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1、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私语》）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对此，林徽因后来在《纪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评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2、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以及翻译诗数首。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但实际不然。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他于1922年5、6、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3、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如今失去了。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认真解读。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4、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两处“风”所指当相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

　　《猛虎集》（1931）是徐志摩出版了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猛虎集》序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②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④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①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②whistler，通译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他长期侨居英国。

　　③丹丁，通译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④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1403—1424）。

　　⑤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先后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①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①契玦腊，泰戈尔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①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②、今甫③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④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①十一年，指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

　　②一多，即闻一多（1899—1946），诗人，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③今甫，即杨振声（1890—1956），小说家，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④《死水》，闻一多的诗作。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①和玮德②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③，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①梦家，即陈梦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曾编辑《新月诗选》。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历史考古研究。

　　②玮德，即方玮德（1909—1935），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著有《丁香花诗集》、《玮德诗集》等。

　　③第二次又印《诗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在中国做一个诗人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这比起做“在诗集子前面说话”这种“不容易讨好的事”，可要艰难得多了。

　　——徐志摩是应该体会尤深的吧！

　　人们往往对诗人要求过于苛刻，规范的尺度则过于狭窄。尤其在大变动，大撞击的现代中国，诗人如果不象《女神》那样“呐喊”，象“创造社”和“太阳社”那样“普罗”，那样地“迎着风狂和雨暴”，则免不了被冷落、嘲弄，甚至众口交矢、围攻式的批判与掊击。

　　徐志摩这个既“浮”又“杂”的“布尔乔亚诗人”，他在生前死后毁誉错杂的种种遭际，正是现代诗史上一个“非主流的”，“远离中心”又妄谈政治的诗人的典型缩影。这篇《〈猛虎集〉序》正是诗人这种举步唯艰的艰难人生的一种表露，是诗人痛苦而真诚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剖白。当然，在这篇“自序性”散文娓娓道来之际，波及面其实也很宽：从徐志摩个人创作经历，诗歌的经验和主张，到“新月诗派”的沉浮和艺术追求，都广有涉及。然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文章后一部分近乎恳求的，真诚热切而又痛苦难言的内心世界之剖白：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你们一开口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那个诗人是“天教歌唱”的“不到呕血不住口”的“痴鸟”的比喻、更让人永难忘怀。

　　也许，我们一直忽略了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深处矛盾和痛苦的一面？！

　　徐志摩本是带着全身心的浪漫情趣，“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诗意盎然的“湖畔”和康桥回国，而且是怀抱着“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社会政治理想回国的。然而，无论个人情感生活，还是资产阶级人道或政治理想，都在现实中遭到破灭的命运。

　　在个人情感生活上，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艰难争取来的爱情，却嘲讽了他所理想的“白朗宁夫妇”模式，而他又只得自吞苦果，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作出一副绅士风度。

　　在社会政治理想上，更是屡遭碰壁。英国“康桥式”的“爱、美、自由”理想成为一纸空谈。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都成为：“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落叶》）。而徐志摩又总是常常未能忘情于他的政治理想，屡屡要在诗歌中加以表现，可他一开口谈政治，总是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诟病，《西窗》、《秋虫》至今仍为许多人所耿耿于怀。

　　这是徐志摩的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在中国谈他本来就不怎么懂（但又偏要装很懂）的政治！而且，徐志摩作为诗人留给后世的珍贵诗歌遗产，也决不是那些谈论政治和“主义”的作品。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要求诗歌象镜子那样反映现实、象传声筒那样表达理念。我们也不能仅仅要求诗歌作为时代的鼓点与号角而发挥其外在功能。马克思曾讽刺当时的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马恩全集》第1卷，第7页）

　　诗人的首要素质，应该是“真”，是真情性和真人生。诗人必须讲真话，诗歌必须表真情，甚至在众声喧哗的嘈杂一片中，真诚而执著地发出自己的不和谐音。就此而言，徐志摩是足以让人景仰甚或汗颜的。他的人格主旨正在于一个真字。恰如周作人谈到徐志摩时说的：“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便是瓜哇国里恐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志摩纪念》）

　　徐志摩真诚地追求理想，真诚地讴歌“爱、美、和自由”，甚至表达他内心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也显得那样的真诚、直率而恳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让我难受又难受……”

　　诗人几乎是在恳切地祈求人们的理解了。

　　面对这样的真诚，还有什么“错”不可以原谅的呢？！

　　事实上，诗人对痛苦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沉，他并不是不知道人世的痛苦，诗人“有他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不正是对这一现世与此岸的世界作弥补及理想性的升华吗？

　　诗在诗人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的自由性，正是诗歌这一人类之梦和理想的天国，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精神得到保证的诗化生活。

　　徐志摩以他的深刻痛苦的内心世界，象“杜鹃啼血”般地“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欢乐”，唱出那么多魅力永存的优美诗篇，这还不够吗？

　　（陈旭光）

瑞典贵族姓氏包括：Björnstjerna、De Geer、Gyllenstierna、Hamilton、Leijonhufvud、Lilliehöök、Oxenstierna、Posse、Rålamb、Sparre、Stenbock、Sture、Tott、Törne、Uggla、Wrangel等。这些姓氏都是瑞典贵族的家族名，它们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瑞典的贵族家庭都有自己的家族名。

要了解瑞典贵族姓氏，首先要了解瑞典的历史。瑞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当时瑞典的政治结构是以贵族为主导的封建制度。贵族家庭在瑞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并且拥有特殊的权利和特权。因此，贵族家庭都有自己的家族名，这些家族名就是瑞典贵族姓氏。

要了解瑞典贵族姓氏，可以参考瑞典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瑞典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瑞典贵族姓氏的来源和发展。此外，还可以参考瑞典贵族家庭的家谱，从中可以了解到瑞典贵族家庭的家族名。

根据传说，拉格纳·洛茨布鲁克是丹麦国王，他于公元804年接替了西格德·赫林

一些历史学家将他与公元845年围攻巴黎的挪威酋长雷金赫罗斯（Reginherus）相提并论

然而，也有历史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

不管怎样，拉格纳可能有一部分是历史性的，一部分是传奇性的，就像斯堪的纳维亚史前时期的许多人物一样，拉格纳·洛思布鲁克的意思是拉格纳“毛茸茸的马裤”

绰号“毛茸茸的马裤”，来自拉格纳如何得到第二任妻子的故事

在嫁给她之前，拉格纳不得不与几条巨大的毒蛇搏斗并杀死它们

为了做到这一点，拉格纳制作了盔甲，包括马裤，由动物皮毛组成，这些皮毛在沥青中煮沸，在沙子中滚动，并被霜冻覆盖，形成一层冰层

他用这件盔甲来保护自己不被蛇咬

“雷纳·洛斯布罗克和克拉卡”（公共领域），根据最初的传说，拉格纳的家谱包括他父亲、瑞典和丹麦国王西格德·赫林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很聪明，是一个有成就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但拉格纳被认为是西欧的一个祸害，他对法国和英国进行了突袭

当他被诺森布里亚国王Ælla抓获，并将他扔进一个毒蛇坑时，他就死定了

拉格纳尔·洛斯布鲁克的儿子们以865年的异教徒大军入侵英国作为报复，拉格纳尔被国王Ælla在蛇坑里处决

雨果汉密尔顿蚀刻

（公共领域），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拉格纳·洛茨布鲁克和历史人物“雷金霍斯”或拉格纳之间有联系，拉格纳是一个挪威酋长，在公元840年代曾恐吓西欧，最终在公元845年围攻巴黎

拉格纳在841年被当地统治者授予领土，但他最终失去了这一点领土以及偏爱君主的地区，查尔斯秃顶

作为回应，拉格纳在法国北部横冲直撞，拉格纳的军队向圣丹尼斯修道院进发

秃头查尔斯决心不让它掉下来，派出一支大军在战场上迎战他

军队被拉格纳打败了

此后，拉格纳继续向巴黎挺进

如果秃头查尔斯没有说服拉格纳离开一段时间，巴黎就会被洗劫一空

秃头查尔斯为此饱受批评，但他确实成功地挽救了巴黎市，使其在一段时间内免受挪威人的袭击，维京人的军队在战斗中

（公共领域），拉格纳出现的下一个历史点是在865-870年北欧入侵英格兰期间

公元865年，据说拉格纳尔·洛茨布鲁克的孩子们在他的儿子乌巴、哈尔丹和无骨伊瓦尔的主要领导下，率领“伟大的异教徒军队”入侵英国

据说这次入侵是对拉格纳尔·洛斯布鲁克被处决的回应，到870年，伟大的异教徒军队建立了丹麦在英国统治的王国达内劳

几十年前威胁要围攻巴黎的拉格纳和传说中在诺森布里亚被扔进蛇坑处死的拉格纳·洛思布鲁克是否是同一个人还不清楚，但一个名叫拉格纳的人确实对丹麦和英国的历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打烂了维京人的尸体英国德比郡出土的勇士，现在被认定为维京大军的士兵

（马丁·比德尔/布里斯托尔大学），除了是丹麦早期的国王之一，拉格纳间接帮助建立了英格兰

在丹麦人入侵拉格纳尔·洛斯布鲁克之前，英国被划分为更小的独立王国，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七国

拉格纳尔·洛斯布鲁克的儿子们在率领异教徒大军入侵不列颠岛时，征服了大多数王国，瓦解了盎格鲁-撒克逊七国

随着所有其他的英国王国被征服，威塞克斯能够获得统治地位，并变得足够强大，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英国王国

有可能雷金霍斯与拉格纳·洛茨布鲁克是同一个身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以这种观点

一个主要的分歧是，据说雷金赫鲁斯在攻打巴黎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没有说明之后多久，而拉格纳尔·洛斯布鲁克被认为至少活到公元865年，即战斗20年后

因此，历史上的拉格纳尔·洛斯布鲁克的真实身份似乎比最初看起来更难以捉摸，摘自哈雷MS 2278的第39r页

这个场景描绘了丹麦国王洛斯布鲁克和他的儿子辛瓜尔和胡巴崇拜偶像的情景

（公共领域），没有一个历史上的个人是明确地与传说中的拉格纳洛斯布鲁克，但有理由相信拉格纳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历史

拉格纳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等历史著作中被提及为真实的人物，《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记录了拉格纳在9世纪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上的重要行为，以及他的孩子们的行为

此外，所有关于他入侵法国和英国的故事都是一致的，这表明这些说法背后有一定的道理

拉格纳有可能是建立在几个酋长和历史人物的基础上，这些酋长和历史人物以某种方式融合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拉格纳·洛茨布鲁克，因此，拉格纳·洛茨布鲁克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历史人物的夸张，例如与挪威入侵英国有关的雷金赫鲁斯酋长或军阀

不管拉格纳·洛茨布鲁克的确切历史身份如何，拉格纳·洛茨布鲁克和他的儿子赫维塞克、比约恩、伊瓦尔、乌比、西格德对西欧和北欧的历史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正如电视连续剧《维京人》中所描绘的那样（由SA抄送），上图：艺术家对拉格纳·洛茨布鲁克的表现

ETA在全球制表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瑞士制表业的基石，实际上对绝大多数瑞士钟表制造商使用的“ébauches”（毛坯钟表机芯）的生产和供应拥有垄断地位。尽管现在像Sellita和Seagull这样的公司已经产量提升很大，但他们的产品基本都是ETA的克隆。无可否认，ETA机芯对于整个瑞士钟表业的 健康 至关重要。

谁都会承认：ETA机芯结构精良，准确且易于维护。尽管它们可能缺乏独创性，但它们使较小的玩家可以交付高质量的手表，而无需投入重金去购买基础设备生产制造机芯零件从造轮子开始。

ETA产品众多，其中有三款主力机芯在当今机械腕表生产中最受欢迎：

ETA 2824-2：全面发展的主力军

尺寸： D 256毫米，H 46毫米

参数： 自动，25颗宝石，28,800 A / h，40h动力储备

特殊功能： Incabloc防震装置，Etachron调节器，快速设定日期

仿造者： Sellita SW200，STP1-11，Valanvron VAL-24，杭州6300，Seagull ST2130

ETA 2824-2大概是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ETA机芯，从汉密尔顿卡其到更贵的 Tudor Pelagos的所有产品，您可以找到2824-2。

2824的家谱可以追溯到ETA的父公司Eterna。早期1955年的cal1247（2824年的远亲）以及后来的机芯1541都流传下来了DNA。之前的大多数机芯都是手动上链的，二战后自动手表开始流行。1247的前身1237将自动陀安装在滚珠轴承上以减少磨损。这是Eterna的独特创新。直到今天， ETA 2824仍采用相同的五珠轴承。

Eterna 1427

2824以早在1961年设计的Eterna 1427为基础，已用于数千种机械表中。自1982年以来，最新的化身（2824-2）一直在连续生产。

这种自动三针25针自动上弦机芯有四种不同等级：Standard, Elabore, Top, Chronometer。由于使用相同质量的通用架构，四个级别的整体精度有所不同，这归因于整个机芯使用了更高质量的零件和多个调整点---主要区别在于调节装置以及主发条，游丝和避震系统的材料质量。

手表公司为何钟情于2824？简单：它准确，耐用且相对便宜，同时保持了大多数大三针手表所需的核心功能。ETA 2824-2机芯以其可靠性，精确性和耐用性而享誉全球，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钟表行业的经典之作。

ETA 2892-A2：高级自动机芯

尺寸： D 256毫米，H 36毫米

参数： 自动，21宝石，42小时动力储存

特殊功能： Incabloc防震装置，Etachron调节器，快速设定日期

仿造者： Soprod A10，Valanvron VAL-92，海鸥1812

2892A2被设计为2824的高级替代产品，是ETA的王牌。ETA2892A2诞生于1980年，定位为中高端。2824和2892的设计相似，机芯厚度仅为36毫米---比2824薄了30%。仅就厚度而言，ETA2892A2机芯远远领先于市场上大多数自行生产的机芯。除少数具有超薄特性的品牌外，有机磁芯厚度小于36毫米的自动上链机芯也很少。

2892A2机芯的档次更高。知名中价品牌经常在高端型号中使用它，甚至一些高档手表中列出的品牌也使用过，但他们更注重抛光和雕刻工艺。同时，ETA2892是所有制表商认可的最复杂，最稳定的型号之一。它配备了环形摆轮，21钻，双向自动上弦，每小时振动28800次，并配有用于精确微调的“偏心螺丝”。

由于其出色的设计和高稳定性，它被各种品牌广泛使用。比如之前欧米茄精细微调把2892改成自己的1120机芯---换了擒纵，增加了摆轮两个配重螺钉调节速度，增加了宝石数量。各大品牌改装最牛的要数雅典的天文三部曲了，其基础机芯就是2892，成为超复杂的天文表，被称为ULYSSE NARDIN表的最大杰作。在卡地亚（Cartier），万国（IWC），浪琴（Longines），万宝龙（Montblanc）等品牌经常能看到。

ETA 7750：经典计时码表

尺寸： D 300毫米，H 79毫米

参数： 自动，25颗宝石，28,800 A / h，44h动力储备

特殊功能： 计时码表，Incablock防震装置，Nivaflex主发条，Glucydur摆轮，杠杆擒纵机构，快速设定日期

仿造者： Sellita SW500，上海3LZF2

ETA Valjoux 7750型机芯7750是世界上最多产的计时机芯之一。7750本身就是几个演变的主题，它基于Valjoux 7733（通过合并成为ETA的一部分），也基于Valjoux于1966年购买的Venus 188。

7750是在真力时（Zenith）与El Primero合作开发了首款自动计时码表五年后发布，此机芯的最初成功制造了10万枚，给瑞士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因石英革命而停滞不前，在货架上徘徊了近十年，直到80年代中期自动表重新流行。

凭借耐用，廉价的设计以及Swatch Group的大力支持，7750已成为瑞士最常见的自动计时机芯。

该机芯仍在生产，并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自动 计时机芯。它可作为多种上部结构或模块的基础，7750有十多种型号，将基本的计时功能与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到月相复杂性的所有功能结合在一起。由于它的准确性和坚固性，相当多搭载7750机芯的腕表获得了天文台认证。因此，例如，百年灵（Breitling）前些年将其所有手表，包括带有Valjoux 7750的众多型号，都通过了COSC认证。

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我是极空洞的一个穷人，我也是一个极充实的富人——我有的只是爱。

本片段摘自《爱眉小札》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出生之后取名徐章垿。‘徐志摩’是他去美国留学时，他的父亲徐申如为其另取的名字。徐志摩在留学时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也为其奠定了浪漫主义的诗风。徐志摩被世人称为现代诗人，散文家。

1915年，徐志摩考入上海学院暨（前身，现为），同年的十月，徐志摩与张幼仪由家庭包办，与其结婚。

1918年，徐志摩启程美国学习银行学。1920年，通过陈通伯的介绍，在林长民的公寓里，徐志摩第一次见到了聪明伶俐，明艳动人的林徽因。那时的徐志摩23岁，林徽因仅16岁。而徐志摩是林长民的朋友，常理来说，林徽因也应称徐志摩一句‘叔叔’。后来徐志摩为其初次相识写了下面这段诗：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你闪亮的如同一颗星，我只是人丛中的一点，一撮沙土，但一望到你，我就感到一样的震动，猛袭到我生命的全部——《爱的灵感》

美好的少女成为了诗人灵魂的来源，徐志摩曾对林徽因这样说过：“我想，我以后要做诗人了。徽因，你知道吗？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谁写过一行可供传颂的诗句。我父亲送我出国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徽因，我的最高理想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可是现在做不成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写诗。”

1921年，两人在剑桥拜伦谭前指水为誓，确定心意之后。徐志摩开始着手与现妻张幼仪的婚姻，此时两人已结婚四年，妻子有孕在身。可身在情海里的他，又有何理智所说。徐志摩毅然与身怀六甲的妻子离婚，甚至还要求妻子张幼仪堕胎。

为了能与其离婚，徐志摩发表了两次《离婚通告》，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看到公告后劝诫并写信对其进行了批评。认为抛弃发妻且怀有身孕的妻子是大逆不道。

但徐志摩回信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两人最终在1922年3月，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第一段感情画上了句号，从始至终除了一篇《离婚通告》和徐志摩的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两人之间没有呈现出丝毫联系。无论是在一起时，还是离婚时，亦或者是徐志摩死后五十多年，张幼仪从未说出一点儿口风。

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事情被李父知道后，及其反对两人结合。1921年，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悄然回国，梁启超知道两人回国后，主动提出将林徽因接到北平，并有意与林长民结为亲家。林长民对梁思成及其满意。

回国后的徐志摩知道了情况之后，并没有放弃追求林徽因。而这次他的恩施梁启超写信给徐志摩：

若沉迷于不可求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不生不死，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俱耶！

徐志摩回应：

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

徐志摩回信中的毅力让梁启超束手无策，只好督促儿子早日订婚。

而情场失意，职场得意的徐志摩，从1923年1月到3月之内，徐志摩在《创造季刊》和《小说月报》《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数十篇作品，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几个月后，由小说家凌书华，美术家闻一多，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的新月社在北京开启。这个新月社的文化团体在中国文坛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林徽因与其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并一起演戏，常常有书信来往。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也与梁思成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人再次见面时，已是四年之后。

这四年中，徐志摩遇到了在同在上海舞会上遇到了风情万种的陆小曼，从此，两人交流甚是密切。两人经常相约喝茶，跳舞，也不时给陆小曼寄上一首小诗。徐志摩的及其浪漫和理想主义让注重精神追求的陆小曼得到了满足。

1924年，北京社交界里流放出有关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传言。而徐志摩因为上段与林徽因的感情无疾而终，遇到陆小曼之后又重新点燃了激情。可惜陆小曼已是有夫之妇，而陆小曼也是毅然决定与丈夫王赓提出离婚，1925年底，陆小曼与王赓解除了三年的婚姻关系，当年陆小曼23岁。

1926年10月3日，两人在北京举行，介绍人 胡适，证婚人梁启超。徐志摩终于如愿以偿的娶到了‘灵魂伴侣’。两人定居上海，徐志摩在北京工作。婚后两人因定居地的问题发生了最为激烈的一次争吵，陆小曼舍不下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徐志摩只好疲于奔命的来回穿梭在两个城市之间，而婚后的徐志摩发现陆小曼的很多缺点，收不住爱玩的性子，来回在红花雪月的场合进出，甚至成为了鸦片的牺牲品。

徐志摩为了让妻子心喜，只是因为一味的劝诫，可不见任何效果。在经济上得不到支持，徐志摩只好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 胡适之 邀，任 北京大学 教授，兼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教授，以挣家用。

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当时，人均的年薪为五块大洋，而徐志摩一年即可挣到几百大洋，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满足不了家庭的花销。陆小曼之所以会养成这样大手大脚的毛病，是因为她出身名门，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因而养成**脾气。

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京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途中因大雾看不清方向，撞上了开山，飞机坠入山谷，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之后五年，陆小曼重新整顿自己振作，整理了徐志摩生前的字迹。整理并编辑出了《爱眉小札》这本民国四大情书之一的书籍。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听着：你现在的选择，一边是苟且暧昧的图生，一边是认真的生活，一边是肮脏的社会，一边是光荣的恋爱；一边是不可理喻的家庭，一边是海阔天空的世界与人生，一边是你的种种的习惯，各类朋友，一边是我与你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