛涯胜览》与《郑和家谱》中的记载，全体人员包括品级不同的太监，户部与鸿胪寺官员，乃至医生，军士，通事，书算手，买办，共计26000——27000人。

　船队一旦开航，最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谙习水性，不畏风浪”的水手，他们用“牵星术”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准确判断船队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痦也”。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在《武备志》中保存的二十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四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至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成圆形的罗盘上刻有八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四十八方向的导航。负责这些复杂观测职务的海员被称为“火长”。这些经验丰富的首领海员还要同时担负起计算时间与航速的责任，在海船上，一昼夜被分为十更，每更大约是2小时24分钟，良好天气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是一更20英里，即每小时八节。这个速度无疑是这些大小不一的船只都能轻松保持的，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船队在海上航行时不可能保持《武备志》中复杂的密集队形，而很可能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

　从南京到浏河的见证

　马府花园坐落在南京太平南路东侧的马府街上，与街道上车水马龙的繁忙相反，在公园里，只有一些老人在荷塘边浓密的树阴下专注于琴棋与太极拳。作为南京郑和研究会理事，郑和第19代嫡孙的郑自海先生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这座曾经是郑和府邸的公园将被重新修建为郑和博物馆，“建文四年，郑和作为守备太监进入南京时，还用原名马和，因为他在靖难之役中，于北京附近的郑村坝立下军功，所以在永乐二年，才改名郑和。但是府第仍然被称为马府。”郑自海说。根据老人回忆，马府有72进房子，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南京时都被焚毁了，后来光绪年间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浙江人聚集的新安会馆，而郑氏家族就散居在南京，或迁移至苏州、常州，甚至祖籍所在地云南玉溪和昆阳。不过传说郑和全副戎装的云锦绣像，还有使用过的宝剑，仍然埋藏在马府街的地下。老一辈人都传说，这张画像上的郑和与史册中描写的一样，是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浓眉大眼，符合他有智略，知兵习战的个性。

　相对于这些传说，郑自海在近几年中最关注的是家谱的搜寻，根据家族中的记述，郑和的家祖是元朝的咸阳王赛典赤，全名为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尔，“赛典赤”的意思是“圣裔的贤者”。按照《元史》中的说法，赛典赤是归顺成吉思汗的西域 ，历任燕京路总管，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在忽必烈时代，担任云南行省政事，后被封为咸阳王，“明初沐英平定云南后，不许用胡姓，让所有 改为汉姓，所以分为十大姓，长子叫马速忽，就是郑和的直系先祖，迁到南京后，直到建国初期，每年初一，郑氏家族都要聚集在净觉寺，打开家谱，把新生的成员名字登上去。”郑自海说，“家谱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咸阳家谱》，明代史仲彬《致身录》中就记载有这本书，明确称‘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永乐中，受诏而行游西洋’。”遗憾的是，《咸阳家谱》已经在“文革”中散轶，踪迹全无，直到1990年，在十九世孙女沈郑氏的家中，发现了四块木板，盖过水缸，结果发现是《咸阳世家宗谱》的木刻封面。也证明了家族内部，关于自十世以下，就以“大尚存忠孝，积厚自流宽，蕃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二十字为排行字的习俗是正确的。

　相对于马府，另外两处见证了郑和功绩的遗址多少令人有些惆怅，从马府行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位于下关区热河路的南京静海寺，院落和建筑虽然宏伟，但却是1987年与1996年重修的结果，除了那块在厢房墙壁中被发现，记载了郑和率27000之众，乘坐两千料海船下海等只字词组的静海寺残碑和邻近天妃宫遗址中残留的“洪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惟一见证了600年历史的只有两块衔接房梁与支柱之间，刻有花鸟图案的“鹊替”。而距离它不远，由郑和监工，耗资250万两银子，动用了10万名夫役，从永乐十年开始历时20年才完工的大报恩寺更是片瓦无存。那座高达240英尺的琉璃宝塔，于1856年毁于战火，我们只能从著名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中领略它的雅致与优美：“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整座塔多彩多姿，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从南京出发，乘坐长途汽车沿高速公路行驶3小时，就可以到达郑和庞大船队的出海口，位于太仓东南的浏河镇，这里不仅是太湖的泻水道，也是浏河与长江的汇合处。在镇东南的河口，河面已经宽阔至百米以上，大大小小的驳船与拖轮在河面上缓慢地行驶。向导指向远方一处高岗说，那里就是明代烽火台所在“宝山”的地方。根据道光朝《刘河纪略》的记载，永乐十年，平江伯陈暄因“黑夜风雨，船多覆溺”，而奏请在刘家河海口东南建一座土山，在上方建烽火台，烽火台高三十余丈，以狼烟与烽火引导进港的船只，永乐一朝之内，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刘家河遂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作为见证，明代诗人陈升曾有诗《娄江夜泊》，描写当时海洋贸易的盛况：“古娄江上浪掀空，万斛楼船苇叶同，蜃气虚洋掩明月，尤雨度淮乘疾风。”从河口再向南20公里就是长江与东海交接的吴淞口，崇明岛的轮廓在淡薄的雾霭中清晰可见，在河岸一望无际的芦苇中，掩藏着望海亭的残基，季士家告诉我们，从元代开始，海员们都习惯出海前在这里烧香，请求天妃和其他神灵的保佑，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在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十六日立于刘家港天妃宫的《通番事迹记碑》上，讲述了他们在远洋中的“圣爱尔摩火焰”，这种常出现在暴风雨中树梢、桅杆、尖塔顶部的青色闪光，无疑是他们在出航时虔诚祈祷，从而使天妃显灵的标志，“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刘家港在海运停止，漕运兴起之后就逐渐废弃，清代初年《崇明县志》也有记载，说郑和宝船船大，难进浏河，而附泊崇明，说明航线由于逐渐停运而开始变窄。”浏河镇郑和纪念馆馆长刘咏说。到了清代，严如煜已经在《洋防辑要》中记述在万历年间，这里的港口已经被海潮带来的沙土所壅塞，“仅存一线”。港口的兴衰无疑是一个国家海运兴衰的晴雨表，15世纪初，明朝的水师还拥有3500艘各型的舰船，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岸各海岸巡检司，而400艘则集中在南京一带。但仅仅过了一个世纪，登记在册的船只就只相当于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小部分，其后的整整300年中，中国驶向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字只增长了一倍，最高峰时不过295只，载重不超过500吨。在位的弘治皇帝下令，民间修造两桅以上的船只即为死罪。在郑和的航海壮举100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苏州府志》再次提到了一批从刘家河登陆，来自海上的外来者，然而他们不是外国贡使，而是倭寇。他们登陆后，肆虐至昆山、太仓、苏州，屯兵和临时集结的乡勇在接敌后一触即溃，兵器火药与铳炮“半被掳去”，然后占据昆山县城作为巢穴达45日之久，从而成就了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此立下的赫赫战功。

　航海终止与郑和的命运

　浩荡的宝船队无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缩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蕴涵在繁荣之中：永乐十四年，大运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河道被疏浚，从而使作为国家税收命脉的漕粮不必再通过海道运输。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时决心迁都至北京，在郑和远航的同时，大约超过100万工匠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终于一场天降的灾难被不满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满的警告：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北京，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作为天子，朱棣不得不对这种警告有所反应，他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并豁免昔年受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取消了宝船船队的远航，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而且朝廷的国库现在几乎空虚。这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而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当成祖之子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刻对父亲的政策采取了极端的收缩：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从实际的立场出发。维持这个八方来朝的帝国代价巨大：大量进贡的外来奢侈品“番货”，不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加倍给予赏赐。在永乐九年，郑和船队初次访问满剌加后，以国王为首，总数达54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赏赐给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黄金百两、宝钞四十万贯、钱两千六百贯，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锦绮与帛。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库中供应朝廷的开支，很难作为流通的资本对整个经济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作为对策，朝廷不得不用这些“番货”来发放官员的工资。《明实录》中就记载，宣宗时，户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员领取苏木、胡椒来作为他们的俸米折钞，苏木每斤折合宝钞五十贯，胡椒每斤折合宝钞一百贯。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与苏木，3/10发米。

　在郑和的反对者中，最坚决的也许是重掌户部尚书一职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宁家。”而庞大的远洋舰队则被安置在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永乐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险和宫殿营建超过了当时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岁入的两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财政制度。1425年，当宣德皇帝即位时，作为朝廷流通货币，没有准备金与盈余的宝钞已经贬值为1/4到1/7，仅仅被允许用来交纳税课和赃罚。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田赋也开始不为国家所掌握，因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开登记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应当负担的“役”与“均平银”等具备累进税制，同样，由于缺乏现代性的统计核算制度， 也无从掌握那些脱离土地的户籍人口，结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税额不断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头上。在为建造郑和船队出力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频繁的海上探险而衰落。维持郑和宝船队所需的浩大开支与物资供应，常常是无偿供给或者从田赋中扣除，称为“役”与“办”。《皇明典故纪闻》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与楠木，分别每隔五年与七年征收一次，开支由军队卫所与里甲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分摊，然而地方 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或准备金来支付这项浩大的开支，只能分摊到田赋上，或者以库房中囤积的陈年货物来抵账。而在造船时，即便是像《漕船志》这样的官方文献，也认为官办工厂制订的营造标准过分苛刻。一条长十丈的运输船，官方制订的木料耗费大约是200“料”（10料为1丈），而民间标准则是官营标准的一倍，其他诸如油灰，铁钉与绳索等耗材也会相应增加。在顾炎武等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措施很难摆脱“暴敛”与“苛政”的名衔，然而他们并不明白各地的“提举司”与船厂并非现代意义上拥有预算、现金储备和会计制度的企业，船厂只负责指定工程标准，并将征集来的原料下发。而在船只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要卫所与工匠自行承担，从而使得官营工厂的工匠与卫所水军常常集体逃亡，以躲避这些不可承担的开支，这种现象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到了15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营手工业户已经逃亡了3/4，而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无力征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出洋，因为这些服兵役的军户很多并非自愿。根据大明会典，每一军户除开要出一男丁应军役，还要承担本卫所的其他征发。除了月粮一石，士兵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宝钞赏赐，从宪宗朝开始，就连月粮也已经开始被折支苏木和胡椒。这样就使卫所军士的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洪武朝广西官军定额为12万人，而到了孝宗时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约18000人。郑和航海下属官军，也来自南京之龙江卫、水军卫、金吾卫、锦衣卫以及太仓江阴地区其他卫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后，南京的兵部尚书就上奏折，称曾经跟随郑和扬威各国的水师已经蜕化为一批鹑衣百结的“狡谲诬赖”，他们“典卖旗甲，恣意横行，折干盗卖之弊，种种莫诘”。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六月四日，在小满暮时抽了个空，到时堰镇塘坝村画家赵蓝天的故乡探古了一番。说探古倒不如说是四下里闲逛散散心，心头暗自生长情趣的一次悄然释放。塘坝离时堰镇不远，从街上往南去大约六里路的光景。小时候没事总喜欢窜和巷子里的伙伴一块儿到镇子周边村落玩耍，也许是他们总有亲戚分散其中的缘故，遛弯有目的感又安全。比如紧靠镇子的嵇家楼、陶思，远一点的红庄、有一座斗拱飞檐老戏台的莫家庄，甚至有时从小镇最北面的茶庵码头，跳上来回送时堰大队队员过渡小船，歪歪斜斜摇着橹穿越漭漭泰东大河，到兴化罗磨堍去了。罗磨堍也有个戏台，只不过是土垒成的，但一点儿也不影响看戏的兴致，重要的是戏完后有大爷大妈的好客招待，热星天里新摘下的玉米悉水瓜西红柿，正月隆冬里一碗热气腾腾的炒米茶以及塞满大小口袋的花生果子葵瓜子。

塘坝虽然不远，但也因为缺亲少故的原因，所以去的也不多，印象也不是太深，记得村子是在一团黑瓦重檐间，有一条鱼脊般细砖铺成又似乎走不完的小街，两边隔三差五的开着些杂货店，行人很少，心头秋风瑟瑟还须提防恶狗欺生追咬。其实堤西小村一直是都是房屋密集却路人稀少，如同成年后走过若干静寥的城市，也许是内心毫无理由地设防兀自形成的视觉屏障，只是凭自己愿望去体验一些缥缈快乐。

客车在610省道与村子交叉处靠边下人，和印象中不是同一条路线，我按照微信位置摸索，一路向东，经过一些新砌的农居、一座闸桥、一座荒芜了的学校、一块村组公示牌。我仔细看了下栏目上张贴的本年度农村补助清册，名单虽列得密密麻麻，但一眼还是能辩出赵姓为村子大姓。再往里走一段路便有条南北走向的水泥大路，路边候车站点上面标着塘坝村三个大字。心中揣摩这条路应该是小时候走过来的羊肠老路，只不过现在平整阔了许多。从村口继续里走，又走上一闸桥，桥年久失修，两边护栏残缺不全。但站在桥顶，四处张望，一条绿幽大河至西向北南绺裂，弯弯曲曲环抱过左岸高低层叠的坝上人家，与天低处金黄麦田交错融合。旷古之情顿生，似乎周团燥热无边的风也陶醉于这画面，瞬间涌出无数陈年麦香淡淡光影，一切变得平静清凉美好。其实这种烂熟于灵魂的景色于人生是一次童稚重返之旅，于心灵是一处参天密林或一汪清澈泉水，如梦中被父母屡屡唤醒的乳名、奔跑喘息之间喜爱的侧影。

沿着水泥条板铺成狭窄的村道左拐进村，两边是农家小院，没有半点鸡鸭嘈鸣。阵阵花香中，村道在一家挂着鲜红招牌的化肥店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