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室的汉人血统不容置疑，唐朝皇室宗源辩正，隋唐都是华夏正统（转载）　　（一）隋唐皇室的汉族血统不容置疑　　隋唐皇室属于汉族，这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原本是很清晰的基本史实。但自从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把持文史界、文艺界之后，各种虚无化汉族的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八旗鞑子及其包衣奴们很热衷于讨论汉族的血统，企图通过宣扬汉族虚无论来瓦解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满遗也有汉奸）故意歪曲历史，断章取义，把隋唐皇室说成是鲜卑族，企图虚无化汉族历史，打击汉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且三人成虎，鞑子叫兽编造的谣言流传甚广。所以，有必要拨乱反正，结合史实澄清隋唐皇室的民族属性，还历史真实面貌。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的父亲是南北朝时期的汉人名将杨忠，其先祖是东汉太尉杨震。杨坚之父杨忠曾跟随西魏权臣鲜卑人宇文泰起兵，在建立北周政权之后，杨忠官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北周和北齐的鲜卑统治者和上层贵族普遍热衷于鲜卑化与胡化，下令给很多汉族大臣赏赐鲜卑族姓氏。作为功臣，杨忠被北周皇帝赐鲜卑姓“普六茹”氏。杨坚承袭父爵父姓。

在取代北周政权之后，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立即大力推行汉化措施，提拔一大批有真才实干的汉人担任朝廷要职，罢黜了很多顽固不化的鲜卑旧臣，严厉镇压了鲜卑贵族的反叛，还下令屠杀北周的鲜卑王室贵族，把前朝遗留的鲜卑特征都抹去了。隋文帝杨坚的当时做法就像后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采取禁胡语、禁胡俗、禁胡姓、禁胡服等汉化措施的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隋文帝杨坚对汉文化的恢复发展传承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几百年的混战，致使春秋自汉代以来的华夏文化典籍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访求古书典籍，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后来，大部分图书又毁于战火，唐朝藏书最多时也只有8万多卷。

更重要的是，在正式取代北周，创建隋朝前夕的公元581年（大定元年）二月，杨坚就发布了“已前赐姓，皆复其旧”的命令，下令所有曾被鲜卑皇帝赐了鲜卑姓的北方汉人都要恢复自己固有的汉姓，杨坚也恢复了自己的汉姓，把自己祖上“被赐”的鲜卑姓“普六茹”改回了旧姓“杨”。知道什么叫“赐姓”，什么又是“旧姓”吗？假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鲜卑族，那他完全可以像先前的那些鲜卑皇帝一样继续沿用鲜卑姓氏，或至少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专门改姓，而不是“复其旧姓”，更没有必要在尚未废帝夺位之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让汉人们恢复自己固有的汉族姓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鲜卑人？

把唐朝的统治者说成是“鲜卑民族”同样没有可靠的证据。事实上，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乃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秦安），其七世祖李皓于晋末五胡入侵中原引发史上惨烈的五胡乱华大动乱时，在秦凉一带建立汉人政权以自救，史称西凉。据近代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考证，这一带和东晋以及继承者南朝同为保存汉文化最完整，并对北魏的汉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地区。唐朝李姓皇族又怎么可能是“鲜卑民族”？其实，在隋文帝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后，李渊的父亲也“复高祖姓李氏”，即去除鲜卑人所赐姓“大野氏”而恢复了他们的旧姓“李”，倘若不是汉人，何来“复其旧姓”，即恢复汉姓？倘若李渊真是鲜卑人，那么他推翻隋朝而建立唐朝之后，就应当恢复他们那"鲜卑旧姓"才对啊。然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拿出了他们祖先是汉人的家谱。这说明他们要么是真正的汉人，要么就是完全认同汉人并接受了汉文化传统的鲜卑人。可是，假若真是后者，即他们真不是汉人而是鲜卑人，那也该知道并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传统观念。历史上汉人是很重血统的，有非常强烈的血统意识和宗族感情，因此特别注重祭祀自己的祖先，绝不会把他族祖先当作自己祖先来祭祀，因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的神灵不会享用不与自己同族、不是自己子孙所供奉的祭品，所以人们也不会去祭祀异族祖先的亡灵。这是汉人，特别是掌握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皇帝及其贵族们自古就严格遵循的祭祀原则。而且祭祀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国家大事，决不允许随随便便把他族祖先误当自己祖先来祭祀，这就是《礼记·祭法》所说的“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认为自己祖先是汉人，并有家谱佐证的唐朝李氏皇室只能是汉人，而不可能是鲜卑人。

　　《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著名隋唐史专家陈寅恪曾对唐朝李氏皇室的祖先进行过分析考证，也得出了李氏血统其初本是华夏的结论，陈寅恪先生还推论唐高祖李渊可能不是陇西李氏之后而是赵郡李氏之后，但赵郡李氏同样也是汉人，而且也曾是望族，不是什么鲜卑人。就算是北魏的孝文帝，作为正宗的鲜卑人，虽然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严禁鲜卑语、鲜卑习惯、鲜卑姓氏和鲜卑服装，但也没有到篡改自己的家谱，弄个千百年前的汉人作一朝皇帝的祖宗的地步。所以，所谓唐朝李氏皇室本是鲜卑人，杜撰了自己祖先是汉人的家谱的传言，不但没有任何根据，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现在史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唐朝李氏皇族的父系出自汉人的名门望族，母系即开国皇帝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亲生母亲则是早已汉化了的鲜卑人后裔。人类早已进步父系社会，父系即为民族属性。李唐皇室的民族属性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更何况母系是经过隋唐之前一百多年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公元495年）时期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文化上已经属于汉人了。不仅如此，李唐皇室的父系血统是汉族，文化属性也是汉文化，他们代表的利益也是汉人，连他们自己也确认自己是汉人。

　　正因为唐朝皇室祖先一直都是汉人，所以在唐朝建立后，唐朝皇帝没有像四五十年前的北周、北齐统治者那样恢复鲜卑姓氏或鲜卑特色，而是像隋朝皇帝一样，建国后就极力抹去本已所剩无几的鲜卑特色。唐朝李氏皇室当然也不可能改回什么“大野氏”之类的鲜卑姓（因为“大野氏”这个姓本来就是从前的鲜卑皇帝下令“赐予”汉人大臣的）。包括蒙曼在内的一些满遗叫兽总喜欢拿着唐朝皇室祖先中有过娶鲜卑姓的女子的事当做唐朝含有浓厚鲜卑血统的非汉族政权的证据，甚至还得出了所谓“唐朝是鲜卑族所建，不是汉人政权”的荒谬论断。但是，这些人恐怕连那几个鲜卑女子身上到底有多少鲜卑血统，她们还保留了多少鲜卑文化，跟其他汉人有多少的不同，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因为早在三四百年前魏晋，甚至五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不少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与鲜卑族混居了，而北魏中后期，鲜卑人不是大批死亡，就是被汉人汉化而最多只剩下个象征其祖先中有鲜卑的姓而已，文化上则完全汉化，怎么能因为那几个女子的姓是鲜卑的，就不但说她们是纯种的鲜卑人，还说她们嫁给汉人后生下的子女也是鲜卑人呢？如果以皇帝身上有鲜卑人或者其他异族血统就说该王朝是鲜卑人所建的政权或其他什么异族王朝的话，那么近代的日本天皇还有朝鲜人的血统，日本国岂不成了韩国人、朝鲜人的国家？那韩国人、朝鲜人为什么还老谴责日本侵略了韩国、朝鲜？韩国人、朝鲜人岂不是吃饱了没事找事的无赖？

　　所谓“隋唐君主是鲜卑后裔”这种说法极为牵强。是的，隋代国君姓杨，唐代国君行李，它们曾在北朝时期被迫接受鲜卑统治者的“恩赐”而改姓“普六茹氏”、“大野氏”，但隋文帝杨坚一夺取皇位就首先认祖归宗改回汉姓“杨”，还下令让那些被强迫改姓鲜卑姓氏的汉族贵族恢复原来的汉族姓氏。唐朝皇帝同样继承华夏正统，还拿出自己的家谱，证明李唐皇室是华夏汉人。试问，如果他们本来就是鲜卑人，他会立即主动采取这种恢复汉姓、匡扶华夏的汉化举措吗？与此类似，大家都知道，元朝的“孛儿只斤”皇室是真正的蒙古人，你认为蒙古族皇帝征服中国之后当然不会改成汉姓，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是真正的满洲人，满族皇帝入关得位后也没有改成汉姓，更不会宣称自己是汉人。

　　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的祖先原本是汉人，史载，刘秀之子刘辅的裔孙刘进伯官度辽将军，在攻打匈奴时失败被俘，囚禁于独山（今辽宁省海城境内）之下，他的后代有尸利单于，为谷蠡王，号独孤部，也就是隋朝皇后独孤氏的祖先。若说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纥窦陵氏是鲜卑族，更是以讹传讹，因为她的祖先是汉朝外戚窦氏，原本就是汉族人氏，后投奔匈奴担任“大人”，而在魏孝文帝改革时又改回窦氏，认祖归宗。只能说是个胡化的汉人。再说，北朝的鲜卑贵族与汉人长期通婚，同时接受华夏文化，本身就已经是鲜汉混血的鲜卑人。另外，如果人们非要把混有鲜卑人血统的汉人叫做鲜卑人。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本身就是汉人，我们也可以称北魏孝文帝是汉人了。再说了，假设就算隋唐皇室的母系是纯正的鲜卑族又如何呢？满清的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后是蒙古族，其母亲佟氏是汉族，康熙的满族血统至多只占四分之一，蒙古族血统占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却占二分之一，但谁会说康熙皇帝是汉族或蒙古族呢？因为，按照世界各国的传统，尤其是东亚民族的传统，民族成分主要是依据父系划分的。

　　其实，即便是鲜卑人本身，在创建北魏政权之前就已经长期与汉人杂居和混血，其文化中早就含有大量的汉文化，而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更不用说了。包括那位满遗教授蒙曼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只要有少数民族血缘的，就不是汉人，只要建立王朝的人身上有丝毫的少数民族血缘，甚至仅凭借史书上记载的某人的只言片语，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身上有少数民族血缘，就狂言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王朝就是少数民族王朝，却全然不顾这些他们身上的汉人血统，全然不顾他们对汉人祖先，对汉文化、对汉民族的高度认同。既然这样，那反过来我也可以说，只要有汉族血缘的，就不算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北魏比唐朝都还要有资格是汉人的政权了，因为不仅制度和文化，就连北魏的皇帝老子们身上流淌的大部分血也是汉人的嘛，呵呵。在此就撇开文化等方面的汉化事实,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单纯从血统来看看鲜卑人向汉人的转变，北魏为什么是汉人的王朝。首先，鲜卑族的人口远比汉人的少，鲜卑族的大部分又是贫困潦倒的军户，因此连年的战争，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在短短的百年内所遭受的几次清洗，鲜卑族人大量死亡，使得支撑鲜卑族政权的“国家柱石”军队都不得不由当地纯种汉人组成（也即府兵）,另外还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与强制等等，因此到了隋唐时期，究竟还有多少纯种的鲜卑族人活下来都是个大疑问。事实上，不用说一般鲜卑人不是战死，族灭，就是早被汉人汉化掉了，就连不会因饿死、战死、病死而绝种的北魏皇帝，到了最后,也只剩下了1/128的鲜卑血统，而127/128，即9921875%的血统其实都是汉人血统了。

　　下面是北魏王朝皇族血统的中国化表(参照宫琦市定《大唐帝国》等)1

　　1、 北魏创始人道武帝（纯种鲜卑人）======刘贵人|

　　2 明元帝(1/2 鲜卑血统)======杜贵妃|

　　3 太武帝(1/4 鲜卑血统)======贺夫人|

　　4 太子晃(1/8 鲜卑血统)====== 闾氏(鲜卑)|

　　5 文成帝(1/8 鲜卑血统)====== 李贵人|

　　6 献文帝(1/16 鲜卑血统)====== 李夫人|

　　7 孝文帝(1/32 鲜卑血统)====== 高夫人

　　(孝文帝时期，唐朝皇室祖先之一的李冲时任北魏高官)|

　　8 宣武帝(1/64 鲜卑血统)====== 胡皇后|

　　9 孝明帝(1/128 鲜卑血统)

　　(上面括号内的分数为北魏皇帝的鲜卑血统的比例)

　　也即到了北魏末年，其皇族只剩下1/128的鲜卑血统,即只有078125%的鲜卑血统!从上表可知,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只有1/32=3125%的鲜卑血统,而有96875%的汉人血统,因此,他禁止胡语胡服胡俗而全面推行汉化路线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些因李世民的母亲有一点早已汉化了的鲜卑后裔的血缘，就说李世民，乃至李唐皇族都是鲜卑族的人为什么不说北魏是汉族王朝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化、习俗、传统、价值观上来看，还是从血统上来看,不用等到隋朝、唐朝，早在北魏时期，大部分鲜卑人已经变得与汉人相差无几，只有少部分鲜卑人还留下个空头的鲜卑姓氏符号。所以，按照某些人的“血统论”观点，北魏政权就更是汉人王朝了。

（二）、大唐皇室宗源辩正

　　首先，包括《旧唐书·高祖本纪》、《新唐书·高祖本纪》、《册府元龟·帝王部·帝系门》等在内的正史典籍都明确记载，李唐皇室的先祖出自陇西李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国君主李暠的嫡系后裔，李暠则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旧唐书》记载为陇西狄道）。这些记载都出自可信度很高的正史典籍。

　　其次，国学大师、中国古代史泰斗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以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李唐皇室出自赵郡李氏的推断，其主要论据是是《唐光业寺碑》，全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及《畿辅通志》、《隆平县志》等方志关于此碑刻的拓文。此碑为唐朝光业寺的建筑之一。唐高宗（李治）总章年间（668～670年），唐朝宗室为保护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之陵（即建初陵、启运陵，二陵共茔，全称“大唐帝陵”），在陵墓正东修建光业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扩建整修，并增建大佛堂，竣工后立此碑以示纪念。关于此碑，《畿辅通志》之拓文为“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张氏谨追上尊号，谥宣庆皇后。皇祖懿王谨追上尊号，谥光皇帝。皇祖妣妃贾氏谨追上尊号，谥光懿皇后”从残存的碑文可以直接得到的文字为“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无疑提供出李唐源出赵郡的铁证。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从陵区南侧出土的唐王后胤墓志铭，更进一步证明其为陇西李渊宗室旧域陵寝所在。再者，李熙、李天锡、李虎、李昺的茔墓，都是按照汉人旧制，而这些陵寝之建造，都发生在李唐建政之前，李熙及妻张氏都是汉人，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也是汉人，其子李虎及妻梁氏也是汉姓，李虎则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李唐宗室是汉人无疑。但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唐皇室既然出自赵郡，何必托名陇西？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赵郡之李与陇西之李同源。西魏之前，陇西之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同为望族，自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建国，由此就硬性规定关陇李姓为望族，赵郡之李的名望屈居关陇之后，李渊托名陇西，实是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世地位；或者，本为陇西之李，但并非华盛之门，后展转迁徙至赵郡。二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皇室的先祖本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因不是名门望族，是以家风渐染胡俗，名不雅驯。李氏一族至西魏时才真正显贵起来，李渊祖父李虎入关后，东西分立局面已定，遂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继而又自称是西凉的嫡裔。

　　综合上述两种论述，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政治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李唐皇室之宗源出自赵郡，当无疑义，赵郡之《唐光业寺碑》以及李唐先世的陵寝，提供出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但为何自称陇西之李？何以表明与山东之崔卢李郑甚为生分的态度？实际上，是李唐王朝出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这样的论述令人信服。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延续到隋唐，仍然有相当的社会势力，统治阶级为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也为标榜自己的出身，托名名门望族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现象，甚至到中唐，仍然存在。例如，韩愈的籍贯应为河南孟州，但为提高门第，托名河北昌黎，因昌黎韩氏在唐代是郡望，李唐王朝为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更多的合法性，也为提高门第身份，托名到西凉李暠之嫡裔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出自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西魏以至隋唐，关陇贵族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是关陇汉族地主豪强武装与鲜卑的军人集团结合起来的强势联盟，谁想统治中国，必须以关陇集团政治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证非常有力，令人信服。李渊、李世民父子首先是务实的政治家，其首要考虑的，是巩固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而非单纯的认“宗族”，“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封建政治规则使得联姻、宗族谱系的“认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也是同样的目的：确立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关陇贵族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协调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政治利益。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支持唐太宗在立储上为何最终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而非魏王李泰、或者吴王李恪，因为唐太宗首先要考虑的是关陇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巩固大唐帝国的基业，防止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甚至内讧，太子的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以老臣兼元舅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臣的支持，吴王李恪是庶出，魏王李泰见恶于长孙氏，唯一的人选只能是晋王李治，虽然以才干迩论，晋王李治是最次的人选，却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来源：网络）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柳兴恩与谷梁大义述》，《古籍研究》2012年上卷

《仪征卞氏与义宁陈氏的文字因缘》，《中国文化》2011年春季号总33期

《开拓家谱研究的新领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春蚕到死丝方尽：怀念卞孝萱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9年第4期

《解读翁同龢——<海虞翁氏宗谱>资料的发掘利用》（卞孝萱、武黎嵩合著），《古典文献研究》2009年（第12辑）

《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钱氏宗谱>资料的发掘利用》（卞孝萱、武黎嵩合著），《中国文化》2009年秋季号（总30期）

《从三部<京江柳氏宗谱>看国学大师柳诒征》（卞孝萱、武黎嵩合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姚鼐与宋学》（卞孝萱、武黎嵩合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从<陈氏合修宗谱><义门陈氏宗谱>看陈寅恪家族》（卞孝萱、武黎嵩合著），《中国文化》2008年秋季号（总28期）

《重新认识姚鼐——<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卞孝萱、武黎嵩合著），《中国文化》2007年秋季号（总25、26期）

《徐州云龙书院沿革考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善述文章根血性——〈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初读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陈宝箴系赐死说考辨》，《江海学刊》2007人文综合版

《陈寅恪真的有诗无词吗？——记三首署名陈寅恪的词作》，《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圣贤讲和》（副主编、撰稿），南京出版社，2007

《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参与撰稿），辽海出版社，2009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茶经(图文版)

《茶经》（图文版）把陆羽《茶经》进行了精译，并配以精选的，全书图文并茂，《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茶经》的问世，对把茶提升为独立学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原《茶经》共分上、中、下三卷，包括茶的起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十章，内容丰富、翔实。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范本，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发扬光大。

《大观茶论》

《大观茶论》是宋代皇帝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许就因为此，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文化学者日月洲注释的《大观茶论》为我们打开了宋人创造的那个复杂瑰丽的茶世界。

《中国茶经》

它与《茶经》相比，更具有时代特色，既重科学技术，又重历史人文；把茶叶生产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记述，突破了传统的写作方法，较准确而全面地总结古代、近代和当代的茶情；是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数千年茶文化概貌的巨著。

本书涉及茶学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深入、观点之鲜明，都是目前所仅见的，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茶叶百科全书。

主要阐述了我国各个主要历史时期茶叶生产技术和茶叶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介绍了中国六大茶类的形成和演变，尤其是对名优茶、特种茶的历史背景和品质特点，作了详尽的说明；通过对茶的属性、品种、栽培、加工、贮运、饮茶，以及茶与人类健康关系的叙述，表明了中国对茶叶科学的认识和利用过程；并对各种茶的饮用方式，特别是具有浓郁地方或民族特色的饮茶方法和礼仪，以及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作了剖析，进一步反映了我国丰富多彩的茶叶文化风貌。

中国茶典藏:220种标准茶样品鉴与购买完全宝典

《中国茶典藏：220种标准茶样品鉴与购买完全宝典》全面收录220种标准茶样，对每款茶叶不仅有产区信息、历史源流、采摘标准、制作工序、市场选购、辨别方法、冲泡技巧等的详细介绍，还附有原色干茶、茶汤、叶底等精美，具有很高的实用及欣赏价值。每款茶汤都是经权威专家指导，按标准方式冲泡而成的。每款干茶形态、叶底风格不仅可以参照比较，还可准确辨别茶叶的优劣、真伪。本书堪称是众多爱茶人士和懂茶人士必备的茶书。

《茶道入门》

这本书谈的是初入茶道最急切需要知道的三篇课目

第一是“茶如何制成”如果连茶是怎么形成的都不知道，那喝起茶来不就像瞎子摸象

第二是“各种茶的认识”，市面上的茶叶有那么多种类，它们的区别何在，如果没有一些理论性的理解，难以进入欣赏的领域。

第三是“如何享用一杯茶”包括冲泡与饮用。

学茶当然要喝茶，而且也只有从喝茶中才能获得茶的益处，才能体会到以茶为载体的思想、美学境界。非专业习茶的人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充分且正确的茶道入门知识是不容易的，笔者以从事二十五年茶道教学的经验，多次整理这类课程，皆希望使初学者能以最短的时间与精力理解并应用这些知识。

问题一：如何在网上查询自己的族谱 直接在百姓通谱网就可以查找啊，但得先把资料录入上去

问题二：怎么在网上查询自己的家谱 我家家谱是国生万贤昌学元守德芳朝廷世泽大永远庆龙光

问题三：请问家谱里怎么查到自己是多少代的 有一页是介绍排子辈的。那一页是单字。比如（元，震，碌，刚，强，梁，）这样的页面表示每个字是一辈人。如果你的名字里的字在家谱里找不到，那就别抱希望了。基本血缘淡化的不是本家人了。

问题四：全国有多少个姓氏，查询家谱可以去哪里？ 截止2015年，据统计，姓氏共11969个。如下：

单字姓5327个，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69个，五字姓96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1个。

具体情况是：

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 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

家谱查询上百姓通谱网哦。

参见：baikebaidu/view/7043029

问题五：哪里可以查询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家乘、世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即用以记载宗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举凡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人口兴衰、人物掌故、风物人情都可以入谱，可以说是宗族的发展史。家谱大致包括13项内容：序文；凡例；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敕、象赞；别传、墓志；祠堂记、祠规；家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义庄记；墓记、墓图；艺术、著作等，一般30年左右续修一次。一位对谱牒研究有素的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编正史、州县纂方志、家族修谱牒，构成中国宗法社会历史大厦三大支柱的话，那么就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来说，当首推谱牒。”前代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在治学中，也都重视使用家谱资料，以补正史之不足。在历史上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族人流亡或迁徙，首先要携带的就是家谱。崔姓家谱介绍

盱南崔氏族谱》(建昌崔氏)为清雍正年间崔仁懋等编。该支崔氏奉崔伦为始祖，崔伦自唐代乾符年间由抚州青泥徙居南城之北港(即今崔坊)，是为建昌崔姓一世祖。南城、南丰、新城、广昌、泸溪各族支派皆其后裔。此家谱共16卷，卷一为谱序，卷二至十六为世传。

安徽太平崔氏《仟源崔敦五堂支谱》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崔森编，该谱记唐代崔群之后世居宣州，至元代寿一公始由宣城洪林桥迁太平东乡黟山之阳，为始迁一世祖。传至第四世，分为东分、西分两派。传至第八世，东分有撸生五子：琬、珊、武、文、曼，遂为五房，此谱载蟆下五房之世系，故称“五房支谱”。卷首外纪统谱世系(自汉代崔篆至唐代崔篆至唐代崔群)、内纪统谱世系(崔群到寿一之父省五)、人物类志，卷一敦五堂世系总图考，卷二至九二房至五房世系图考，卷十艺文，卷终墓图。

民国十三年(1924年)崔铸编的《仟源崔氏悼叙堂支谱》(共10卷，首一卷，终一卷)为《仟源崔敦五堂支谱》中第九世崔滚一支，这支谱，属东分。“悼叙堂”即滚公支堂名。卷首新序，卷一旧序、簪缨考，卷二至九世系图及世传，卷九至十墓图、契据、艺文，卷终为本支祠产及历置公产及创修支谱跋。 安徽无为《濡须崔氏宗谱》(八卷)，为崔筱云等编，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戟堂活字本。该谱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有舜民自铜陵迁无为，是为始迁祖。但该支自舜民以后世系不详。此谱以明宣德至嘉靖人崔彪为大房之祖，崔志清为二房之祖。

湖南宁乡《崔氏七修族谱》共25卷，末一卷，崔黼编，为民国二年(1913年)默荫堂活字本。该谱以南宋时崔比为始迁祖，崔比自江西迁来宁乡。所存各卷为乐吾房、举臣房、赞明房、让吾房、爱台房、斗宇房、养心房、少州房、少溪房之系图，以及世传、墓图，卷末为存族编(辑名存而传阙者)、收族编(辑远徙各处者)。宁乡《崔氏八修族谱》系民国二年谱之重修本。宁乡崔氏支系又有崔荫樾等纂修的《博陵崔氏四修云岫支谱》(10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戟堂木活字本。该谱以南宋人崔比第76代孙崔守曾为宗祖。崔守曾于明万历四十七年筑别墅于宁乡板石衡，题曰“云岫”。卷一谱序，卷二系图，卷三至九行传，卷十墓图、字据等。

家谱可为研究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提供有力佐证。如明朝初年的洪洞迁民，正史中虽然也有记载，但不甚详细，而家族谱 (尤其今河南、山东等地家谱)中记载得较为详备。

另据河南省孟津县大崔沟《崔氏家谱》记载：崔氏本居山西洪洞，迁于河南，相传；五门河北横岭，一居巩县白沙，一居孟津油坊街，一居洛阳太古庄，一居大崔沟，崔沟祖茔在村后北岭……今河南省巩义市《白沙崔氏源流》记载：白沙崔氏始祖崔思义，兄弟四人，原籍山西省潞安州等籍长子县：兴宁村。元末战乱迭起，人民离散>>

问题六：怎样能查到自己的家谱家族 家谱这种东西要代代相传的，不是去哪里查能查到的。

问题七：怎么能查到自己的家谱家族 找族谱。。

问题八：有哪些可以查询家谱的网站？ 可以查询家谱的也不多。通常都是先把家谱搬到互联网上了的。才能随时随地查看家族成员，动态，日志等等。如。百姓通谱啦。算得上极为棒的一个。

问题九：家谱在哪里可以查看到？ 家谱当然是自己家族才能看到啊 = = 有些家族专门找人修家谱 还有宗族祠堂的

问题十：请问家谱里怎么查到自己是多少代的 10分 应该是名字中间的字

1 李姓来源 "李"是我国五大姓氏之一上古殷朝末年,有个贵族叫理利贞,为了逃避纣王的迫害,随母亲逃亡,到一处躲在李树下,又吃李子充饥,一生难忘,就改姓为李李利贞的十一世孙李聃,就是大家熟知的老子老子是思想家,后来被尊为道教始祖到了唐朝,皇帝姓李,并且常常对功勋卓著的大臣们恩赐李姓李姓历代先人还有如:〔李冰〕战国时在四川做郡守,修成都江堰,造福人民几千年〔李白〕唐朝大诗人,诗豪放,喜饮酒又叫李太白,后世的酒家尊他为神圣文人心目中,他是诗仙〔李自成〕明朝农民起义军领袖〔李时珍〕明朝医学家,著《本草纲目》〔李东阳〕明朝诗人,茶陵诗派的首领 指树为姓 "指树为姓"是李姓生成的最早根源 据《秘笈新书》引《姓纂》及《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李氏,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咎繇(皋陶)" 皋陶,为东夷部族首领,活动中心在偃(奄),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史记正义》引《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舜)因之而赐姓曰偃"这就是《左传》中所说的"天子因生而赐姓"皋陶,在尧为炎黄夷联盟首领时,任理官,即掌管司法的长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主持制定了五种刑罚(墨,劓,(非刂),宫,大辟),并依照罪行的轻重来量刑治之,还对不用五刑的罪人分等流放,使天下人心信服传说皋陶专门训养了一头名叫触(角圭) 的独角奇兽,这奇兽有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能辨善恶真伪它一遇见有罪的人,就会用尖利的独角去冲撞;一发现谁在说假话,就会